这时候，李徵古居然说：“陛下当以兵力拒敌，涕泣何为？饮酒过量耶？乳保不至耶？”陛下当以兵力抗拒敌人，哭个啥劲呢！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奶妈没过来吗？
这话说得实在无礼，李璟当时就变了脸色，左右也感到害怕。但李徵古先生神色自如。应该是在宋齐丘死党的授意下，管理天文农业的官员也乘机说：“现在天文已经有了变化，人主应该避位，祈福禳灾。”
李璟一听，这就是要我做杨溥第二啊，就不动声色，说：“好好好，这正是我的意思，但我不知道这个位子传给谁合适啊。”
陈觉、李徵古一怔，马上接话道：“天命如此，应该让宋公齐丘摄政。陛下但居深宫之中，等到国事已定，还可以再归政，也不算晚。”
李璟说：“好好好。”
马上就召中书舍人，宫廷秘书长陈乔来，草诏，传禅。
但李璟这么做，实在是出于愤怒，并非真心。
陈乔过来后，听说这事坚决不肯草诏。他上前对李璟说：“陛下一旦颁发这道诏书，一旦签了名，我这个臣子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啦！”
李璟这才嘻嘻哈哈地嘲笑了诸臣一番，“传禅”的事才算过去。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齐丘被拘禁至死，陈觉、李徵古被赐自尽。
宋齐丘名气大，很多人都趋炎附势巴结他。名臣冯延巳，书法很棒，远远胜过宋齐丘，却恭维宋齐丘的书法有功夫，并假装拜宋齐丘为师跟他学书法。宋齐丘对此毫无自知之明，见有人来拜师，就一本正经当老师，“指点”冯延巳的书法说：“你的书法并非不善，但是不够精。很多地方往往像虞世南，这怎么能行！”
在宋齐丘眼里，大唐虞世南的书法也不咋地，因此被人讥讽为“狂瞽”，疯狂的瞎子。
但南唐衣冠之国，除了汪台符瞧不上宋齐丘之外，还有一个人也瞧不上他。此人就是著名文臣韩熙载。
因为宋齐丘有名气，所以很多人都来找他写碑文。碑文写好后要镌刻，镌刻之体最好用八分书，隶书体，这种字体，韩熙载最拿手。因此人们往往拿了宋齐丘的文，请韩熙载来书写。韩熙载看着宋齐丘的文章，就用纸团吧团吧塞到鼻孔里。人问他为何如此，韩熙载答：“其词秽且臭。”宋齐丘的文辞又脏又臭。
帮助李昪得到天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
李昪救吴越国灾
徐知诰经由“传禅”，做了皇上。既然徐知诰先生总是自称为大唐帝国建王李恪的后裔，这时候徐温的儿子们为了讨好他，开始请求徐知诰“归姓”，也即恢复真实姓氏李氏。史称徐知诰此时特别怀念养父徐温的“鞠养之惠”，收他为养子的辛苦慈爱之恩，不忍心改回李姓。但百官坚决请求，徐知诰先生这才答应恢复李氏。
于是，史上有了南唐李氏。
南唐（937—975），历史上不算中原“正朔”王朝。在“五代十国”中，只属于“十国”之一。但考察下来，却发现，南唐的经济、文化都有中原“正朔”不及之处，不仅“五代”诸国难以企及，连历史上的正宗王朝，如秦、晋等，与南唐比，恐怕也要逊色得多。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南唐，算得一个成就斐然的文明邦国，不算坏。因此，大帝柴荣乃至于后来的赵匡胤要灭这个邦国，最为头痛的不是武力方略，而是师出何名——为何要“平江南”？
无论柴荣还是赵匡胤，就地缘政治论，北边主要是契丹问题，至于北汉，那是早晚可以解决的问题，相当于围棋中待提的死子，只是时机问题；南边其实就是南唐问题，至于西蜀、南汉、荆湖、吴越，问题都没有南唐这么重要。
南唐，长期定都金陵，从先主李昪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有国三十九年。南唐盛时有三十五州，地跨今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诸省全境或大部，人口五百万左右，与宋初建隆年间（取荆湖蜀汉之前）的人口差不多，但富裕程度则超过了中原大宋。
李昪不喜欢用兵。
吴国杨溥时代，吴越钱氏有一次来袭毗陵（今常州无锡一带），李昪率兵与吴越大战于无锡，战争结果是：越人奔溃。
吴国本来与吴越国很少战争，这一场吴国的胜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两国开战就是仇家，李昪在四邻境内只有与吴越钱氏这一仗算是“国仇”，但他主动与钱氏和好，两国之间于是息兵。
他曾有言道：“民各生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
百姓各自都有自己的父母，哪里用得到争夺城池，开扩领土，让这些同样都有父母的孩子们流血牺牲呢！
先主李昪称帝第六年，邻邦钱氏吴越国大火，都城宫室、府库全部焚毁，史称“甲兵皆尽”，连兵器盔甲之类军需物资也烧没了。
这时，李昪部下首席谋士宋齐丘主张“乘其弊攻之”。
他一番话的大意是：这是一个机会，两国边境连绵千余里，按国力，南唐盛于吴越。钱氏吴越国自前代就是杨氏吴国的对头。这对乐于开疆拓土的雄武君主来说，机会难得。现在这一把大火，证明苍天已经放弃了吴越，我部大兵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扫荡吴越的宫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让吴越成为我们后世的忧患。
但史称“李昪不许”；不仅不许，还“遣使吊问”；不仅遣使吊问，还“厚赒其乏”，给吴越钱氏送去了大量救灾物资。
这一段故实，有多种版本，各有不同，但说到李昪不忍之心则大同小异。
《钓矶立谈》（宋·佚名）说李昪听到宋齐丘这一番话，“愀然久之”，忧伤了很久，他说：两国疆域虽然有区分，但黎民的生命道理是一样的。战端一起，人各为其主，其心未离，那时必将有一番惨厉刀兵。如此横生屠戮，实非我所忍心。况且救灾睦邻，是治古之道。我发誓将后世子孙，付之于天命，不愿以我之力而经营后世！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江南野史》（宋·龙衮）言李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南唐国，首先与吴越国钱氏约和，还将以前战争中抓住的吴越将士送还吴越，吴越也投桃报李，将过去抓俘的吴国将士归还南唐。史称二国“遂通好不绝”。
《南唐书》（宋·陆游）论李昪吊唁周济吴越之举是“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确实，李昪此举很像春秋时秦国周济晋国荒年的举动，不计两国恩仇，但以天下民生为重。
爱和平，不爱用兵
李昪对宋齐丘所有的谋略都很赞同，唯独关于开疆拓土的意见，他不愿意接纳。他爱和平，不爱用兵，以至于跟随他的部下都有点瞧他不上。
那个大名鼎鼎的词人、高官冯延巳，在李昪时为秘书郎，受命与太子李璟交游。李璟登基不久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做了宰相。
他做宰相后，常在背后诮话李昪，《江南野史》记录冯延巳的说法是：“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不过是个乡巴佬，成不了什么大事。
马令《南唐书》的说法是，冯延巳常笑李昪“龌龊无大略”，说李昪过去打仗时，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要唉声叹气十多天。又夸奖当世的李璟说：现在的主上，数万将士在外打仗，根本不介意，“宴乐击鞠不辍”。不管外面打仗多么紧张，李璟照旧大摆筵席踢球玩乐，从不中止。他认为李璟这样不在意数万生命的主上，“则真英雄主也”。
这些故实透露出李昪、李璟的性情差异。但李璟也是初期好战，中晚年后，也是一个厌战的君主。
说到冯延巳，略说说他的姓名。“冯延巳”还是“冯延己”，史上说法不一。简言之，我赞同“冯延巳”说，理由：冯氏字正中，正中，是午时。午时，即现在标注的十一时至十三时之间。巳时则在午时之前，即九时至十一时。巳时一过就是午时。“延巳”，就是“延长巳时”，那就到了“午时”，故字“正中”。他还有一个号叫“延嗣”，也可以据此推想“延巳”“正中”与“延嗣”的关联。故，我以为，称他为冯延巳可能是符合他的名字本意的。
李昪时代，税赋很轻，徭役很少，守土之外，很少战争，与契丹、中原、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还开办了太学、开设了科举，人称天下衣冠之盛在南唐：“儒衣书服盛于南唐。”
李昪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他晚年，与宰相冯延巳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做南唐的“隆中对”。
李昪掌有南唐之后，江淮一带也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正好赶上丰年。江淮的丰收在传统中国经济史上一向都很重要。两湖之外，就是江淮，中国的粮仓在此。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于是，南唐朝中就有人主张举兵“广土宇”，也即开疆拓土，侵占他国领地，扩大自家版图。冯延巳更认为南唐地势不算广大，羽翼尚不丰满，故不可以远飞；国家还不够伟大，不能号令四方；财政赋税兵马粮草还不够富有，不可以兴事，因此，必须开疆拓土。他提出，如果开疆拓土，首先就要瞄准以下三个邻国：王氏闽国、钱氏吴越、马氏荆楚。他的意见是：南唐要有“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要想振兴南唐，必先灭此三国。
李昪反对这个意见，说了一段话，可见其不乏仁人之心。他说：
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患甚矣！吾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
我从军旅之中长大，看明白了战争对士庶的危害太大了！我不忍心再谈兵戈之事。让别人的士庶平安，那么我们的士庶也就平安啦！
随后，李昪历数史上开疆拓土导致社稷倾颓的故实后，又挨个分析了三国的政治形势，最后说：
如果一定要与三国开战，胜算也许有，但兵祸连结，所得未必大于所失，还同时得到穷兵黩武的恶名。孟子过去就说过，齐国夺取了燕国之后，因为恐怕四邻都来此争夺，形成兵连祸结的局面，这样，白得尺寸之地，却有了战争罪人的恶名，齐王不愿意做这种事。与其大动干戈，还不如节俭而待天命，与四邻敦睦，这样就相当于王氏、马氏、钱氏三国在为南唐守四邻，如此，则四境之外，使人自为守。等于我现在保存三国而不取，是以三国为我唐之屏障也。这样没有疆场之祸，我就可以专心于内政。我邦男不失农活，女不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家一定会更为殷足富有。而兵旅训练，很长时间不去打仗，士气则必然倍增。如果蒙天眷顾，中原有变，朕将投袂而起，首先倡议天下，如果能平定北方非正朔的中原伪政权，恢复我大唐故都长安，然后谦逊地号令江南诸国归附，那时，就是一封诏书的事。能够如此，何必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呢！
李昪一番话说了三层意思：
一、南唐真正的大敌在北方不在南方。宋人马令《南唐书》记录李昪说法是：“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蓄财养锐，以俟时焉。”这话的意思是：李昪不是简单的厌战，实是待时。他认为时机不到，宁肯不动，以免兵衅一起，胶着连年，且胜负未可知。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远见卓识。
二、南唐不能在四境开战，留有四境邻国，等于他们在代我守边。这个意见与赵普劝导太祖赵匡胤的意见一致：暂时留着北汉，等于让北汉为大宋守北边，这样与契丹就不会直接接壤为敌。而南唐在等待天命来临的时刻，可以北上扫荡中原，以成帝业。
三、生命珍贵，百姓无辜。兵戈之凶器，能不动就不要动。生灵涂炭，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苦难。这个意见正是古来儒学敬畏生命之圣贤精神所在。
关于地缘方向的军政战略，李昪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不要对邻境用兵，等待中原有了变化，北上与伪政权们去争天下。
李昪对冯延巳一番话，一时说服了诸臣。当时儿子李璟也在旁边。
李昪将这个意见坚持到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临终时，还对李璟说：宫里积有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死之后善和好邻境，以安社稷！万不可效法隋炀帝，依恃国家富有而穷兵黩武，那是自取亡覆之道。你如果能听我这话，我死后也视你为孝子，百姓也会称你为贤君！
《钓矶立谈》记录说：李昪死前，呼李璟登御榻，抓过他的手，咬他的指头到出血，戒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以后北方有战事，你可不要忘了我跟你说的这一番话！
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先主李昪，历史上是一个被众多英雄淹没的重要人物。他对南唐未来的划策，具有了不起的前瞻性。这是比起诸葛亮《隆中对》毫不逊色的战略规划。诸葛亮辅佐的蜀国，历二帝，共有国四十三年，李昪开创的南唐，历三帝，共有国三十九年。有国时间差不多，但就文化贡献而言，南唐其时比蜀国大多了。如果玩笑扯一句“幸福指数”，南唐也比蜀国高得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昪志在中原以待天命的国策，是一种不为俗见和短见所左右的大见识。
南唐中主李璟如果真能理解老爸一番远见卓识，真能积蓄实力，等待中原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历史格局。
但历史留给人们的恨憾实在太多……
李昪当政有一德政，早于赵匡胤时代，值得在此说说。
五代藩镇将帅不仅主地方军政，还兼管司法。但武夫们主持司法，往往轻断生死。在李昪这里，改了规矩。他规定“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由朝廷决断犯人生死，并要反复查验复核。这是避免冤狱的必要手段。如此司法，就有了“慎罚”的圣贤气象。
这不是个小事件——所有敬畏生命的故实，都不是小事件。这类德政，都是影响赵匡胤的传统故实。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禁止藩镇专断司法，将死刑判定的权力收归朝廷，应该就与前辈的德政传统有心性和制度上的渊源。
李昪有光明从政的意识，践祚前，根据他的行为逻辑，可以推演，他应该有过“权谋”性质的运作，但践祚后，则较少看到“权谋”性质的运作。这在帝王之间比较罕见。
有一个人进献“毒酒方”，说可以秘密处罚那些乱臣什么的。李昪说：“谁要违犯了我唐的法律，自有正常刑律，要这个干什么？不要!”关于他的记录中，有“鸩杀”大臣周本的故实，似与他这个说法矛盾，似乎是历史记录中的歧异，但要注意到：“鸩杀”案时间，在他践祚之前。所以我要说，李昪的“光明从政意识”是在他践祚之后。
李昪生性节俭，知者不多。据陆游《南唐书》，李昪常常穿用蒲草编织的鞋子。平时用的洗手盆都是铁的。夏天，寝殿施青葛帷，这是一种很便宜的布料。左右宫婢，只有几个人，而且服饰朴陋。南唐建国之始，就以他的金陵节度治所为宫殿，这意思是说，南唐帝国的皇宫，其实就是当时吴国齐王的王宫。但是王宫与皇宫还是有区别的，李昪只要求在殿脊加上皇宫才有的鸱尾，外设一些阑槛而己，始终没有大兴土木，另建皇宫。李璟做太子时，要用杉木做板障，有司请示李昪，李昪说：“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战舰，以竹作障可也。”杉木固然有不少，但我要留着做战舰，李璟要做板障，就去用竹料吧。
看陆游的记录，可知李昪是比赵匡胤还朴素的一个人。
他晚年服金石药，有求长生的意思。但这种江湖奇药服后让人躁怒，李昪也不例外。所以，当百官奏事时，他也常常厉声呵责。但群臣似乎并不怕他，也常常“正色抗辩”，很严肃地反驳这位开国皇上。这时，李昪如果听臣下们说得事理明白，“必敛容慰勉之”，他能当场收起厉害样，立刻温和地以礼待臣，并且十天之内，必有赏赐。这样的君臣关系，让人心气平和，都很舒畅，史称“人思尽力”，人人都有将全部智慧和能力贡献出给南唐的心思。
南唐后来在与大宋的对峙中，朝纲已经多有败坏，但仍然不乏忠勇良臣，与李昪这种礼贤下士之风不无关系。
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的很多作风，与李昪相似。老赵也是一个勇于认错的圣君，并且能够当场认错，认错之后，还会给对方优厚的奖励。
近代以来盛行一种“史论”，认为“统治者”的所有“善政”“德政”都是“让步政策”，都是“虚假”的；“善政”是“虚假”的，“德政”也是“虚假”的，等等。这类“史论”属于“诛心”之论，也即“动机论”，是非常不靠谱的一种揣度，具有“栽赃”的性质。即使这类说法是真实的，也可以退一步说：不能指望政治家“真心”为你干活，假的就行，一辈子假装尊重民意，一辈子假装尊重法治，一辈子假装关注民生，一辈子假装敬畏生命……这样已经足够。不能向政治家们索取太多。所以西方有谚语说：“一辈子佯装好人，上帝也会感动。”李昪、赵匡胤，就是“一辈子佯装好人”的圣君，如果不愿意承认他们人性中的仁慈隐恻，也可以这般理解。
李昪就是这样一个南唐先主。史称他死后消息传出，“四方黔首叹息涕泣而辍其食”。他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这位死后被谥为“烈祖”的皇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雄心，史称“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李昪只在意守住继承吴国而来的旧地，没有继续经营扩大版图的战略。但也正是这样的国策推行，“吴人亦赖以休息”，吴人也依赖于这种守成而不是扩边的政策得到安居休息。
而吴越钱氏，据有苏浙闽全境或一部，历三代五王，近百年间，也是一个厌战的邦国。
鸩杀大臣事件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但南唐、吴越的战略是保境安民、休兵息战。在邦国建设中，农桑、水利，益民之举常有。故五代之乱，江南偏安。这一片广袤疆域为后来的大宋帝国保留了再生的元气。就历史有机性言，南唐与吴越的厌战、惧战，是利于吾土吾民之举，值得对这俩“软弱”的邦国，特别是李昪和钱镠时代，给予一点温情的理解。
但在记录中，李昪也有诛杀大臣的案例。
这是李昪还在叫徐知诰时的事。
吴国杨行密时有个武将名叫周本。此人骁勇异常，年轻时在山中徒手与猛虎格斗，居然将猛虎格杀。威名传扬，江湖皆知。后来在杨行密麾下，作战时几乎不知道生死。攻城略地，往往遍身是伤，全然不顾。等到战斗结束，他自己烧个烙铁，烫治创口，居然还谈笑自若，就像没有疼痛感觉。所以他的部下对他都很服气。杨行密称王后，周本带兵平定浙江，为吴国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在江西打仗时，他曾以七千人击破数万之众。后唐时，被封为西平王，仍然镇守在吴国，辅佐杨溥。
徐知诰要“接受”杨溥的“传禅”后，周本已经七十多岁，退休在家。忽然听到儿子跟从朝中大臣奉书劝进，坚决不同意。他不同意徐知诰代替杨溥。
徐知诰这时候还在做齐王，知道后，在便殿设席宴请诸臣，特意给周本的杯盏里下了鸩毒。周本经多见广，知道这杯酒不是好酒，就拒绝饮用。他的办法是，假装喝醉，然后将徐知诰送来的酒盏拿在手上，又另外取过一壶酒，两下里来回掺和在一起，然后又分成两盏，自己取一盏，进献给齐王徐知诰一盏。
他说：“陛下千万岁！臣敬陛下酒！陛下若不饮此酒，可不符合君臣同心同德的大义！陛下赐酒，臣不敢奉诏！”
此言一出，徐知诰马上变了脸色，很久僵着没有话说。这应该是徐知诰一生至为尴尬的时刻。饮下去，俩人都毙命，肯定不能饮；不饮，就证明了酒中有毒，那么诸位大臣知道，就会对徐知诰有了警惕。对徐知诰来说，那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信用危机。但周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僵着。
这时，一位优伶名叫申渐高，他知道这件事应该有个结局。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似乎也只有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想到了，于是决定来做这件事。
他走上前来，故意说一些诙谐幽默的话头，然后将周本手里的两杯酒自己全部喝了。喝完，装醉，将酒盏酒壶塞到自己怀里，急忙跑了出去。
徐知诰秘密地让人带着解药去救申渐高，但是，已经晚了，史称申渐高“脑溃而死”，脑袋溃烂而死。
申渐高之死，是春秋时的士人之风。此中也有大义，他期望用自己的一死劝谏徐知诰不当以此诛杀大臣。
周本知道徐知诰最后还是由杨溥“传禅”做了新君，不禁愤怒地长叹道：“岂能复事二姓乎？”我乃是吴国大臣，岂能再为二姓服务！
在极度的忧郁中，周本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他可能是唯一在李昪篡位活动中“死节”的大臣。
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故实的主角不是周本，而是徐温的次子徐知询。
徐知询很早就想取代徐知诰摄政，但他人望、能力都不足。徐温死后，他被剥夺了军政管理大权。
当徐知诰用一只金杯装了鸩酒给他喝时，跟他说：“愿弟寿千岁！”
徐知询知道有毒，就用别的酒器平均了两杯酒，跪着献给徐知诰说：“愿与兄各享五百岁！”
后来的事，有申渐高解决了。
申渐高，是吴国乐师，善于吹奏三孔笛。
李昪鸩杀大臣事件，虽然是践祚前的恶习，但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复杂性所致。人，不是一个面孔；李昪，也不是一个面孔。
叁 李璟
李璟从公元943年登基，到公元947年四年间，发动了灭“妖贼”张遇贤、平建州王延政、与吴越“逐鹿闽国”三场战争，先后损兵折将近三万人。战争中占有的建州、福州，最后反而落到吴越手中。李璟实在是心有不甘，早把乃父啮指告诫放到脑后……
初用兵生擒乱贼
公元943年，李璟即位，史称“南唐中主”，改元保大。
龙衮《江南野史》记载，李昪封齐王时，接受了吴国的禅让，做了皇上之后，曾请善相的术士来给自己的儿子们看相。据说相者指着四子李景达说：“此人虽不及于公，但却是一个善持守者。”这人虽然不能达到你所有的成就，但也能够做到守成之君。李昪又令他看长子李璟，相者说：“只恐此人不了公家事。”意思就是李璟不能完成李昪的事业。但李昪没有相信术士的意见，却听从了自己的内心感觉。他喜欢李璟，李璟又是长子，最后还是立了李璟为太子。
李璟本色是词人。
按词家说法，传统中国填词者有“三李四人”，乃是唐末李太白，南唐李璟、李煜，宋之李清照也。李璟词传至今日虽然只有四首，但细细观览，可以窥见此人作词确有天分。马令《南唐书》引一个说法，说李璟少有至性，怀高世之量。曾命人在庐山瀑布前建构一个书斋，为他日终老之计。于此可见，李璟实在也是一个风流才子、性情中人。文学史论此类事甚详，这里按下不表。
且说李璟即位后，时当中原大乱，后唐、后晋、后汉打得不可开交。李璟忘记了老爸的千叮咛万嘱咐，有了染指中原的“雄心”。
李璟在位初时，赶上个“妖贼张遇贤”作乱。
这位张遇贤作乱的地点本来在南汉，南汉辖境不过在两广一带，没李璟这边什么事。但张遇贤听信妖言，往北发展，一直到虔州（今江西赣州），这里已经属于南唐地界。李璟就得管管这事了。
据说张遇贤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县城的小吏，但是忽然有“神”降临县城的民家，跟人谈祸谈福，预卜吉凶，往往还很准。张遇贤也前往祷告。这位“神”说：“遇贤是罗汉，可留事我。”张遇贤是有功德的罗汉再世，可以留下来侍奉我。这时也正赶上南汉有乱，岭南有起事的“盗贼”千余人没有首领，有人就问这位“神”谁当为主。“神”言：“张遇贤。”于是，张遇贤就被众人推为大帅，号“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官属。起事者都穿红色衣服，攻略岭外各地。当这一伙子人物没有了战略方向时，又来问“神”该往哪儿发展。“神”曰：“当过岭取虔州。”于是张遇贤就率众来袭虔州附近的南康。在一个叫白云洞的地方，张遇贤开始造宫室，此时“中天八国王”已经“有众十余万”。连续两个月时间，这位张国王居然连着攻陷了江右好几个州县。
边烽传来，李璟派出两员大将洪州营屯虞候（略相当于南昌驻军巡营宪兵司令部干事）严思、通事舍人（略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边镐，率兵平叛。唐兵虽然多年不打仗，但好歹也是经由训练的“国军”，而张大帅这里不过是些乌合之众。所以南唐兵马一动，张遇贤的末日也就到了。
据说唐军来攻虔州之后，张遇贤再向那位“神”请教该如何应对，“神不复语”。连“神”都不说话了。史称“群盗皆惧”，唐军遂生擒张遇贤到金陵正法。
这件事对李璟有了一个心理暗示：他可以武力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当后来南部有乱时，他忘记或故意忘记了李昪临终的教诲，开始用兵了。
“巧佞”之徒薛文杰
“五代十国”的“十国”有个“闽国”。唐昭宗时王审知和他的哥哥王潮在福建开始得势，王潮任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后，像所有藩镇一样，武威军也由自家人王审知继任。王审知不久被后梁封为闽王。这是大闽王国的开始。
王审知死后，长子王延翰继任。
不久，兄弟王延钧杀掉王延翰继任王位，开始称帝，在福州建都。
这是大闽帝国的开始。
“帝国”，比“王国”要高一个规格。从王审知的“大闽王国”到王延钧的“大闽帝国”，是一个自我膨胀中的疯狂跨越。一个邦国，疯狂以后，就有了走向覆亡的惯性力量——惯性力量，是无法终止的，就像惊马拉着失去了闸控的大车飞奔下坡，无法制止。
王延钧喜好神仙之术，追求长生不老，生活又极为奢侈。
在王延钧称帝之前，有个军官叫薛文杰，史称是一个“巧佞”之人。他看到“大闽国王”的皇帝生活糜烂，干脆投其所好，就用搜刮民财的方式来迎合。王延钧见此人敛财有道，就任命他主管国家财政。薛文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暗中探查哪些是有钱人，哪些有钱人有什么罪过，而后就来颁布其“罪行”，抄没他们的家财。如果富豪不承认有罪，就施用酷刑，其中一种酷刑就是：用烧红了的烙铁，在胸背同时灼烫。这样，没有谁能受得了。
建州有个大土豪叫吴光，来朝拜闽主。被薛文杰一眼看中，就多方搜集他的罪过，准备处置他。但吴光没有那么俯首帖耳，他在怨恨恼怒中，率领自己的家族、徒众，差不多有上万人，反叛大闽奔入吴国。
薛文杰的“巧佞”还很阴毒。他看到闽主好鬼神，当时的大巫师盛韬等人都很得宠，就开始设套坑害自己不喜欢的对手。
他先对王延钧说：“陛下身边有很多奸臣，但他们一个个都隐藏得很深。如果咱不问问鬼神，简直都没法判断谁是真正的奸臣！大巫师盛韬善于见鬼，可让他去注意察看。”闽主认为这个意见好，就让盛韬来干这个事。
过了一段时间，薛文杰看到枢密使吴勖总是生病请假，就来了主意。
原来，他一直厌恶吴勖，但他忍着不说，从不在脸上表露出来。枢密使的职务很高，比他这个财政部长的职务还高，轻易不能动。但这一次，让他的“奸佞”有了用武之地。
他先假装去探望吴勖，对他说：“主上因为您总是生病，有想罢免您枢密使职务的意思。我对主上说您不过患头痛，小病，已快要好了。估计主上要派人来探问，请您慎重，不要说有其他疾病。”
吴勖不察其中的诡密，也是利令智昏，答应下来。
第二天，薛文杰就来唆使大巫师盛韬，让他上奏大闽国王说：“刚才我看到先帝在阴间审讯吴勖呢，说他要谋反，正在用铜钉子钉进他的脑瓜顶，用的是金锤子。”闽主虽然信鬼，但还是有点惊讶，就把此事告诉薛文杰。
薛文杰一脸正气道：“嗯，不一定可信！最好还是派人去查问一下。”
王延钧派人去查看，吴勖果然回答说“头痛”。
闽主一看正应了大巫师白日见鬼的风景，即刻将吴勖拿下，然后又派薛文杰和狱吏用各种酷刑去撬他的口供，吴勖熬刑不过，承认了所有诬陷给他的罪恶，于是，全家问斩。
吴勖在大闽国算是口碑比较好的。此事一出，举国不宁，士庶知道是薛文杰作恶，恨不能生吃了这个“巧佞”之徒。各地开始出现零星的“造反”事件。薛文杰为了让大闽国稳如泰山，开始制作各种刑具。其中专门设计了一种押送犯人的槛车。他嫌过去的槛车里面太空荡，于是要人在里面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安上了铁刺。人坐在木笼子里，一动不能动，一动，就有铁刺扎过来。刚刚设计好，还没有来得及用，闽国出事了。
他以前准备查账加罪的那个吴光先生，跑到吴国信州地界，拜见了信州刺史蒋延徽，诉说了大闽国的荒谬和国情，请求出兵灭了这个混蛋国家。信州在浙江境内，与福建接壤，大军出动，可以朝发夕至。蒋延徽闻听此事，觉得是个绝佳战机，不容错过，于是不向朝廷汇报，直接就带着兵马来攻打建州。这时的吴国执政是徐知诰也。
大闽国闻讯，吃一惊，赶忙向吴国的邻国吴越国求救。
但蒋延徽大兵进展神速，很快包围了大闽国的首都建州。闽主于是派出骠骑大将军带兵万人前来救援。但援军走到半路，忽然哗变，形势就跟当年唐玄宗走到马嵬坡一样。士兵扬言：“得不到薛文杰，别想让我们去讨贼！”就像当年马嵬坡的士兵扬言要得到恶人杨国忠一样。
援军首领大惊失色，赶紧将军情汇报给闽主。
闽主还想袒护薛文杰，但太后和当时的福王、太子王继鹏，都涕泣着说：“薛文杰盗弄国家权柄，随意残害无辜士民，现在举国上下对他的怨愤已经很深很久了。吴兵已经深入我境，抗敌士兵不肯前行，社稷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旦倾覆，留着薛文杰有什么好处！”
说这话时，薛文杰也在场，他还在很自信地为自己辩解，据说此人能掐会算，认为自己没事，死不了。
闽主无奈，看着他说：“我不想把你怎么样了，这样，你自己看着办吧。”
薛文杰很从容地走出宫殿，太子王继鹏暗中跟着他，在宫门外，用象牙制作的朝笏把他击倒，当即找来一辆刚刚设计完毕的槛车，把他装了进去。槛车里都是铁刺，薛文杰一进到里面就从昏迷中醒来了。他在自己设计的槛车里开始体验“作法自毙”的滋味。
大街上的人们看到这货出来，纷纷用瓦砾向他投掷。
薛文杰对押送他的人说：“我已算过，只要过三天，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押送他的人听到这话，啊！那哪成啊！于是脚上给力，加快赶路，结果只用了两天，就将这位“巧佞”之人送到了援军之前。士兵见这货到了，一声叫喊拥上来，愤怒地将他的肉割了吃，肉少人多，没有分到肉的，就来嚼他的骨头。
随后，闽主的赦令到了，但世上已无薛文杰。
荒诞的闽国大帝
话说蒋延徽攻建州，就要攻克，但这时候刚刚取得吴国执政权力的徐知诰听说了消息，他知道蒋延徽是吴国太祖杨行密的女婿，在吴国境内广有交往，如果他攻克建州，说不定就会恢复吴国。于是派遣使者召他停战撤退。
蒋延徽也听说闽国的援军已经在附近，而吴越国的救兵也要到了，于是，带着信州将士，撤退。
徐知诰派遣使者到闽国，求和。
有此一战，王延钧不但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连吴国都来跟我闽国求和了，一群巫师们又在架弄这位国王称帝，弄得王延钧越发自命不凡。他上表给当时的后唐朝廷说：“吴越国的钱镠要是死了，请朝廷让我做吴越王；南楚的马殷要是死了，请朝廷任我为尚书令。”后唐朝廷见他行文如此荒诞，干脆不搭理他。他一看朝廷不理，从此断绝了朝贡。
这时闽国有人来上表说：闽王未做国主之前，所住宅子里出现了龙，请求将这个宅子改名为龙跃宫。王延钧就借着这个由头称帝了。
两年后，王延钧被儿子王继鹏所杀。
王继鹏自立为帝，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王昶。
这时后晋石敬瑭朝廷，听说远在福建的这档子事，煞有介事地开始以宗主国自居，派出了以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的“册封团队”，向王继鹏发去了册命诏书，名号是：册命闽主王昶为闽国王。还特意给王昶带去了一套天子穿用的赭黄袍。但这位新上任的闽主听说后，派遣进奏官通过册礼使向后晋石敬瑭告白：我们大闽国皇帝已经承袭了闽国的帝号，现在要辞掉您给我们的这个王号。
更牛气的是，卢损作为后晋朝廷的册礼使，千山万水到达福州后，闽主王昶假称有病，不予接见，只让他的弟弟主持招待晋国来使。但为了不直接闹翻，还是派遣了他的礼部员外郎带着表章，跟随卢损入朝、进贡。
显然，大闽帝国在与后晋帝国抗衡，意思是：我们大闽国也是帝国，跟你的大晋国是平起平坐的。石敬瑭自己已经一屁股烂事，更加“大闽帝国”鞭长莫及，只能一笑了之。
闽主对大国无礼，对卢损不敬，有人就觉得这个小小的“大闽帝国”有点昏。有个修习礼法的士人就看不惯，曾私下对卢损说：“我的国主不侍奉他的国君，不爱护他的亲人，不体恤他的士民，不崇敬他的神祇，不敦睦他的邻邦，不礼遇他的嘉宾，这样的人，能持久吗！我准备穿着僧服，向北逃走了！以后会同您相见在中原啦！”
闽国的谏议大夫黄讽，看到闽主如此荒淫暴虐加疯狂，觉得应该尽点大臣的责任，便和妻子诀别后入朝，进谏，要求闽主停止目前这种昏乱，要做到政治清明等等。
闽主听了，要用廷杖处罚他。黄讽说：“我若是惑乱国家而不忠，即使死了也无怨言；若是因直言进谏而得到杖罚，我不能接受！”
闽主王昶大怒，干脆罢了他的官，史称“黜为民”，将一个国家干部，罢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位新科闽主，甚至嫉妒他两个叔叔前建州刺史王延武、户部尚书王延望的才名，恰好有个跳大神的巫人跟王延武有过节，就假托鬼神的话说：“王延武、王延望将要叛变。”闽主连劾查手续都不走，直接派出精壮的亲兵进入二位叔叔的府邸，连同他们的五个儿子一齐杀掉。
几年后，王继鹏也即王昶，又被属下朱文进兵变所杀；王继鹏叔父王延曦继承帝位。朱文进等又在几年后杀掉王延曦。
朱文进未敢称帝，暂时降格，自称闽王。闽国又由“帝国”回归“王国”。
但不久王审知的另一个儿子王延政起兵，在建州（今福建南平）称帝，改国号为大殷，改元天德。大殷国土面积在五代十国中最为狭小，实际管辖领地只有三个州，其中还有一个州是由县升格而来。等到大宋最后平定江南，行政区划调整后，人们发现，原来这个大殷国，实际势力只在福建南平市附近五个县左右。大殷建立时，有一天曾设伶官作戏，有尖酸的伶官“现挂”（曲艺演出称现场编词为“现挂”）道：“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以此来嘲讽大殷国土的狭小。故坊间往往称殷国大帝王延政为“五县天子”。
随后，朱文进被部下所杀，王延政进入福州，又将大殷恢复为大闽。但国都仍在建州。闽国，实在是一个不必继续存在的地方政权了。
与南汉相仿，它的昏庸有荒诞的性质。
这里再说闽主王延曦为政时的一个故实。
王延曦也算个酒鬼，动辄长夜饮。饮酒时，有个叫李光准的宰相，也醉了，说话大约不中听了，闽主便命人把他绑到街市问斩。但下边的官吏知道闽主也醉了，不敢杀他，暂拘在狱。翌日，闽主酒醒上朝，又召李光准来恢复职位，就跟没事似的。后来，又有晚宴，翰林学士周维岳说话又得罪了王延曦，又要杀头，被暂拘下狱。属吏打扫干净狱房接待他说：“那天宰相也在这儿住过，大人不必忧虑。”果然，闽主酒醒，也把他放了。不久，再宴，陪侍大臣因醉酒散去，周维岳还在。闽主说：“周维岳身材矮小，咋能喝那么多酒？”左右有人说：“能喝酒的都多一个肠子盛酒，不一定长得高大。”王延曦听了命人拿下周维岳，要割腹看他那个多出来的酒肠子。有人又说：“陛下要是杀了学士，就没人陪您痛饮啦！”王延曦想想也对，才放了周维岳。
就是这样一个活宝般的人物，居然在做着闽国大帝。
五代十国，这类荒诞故实比比皆是。这类人物和“国家”的倒台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这类活宝般的人物何以会取得政权？
李璟智昏南唐衰微
且说南唐李璟得知闽国大乱，于是开始议兵。
但这个期间，南唐也开始了内部的钩心斗角。说来复杂，但也简单，其实就是古来宫廷那些闹哄哄的老套路，为了大大小小的权力而互下绊子而已。而李璟与乃父比起来，要昏得多。他任命了冯延巳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而这五人史称“皆以邪佞用事”，都因为邪痞奸诈而被封赏做官。故南唐有识者称他们是“五鬼”。
有一个名流，翰林学士，老臣常梦锡，出于对国家安危的担心，多次对李璟说这五人不可用，但李璟听不进去。不仅听不进去，不久后李璟还下了一道昏庸到离谱的诏令：中外军民大政，都委托齐王李景遂——李璟的兄弟——参决；平日奏事，只有陈觉、查文徽二人可以面见李璟，其他群臣，没有召见，不得入。
这就等于取消了沿袭多年的早朝制度。
李璟昏政令一出，即遭到先主老臣的反对，宋齐丘等人开始一个个上书切谏，李璟没有听。最后有个侍尉都虞候（中央警卫团纠察部主任）贾崇来宫中求见，他说道：“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不倦地询察下情，还是担心上下壅隔。陛下刚刚即位，委托的都是什么人啊！而顿与臣下疏绝到这步田地！”
说得呜咽流涕。
还不错，史称“帝感悟，命坐赐食”，并收回了那个昏庸的诏令。
但南唐此时，各个山头已经立起，各个山头党羽已成，与李昪政令清明的时代比较，有了老大官僚的习气，故在尔虞我诈中，开始呈现出内部消耗的低效率。而这种低效率，让南唐在不死不活中，暮气沉沉，再无朝气焕发。
宋齐丘在李璟时被召为相，陈觉、魏岑等人，都被宋齐丘所引用，而二人不合，魏岑就到李璟那里去败坏陈觉，不久宋齐丘也罢相，为浙西节度使。宋齐丘不得意，求放归九华山。
闽国大乱，李璟下决心派出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查文徽、待诏（朝廷秘书）臧循发兵攻建州。到第二年开春，又增派何敬洙为福建道行营招讨（福建前线总司令），祖全恩为应援使（后勤部部长），姚凤为诸军都监（略相当于政委），与查文徽合兵进讨。半年后，在一个出现日食的日子里，唐兵攻克建州，抓住了闽国大帝王延政，一直将他押送到金陵。
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闽国亡。
这之中，有个叫李仁达的闽国将领，跟“换单位”似的反复投张三投李四，不断地改换门庭，变戏法似的夺取了福州政权。李仁达想自立又担心众人不服，于是拥立一位寺庙僧人卓俨明为帝，李仁达则负责调兵遣将，自称“威武留后”。之后，又来来回回地和南唐、吴越、后晋等国称臣通好，每一次称臣都改一次名字，跟南唐好时叫李弘义，跟吴越好时叫李达，跟后晋好时叫李弘达。南唐封他为威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当南唐要他入朝时，他又反南唐投后晋，权知闽国事。但又觉得后晋鞭长莫及，改向吴越称臣，求吴越出兵抵抗南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