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期待契丹支持后汉。
耶律兀欲得到消息后更加高兴。这是继石敬瑭、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李守贞之后，契丹经略中原的又一颗棋子！
而这时后周也派遣了使者来与契丹联系——当时的中原诸国还没有人有覆灭契丹的梦想，所有的中原帝国，最大志向就是守住燕云旧地，与契丹划定合理疆界，和平共处。后周也没有“扫灭契丹”的梦想，只是想最大程度地收复石敬瑭时期的失地。派遣使者出使契丹也是这个用意。
耶律兀欲等人研究中原形势后，给了刘崇一个答复，送来了三个信息：
一、后周也在与我们契丹联络。
二、但我们契丹愿意与北汉刘崇友好。
三、每年，北汉要给契丹输钱十万缗。
刘崇研究这些信息后，非常害怕。他担心后周与契丹“通好”，于是很快答应契丹的条件。不但答应岁币十万，还上书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请契丹天授皇帝给北汉皇帝施“行册礼”，也即由契丹册封，以此取得刘崇出任北汉皇帝的合法性。
不久，耶律兀欲在内斗中死亡，但继任者耶律璟却将这一份政治遗产继承过来，继续保持着与北汉的宗主国关系。所以，当北汉求援时，耶律璟保持了契丹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派出大将杨衮来为刘崇一壮声势。
北汉主刘崇则自率精兵三万，任命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军在团柏（今山西汾西县）会师，南下赴潞州（今山西长治）。
义成军要塞，今属河南滑县，北汉在山西中部和北部，并不实际占有滑县，因此，白从晖的节度使，是“遥领”不是“实领”，是一个虚衔。武宁军要塞，在今江苏徐州，张元徽的节度使，也是“遥领”。
北汉军屯驻梁侯驿（今山西沁县附近），后周的昭义（治所即潞州）节度使，大将李筠派遣将军穆令均率步骑兵二千人迎战，李筠自率领大军在太平驿（潞州附近）安营。北汉第一名将张元徽与穆令均交战后，佯败，穆令均得胜追击，张元徽伏兵起，穆令均阵亡，潞州兵被斩杀千余人。李筠初战不利，退归潞州，据城坚守待援。潞州在开封和太原之间，各距二百公里左右。
周世宗柴荣得到了北汉南侵的消息，准备御驾亲征。
但群臣并不信柴荣有战场经验。这个新任的后周皇帝，此前几乎没有战功可言，万一带兵败衄，对立国不久的后周来说，不是耍的。
老臣冯道说：“刘崇自逃归晋阳后，国势蹙，士气丧，必不敢自来。先主晏驾不久，陛下新近即位，人心易动，故陛下不可轻易北征。应遣一员上将去抵御。”
柴荣道：“刘崇庆幸朕有国丧，又看我年轻新立，很有吞并大周、席卷天下之心。朕不可不往。”
冯道坚持争辩。
柴荣道：“过去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去亲征，朕何敢偷安！”
冯道说：“不知道陛下能做唐太宗否？”
柴荣说：“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
冯道说：“不知道陛下能为‘山’否？”
周世宗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估计没有人听了这话会高兴。冯道自以为是四朝元老（加上契丹，是五朝元老），此番话说出，大有倚老卖老的意思。
但大臣王溥极力鼓励柴荣亲征。
柴荣不听诸位意见，独纳王溥之说，亲征。
两军遭遇对峙巴公原
北汉张元徽前锋正在乘胜扫荡晋中南，进逼潞州。
柴荣下诏，令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引兵自磁州固镇出北汉军后，镇宁节度使郭崇威副之；又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引兵自晋州东北邀击北汉，以保义节度使韩通副之；又命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将兵先趋泽州（在山西东南部），宣徽使向训监军。
显德元年（954）三月十一日，柴荣从大梁出发。随柴荣亲征的有大将张永德、李重进、樊爱能、何徽等人——还有赵匡胤。另遣慕容延钊出军北汉身后，刘词调遣兵员随后跟进。
柴荣志在必得，这阵营，几乎是倾全国之精兵而动。但柴荣等于自己做了先锋官，真正的大兵还在后面，他不管更多，带着不足一万人的先锋部队，只管前进！
五天后，柴荣到达怀州（今河南沁阳）。
控鹤都指挥使（皇家卫队指挥官）赵晁私下对通事舍人（传令官）郑好谦说：“贼势方盛，我军应该持重缓进，挫其锐气。”郑好谦将这番话的意思告诉柴荣。
柴荣正要疾进以占其先机，听到此言，大怒道：“你哪能说出这等话来，一定是有人指使你这样说。说出这个人，就让你活，说不出，就让你死！”郑好谦只好实话实说。柴荣将这俩人都上了枷锁关在怀州的监里。
然后继续前进，当晚，过了泽州，在城东北野营。
北汉主刘崇以为年纪轻轻的柴荣必不敢亲征，他见潞州城坚固，难以攻取，决计越过潞州不动，直取大梁。
不久，北汉兵前锋与后周军前锋在高平以南相遇，一战而退。柴荣担心北汉兵全部撤回晋阳，那样就要攻城，而攻城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平原野战。于是加紧前进。刘崇接到退回的前锋兵将后，在巴公原布阵准备决战。
史上著名的高平之战开始了。由于战场在高平巴公原，所以高平之战又称巴公原之战。高平之战是后周与北汉—契丹联军的一次决战，也是赵匡胤的福缘之战。它让周世宗柴荣重新认识了赵匡胤。高平之战后，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稳定性。赖此一战，中原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一大强国，也为后来大宋王朝的建构预先铺演了地缘环境。
北汉处于山西这个狭窄的地方，地缘上属于河东（大河之东）。五代期间连年征战，国力至刘崇时，已经很微弱。北汉，盛唐时有户二十七万九千一百多家。到北汉末年户口仅余三万五千二百余，约当盛唐时的八分之一不足。刘崇强征十七岁以上男子当兵，总兵力三万多，几乎动员了全国五分之一人口参战。于此可以概见刘崇押注之大。
后周大军日夜兼程，直抵高平南郊。军队在晋城境内安排了供给府库即后勤管理机构，当时叫管理院，前后迤逦有几个村子。周世宗进入晋城地界，受到将士们欢迎，他乘坐的车辇被围住，士兵要一睹皇帝风采，柴荣从车辇走下，与士兵见面步行一段路，然后上车，至今晋城还有下辇村、上辇村。柴荣还做了充分的战前动员。他知道此战意义重大。
柴荣在追击北汉前锋部队时，刘词后续大军还没有跟上，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北汉赢得了先期优势。
巴公原决战就要开始了。
后周左翼为李重进、白重赞；右翼为樊爱能、何徽；张永德领御林军跟随柴荣，居于中军，算是中军之内的总指挥部。左、右、中军，加指挥部，四个方阵，总兵力不到一万人。赵匡胤在张永德麾下。
北汉—契丹联军布局是：刘崇居中军，张元徽领左军，契丹杨衮领右军。总兵力四万余人。
北汉兵在北。
后周兵在南。
这时候在刮东北风。
东北风从正面、侧面扫掠着后周兵。
除了风声和偶尔的马嘶声，两军应该在方圆几十里的紧张对峙中有了大战前的寂静。
一战告捷大败北汉兵
北汉主刘崇遥见周兵不多，有点后悔向契丹借兵。他认为不用契丹兵也可击败后周军队。刘崇对诸将说：“我自用汉军就可破周军，何必一定要用契丹！今日不只要克周军，也要使契丹对我心服。”轻敌情绪溢于言表。
杨衮策马前来觇望周军，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这是一支经由郭威训练出来的大军，不可小觑。他退回去对北汉主说：“这是劲敌啊！未可轻进！”
北汉主有一种临战前的兴奋，他激动地说：“时不可失，请公勿言，试观我战！”
杨衮听后默然不悦。
忽然，东北风开始转向，居然变成了南风！
每一个北汉兵都感到了迎面来风的冲击。
契丹大将杨衮预感到不祥，他所在的位置让他看到了周兵的左翼和中军。
风向的转变，让北汉一位文官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看出了危险。他劝刘崇，风向突变，吉凶未卜，或有不利，不宜出击。刘崇此时已经听不进劝告。杨衮再次向刘崇进言，劝他小心为上。刘崇骑在马上，细细的胡须迎风飘动，有了舍我其谁的慷慨。他很不礼貌地向杨衮挥挥手，说：“时不可失，请公勿言！”
杨衮闻言愤愤然而去。
待双方布阵完毕，刘崇觉得主动出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命正当后周右军的张元徽率左军首先进攻。
张元徽催动万余人马向后周右军杀去。
后周右翼不足三千人，指挥樊爱能、何徽应该听说不久前张元徽伏杀李筠部将穆令均的战事，两军刚刚遇合，还没有交手呢，已经没有了勇气，居然不战而逃，三千人的队伍一时溃散，没有跟随樊爱能的，约近千人脱下盔甲放下武器跪倒双膝，投降北汉。
后周右翼阵脚大乱——很快，右翼已经不复存在。这样，后周的中军和御林军拱卫的指挥部右侧已经完全暴露。
周世宗柴荣观察战场形势后，深知局势瞬息万变，有此一败，后周士气正在丢失，也许只需要一个呼哨，就有可能全军溃逃。但就是这样的时刻，柴荣显示了一个统帅的天才。他看到左翼李重进那里碑碣一般镇静，李重进与白重赞似乎正在等待战机。于是，大帝柴荣不但毫无惧色，反而更加冷静。冒着北汉射来的箭簇，他调动起亲兵来——督战。
内殿直马仁瑀对众将士说：“让陛下的乘舆受敌，还用我辈干什么！”跃马引弓大呼，连续射杀数十人，后周士气益振。
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义对大帝柴荣说：“贼势到头了，也就这样了，不会有大的动作了，很快就会被我所擒了。愿陛下按辔勿动，慢慢看诸将破敌就是。”说罢，也带领数百骑兵冲入敌阵。
当后周兵万分危急之际，赵匡胤的天才也同时显现出来。他对身边将士说：“主上如此危险，我等怎能不拼性命！”
张永德没有得到命令，在他的职业习惯中，此时只应护卫皇帝柴荣，其他，不遑多想。老赵看到傻乎乎镇定着的上级张永德，忽然建议道：“太尉，贼寇表面气焰嚣张，但我等力战决计可以打败他！您手下有众多能左手射箭的士兵，请领兵登高，射箭出击为左翼，我领兵为右翼攻击。国家安危存亡，在此一举！”
张永德一怔，但多年征战的经验让他立即就明白了，老赵的建议在此时乃是一个胜负手，存在着转败为胜的战机。于是并不计较上下级的格局，就按照下级老赵的临时动议行动起来。他与老赵各率二千人开始了布阵与冲锋。
他俩等于机动替补了樊爱能右军的全部空当，从后周禁军中调出四千人扑向了张元徽。
我猜想张永德的二千箭手应该分成几个横列，譬如四个横列，每个横列五百人，展开，应有几华里的锋面。他们顺风放箭。他们次第搭弦、射出、后退；后一列队伍向前，继续搭箭、射出、后退；第三列队伍再向前，搭箭、射出、后退……如此循环不断，每一次都有五百枚钢铁箭簇射入北汉军中，连绵不绝，在顺风躺倒的北汉兵尸体横阻中，张元徽感到战场已经不那么流畅了。
如此，虽然后周没有了右翼，但总算稳住了中军和御林军的阵脚。
老赵这边则身先士卒，率军从右翼远远地包抄过来。老赵快马首先冲向北汉前锋，麾下士兵平时受老赵训导，此际拼死，无不以一当百。当我展开想象试图复原这一场战役时，最初想到的是楚霸王的巨鹿之战。二者规模或不相当，但老赵麾下的士气能在大军溃倒之际不但不丧失战斗力，而且越发激起拼死一决的勇气，恐怕是楚霸王也难于达到的军神气场。很快，形势渐渐发生逆转，北汉军队开始心生怯意，向北退却。南风扫掠中，木叶齐飞、血雨迸溅。后周兵的呼喊声追着张元徽的左军，一直透入到北汉的中军、右军。
而李重进和白重赞的左翼，也忽然如山崩一般发出呼啸，向北汉右翼杀去。那一种气势同样不可阻挡。
柴荣站到高地，亲眼看到了老赵的不凡。老赵调遣同列驰马冲锋，汉兵大溃。老赵甚至已经杀到河东城下，组织起兵勇来，抱了柴薪堆到城门下，燃起大火。这时，一支流矢过来，射中老赵左臂。但老赵带伤决战，血染征袍。柴荣看到后，担心老赵流血过多，令传令兵追到老赵，要他退出战场。
随后，柴荣领兵亲自冲击北汉，刘崇远远看到，急调心爱战将张元徽御战。这样，刘崇就犯了两个错误：左翼在胶着中失去主将，而张元徽也将因为战场换位心绪不宁。果然，正在督战的张元徽听令后，无暇顾及已经转强为弱的左翼，匆匆向中军跑去护驾。也许正是因为临时换位的慌张，张元徽在操控战马时有了失误，导致马失前蹄。后周兵不容分说，一涌而上，刀戈并舂，像捣石臼一样，舂死了张元徽。一代名将就此凋零。
北汉大将阵亡，士气瞬间垮塌，数万北汉兵被南风吹散，平野、沟壑、丘陵、树林、水畔，到处留下尸体。
樊爱能、何徽带着几千逃兵南奔，一路上张弓搭箭，刀剑出鞘，干吗呢？剽掠辎重。让运送军用物资的役夫惊慌奔逃，丧亡很多。柴荣派遣近臣及亲军去追樊爱能等人制止他们，但没有人愿意奉诏。有些派出的近臣甚至被逃兵所杀。逃兵们还一路狂呼：“契丹大至，官军败绩，其他的将士都已经投降啦！”逃跑途中，路遇后续部队刘词，樊爱能等阻止刘词不要再去送死，刘词不听，更加着急地引兵北上。在黄昏时，追上了后周大军。
当时北汉主尚有余众万余人，与后周隔着山涧仓皇列阵。但刘词到了以后，事情就简单了。刘词指挥起生力军来，与诸军兵合，跨涧与北汉兵再斗。北汉兵大败，尸体满山谷，丢弃御用物资和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计。
当晚，柴荣在高平野外宿营。樊爱能等人听说周军大捷，多少有点纳罕，但还是与逃跑的将士们慢慢返回，有些跑得快的跑得远的，直到天亮还没有赶到柴荣大营。柴荣捉到一部分临阵脱逃的周兵，就在营外正法。他还接受了大将张永德的意见，斩杀了樊爱能等逃跑的将军数十人。从此以后，周兵的军纪成为真正能约束将士的制度。
柴荣与刘崇相拒于高平时，曾命泽州刺史李彦崇带兵守江猪岭（属于潞州），遏北汉主遁归之路。大战一起，就有樊爱能等南遁的消息传来，李彦崇便以为这一仗完了，北汉胜了，没有必要再设伏江猪岭了，北汉主战胜，会走大路的，于是引兵而退。没想到柴荣这一仗算无遗策，北汉主最后果然从这一条小路遁去。在后来的日子里，柴荣得到消息，将这位刺史连贬三级，只让他做了率府副率，掌管农业水产物资的副官，相当于从“正厅”降到“副处”。
但是从北汉投降过来的士兵数千人，却一个没有杀，选了一部分老弱病残，给予他们路费干粮服装之后，遣返北汉，另挑选几千强壮者组成新军，令前武胜（治所在河南邓州）行军司马唐景思率领，去戍守淮上——柴荣始终想着中主李璟的江南。
大学士逃命丛林
北汉主逃到高平，然后换上农家服装，史称“被褐戴笠”，又乘上契丹所赠的黄骝马，率百余骑由秘道雕窠岭逃出追兵。半夜迷路，抓住村民做向导，不料向导“误导”刘崇奔了晋州（今属河北石家庄），极度疲惫中，多走了一百多里路，才发觉不对，杀了向导，又折回，昼夜北走。到一个地方说歇歇脚，备了饭还来不及吃，听到传言说“周兵至”，就仓皇而去。刘崇已经年老力衰，趴在马背上日夜驰骤，几乎虚脱，勉勉强强回了晋阳（今太原）。刘崇很感谢这只黄骝马，回去后，给它盖了一间专用马厩，很多地方装饰上金银，每天给它吃精美的“三品料”，还赐它一个封号：“自在将军”。
刘崇稍稍定神，就开始厉兵秣马，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兵来袭。
杨衮带着他完整的一万骑兵北屯代州（今属山西）。
刘崇遣宠臣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礼送杨衮，并同时向契丹求救。
有意思的是，名相李谷在大战中走散，结果被乱兵逼迫，做了俘虏，又从俘虏营中逃出，避乱山间，几天后才找到大本营。
李谷是五代时期为数不多的名士，后周的王朴与李谷曾经被士林共同赞誉，当时流传一句话：“朴能荐士，谷能知人。”
后晋灭国，晋主北迁时，无人敢招待落魄的出帝石重贵，只有李谷，拜迎于磁州（今河北邯郸）路旁，史称“君臣相对泣下”。李谷对石重贵说：“臣无状，负陛下。”将全部私财都送给出帝。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对此评论道：“天下之士，苟有所负者，其所为必有异于人。”天下的士大夫，万一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他的所作所为一定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李谷身为后晋臣属，未能保全首领，自认为有负于社稷君王，所以有愧怍之心，在这个地方就有了“耻感”的天然流露。儒学论“礼义廉耻”是字字有实处的。李谷是五代十国时期，比较有“士行”（士大夫之德行实践）的官员。这类官员，乱世，极少。
耶律德光发使至磁州，李谷将来使斩首，秘密地汇报给河东刘知远，还派遣河朔的绿林好汉梁晖入据安阳。史称“契丹主患之，即议北旋”。如是，则耶律德光放弃在中原称帝，退回草原，李谷有一功。他后来也曾被契丹俘虏，但以智慧和勇气与契丹周旋，没有屈服。后周初年，李谷任中书侍郎、平章事。此前，朝廷需要牛皮制作甲胄，故牛相当于战略物资，官府因此禁止民间私用牛皮，宰牛后，所有的牛皮一律送到官府。唐明宗李嗣源时，官府接到牛皮，还给庶民盐巴作为补偿，到了后晋石重贵时，连盐巴都不给。后汉刘知远时规定：私自动用一寸牛皮即处死。但民间岂能不用牛皮！故往往有铤而走险者，为一张牛皮丢了性命。李谷以宰相的身份调查此事，并计算出国家每年所用皮革数量，而后重新规定：每十顷田、每年向官府交革一张，其他多余的牛皮，允许士庶留用，只是不允许卖于敌国。这是郭威时李谷的德政之一。世宗柴荣征刘崇时，他已经加封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一个宰相、大学士在丛林中逃命好几天，这事在今天，该是一个不小的新闻。
柴荣在潞州城里赏高平之功。以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又盛称赵匡胤之智勇，柴荣提拔老赵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因为高平一战，赵匡胤进入后周高级军官行列。此役，赵匡胤还不过是一个宿卫将军，是张永德的麾下，危局中居然敢作敢当，现场指令顶头上司排兵布阵，张永德对老赵不得不刮目相看。
老赵的福缘不仅在此，也正是在这一场大战中，他赢得了张永德的钦敬。而张永德对老赵的心悦诚服，则成为历史通往陈桥驿的另一个隐秘的逻辑起点。
高平之战的历史大义
高平之战，另有历史大义。
按照船山《读通鉴论》的意见，高平之战，不仅仅关乎北汉、后周之兴亡，更关乎天下“治乱之枢机”。从历史时光的后面来看，一家一姓之兴亡确实并不重要，譬如，后周，不过是郭氏夺了人家刘氏的社稷，丢了后周，这个后周本来就不应该是郭氏所应有；北汉，兴起的是复仇之师，灭了后周，也不算不义。但说它关乎“治乱之枢机”则另有道理。
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后梁朱友贞，后唐李存勖、李从珂，后晋石重贵，后汉刘承祐，这些邦国帝君的覆亡，都不能算直接亡于外寇，而是亡于大藩的骄帅。这些藩镇刺史，带着并不忠贞之心，觊觎高位、贪婪荣华，因此对故主兴亡并不介意，反而会利用故国之亡成其不轨之志。故在历次大战中，大帅们关心的往往是自家实力之扩张，而不是同仇敌忾扫荡仇雠。所以大战中并不鼓勇向前，反而一败而溃的战例比比皆是，犹疑观望的大藩在在皆有。甚至在溃败中，反而反戈内向，挟持故主而迎奉国仇，并因此而居功邀赏。平时拥兵自重，据土自强，做着国家的将相，却尸位素餐，只想着如何在自家地盘上成就非分的想法。这就是五代藩镇的真实面目。所以船山先生断言：樊爱能等人在高平之战中，所以未战即溃，当时就是存了这类念头。
四朝老臣冯道，也怀有此心。
勾结契丹，以成就升迁，不仅在藩帅们那里如此，在下级军官中，也有人愿意这么做。如广顺三年，郭威的时代，就有齐州（今山东济南）戍卫部队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死都监杜延熙，准备策划接应契丹军队的事件。事情虽然没有成，但这是一个恶例。证明借助契丹图谋不轨者，即使在下级军官中也时有人在。
当时的柴荣，并非郭威之血亲后裔，也未有大功于邦国，郭威时代就有朝中元老对这个没有军功的皇上养子有过莫名的嫉恨。柴荣那时镇守澶州，但知道朝中有乱象，多次要求入朝做官，辅助养父一整朝纲，但大臣王峻等人一力排挤，不让他入朝。王峻此时虽然已经死去，但朝中王峻第二、第三之类人物还是不少。假使高平一役，柴荣不是御驾亲征，而是坐镇京师，派出诸君去平定刘崇，万一小战不胜，大军奔溃，那非常有可能重现藩帅回师，假敌手之力反灭故主的历史场景。樊爱能辈未战即溃，这个可能性太大了。当初郭从谦、朱守殷就是这么对付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康义诚就是这么对付李从厚的，赵德钧就是这么对付李从珂的，杜重威、张彦泽就是这么对付石重贵的，侯益、刘铢就是这么对付刘承祐的。这些人的规律性做法就是：“秉钺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带着皇上封赏的节钺出军，却背信弃义倒戈而回，敌寇还没有进入本国，而孤立无助的国君已经被逆臣杀害。周世宗柴荣，如果不是坚持北上亲征，也很有可能会有此结局。
这说法并不是为历史做假设，而是五代藩镇逻辑的经验性呈现，是一种屡见不鲜的风景。
如果出现这类风景，那将不仅仅助长当朝逆臣之恶，让中原从此继续习惯于乱世而无底定，更让刘崇之辈挟契丹而入据中原，那时，不知又要有多少场“打草谷”，而黎民之苦更无尽头了！当初耶律德光都赖在中原不想走，耶律璟如果过来，怎么肯走？那样，就等于是一场靖康之祸！
冯道所熟悉所盘算的，就是这类风景。他正等着“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呢。
但大帝柴荣决志亲征，高平对垒之际，右翼已经溃败，但这一队人马，还不足以摇动众志；樊爱能的溃掠逃兵，也不能够回奔京师劫掠宫阙；柴荣及诸君将士身立血战之功，而樊爱能等人伏法，没有人敢为之说情请命。“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船山先生认为：“周主之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周主柴荣之所以能够稳稳地做他的天子，不是郭威授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以死生为赌注，为生民请命而得到的。船山先生将高平之战看成是“为生民请命”，从大历史视角看问题，就应有此见识。最后，船山先生认为：周世宗是有资格成为唐太宗那样人物的，这不是“冯道之老奸所可测”的大义所在。
他认为周主没有当时斩了冯道是因为“惮于其虚名”，忌讳冯道的虚名。
王夫之痛恨冯道，就差骂一句“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了。
“五朝十君”老宰相
冯道这个人，史上即存在争议。
《旧五代史》对他评价不低，《新五代史》则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近世以来，更有文化本位主义者，对他有了新的肯定性评价，但民族主义者，则往往对他有了更深入的否定性评价。
冯道在“赵匡胤时代”是一个奇异存在。
事实上，他已经在不顾旧君、迎立新君，并以“事当务实”的姿态，回应了整个乱世，这样，对他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就有一个问题：“事当务实”，不应该吗？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问：“事当务实”就是应该的吗？
如果不应“事当务实”，士君子们在乱世中该如何处世？
如果应该“事当务实”，圣贤价值在乱世又当如何评价？
这可不是小问题。毋宁说，这是中国文化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是有着富有道德张力的大问题。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经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如前所述，王夫之的严厉批评更再次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
但回首纷乱的往事，重行思想冯道的思想时，也可以发现另外的可能性。
应该从冯道的一个个故实，展开对他的分析。发生于冯道身上的故实，是不可移易的铁案——至于对这些铁案的理解或讲述，当然因人而异。我要说的，是我对冯道的理解和讲述；也即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这样说话，是想避免一种争论或指责。当你认为我所言“错误”时，我也可以指责你的所言“错误”，有意味的是：你我之间，可能不存在仲裁。
我还知道一种智慧不那么高妙的独断论者有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当他看到“无仲裁”这类判断时，率先想到的是：“怎么能没有仲裁？什么什么思想，谁谁谁的意见，难道不是仲裁吗？你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我很熟悉这类批评。我愿意耐心而又温和地预先回应在这里：您所谓的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而不是对你）而言，不是图腾。这类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的重新思想历史人物，不构成尺度。我的尺度，价值尺度，在您知性可以感觉的苑囿之外。您所陌生的领域，恰恰是我所熟悉的。而我，愿意在我熟悉的苑囿，愉快地游戏。所以，我尽可能地谦逊一点，不去指责你的“错误”——我知道，那是你心目中的冯道，不是我心目中的冯道，当然，反之亦然。
我想象中，或经由我重行思想而“建构”的冯道形象，来源于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记录，也即俗称的所谓史料。我选择几个记录，大约可以呈现冯道比较丰富（而不是单向度的）的人性。
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十君，做了二十多年宰相，人称官场“不倒翁”。
“不倒翁”的菩萨行
在这么多年的宰辅生涯中，他的个人操守有他人不及处。
乱世战争中，美女是战利品，每一次都有人取（不是娶）了美女送他。他的反应是，能推拒就推拒，不能推拒，就为美女安置别室，然后，设法找到这个女子的亲人，送她回去。乱世中取来的美人，大多是贵戚，一般也都有不俗的品质。但冯道不动心。这样的柳下惠品质，节制自己的欲望，在三千年文明史中，能够做到的，有多少人？唐太宗李世民对节制一向做得相当不错，但唯独在性的欲望方向上，他无法节制自己。冯道，在很容易得到性的满足的机缘之下，却像处理日常“义利之辨”一样，不动心，臻于化境一般，恪守圣贤之道，与他为人诟病的“事当务实”有了道德方向的紧张。
人性的复杂，即使在道德评判中，也往往充满可能的坎陷。一字褒贬之下，距离三维世界可能很遥远，也许还不过是一个二维的平面价值表格，甚至也许不过是一维线性世界的简单数据，无法整全性质地描摹三维世界中人的丰富。
褒贬，需要重新思想之后的推演。如果不考虑人性的复杂，就一时一事而论定史上人物的褒贬，很可能是言不及义的，也很可能是问题重重的。
冯道在听到父亲丧事的消息后，当天夜里就徒步出发，要赶几百里路，回去奔丧。他的家人在后面追上他，将路上需要的行囊给他。为父亲服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倾尽所有，救济乡里，甚至还在夜里，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去帮着没有能力种田的人家去种田。说他有民生理念，是有道理的。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认为四方无事，冯道就在皇上比较得意的时候，对他说：“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常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道理也是这样啦！”这一番话感动了李嗣源。
李嗣源又问：“今年丰收了，百姓们的赡养是否该充足啦？”冯道说：“农民们遇上灾年就饿殍满地，遇上丰年又为粮价便宜发愁。无论是丰年、灾年，都有困苦。这是只有庄稼人才有的处境啊！我曾记得以前有个进士聂夷中的诗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语虽粗俗，但说出了庄稼人的甘苦。农民是士、农、工、商中最勤苦的，陛下不可不了解这些情况啊！”李嗣源听了很高兴，让人将聂夷中的这首诗录下来，经常诵读。
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冯道正在邓州做官。他赶回京城来向草原帝国的君主效忠，这事成为他一生中的耻辱，但他在跟耶律德光对话时，仍然不忘记民生。耶律德光也知道天下疲敝，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说：“此时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
这时候，就是佛祖出世也救不了百姓啦，但皇帝您能救！
耶律德光没有更大程度地凌暴中原士庶，应该与冯道这一句话有关。这就是“一言兴邦”的最好注释。乃至于大宋名相王安石认为冯道此际是“屈身以安人”，所安者，百姓也。这种行为就是“诸佛菩萨行”，对冯道此语评价极高。有意味的是，将冯道骂得一钱不值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行文至此，也愿意说一句公道话：“人皆以谓契丹人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
冯道的民生理念，感动了王安石，也感动了反对他的欧阳修。
这样的历史记录，在记录者那里，是经由思想之后的再讲述，其间的褒贬清晰可辨。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出现了丰富性。
他对美色的超人自控能力，体现了他的道德操守；他对民生的关注，体现了他对传统圣贤精神的肯认。但他真正的复杂性，更体现在他对军政事务的处理方向上。这方面，他有“典型案例”。
远结契丹冯道出使
石敬瑭时，举国投靠契丹。契丹帮助石敬瑭有了天下，曾派人出使后晋，后晋需要派出大员去回应契丹的来使。一次朝会，石敬瑭说：“咱们应该派遣一位宰辅做大使，到契丹走一趟。”
这时候，朝中的大臣，宰辅一级的官员有好几个，都不敢搭腔，因为他们知道，到了契丹，生活苦不说，能不能回来不是个可以肯定的事。过去很多出使契丹的人，都被留下没有回来，韩延徽、赵德钧、张砺等，都没有回来。他们不愿意离开桑梓之地。此外，虽然已经与契丹通好，但是反覆难测，万一有变，性命休矣。于是，没有人愿意去。
冯道正与诸公在政事堂刚刚吃完饭，知道这事后，就对厅堂的管理主任说：“我冯道可以走一遭。”管理主任听后，手都发颤。冯道很从容地要来一张纸，写了两个字：“道去。”冯道出使契丹。当即就替石敬瑭拟定了一份敕令：着冯道出使。写完这道敕令，管理主任都流下泪来。冯道却找一个人交代他回冯府向妻子告别，自己连家也不回，当晚就住在驿馆中，准备出使的细节。
石敬瑭很感动，为他饯行，他说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头，说到为了家国，不得不劳烦国家大臣出使远方，石敬瑭甚至很动情地向他敬酒。
契丹因为冯道名气大，所以对他也是极尽礼数，招待他的规格与招待本国国相的规格一致。赐给的物品也一样。平时赐给契丹宰辅象牙笏，也赐给冯道象牙笏；腊月赐给契丹宰辅大牛头，也赐给冯道大牛头。冯道还写诗记录此事：“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契丹看到诗很高兴，就暗示要把冯道留在草原。冯道回答：“两朝皆臣，岂有分别？”我冯道在后晋、契丹两朝都是臣子，留这里在那里，有什么区别。
契丹赐给他的财货，冯道全部用来购买薪炭。人问他，他就说：“北方地方寒冷，我老了，不堪忍受寒冷，要多买些取暖。”
他这个举动对契丹人有了感化作用。契丹人最后决定还是放他回中原去吧，尽管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人才！但契丹放他走时，冯道又三次上表愿意留下。契丹知道这是礼数，还是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让他南下。等到确定可以走了，冯道又拖拖拉拉了一个多月。等到出发了，又在各个驿站住上好几天，这样在契丹境内走了两个月。等到一出契丹国境，冯道马上命令快快回京！他早就归心似箭啦。人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冯道答：“契丹多诈谋。我如急着回国，他们要是看出什么端倪来，按照他们的骑兵那脚力，想追上我们，就是一个晚上的事，咱怎么走得脱？我不急，慢慢走，他们就无法测度了。”
后晋与契丹联盟，这事，不是冯道做的，却是冯道遭遇的。这话的意思是说，中原帝国勾结草原帝国形成一种屈辱的联盟，是冯道见证的“实然”世界。他只能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做事。他可以不到契丹去，但必须有人到契丹去。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如果打破平衡，也即与契丹诉诸战争，按照中原当时所有的国力准备，有否胜算不论，兵戎相见中，民生的苦难就会以“浩劫”的局面而出现。契丹的“打谷草”，后晋的“括率”，已经有例在先。
“传国宝万岁杯”
“实然”的军政格局条件下，冯道选择的是平衡。
若干年后，到了后晋出帝石重贵时，冯道位居宰辅，但遇到决策，他往往“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办事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模棱两可，不拿大主意。于是有人对石重贵说：“冯道这人，可以是和平时期的好宰辅，现在正是国家艰难时期，他当宰相，就好比让参禅的和尚去飞鹰抓兔子，那可不是他擅长的。”石重贵认为是这么回事，就让冯道去做节度使，兼侍中，等于不再让冯道做朝官。
在此之前若干年，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时代，做秘书。李存勖刚刚拥有了河北三镇，麾下有一位中门使认为平时陪着晋王吃吃喝喝的人太多，这几乎就等于腐败，于是请求减少一些陪吃人数。李存勖大怒，他说：“我这是为勇士们准备的饭菜，他们都是保卫国家而不怕牺牲的人。这事我也不能做主？那就让军中另外选择河北的藩帅，我自己回太原去！”于是马上召见冯道，让他起草文书诏告诸军。冯道拿起笔，但就是不下笔，做出迟疑徘徊的姿态，一个字不写。李存勖催他，他就说：“大王您刚刚平定河南河北，算是安定了天下，中门使所请求的也不是多大的过错啦！大王您不听也就算了，何必这样惊动远近呢！如果让敌人知道这事，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可不利于提高威望啊！”
在后来，柴荣时代，冯道又曾严厉劝谏柴荣不能亲征河东。
诸如此类，可以看出，冯道不是“依违两可，无所操决”的人物。
那为何面对后晋太祖石敬瑭，他会主动承担责任；面对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周世宗柴荣，他会恳切劝谏；而面对后晋出帝石重贵，则做不负责任的姿态呢？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呢？
此即儒学所称道的“权变”。根据不同的情势做出不同的决断。石重贵时代已经将一个邦国做到了“无道”之境，在那个时候，任何正确的谏言都不会被采纳。景延广和冯玉等人的专权，甚至连老臣桑维翰都被排挤在外，冯道于是只好尽量将自己蜷缩起来，不再挥发能量。他能做的只有明哲保身——无道邦国中的明哲保身，是儒学肯认的重要价值观。
石重贵王朝付出的代价已经知道了：景延广大言“十万横磨剑”，导致石重贵对契丹宣战，最后国破家亡。
当然，按照儒学正道，他应该向石重贵提出至少三次谏议，不被采纳，可以辞职。这是“贞道”所在，“明哲保身”，按照程序，应该有这样一个环节。冯道欠缺的是这一步程序中的环节。
后唐明宗李嗣源得到一只玉杯，上镌刻文字“传国宝万岁杯”。明宗不认识汉字，问冯道这是怎么回事。冯道说：“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故曰：‘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这一番话，李嗣源不懂，等冯道走了之后，他又问左右侍臣，侍臣为他讲述其中的含义：仁义，是帝王真正的宝物。所以儒学有话说，“皇上的位子是大宝，如何守住这个位子要靠仁义。”
这个故实证明：冯道在辅佐帝王生涯中，推崇的是儒学之道：《大学》论“止于至善”，说帝王之“至善”“止于仁”。
当冯道以儒学最高价值理念“仁义”来教诲皇上时，他有了“帝王之师”的身份。他正在以传统儒学的圣贤理念一点一滴地影响着这位沙陀人。传统中国，就这样在血雨腥风中，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民族融合”。
狼虎丛中立身
冯道最大的功绩是在乱世中积数十年之功，与名相李愚一起，主持校定了儒家“九经”文字，并雕版印书，史称“五代监本”。这是与后蜀刻经几乎同时的中国最早的刻印书籍，对传播儒学价值，有功。这件事在儒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它预示着即使在乱世，也有特立独行之人为传播儒学做功德。而且越是乱世，越是道义沦丧之际，传播儒学的价值也就越为显豁。就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将冯道视为五代十国那个乱世弘道第一人。
当他积数十年之功，在做这同一件事时，必有起心发愿的逻辑起点。如果将“乱世”“儒学”“刻经”“弘道”这几个主题词推演开来，得出的结论性意见几乎有可能是震撼性的，也许会对冯道有一种颠覆性的评价。
“乱世”之中，冯道如何发心？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干吗？
“儒学”在乱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儒学”而不是“法家”“墨家”“道家”？乱世中的选择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刻经”工程浩大，几代人时间滔滔不绝，这样的发心且从不中辍，改朝换代也不移易最初的发心，这一切，究竟指向何方？
“弘道”是期望中的愿景吗？他以一种近乎隐秘的方式在乱世中传播圣贤价值观，这是留给谁的思想资源？
当我把这些主题词连缀起来，统合考察时，我倾向于认为：冯道很可能在为中原文明的未来播下一枚道种，在乱世中埋下善因。
如果熟悉《周易》中的“明夷”之卦，也许会惊异于冯道的努力。
“明夷”在《周易》中，指称的是智慧的痛苦，也指智者于患难之际的处境。但正是这样的处境，所有的沉潜就有了蓄势的含义，它等义于“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者要有“明夷待访”之说：在智慧坎陷之际等待海岳明主来访。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这样具有了“希望”与“等待”的含义。冯道，也在“希望”与“等待”中，沉潜于地狱之中，在道德沉沦的世界里，不放弃道德，做着属于自我的拯救。
“事当务实”一句话，确如船山王夫之先生所论，给天下无数准备道义沦丧的小人带来借口。世道人心之渐坏，确实与省略了圣贤之心，一味“务实”，关联甚大。后世的道义沦丧虽然不是冯道一句话可以决定的，但这个理念所导致的人间道德水平——政治道德、伦理道德——放量下跌也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