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假如愿意考察发生在冯道身上的那些故实，就会发现，即使承认“事当务实”的卑劣或邪痞，纳入人性中，再审视，也是矛盾重重的。
他以一个男人罕见的定力，不去占有可以轻松占有的美女；他将家财散发给贫苦乡邻、劝谏皇上爱惜民力、鼓励契丹救助天下百姓；别人都不愿意出使契丹，而他不顾年老体衰，冒着天寒地冻，主动要求出使，以求天下平安；他以帝王之师的身份教诲当代帝王行“仁义”之道；他穷数十年之力，完成一部“九经”的刻板……这样的“务实”，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
我愿意在历史的后面为冯道说一句自以为算是公道的褒贬：
冯道所谓的“事当务实”之“务实”，乃是历史现场已经给定条件下的“务实”，当历史现场已经演绎为“实然”状态时，他需要为此做出一个判断，而后做出一个决断。而这个历史现场给定的条件，往往是无道邦国的惯性条件。冯道环顾四周，都是虎狼一般的“兵强马壮者”。冯道，不值得在“明主”来临之前为“虎狼”效忠。当此之际，特别需要的是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在“明夷”之境中，期待未来。于是，他在工作，而他的工作实质是指向未来的。
他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名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他就是“虎狼丛中”立身的儒家人物。
所谓“九经”，指的是“十三经”之前的九部儒学经典，它们是《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冯道在“虎狼丛中”刻罢“九经”，为“赵匡胤时代”留下了传播儒学价值的广阔性。在未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奄有天下，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在“九经”的基础上，推演出来一个灿烂的文明天下，冯道“明夷”之境中的努力，有了回报。我相信，这是冯道期望中的愿景，尽管，他在世时，可能很孤独。
世宗北征无功而返
柴荣在潞州休整后，又开始了北上晋阳（今太原）之举。
史称世宗柴荣“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柴荣初期并没有一定要攻下晋阳的决心。此次御驾亲征，有高平大捷，已经足以教训北汉。他知道晋阳城乃是天下最难攻取的大城，历史上似乎就没有被外敌攻陷过。但高平战后，他在往北推进时，多处州郡传来归附后周的消息，更遇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动人场面。各地士庶纷纷遮在军前自愿充当向导，并反复向周师讲述北汉的盘剥之重、残虐之深。柴荣陶醉在“汤武革命”般的自豪中，觉得既然如此得民心，也许我大周义师可以攻克那个晋阳大城。至于粮草问题嘛，也许可以“因粮于敌”，在敌人这方面搞到后勤补给。种种迹象表明，似乎可以打一场“计划外”的战争。
这年三月底，柴荣以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即郭崇威，郭威称帝后，因为郭威的名讳，他改名郭崇）副之，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将步骑二万发潞州；仍诏王彦超、韩通自阴地关（山西灵石县西南）入，与符彦卿合军而进，又以刘词为随驾部署，保大（今陕西富县）节度使白重赞副之。调兵遣将，做出了攻克晋阳的态势。不几日，数万大军包围了晋阳。
与此同时，原属北汉的更多州郡开始请降。
宪州（今山西静乐）主动降！
岚州（今山西岚县）主动降！
石州（今山西离石）主动降！
辽州（今山西左权）被周师克降！
沁州（今山西沁县）被周师克降！
……
契丹主耶律璟得到刘崇派来王得中的求援信，当即回复：近期即发兵来救晋阳。
但王得中一来一回要走多日，等到他回来时，并没有进入晋阳——晋阳已经被世宗柴荣包围了，他只好进入代州暂时安身。
柴荣的大军在晋阳城下环绕为近四十里的大营。
一时间，后周大军出现了粮草不继的困难。数万大军有了五代时期的劣习：剽掠。大兵们开始四出抢劫粮草。晋中大地的士庶们，一开始还以为来了“王师”，可以“救民于水火”，不料“王师”反将当地置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士庶，成为啸聚山林打劫散兵游勇和周师辎重的盗贼。柴荣知道这个局面后，果断下诏禁绝军士剽掠，同时开始安抚地方，规定只收今年租税，还鼓励地方纳粮，有纳粮，就有官做。但仍然无法征集到足够的粮草，当地已经被刘崇搜刮过了，柴荣已经无法继续搜求。
“因粮于敌”的想法落空，“敌方”地盘无粮！这个严峻事实，让大帝柴荣紧急调动曾经做过转运使的李谷来处理。
李谷当时已经在汴梁做三司使负责国家财政工作了，此际，又被火急调到晋阳来做大军的后勤部长。李谷巧妙盘算、认真规划，终于为大军凑齐了足以支撑下去的军需。
月底，周世宗柴荣从潞州赴晋阳督战。
北汉忻州（今属山西）监军，杀了刺史及契丹所遣戍守将军，投降周师。
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杀掉契丹监军，举城来降周师。世宗将代州置为静塞军，以郑处谦为节度使。
这时刘崇派往契丹请援回来的王得中正在代州城里。郑处谦的部下，代州将桑珪等人很诡异地杀了郑处谦，向世宗柴荣诬奏他“潜通契丹”。这应该是在柴荣前争功的一个血案。
随后，桑珪等人将王得中送往周师。
柴荣很喜欢这个读书人。当初在高平大战，看到风向不对，他劝谏刘崇小心，刘崇不听，结果大败。证明这个读书人很有点头脑。就给他松绑，还赐给他玉带、马匹等。然后问他：“你到契丹去请援，你可知道契丹军什么时候会到晋阳？”
王得中说：“我只受命去送杨衮，没有别的使命。”
有人对王得中说：“契丹可是答应你发兵来了！你不说实情，万一契丹军很快到达，你可就危在旦夕啦！”
王得中的回答是一篇大实话，他说：“吾食刘氏俸禄，又有老母在围城中，若以实情告之，周人必发兵据险以拒契丹。如此，家国两亡，吾独生何益！不如杀身以全家国，所得多矣！”
契丹骑兵数千人，很快出现在忻州、代州之间，作为北汉遥远的声援。
柴荣发现无法收买王得中，最后还是杀了他。
战场形势渐渐有了变化，开始向不利于周师的态势转移。
河东行营都部署符彦卿奏请增加兵力，柴荣派遣李筠、张永德将兵三千增援。契丹的散兵游骑不时出现在忻州城下，符彦卿与诸将列阵以待。大将史彦超带二十骑为前锋，遇到契丹，当即驰入阵内血战。李筠引兵跟进，一战，杀契丹二千人。史彦超恃勇轻进，穷追败寇，渐渐离开大军，契丹援军赶来，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李筠仅仅幸免于死。在契丹的反击中，周兵死伤甚众。符彦卿退保忻州，后来又引兵退还晋阳城外中军大营。
符彦卿一路等于败归。
大兵久围晋阳。多次从国内征调军卒民夫，东自怀州（今河南沁阳）、孟州（今河南孟县），西及蒲（今山西永济）、陕（今河南三门峡），来攻晋阳，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攻克。又有连绵不断的淫雨，征调而来的士兵大多生病，似有疫情蔓延。史彦超战死，符彦卿又退兵。
这一局面很像当年张敬达征讨石敬瑭。
大帝柴荣感到胜算不大，经过几个昼夜的思考，决计退兵。
公元954年六月，世宗拔营。
老将药元福对世宗说：“进军易，退军难啊！”
世宗道：“朕将这个断后的事全部交给你！”
药元福于是整顿将士排成谨严的战术队形，殿后，缓缓而退。北汉果然出兵追踪。药元福将其击退，保护了中军安全撤退。
但是大军回还还是太仓促，李谷千辛万苦征集而来的数十万（石、束）刍粮在城下，无法携带，全部焚弃。而军中有流言四起，相互惊扰，甚至有相互剽掠的事出现。军需辎重损失无法计算。最后所得到的北汉州郡刺史也都弃城逃跑。代州桑珪等人想跟从周师南退，又担心诬杀郑处谦事受军法处分；但已经背叛北汉，又不能再次投降北汉，于是据城自守。最后被北汉攻克。
经过小半年的战争，又回到了半年前的地缘态势。
居河东北汉不血食
周师虽退，声威大震，此外在撤退中，还将北汉臣民十余万人迁往河南，削弱了北汉政权的兵源和赋税来源，使它的战争动员能力大大下降。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征北汉，也学习柴荣的做法，迁徙北汉太原附近诸州郡十来万人到南部诸州，再一次削弱了北汉的赋税来源，等于从经济上打击了北汉，这才为宋太宗赵光义最终平定北汉预先做了铺垫。历史上来看，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两次迁徙北汉居民，都是在为赵光义“打工”。
北汉主刘崇因此而忧愤成疾，将军国大事都委托给儿子、侍卫都指挥使刘承钧。又挨了小半年，到了冬底下，刘崇病重，不久去世。刘承钧代理国政。
刘承钧派出使者向契丹报丧。契丹派人来“册立”刘承钧为皇帝。刘承钧每次向契丹主上表，都自称“男”。契丹回他的诏书，称他“儿皇帝”。
赵匡胤建构大宋后，曾经派遣使者对刘承钧说：“君家与周氏世仇，应该不屈。但我大宋与你并无世仇啊！为何困扰河东一方之民？你要小心：契丹很多诈谋，最终是不可以依靠的。君若有志于中国，可以下太行来一决胜负。”
北汉主刘承钧也派遣了使者回复道：“为我谢赵君。我刘家本来不是‘叛人’，现在之所以区区守此河东一方之地，实在是因为惧怕我汉氏祖宗不血食也。河东土地兵甲，不足当中国之十分之一，哪里敢深入中原作战？君如果真的愿意决胜负，当过团柏谷（今属山西太古）来，我愿背城与您一战。”
书信往来有玄机。刘承钧不称老赵“陛下”“宋主”，而称“赵君”，就是不承认大宋为“正朔”。但赵匡胤闻听此言，却心生同情。北汉从后汉而来，而后汉据守北境，捍御契丹，于中国有大功；最后被郭威所灭，虽然有不得已之处，但道理上，灭人家后汉之国，那是说不过去的。郭威更不该答应迎立刘崇的儿子刘赟，而后又杀了刘赟。这让刘崇如何忍得了杀子之痛？故刘崇起兵太原，延后汉一线血脉，有其正当性。
老赵对后汉、北汉的来龙去脉，有感触，史称“上哀其言”，皇上对刘承钧的回复很同情。
老赵对使者说：“为我告诉刘承钧，本朝开尔一路以为生。”
老赵称刘承钧之姓名，连“君”（先生）这样的客气词也不用；更称“北汉”为“路”，也有深意，他不承认刘氏所据太原诸州为“国”，只能是一“路”。“路”是个行政单位，在宋代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这封回信也算是对刘承钧称老赵为“赵君”的一个“回敬”。
老赵说话算话，终刘承钧一世，没有大规模地向北汉用兵。却也正好借此机会平定了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以及荆湖巴蜀诸地。直到开宝元年（968），刘承钧死，老赵才对北汉有过一次足够规模的攻伐。
后汉被后周荡灭，但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兄弟刘崇观察天下形势后，据河东十二州称王，仍称国号为“汉”，仍用后汉乾祐年号，以示“大汉统绪”。北汉僻居河东一隅，地瘠民贫，约略只有二十万人口不到，但刘崇结辽为援，每有战事，即联合辽兵行动，虽然屡次失败，但屡仆屡起，甚至还两次主动进攻后周，郭威没有扫平它，柴荣没有铲除它，赵匡胤也没有攻灭它，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采用围汉打援战略，先击溃辽军援兵，而后下太原，灭北汉。
北汉如此羸弱，却存续时间如此之长，如此难于弭定，成为“五代十国”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有心人开始探讨这一历史案例。
薛居正《旧五代史》将刘崇列入《僭伪列传》，记录刘崇死后，用语相当刻薄，他说：“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今元恶虽毙，遗孽尚存，势蹙民残，不亡何待！”刘崇占据着后汉亡国之后的河东之地，窃用伪王国之称号，太能看出他的不自量力了。现在刘崇这个首恶已经死了，遗留的孽种刘承钧等人还在，但已经势力狭小、民力凋残，不亡国还等什么！
刘崇死于954年，《旧五代史》成书于974年，赵匡胤逝于976年，北汉亡于979年。《旧五代史》成书时，赵匡胤、北汉都还在。但北汉这时候，正成为大宋帝国的“敌国”，薛居正此言显然带有“敌我情绪”。
二百多年后，大宋帝国的朱熹先生对刘崇做出了不同类型的评价。
《朱子语类》记载，有弟子问朱熹：“太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东刘氏独独难取，这是为啥啊？如果说北汉兵强吧，根本不是，看它的政事所为，也多有败亡之势，但就是拿它不下！不知何故如此？”
朱熹回答：“北汉，本来就是他家的社稷江山。郭威乘其君主幼弱而夺之，灭了人家隐帝刘承祐；刘崇于是据有河东。所以后来郭氏、柴氏得到天下，成立后周，刘氏必然不服。所以宋太祖给北汉书信，婉言相劝，告诉他们大宋与北汉并无雠隙；但刘氏答信说：‘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这就是他们刘氏坚守北汉的理由，可谓理直气壮，道理被理顺了，所以难取。”
“血食”，指宰杀牲畜祭祀先祖，祖先得以“血食”，证明有后人祭祀，于国而言，就是社稷尚在。祭祀先祖，在古代为一绝大事业。“不血食”，就是无人祭祀祖先，意谓国破家亡。
朱熹这个意见，解释了北汉之所以长久存在，除了“结辽”战略外的另一个理由。“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有此一语，北汉，就王国（北汉不是帝国）社稷言，有其正当性。这也是它能够动员起全国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人力资源来对抗南来威胁的“气势”所在。
“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就是不忍心看着刘氏之社稷江山被人霸道强取，因此可以有足以动员士庶“捍卫社稷”的精神资源。它易于在军民之中推演所谓“慷慨”之气。对于战争能力而言，这是一个向度。
我赞同朱熹这个视角。“捍卫社稷”是人伦大义，是正价值，具有独立方向，不得以“割据”之意浅视北汉。
伍 柴荣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
柴荣铁腕执政
柴荣因为违背朝臣众议坚持亲征，最终击败北汉契丹联军，又以凌厉手段将战场败退的将军正法，威信大为提升。文武大臣无人再敢小觑这位大周新君。
从此以后，朝廷政事无论大小，都要柴荣来亲自决定，百官都不过从皇上那里直接接受成命而已。
有一位河南府的法官名叫高锡，他觉得皇上总揽朝纲等于皇上在干朝臣干的活儿，根据历来“君相共治”的传统，他认为皇上与宰辅应该有分工，于是徒步走进皇城，在朝堂上设置的“招谏匦”也即意见箱里投入了自己给世宗的建议书。建议书说：
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
四海之广大，军政日常事务之繁多，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不可能独自治理，一定要选择贤人任用他们。现在陛下虽然一人亲自处理军政事务，但天下人并不认为陛下聪明智慧到可以兼负百官之重任，却都说陛下狭隘偏颇多疑，对朝廷群臣没有一个信任的！与其如此，还不如选择能够知人善任、公正无私者为宰辅；能爱护百姓、善于处理民事纠纷者为州郡守令；能增加财富、丰衣足食者，让他掌管国家财政；能推究实情、遵守法纪的人掌管刑法监狱；如此，陛下只须垂衣拱手在朝堂，根据他们的功过而行赏罚之事，天下何愁不能治理！何必降低君主的尊严而代替臣子职务，枉屈高贵地位亲理低贱事务，这不是丢失为政的根本了吗！
这位高锡法官所论，确得传统圣贤治理之要。历史上君权、相权存在或明或隐的“博弈”，但在圣贤治理法则中，一般将行政权付诸宰辅，君主可以有否决。但君主的诏令，政事堂有“封驳”权。这类“博弈”构成了帝制时代有限的权力制衡模式。邦国正常状态下，高锡的意见是对政治文明的有意义推演。但后周柴荣时代不是邦国的正常状态。这个时期，“权反在下”的现象，虽然经由后汉隐帝对大臣史弘肇、杨邠、王章的诛戮，郭威对王峻、王殷的诛戮，柴荣对何徽、樊爱能的诛戮，得到程度不等的改观，但是天下依旧藩镇林立。而自大唐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坐大、视君主如傀儡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变化。按照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此际，就应该在军政权力方向上，暂行铁腕，以期矫枉。柴荣不是仰慕虚荣的人物，他看到五代以来问题所在，因此，宁肯承当骂名，也不愿意因为对责任的放弃，而失去可能的治理机缘。
权力，在柴荣这里具有公器的性质。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他选择了责任，而放弃了虚荣。对高锡的意见，他没有接纳。史称“帝不从”。
这位高锡是个言行不一的人物。
一直到大宋帝国时期，他还在做官，而且官职做到左拾遗、知制诰，这是朝廷重要的谏官和秘书官。他在太祖赵匡胤时代，还专门上言，说廷臣中有人因为行赂而获得举荐做官，请以后允许近亲、奴婢、邻里对这类事检举揭发，给以重赏。他自己却因为行贿、受贿而最后丢官。
大宋乾德初，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做京兆尹，有名臣石熙载在幕府中。高锡的兄弟高铣，应进士举，高锡就找石熙载行贿，要为兄弟高铣谋个出身。但高铣文辞很浅薄，石熙载没有答应。高锡为此很是嫉恨。于是就找机会多次在赵匡胤跟前说石熙载的坏话。老赵听来听去，觉得自家兄弟府中有这么个坏人不好，于是就跟赵光义说这个事，并对兄弟说：“既然这位石熙载不咋地，应该为你另外找个合适的人代替他。”赵光义一听，觉得不对，因为根据他的判断，石熙载为人纯正无他，直言处世，不是那种邪人。于是就对老赵说：“熙载一直很勤于职守。我听说高锡曾经召他为兄弟高铣谋求举荐，熙载拒绝了他。此事，我有点担心是不是高锡在构陷石熙载。”赵匡胤一听就明白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他，他自己就犯事了。
高锡在出使青州时，接受了当地藩镇大帅的重金贿赂。有僧人想穿紫色袈裟，贿赂他，他就给僧人所在地的刺史写信，要求给他置办。唐代以来，高僧往往得到朝廷额外恩赐，颁给紫色袈裟，显德尊贵。一直到大宋年间，成为沙门流风。运动官方给一个和尚颁赏，这也属于行贿受贿行为。
大宋对贪渎之事，太祖太宗两朝都极为憎恶。高锡的行为被检举后，下御史府劾查，属实，结果被贬到一个小地方做了司马。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他广开言路，引出王朴高论；他还抓住战机，平定秦州、凤州的叛乱……
为得安抚李彝殷“撒娇”
东京汴梁的漕运，地理优势优于洛阳，所以后晋以来，因为漕运的方便，京都从洛阳迁徙到汴梁。汴梁自后晋以来人口大增，对漕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漕运涉及国家战备安全问题，所以管理手段历来都很严厉。粮草是消耗品，从甲地到乙地，由仓库到船舶，经船舶到码头，由码头到户部分派的各个需求部门，沿途搬运有折损。但从后晋、后汉以来，折损部分没有制度安排，更没有量化指标，折损的部分，称为“斗耗”。这样漕运离岸的计量数据，与到岸后、转入终端的计量数据，往往就有差额。这部分差额也即“斗耗”，就要由掌管转运环节的官吏负责。说不清，就会被治罪，罪名就是“亏欠”。以至于往往有转运官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柴荣下诏：从此以后，每斛给耗一斗。一斛等于十斗。这个政策即相当于允许从甲地到乙地存在十分之一的折损“斗耗”。
这个政策有两方面的意义值得注意。
一个是因为允许“斗耗”出现，转运官的转运积极性会得到提高。
另外一个方面要注意的是：后周没有将“斗耗”折损转嫁到纳税人方向。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将“斗耗”计算在农户方向的恶政是屡见不鲜的。要农户缴纳一斛完租，另外还要再交一斗，以弥补可能的折损。但柴荣没有这么做。
不加赋，是帝制时代的文明气象。
解决了漕运问题之后，不久，传来夏州方向的消息。
定难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史称夏州）李彝殷，因为折德扆跟他一样，也被后周授予节度，职务与之相同，感到这事羞耻。李彝殷几代人驻守夏州，夏州又是大藩；而折德扆镇守的府州（今属陕北府谷县），在后汉时才开始置节度使，所以李彝殷感到羞于同列。他对后周不满，就阻塞两地的交通，意在向后周施加压力，期待后周向夏州给予更优厚的政策倾斜。
柴荣跟大臣们商议此事。有人说：“夏州是边关重镇，中原朝廷历来都对它格外优待，府州地方褊狭，利害得失，没有那么严重。不妨暂且安抚李彝殷，可保大局。”
柴荣不同意。他说：“折德扆多年来，尽忠报国，努力作战，一直主动抵御北汉刘氏，怎么能一下子抛弃他呢！夏州不过出产羊马，但交易其他物资，全部仰仗中原。跟他断绝关系，他还能有何作为？”
折德扆，是折从阮的儿子。折从阮以来，历经后晋、后汉，父子俩独据府州，控扼西北。到了后周时代，又多次协助中原牵制北汉。折德扆曾率师攻下属于河东刘崇的一个城镇，斩河东士卒数百人。他的弟弟也曾主动出击北汉，屡有斩获，甚至擒杀了河东的两员将领。他还屡次请求“入朝”，也即放弃兵权。但周世宗没有答应他。折德扆的女儿嫁给了杨业，就是传说中的佘太君。佘、折，可能是同源姓氏。
周世宗大义凛然，不愿意放弃老朋友，于是派遣供奉官带着诏书，到夏州去责问李彝殷，李彝殷在义正词严的供奉官面前，有了惊惶，连忙认罪道歉。一场风波化为乌有。
李彝殷就是夏州定难节度使李彝超的弟弟。
李彝超死后，李彝殷做了定难节度使。
其实在夏州各位节度使中，李彝殷是对中原朝廷很友好忠诚的一位党项族首领。后晋石重贵时，抗击契丹，他还主动出击，从战略上牵制了契丹的力量。一直到大宋建立，他也是长期接受中原节制的边帅。后唐、后晋、后周、大宋，也都待他不薄。晋出帝石重贵时，还给他加官检校太师。有一年秋天，他的兄弟，绥州刺史（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李彝敏，纠集党羽作乱，被李彝殷击败。李彝敏逃往延州（今陕西延安）。李彝殷捉住了他，按照朝廷规定，处理刺史大臣应该由朝廷决断，他就将这位作乱的兄弟送到了京师汴梁。但出帝为了讨好边帅李彝殷，又将这个倒霉的刺史兄弟送到了夏州。李彝殷这才将他处斩。
北宋建隆元年（960）春，太祖赵匡胤下制，加李彝殷守太尉，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李彝殷还改名李彝兴。北汉刘承钧联合代北诸部进攻麟州时，李彝殷还派遣部将会同诸镇，起兵抵御，击败北汉军。之后，又向大宋朝廷献马三百匹。太祖知道这些事情后，大喜。当即将正在给自己定做的一条玉带赐给李彝殷，并且问献马的府州使者：“你们家大帅腹围是多少啊？”来使回答：“府帅腰腹甚大。”太祖笑说：“你们元帅真是有福人啊！”就制作了玉带，让使者带给李彝殷了。
乾德五年（967）秋，李彝殷病故，老赵还为他“废朝三日”，并赠他为太师，追封夏王。
李彝殷始终没有反叛朝廷的意思。这一次风波，很像是一次“撒娇”。
周世宗治盗有术
解决了李彝殷问题，周世宗又开始瞩目于禁军质量建设。
梁唐晋汉以来，禁军士兵，待遇较一般军士优厚，故多有凭借种种人情进来充数的，历届禁军司令官，都不认真简选，只为了息事宁人，担心伤害人情。因此军中瘦弱年老的很多。这些老兵又很骄横，往往不听命令，几乎无法使用。每遇大敌，非逃即降，各朝所以社稷沦亡，这也是一个原因。
周世宗柴荣经由高平一战，切实摸到了此一弊端。
某日，他对侍从大臣说：“军队，只求精而不求多，如今一百个农夫也未必能养得起一名甲士。怎么能榨取百姓的膏血去养活这些没用的东西呢！况且勇健、懦弱不加区分，还怎么去激励将士？”
于是下令，各军兵种大规模地检选兵员，精锐的提升到上军，瘦弱的不再登用。又因为骁勇之士大多被各地藩镇所收养，于是下诏征募天下壮士，全部送到京城，令赵匡胤再于其中挑选更优秀的，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兵、步兵各军，由将帅分别挑选士卒。
从此以后，大周帝国兵勇之强悍，为五代以来所未见。后来柴荣征伐四方，所到之处往往捷报频传，与这类简选士兵关系甚大。
赵匡胤则在这样的训练中更为通晓强兵之道，为以后大宋王朝的军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平定四方盗贼，柴荣也出手不凡。
郭威时，刘崇曾来攻晋州。
建雄（今山西代县）节度使王晏奉命守卫。他闭关不出，也不伏弩反击，却在城上设下埋伏，精锐尽藏在城楼垛子后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卒露脸晃荡。刘崇大军以为一个小小的代县被吓坏了，是城中人怯阵。于是放松戒备，争先恐后地攀登城墙。王晏见北汉兵爬到城堞旁了，于是出动伏兵，刀砍枪挑，推倒云梯，北汉军霎时死伤一片。
王晏又安排在北汉兵慌忙撤退时，追击数十里，斩敌百余人。
郭威因为他有战功，特意封赏他在故乡滕县所在的徐州做节度使。
王晏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到任后，就将青年时一同玩耍做过强盗的乡人召来，赠给他们金钱绢帛、鞍辔马匹，然后说：“我们家乡素来以多盗出名。过去我和你们也都干过这事。料想后来的强盗没有谁能胜过诸位。请你们替我告诉其他强盗，以后不要做这事了！再做强盗，我抓住就灭他全族！”
从此，全境强盗绝迹。
到了周世宗北征回来，徐州人上表，请求为王晏立衣锦碑。世宗准了。
王晏能在家乡平息盗贼这件事，让柴荣大为开悟。他对侍臣说：“诸道都有很多盗贼，朝廷多次搜捕，到现在还是不能绝迹。这是由于各地盗贼，历朝都另外派出使臣前往巡查，致使各藩袖手，不再努力讨平。从今以后，所有派出的巡使，一律召回，专门委托各藩自行安排州县责令解决。朝廷不再参与地方盗贼清剿。”
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世宗此举甚为赞赏，他认为这是“治盗之要术”。因为盗贼一定有居所，并不是官家想象的那样，打一面破旗啸聚山林，倏聚倏散。既然有居所，就一定与乡里之人相往来。而且一般的强盗，也并非打着“盗贼”的旗号生存，一般也必有一个营生或行当“托以自名”，一定会依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而这些营生在乡里，乡里人都知道他就是盗贼，郡邑的地方小吏，一般也都知道盗贼在哪里。只有朝廷不知道。朝廷带着大兵在茫茫原野之中，攘攘闹市之间，拿出全部的智慧和威风，最后也只能抓些“疑似之民”，无法知道真正的盗贼在哪里。过去秦始皇、汉武帝何等威风，大索天下，最后一个人也捉不到，就是这个原因。盗，是藏在民间的。只有地方责成乡里，才有可能解决这些所谓“盗贼”问题。
周世宗此举为得法。
后来的赵匡胤也学会了这个法子，他几乎从不派兵去“剿匪”，一般都是责成地方自行解决。加上大宋宽政，赵匡胤时代已经很少“盗匪”。
为民生世宗革弊政
周世宗柴荣禁佛之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案例。
五代乱世，各地寺庙越来越多。
寺庙多，僧侣多，这些人几乎不从事生产，在农耕时代，等于空耗谷米。这样就在国计民生方向上出现紧张。
柴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他敕命天下寺院：朝廷未曾敕赐匾额者，一律废除。并禁止私下剃发出家，凡要出家，必须得到亲族长辈同意。全国受戒的佛坛，也只保留了几个通都大邑，如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大名府、京兆府（长安）、青州等。禁僧侣舍身、断手足、燃指、裸挂点灯、身带铁钳之类幻惑流俗行为。命令东京、西京及各州每年要对僧侣造册，有死亡、返俗者，都要随时注销。据统计，这一年，天下（后周境内）寺院存有2694座，废除的有30336座，现有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后周百分之一的人口。
又因为官方长久没有铸造铜钱，民间却有很多人将铜钱销毁做成器皿及佛像，故市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这年九月，世宗敕令开设机构采铜铸币，除了朝廷的法物礼器、军械兵器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铎等准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上缴，由官府给付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重量五斤以上，判死罪，不足五斤的，量刑判处不同的罪。
世宗对侍从大臣说：“你们不要为我毁佛而有疑虑。佛以善道教化士庶，假如志于行善，就是信奉佛陀。那些铜像哪是什么佛呢！况且我听说佛义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都可布施给需要的人，倘若朕的身子可用来普济百姓，我也不会有所吝惜的！”
司马光编书到此，忍不住有议论道：“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仁”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身体而爱士民。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明”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用无益于民的东西而废掉有益于民的东西。
我不怀疑柴荣的真诚。有一次，柴荣与诸位将军丞相在万岁殿聚餐，时任殿前都虞候的赵匡胤也在座。
吃饭时柴荣发感慨：“这两天天气大寒，朕在宫中吃美味佳肴，对士庶无功而坐享上天赐予的禄位，很是惭愧。朕既然不能自己种地而吃饭，只有亲身去冒飞矢流石的危险去为民除害！如此，还略略可以自我安慰。”
我非常欣赏柴荣的自我表白是：“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我一定不会因为发怒而惩罚人，也不会因为喜爱而奖赏人！
他担心天下有冤案，有时会亲自去复核大案。历史记录，这年六月，他曾亲自在内苑查阅囚犯卷宗。案子里有个汝州百姓马遇，他的父亲和弟弟被官吏冤枉致死，马遇就多次来上访要求昭雪。但官司屡经覆按，没有结果。柴荣亲自来问这个案子，最后得到了实情，史称“人以为神”。从此以后，各部门负责司法的官员都来亲自审查刑事诉讼案件，以免大意出错。弭冤白谤，第一天理；司法不公，至为无道。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对刑狱案件格外重视，对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深恶痛绝，应该是受到柴荣影响。
世宗的后周天下是一个不断走向文明的天下。这是世宗柴荣留给赵匡胤最珍贵的遗产。
柴荣还主持边防，修筑了葫芦河堤岸。
葫芦河，即今天的漳水，史上又称衡漳水。衡就是横，古来大河也即黄河自南而北流经今冀州即今河北之地，而漳水则自西而东流去，横亘数百里，故称衡漳。这一条东西向的衡漳水，成为契丹骑兵的天然屏障，对保障一马平川的冀南、河南等地关系重大。周世宗看到了这个地缘军事特点，他认为漳水的南部堤堰太过低矮，这样，契丹如果渡河，会很容易越过大堤，进入冀中平原。他希望有一溜高大陡峭的几百里堤岸，借以阻挡或迟滞善于骑射的草原骑兵过河，以赢得捍御的准备时间。
这个工作，他交给了大将韩通与王彦超。
这活儿的凶险之处在于：这是在契丹眼皮底下给他们戴眼罩。
契丹当然不干。于是有交战。
韩通是边打边干，兵卒即是丁夫，战斗加上浚治，居然完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功绩在任何时代看来，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此外，韩通还沿葫芦河流域，在重要隘口修筑了城堡。
葫芦河堤岸和城堡的修建，成为北御契丹的天险，又是河北间通漕的水道，还是冀中溉田的水源，一举三得。史称“自此契丹不敢涉葫芦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大帝柴荣有见，韩通、彦超功高。
但柴荣最重要的工作是广开言路，求臣下之智，建设国家。
公元955年二月，世宗下了一道诏书，史称《求言诏》，令群臣不必有任何顾虑，畅快地分析大周的过去和未来，讲述得失之道。
诏书大略说：
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还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况后人之不及哉？朕对国家卿大夫，不能尽知每个人的才能，不能尽识每个人的面孔；如果不采集其言论而观察其行为，审明其意见而考察其忠诚，那将怎样来知道各人见识器略之浅深，知道朕任用各位之当否呢？如果各位进言，我拒听，罪责在我；如果朕躬求言，各位不言，那罪责是谁的呢？
《求言诏》写得真切诚恳，又带着严肃的质问。诸臣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求言诏》下后，刑部所属的比部郎中王朴献上一篇《平边策》。
“上辅之器”王朴
王朴与李谷、宋齐丘、韩熙载等人一样，乃是五代时期不多见的高人之一。史称此人少时“警慧”，机警聪慧，文章写得好。后汉时曾中进士，做了校书郎，在枢密使杨邡门下。当时汉室正乱，大臣交恶。王朴观察后，知道国必危、人必凶，不想在此恋栈，赔上自家性命。于是辞职，回家种田去了。果然，没有多久，后汉隐帝刘承祐大开杀戒，杨邡等人被灭族，凡在他门下的，也多罹祸，而王朴独免。这就是儒学主张“明哲保身”的智慧。在有道邦国，正义可以推演，儒学主张行道、担道，生死以之。即使在严峻时刻，也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在无道邦国，正义无法推演，儒学即主张“卷而怀之”“独善其身”。王朴此举，有儒学大义。
柴荣镇守澶州时，王朴被招募为记室，一个秘书官。柴荣为开封尹时，升为右拾遗，一个谏官；并充开封府推官，一个法官。柴荣践祚后，授比部郎中，相当于刑部的司局长，朝官。
王朴性敏锐，但特别严肃，史称“伤于太刚”。在稠人广坐中，他也不苟言笑，正色高谈，与座者没有人敢于跟他开玩笑。赵匡胤也对他畏惧三分。
《五代史阙文》记载：周显德中，王朴与魏仁浦都做到枢密使。当时赵匡胤开始掌禁兵，已经做到殿前都虞候。一日，朝廷的殿直，即禁卫军某番号指挥，乘马时没有注意，冲撞了老赵的导从仪仗队伍。老赵依法办事，就到枢密院来告状，说这位殿直无礼。魏仁浦就要下令宣徽院调查此事，但王朴阻止了魏仁浦，并对赵匡胤说：“太尉您名位虽然很高，但并没有加使相（意思就是还没有文官之职）。殿直，乃是廷臣也。太尉与殿直比肩侍奉陛下，不宜如此。”
这番话的意思事实上带有息事宁人的姿态，也等于是对老赵气量不够宽宏的一次批评。王朴比老赵大二十岁，有资格教育年轻人。
史称老赵“唯唯而出”。
老赵应该在王朴的耳提面命中，有了感悟。多大点事啊，还要诉诸公断。路上不知偶尔相撞，互相一笑，事情也就过去了。人生的成长，往往就在这类“教训”中获得机缘——当然，是不是当作机缘，那是要看各人根器而定了。老赵后来的宽宏大度，我以为与王朴的“正色”批评有关联。
老赵一生敬畏王朴。
史料记载：周世宗在禁中做功臣阁，图画当时有功大臣若干人。制作为屏风，立于阁内。若干年后，赵匡胤即位，有一天走过功臣阁，有风吹开半扇门，正好露出王朴的画像，赵匡胤骤然望见，马上站住，面色很庄重地整理御袍襟带，向画像弯腰鞠躬。
左右道：“陛下贵为天子，他不过是前朝之臣，您这大礼是不是太过啦？”
老赵以手指御袍道：“此人在，朕着不得此袍啊！”
史称“其敬畏如此”，老赵对王朴的敬畏，就是这样的。
也正因为王朴太严厉，故后周人物虽然心服他的机变、见识，却没有人愿意人前人后夸奖他。他得罪人太多啦。没有几个人愿意像老赵那样，在王朴的批评中学习成长。
柴荣征淮南时，每次都要王朴留守东京。
当时东京城里街巷狭隘，按规划要拆迁扩展，王朴主其事。他对有个乡校的消极怠工很不满意，就当街鞭挞了他几十鞭子。
这人愤然叹息道：“我已经得到任命，就要补乡虞候了，王朴不敢处决我！”
帝制时代，官员不能直接杀戮官员，这个乡校要做乡虞候，也是一种晋升，可以看作是地方乡一级外派司法小官。
不料王朴知道后，命左右将其抓来，当即在马前杀了他。
周世宗听说这事，笑着对近臣说：“这家伙是个大傻子，居然到王朴前去吹嘘要补什么‘乡虞候’！真是该死！”
这事对“乡虞候”未免不公，五代草菅人命遗风如此。但由此事可以窥见王朴的凌厉风格，以及柴荣对王朴的纵容。
赵匡胤和他的兄弟赵光义与众人不同，很早就赞誉王朴为“上辅之器”，辅佐国家的高级人才。王朴知天文，通声律，有《大周钦天历》和《律准》并行于世。按今日说法，王朴应该是一个通才，一个复合型人才。晚唐迄五代十国近百年，论识见、论才学，王朴都是一等一的人物。
王朴《平边策》，是五代末年，赵匡胤时代为数不多的“雄文”之一。了解彼时天下形势，了解彼时人物智慧，《平边策》可读。
《平边策》文气略作疏通，大意为——
中原之所以失去吴越、巴蜀、幽燕、并州，都是由于失道所致。大唐失道而失吴、蜀之地，后晋失道而失幽、并之土。如今须考察所以失地之根源，然后能知所以收取失地之方法。
开始失土时，莫不因君主昏庸、臣子奸邪、兵骄民困。奸党在内飞扬跋扈，武夫在外横行霸道，恶习由小到大，积微成著。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乱而窃国号，幽并乘间而据其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