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如今收失地、平天下之说，莫若反唐、晋之失而行。
进用贤人斥退不肖，这是收罗人才之法；
布施恩泽恪守诚信，这是结固人心之法；
奖赏有功惩罚有罪，这是激励人心之法；
革除奢侈风习倡导节用习惯，这是增加财富之法；
用民以时轻徭薄税，这是富足百姓之法。
如此，等到群贤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足，士庶既附，然后起兵而使用他们，功业没有不成功的！四境之人看到我有必胜形势，那么知道其国内情状者，就会愿意来为我做间谍；熟悉山川形势者，就会愿意来为我做向导。
民心既归，天意必从。
说到攻取天下的方法，必先其易者！
南唐与我相接国境近二千里，这地势很容易让我们骚扰对方。骚扰当以其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他防备东面，我们就骚扰西面；他防备西面，我们就骚扰东面。对方必定东奔西走去救援。而就在这东奔西走之间，我们可以探明对方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不须大举进攻，暂且只用轻兵骚扰。南人懦弱胆怯，闻听有小警，必出动全军去救援。军队频繁出动，则民疲而财竭；如不出全军救援，我们就可乘虚夺取土地。
如此，江淮之间将逐渐全为我所有。既得江淮，就用那里的百姓，扬我大周的兵勇，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到江南，那么桂州（后楚）、广州（南汉），皆为“内臣”，巴蜀诸国，可以传檄而定。如不至，我已得四方之地，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
吴、蜀平，幽州（等十六州故土）亦望风而至。
只有河东，并州北汉，是必要拼死一战的敌寇，不可以恩惠信义诱导，必当用强兵制之。但自从高平战后，他们已国力虚、士气丧，必不能再主动兴兵，故此地当无太大边患，我们应暂放以后图取。待天下已平，看好时机，可一举擒获。
如今士卒精炼，甲兵有备，部下懂得畏服军法，诸将愿意效力疆场。再有一年时间就可以出师了。现在，应该从夏秋开始，积蓄粮草充实边境。
史称世宗柴荣看完这一篇《平边策》，“欣然纳之”。
柴荣时代群臣多因循守常，苟且偷安，很少有人考虑天下问题。故柴荣《求言诏》下后，群臣所上言，很少有可取者。只有王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神采俊朗、气度劲迈，有谋略，能决断，所有的战略规划，都能让世宗满意。从此以后，柴荣格外赏识王朴，很快将其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以后又进入枢密院。
底定中原路线图
今日读《平边策》仿佛再见“隆中对”。那一种规划分明、指挥若定的气概，五代雄文，似无出其右。所以后来周世宗、宋太祖，基本上是按照《平边策》战略构想行动，虽然次序有不同，但思路是一致的。在五代末年大棋局中，这是一篇名垂青史的“底定中原路线图”。
但这个“路线图”也有两个地方，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准确。
一是“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这句话说得未免过满，后来的事实证明，幽燕十六州并没有“望风而至”，虽然世宗柴荣征讨契丹时，幽州以南确实是“望风而至”。历史无法假设，但终宋太祖、宋太宗两代人，没有解决契丹问题，终北宋九朝百余年，也没有解决契丹问题。显然，“幽州亦望风而至”不现实。小觑契丹，是不明智的。
二是关于路线问题，按王朴设计，平天下的程序是：
先下江淮；
次下江南；
再下荆湖、南汉；
再下巴蜀；
尔后北向幽燕（契丹）；
最后下河东刘氏。
世宗柴荣按照王朴的意见，果然平定了江淮，但没有去下江南，兵锋转向契丹，兵不血刃征服燕南等地，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宋太祖继承后周事业，已经得到江淮之后，首先征服了与北汉勾结的潞州李筠，而后平定了扬州李重进。接下来，没有动江南，而是从江南西侧的南平、武平、南汉开始用兵。等于在南唐和后蜀之间的湖北、湖南、两广等地撬开一个巨大的裂痕。而后还是没有动江南，而是转向巴蜀。一直到巴蜀灭后，才将兵锋指向江南。南唐下，宋太祖没有按照王朴的意见先去解决幽燕问题，而是转向了河东之地，结果没有达到目的，顿兵而归。
周世宗在征讨幽燕时，遗恨而终。
宋太祖在征讨北汉时，遗恨而终。
而幽燕、北汉，事实上都是契丹的势力范围。
故柴荣虽然接纳了王朴的意见，但又做了战略调整，按照柴荣后来实施的“路线图”计划，大略程序应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
再下江南（与王朴异）；
再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尔后下巴蜀（与王朴异）；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按照赵匡胤的“路线图”意见，大略程序应该是：
江淮已下（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异）。
但老赵的这个“路线图”被赵普所修订，赵普坚决不同意下幽燕，甚至不同意下河东。所以最后老赵实施的“路线图”是对赵普“路线图”的折中：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与王朴赵普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赵普异）。
关于“平边路线图”，王夫之《读通鉴论》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大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与柴荣同）；
再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同）；
再下巴蜀（与王朴同，与柴荣异）；
尔后下江南（与王朴异，与赵匡胤同）；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王朴、柴荣、老赵、赵普、船山五人意见用图表展示，如下：
人 物
顺 序
王朴
柴荣
赵匡胤
赵普
船山
一
江淮
江淮
江淮
江淮
江淮
二
江南
幽燕
荆湖、南汉
荆湖、南汉
幽燕
三
荆湖、南汉
江南
巴蜀
巴蜀
荆湖、南汉
四
巴蜀
荆湖、南汉
江南
江南
巴蜀
五
幽燕
巴蜀
河东
不下河东
江南
六
河东
河东
幽燕
不下幽燕
河东
我赞同船山意见。
船山王夫之认为柴荣下江淮后，即转向幽燕，作为大棋局的第二步落子，非常正确。而这一个意见，不仅王朴没有认识到、赵普没有认识到，连赵匡胤也没有认识到。船山先生盛赞此举。他说道：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即指江淮之地）而后止。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南唐主向柴荣要求得到海陵之地，以供给国内用盐。柴荣不给地，但每年给南唐三十万斛盐；战争中俘虏的江南兵，也陆陆续续放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
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导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契丹内乱）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指契丹在燕云十六州的兵力），犹未易折棰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是说“雍、豫、兖、青”之北已经属于契丹），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边境与敌国直接接壤，地缘形势无安全感），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强起而问燕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后晋末没有收复江淮就向燕云用兵，导致亡国大败），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行密）、徐（知诰）、李（李昪）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李璟（李昪之子）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俘）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指契丹），以功罪而择其才（在攻打契丹时发现并挑选日后用于讨伐江南的将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南平国等）且遥为效顺。
于是逾年而（周世宗）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指柴荣早逝），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
现在来看船山先生主张江淮一定，即将兵锋指向石敬瑭割地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道理如此，更因为柴荣有此一役，已经尽得关南之地，再努力，就足以克服幽云。可惜英年早逝。
赵匡胤后来没有按照柴荣的战略展开，结果幽云始终在草原帝国手中，为北宋带来一百余年的压力。
历史的多种可能
江淮、北汉、契丹不论，关于南方诸国，先下荆湖巴蜀，还是先下江南南唐？王夫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他赞同太祖赵匡胤的战略，认为老赵此举优于王朴《平边策》。他说：
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叶得势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虽云割据，而自杨氏、徐氏以来，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无殃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慝（意思是说李璟李煜没有大恶）；严可求、李建勋皆贤者也，先后辅相之；冯延巳辈虽佞，而恶不大播于百姓；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
孟知祥（后蜀第一代君主）据土以叛君，阻兵而无保民之志，至于昶，骄淫侈肆，纵嬖幸以虐民也，殆无人理。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固不容旦夕缓也（意即后蜀比南唐恶，理应先讨平之）。
岭南刘氏积恶三世，民怨已盈，殆倍于孟昶；而悬隔岭峤，江南未平，姑俟诸其后，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
先吴后蜀，理势之两诎者也（如果先下江南再下巴蜀，从道理和形势看，两方面都不利）。此宋之用兵，贤于王朴之策也。
但王夫之也从“道理”和“形势”两方面立论，分析了平定河东或幽燕的利弊。这方面，他赞同王朴的意见。船山说：
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是说后汉第一代君主刘知远有捍御契丹之功）。刘崇父子（刘崇、刘承钧）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夺其国，而又欲殄灭其宗祀，则天理之绝已尽（说郭威灭汉隐帝，又杀刘赟，违背天理）；抚心自问，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因为理不直）。虽在宋世，犹有可悯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阑入塞内，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义之所不容隳者（中华道义不能沦丧），莫此为甚，驱之以复吾禹甸（大禹所奠定之九州岛之吾土），乃可以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缓河东，必矣（因为幽燕是吾华之故土，不应在契丹境内，故应先下幽燕）。
即以势言，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说契丹对幽燕之地无恩可言）。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膻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污秽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说幽燕之地有人在盼望王师来讨）。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幽、燕举，则河东失左臂之援，入飞狐（今河北涞源）、天井（今山西襄垣）而夹攻之，师无俟于再举，又势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当初赵匡胤曾有先下幽燕之志，惜没有实施；反而先去下河东，结果没有成功。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还是坚持先下河东后下幽燕，等于还在犯战略错误。其实，不能先下河东，这个见识不仅王朴有，赵普也有，柴荣也有，张永德也有。据《东都事略》，太祖受禅之初，曾经向永德问“并汾之策”（并州、汾水，都在河东）。永德说：“刘氏虽然兵少但是很强悍，再加上契丹的援助，未可遽然而下。可以用间谍来离间他们君臣之心，设游兵以扰乱他们农耕之事，待等到它疲敝不堪时，才可以图谋。”这个意见事实上是深化了王朴的意见。老赵初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继承了王朴、柴荣、张永德和王夫之的意见，对太祖、太宗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罝中兔耳（幽燕平定，河东太原就像笼中的兔子），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指太原）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打河东之后，兵已疲敝，再打契丹以致失败）。
王朴《平边策》虽然是一个可以调整的战略规划，但大辂椎轮，结构架子是出色的。他提出来的平天下次第，至少启发了柴荣、老赵，从地缘、形势、天理各方面来评估用兵先后，决定路线逻辑。王朴所谓“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取江南先取江淮以获得战略先手主动权的思路，都是攻战战略中值得称许的大见识。不同的只是：“后北”的“北”有两个方向：河东与幽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赵匡胤犯了错误，赵光义也犯了错误。没有犯错误的是柴荣，但他可惜死得太早了，以至于王夫之要慨叹：
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后周征伐江南，其兵威刚刚开始震慑天下，还没有衰竭，周主柴荣如能赶紧乘其兵威而用之于幽燕，天假之年，中原就可以在后周时代底定了吧！
在老赵那里，持“先南后北”战略最坚定的人物是赵普。
但钱穆认为“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钱穆认为这个“先南后北”战略是错误的，正因为一开始就在南方用兵，结果“兵力已疲”，再向北方用兵时，力量开始削弱，等于给后人（赵光义等）造成了难度。这也是一个意见。历史已矣，无法复盘，可留给人的是思想的无限推演。推演中，各有家法。钱穆意见，也是一家之言。
西征军首战失利
周世宗柴荣常常因为自唐僖宗时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自从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而生削平诸国、一统天下的志向。正好后周西边的秦州，有人到汴梁献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柴荣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当初后晋末年，契丹入主中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杀死传诏的契丹使者，率秦（今甘肃天水）、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三州，归附后蜀。现在，后蜀听说后周有异动，就派出客省使赵季札来到这三州巡视东北边备。
赵季札与史上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一拼，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但他又没有赵括的勇气，只会吹牛。所以他巡视了一圈之后，对后蜀主孟昶说：“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凤州（今陕西凤县）刺史等人，都不是将帅之才，不足以御大敌。”蜀主问：“那谁可镇守那里啊？”赵季札说自己行。蜀主就任命他为雄武监军使，并将宿卫精兵千人作为他的亲兵部队。
蜀主又命知枢密院王昭远巡查北部城寨武备情况。
柴荣知道秦、凤二州扼周蜀之间，为大周西北门户，相当于周唐之间的江淮、周辽之间的幽燕，都是战略先手之地。欲击契丹，必先取幽燕；欲破南唐，必先取江淮；欲平后蜀，必先取秦凤。按王朴意见，当先下江南再下楚汉、后蜀，但现在有战机，也不妨西北用兵，热身。但是谁可以带兵去秦凤呢？礼部尚书、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王溥推荐了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
公元955年，显德二年五月，周世宗派遣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从“川陕咽喉”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南郊）趋秦州、凤州，向后蜀开战。
周师在蜀境连克八个军事要塞，赵季札闻听大惊，连忙将辎重和带出的妓妾遣回成都，自己则上书请求解除守边任务，回京汇报边警。然后，留下大军，自己单骑驰入成都。蜀民更为惊骇，还以为主帅打了败仗逃跑。秦凤二州，很快传开流言，以为蜀军已溃。赵季札回京后，蜀主孟昶问他军情，什么都答不上来。孟昶大怒，将他关押在御史台，几天后，越想越失望，这个赵季札不是拿着军情当儿戏吗！终于将他在崇礼门斩首。随后，蜀主派出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迎击周师。
周师西征军与李廷珪等在威武城东战，第一次失利，排阵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人被后蜀擒获。
后蜀主又派出密使抄小道前往北汉和南唐，联络他们共同出兵遏制后周，北汉主刘承钧、南唐主李璟都答应下来。
后周眼里几乎不算个事的西北门户，形势开始有了紧张感。
两个月过去了，后周朝廷对西征军的失利有了批评，当时已经是秋季，大军粮草供应也有困难，于是有人请求撤兵。
柴荣不死心。但他对王溥推荐向训有了怀疑：向训，真的可以在西北用事吗？任何一个时代，选任独当一面的人才，都是大智慧。历史上来看，那些辉煌，往往都是选任正确的结果；而那些惨败，往往也都是选任错误的结果。五代十国，也不例外。后蜀屡屡失败，原因多多，但选任不得人，是重要原因。老赵后来南征北讨，无往而不胜，原因多多，但选任得人，是重要原因。现在，柴荣对向训有了疑虑，于是，派遣赵匡胤前往秦州查看形势。
王景与向训的转变
老赵回来后，向世宗汇报秦凤可取的种种可能，王景、向训配合得不错，小战失利，不代表大战失利。老赵果断建议：不撤兵。
王溥推荐将军向训，老赵建议绝不撤兵，二人等于在为秦凤之战打保票。万一战事失利，二人都有重大责任。因此在这类决策性时刻，需要的是前瞻性和判断力，以及责任感。老赵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最后，周世宗听从了赵匡胤的意见。
王景、向训，应是五代后周时期的名将。王景年轻时也曾与邻里恶少为盗，晋阳大战后，从后唐投奔石敬瑭，屡有战功。当初，他投石敬瑭时，家中妻子被后唐杀戮。有战功后，石敬瑭给他不少金钱封赏，又问他有何愿望。他回答说：“臣自归附国家，受恩隆重而深厚，实在不敢有其他愿望了。”石敬瑭还是坚持要他说一个愿望。王景下拜道：“臣过去还是个卒子的时候，曾经背着马扎跟队长出入，做警卫。那时候，多次进入一个官妓侯小师家，特别爱慕她。现在我妻子被杀了，如果能得到侯小师做妻子，就实在心满意足啦！”石敬瑭听罢大笑，然后就让人取来侯小师赐给王景。王景非常宠爱这个官妓。因为他有功，这个官妓也在后晋被封为楚国夫人。但侯小师也是个情种，有自己的旧好。现在跟了王景，竟偷了他金银几百两送给旧日相好。有意味的是，王景知道这个事，但并不责怪她。这也算得五代时的一桩风月故实。
出帝石重贵时，王景也曾与契丹大战。后汉乾祐初年，进入中央做朝官，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并镇守沧州。这年契丹闹灾，幽州流入沧州的难民五千多人，王景善待他们，为之赈济。朝廷也同意他的意见，下诏给这些难民分派农田，让他们在中原久居。
他在后汉时与郭威友善，郭威称帝后，王景加兼侍中。他本来没有什么智略，但在临政处理问题时，尽量宽大。士民有案子，他一定要当面询问，不被府中的官吏左右，如果两者间没有大恶，他都会劝导一番，让他们回去，尽量调解民事纠纷，很得沧州人爱戴。以至于他要入朝做官时，人们拦住他的马车不让走。他后来一直到大宋王朝还在做官，对待朝廷命官越来越有礼节，史称“性谦退，折节下士”，性情谦和懂得退让之礼，能够降低自己的身份对待士大夫。这样一个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的人，到了大宋王朝，几乎变了一个人。
向训也是个人物。他后来因为后周恭帝柴宗训的名讳，改名为向拱。
此人年轻时一表人才，有倜傥之气。他听说后汉刘知远在太原招兵，就骑了一头驴子，前往投效。走到半路，被强盗盯上。强盗们看他状貌雄伟，以为他应该是个富二代，囊中应该有银子，就一路跟着他，找机会下手。向训看出这个意思，到了一个略大点的村子，就让这几个人把自己乘坐的驴子杀了，说是要跟几位豪杰吃顿酒。酒中，跟这几个人说了自己投军的志向，强盗们一听，说这一路上都是盗贼，干脆就护送着他到了太原。
向训有战略头脑，将自己的想法向刘知远做了报告，但刘知远没有瞧得上他，他就转投在郭威的门下。郭威领节镇之后，让他主管自己的办公室工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向训战功卓著，为后周的建国立下功劳。
但他到了大宋王朝后，有了变化。
太祖赵匡胤令他做河南尹，他的时间大多用来修建自家园林庭院，广纳声伎、纵酒为乐，以至于政事都被荒废，以至于河南府出现了群盗白日抢劫的现象。赵匡胤大怒，给他换了个小地方做官，算是惩罚。
王景、向训的案例证明：不同的政治生态之下，人之表现会有不同；但同样的政治生态之下，人之表现也有不同。制度，不是决定性的“迁善”力量。人之向善迁移，有多种因素，个人志趣，在有些时刻比制度可能更重要。
败蜀军连下数州
且说柴荣接纳老赵意见之后，继续支持王景、向训在秦州的用兵。后来战场形势出现变化，周师在一次战役中击败蜀军，俘获三百余人。
蜀主闻讯急忙派遣朝中官员赴前线慰抚，并督战。
蜀军北路行营都统李廷珪派遣先锋进据马岭寨，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涧，又分兵出凤州北的唐仓镇和黄花谷，以此断绝周师粮道。
周师派兵趋黄花谷，又遣一千人赴唐仓镇，扼守蜀军归路。
这样，就等于险中弄险，很像围棋中，你围我，我也围你的战局。此际，棋手间最重要的战术优势是“比气”。谁的气口长，谁占优。这一轮手筋中，周师渐渐取得优势。
蜀军部署本来符合兵法，但偷安已久，战无能。蜀兵出唐仓，与周师战于黄花，蜀兵败，奔回唐仓；路上再遇周兵，又败。周师俘虏其将士三千人。随后，蜀军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珪等退保青泥岭。镇守秦州的后蜀节度使放弃秦州，逃回成都。蜀军刚刚到达的斜谷增援部队也一溃而散。
成州、阶州二州闻风而降。
后蜀迭接败报，震惊恐慌。
向训等围凤州，柴荣又派出韩通分兵修筑固镇（今属陕西），以此绝蜀军援兵。不久，克凤州，擒蜀威武节度使王环及都监赵崇溥等五千人。在押往京师的路上，赵崇溥绝食而死。柴荣任命王环为右骁卫大将军，以此来奖赏他守凤州不投降的气节。
后周得到捷报，文武百官入朝祝贺，世宗举杯向王溥敬酒道：“这一番边功，实是爱卿择帅得当之力啊！”
世宗下诏说，秦州、凤州、阶州、成州境内实行特赦，所有俘获蜀军将士，愿留者给予优厚俸赐，愿去者给予盘缠上路。诏书还说，要慰抚民众情绪，不要违背万物本性。这四州的百姓，除了夏税、秋税的征收之外，凡是蜀人所设各种赋税徭役，全部取消。
蜀主孟昶以为柴荣接着会大军南下攻取三川，吓得给柴荣写信求和，但书信中自称“大蜀皇帝”，柴荣认为他这是“抗礼”，没有回信。
蜀主更加恐慌，在通往成都的咽喉要道剑门、白帝等处聚集粮草，以备周师。但招募兵士越来越多，国防用度也就越来越紧张。于是开始铸造铁钱，对境内铁器施行专卖。史称“民甚苦之”。
周师连下后蜀北边秦凤诸州，已经达成阶段性战略目标，决计暂停攻伐，按最初的战略设想，转战江淮，实现王朴《平边策》提出的次第战略和先手战略第一步。于是，有世宗征淮南。
陆 征淮南
南唐与契丹勾结时，当时的中原也都清楚个中底细，但朝代更替间，军政事务太繁太乱，中原诸朝没有时间来经营江淮之事，这样就让南唐偷安了多年，但后周建国后，南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后周倾斜。
谋中原南唐结契丹
后周征淮南，借口之一是：南唐勾结契丹。
事实上，围绕着契丹问题，中原与南唐都曾做过细密的间谍活动。后周郭威时，正在兖州征讨慕容彦超，他得到了一个消息。
原来，太子宾客李涛的兄弟李浣，在契丹做官多年，是契丹勤政殿大学士，他与当时契丹的幽州太守，也即节度使萧海真很友善。萧海真是契丹主耶律兀欲妻子的兄弟。李浣劝导他“内附”中原，也即带着幽州归附后周。
萧海真虽然是契丹人，但是一直仰慕中华，欣然答应了此事，并自称归附中原之志，“心如铁石”。
李浣就利用中原帝国安插在定州的职业间谍田重霸，将事情原委写在绢上，报告给郭威。
李浣还给哥哥李涛写了一封信，大意说：“现在的契丹主，很幼稚很愚昧，每日只知道闲逛游戏，毫无志向可言，没法同前任相比。此际，朝廷若能用兵，必定取胜。即使不用兵，与契丹讲和，也是比较好的时机。无论战、和，都应尽快进行。但可以肯定的是：契丹这边的情况形势，将来不会有能力帮助河东的北汉。”
不久，间谍田重霸到达大梁,来斡旋这件事。结果遇上国内事情繁杂，又是王峻案，又是王殷案，郭威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结果，这个事情居然不了了之。李浣辛苦经营的一场间谍活动，消弭于无形。
读史至此，可以知道：这是中原失去的一次重大机会。
定州田重霸事件证明：中原一直在注意搜集契丹的情报。
南唐却一直在试图“勾结”契丹。
南唐与契丹的联络，从第一代君王先主李昪时代就开始了，但在第二代君王中主李璟时代，双方联系最为频繁。
李璟好脾气，史称“性和柔”，是才子，写得好文章，填得好词。但他特别喜欢听奉承话。这样就失去了辨人识物的能力，因此，那些善于谄谀的佞臣大多得到晋升，政事日坏。
李璟即位以来，未曾亲祭天地宗庙，礼官请求他参加一次大典。李璟说：“待天下成为一家，然后告谢天地祖宗。”
“天下一家”的理念，在南唐，最初是李昪的基本国策。
李昪这个理念的战略核心是：“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李昪当年曾咬着儿子李璟的手指头告诫他不要轻易在吴越、荆湖、闽国大动干戈，但李璟没有守住这个战略理念，刚刚做了南唐国主，就多次在境外用兵，一举夺取南楚之地时，他就认为其他各国也可指麾而定。以至于佞臣魏岑陪从他消磨闲暇时说：“我年轻时游历过河北元城，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待陛下平定中原，我请求当个魏博（今河北大名）节度使。”这是很巧妙的恭维术，没有明言的台词是：吾主早晚会平定中原！所以李璟听了很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魏岑就赶忙快步走到堂下稽颡再拜。史称“其主骄臣佞如此”。
南唐在李璟时代曾经攻灭楚国、闽国、殷国，虽然没有得到战争红利，反而损失巨大，但在虚骄中也有“吞天下之志”。
石敬瑭时，中原名将如皇甫晖等人不愿意臣服契丹，于是来投南唐，更多士子也厌倦中原战乱，纷纷来南唐安身立命，这就更让李璟有了“吞天下”的幻觉。
李璟开始勾结契丹与北汉，多次派遣使者从海道出发，或从静海（今江苏泰州东南），或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出东海北上到契丹镇东关（今辽宁大连），由此走北路，蜿蜿蜒蜒进入契丹幽燕之地；如果联系北汉，就从契丹再翻太行，到河东。这一条海道，从契丹天显十二年（937）李昪第一次与契丹来往，到应历七年（957），李璟最后一次与契丹来往，两国断断续续走了二十年。最初两国试探着以大宗贸易为主，后来则是商讨“密事”，互相勾连，主旨则是：共同谋取中原。
《辽史》中留下了南唐与契丹来往的记录。耶律德光时期，契丹共出使南唐四次，南唐则出使契丹十一次。在南唐出使的十一次中，有五次携带“蜡丸”也即密信。其中有一条记录道：辽太宗三年“十一月己巳，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言晋密事”。这是明确说南唐在与契丹秘密谋划中原晋国，而且是南唐李璟的主动动作。后来南唐大臣宋齐丘谋杀契丹使者燕人高霸，嫁祸后晋，也应该就是这类动作的策略组合。
所以，我相信契丹与后晋石重贵交恶，其原因，除了“十万横磨剑”事件之外，“高霸事件”也不可忽略。
刺杀使者彼此离间
“高霸事件”是“赵匡胤时代”精彩的谍情故实。
在南唐，最能体会先主李昪战略思想的是谋士宋齐丘，可惜此人在中主李璟时代没有得到重用。尽管史上对宋齐丘的说法毁誉参半，且有若干细细密密的故实难于厘清也难于坐实，但宋齐丘对南唐的重要，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大多明白的。陆游《南唐书》甚至引用一个说法：“世言江南精兵十万，而长江天堑，可当十万，国老宋齐丘，机变如神，可当十万。”
契丹长期与南国有联络，南国也对契丹有寄托。当五代之际，这种隔着中原，南北联络的做法，可以看作是一种“远交近攻”战略。但宋齐丘在这个战略中又套进了一个迷局，为南唐赢来了多年的平安。
说契丹主耶律德光派遣使者与南唐做生意。他们带着羊、马，一部分“入贡”，但更多的——有一次带了三万只羊、二百匹马——是到南唐来卖，用卖得的钱购买布帛药品。南唐大臣们虚骄地将这种商业往来视为“四夷来服”，是“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吉兆，于是公卿大臣们，都来朝堂称贺，认为这是自有南唐以来，“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
来而不往非礼，南唐就派出了使者借道后晋去见契丹，但后晋不允。南唐只好走海道。
后晋对南唐不友好，契丹与南唐两家交往多了，宋齐丘就动了心计。
有一次，契丹派遣燕人高霸来南唐，秘密交好。契丹慑于大唐昔日的威名，一直在主动讨好南唐——南唐自认为是大唐的继承者。中原挤在北边的契丹和南边的南唐、吴越、荆南、西蜀之间，常有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的异动。而中原后晋石敬瑭时代正在与辽国友好中，这样就让南国感到了恐惧。长江以北的江淮之地，乃是南唐最重要的北部屏障，事实上也是中原王朝的南部屏障。南国得到江淮之地，进据中原就有了主动权；中原得到江淮之地，扫荡南国就有了主动权。历来中原王朝都对这一片膏腴之地虎视眈眈。南唐要想平安，也必须保住江淮之地。而眼下，江淮之地在南唐手中，正在觊觎江淮之地的就是后晋。
于是，宋齐丘在耶律德光来使后，决计离间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契丹与后晋乱起来，江淮会更安全。
高霸来了以后，“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坦诚交换了意见”。南唐对高霸照顾得无微不至，临走时，还给了一个大红包，赏赐极为丰厚。高霸北还时，宋齐丘派遣了武功高强的刺客秘密跟踪。一直到淮北，后晋与南唐交界地时，刺客杀死了高霸。高霸的儿子高乾是同行者，他看到或知晓了刺客的身份。据可靠逻辑，能够猜想到刺客杀死高霸之后，南唐故意给高乾留下了“后晋来人”的身份秘密。陆游《南唐书》记录了这个事件。称高乾藏匿于濠州（今安徽凤阳）。当他逃归契丹后，契丹相信了这是后晋人干的活儿，并不怀疑南唐，反而与南唐继续保持着秘密来往。
宋齐丘的反间大获成功。不久，辽、晋反目成仇，中原大乱。
假如中原大乱是南唐期待中的风景，也可以说是宋齐丘在一力推动实现这个风景。虽然辽晋之争未必是刺杀高霸的直接结果（辽晋之争直接原因是“十万横磨剑”），但高霸被刺引发了契丹对后晋的疑忌可能是一个不难推断的事实。高霸事件不久，辽、晋就开始生变，多年的交好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于是有契丹灭晋的三次战役。
有意思的是，南唐玩弄间谍手法离间契丹与中原关系的谋略，也被后周借过来玩了一把，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
玩弄这个谋略的不是文人，而是武夫，他叫荆罕儒。
荆罕儒，少时就是一个无赖，做过强盗，但“君子豹变”，从军以后，因为作战勇猛，官一直做到藩镇中的行军司马（相当于现在省军区的参谋长或副司令）。但他为官不贪，以至于“贫不能振”。周世宗柴荣有鉴于战场上怯懦之辈统兵，须提升士气，就下诏在境内招聘“骁勇士”。有人就推荐了荆罕儒。世宗当即召赴行在，直接任命他为战前的一位指挥官。
征太原时，荆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敌境。荆罕儒令人背负柴草直趋太原城，把太原城的东门一把大火烧了个透，若不是城中套城的复杂结构，也许周师早就进入太原了。后来世宗征淮南，荆罕儒领泰州（今属江苏）刺史，为下蔡（今安徽凤台）守御都指挥使兼舒（今安徽安庆）、蕲（今湖北蕲春）二州招安巡检使。时泰州尚在南唐版图内，因此“泰州刺史”还是一个虚职，但以后打下泰州，世宗柴荣让他做了实领泰州刺史。
荆罕儒已经知道南唐与契丹的联系，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此前，荆罕儒一直在盘算找个江湖高手，仿佛传说中的虬髯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也像当初南唐宋齐丘雇佣刺杀高霸的刺客一样，杀人后留下假名，遁身而去。
他想有这样一个鬼影子般的快手刺杀契丹遣唐使，离间两国关系。
领泰州刺史期间，他得到消息：契丹主耶律璟（此时耶律德光已死）派他的舅舅来到了南唐，就在泰州清风驿。于是，他下了一道密令：如果有谁能将我荆罕儒睡觉的枕头偷走，赏钱三百贯。
不久，有一个江湖剑客田英，得到了他的枕头。荆罕儒说话算话，如约给赏。然后屏去他人，悄悄对他说：“番使已在清风驿，你能取番使之头，我赏你三千贯。”
当夜，番使与南唐官员夜饮，起来更衣（上厕所）后，忽然倒在地上，人来看时，脑袋已经没了。
番使死于与南唐使者的酒宴上。契丹相信这是南唐人干的活儿。
南唐发出优厚悬赏令捉拿刺客，那人却无影无踪。但契丹已经不再信任南唐。这一次被杀的番使，是契丹主的舅舅，级别太高了。
从此以后，契丹再也没有派使节过来。史称“自是唐与契丹遂绝”。
这一段传奇般的故实，见于陆游《南唐书》卷18《浮屠契丹高丽列传》，这也是《资治通鉴》殿后的一段故实，但情节不及《南唐书》丰富、神奇。《资治通鉴》没有留下刺客的姓名，也没有荆罕儒悬赏剑客的铺垫。
契丹、南唐虚假同盟
公正地说，契丹与南唐虽有“交通”，但两家实际并不互相了解，在很多常识性问题上，互相都很陌生。因为两家从未有过现实性的联合。他们不是同盟关系，契丹甚至也在防着南唐，当初耶律德光扑灭后晋时，曾要杀后晋十万降卒，有人说服他不杀的理由就是：由这些降卒来防备南唐。后晋灭后，南唐李璟曾向耶律德光要求假道到长安去大唐李氏陵墓祭奠，耶律德光没有允许。所以契丹事实上一方面因为“唐之威灵”而“兄事南唐”，称与南唐是“兄弟之国”，而不敢称之为“儿孙之国”，一方面也不希望南唐坐大，真的称霸中原。即使南唐要进中原，也希望能遵循石敬瑭模式，由契丹来“册封”，控制中原。而南唐，从李昪开始，也不过将契丹做棋子用，在澄清寰宇、恢复汉唐旧疆的理念中，燕云，乃至代北、辽东，都是南唐梦想中的故土。
因此，南唐不会接受石敬瑭模式。
所以陆游评论道：其实契丹相结约定骚扰中原，“皆虚辞，非能为南唐助也。”都是便宜便宜嘴，互相满足一下“远交近攻”的心理，契丹并没有真的成为南唐的助力。
龙衮《江南野史》记载一桩故实，更可见南唐、契丹互相之间的陌生——
耶律德光攻陷汴梁后，派遣两个使者到南唐来通告。
李璟问来自契丹的翻译：“契丹怎么治理邦国？”
翻译回答道：“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自古而然。”
李璟又问：“汉人怎么朝见契丹？”
翻译道：“契丹下诏就呼‘汉儿’。”
李璟：“蕃家没有文字笔墨文件，怎么征赋税？”
翻译：“蕃地不产谷物，所以没有赋税。但我臣事于契丹单于（国王）已经好几年了，也未曾看到虏廷之政事管理。但我听说如果征兵，就用传箭为号，每一部落传箭一支。”（按此说不确。契丹施行胡汉分治后，汉人在边塞是要缴纳赋税的。）
李璟：“那么他们怎么来规定时日？”
翻译：“以皮为约。”
李璟：“何谓皮约？”
翻译：“修筑一条窄小的胡同，地上铺了皮子，让骑兵践踏，以皮子被踏坏为度。如果征得多，就用骆驼皮，这样踏坏的时间就会长一些；时间短就用羊皮、兔皮等等。”（这是规定缴纳赋税时间的长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