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援兵在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八公山）扎营，与寿州城中烽火相应。
后周的淮南节度使向训当时正在镇守扬州，他观察战场形势后，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以扬州之兵合力来攻寿州，等到寿州城下，再考虑其他。
柴荣同意了他这个意见。
于是向训将扬州府库封存交给守将，并命扬州牙将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史称扬州民“感悦”。军队返还时，甚至有人背着秋粮来犒军。
滁州守将也得到命令，弃城来攻寿州。
齐王李景达又率军队到达濠州（今安徽凤阳），远远地声援寿州。但大军命令皆出于监军使陈觉之手，李景达只在文书末尾署名而已。陈觉不想决战，因此拥有五万军队的唐兵，却没有解决寿州之围的实际行动，南唐将吏害怕陈觉，无人敢说一句话。
但南唐大将林仁肇不受陈觉节度，故率兵来救寿州。
林仁肇了解形势后，准备焚毁下蔡浮桥，断后周退路。后周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名将张永德，屯兵下蔡，遇林仁肇，与他展开大战。
林仁肇用船舰装满干草木柴，选择了一个顺风的天气，纵起火来。但没有想到的是风向忽然回转，烧向林仁肇大军。唐兵一战不利，开始败退。
林仁肇乘船断后，张永德来追。
张永德“猿臂善射，发无不毙”，史称“人皆神之”。他在岸上向林仁肇射箭时，亲兵都看得亲切，一齐喝道：“箭要射中那汉子的嘴了！”但是箭到面前时，林仁肇一个从容的动作，随手一挥，即将箭杆格去。张永德看得也发懵：“不知这是哪里的良将啊，不好对付！”于是退兵不追。
另一种记录者的说法是：林仁肇每一次将射到眼前的箭杆格去。张永德惊叫道：“这是真正的壮士，不可过分相逼！”于是放掉林仁肇，不再穷追。
无论哪一种记录，都可以看到，林仁肇退兵殿后，手格来箭，是名将神采；张永德调度得法，英雄相惜，是性情中人。二人际会，颇有春秋士人之风。
张永德担心林仁肇再来，就备好粗大的铁链，在距离浮桥十几步（一步约五尺）的地方，拉起，横亘河上。铁链又拴上巨大的木头，这样唐军的舰船就无法接近，保证了浮桥的安全。
林仁肇并不死心，又派遣水军来攻击张永德。张永德从军中千挑万选，拣出善于游泳的军士，让他们潜入林仁肇舰船停泊之处，用铁索将几艘战船联系在一起。然后纵兵击之，林仁肇船不得进退，一时溺死者甚众，败归。
张永德解下自己佩戴的金带赏给善于游泳的军士。
就在这一年底，周世宗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中央禁卫军总司令。
率水军世宗再亲征
赵匡胤因功提升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又上表推荐渭州军事判官赵普为节度推官。从此赵普跟定赵匡胤。
周师围寿州，连年未下。说话已经到了第二年的开春。
寿州城中粮食已经耗尽。南唐齐王李景达，从濠州派遣应援使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率兵数万，逆淮河而上，来救寿州。
诸路大军屯于紫金山，列十余寨如连珠一般，与寿州城中早晚用烽火联系呼应，李景达又筑甬道直抵寿春，准备运粮支援城里。甬道绵亘数十里。但是快修到寿州时，后周大将李重进从甬道中部突击，大破之，南唐兵死者五千人。李重进夺去了南唐二寨。
李重进向世宗做了战场形势汇报，世宗诏告：下个月亲自来淮上。
刘仁赡看到援军不利，向李景达汇报，要边镐来守城，自己率众与周师决战。李景达不许。刘仁赡愤怒而又郁闷，从此病倒。
他的小儿子刘崇谏，认为大势已去，夜半偷渡，准备投降周师，被南唐小校捉住。刘仁赡下令按军法将儿子腰斩。左右无人敢救。监军使周廷构在刘仁赡府邸大哭，请饶刘崇谏一死，刘仁赡不许。周廷构又派人向刘仁赡夫人求救。
刘夫人悲怆万分，但是她说：“妾于崇谏，非不爱也，然军法不可私，名节不可亏！若贷之，则刘氏为不忠之门，妾与公何面目见将士乎！”
我对于儿子崇谏，不是不爱啊！但军法不可成为私器，名节不可丝毫亏缺。如果这一次饶了他，则我们刘氏就是一门不忠。那时，我与先生们有何面目见浴血守城的将士们呢！
时辰一到，赶紧命令执行军法。
斩后，再为儿子办丧礼。
寿州城里全军将士皆因此而感动哭泣。
寿州一年多没有攻下来，南唐兵又收复了若干州郡，后周就有议事的人认为南唐援兵很强大，很多人请求周师罢兵。世宗也有了动摇。这时李谷正生病在家，世宗认为李谷做事稳重，且有判断力，就派宰相范质、王溥到李谷府上与他商议是否罢兵。李谷支撑病体，上疏道：“寿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銮驾亲征，则将士争奋，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
寿州城已经陷于危险困难中，城破就是一早一晚的事。此际，如果能御驾亲征，那么，将士们一定会被激奋起来，而南唐的援兵则陷于震惊恐怖中。城中知道自己要灭亡，就会有变化，一定可以攻破！
世宗柴荣看到这份上疏甚为高兴，于是再次御驾亲征的决心已定。
公元957年，显德四年二月，以王朴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以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京都诸事安排妥当后，周世宗柴荣再次亲征淮南。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世宗带上了水军一同前往。原来，周师与唐兵战时，唐人水军精锐敏捷，周师不及，世宗以此为憾。去年五月，世宗返回汴梁后，就在西城汴水之畔打造战船，而后命俘虏的南唐水兵训练北人。数月之后，纵横出没，其技能甚至超过南唐水军。这次南征，就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带领水军数千，从闵河（流经今河南新郑）沿颍水（流经河南）进入淮河，唐人一见北人居然来了舰队，大吃一惊。
三月，世宗扎营下蔡后，在一个夜晚，带领部分将士渡过淮河，直抵寿州城下。到了早晨，人们看到周世宗柴荣的时候，他已经“躬擐甲胄”，一身戎装出现于敌我阵营之间。周师见后士气高涨，唐兵见后惊惧不安。
柴荣旋又移向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八公山）南，命赵匡胤首先率军攻击唐先锋寨及山北一寨。老赵不负众望，两寨皆被攻破，斩获三千余级，并将紫金山与寿州间的运粮甬道整个截断。从此唐兵首尾不能相救。
寿州已经成为孤城。
当晚，世宗命各部分兵守寨，带领亲兵返回下蔡。
此时，唐兵内部的耗斗则愈演愈烈。
查文徽不夺人妻
朱元因为有功，来了傲慢情绪，不很服从李景达调度。而监军陈觉则与朱元多年有矛盾，于是上表说朱元这人反复无常，不可带兵。唐主李璟就以武昌节度使杨守忠来代替朱元。杨守忠来到濠州，陈觉以齐王李景达的名义召朱元到濠州计事，其实是想借此夺取朱元的兵权。都是过来人，谁都明白怎么回事，朱元听后，异常愤怒，就想自杀。他的门下宾客拦住他说：“大丈夫何往不富贵，何必为妻儿去死呢！”
朱元的妻子是南唐大臣查文徽的女儿，俩人恩爱，故宾客有此言。
第二天夜晚，朱元与先锋壕寨使朱仁裕等举寨万余人，来投降周师，裨将时厚卿不从，朱元将他杀掉。
消息传到金陵，李璟大怒，决计要杀朱元妻子。
查文徽心疼女儿，屡次上表为女儿陈冤。查文徽在过去与吴越作战时被俘，后来被放回，但已经被吴越放了慢性药，哑了嗓子。他手书上表，言辞间流露着对女儿的万般疼爱。但李璟要惩戒降将，决心已下，就在查文徽的上表空白处批示道：“只斩朱元妻，不杀查家女。”
事已至此，查文徽无话可说，只好含泪为女儿收尸。
查文徽也算是南唐一大臣，曾经征服闽国，有战功。有一位闽将名叫余洪，他的妻子郑氏很漂亮。查文徽攻克建州，部下裨将王建封得到了郑氏，想拥为己有，但郑氏坚拒不从。王建封被这个女人的凛然之气所震慑，始终不敢侵犯，又不忍杀，于是献给上司查文徽。查文徽一见，正是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女人，当下即爱，要收纳她。但郑氏依然不为所动，冰霜一般冷静，并且直斥这位胜利者的统帅道：“王师吊伐，当褒录节义，以表励风节，你的裨将王建封，出身行伍，尚知心存畏惧，君，元帅也，难道想做欺霸节妇的祸首吗？”
王者之师前来讨伐，应该褒奖存录忠孝节义，以砥砺表彰社会优良风气。你的裨将王建封，出身行伍，对大义，还都知道心存敬畏；君，元帅也，难道竟想做一个欺侮霸占节妇的祸首吗？
陆游《南唐书》记录此事，称：“文徽大惭，亟访其夫归之。”查文徽大为惭愧，赶紧访问郑氏的丈夫送还了人家的妻子。
查文徽有此一“惭”，不失为士子之“耻”，战乱之中，心存一丝节义廉耻，为妇人呵责而知改悔，不是简单的士行。查文徽此举可予表彰。
据史上记录者留下的文字，知道查文徽自幼好学，曾手写经史书一百卷。长大之后，任侠，有英雄气，听到有人困乏，就算不认识，也愿意周济。他的家里本来很富有，但因为常常周济他人，最后渐渐穷困，但是并不因此而后悔。
有熟悉他的人，知道情况后，赠送金帛给他，他也不怎么上心。一天晚上，金帛被人偷走。査文徽也不跟人说这个事，照样读书，这事连邻居都不知道。过了很久，有人捉住了这个盗贼，通过他的供词，人们才知道还有这事。于是人们都认为查文徽是一个有器量的人。
他在浙西做判官时，有人向太守敬献一只珍贵的玉杯，太守大喜，给了对方一百万钱。然后就为这只玉杯开宴。玉杯装了美酒，宾客们传看。到查文徽这里时，不注意，掉地下摔碎，一坐皆惊，但查文徽恬然不以为意。一只玉杯，对查文徽而言，不算什么，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他脑子里除了读书，圣贤价值观，似乎就没有什么值不值钱之类的概念。
查氏后来成为海陵望族，名人辈出。
刘仁赡“投降”周师
周世宗以朱元带来的降兵，另外建构一座大营，册封朱元为蔡州刺史。
朱元之降，一下子让唐兵心理防线迅速崩溃。随后，世宗指挥周师攻击南唐紫金山营寨，大败唐军，斩获万余人，活捉许文稹、边镐、杨守忠。唐兵余部沿淮水东逃，世宗令骑兵沿北岸追赶，南岸诸将又率步骑兵沿南岸追赶，水军则从淮水中流而下，唐军战死、淹死和投降近四万人，缴获船舰粮食兵器不计其数。刘仁赡听说援兵溃败，病情加重，气噎喉咙，叹息不止。
唐帅齐王李景达及监军陈觉从濠州奔归金陵，全军溃散。他的部下，只有静江指挥使陈德诚全军而还。
世宗又以淮南节度使向训为武宁节度使、淮南道行营都监，带兵戍守镇淮（今安徽蚌埠）军。
世宗从镇淮军再次移驻下蔡。
第二天给刘仁赡发去一封诏书，要他“自择祸福”。
刘仁赡明知大势已去，但不为所动。
在南唐最危急的时刻，李璟忽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社稷情怀”，他准备也学周世宗御驾亲征。中书舍人乔匡舜上疏切谏，以为不可。李璟认为他这是动摇军心，将其流放抚州。李璟又问神卫统军也即卫戍军区高级将领朱匡业、刘存忠等守御方略。这二人到这步田地，已经没有“方略”可言，只好胡诌。朱匡业诵罗隐诗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刘存忠认为朱匡业的话说得对。唐主李璟大怒，贬朱匡业为抚州副使，刘存忠则流放饶州。但李璟自己想想，越想越害怕，最后还是没有敢亲征。
已经是春天了，周世宗在寿州城北阅兵，向刘仁赡炫耀周师的强大。检阅之后，随即开始攻城。
这一天，南唐清淮节度使兼侍中刘仁赡，已经病重，他强打精神登上城楼，看到了周师在耀武扬威，但他仍然从容指挥将士开始积极防御。
刘仁赡在城楼上甚至向周世宗大营，瞄准柴荣，亲自射了两箭，终因气力不济，没有射中。也许是他射箭用尽了力气，回府后，病倒，不省人事。
两天后，寿州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人，以刘仁赡的名义起草表书，遣使者前往周营投降。
周世宗赐刘仁赡诏书，遣门使张保续入城宣示安抚，刘仁赡的儿子刘崇让又出城告罪。
三月二十一日，世宗大陈军旅，在寿州城北接受投降，周廷构等抬着刘仁赡出城，刘仁赡躺着起不来，世宗慰劳赏赐一番，又让他进城养病。刘仁瞻已经没法说话，只能“以手指口”。但无人能明白刘仁赡什么意思。周世宗专门下了一份诏书，任命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诏书评价刘仁赡道：
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朕之伐叛，得尔为多。
向自己事奉的社稷国家而尽忠，坚守臣子节操没有亏负，这样的操守，前代名臣，有几个人能比！朕之讨伐江淮，得到将军这样的人是最大收获！
但刘仁赡接到诏书后，已经无力表态，一代名将，“以手指口而卒”。刘将军病逝，世宗闻讯，又将清淮军改为忠正军，以表彰刘仁赡的节操。
据说刘仁赡死的这一天，天气阴晦、落下了细细密密的黄沙。城中士卒闻之，人人哭泣。更有人说：“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为！”老天爷不仁义，而让我的父亲这样死去，我还活着干吗！当场就有几十人自杀而死，甘心为刘将军陪葬。事见宋人龙衮《江南野史》。刘仁赡得人心就到这个程度。
史称刘仁赡轻财重士，法令严肃，故能以一城之众连年据守。更令人震惊的是：等到刘仁赡不得已“投降”周师时，刘部将士“无敢窃议者”！战即战，降即降，一切皆听将令。治军如此严整，这才是真正的军人风采。那种主将投降，部下不服，到处揭竿或打冷枪的行径，其实不是军人所当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话分量极重。刘仁赡做到了，五代之际，一人而已。
世宗又下一系列诏书，将寿州府治移往下蔡，故城寿州改为寿春县；赦免州境死罪以下全部囚犯；州中百姓因为受到南唐刑罚而啸聚山林的，一并召回重操旧业，既往不咎；有曾经被伤害的，不得复仇；昔日政令有不方便士庶的，可以写成文书奏报。
南唐主李璟听到刘仁赡病逝，也痛哭一场，追赠他为太师。
世宗下诏开寿州粮仓赈济饥民，而后，返回东京汴梁。
寿州平。
柒 出师未捷身先死
回到京师，大帝柴荣就带着病躯下诏，宣布了他那个艰难的决定：免去张永德的官职，赵匡胤则由原先的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改为忠武军节度使，由检校太保改为检校太傅，由殿前都指挥使改为殿前都点检。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出现了拐点。
《宋刑统》震烁古今
公元957年夏到公元959年冬，两年多的时间里，周世宗柴荣做了三件大事：
一、完善帝国管理制度；
二、平定江北淮南全境；
三、恢复燕云关南之地。
三件大事做完，大帝柴荣还有更多大事要做，但是上苍没有给他更多时间。
柴荣下诏修缮永福殿，命宦官孙延希监督工程。但是当柴荣到修缮场所，看到农民工们在使用木片削成的勺子吃饭，而饭菜都盛在瓦片中时，大怒，当即将孙延希推往街市正法。从此改善了农民工的待遇。
帝国管理制度中，柴荣首先想到的是“法制”。
但他用法严峻。
早年，柴荣在后汉时，做一个禁卫军的将军，曾经到一个县城去玩，当地的县令正在聚众赌博，没有接见柴荣。柴荣从此心里有了怨恨。等到柴荣践祚，这个县令跟部下某人犯了聚敛罪，以权谋私，在民间搜刮了几百匹布帛。宰相范质主持审理后，将这事草拟了一个处理意见上奏。
柴荣一见，是这个混蛋，就动了气，对范质说：“亲民之官，赃状狼藉，法当处死。”
管理地方的县令父母官，贪赃之状如此恶劣，按法当处死。
范质回奏道：“做官搜刮聚敛，有罪；但是仅仅是搜敛，虽然数量不少，但按律法，还没有到死罪那一条。”
柴荣大怒，厉声道：“法者，自古以来为帝王所创制，其根本，就是用来防备奸邪。朕立法杀这两个赃吏，算不上酷刑！”
范质又回道：“陛下真要杀他，就杀。但是如果将二人案移送政事部门，我这个宰相是不签署的。”
柴荣气稍平，最后还是饶了这个县令一条命。但柴荣从此知道法令中仅仅搜敛还够不上死罪，不免心有不甘。于是下令：“今后再有犯搜刮聚敛之罪的人，加一条‘枉法’，以‘枉法’论！”
范质于是奉诏，在后来主持《刑统》工作时，补充了一条“强率敛入，己并同枉法者”，做官以权力搜刮聚敛，中饱私囊，按“枉法”处理。
范质曾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大宋六朝，除了后梁之外，五朝为官，其中后周、大宋两朝为相。
范质幼时聪明好学，据说九岁能诗文，十三岁读《诗经》，十四岁即招生收徒。五代后唐长兴四年考中进士，开始出仕。后周太祖自邺起兵，进取京城时，范质避乱，藏匿民间。时当酷暑，范质一日坐于封丘巷茶肆之中，摇扇吃茶。手中的扇子有两行字：“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
正摇着扇子，忽然有一人走上前来，范质看时，只觉得这人貌甚怪陋，他对范质作揖说：“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大暑？相公他日当深究此弊。”
世上的酷吏冤狱，大暑如何能比？相公他日应深研这类案例。
说罢，还把范质的扇子带走了。
范质怅惘很久，不懂啥意思。后来他来到火神庙后门，见一土木短鬼泥塑，很像茶肆所见怪陋之人，有趣的是，那把扇子也在这个土偶手中。范质不免惊异。但此事之后，范质从此关心刑法。到他在后周做官时，就与名相窦仪等人一起，参与主持制定了大名鼎鼎的《刑统》。显德四年，公元967年，柴荣又下诏，认为范质、窦仪主持制定的《刑统》初稿，集中了五代以来的律令，文辞古奥，难于知晓，格式、敕令等，又繁杂不一，于是又命御史知杂事（略相当于御史府中的轮值主席）张湜等人，对律法诸条做出注释。范质等人又对此做了评定。后来通行的《刑统》，就是范质、窦仪、张湜等人斟酌修订的文本。
此事不可小瞧。《刑统》即《大周刑统》，直接承接《唐律疏议》以来诉诸公正主题的司法精神，是中国文明史至为重要的一部文献。范质历五代终始，知道天下最后一定有一个归宿，他当初选择后周时期来主持《刑统》，其深意在于寄希望于邦国政治之展开，应由法制推演。这相当于“制礼作乐”之后的文明深化。范质期待中的圣贤愿景是礼乐与刑法的合流。
958年秋天，《大周刑统》定稿，下诏颁行。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宋帝国接纳了这个思想，增删损益之后，有了震烁古今的《宋刑统》。
范质等参与制定《大周刑统》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以后，即使是出于帝王意愿的判案处理意见，也要遵循律法，不得逾越过当或随意赦免。
过去做官，有“当赎之法”，意思是做官的犯了法，依据他的品级可以赎罪豁免或从轻处理。但是哪一品级的官员可以有此待遇，历来不统一，因此就有了“临事议制”，等于还是帝王或法官的“自由心裁”。这个制度，在石敬瑭时代开始有制度性规定，譬如，有品级的官员按品级“当赎”；无品级散官，或有功的将校，按九品制度“当赎”；但只是“徒罪”以上可以考虑“当赎”，“杖罪”以下，依照罚例，不适用“当赎”法，等。到柴荣时代，《刑统》明确规定：
今后官员定罪，有品级的按照品级适用“当赎”法；其他，诸道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副留守，尚未确定品级的，准从五品官例适用“当赎”法；
诸道判官、防御、团练副使，准从六品官例；
节度使掌书记、团练判官、两蕃营田使、判官，准从七品官例；
诸道推巡及军事判官，准从八品官例；
诸军将校内诸司使、使副、供奉、殿直，临时奏听敕旨。
这个意见就法律的整合系统而言，不是公平的，因为它没有体现“法律平等”理念，不仅官员与士庶不平等，即使在官员内部也是不平等的。如有的官员，“诸军将校内诸司使”等，无品阶官员，就不能享用“当赎”之法，而要“临时奏听敕旨”，临时接受皇上或政事堂的处理意见。但它的意义在于：程序的公正。举例来说，诸道的一个团练副使，如果犯罪，就必须按照“从六品官例”来适用“当赎”法。皇上如果心血来潮，说不按照“从六品官例”而按照“从五品官例”或“从七品官例”等等适用“当赎”法，就不可以。
史称《刑统》颁布之后，“由是内外品官当赎之法，始有定制焉”，从此以后，朝廷内外诸品阶的官员适用“当赎”之法，开始有了明确的法律制度规定。
范质“守正不回”，遵守法令，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为大周帝国的司法公正奠定了一点基础。
翰林学士窦仪，曾有过错，惹恼了世宗柴荣，要将其斩首。范质知道后，多次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柴荣最终赦免了窦仪。
窦俨治国六荐
柴荣虽然有独断裁判的帝王之恶，但他世天下之志甚为宏阔，也关心帝国的制度建设。
他曾夜里读书，见唐代元稹的《均田图》，慨然叹道：“这真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啊！王者之政应自此开始。”
于是下诏颁其图法，使吏民都能习知，准备一年后，大均天下之田。
说到“均田”，一般以为是“平均田地”，其实不是。
均田，作为一项农业政策，从北魏到唐中期，都有实行。它的原则是：“计口授田”。也即将无主的土地按人口多寡分给农民耕作。这些土地为“国有制”，但其中又有“桑田”（也称“永业田”）和“露田”（也称“口分田”）之分。“桑田”可由耕种者继承，事实上已经转化为私田；但“露田”则在耕种者年老或死亡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
北魏以后，人口变迁很大，流离失所者甚众，无主土地很多荒芜。国家将这些土地重新登记，分配给无土地者重新耕种，这应该算是一种德政。“均田制”下，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重新分配的土地，但所有人都有据得到的土地纳租税、服徭役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这又是庶民与国家互相得利的政制。
“计口授田”，按家庭人口数量分配新的土地，唐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丁男、中男（不包括老人），每人可获“露田”八十亩，“桑田”二十亩。“露田”也即“口分田”不可买卖，“桑田”也即“永业田”则规定，迁徙及贫无以葬者，可以出卖。贵族官员所获“永业田”可以买卖。
“均田制”值得重视的是：所有有主的田地，不得剥夺，也不得“均田”。这样，传统的土地私有制度，并没有遭遇破坏。而重新分配的“永业田”也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私人所有，所以，“均田制”，事实上是土地公有和私有并存的一种土地政策。在帝制时代，甚至在民主时代，这样的“均田制”，也有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有道邦国的土地文明制度。
这种制度，在中唐以后，遭遇破坏。所以周世宗看到元稹的《均田图》决计要恢复，实现他的王道理想。
周世宗留意农事、关心农业，后来还诏令左散骑常侍艾颍等三十四人分别视察各州，按土地多少均衡确定田租。他曾经要人用木头刻成耕田的农夫、养蚕的农妇，安置在宫殿庭院中，提醒自己不忘“治本于农，务兹稼穑”。
在完善帝国管理方向上，窦仪的兄弟、中书舍人窦俨上疏，提出六条政制意见，应该是大周帝国比较重要的制度和理念的建构，柴荣全部接纳。
窦俨的六条意见是——
一、请令有司讨论古今礼仪，作《大周通礼》。
二、考正钟律，作《大周正乐》。
正朔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制礼作乐”而完成。以上两条，犹如后世现代国家制定国歌、国旗、国徽，确定干部品级制度和责任、权利规定。
三、职官绩效考核的国家政制建设。
包括官员级别与俸禄的挂钩，犹如后世不同干部享用不同级别工资和待遇一样。除此之外，窦俨在此还提出了用人和举荐的制度建构思想。这一番职官考核制度，为后来大宋王朝所沿用。窦俨说：
为政之本，莫大于择人；择人之重，莫先于宰相。自从唐末年以来，轻易赐爵封官，初任辅弼，即兼三公、仆射之官。故很多人在未得职位时，就将心思放在追逐官位之上，得到职位后，就以沉默自保为事，只想着怎么解脱机要费力之政务，守住位高权重之官职，逍遥于林亭之中，保全宗族的平安。臣请求即日令宰相至尚书省三品以下，中书省及门下省给事中、中书舍人以上，各自荐举所知人材——若陛下素知其人贤能，自可提拔任用；若不清楚，暂以原来官位主持政事。一年之间，考察其业绩，若真能胜任，原来的官位已经很高，就正式授予平章事；若原来官位不高，就再加提升，代理主持政事照旧。若不称职，就罢免处理政事的资格，追究荐举者责任。此外，朝官班次行列之中，有名额无职责者占了大半，请衡量他们的才器，授官外任，在地方政务中试用，回京后按原职登录叙用，考察政绩，提拔能者，贬黜无能者。
这个意见极为重要，它直接与国家的组织路线相关联。后来大宋帝国的“冗官”现象，就是职官绩效考核制度疏略的结果。
四、弭盗与地方自治。
让盗贼自己相互举告，将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或有亲戚替他自首，就判处其党徒同伙而赦免自首者。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另外，新郑乡村自组织为“义营”，分设将佐，一户为盗，连累一村，一户遇盗，罪其一将。每有盗贼发生，就击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盗贼便没有能漏网的。如此邻县盗贼充斥而新郑全境独清。请求下令其他州县都仿效新郑，这也是阻止盗贼的一个办法。
此法虽然严苛，但在盗贼蜂起之际，也不失为一个地方靖安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这个办法是新郑乡民在“乡约”条件下的地方自治自保，“义营”而得到官方首肯和推广，应该是传统中国“治安”史上的重要经验。
五、劝农与藏富于民。
历朝以来，多次下诏，说听凭农民在私田以外多种广耕，只纳旧税。但等到农民已经种上新田，有关部门就丈量实有田亩而增税。所以农民都因疑惧而不再开辟新田，这样就让更多无主田地成为荒地。臣以为实行政令之先决条件，没有比诚实信用更重要的，如果信用显着，田地会不断扩大，粮食就不断增多，粮食增多藏在农民那里就如同藏在官府一样啊。
这一番话，要义是“劝农”，核心是“诚信”，措施是“藏富于民”。民无信不立，正是儒学最重要的“平天下”价值观之一。窦俨有此议论，世宗“览而善之”，证明后周时代已经具备有道邦国的大义。这些，正是赵匡胤需要学习的地方——而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做得比柴荣更出色。
六、关于平淮南。
世宗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攻陷了寿州等江淮之地，但还没有取得淮南全境，因此，动兵还在酝酿中。窦俨有识于此，在这一篇上书中，还专门谈到了以后江淮用兵的一个基本意见：“行之贵速”。他说：
陛下南征江淮，一举而得八州，再驾而平寿春，威灵所加，前无强敌。今以众击寡，以治伐乱，势无不克，但行之贵速，则唐民可免更多俘获流血之灾，周民可免更多转运输送之苦矣。
行动上要快，不要顿，不要拖，这样，于南唐、大周之士庶都可以免去更多苦难。战争虽必不可免，但集中力量尽快解决，不要像两年前下寿州那样，旷日持久，给人民带来长久痛苦。他想到的是战争中的国计民生、黎庶苦难。
窦俨的所有这些意见，涉及传统治国平天下的“礼、乐、政、刑、劝农、经武”六大方向。其中“礼、乐”，是传统有道邦国不断讲述的儒学理念。展开来讲述“礼乐”，会非常“枯燥”，但这两个东西的大义其实就是四个字：“节制、当位”，而且主要针对君王公侯和读书人而言。传统儒学之诉诸“节制”与“当位”的“中道”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修身治国的方法论，也是修身治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由儒学来讲述，意在令君王公侯，以及读书人，在秩序规则下，认清自己的“角色化”存在，不要逾越“角色规定”——是君王，不要做臣下的事；反之亦然；是父亲，不要做儿女的事，反之亦然。而逾越了“角色化”存在，就背离了以“节制”与“当位”为主诉求的“礼乐”大防。对君王公侯，以及读书人，看好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就是传统中的种种“礼乐”讲述。
“窦六条”，含有传统中国尧舜以来的道义与法统，是中原政制的价值推演。它也成为以后大宋帝国的政制制度和理念的来源之一。
在五代乱世，有此正见，且为世宗所接纳，已经预示了天下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大趋势。这些正见，仿佛在为大宋王朝的出现预作铺垫。
公元957年冬十月，后周开始设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诸科，以此荐举人才。《资治通鉴》胡三省解释说：这就是所谓“制举”，也即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当时下诏告知天下应试者，不限以前资格、现任职官，道士僧徒、庶民百姓，都可以应诏。考生所在州府，要依每年贡举人式例，有合格者，送往尚书吏部。考题为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取文理俱优者，如人物聪明俊秀，就可解送吏部，来年十月集京师。即使已经做了朝官的，也可以上表自我推荐。
此事可以考见大周对人才的渴求。
这些事前后准备了不到一年时间，文治初见成效。
周世宗也曾于戎马倥偬国家建设之余，弄弄诗词歌赋之类，有时也颇得意，就拿了自己写的诗歌向学士窦俨显摆，并问：“朕这诗，可向外宣布否？”窦俨看后说：“诗，是专门之学。如果下决心精心学习，那就妨碍国家机务；如果不能精心切磋，恐怕又不能尽善。”一番话，说动柴荣，史称“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诗”，世宗明白了窦俨的意思（那诗写得还不够好，没有天分），从此以后，不再作诗。
第三次御驾亲征
寿州虽然攻克，但淮南全境还没有平定，而契丹阴影还在。
后周朝廷得到一个好一点的消息：北汉麟州刺史杨重训率城投降。世宗马上任命他为麟州防御使，以示鼓励。但一年来，北边不断有契丹与北汉异动的消息，虽然没有大的边警，但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而要解决契丹问题，必先解决江淮问题。“先南后北”，这是王朴《平边策》的基本意见，周世宗柴荣认同这个意见。于是，淮南必在平定规划之中。
京师百万人众，粮草需要漕运解决。趁着枯水期，世宗下诏疏通汴水，使之流入五丈河，从此齐、鲁漕运船可以直达汴梁。
京师的问题解决了。世宗又任命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为检校太保，代理枢密使。同时任命赵匡胤为义成（今河南滑县）节度使。随后，又以王朴为东京留守，准许他据实际情况便宜从事；以三司使张美代理大内都点检，管理宫禁诸事。一切安排妥当，柴荣开始了第三次御驾亲征，兵锋直指淮南。
公元957年冬十一月，又是一个淮河的枯水季节，柴荣大军到达治所在涡口的镇淮军（今安徽怀远），第二天五更时，渡过淮河，随后，抵达南唐辖区濠州（今安徽凤阳）城西。
濠州东北十八里有一开阔的河滩，唐军在河滩上设置栅栏，四周环水据以固守，认为周师不可能从此地过河。
世宗见状，亲自指挥，命甲士数百人，乘骆驼涉水，赵匡胤则率骑兵跟进，短兵相接，很快拔取河滩营栅。
李重进则率军破濠州南关城。
次日，柴荣亲自率军来攻濠州。
大将王审琦轻取南唐水寨。
唐军在城北面屯战船数百艘，又在淮水中竖立巨大的木头迟滞周师。世宗命水军进攻，拔掉巨木，焚战船七十余艘，斩首两千多级。濠州的附属堡垒羊马城，一面靠水，三面筑墙，也被周师攻破。
濠州城内人心震恐。
夜晚，南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给周世宗上表说：“臣家在江南，今若马上投降，恐被唐人诛灭全族，请求先遣使者到金陵请命，然后出城投降。”
世宗答应了他。几天后，世宗听说南唐有数百艘战船来到涣水（淮河支流）东面，准备救援濠州，便夜晚派出周师，亲自率领水陆进攻。在洞口（今安徽五河县东，涣水入口）大败唐军，斩首五千余级，俘获两千余人。周师乘胜击鼓东行，所到之处皆被攻克。
两天后，到达泗州（今江苏盱眙，淮河北岸）城下。
赵匡胤先攻城南，烧城门，破水寨。城外的月城（与主城连在一起，半月形）也被攻破。
柴荣戎装登上月城门楼，亲督将士攻取内城。
这期间，北汉有事。北汉主刘承钧自从即位以来，忙于安定境内，没有对外攻略。当月，契丹闻听柴荣南下，即派遣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领兵来会北汉军队，拟共同入侵后周。刘承钧派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领兵与契丹会合，南下犯潞州。但到达城下后，见周师李筠防固甚严，不战而回。北汉主知道契丹并不死拼，实在靠不住，但不敢立即与之断交，便赠送给崔勋丰厚礼物遣还。
契丹与北汉联军返回的消息传到周师大营时，唐泗州守将范再遇举城投降。世宗以范再遇为宿州团练使。这时，泗州城外的农民都已经进入城中，世宗就戒令军中出外砍柴的人不要践踏民田，城中的农民听后非常感动、高兴，争着来献粮草。泗州降后，周师无一士卒敢擅入城内。五代以来，破城之后，动辄剽掠的积习，在柴荣这里得到遏制。
又有情报：唐军战船几百艘，从洞口退往清口（今江苏淮阴市西南）。
世宗置身后的濠州于不顾，令全军东进。他亲率步骑从淮水北岸挺进，赵匡胤则率步骑兵从淮水南岸挺进，其余众将率水军从淮水中流挺进，三军共同追击唐军。我能想象，汗水在冬季寒冷空气的蒸腾中，合着飞扬的尘土，在将士们的脸上，凝结为鬼脸般的图案。
当时淮水之滨久无行人，芦苇茂密如织，到处都是泥淖沟堑，但周师士气正盛，在冰冷的泥水中跋涉前行，都很乐观，似乎忘却了疲劳。
两天后，周师追上唐军，且战且行，金鼓之声传闻数十里。
又过了一天，到达楚州西北，再败唐军。
唐军有沿淮水向东而下的，世宗率兵亲自追赶，赵匡胤担任前锋，行军六十里，擒获南唐保义节度使（保义军在陕北，此为虚职）、濠、泗、楚、海四州都应援使陈承昭，这才返回楚州城下。所获战船除去烧毁沉没的不算，共得三百余艘，俘获降卒七千余人，斩杀淹死者不计其数。南唐淮上水军至此全部被歼。
郭廷谓派遣的使者从金陵回来了，告知南唐李璟不能来救援濠州。郭廷谓更知濠州不能守，于是命录事参军鄱阳人李延邹起草降表。李延邹认为应该有忠义之气，不可投降。
郭廷谓用刀剑相逼。李延邹将笔掷于地下，凛然道：“大丈夫终不负国为叛臣作降表！”
郭廷谓将其斩首，举濠州投降。周师得到兵员万人，粮数万斛。世宗嘉勉郭廷谓，为濠州防御使。
唐主李璟知道消息后，赏赐了李延邹的儿子。
周世宗从淮北过河，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城西北扎营。
各地捷报传来，南唐守军纷纷投降。
周师也攻克了楚州的月城。但在攻楚州大城时，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形势很像当年打寿州。
几天后，世宗在行营接见了南唐降将郭廷谓，对他说：“朕自南征以来，江南诸将败亡相继。去年五月，只有卿能断涡口浮桥，破我定远大寨（今属安徽，在滁州西），已经足以报国了。濠州小城，即使让李璟亲自来守，他能守得住吗？你来归附大周，免去多少流血！”
于是命令郭廷谓带领濠州兵攻天长（在安徽）。
事实上，这位郭廷谓将军在守卫濠州时，已经连续多次“重创”周师。周师曾在涡口建造浮桥，郭廷谓知道这是重要的战略据点，于是乘轻舟，将士衔枚而进，烧毁了浮桥，周师死伤甚众。此举严重迟滞了周师的进军速度。他还派遣唐兵装扮成商人去侦察定远大寨的虚实，招募乡兵大破周师。守卫濠州时，也多次在重围中派出精锐袭击周师，先后杀伤不计其数。他已经尽力。柴荣能放他一马，也有惜才的意思在。
此前的寿州之战，周师撤退后，扬州曾经又被唐军占据。这一次世宗又派遣骑兵数百趋扬州。到达高邮时，扬州守军将城里官府民居全部焚毁，驱赶扬州士庶渡江南去。几天后，周师进入扬州，城中只剩下十几个残疾人而已。
泰州曾经被后周攻克，后来又被南唐夺去。现在有情报来说泰州没有防务，世宗派出步骑袭击，几天后，拔泰州。
南唐派往契丹的使者陈处尧，并没有请来契丹兵对南唐的支援。他又请求到北汉太原城去游玩，刘承钧招待了他。但他在北还到契丹后不久，死于契丹。自从清风驿事件之后，契丹对南唐有了更深的戒备。
唐主李璟自削帝号
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的正月。南唐改元中兴。
周世宗再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权扬州军府事。
周世宗想率战舰从淮河进入长江。淮河与长江间有条运河名邗沟，邗沟与淮河衔接处有水闸名北神堰，此地多年被南唐弃之，不令江、淮相通，已经淤泥壅塞，船不得进入邗沟。于是有人提议可以开挖楚州西北的鹳水来连接淮河与邗沟。柴荣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前去勘探。得到的消息是：这里地形不便，匡算下来，费工费时，活儿不好干。柴荣亲自去看，然后提出规划，如此这般，并发当地民夫前来疏通河道，十天就完工了，没有花费多少工时。巨舰数百艘皆由此通达到长江。唐人见到邗沟来船，大吃一惊，史称“以为神”。
泰州附近的静海军，也被周师攻克，从此，后周与吴越开始边境相接。此前，周世宗曾遣左谏议大夫尹日就等出使吴越，临行时对他们说：“卿等这次赴吴越，走海路，但是等你们回来时，淮南已平，就可以走陆路啦！”现在，这个预言实现。这是多少年来，中原地区与吴越第一次陆路相连。
周师攻楚州，已经超过四十天。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像刘仁赡一样，钉子一般固守不动。
柴荣想起窦俨“兵贵神速”的意见，于是做了战争动员令，正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柴荣监督诸将攻城，当晚就屯驻城下。
楚州守军只有千余人，毕竟寡不敌众，两天后，周师入城。
张彦卿与都监郑昭业，仍率众拒战，由城门、城楼战斗到街巷、官衙；由街巷、官衙战斗到府邸、厅堂。张彦卿所率亲兵，刀剑卷刃、枪戟尽失、箭矢全光，张彦卿等人便将厅房中折叠的绳床拿起来，劈开床腿，继续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