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卫军头向韬说：“从得到的降卒那里知道，此地到嘉陵江东，越过几重山，有一条小路，名叫来苏。蜀人在嘉陵江的西边置办了很多营栅，但是没有多少防备，对岸可渡。渡江后，南行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会合。此即剑门之南。大军行此路，等于天降剑南，剑门之险不足恃也。”
王全斌闻言，就要率全军奔赴剑南。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说：“蜀人数战数败，胆气夺矣。大军不可离开，可急攻而下也。且来苏是个小径，主帅不宜自行，只需派遣一员偏将前往即可。若抵青疆，北与大军夹击剑门，一定能捉住王昭远等人啦！”
王全斌同意这个意见。
于是史延德分兵趋来苏小径，跨江建浮桥，很快到了嘉陵江西侧。
嘉陵江西侧蜀军见宋兵忽至，以为天兵，纷纷弃寨而遁。
史延德趋至青疆，来到剑门之南。
剑门已在宋师钳形夹击态势之中。
蜀将王昭远手持铁如意，登城楼查看形势，知道军情不利，于是令偏将守剑门，自率部分大军退守汉源坡（今四川剑阁东）。
这又是“后蜀诸葛”的一招臭棋。分兵的结果是：城内力量削弱；士兵气馁。故王全斌调动精锐，几天工夫，攻破剑门。
王全斌都来不及休整军队，剑门一下，即刻派兵急趋汉源坡。
蜀将赵崇韬布阵，策马来战。王昭远则躺在胡床，吓得已经不能起身。赵崇韬战败，下马，短兵相接，手斩宋兵数人，最后被擒。
王昭远见状，脱下甲胄化装后投窜东川，藏匿到百姓家的仓房屋子里，悲叹流涕，俩眼哭肿。他开始整日背诵罗隐诗句：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讨东征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馀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在他口中更是念念不忘，直到被大宋追骑所获时，还在念叨“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位“后蜀诸葛”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英雄”。
我想象擒获王昭远，很像一幕蒙太奇：追骑将他提去之后，地上应该留下那个铁如意，在凌乱的仓房地下，谷草堆中，铁如意可以被推成一个特写镜头。
兵临蜀都孟昶请降
王全斌破剑门、下汉源，杀戮蜀兵万余人。
这时后蜀太子孟玄喆的援军才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太子元帅此时与李廷珪等日夜嬉游，根本就不管军政。直到听说剑门已破，想去退保东川，又听说东川也被宋军控制，乃于第二日弃军西还成都，一路上还烧毁了无数的庐舍仓廪，败军自毁财富物资，名义是不给敌军留下值钱的东西，其实受害者乃是本国子民。所以，孟玄喆此举构成了犯罪——即使在大宋时代，这也是一种罪行。
这个正月，京师汴梁大雪，老赵设毡帷于讲武殿，穿紫貂裘帽办理公事。他忽然想起西征将士，于是对左右道：“我穿得这么厚实，还是觉得寒冷。念西征将帅露营露宿，冲犯霜霰，何以堪处！”
说罢，当即解下裘帽，派遣中黄门从驿站接力送到成都城下，赐给王全斌。并晓谕诸将：裘帽只有一件，不能遍及西征将士。
虽然赐裘帽不过是个象征动作，但老赵体贴前线将士的心思，却传导出来了。史称王全斌“拜赐感泣”。
此时，王全斌同时得到了太祖颁来的两份诏书。
第一份诏书说：“西川行营所克复州县，伪署将士有窜匿者，限一月于所在地自首，不要治罪。”
第二份诏书说：“蜀方将卒死于锋刃者，所在地官方要代为收敛尸骸；行营战士受伤者，主帅要给以缯帛。”
两份诏书一下，当得千军万马，三蜀全境又收服降军无数，行营大军在天寒地冻中人人感奋，士气倍增。
赵匡胤还同时给巴蜀各州下了一份诏书：“大宋行营所经之处，各州府长吏要以牛酒犒师。”这意思就是要各州不战而降。
正月初七，大宋北路军直奔成都，在城外结寨连营，连绵数十里，旌旗一片。城外到处响起军械相碰、马铃撞击的金属声，战马嘶叫声，将士呼喊声，在料峭春寒中透着冰冷而又自信的杀气。
孟昶知道剑门已破，见太子奔回，又听说宋军已经兵临蜀都，于是登城，遥见宋师阵营齐整，旗帜鲜明，人强马壮。于是知道：大势已去。
史称蜀主“惶骇不知所为”，问左右：“计将安出？”
有老将道：“东兵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坚守以敝之。”
蜀主叹道：“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现在要闭关鏖战，还有愿意效死力战的人吗？”
司空、兼武信节度使、平章事李昊劝蜀主封府库请降。
蜀主接受了李昊的意见，命李昊草写降表。
然后又派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伊审征奉降表到王全斌军前，投降。
此前，前蜀之亡，降表也是李昊草写；现在又来草写后蜀降表。据称蜀人有恶作剧者，夜半到李昊府前，在大门上写了几个字：“世修降表李家”。一时蜀中传以为笑。
但这个李昊有一事值得表扬。广政十四年，李昊修孟昶《实录》已到四十卷，孟昶要看看李昊都写了些什么。《实录》为记录帝王言行之流水账，但是源于《春秋》大义，对帝王隐秘制衡的政制措施，历代帝王因为有“实录”的存在，作恶时往往心存畏惧。这一传统有非明文规定：帝王不得亲看记录自己“事迹”的当代“实录”。孟昶要看，是违背这一游戏规则的。故李昊正言道：“帝王不阅史，不敢奉诏！”有规定，帝王不能翻阅自己的实录史，臣不敢接受皇上您的命令。拒绝了孟昶的要求。此事可入圣贤故实。我不忍因人废言，故在此特意插入一笔，概见李昊捍卫传统规则之勇气。
王全斌等驻扎魏城（四川绵阳附近）。后蜀伊审征奉蜀主降表来到。王全斌以礼受之，并派遣先锋都监、通事舍人田钦祚乘驿奏入汴梁。又派遣康延泽领百骑趋成都，见蜀主孟昶，晓谕宋太祖恩信，慰抚军民，并讨论受降仪式。
康延泽在成都留三日，返回。
大宋东路统帅刘光义、曹彬等发夔州西进时，沿途各州皆开门迎降，进入遂州后，刘光义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但诸将所过，都想屠城抢掠，曹彬极力禁之。故东路兵秋毫不犯。赵匡胤听说此事后，对曹彬刮目相看，高兴地说：“吾任得其人矣！”我这次伐蜀得到将才啦！
于是下诏褒奖曹彬。
几天后，王全斌从魏城来到成都北十里的升仙桥，蜀主备亡国之礼，北行十里，来到王全斌军门，正式投降。
王全斌按行前规定的程序，当场释放。等于蜀主完成一个投降仪式后，没事了。蜀主又为他的家族、老母以及先人坟墓等奉表求哀，史称赵匡胤“优诏答之，并谕西川将吏、百姓等使皆安堵如故”。以优厚待遇的诏书回答了孟昶，并同时晓谕西川的将吏和百姓，要像平时一样生活、劳作。老赵又下诏，蠲免蜀境去年的租税，以及今年的夏税之半。又诏：凡无名科役及增加的赋调，令诸州成文上报，经核实，应当除掉的，一律除掉。据说，当时成都人吃盐，一斤为钱一百六十，诏减六十；诸州盐价减三之一。民有穷苦乏食者，由地方开仓放赈。伪蜀文武将校奉孟昶来降者，由王全斌登记奏名，朝廷一体优待。各地亡命群盗，给一个月时间自首。有怀才而坚持操守，耻仕伪蜀朝廷者，要在各地搜访，妥为安置。所有后蜀的先贤坟墓所在地，禁止樵采。前代所有祠庙一律由官方加以修葺管理。
王全斌平蜀后，欲乘势取云南。云南之地自从唐代天宝末年被“南诏”割据后，到五代时又称国号为“大理”。宋太祖看着王全斌献来的地图，他知道当初大唐王朝为了“南诏”曾经有过兵火，于是手持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画了一条线，指着大渡河以西说：“此外非吾有也。”所以，史称终大宋一世，“云南不与中国通”。但终大宋一世，云南也没有与大宋有过战端。
西川行营大军入蜀，最初的日子里，一切如常。
自王全斌等发京师，到孟昶出降，六十六天。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零二十九。
后蜀平。
伍 全师雄·孟昶·花蕊夫人
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复燃”一时，终于病死金堂，巴蜀再无割据之可能；降将孟昶“待罪”受老赵礼遇，非但罪得赦免，还大获封赏，可惜孟昶薄命，受封秦国公六天后即卒；而传说中才情风流的“花蕊夫人”，则也许只是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
吕余庆执掌成都府
平蜀大军北路王全斌等进入成都，后数日刘光义东路也到了成都。孟昶对东路军也奉呈了降国犒师之礼，待遇一如王全斌。不久赵匡胤诏书到，对北路、东路大军颁发了规格一样的赏赐。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两路将士开始不平，自以为本路功劳较大，争功中，互相有了矛盾。
王全斌及崔彦进、王仁赡等北路将帅，平蜀后，竟在川中日夜饮宴，不理军务。还放纵部下掠人子女，夺人财货，史称“蜀人苦之”。
这期间，又发生了很多不公不平的事件。
孟昶需要赴阙请罪。王全斌派右神武大将军王继涛与供奉官王守讷率部与孟昶归京，他则继续留在川中。而这个王继涛行前向孟昶勒索宫人、金帛，王守讷向王全斌告发。于是，王继涛未能成行。
当初孟玄喆与李廷珪自绵阳撤退回成都时，一路上曾烧毁庐舍仓廪。大宋凤州路（北路）行营前军都监王仁赡查案后蜀所有军用物资，不见“绵阳—成都”一线要塞数据，于是责问李廷珪，要治他一个“焚荡军资”之罪。
李廷珪吓得不知所措，于是来问计于大宋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
康延泽道：“王仁赡志在声色，如果你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可能会放你一马。”
但这个李廷珪，是后蜀中少数几个比较俭约的官员，平时并不曾养有娼女艺伎；于是只好在自家姻戚中，勉强找到四个少女，另外搭上数百万金帛贿赂王仁赡，这才免去一场牢狱或是血光之灾。
这位王仁赡，似有一套理财本事。他早年在周世宗朝时，就被赵匡胤所知，因此从周世宗那里将他挖来，隶于帐下。从此，他跟着老赵，除了贪财贪色，倒也忠心耿耿。但这次平蜀，他作为行营都监，这个类似“前线政委”的职务，却受贿数百万，还受人女色，公事私了。勒索李廷珪之外，还曾开后蜀丰德库，私吞金贝等物资不少。
赵匡胤派出了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枢密直学士冯瓒权知梓州。
参知政事，在很长时间里，被人视为副总理级别的宰辅下一等。这个说法来自大宋翰林陶谷。
当初赵匡胤要用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共同执政，但又不愿意让他们跟赵普相齐，找不到合适的职务职称，就问陶谷。陶谷说：“唐代时有‘参知政事’，管理枢机职务，是宰相下面一等。”然后老赵就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宰辅一般要在朝会时领班，带头招呼大家列班奏事等等，史称“押班”。但老赵规定，参知政事不参与“押班”，也就是“宰相下面一等”的意思。此外，参知政事也不执掌相印，也是“宰相下面一等”的意思。老赵倚重赵普。
但参知政事在唐代实际权力要比中书门下、平章事重要。大宋的参知政事到北宋中期官职改革时，有过变化，权重增加。王安石就是参知政事，主导了神宗时的改革运动。
且说吕余庆带着参知政事朝官身份，来成都做太守，当地开始传闻一件异事。
说有一个名叫辛寅逊的人，正在做着后蜀的学士。就在宋师讨伐后蜀之前，除夕来临之前，孟昶要辛寅逊做两句诗，写在桃符上，作为正月年节的贺词。学士献上的两句诗是：
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
宋师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平定四川；当月吕余庆来成都；长春节，是赵匡胤的诞辰纪念日，农历二月二十六日。整个两句诗就在说：“新年时间就会迎纳（吕）余庆到成都，这个佳节后面就是长春节”。两句诗就这样嵌入了“余庆”和“长春”两个意象，而且从语句逻辑上恰好构成对应关系。
后人有将这两句谶语诗当作中国传统春联的鼻祖。多种记录文字略异。
全师雄被拥叛军元帅
吕余庆执掌成都，遇到了军乱。
王全斌等人处理战后事宜，有种种不公，巴蜀人士已经有了怨气，一些地方，开始有人啸聚山林，渐渐盗民四起。
但王全斌和他的将士们还在恃功而傲，骄纵不法。五代时期的武夫习气，在平蜀胜利后，死灰复燃。而这位忠武节度使、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平蜀总司令王全斌先生已经无能制止将帅们的疯狂。
一日，成都有药市，集上，即有大宋军校仗着酒劲持刀入市，抢夺药商的财物。此事很快被管理街道的小吏驰报成都府。吕余庆并不犹疑，立命擒捕，当众斩首，宣示城内外。史称“军中畏伏，民乃宁居”。
冯瓒到梓州，才办公几天，就遭遇了一场叛乱危机。
原后蜀不满于大宋的人中，有个军校名上官进，啸聚亡命之徒三千余众，劫持村民数万人，夜攻梓州城。梓州城中只有骑兵三百人。
冯瓒登楼观看后说：“贼众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也！你看他们手持棍棒农具来攻城，一定没有必胜之志。我等可持重以镇之，等到天亮，他们自会溃散。”
于是令三百骑兵分守诸门。冯瓒坐在城楼上，又密令值更者将夜半梆子敲得密集一点。这样，不到夜半，城楼更鼓就敲起了五鼓。上官进等人大惊，还以为天就要亮了，匆匆逃遁。冯瓒见时机已到，命打开城门鼓噪追击，一战，擒上官进，斩于市。招降千余人，令他们回家好好种地，这一叛乱之罪，不复追问。史称“州境遂安”。
蜀地虽经吕余庆、冯瓒等治理，初现太平景象，但在三军躁动的背后，毕竟还隐伏着一场危机。这是局中人很难看到的。
太祖下诏，诏伪蜀文武官员都到京师，史称“赴阙”，并给各位官员赏赐有差；特意嘱咐：伪蜀官员治理地方，行为清白，而又为众所知者，所在州府要将这样的循吏清官报到朝廷。
不久，孟昶的亲兄弟带着降表提前到了京师，所上表有“自量过咎，尚切忧疑”等语，表示了孟昶投降后的担心。太祖回复他的诏书说：“既自求于多福，当尽涤于前非。朕不食言，尔无过虑。”
你既然能够自求于多福，那就已经荡尽了过去的不是。朕说话算话，决不食言，你不要过多忧虑。
诏书中还特意问好孟昶的母亲，且称孟母为“国母”。
为了照顾孟昶等人来朝，太祖又下诏自沿江诸州分置驿船，赒给路上饮食行李等。蜀之降卒被安排到川陕荆襄各要塞之地，一部分精选的蜀兵则需要跟孟昶等一同来朝，充禁军。
仲春，天气略暖，孟昶与其官属，都带着家眷入朝，还有部分归降的士卒，舰船前后几百艘，随后，自峡江而下。
有一种记录说，曹彬担心这几万降卒出事，就给赵匡胤发去了密奏，说“孟昶在蜀地称王三十年，而蜀道千里，臣请擒孟氏之后，杀其大臣以防止兵变”。老赵在他的密奏后批示道：“汝好雀儿肠肚！”你这肚量真不小，跟个麻雀似的。老赵就用这种亲密的姿态挖苦了一代名将。老赵不愿行杀戮之事。
但曹彬的预感是对的，就在这时候，出事了。
起初，太祖下诏，精选的蜀兵赴阙时，每人要给“装钱”，就是置办行装的费用，一般都在十几贯到几十贯。但王全斌等人居然敢于“擅减其数”，克扣这部分赏钱不算，还放纵部下侵夺骚扰蜀兵。于是，蜀兵“愤怨思乱”。路上就有了很多逃亡。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人并不派遣本部兵士护送蜀卒，只委托沿途诸州牙校护送。这部分蜀兵又是挑选出来的精壮悍卒，各有血性，实在忍不得宋师老兵油子的讹诈盘剥。待到出了成都，北行到绵州城下以后，就有人开始聚谋叛乱了。
后蜀悍卒中有一个原来的文州刺史名全师雄，他也带着家族眷属赴京。此人在后蜀将军中，较有威望，过绵州时，他看到人心汹汹，很是担心被“权反在下”的叛族“阴谋推戴”，万一被蜀卒勒兵威胁来做主帅，那个罪名可就大了。所以当他看到一点苗头的时候，就丢弃了家人，躲藏起来。不料被叛兵在江畔民居中搜着，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就像泾卒推戴朱泚、唐卒推戴李嗣源、汉卒推戴郭威、周卒推戴赵匡胤、清卒推戴黎元洪一样，后蜀降卒兼大宋叛军一致推戴全师雄。也如朱泚、李嗣源、郭威、赵匡胤、黎元洪，此际反也是反，不反也是反了。全师雄百般无奈，在犹豫中做了叛军元帅，但在做了叛军元帅后还在犹豫，尽管他有众十余万，号“兴国军”。
王全斌屠杀降卒
十万反叛大军开始据守各个州郡，但绵州还在宋师控制之下。
王全斌闻讯，当即派遣马军都监朱光绪带领七百骑往绵州招抚。这时全师雄在城外，家眷在城中。朱光绪带着那种历来从不鲜见的忠诚的愚蠢或愚蠢的忠诚，杀害了全师雄的全部家眷，没收了他的全部资财，但留下了他的爱女。于是，全师雄在城外听到消息，悲愤莫名，史称“不复有归志”，不再有归附的意志。
全师雄的遭遇，常常让我想起北美草创初期的印第安人首领洛根。洛根慷慨好客，当年的殖民者踏上印第安人的土地时，在洛根家里受到了热情款待。洛根在白人需要的时候，把肉和衣服无偿地送给他们，即使在白人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战斗的时候，洛根首领也仍以“白人的朋友”自居，并没有杀戮白人的念头。但一个名叫克雷萨普的白人上校，像这个马军都监朱光绪一样，有一天洗劫了洛根首领的家，杀害了包括洛根的妻子在内的所有的人，只有洛根活了下来。于是，洛根开始带领印第安人发动了一场反对白人定居的战争。
但就像洛根无法打败白人一样，全师雄也无法打败王全斌。
全师雄开始向绵州挺进。
这时绵州的朝廷守兵只有百余人，但是还好周围各州郡县，都有人来救援，击溃全师雄，斩首万余级，叛军在奔逃中落入江水，被溺死者也有万余人。
全师雄首战不利，引众撤退，转攻绵阳西百余里的彭州。刺史王继涛、都监李德荣奋力抵抗。一战，李德荣战死，王继涛身被八创，单骑走成都。
于是，全师雄部入据彭州。
周围各州县，听说全师雄反，原来属于川中的士卒，纷纷起来响应。成都周边十县，全部起兵。全师雄又自号“兴蜀大王”，在彭州开府，置僚属，封给节度使官职者二十余人，令这些节度使们分据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俨然已经是国王模样。
大宋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西川行营凤州路副都部署崔彦进，急忙派遣高彦晖与田钦祚来彭州讨伐全师雄。在导江与叛军遭遇。
全师雄利用狭隘路况，在竹林中设伏，宋师前进不利。
高彦晖对田钦祚说：“贼势张大，天要黑了。请收兵，明朝再战。”
这位田钦祚也曾是一员骁将，但在初春的竹林中，忽然心生惧意。他早就想逃遁了，但是又怕叛军袭击他的后军，于是，假意道：“公食朝廷厚禄，遇贼畏缩，这是为什么？”
高彦晖乃是征战沙场的老将，闻言后，抖擞精神，麾兵前进。
但田钦祚则与前军渐渐脱离，最后偷偷遁去。
高彦晖在密密麻麻遍地新生的笋竹中，再一次遇到伏兵，身边只有十余骑力战，全部阵亡。高彦晖时年已七十余。
史称“钦祚性阴狡”，田钦祚性情狡诈，此事可见一斑。田钦祚“阴狡”，是大宋太祖太宗两代帝王没有看透的人物。
后汉时，他跟着做了团练使的父亲田令方在虢州（今属河南灵宝）。但这个老爸却是个以权谋私、欺凌部属的老色鬼，看见帐下文工团演员靖边庭的妻子很美丽，就利用威权让少妇就范，靖边庭几乎无法忍受这种侮辱。等待机会中，有了陕西三镇的叛乱。男人靖边庭就率领亲密好友多人，夜半用绳子垂下田府，杀了田令方。快意之后，掠夺本郡士民投奔了叛军赵思绾。兵败后，朝廷认为团练使田令方被叛军所害，应享受烈士待遇，得到优厚抚恤，让田钦祚做了朝廷的散官，算是以“父荫”得到富贵。
但田钦祚在后来的日子里，打仗有战功，征北汉、平江南、打契丹，他都有不俗的战绩。到了太宗赵光义的时代，他甚至还击败过北汉名将，即传说中的杨老令公，在山西洪洞县斩杀杨老令公部下千余人。
他的“阴狡”总是用在内部。他利用高彦晖在前抵挡后蜀叛军的机会，自己成功逃脱；他更会刚狠负气，挤对上司，让上司无可奈何。大宋名将郭进，曾经做他的上司，守卫晋陕。郭进忠厚，不懂人间智斗，被他欺凌得无计可施，想想实在是奈何他不得，那时候，田钦祚在太宗赵光义眼里已经是一个元勋级别的人物了，但在郭进麾下，总是干一些不法之事，郭进没有办法禁止他，最后，这个老实疙瘩郭进大将军，自杀而死。
全师雄部斩杀了大宋归州路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士气大振。
王全斌又派遣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步军都监张煦来彭州与叛军战，又一次失利，只好退还。
全师雄于是分兵于绵州、汉州间，同时断剑门，沿江布置营栅，放出声来，要攻成都。
此风一传，四川全境，忽然有邛、蜀、眉、陵、简、雅、嘉、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东川共十七州响应全师雄为乱。
成都城内，虽然还算安静，但有外敌，难免就会有内应，这是王全斌等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形势开始变得严峻。
当时有后蜀降卒近三万人屯于城南教场。假如这部分蜀兵蜂起呼应全师雄，成都危矣！像所有残暴的权力曾经做过的那样：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有了办法。王全斌想出了一个灭绝人伦的一次性解决方案：
将这些蜀兵骗入夹城内，尽数射杀。
康延泽不同意，他的意见是：
一、释放老弱病残的蜀兵七千人；
二、另外两万余人以宋兵武装护送，沿江而下，跟随此前的蜀卒同回汴梁；
三、如果路上遇到全师雄来劫夺，再杀不迟。
史称“全斌等不从”。这里有必要记上一笔：主张杀蜀卒的，不止王全斌一人，应该还有崔彦进或王仁赡。
夹城，平时可以是城内一个通道，两边都是高墙。前后门一封，夹城内人再无逃脱之理。
初夏的一个日子里，近三万蜀兵被诱入夹城。
随后，就是一场血腥杀戮。这一场渴血与流血事件，成为继白起屠杀赵国降卒、项羽屠杀嬴秦降卒、曹操屠杀袁绍降卒、拓跋珪屠杀燕国降卒、薛仁贵屠杀铁勒降卒之后，中国战争史上，又一宗令人发指的杀俘记录。
成都，一时间天昏地暗……
而远在京师的太祖对此毫无所知，还念春季偶有风寒，给西川行营的将士们送来了姜茶。
全师雄病死金堂
全师雄军真的进攻成都了。
大军前锋开到了成都北郊新繁镇。
但在这里，他遭遇了大宋名将，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二人领兵与全师雄对阵，一战破之，生擒蜀卒万余人。
全师雄西退，屯于成都西北郊的郫县，王全斌、王仁赡又率兵破之。
全师雄负伤，激战不利，无奈，走都江堰灌口寨。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他刚刚封赏的一位刺史，原陵州指挥使袁廷裕，被刘仁赡擒获，在成都市被磔杀（相当于凌迟处死），袁部万余人也被俘获。连战不利，全师雄部士气大为沮丧，丢魂落魄，前途一片茫然，史称“贼锋稍衄”，叛军的锋芒得到抑制。这事对全师雄有打击。从此以后，似乎已经没有了“昂扬斗志”。各路部下也分散开来，据州县自保，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位嘉州（今四川乐山）虎捷指挥使吕翰，本来已经归属大宋了，可是他的顶头上司知州客省使武怀节、战棹都监刘汉卿对他颇有轻蔑之意，惹怒了这位将军，于是率部下反叛。横冲指挥使吴瓌、虎捷水军校孙进等都来响应他，几天后，与全师雄所任命的将军刘泽合势，叛军人数达到五万。他们击溃普州（今安岳附近）刺史刘楚信，杀掉普州通判刘沂。果州（今四川南充西）军校宋德威、虎捷指挥使冯绍文等，也在全师雄最为低谷之际起兵相助。他们杀掉知州王永图、通判刘涣、都监郑元弼，据地为乱，与全师雄部遥相呼应。另有一遂州（今四川遂宁）牙将王可僚又劫持了本州岛士庶起兵，也成为全师雄乱军的支持力量。这样，全师雄在就要失去希望的时刻，重新燃起希望。
一时间，全师雄部有了复振之象，史称“贼所在鸾起”，叛军四处遥远地呼应着，像受惊的大鸟忽然而起。当时响应全师雄的蜀兵不在少数，《续资治通鉴长编》特意说，以上这些“鸾起”事件，“此但其姓名可纪者耳”，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鸾起”事件，应该更多。
但大宋行营这番平蜀的将军确实不是吃素的。前面说的那位叛军首领嘉州虎捷指挥使吕翰，就遇到了大宋均州刺史、西南面水陆转运使曹翰。
吕翰可不是曹翰的对手。
曹翰率兵与王仁赡会合后，在嘉州将吕翰围住，城破，吕翰弃城走。曹翰等接着进入嘉州据守。当晚，吕翰不死心，率众偷偷地回来围城，互相约定“以三鼓进攻”。曹翰早已撒出间谍，闻听此讯，告诉城中管理水漏的官员，夜半更鼓，到二鼓为止，不击三鼓。结果吕翰部听不到三鼓，没有集结。到天亮时，感觉已经失去攻城时机，于是纷纷逃遁。
曹翰看得明白，开城追袭，大破之，杀戮数万人。
吕翰引余众走保雅州（今四川雅安）。
这时，酷热的夏季已经来临。全师雄奔投郫县时，身上已经多处受创，又退至灌口寨，金创发炎。夏季的川中燠热潮湿，刀伤箭伤得不到药物处理，危在旦夕。这时，王全斌攻破了灌口寨，擒获师雄党羽两千人。
不屈服的全师雄，率领最后的抵抗者沿沱江东行，伤口感染严重，病死金堂（今四川金堂西）。他应该是破伤风导致神经系统中毒而死。
被拥戴的主帅已死，诸州叛军随后渐渐平定。
征川蜀曹彬不负使命
当初，赵匡胤派出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时，等于已经解除了王全斌在后蜀旧地的临时政务管理大权，他只能负责在蜀之军旅事务。此事让王全斌有了紧张感。他对亲信说：“我听说古来将帅大多不能保全功名。我今在蜀地不安，应该称病东归，以免将来后悔。”
亲信有人说：“大帅虽然不管政务，但巴蜀而今寇盗纵横，我军一退，后果不堪。所以，要回师，一定要等诏旨，不可自做决定轻易东归。”
王全斌接受了这个意见，继续留在蜀地。
不久，蜀地臣民无法忍受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的种种暴行，于是，千里迢迢来到东京汴梁上访，告御状。二王和崔彦进在破蜀之后，如何豪夺人家子女、如何剽掠士庶玉帛、如何擅自开发府库、如何隐没各地货财、如何收受官员贿赂……恶行种种，赵匡胤已经全都了然。这样的恶人如何可以继续留在蜀中？于是，老赵一纸诏书，将在蜀将帅全部召回。
枢密副使、西川行营都监王仁赡是第一个被老赵召见的将军。他还以为很多事情老赵未必知道，就在老赵诘问他的时候，将在蜀诸将的恶劣行径一个个抖落出来。王仁赡的意思是：大伙儿都有罪，我王仁赡不是罪过最重的。他隐瞒了自己最重要的几桩恶行。
老赵等他说完，很从容地问他：“你说这么多，好像都是王全斌的错。我来问你：收纳李廷珪的妓女，私开丰德库取金宝，这也是全斌他们干的吗？嗯？”
王仁赡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在处理王全斌、王仁赡和崔彦进等人案子时，老赵颇费思量。诸将大恶，但毕竟平定了后蜀，这一份大功为开国后所未有。最后，老赵的决定是：不将他们送交狱吏，但要转送中书门下，请来蜀地的诉讼者与这一帮蜀地的征服者对质。中书，又称中书省，是全国的政务中枢，政事堂就是中书的议事机构。王全斌、王仁赡就在这里被政务官员审理罪案。这就相当于组成了一个专案组，不由司法而有专案人员处理大案。
蜀中苦主开始与王全斌对质。
对质中，应该有种种唇枪舌剑，往来博弈，但诉讼者人证物证俱在，征服者终于理屈词穷，史称诸将“具伏”，都认罪了。
几天后，老赵召百官集议，给平蜀将军们定案。
中书上表道：“全斌等法当死。”按照律法，王全斌等人应该判处死刑。
但老赵思前想后，给了他们一个特赦。他的处理结果是：
置崇义军于随州（在湖北），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崇义留后；
置昭化军于金州（在陕西），以武信节度使崔彦进为昭化留后；
枢密副使、左卫大将军王仁赡罢为右卫大将军。
平蜀犯罪诸将全部降职。
除了王全斌等主要将领外，随同出征的低级军官和士卒也有违法犯纪的人员，一律得到惩处。西川行营有一个大校，曾经在蜀地进入民家，将民妻的乳房割掉后再杀人。赵匡胤闻听此事，让人马上将这个大校带到殿中，做出决定，在汴梁闹市正法。当时有一些近臣与这个大校有私交，就使劲地设法营救。最后，老赵流着眼泪鼻涕说道：“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兴师征讨川蜀，但一个妇人有什么罪过啊，而那个校官竟残忍到这个地步！应当赶快按照律法处理，来为那个妇人报冤！
王仁赡后来掌管国家经济管理（计司）近十年，因为是皇上旧人，还参加过陈桥兵变，属于开国老臣，于是有“恃恩擅权”的习惯。这一次受处分之后，他还多次“纵吏为奸”，放纵部下做奸坏之事。一直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时代，终于被一位不畏强梁的“属吏”陈恕告发。当庭诘问时，王仁赡无从答对，从此被太宗赵光义怒而鄙视之，史称“遂失宠”。没有了帝王的呵护，他几乎无法平静生活，几个月后，怏怏成疾，不久死去。
王仁赡揭发诸将罪恶时，只称赏了一个人，就是曹彬。他说：“这一次西征，要说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命的人，只有曹彬一人。”
赵匡胤也从他人口中得知曹彬善于其职，于是在惩罚诸将后，独赏曹彬最优：以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曹彬入朝后推辞道：“诸将都获罪，臣独受赏，如此，臣何以自安？不敢奉诏！”
老赵说：“爱卿有功无过，又这么低调，不自夸不自诩。如果你有一点一滴的错误，王仁赡岂能为你隐恶啊？赏罚，乃是国之常典，不可辞也。”还是坚持封赏了他。
曹彬，实是大宋王朝富有人道精神的一位将军，这样的将军史上罕见。他后来曾权知徐州，有个小吏犯罪，当时就立了案，但是一直过了多年之后，他才把小吏召来，数说往年的罪过，按律给了他一顿棍子。当时人都不知道为何这么做。曹彬解释说：“当年，我听说此人刚刚娶了媳妇。那时我如果就判刑给他一顿棍子，他家的亲戚们一定会认为新媳妇是个不吉祥的女人，那就会将怨气发到这个新媳妇身上，还不得天天闹矛盾？闹严重了，新媳妇估计都不好在这家里待下去了。所以要‘缓刑’，但罪过是不能赦免的。”
曹彬就是这样宅心仁厚的一个人。他这个“缓刑”的案例，乃是中华法系最为动人的精神体现：律法不外乎人情。
孟昶“待罪”受礼遇
孟昶等浮江东下到江陵后，上岸。太祖派人在此设御府的供帐，并拨出官署府邸，供蜀人居用。又派遣特使到江陵，分给他一行人鞍马车乘。孟昶到汴梁南郊时，皇弟开封尹赵光义在玉津园设宴迎接。
玉津园，是大梁的皇家园林。此地是皇家游乐、宴会、劝农、阅兵、祭祀之地，外国来使，一般也都在此地接见。大宋时有“四大名园”：琼林苑、金明池、宜春园、玉津园，以玉津园最为著名。这是五代时留下的一座园林。园中有一半土地是麦田，皇上每年夏天要在这里“观刈麦”。有时还会在这里练习骑射。但玉津园里最常见的活动是大宴群臣。老赵曾经在此地有过一次醉酒，以至于举止失去了庄重，有了轻浮失礼的狎习动作。翌日酒醒，很后悔，对侍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而吃醉，每一次醒了之后，都很后悔。”
孟昶受到礼遇，心下稍安。
大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五月，孟昶进入京师南门。
从宫阙到南城门两边是整整齐齐又威风凛凛的大宋禁卫军和仪仗队，人人面色严峻。孟昶心头一凛，赶紧下轿，在两列明晃晃的刀枪拱卫下，强作镇定，缓缓步行。走到明德门外，孟昶与太太、弟弟、儿子以及昔日蜀国诸官员三十三人，一律换上素服，匍匐于门前，史称“待罪”。
不久，诏书下来，史称“释罪”，并赐给孟昶等人“袭衣、冠带”，这意思就是允许他们换上礼服，从此免去了罪犯的身份。
随后，太祖在崇元殿，按照宾主之礼接见了他。
礼毕，太祖又登上明德门，看着充作仪仗队伍的诸军按部还营。
接下来，大宴孟昶等人于大明殿，弦歌酒宴，接杯举觞之中，又不断颁发诏书，分别赏赐有功人员。
因为平定西蜀，太祖又下诏赦天下死罪；而流放、徒刑，则各降一等刑罚，徒刑以下释放；有在两刑之间不得已增配其他刑罚的，免除服劳役一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是：“赦天下死罪，降徒流，流以下释之，配役者免居作。”
这里的“居作”就是“配役”的一种，属于戴枷“服劳役”。之所以有“配役”，是因为两刑间刑差较大，司法者以为不足以罚之，故另加若干刑法在内。如流刑，上一等即为死刑，若犯人判流刑，则轻，判死刑，则重；于是，在流刑之外，又外加服劳役、刺字、鞭笞等刑。故《长编》此处所谓“降徒流”，误，应为“降流徒”；“流以下释之”实为“徒以下释之”。因为唐宋以来的刑罚次第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降流徒”就是“流刑、徒刑各降一等为徒刑、杖刑”；而“徒以下释之”就是“原来判定的徒刑、杖刑、笞刑一律释罪不问”。但由“流刑”降为“徒刑”的则不在赦免之内。
了解这一关节，可以衡量史料中各类司法判决的量刑轻重，以此洞察大宋司法制度的政策性倾斜。譬如，翻阅《宋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贪赃官吏，无论数额多少，大多在“死刑”和“流刑”两个重刑中判决。大宋判刑最重的，除了谋逆罪外，就是贪赃罪。
孟昶之死
老赵还改革了一项蜀国时期的经济政策。
大宋接受后蜀政权后，派遣常参官在蜀地接受民租，发现原蜀国官仓“受纳”与“出给”用斗有二等，“受纳”斗盛十升，“出给”斗盛八升七合。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斗进小斗出”，史上盘剥农民莫此为甚。从这个劣政考察，大宋建国后，视后蜀为“伪蜀”实不为过。我有一个不变的看法：凡欺凌掠夺本国士庶私有财产的邦国，其合法性正当性即天然流失。用《论语》中的话说就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政治家管理邦国，如果导致四海困穷，那么上天所赐予的权力一次性地永远终结了。后蜀，与大宋比较，之所以称之为“伪蜀”，就因为它不合法、不正当、不合理。各种史书谈及建隆元年以后的后蜀，也往往使用“伪蜀”称谓，自有“正朔”“闰出”的道理，但在我看来，之所以如是，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本国士庶私有财产的盘剥。针对伪蜀此项弊政、秕政、劣政、恶政，老赵下诏：自今以后，“出给”与“受纳”并用十升斗。
此诏一下，蜀民顿有复苏之感。
老赵确实优待了孟昶。五月丙戌宴赏之后，过了半个多月，又在六月甲辰这一天，诏以孟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
其他眷属子弟也多有封赏。
至六月庚戌，史称“孟昶卒”。
自甲辰日封秦国公，至庚戌日卒，不过六日。故史上有各种“阴谋论”者以为是太祖谋杀了孟昶。但这类说法无一例外皆属于演义或猜测，没有任何史证支持。如果演义或猜测可以还原历史逻辑的话，那么将会有无限可能性。譬如，也可以演义或猜测是孟昶昔日的仇家夜半翻墙杀害了他，如吕四娘与雍正帝故事；也可以演义或猜测是孟昶的宫人难于忍受他的凌虐闷杀了他，如杨金英与嘉靖帝故事；还可以设计各种体面或不体面的死亡方式，等等。治史，是往事的重演（参科林伍德意见），但重演须在会通知识背景下复盘。无复盘能力，无重演之机。治史之复盘与物理之还原不同，治史之复盘，本身已经蕴含了思想的介入，因此，复盘即重演。准确说：复盘，乃是知识会通背景下，思想者据种种往事记录而做出的实践推断结果。当我对孟昶之死“复盘”现场，试图“会通”所占有的各类历史知识时，感到“阴谋论”无法成立。按我对历史哲学的“思想”模式，无法“重演”孟昶被“谋杀”的“复盘”。在这一个回合中，像我在陈桥兵变的回合中一样，我相信正史的记录。如果谈理由，我以为：赵匡胤杀孟昶，毫无必要。相反，当时南唐未平，南汉未定，吴越未归，即使从策略方向考察，孟昶活着也比死了更能“昭示”南唐李煜、南汉刘鋹、吴越钱俶。天下未定者尚有，赵匡胤没有必要谋杀一个刚刚臣服过来的君主，从而导致天下尚未臣服者死心抗宋。故，这个时候，赵匡胤应该更不希望孟昶死去。至于“阴谋论”者认为孟昶活着可能东山再起，以至于巴蜀不安这类说法，尤其没有根据。按大宋当时的邦国治理“手段”，巴蜀已经没有了割据的可能，冷灰不可复燃。全师雄曾经“复燃”而灭，任何人试图再次“复燃”都是徒劳。
《旧五代史》讲述孟昶事，有个结论意见：“昔张孟阳为《剑阁铭》云：‘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是知自古坤维之地，遇乱代则闭之而不通，逢兴运则取之如俯拾。”
过去有个叫张孟阳的人有一篇《剑阁铭》，铭文说：“蜀国的大门剑阁，异常坚固而镇守巴蜀。世道浊乱，剑门就叛逆；世道清明，剑门就归顺。”由此可见，自古以来西南之地，遇到战乱之世就会关闭而不与中原交通；遇到兴运之世则收复巴蜀就像俯身拾取东西一样方便。
大宋已定，藩镇已矣！巴蜀没有可能继续托起孟知祥之梦。
没有史料支撑的演义不是历史；没有史料支撑的猜测也不是历史。所以，孟昶之死，在历史史料面前，与赵匡胤无关。没有历史逻辑，或历史逻辑混乱的猜测，也不是历史。所以，孟昶之死，在历史逻辑面前，也与赵匡胤无关。
史称赵匡胤闻听孟昶死“为辍五日朝，赠尚书令，追封楚王，谥恭孝，赙布帛千疋，葬事官给”。我相信老赵的真诚。
宋贾似道《悦生随抄》，记录了孟昶母亲李氏的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