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彬等破江南兵于新林港口，斩首二千级，焚战舰六百余艘。
吴越王钱俶率兵围常州，俘其军士二百余人、马八十匹。
吴越王又拔南唐常州附近几个军事要塞，破其军三千余众，擒六百余人。
吴越王再破江南兵万余众于常州北境。
吴越王兵围常州，常州刺史禹万成拒守，大将金成礼劫了禹万成，投降吴越。
……
吴越最初发兵时，丞相沈虎子劝谏说：“江南，是吴越国的屏蔽，咱们奈何自撤屏障呢？”吴越王铁心归附大宋，根本不听沈虎子意见，反而将他罢免，命通儒学士崔仁冀替代了他。
“天下兵马大元帅”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创建人为钱镠，经历三代人，共五个王。从公元887年钱镠出任杭州刺史，到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吴越割据江浙闽一带达九十年之久。
钱镠，少时无赖，曾经做过贩盐生意，后应募当兵，有功，渐渐坐大，公元902年，被封为吴越王。钱镠奉行的是效忠中原的基本战略，他的这一战略得到了三代五王的承袭。所以，中原为大唐帝国时，吴越忠于大唐帝国；中原是后梁帝国时，吴越忠于后梁帝国；中原是后唐帝国时，吴越忠于后唐帝国；中原是后晋帝国时，吴越忠于后晋帝国；中原是后汉帝国时，吴越忠于后汉帝国；中原是后周帝国时，吴越忠于后周帝国；中原是大宋帝国时，吴越忠于大宋帝国。这样，吴越就一直得到中原帝国的嘉奖，自后唐开始，吴越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凭借这种铁心依托中原的姿态，吴越也得到了两大实惠：一个是面对周边小国，吴越有了天然的政治优势；一是因为忠于中原帝国，所以没有得到中原帝国的征讨，保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成为中国乱世之中的一块休养生息之地。
江南民间传说，钱镠小的时候，曾到镇上看军人跑马射箭，很快掌握了一些军事上的要领，回到村里，就组织小儿游戏，也像模像样地操练演习。他坐在树下一块大石头上指挥一群小儿往东往西往前往后，号令这一支队伍，很得兵法要领。而且一群孩子们对他还很害怕，愿意服从他的调遣。
钱镠居住在浙江钱塘，县里有位录事（略相当于秘书），有几个儿子，都跟着钱镠玩，这位录事不喜欢钱镠，怕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多次禁止，但钱镠似乎比录事老爸的意见更有说服力，儿子们还是愿意跟着钱镠玩。有一个远在南昌的相士望见天上牛斗之间有“王气”，而牛斗星宿在地上的分野就是钱塘，于是来游钱塘。那时的隐士很多，类型也很多，这位相士就以相术隐在市间。录事渐渐跟他熟悉，相士就跟他说：“我占卜下来，钱塘当有贵人，但在市间很久了一直没有看到。看上去，你似乎有贵气，但还不足以当之。”录事就让他为自己的儿子相、为县里诸位豪杰相，都没有令相士满意。有一次相士过录事家门，看到钱镠，钱镠见到相士后，转身回走，相士望见后，大吃一惊说：“这个可是真的贵人啊！”录事笑道：“这是我家邻居一个姓钱的小儿。”相士就对钱镠说：“小先生你骨法非常，异于常人，愿你能自爱！”说罢与录事告别，说：“我来到钱塘寻求这个贵人，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欲望，就是想由此来证实一下我的相术准不准。”说罢回了南昌。从此以后，这位录事对钱镠多有周济。
欧阳修《新五代史》论及“吴越世家”说钱氏兼有两浙近百年，也有鱼肉百姓的时候，不算是“有德泽施其一方”的政权。至于相士之言，欧阳修的意见是：“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而已。钱氏后人不喜欢欧阳修，认为欧阳修利用史书“痛毁吴越”，这是另一段公案，表过不提。
钱镠后来成为一方藩镇，又做吴越王后，固然有“虐用其人”“不胜其暴”的地方，但也确曾造福地方。他有民生理念，不是简单地维护两浙安宁，而是想方设法做一些有利于当地士庶的基本建设，争取长治久安。他曾修筑钱塘江大海堤，以及沿江水闸，有效防止了海水回灌，船只往来也方便多了。被人赞美为“海龙王”。
经过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时代，大宋建国时，主持吴越国政的是钱弘俶。
钱弘俶对大宋王朝更为忠诚，宁肯失去国土的屏障，也要帮助大宋攻打南唐。他担心会有战俘的命运，在一次入朝与赵匡胤吃酒时，表达了他的担忧。老赵站起来，“拊其背”说：“誓不杀钱王。”我发誓不会杀钱王您！请放心！钱俶又对老赵表示，愿意“奉藩”，也就是缴纳藩镇的大印，归朝做官。赵匡胤又对他说：“尽我一世，尽你一世。”只要我在世上，吴越国就会在世上！绝不收吴越军政大权。
老赵给了钱俶最高规格的藩王待遇，允许他“剑履上殿，诏书不名”，带着剑穿着鞋上殿，下诏时，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号。甚至封赏钱俶的太太孙氏为吴越国王妃。有宰辅说异姓诸侯王妻，没有封妃的典故，老赵说：“这个案例可从我朝开始，表示异于其他的恩典。”当即将这份诏书赐给钱俶的儿子钱惟溍，让他带回吴越去宣读。几次跟钱俶在皇苑中宴射，钱俶要下拜，都被内侍扶起来，不许拜。还特意让钱俶与皇子等人叙兄弟之礼，钱俶不敢接受。老赵要到洛阳去“西幸”，钱俶要跟从，老赵说：“南北风土不一样，渐渐暑天就要到了，趁着现在还算风凉，爱卿可以早一点回去啦。”临行时，老赵给他一个大黄包袱，捆扎得很严实，对他说：“这个给你，路上没事时，可以看看。”等到钱俶走在路上打开看时，都是群臣上表，内容都是要求皇上留下钱俶不能放回，以钱俶做人质，而取吴越之地。这事让钱俶感动而又恐惧。
但老赵说到做到，直到公元976年，老赵逝世，吴越国还是吴越国，并没有收归大宋。两年后，宋太宗赵光义时，钱俶知道已经到了必须“纳土归宋”的时候，不能再拖延了，于是带着吴越国的国印、地图、版籍，正式归附大宋，吴越成为大宋的行政单位，不再是一个独立王国或藩镇。
那是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的一月，钱俶吴越国太庙祭别列祖列宗，失声痛哭，他说：“孙儿不孝，无能祭祀先祖，又无能为社稷而死！”在吴越国的太庙里，有了历史上内涵最丰富的一次哭泣。
钱俶做着地方藩王，与乱世其他藩王比较，算是很有仁慈之心的一人。他的几个舅舅，都在做着藩帅，有了叛逆的异图，被人告发。钱俶派遣亲兵围了舅舅的府邸，收了舅舅吴延福等五人。另有一个舅舅吴延遇在外地做着刺史，闻讯后自杀。被捉的这几个舅舅怎么办？当时就有人说叛逆之罪必须诛杀，钱俶流泪道：“都是先夫人的同气兄弟，我哪里忍得让他们接受极刑啊！”于是将诸位藩帅舅舅除名，开除公职，安置到其他州郡去了。终于将母亲一族的全家保全下来。
南唐无人懂军政
且说宋师，此际战果累累。不断又有捷报传来。
大宋权知池州樊若水败江南兵四千人于州界。
大宋黄州刺史王明派遣兵马都监武守谦等人领兵渡江，败江南兵万余人于武昌，杀七百人，拔樊山寨。
大宋行营左厢战棹都监田钦祚败江南兵万余人于溧水，斩其都统使李雄。
曹彬等进攻金陵，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李汉琼率所部渡秦淮，南取巨舰，上面装了干燥的芦苇，顺风纵火，攻拔南唐水寨，斩首千余。
宋师屯秦淮时，江南水兵数十万背城而阵。当时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我潘美提骁勇数万人，战必胜，攻必取，岂能因为一条河流的限制而不渡水！杀过去！”于是率所部蹚过河水先渡，王师随即而进，江南大败。
江南来夺采石矶浮梁，被潘美击破，并擒其神卫都军头郑宾等七人。
大宋权知潭州朱洞遣兵马钤辖石曦领众兵，败江南兵二千余人。
曹彬等又败江南兵万余众于白鹭洲，斩首五千余级，擒百余人，获战舰五十艘。在江中水战中，曹彬更等败江南兵三千余众，擒五百人。
大宋知庐州邢琪领兵渡江，至宣州（今安徽宣城）界，攻拔义安寨。
曹彬、潘美大军已经渐渐迫近金陵。
……
但就在这年的二月，江南照例举行科举考试，当时选进士三十人。史称“王师已至城下而贡举犹不废，可见李煜诚不知务者”。
更奇异的是，这些败报，李煜居然并不知晓！
史称南唐总领军国大事的陈乔、张洎，为李煜谋划的战略对策是：各州郡坚壁不战，以此疲敝王师。王师不得入城，自会北遁。所以，当王师进入江南后，李煜并没有太多在意，他以为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更不知道金陵已经处在包围圈中，他甚至还在后苑，每天率领僧道诵佛经、讲《周易》，高谈纵论，不恤政事。而各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报告，都由朝廷权臣接受，李煜根本看不到。王师围金陵一个多月了，李煜还什么都不知道。
种种迹象表明，南唐的军政管理，一塌糊涂。我甚至怀疑，陈乔、张洎等人也并不懂形势的危急，至少，他们不知道形势有多么严峻。张洎此人有奸慝之隐情，容后再论，只说这个陈乔，乃是南唐一等一的人物，是李璟时代的托孤大臣之一。说李璟临终时，曾对皇后和诸子评价陈乔道：“这是我朝忠臣，他日国家有急难，汝母子可以托付之，我死无恨矣！”南唐亡国后，陈乔也是宁死而不投降的义人。所以，我不相信，陈乔有意颠覆南唐社稷，他只是不懂军政这个大系统，以及系统间的信息和信息控制。大系统可以瞩目的关节很多，但重要关节只有几处。譬如：敌情状态包括敌方战略目标以及该战略目标的实施程序与部署；我方的应对方案以及预备方案；紧急状态下的人力调运与物资调运等等，就军政管理而言，特别需要对这几处当急的重要关节给予足够关注，但陈乔不懂。此人总理南唐军政，实在是李煜用非其人。
事后检点江南保卫战，可以看到，南唐无人懂军政！
老赵亲笔诏书劝降
此际，南唐已经没有像样的大将。有一个神卫统军都指挥使名叫皇甫继勋，他是当初从后晋投诚过来的皇甫晖之子，年尚少，但被李煜委以兵权。皇甫继勋平素很是骄贵，从一开始就没有效死之心，只希望李煜能快一点投降，但又不敢直说。每当与众人议论攻守形势时，就说“北军强劲，无人能敌”这类话头。他听到南唐兵败，就有喜色，并且说：“我就知道咱打不过人家嘛！”
构陷林仁肇致死的就是此人。
皇甫继勋的从子皇甫绍杰，因为皇甫继勋的缘故，为巡检使。
皇甫继勋曾经要他向后主李煜密陈归附中原之计，但李煜不从。
皇甫继勋麾下偏裨将士，有人招募敢死之士，打算夜半出城邀击王师，继勋知道就给他来一顿鞭子，将其拘囚起来。因为这些缘故，他的部下很是愤怒。他又屡屡假托军中事务太多，很少朝会；甚至后主召他，他也很少面见。
这年夏月，李煜自己出宫到城楼巡视，才看到王师已经在城外陈列营栅，举目望去，皆是大宋旌旗，迤逦连绵，望不到边。他这才知道王师已经兵临城下。想想来龙去脉，也觉悟到被左右所蒙蔽，这才开始感到了真实的惊惧。当他知道皇甫继勋惑乱军心的恶劣行径时，大怒，于是将其逮捕入狱，罪名就是“流言惑众”及“不思效命”，连皇甫绍杰一道处死。从此以后，军权也都回到朝廷，但朝廷大权则在澄心堂，而澄心堂人物，主要就是张洎等人。这个张洎，偏偏也是个不懂军政的大人物。
澄心堂，是南唐先主李昪节度金陵时在府第所建，平时在此宴居、读书、办公。到李煜时应该有所改建，在宫中苑内，也成为李煜主要的生活工作之地。终李煜一代，南唐的政令、军令多从这里发出。此地又藏有传说中的名纸，李煜赞为“纸中之王”。后来又设制作局令承御监制作此纸，命为“澄心堂纸”。纸有传世，但罕见。随着南唐的覆灭，制作技术失传。书法家蔡襄曾试图复原，未能成功。据说清乾隆时有复原成功者。闲话表过不提。
且说李煜与张洎商议，决计令人召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以上江兵入援金陵。
朱令赟长期屯兵湖口（鄱阳湖畔），有十万劲卒。诸将闻后主之召，都请朱令赟乘着江水上涨，迅速浮江东下。朱令赟道：“我今进前，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都会断绝，为害更深。”
他的担心有道理，赵匡胤的大军已经在长江沿线展开，他只要离开鄱阳湖，宋师必定会袭击其后。于是写书信召南都（今南昌）留守柴克贞，要他来代镇湖口，而后浮江东下。但柴克贞托病迁延不行，朱令赟负有守土之责，也不敢进，所以李煜屡次召他勤王，他都不敢动，实在是认为与其丢湖口，还不如镇湖口，以此为南唐遥做掎角之势，分宋师之兵，朱令赟并非贪生怕死。
盛夏时节，金陵城中曾有大队人马出来寻机作战，以求破围，被曹彬等在城下斩获两万余众，夺得战舰数千艘。
这时，江南的使者，李煜的兄弟李从镒和起居舍人潘慎修等人正在汴梁。城中不时有捷报传来。他们下榻的地方官吏认为南唐使者既然已经表示臣服大宋，大宋有捷报，他们应该有所表示。李从镒不知如何处理，潘慎修认为本国为人征讨将亡，应该“待罪”，不应该“入贺”。从此以后，只要江南捷报传来，群臣纷纷庆贺，使者则奉表请罪。赵匡胤觉得这几个使者做法得体，派出中使前来慰抚，供给他们的衣食用具都很优厚。
但宋师出征已经半年有余，赵匡胤渐渐有了厌战情绪。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惨厉的杀伤。到了开宝八年（975）七月，老赵特意将李从镒和潘慎修遣回金陵，要他们给李煜带去了亲手写的诏书，敦促来降。同时令曹彬等人缓攻金陵，等待李煜的回音。
老部下心怀异志
老赵知道南方地势低洼，潮气重，军中已经有了疫情，于是想想就要退兵。他给曹彬等人的诏令是：要他们退屯二百里外的广陵（今扬州），在此地休兵，同时厉兵秣马，以为后图。老赵此意是不想两军你死我活血流成河，他宅心仁厚可以理解，但就战略家之责任伦理言，实为失策。金陵不是不可下，已经出师，再撤兵，以后再兴兵，军事成本会无形加大，更重要的是兵锋一顿师已老，往日威风不可得。故他的这个谋划遭到了卢多逊等人的反对。卢多逊多次劝谏老赵，打消这个念头。老赵固执地认为南唐人心稳固，兵多将广，短期内很难攻下，与其城下受挫，还不如主动退兵，两军都可避免过多杀伤。
这时候，扬州的太守侯陟因为收受贿赂被人检举，正在召赴京师。侯陟与卢多逊有私交，就派人到他这里来求情。侯陟知道金陵的攻守形势对南唐不利，卢多逊就教他来说江南事，争取让老赵改变主意，一旦攻克金陵，则侯陟坚定老赵信心也是一功。功过相抵，可以免死。果然，老赵召他，问他扬州不法事，但侯陟瞅准一个机会，即大言道：“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罢兵？愿急取之！臣若误陛下，可杀我三族。”
老赵听他话里有话，想想他又是来自扬州，应该熟知金陵形势，就屏去左右，召他升殿慢慢来说。侯陟将南唐目前的不利局面，从战略到策略，从大势到前景，分析一遍。老赵听了有理，竟将以前准备休兵的念头丢开，重新振作起来，决计继续攻取。而侯陟的罪过，也得到赦免。
大宋与南唐的心理较量正在令人晕眩的风景中展开。
老赵一直在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李煜则在考虑如何占据道义平台阻止老赵吞吐乾坤。紧张较量中，大宋、吴越联军在润州（今属镇江）与南唐一战，给了李煜刺激不小。
润州为古渡口，史称京口，地势险要，为金陵屏障之一。
王师南下时，江南认为此地应有良将把守，于是想到了侍卫都虞候刘澄。刘澄乃是多年跟随李煜的人物，李煜登基之前，就在藩邸左右，得到特别信任。李煜将其提拔为润州留后。
临行，李煜对他说：“卿本来不应该离开我，我也很不愿意离开你。但此事非卿不能符合我的心思。”据说刘澄闻听此言流下泪来。他奉命辞别回家后，将家中金银玉帛全部带上，运抵润州。有人疑惑，他解释说：“这些东西都是吾主前后所赐，现在国家有难，我当散此以图勋业。”
国主李煜闻听后，非常欣慰。等他到了任所，不久就赶上吴越兵来。部下向他汇报说：吴越兵初至，营垒未成，此际正好可以出兵掩杀。但谁也没料到的是，就是这个南唐后主李煜的老部下，已经心怀异志。他对部下说：“如果出兵，兵胜则可，不胜则马上被掳掠大败。救兵到而后图，战未晚也。”
这时，李煜又命凌波都虞候卢绛从金陵千辛万苦地突围而来增援润州，卢绛将士舟师八千人到京口，舍舟登岸，独自与吴越兵战。吴越兵稍稍后退，卢绛得以进城。
吴越兵重新来围。宋师丁德裕与吴越兵已经合为一处。
卢绛与刘澄固守一个多月，互相就有了猜忌。刘澄此时已经向联军暗通了投降的约定，但他担心被卢绛谋害，于是找个机会对卢绛说：“有细作来报，说金陵受围日急。如果我们的都城都守不住，我们守润州又有什么意义？”
卢绛也知道都城早晚也会陷落，对刘澄说：“君为守将，不可弃城而去；可以赴难者，我卢绛耳。”
刘澄假装做出为难的样子，过了一会又说：“君言是也。”
卢绛狠狠心，遂率众溃围而出。
卢绛已经离开孤城，刘澄遍召诸将士，对他们说：“我刘澄守润州这么久了，决心不负国家社稷。但事势危迫如此，应该考虑生计，诸君以为何如？”
将卒闻言，皆发声大哭。
刘澄见诸将如此忠心，担心有变局，也假装哭泣道：“我刘澄受国恩比各位还要深啊！况且我还有父母在都城，难道不知道‘忠孝’二字吗？只是力小不能捍御大朝耳！诸君难道没有听说过当初楚州之战吗？”当初，周世宗柴荣围楚州，久不下，等到城破，曾有血腥的屠城之举。此事在南唐人人皆知，刘澄以此来威吓诸将士。
在刘澄的胁迫下，润州降。
赵匡胤舌战才子
卢绛听说金陵危急，乃率众奔宣州（今属安徽），日夕酣饮为乐。有人劝他赶紧去救金陵，他不回应。他知道援救金陵与送死无异，但又绝不想投降。在矛盾纠结中，借酒浇愁。
李煜听到刘澄背叛的消息，应该有了绝望感。多年信任的一个人，居然心怀险恶——想想他守润州时将家财全部带出，那时就已经有了叛国的念头。李煜真是寒心。而卢绛不来援救的消息，也令他不安。卢绛，这是南唐名将凋零之后，少数几个可以托付的大将，他曾任枢密院承旨、授沿江巡检、拜上柱国，宋师来伐，又拜卢绛为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郡署，出援润州，授昭武军节度留后。现在又赐宣州节度使。他不来援，金陵危矣！
李煜了解到近一年来的败报，知道无法抵御王师。所有的侥幸心都在动摇。而李从镒也从汴梁回来了。他给李煜带来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亲笔诏书。这么多败报传来，刘澄、卢绛的不可靠，让他感到了绝望。
李煜捧着老赵的诏书，有了归降的打算。
但陈乔、张洎一个劲论“符命”所在，天不亡唐。况金陵古城有金汤之固，北兵不是那么容易攻取的，他们早晚会退兵。李煜对这俩人一向信任，这才中止了归降的打算。但是需要有人到汴梁去通使入贡，请求“缓兵”。李煜自信没有得罪大朝的地方，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如能说动老赵，可以效法吴越那样，为祖宗“血食”留江南一隅。南唐有个“高士”道人名周惟简，曾经穿着道服在宫中开经筵讲《周易》，官做到虞部郎中时退休。张洎推荐了他。说他“有远略，可以谈笑弭兵”。李煜于是再次召他为给事中，与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一同出使京师。
冬十月的一天，金陵城中通报宋师，说要派遣徐铉等人出使大朝，请开围放行。曹彬派遣了兵卫护送徐铉和周惟简赴阙。
徐铉乃是江南才子、一代名臣，有口才。当年的冯延鲁等人都对他的口才心存敬畏。这一次，徐铉也有抱负。想当年，冯延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太祖赵匡胤没有在平定扬州李重进后直接南下江陵；这一次，他也希望能说动老赵解围北还。如此，就是大功一件。何况，江南乃是徐铉桑梓之地，李璟李煜两朝待他不薄，知恩图报，他也有真诚效力的准备。甚至，对可能的不测，他也早就置之度外。史称徐铉“将以口舌驰说存其国，其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他准备了大段说辞，对这一趟艰难的苦差很自信。
汴梁这边也早就知道徐铉才气，于是有大臣很担心，预先对老赵说徐铉如何了得，如何博学，如何有才辩，应该有所准备。
老赵听后笑道：“你们不必多想了。这些事不是你们能知道的。”
等徐铉来到宫前，立于庭上，果然就仰着脑袋宣言道：“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老赵很从容地召他升殿，让他把话说完。
徐铉道：“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盖地，父乃能庇子。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
大意如此，说了一堆。
老赵待他说完，问道：“你既然说是父子，父子为两家人，两处吃饭，可以吗？嗯？”
徐铉没有料到会有此问，一时语塞，不能答对。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论及太祖此语，甚为欣赏。他说：
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盖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予读周世宗《征淮南诏》，怪其区区攈摭前事，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岂为其辞者之过欤？
我赞同欧阳修这个意见。“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乃是吾土“分久必合”的大势。可以将这个意见视为“历史有机性”。老赵平生不喜欢作伪，一言既出，已经判定“江南无罪”。但“无罪”在“一统”之前，必须让位，此中大义，与最大可能争取族群之生存空间有关，故权力之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武力征服。当年柴荣讨伐南唐，下《征淮南诏》，数落南唐种种“罪恶”，包括招降纳叛、勾结契丹等等，看上去义正词严，但还是不及老赵更为恢廓真诚。当着族群命运有可能趋向“一统”之际，割据，就是“有罪”。但老赵无暇多论，但以“一家人不吃两家饭”俗俚之语解之，反而收到“棒喝”之功。这也是化解夹缠不清之大匠法门，允为老赵一赞。
欧阳修语译成白话，韵味会消减，大略为：
呜呼，说得真是大气啊！他的话说得多么简练！王者的兴起，天下是一定要归于一统的。可以招徕归附的，就招徕他们；不能招徕归附的，就讨伐他们；僭位窃取帝王称号的，定当扫荡一平而后作罢。我读周世宗的《征淮南诏》，怪他区区计较南唐以前的事，务要比较是非曲直作为托辞借口，气量多么狭小！但周世宗的英武有足可值得人赞赏的地方，也许是替他写诏书人的过错吧？
传说徐铉不死心，向老赵开讲李煜的才艺，说李煜的《秋月》诗如何如何美妙（可惜此诗今已不传）。老赵听后大笑道：“这个《秋月》不过是寒士诗，我是不作这种诗的。”徐铉不服气。说你不作这种诗，有能耐也作一首跟月亮有关的诗试试，看看可比俺家主人更棒。老赵笑笑道：
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
徐铉听罢大惊。他从这两句诗里听出了“一代英主”的襟怀，不得不拜服。老赵解释说，这不过是年轻时在各地流浪，醉卧田间，偶然所作。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评这两句诗说：“大哉言乎，拨乱反正之心见于此诗矣！”但明胡应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两句诗实是“俚语偶中律耳，弹压徐鼎臣（铉），自是贵势，非以诗也”。（《诗薮》）二人所见不同，我是欣赏这两句诗的，感到就纯粹审美而言，也很壮丽，应该属于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评论的“雄浑”风格——“雄浑”在司空图那里居诗品第一。
又据《庚溪诗话》说，老赵微时，曾有客作《咏初日》诗，“语虽工而意浅陋”，老赵不喜欢，客人就请老赵来作。老赵应声曰：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按《庚溪诗话》的说法，宋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极，僭窃之国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于言，规模宏远矣”。
老赵虽然没有答应“缓兵”，但是对待徐铉等人与没有发兵之前一样，礼数周到，温文尔雅，很友好地将他们送回金陵。
这一年，大宋攻取润州，更名为镇江军。这应该是江苏镇江得名的由来。
捌 李煜之死
老赵一句“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令多少史家学者为之赞叹！他还曾屡次下诏给大将曹彬，即使不得已巷战，也不能伤害李煜一家。但天命在兹，历史的神秘余数引导着大宋的将军与士兵，南唐的终结已是冥冥注定。后主的亡国之痛，也因他富有才情的词句而凝结为凄美的永恒。
历史的神秘余数
赵匡胤送走了徐铉等人，金陵之围又开始了攻城的准备。
李煜知道徐铉等人请“缓兵”无效，只好继续招募民兵，同时下令南都太守柴克贞速去接管湖州，又邀朱令赟宁肯弃湖口，也要速来救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民兵。
南唐的“民兵制度”别有特色。
当初，先主李昪时，曾经有过“量田”，就是农田户口的调查，以此来规定庶民的赋税和杂役。当初规定：缴纳赋税达到两缗以上者，家出一卒，这些民兵组织起来有个番号，就叫“义师”。此规定意味着缴纳赋税达不到两缗者，不用服兵役。故能够服兵役的，应该是境况较优的人家。如果两缗以上人家又有分家，分出的家庭又达到两缗，则再出一卒，番号为“新生拟军”。民间有新置物产者也出一卒，番号为“新拟军”。又有三丁抽一卒的民兵，番号为“国军”，后改为“扳山军”。地方杂牌军，统由“物力户”也即有钱的大户人家为“将校”，负责日常管理。
中主李璟时代，曾鼓励郡民端午节划舟竞渡，官方给竞赛奖金，让各郡两两比赛，最后决出冠军和最后一名。优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这些人全部登记其名。到了后主李煜时代，这些“打标”的人物，全部调来成为民兵，番号为“凌波军”。
后主李煜时，又搜罗民间底层人物，如佣奴、赘婿之类，也组织起来，番号为“义勇军”。同时再告知有钱人家，让他们自备日用和军服、兵器，让他们招集无赖亡命之辈，番号为“自在军”。凡此种种，史称“民应之者益多”。到金陵被围后，李煜要张洎写了诏书，用蜡丸送往契丹求援。又写了好几篇战争动员令，送往境内各地，广招百姓，老弱不算，凡是能拿得起兵器的就来参军保家卫国，番号为“排门军”。
这类名号总有十三等，都派遣到边境各个要塞登城把守。直到一年后，金陵城破，这些杂牌军人才得以回家务农。
南唐士庶对捍御王朝有自觉性和积极性。说到底，南唐不是一个无道邦国。
但赵宋要比李唐强大得多；曹彬要比唐将强大得多；中原气势要比江南气势强大得多。李唐虽然兵多将广，人心无二，但气数已尽。“气数”，这个东西不是“因果”，不是“规律”。它由无数的偶然性组合而成，各种偶然性聚变为一种奇异莫测的气场，昭示了某种进入惯性轨道的趋势，不可变更。
一般以为“气数”“天命”这类传统史学观念是一种“落后”的“巫术”思想，但是考察现代历史哲学，就会发现，自新康德主义以来，没有什么人愿意讲述“客观”的“规律”史学，相反，人多信任神创论或偶然力量。
符号学家、史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结构主义选读》讨论“历史的话语”时，就明确说：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历史，是史学家个性化表达的结果。希罗多德的叙事结构就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倡举由人、处置由神”（可以想一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中国式说法，二者何其相近）。而在评价大史学家米歇莱时，巴特说：他在严密组织起来的概念和形态的对比中，“其结果意味着摩尼教的生死观”。
另一个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讨论“历史规律”时，更认为往事构成的历史，不存在所谓“规律”，因为历史“不可逆”，更“不可再现”。他提出了“神秘的余数”这个概念。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支配”，可能存在着“来自最高权力的命令”，而所谓“规律”“因果”这类讲述往事的概念，经由分析“所显示出来的神秘余数，也就全然不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规律”；而“因果”也各有各的不同。因为往事不可逆，故任何分析都不可能穷尽一切，一定在所有的分析完了之后，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这就是“神秘的余数”。
气数、天命、天道等等，就是历史的神秘余数，不可穷尽。李煜的南唐富庶程度不亚于中原大宋，文明程度不让于中原大宋，将士兵卒不少于中原大宋，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大宋抗衡的气势。这不是“历史规律”和“历史因果”可以解释得了的问题。无论诉诸何种解释或分析，总有解释不清、分析不清的存在。历史规律或因果，在分析中，不可整除；一定会有余数。这些余数就像π一样无限不循环，没有规律。历史是一个无理数。
更神秘的是，如果有老天爷，老天爷也不在南唐这一边。
朱令赟援助金陵
陆游《南唐书》载：“王师采石矶，作浮桥成，长驱渡江，遂至金陵。每岁，大江春夏暴涨，谓之‘黄花水’，及宋师至，而水皆缩小，国人异之。”此事仿佛“天助”。
朱令赟来援金陵也同样神奇得很。
大将朱令赟几乎带着悲壮的使命感，从湖口（今属江西九江）率大军赴金陵，号称十五万众（这个数字显然夸张）。他需要沿江东浮八百多里，经皖口、池州、铜陵、芜湖，而后到采石矶。过了采石矶，才有希望到达金陵城下。而这一路上，宋师早已安排好了“打援”的部队。朱令赟大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慷慨。他把巨大的木材捆绑在一起建造水筏，长百余丈；他乘坐的主力战舰能够容纳千人。他已经做好战役准备，浮江而下直趋采石矶，焚浮桥，将宋师一分为二。这样就可以分别击破曹彬、潘美。此前一直在涨潮，等到他准备东下时，江水开始下降，大型战舰一时不能通过。
宋将王明军屯独树口（今属安徽安庆），闻听朱令赟整军而来，多少有些心慌，急忙派遣他的儿子乘快马将情报送到汴梁，并请求朝廷赶紧增造大船三百，来袭击朱令赟。赵匡胤复诏道：“你这个主意不是应急之策。朱令赟早晚到了金陵，宋师之围就完了！”于是给他密令，要他在江渚洲岛之间，多多竖立一些高大的木头，排列起来就像帆樯的样子。这样，朱令赟看到，就会怀疑有伏兵，可以迟滞他的行动。
果然，朱令赟远远看到“帆樯林立”时，就开始逗遛，他需要细作前去侦察。恰好江水浅涸，不利旗舰之行。他这一缓，就给宋师留出了时间。等他摸清情况，再度东下时，宋师已经做好了准备。
朱令赟待潮水上涨，乘巨舰高十余重，上建大将旗幡，浩荡而来。
到达皖口（今属安徽安庆）时，宋师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开始聚兵打援。他的任务就是截断西面援军，要曹彬放心围城。刘遇乃是后周郭威时期善战的老将。他与朱部一时遇合，难分胜负。朱令赟早有准备，看好风向，令士卒放起火来，直烧刘遇大军。刘遇不敌，正打算退守，不料忽然变了风向，南风转北风，大火反而向朱师烧去。朱师不战自溃。朱令赟全然没有料到风向会变！除了天意，他无法解释。这一场败仗意味着南唐期盼的援军再也不可能到达金陵城下。朱令赟一时陷入绝望，不禁万念皆灰。当大火烧到旗舰时，他在惶恐中镇定地走向了船头大火。刘遇反败为胜，生擒湖口战将多人，斩杀无数，缴获兵仗数以万计。史称“金陵独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刘遇，性格淳朴、谨慎，待士有礼，善骑射，宋太宗赵光义时，镇守滑州。有一天早上起来，正对客人说话，忽然感到脚下的旧疮疼痛。门下医生对他说：“这是有火毒。火毒不去，故痛不止。”刘遇当即解衣、取刀，割疮至骨，曰：“火毒去矣。”谈笑如常时，过了十多天，脚疮痊愈。也是奇人一个。
赵匡胤“按剑”对徐铉
徐铉等人回到金陵后，李煜想想不成，再一次派遣他们出使汴梁，务乞宋兵“缓师”。按规定，南唐来使，大宋要有人去接待，迎接、陪伴、送客。但宋廷皆知徐铉口才了得，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以免遭到羞辱。有人告诉宰相，宰相也找不到合适人才，就来请示老赵。老赵让人将宦官中不识字的十个人报上来，然后用笔点了其中一人说：“此人可。”
廷臣都很惊愕，负责接待的侍者都不知道老赵啥意思。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派这个不识字的宦官前往接待。
一路上，宴请、陪坐、同行，徐铉是词锋如云，高谈阔论，旁观者听了都“骇愕”，就等着这个不识字的宦官答对。不料，这位宦官啥也答不上，史称“徒唯唯”而已，就是哼啊哈的，答应着而已。徐铉也不测此人深浅，跟此人聊了几天，没有任何回应，最后的结果是“倦而默矣”，累坏了，懒得说话了。
公元975年的冬天，距离上一次徐铉出使之后一个多月，徐铉再一次与太祖赵匡胤在便殿对话。
徐铉几乎是在哀求老赵说：“李煜事大之礼一直非常恭敬；但现在是真的身体有病，不能前来汴梁，并非拒诏。请求大朝缓兵，以此成全一方之命。”说话的言辞甚为恳切。
老赵开始与他谈论天命、一统。但徐铉越说越严肃起来，他带着书生之见，以为李煜没有得罪大朝之处，老赵没理，应该“缓师”。最后惹恼了老赵。史称赵匡胤“按剑”对徐铉道：
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徐铉这才明白：现在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论武力”。当他忽然懂得这个道理时，所有的口才、智能，都已经不敷使用。于是惶恐而退。
老赵又来诘责高人周惟简。周惟简看这阵势，就更害怕了，名士之风顿失。他对赵匡胤道：“臣本居山野，没有仕进之意，是李煜强遣臣来此地。臣素闻终南山多产灵药，他日愿意到终南山栖隐。”
赵匡胤听他这样说，也很感动，史称“怜而许之”。最后还是给了他们厚厚的赏赐，放还金陵。
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
宋师对金陵的包围，按照部署，潘美独当北面。围城部署完成后，曹彬按军规派使者将围城图呈给汴梁。赵匡胤对使者指着图上的潘美大寨说：“这里应深挖壕堑，警戒江南军来夜袭。你马上告诉曹彬，要快！”
为了节约时间，老赵马上安排使者吃饭，同时要枢密使楚昭辅迅速起草诏书。诏书写好，使者饭也吃过，立即回返复命。
曹彬接到诏书，亲自监督丁夫在潘美大营周遭深挖战壕，加固工事。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南唐出动了五千将士来袭击潘美营栅，每人都拿着一柄火炬，接近后，炬火点燃，鼓声大噪，但在深沟壕堑前被迟滞。曹彬、潘美以逸待劳，趁势反击，全歼来犯之敌，生擒将校十余人。
金陵被围已经将近一年。曹彬记着太祖的嘱托，没有纵兵杀掠，用兵不狠，故久久未能破城。城中已经用光了柴薪储存，粮食也开始紧张，城外援兵相继被宋师击破，守城物资出现匮乏。曹彬等人一面加大了攻城力度，一面期盼着李煜早日投降。曹彬还给李煜多次写信，对他说：“城是一定会被攻破的！应该早一点考虑后路！”后来李煜复信，答应让自己的儿子清源郡公李仲寓“入朝”，也就是去做人质。这样，也是一个姿态，如果有这个姿态，曹彬也可以“缓师”。但李煜答应的这件事，却迟迟不来兑现。曹彬每天都派人去督促李煜，并复信说：“郎君仲寓不必远行到汴梁，只要先到我的大营，我们就全面停止攻城。”但李煜被身边的人所左右，无法做主，无法决定投降归附大计，给曹彬回信说“仲寓还没有准备好行李”，以此来推脱。
曹彬、潘美等人虽然焦躁，但老赵有死命令：不准滥杀无辜。所以二人攻城始终不敢使用毒辣手段。期间，老赵还多次发来诏书，反复晓谕曹、潘二人：“勿伤城中人！江南将士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勿加害！”
二人思量来思量去，攻城如果不杀人，无法威慑金陵，于是给老赵发去了一封奏章，内中称：
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
史称太祖览之赫然震怒，在这份奏章后面批示了十二个字，字曰：
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记录的这句话见于宋人朱弁《曲洧旧闻》。
朱弁对此评论道：“大哉，仁乎！自古应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尝有是言也！”真了不起啊！仁义！自古以来顺应天命、统一四海的君王，从未有过这类话语！
儒学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说法，与老赵此语同为“敬畏生命”的圣贤理念，值得为之浮一大白！
曹彬知道，自从断了城中樵采之路，整个金陵都已经陷在炊烟难举的苦境，继续拖延下去，大批老弱将会冻饿而死。于是，决计加快攻城步伐。他确定了破城的日期：十一月二十七日。
宋师人人皆知：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
曹彬的治病良方
自五代以来，破城之后即“纵掠”的积习，开始在围城达一年之久的将士中蠢蠢欲动。很多老兵、宿将，都曾在过去的岁月里有过“靖市”或“夯市”的历史，他们知道，那是一生中最“爽快”的日子。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剑锋刀刃下哀告求生，看着一个个体面的官绅颤抖着贡献出多年积蓄的黄白之物，看着一个个年轻的女人含羞忍垢听凭暴力欺凌侮辱……他们有一种渎神或败德的满足感。一种潜藏于灵魂黑暗之处的破坏欲望，让他们感到黑色的力量居然也那么迷人。他们愿意“享受”这个感觉，在恣意的毁坏中也同时自我毁灭。欲望，破坏的欲望，是给他们最切实的补偿。那是无数个刀头舔血日子的红利。破坏的欲望，如大海般汹涌，他们愿意在这一片汪洋大海中载沉载浮……
但是老赵不允许。
曹彬越来越感到执行老赵“慎勿杀人”的诏令难度太大了。
尽管他已经知道李煜被左右架空，难于决断，他还是连续不断地给他发去了传告。他告诉李煜破城的日期，并告诉他“大军决取”金陵，是没有疑义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日期，不可变更！请李煜“早为之图”。从仲冬下旬以来，曹彬每天都给李煜发一份简报，告诉他大军准备攻城的消息，敦促他尽快决断，甚至，可以将早先说好的，将李仲寓送往我曹彬大营之后，一切好说。但直到日期临近，李煜还在拖延。
陈乔、张洎等人对李煜说：“金陵古城，固若金汤，天象也没有变化，意味着天命未必变更，哪有计日而破城的道理？这是敌人诈取之言，不可信。”
李煜于是回信，告诉曹彬：“仲寓还是没有准备好行李等等，宫中还需要宴饯送行，准备就在二十七日出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