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的迁都意见，几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对。
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李符上书，陈说迁都有“八难”。他说：“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
老赵认为“京邑凋敝”，迁都之后，正好带动繁荣，不难。“宫阙不完”，可以慢慢修建，不难。“郊庙未修”，修起来就是，不难。“百官不备”，朝廷在此，就会详备，不难。“畿内民困”，不加赋税，就会富裕起来，不难。“军食不充”，依洛邑天险，可以减少兵员，不难。“壁垒未设”，在必要的关隘之处，有所设置即可，不难。“千乘万骑”可以不必“盛暑从行”，择日可也，不难。故没有接纳李符的意见。
合祭天地之后，老赵甚至有了久居洛阳的打算。群臣看到老赵这么坚定，都不敢再劝。这时，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找到一个方便的时间，对老赵说：“东京有汴渠漕运之便，每年可以从江、淮运来米粮数百万斛。汴梁有兵数十万人，都靠这个漕运供给。陛下如果居住洛阳，大兵也要转移至此，米粮从何而来？况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军政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如匆促迁都于此，臣实未见其便。”老赵还是不接受。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迁都了。
这时，晋王赵光义又找机会对哥哥赵匡胤说：“迁都未便。”
老赵说：“迁洛阳还不算完，以后还要迁都长安。”
赵光义叩头切谏不可。
老赵叹气道：“吾将西迁者无他，就是想据此地山河之胜而去冗兵，遵循周朝、汉代经验，以安天下啊！”
然后，老赵应该向兄弟讲述了洛阳、长安的形势远胜开封的理由。这洛邑北有邙山，南有伊阙，西接秦岭，东望嵩岳，四面险阻，可以当得多少兵卒？长安关中之地被山带河，险阻之胜，更逾洛阳。据有关中，万一天下猝然有变，函谷关闭，中枢可以无虞。且长安背靠巴蜀，百万之众不难召集。关中之形胜在于：西、北、南三面无须设防，只要在东方一面控制天下，进出函谷在我。若关外藩镇有变，沿黄河、渭水，顺流而下，一举可靖山东。有此险阻，冗兵之费可省，天下赋税必轻。历史经验也证明：西周、大汉、大唐都长安，得数百年不拔之基；东周、东汉、魏晋都洛阳，也曾各领中原风骚。故洛阳、长安凭据天险，实在是吾土可以“安天下”的两个最佳京畿之地。
晋王赵光义言：“安天下，在德不在险。”
“在德不在险”的话头，来自遥远的战国时代，是魏国的西河郡守吴起的名言。魏武侯与吴起一起泛舟沿黄河顺流而下，魏侯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啊！这是魏国的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家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濒彭蠡泽，因为德行不修，没有信义，所以被夏禹所灭。夏桀时的国土，左临黄河与济水，右靠泰山与华山，伊阙大山在南边，羊肠坂道在北面。但他不施仁政，所以商汤放逐了他。殷纣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他无道，武王杀了他。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到，国家的稳固在于施德于百姓，不在于形势之险要。如果您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船之人也会成您的仇敌啊！”
战国魏国的首都就是开封。
赵光义此言一出，老赵有了动摇。他忽然意识到：这位老弟正在做着开封尹，他的根本在开封，所以他实在不想迁都，未来的皇位又是由这位兄弟来做，想想也不愿意拂逆兄弟的本意，就对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晋王之言说得不错，现在就暂时听他的意见。但是，我料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会因为冗兵而用尽了！
后来的事实果然被老赵说中。
迁都的远见宏识
到了王安石时代，已经开始深切地感觉到了“冗兵”的沉重负担。老赵也许确有神秘的预见性。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太宗开国所用将相，都是北方人，说太祖为此还刻石立在禁中，石上有铭文言：“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不许用南方人做将相，不许用宦官执掌兵权。后来用了“南人”王安石、章惇等人，国势渐衰，就现象言，是事实。以至于邵氏慨叹道：“呜呼！以艺祖之明，其前知也！汉高祖谓吴王濞曰：‘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无反。’已而果然，艺祖亦云。”是说当年汉高祖在吴王刘濞很小时，就看出他五十年后有可能东南作乱。果然，景帝时有了吴楚之乱。艺祖赵匡胤的预见与刘邦似有一拼。
赵匡胤拟迁都，是宋史中的一大命题。此事关系对大宋王朝政制设计的解析，甚至含有对大宋帝国命运的解码性质，故历史上很多人对此有过议论。
简言之，开封无屏障，建都不利于捍御北境南侵。历史上来看，就地缘安全而言，京师应该有足够险要的“畿辅”，也即京师周边形势必须在外敌来侵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和时间。开封的“畿辅”就是河南，它唯一的险阻是黄河，但黄河在开封一带水势平缓，一般的小船即可渡过。而黄河以北，则无险可守。更现实的是：河北作为河南的“屏蔽”并不稳定（后来的金王朝已经奄有河北，就是实证），燕赵之地带给汴都的祸害不是一次两次了。草原铁骑从河北到黄河边，只需要几天时间。无论就回旋空间还是时间考察，开封都不具备作为理想京师的条件。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开篇《序》即言：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弱；拓跋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识者早已忧之矣。
河南，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四战之地”，也即四面都要有所防卫的战争频发之地。只要想取天下，河南就是必争之地。等到天下安定但是守在河南，则有了岌岌可危的走向败亡的趋势。历史来看，西周东迁，到了河南而衰亡；西汉东迁，到了河南而疲弱；拓跋氏的北魏南下，到了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大唐后，在汴梁称帝，勉强延续了五个帝王而败亡，也是因为将河南而不是陕西视为大本营的缘故。到了宋太祖这里，以他那么出色的雄略，也不能改变这个历史惯性，只好在汴梁建都。建都在汴梁，犹如位于人的肩背那样的忧虑就在河北！有见识的人，早就对此有过深深的忧虑了。
这是冷兵器条件下，对周秦以来河南形势的最出色分析，是被反复验证了的中国舆地大势。河南作为京师畿辅，自古以来，祸事连连，而祸事之起，源于关中、河北者，十分占有九分。
开封如此不安全，为何还要都开封？
后来的大宋宰相张方平曾论此事，他的意见是：现在的京师汴梁，是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于汴梁，到石晋割幽蓟之地给予契丹，河南，汴梁，开始与四周强敌共有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在于汴梁畿辅没有屏蔽之险，是京师本根没有庇护之地。太祖太宗立国之初，不是不讲求规模，之所以没有遵循周汉之旧，建都洛阳或长安，实在是“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来说，原因在于：汴梁有利于漕运而供给军旅，可依赖重兵而捍卫中原也。所以，造就几代人建都汴梁根本原因是：“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汉代兵甲在外，京师只有南北军，加上御林军等，不过是用来做天子扈从，相当于卫戍军，几万人而已。唐于京师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四万人，也相当于卫戍军。五代以后，京师甲卒动辄十万二十万，大宋禁军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万，《水浒》中说豹子头林冲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个数字不是虚言。这种集重兵于京师，与古来重兵分驻四境不同，又是因为藩镇！唐以来的藩镇造反太过频繁，尤其以河北、河东的大藩叛乱最多，灾祸也最为严重。故历来中原王朝对此不得不防。
将重兵集于肘腋之下，京师之内，“势有所不获已者”在此。
赵匡胤要改变的，就是“国依兵而立”这个因循而来的基本结构。他等于在给一个重病患者动一个大手术。危险，但确有必要。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迁都洛阳或长安，是正确的战略决策。大宋王朝，建议迁都洛阳的人物，除了赵匡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仁宗朝的范仲淹。范仲淹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最后准备迁都，与赵匡胤可谓隔代知己。但赵匡胤时，因为诸臣“畏难因循”；范仲淹时，因为大臣“偷安苟且”，终于“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钱穆《国史大纲》语）
都汴梁，由于畿辅之地过于开阔，在战马相当于坦克的冷兵器时代，西北、东北之铁骑占有绝大优势。北攻南，取俯势；南攻北，取仰势。二者难易可知。顾祖禹知道这个道理，他说：“然则河南固不可守乎？”难道河南就不能守卫了吗？他的回答是：“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要想守河南，就要守陕甘、守河北。守住关中、守住河北，就是守住河南。这就是北宋不得已都汴梁后，又不得不拼全国之力经营西夏、北辽的原因所在。
但“仰势”北征，难度太大，故终大宋三百二十年，北征成就不大，反而被南征的女真、蒙元两次亡国。这两次亡国，“都汴梁”，实是一大不可规避的战略选择错误所致。就这个意义说，太祖赵匡胤、文正公范仲淹是大宋最具远猷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军事思想家，而太宗赵光义不及二人远甚。
北汉未下太祖病逝
契丹与大宋“通好”，最难受的是北汉。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宋人刘恕《十国纪年》说：契丹与老赵多次往来后，对大宋的实力有了清醒认识，甚至派人给北汉发去书信，告知刘继元：“强弱势异，无妄侵伐。”意思是，你北汉太弱小，人家老赵很强大，不要愚妄地去侵扰大宋，以免自取其辱。北汉主刘继元听到这个消息后，恸哭不已，甚至谋划出兵攻打契丹，当时朝中官员反复劝谏，才打消了他这个同样愚妄的念头。
北汉与契丹出现了微妙的政治裂痕。
老赵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派出了得力将领再次打击北汉，相机平定北境。
开宝九年（975）春，老赵任命魏丕为代州刺史。
魏丕一直出任大宋作坊副使，负责军械制造与管理。他在任八年才迁为正使。这一次任命领代州，其实是个虚衔，因为代州还在北汉管辖范围内。但这类“遥领”某职也是一种荣誉，并且按照惯例，一旦收复代州，就可以给“遥领”者实受其职。魏丕“遥领”代州，是一个信号，很明确地传达一个信息：代州，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时态，属于大宋。
魏丕升职后仍然“典作坊”，军械器具仍由他来负责。显然，这是老赵为平定北汉所作的一种有意味的人事安排。
京师有作坊，诸州有作院，都有日常规定。譬如，作坊所造兵器，每十天就要奉进一批到禁中，由老赵亲自查验，然后列入五库贮存，以备战时需要。所谓“五库”，一般指车库、兵库、乐库、祭器库、宴器库。魏丕所造军器，包括运送辎重的特制车辆，故应该列入车库和兵库。大宋后来又将作坊分为南北两处，另外设置一个弓弩院。弩，在冷兵器时代，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具有杀伤力和威慑力的远距离兵器；而魏丕更设计射程在“千步”之遥的“床子弩”。赵匡胤时代，“床子弩”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顶级大杀器。老赵已经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了技术准备。
到了秋天，老赵从洛阳“西幸”回来，开始下诏北伐。当时的部署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光义为都虞候，镇州西山巡检、洺州防御使郭进为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阵营与上一次御驾亲征比较不相上下。
到了九月、十月，已经不断地有捷报传来——
党进率兵抵北汉城下，列寨于河汾之南，败北汉军数千人于太原之北，获马千余匹及兵仗数百副。
郭进则领兵出忻、代路，俘北汉山后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这几乎相当于北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另有兵马监押马继恩，领兵出辽州路，焚北汉四十余寨，获牛羊人口数千。
其他各地也有大小不等的捷报飞往汴梁。
北汉失去了契丹的有力支持，似乎旦夕可下。
这一年的冬天来临时，征伐北汉的前线不断传来更多捷报，党进、郭进、潘美等边帅已经打得北汉毫无招架之力。大兵扫清太原外围，已经列寨围城。更多攻城器械，也经由魏丕这里转运到城下。寒冷的北方天气中，太原城下到处是大宋士气高昂的将卒，雪亮的刀剑在冰凉的太阳下闪着刺眼的光芒。
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征伐北汉的战役中止了。
老赵病逝于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公元976年11月14日。
这一年，赵匡胤五十岁。
这一天，京师大雪。
世外高人陈抟
按照“金匮之盟”，也即杜太后遗命，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即位，史称宋太宗。赵光义，即赵匡义。赵匡胤即位后，避“匡”字讳，改名赵光义。
杜太后，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母，她死后谥“昭宪”。按传统《谥法》：“昭”是“容仪恭美、昭德有劳、圣闻周达”的意思；“宪”是“博闻多能”的意思。这里给杜夫人上的谥号听上去似有溢美，但大致符合事实。
谥法，至少从西周以来，就成为具有盖棺论定性质的褒贬。在朝为官者死后，子孙或同僚往往要为之“请谥”，这种珍惜并重视死后名声的做法，其实质是对荣誉的向往，其功能则是对后人的垂法示范。谥法制度，倡导公正，批评邪僻，鼓励君王公侯作善不作恶，因此是一种道义制衡的规则。一般的谥法有“从宽”的倾向，但基本上靠谱。
史称杜夫人“治家严毅有礼法”。她先后生了光济、匡胤、光义、廷美、光赞，五个儿子，燕国、陈国二位长公主。这之中，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两个皇帝都是她一人所生，是为史上很罕见现象。
《古谣谚》引《神仙传》说一事：当初兵荒马乱，赵匡胤还只有十几岁，赵光义才只有几岁，杜夫人将二人挑在筐里躲避战祸。据说路上遇到高人陈抟。他看到一个少妇挑着俩未来的皇上，当即吟道：“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杜夫人一身生俩皇帝，据说早有预兆。原来这杜家庄园家门前有一块洼地，早名“双龙潭”。人以为这是天意先兆。怀疑者一般会认为：有了太祖太宗之后，人们就把这块洼地命名为“双龙潭”。
野史说到陈抟老祖，他当时远在东京汴梁以西千里之外的华山。当他听说太祖受禅，大宋代周之后，击掌赞道：“天下自此定矣！”
陈抟，实有其人，但又是一个“箭垛式人物”，很多神奇故事都附会到他身上。此人据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
据说他幼时，在河边戏耍，有穿黑衣的女子喂他奶吃，从此日益聪悟。年轻时，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而且不会遗忘。后唐时举进士不第，从此不求出仕，徜徉于山水之间自乐。曾在武当山等地隐居，服气辟谷二十余年。
陈抟好读《周易》，常手不释卷，自号“扶摇子”。着有《指玄篇》八十一章，说导养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着八十一章为之做笺注。
史称陈抟“能逆知人意”，就是能预先猜中人的意图。说他的斋中壁上挂着一个大葫芦瓢，有一道士名贾休复很想得到它。陈抟已经知道他的意思，就在他来访时说：“先生此来没有别的事，就是惦记我这个大葫芦瓢而已。”然后就召侍者取下给他。贾休复大惊，以为神。
宋文莹《湘山野录》也说一事：宋太祖、太宗“微时”，与赵普等游长安市，当时陈抟乘一驴遇到这仨人，下驴大笑，笑得头巾簪子都快掉下来了。他左手握着赵匡胤，右手挽着赵匡义，说：“咱能在一起喝一杯吗？”
二人道：“我们跟赵学究一块来游，可以一道吃酒。”
陈抟睥睨赵普，上下打量，慢慢说道：“也得，也得！没有他也不可成此一席。”进入酒舍之后，赵普走得脚瘸，偶尔坐到上位座席，陈抟嗔道：“紫微帝垣星座的一个小星星，就来据上座，岂可！”然后让赵普坐到右席。
陈抟曾见过周世宗。据说周世宗曾好习过“飞升、黄白之术”，也就是成仙术和炼金术。他听说隐居华山的陈抟是这方面的高人，于显德三年，命华州官员将陈抟送至阙下。专门留他在禁中一个多月，方便的时候，就向他打探“飞升、黄白之术”。陈抟对答道：“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哪里用得着这些玩意呢！”周世宗听后觉得有理，并不责怪他。命他为谏议大夫，陈抟固辞不受。后来周世宗发现，这位陈抟先生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本领，就将他放还华山，诏本州岛长吏年节岁时，经常去慰问他。显德五年，成州（今甘肃成县）刺史朱宪陛辞赴任，世宗还让他带上帛五十匹、茶三十斤顺道赐给陈抟。
周世宗问陈抟，犹如宋太祖问苏澄隐。苏澄隐也是陈抟的朋友。
说宋太祖赵匡胤晚年征太原，回还时，来到河北真定隆兴观。有道士苏澄隐来迎銮驾。道士年九十许，史称“气貌翘竦”，是一个精神健旺、相貌不俗的人物。契丹主占据真定时，对僧道高人都加以爵位名号，当时不接受契丹封赏的，只有苏澄隐。赵匡胤很欣赏他，聊了很久。
道士说：“最近与亳州道士丁少微、华山道士陈抟结游于长安、洛阳等地，曾经遇到道教高人孙君房、獐皮处士。”
老赵问：“先生跟他们学到了什么法术？”
道士说：“臣得长啸之法。”
长啸，是魏晋以来的名士常玩的游戏，可以撮口发声，一气不断。道士开始长啸，史称“其声清入杳冥，移时不绝”。老赵默默地听着，低头闭眼，像睡着了一样，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老赵听到他的长啸还没有中断，很是惊异。
老赵因此又顺便问他“引导之法，养生之要”，也就是周世宗问陈抟的“飞升之术”。苏澄隐说：“王者养生跟我们不一样。老子有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当初黄帝、唐尧所以长久享有国运，主要是得此清净之道。”
老赵听了很高兴，赐他为“颐素先生”。
五代末年到大宋初年，陈抟、苏澄隐等人，都应该算是世外高人。
“豫定”二代君王
闲话表过不提，且说杜夫人。《宋史》赞誉她说：“杜后……内助之贤，母范之正，盖有以开宋世之基业者焉。观其训太祖以《无逸》治天下，至于豫定太宗神器之传，为宗社虑，盖益远矣。”杜太后……她作为赵弘殷内助的贤惠、作为赵匡胤赵光义母范的正直，是开辟了大宋基业的原因之一啊。看到杜太后以《尚书·无逸》训谕赵匡胤，以至于要预先谋定赵光义继承宗庙祭祀，这种为大宋社稷的考虑，真是太深远啦！这段话说了两个故实，一个与“周公《无逸》”有关，一个与“豫定太宗”有关。都是宋初大事。
周公乃是“制礼作乐”的重要人物。周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周公摄政；若干年后，周公还政，成王亲政。周公特意做了《无逸》一篇文章给成王，对邦国治理之道提出了重要意见，以此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无逸》的主旨就是讲述“为君之难”。文章收入《尚书》中，成为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献之一。孔子很多关于邦国治理的意见就来自于《尚书》，其中包括《无逸》篇。《论语》中就记载，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这话吗？”孔子回答：“虽然不一定可以这样理解，但也差不多。譬如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知道做君难了，不几乎就是一言而兴邦乎？”
“为君难”是《无逸》讲述的国家元首之责任伦理，在孔子那里得到更多阐发，后来的贤哲更不断讲述过这个意见。欧阳修还写过“为君难”的专论文章。总之，“为君难”就是要君王恪守邦国礼法，谦卑谨慎地治理天下，不得掉以轻心，胡作非为。
历代走正道的帝王，都要在《无逸》中寻求治道的思想资源。大帝柴荣就曾在“求言诏”中要臣下献《为君难为臣不易论》。
赵匡胤从陈桥发兵回到京师做皇帝时，父亲赵弘殷已死，杜夫人做了皇太后，照例要有贺典。老赵就带领文武百官拜太后于堂上，众人一片恭贺之声，但太后愀然不乐。左右有人开导太后说：“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
臣听说“母以子贵”，现在您的儿子做了天子，您为啥不高兴啊？
太后这时候说出了那句名言：
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
我听说“为君难”！天子自身位列亿兆庶民之上，如果治理得道，则这个九五之尊可在；如果万一失去驾驭，即使再想做个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啊！这就是我所以为之忧虑的地方。
在一片喜庆欢乐声中，杜太后有深重的忧虑，于是现场说法，给老赵一个终生难忘的警示。这一段话深刻地影响了老赵，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敢稍有懈怠。在后来的日子里，老赵时常想起杜太后这一番话，这让他处事简易而又谨慎，从来不敢高言宏论，莽撞行事。万一做错了什么，就立刻反省自责。史称赵匡胤现场听到母亲教诲，“再拜曰：‘谨受教！’”
一句“为君难”，启开了北南两宋三百二十年煌煌基业。
一句“谨受教”，让老赵十六年间小心翼翼地建构起了文治武功的椎轮大辂。
杜夫人“豫定太宗”的故实，更是大宋权力分配的第一等大事。
大宋建国后的第二年，杜太后已经六十岁，开始身体不适，老赵亲自侍奉汤药不离左右。杜太后病危时，召昔日的掌书记赵普进宫，与老赵一同接受遗命。赵普在滁州城里曾经伺候过病重的赵弘殷，赵弘殷以“宗分”亲情来对待赵普。杜夫人对赵普也格外信任，称呼赵普为“书记”，常抚赵普说：“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这一番遗命太过重要，所以老妇人特意叫上赵普。
病榻前，杜太后问太祖道：“你知道你为何能得到天下吗？”
老赵呜咽流涕不能回答。杜太后执意问他道：“我正在跟你说大事，你就知道哭啊？”
老赵说：“儿所以得到天下，都是仰赖祖宗和太后您积累的德性啊！”
杜太后说：“不然。实是因为周世宗让幼小的儿子执掌了天下啊！假如大周有个年长的君王，天下还会为你所有吗？所以，你死后要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光义。四海广大，万事众多，能够立年长的人做君王是社稷的福气啊！”
史称老赵闻言“顿首泣曰：‘敢不如教！’”磕头哭着说：我岂敢不听教诲！
随即，太后又对赵普说：“你跟皇上一块记住我的话，不可违背！”
太后即命令赵普在床前为此事立约写下誓书。赵普还在誓书的末尾签署了“臣普书”三字。
太后、老赵、赵普，三人完成了“豫定”大宋二代君王的大事，将这份杜太后遗嘱也即“誓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管，史称“金匮遗诏”，又称“金匮之盟”。掌管这份“誓书”的“谨密宫人”，很可能就是大宦官王继恩。
“阴谋”和“光明”
元佚名《宋史全文》引后人评论“誓书”，认为这是“社稷之至计”“慈闱一语，金匮预盟十七载。倦勤之后，举神器之大，挈而授之龙行虎步之天子。尧舜授受，曾不是过”。这是为社稷谋划的最重要的战略。杜太后一句话，藏于金匮预先十七年做了规划。太祖之后，将大宋社稷，授予龙行虎步的赵光义。过去尧帝授天下给舜，也不过如此。“三代而下，汉唐不能仿佛其万一。”这种权力交接模式，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大汉、大唐都不能得到万分之一的相似。
“金匮之盟”与“烛影斧声”一样，是赵匡胤时代的两大疑案，历来聚讼，但基本上是两派：A派和B派。有意思的是：A派相信“烛影斧声”为太宗篡位说，不相信“金匮之盟”的真实性；B派则不相信“烛影斧声”说，认为事出子虚乌有，但相信“金匮之盟”的真实性。为了叙述的方便，可以将A派命名为“阴谋派”，将B派命名为“光明派”。千年来，讨论这类问题的文本密密麻麻，但基本上是“阴谋”和“光明”两派意见。
我已说过，当历史故实呈现为矛盾存在并聚讼不已时，后人讲述这个历史故实，除非有新的史料发现，或新的方法推演，一般，只能选择。在史上聚讼意见面前，说“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所有的“认为”，前人已经说过。你不是重复“阴谋派”意见，就是重复“光明派”意见。
我选择相信“光明派”意见。也即认为：太宗没有篡位，金匮之盟值得相信。
现在知道的事实是：“阴谋派”一般有两大理由：
一、宋代史料中从来没有这份盟约的原文。
二、由于有“烛影斧声”太宗弑君的故事，所以，太宗与赵普合谋编造了“金匮之盟”来为太宗上台提供合法性权威依据。
但这两条理由是靠不住的。
一、宋代史料中没有见过原文记录的事实太多了，岂可以此为据而轻易怀疑史言？“金匮之盟”故实就记录在《宋史》二四二卷中，记录者岂可无据？
二、如太宗与赵普“君臣合谋”是实，干吗不造一个“原文”？明摆着是原文已佚，人所熟知，无须造假。此外，说“金匮之盟”为假者，更无据说“君臣合谋”为真——连记录都没有，纯属演绎或演义，尤不可信。
我愿意在此回到我的治史立场：在N种记录中选择其一。这个事实太重大，值得重复说一句：我选择相信“金匮之盟”为真。
赵匡胤与赵匡义二人手足情深。
老赵对小他一轮的同样属猪的兄弟更是呵护有加。金匮之盟后，老赵已经决计传位于封为晋王的兄弟赵匡义，十六年间，没有过动摇。
赵光义在大宋初期被封为晋王。
史称晋王“性仁孝”，老赵对他很是钟爱。晋王做开封尹多年，有很多政绩。老赵多次到晋王府邸来聊天，“恩礼甚厚”。开宝九年的夏天，老赵看到兄弟家所处地势较高，无法将流水引入园子，就来亲自查看地势，然后派遣水工制作一个巨大的水轮，利用流水力量，将金水河的水注入晋王府邸，为此还几次亲自来视察，促成这个工役。
晋王有一次重病，大约是发烧谵妄，几乎不能认识来人。老赵去看望他，遵医嘱为他“灼艾”，就是用艾叶制成艾卷，熏烤身上的穴位。晋王觉得痛，开始呻吟，老赵就用这个艾卷在自己身上试验，找到那个可以忍受的烧痛程度，继续为兄弟“灼艾”。从辰时至酉时，十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在照顾兄弟。直到晋王出汗苏息，老赵才回宫禁。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还说，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后，知道天下人心未定，因为赵匡义多次经历艰危，“有英睿之断，可以主天下”，所以常常以赵光义可以主持社稷祭祀而推许他，也就是希望他以后能继承自己的帝位。晋王生病，太祖为他“灼艾”，待他醒来时，还指着自己穿的赭黄袍对兄弟说：“此当付谁耶？”
到了太祖晚年，兄弟俩“友爱弥笃”，太祖“终以大宝授之”。田况为此评论道：“太宗纂嗣（继位），下河东，海内生灵浸安（平静安定），不知有他姓矣。大哉，圣人之烈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尧、虞之心，岂远是道哉！”他说：太宗赵光义继承哥哥的帝位后，攻灭河东刘氏，海内士庶渐渐安定，人心已经倾向于“赵宋”，而不知道还有其他姓氏的天下了。伟大啊，圣人的光烈啊！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这种天下为公的做法，追怀过去唐尧虞舜禅让之心，也不过如是而已！
按田况的意见，是老赵主动将帝位让给了兄弟赵光义。
很多故实可以证实老赵“道心”的确如是。
有一次在宫中宴饮，晋王醉，不能乘马，老赵亲自扶着他到大殿台阶上。晋王帐下的侍卫高琼右手搀着晋王，左手打着灯笼离去。老赵看到，就赐给高琼等人控鹤官衣带及器帛，勉励他们尽心侍奉晋王。
老赵还在闲暇时对左右近臣说：“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这话说得几乎就等于为赵匡义未来继承皇位做舆论准备。
宋人蔡惇《夔州直笔》记录一故实：太祖有一次对晋王说：“很久不见你乘马了，可牵来一观。”然后就传呼到大殿下的御马台，令晋王上马。按规定，是不能对着皇帝上马的，所以晋王不免惶恐辞谢。老赵悄悄对他说：“他日汝自应常在此处上下马，不要推辞！”
晋王还是害怕，不敢造次，流着汗要“趋出”。老赵命近侍挽留，要将他送上马。晋王无奈，再拜，而后乘马驰走，在殿庭回旋而出。
蔡惇认为这是“太祖示继及之意也”，是太祖向左右表示由晋王将来即位的意思。有人认为这个故实不实，因为“继及之意”早已在杜夫人病榻前定下来了，不必在此用这个方法再表示。但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实。老赵一直没有“立储”，金匮之盟时，晋王不在身边，老赵需要用一种方式“示意”，以杜绝他人觊觎之心。更重要的是，当时参与金匮之盟的赵普，曾经向老赵示好，表示可以不必执行金匮之盟，而将帝位传于太祖之子。但老赵没有给赵普任何答复，默默地将改变金匮之盟约定的事件消弭于无形中。
赵匡胤的死亡谜团
围绕赵匡胤之死，后来生出了很多谜团，至今难于解释。关于赵匡胤的死亡现场记录，就有多达五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可以命名为“宫闱之乱”。见于佚名《烬余录》。书中认为，后蜀孟昶归附大宋，死后，赵匡胤将他的妃子花蕊夫人纳入后宫。病重时，赵匡义来调戏花蕊，被老赵发现，大怒，第二天，“太祖崩”。
此说不可信，因为史上很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叫“花蕊夫人”的人，且据事件过程看，矛盾处太多，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逻辑。稍通宋史，即知其妄。
第二种说法，可以命名为“传位之争”。见于宋王禹偁《建隆遗事》。说太祖生病，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在晏驾前一天，遣中使急召宰相赵普、卢多逊入宫，在寝阁相见。
老赵说：“吾知此疾必不起，要见卿等，无他，为有几件事没有时间施行。卿等拿笔砚来，依吾言写下，我身后一定要践行之！如此，吾瞑目无恨也！”
赵普等人取过笔墨，开始记录老赵的“临终遗言”。
据说老赵说了几件事，都与济世安民之道有关。
说完，赵普等呜咽流涕而言：“臣等一定会依圣训而行，但还有一件大事，未见陛下交代啊！”
老赵问：“何事也？”
赵普等人道：“储嗣未定。陛下倘有不讳，诸王中当立何人？”
老赵道：“可立晋王。”
赵普又说：“陛下艰难创业，最后得到今天的升平之世，自应有圣子受命，未可议及昆弟啊！臣等恐大事一去，最后不可再立诸子。陛下宜熟计之。”
老赵道：“吾上不忍违太后慈训，下为海内方小康，思得长君以抚之，吾意已决矣，愿公等善为我辅晋王。”
然后，老赵拿出御府中的珠玉金器等赐给赵普、卢多逊等人，让他们回府。第二天，“上崩于长庆殿”。正因为赵普有“立诸子”而不“立晋王”的说法，让晋王赵光义对赵普有了不满。
这一说法，似有合理处。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光义也确实对赵普有了看法，我的看法是：赵普可能有改变“金匮之盟”的意见，但未必是说在太祖临终之际。太祖死于猝然，其时赵普也已经罢相，并不在京师。故这个现场复盘不准确。
第三种说法，即“烛影斧声”。最初见于宋代僧人文莹《湘山野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更引多家野史的神秘故事，将“烛影斧声”说得绘声绘色。此类说法最为坊间津津乐道。综合其说，大略如下——
据说，有神降临在盩厔县民张守真家中，自称“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张守真每次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一般人听不懂神说啥，只有张守真能听懂，而且神说的祸福之类大多都应验。张守真从此成为道士。老赵病重时，驿召张守真来到禁中。随后，即命内侍王继恩在建隆观设黄箓醮，应该有为老赵祈福的意思。
据说老赵令张守真降神，神降临后说：“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说完后，就不再降临。
老赵听到这话，知道自己大限已至，当晚就召晋王赵光义，嘱以后事。
左右都不知道二人在说什么，只在老远看着，“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只看见烛影之下晋王赵光义时而会离开席位，好像在谦逊地躲避什么。过了一会儿，只见太祖赵匡胤拿过玉钺戳着地下，大声对晋王赵光义说：“好好做！”
另说老赵“微时”曾与一道士有来往，道士自名“混沌”。多年后，老赵践祚，有一次见到他，很高兴地将他带到宫里对他说：“我很早就想见你，有一事，想请你告诉我：我寿命还有多久？”道士说：“如果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可延一纪十年，如果不晴，就需要赶快准备后事。”
等到了这一天，晚上，老赵到太清阁“望气”，看到满天星斗，是个大晴天，老赵很高兴。忽然，阴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
老赵急传宫钥开门，召晋王来到寝殿，兄弟俩酌酒对饮。宦官宫妾都被二人挥退，“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数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只远远地看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而离开席位，好像有不能忍受的什么事。兄弟俩吃酒完事，宫禁中已经敲了三更的漏鼓，当时殿下大雪已经积累了有三寸厚，太祖拿过玉钺戳着地下的雪，回头对太宗说：“好好做！好好做！”说罢，解开衣带就寝，鼾声如雷。当晚，太宗留宿在宫中，快到五更的时候，值班的守护一点鼾声也听不到了，应该是太祖已经驾崩。太宗接受遗诏，在灵柩前继位为帝。
这两段故事大同小异。都说因神秘事件，老赵已经预知生死，主动召晋王来商议后事。所谓“烛影斧声”之说，即来自于此。
前已说过，我不信此说。
第四种说法，可以命名为“太祖遗诏”。此事见于《宋史·方伎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该传为多人合传，其中说到一个叫马韶的高人，此人对天文有研究，而当时朝廷严禁私人修习天文之术。马韶与晋王的亲吏程德玄友善，德玄担心受牵连，多次告诉他不要来访。说这年十月十九日当晚，马韶忽然来造访程德玄。德玄很害怕，马韶说：“明日，乃是晋王利见之辰也。”这话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意。是说有圣德之人将要居于王位。此言一出，等于陷晋王于大逆不道。程德玄听后更为惶骇，因此将马韶引入一个房间，马上来告诉晋王。晋王命程德玄派人将马韶软禁防守，不得令他出门。然后，就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太祖赵匡胤。等到天亮，晋王来谒见太祖，“果受遗践祚”，果然得到遗诏要太宗即位。这才赦免了马韶。
这个故实透露的消息是：赵匡胤有“遗诏”，由晋王“践祚”。
宋人王称《东都事略》也认为赵匡胤有“遗诏”。
今传宋本《宋大诏令集》和《宋会要辑稿》中，都收录了一份题为《开宝遗制》的文献，按文字内容，显然就是宋太祖的“遗诏”。这一份“遗诏”不常见，我为之重新标点，收在这里：《开宝遗制》开宝九年十一月甲寅：
修短有定期，死生有冥数。圣人达理，古无所逃。朕生长军戎，勤劳邦国，艰难险阻，实备尝之。定天下妖尘，成域中大业，而焦劳成疾，弥留不瘳。言念亲贤，可付后事。皇弟晋王某，天钟睿哲，神授英奇；自列王蕃，愈彰厚德。授以神器，时惟长君，可于柩前即皇帝位。丧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知州等，并不得辄离任赴阙。闻哀之日，所在军府三日出临释服。其余并委嗣君处分。更赖将相协力，中外同心，共辅乃君，永光丕祚。
这里提到传统丧礼的的几个固有名词。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以日易月”。按古礼，太子应为帝王服丧三年，也即三十六个月。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这就是用“日”来代替“月”。因为国家枢务事重，继任者服丧太久，于国事不利，故有此变通。而所谓“小祥”，指父母丧后一周年，即第十三个月举行的祭礼；“大祥”则是两周年，即第二十五个月举行的丧礼。这里说“十三日小祥”，也是“以日易月”的结果。但“大祥”，按照“以日易月”当为“二十五日大祥”，这里却是“二十七日大祥”，也有缘由。原来《周礼》曾有“三年之丧”而不是“二年之丧”的规定，但“三年之丧”又规定为“二十七个月”，故这份遗诏按照这一规定“以日易月”，做了“二十七日大祥”的规定。古代丧礼自汉文帝后，有所变通，曾经遭到后儒的很多批评，暂不讨论。
且说“遗诏”，这里就明确提到向“皇弟晋王”“授以神器”。
但有人不信“遗诏”为真。清毕沅在《续资治通鉴》记录太祖之死时，专门说到“遗诏”问题。他认为：
太祖平日友爱，又受命于太后，其传位于晋王之意固已素定，然未尝明降诏旨，故晋王闻召尚有迟疑。《东都事略·太宗纪》云：“癸丑，太祖崩，奉遗诏即皇帝位。”此不过仍史家纪事之旧例而书之，太祖非实有遗诏也。
“遗诏”是否为真？此事又出现了矛盾的意见。
我倾向于毕沅的意见，也即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遗诏”，这里所谓的“遗诏”很可能是后人补制。
第五种说法，可以命名为“正史说法”。最初来自于宋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后被正史所采纳。李焘《长编》更将与此相近的一些记录集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丰富而又矛盾的“传奇”。太祖之死，最大的谜团是：死因不明。司马光没有说清楚，李焘也没有说清楚，《宋史》的主编元人脱脱也没有说清楚。据我对宋史的理解，似乎不会再有人能说清这个问题了。太祖之死，将会成为一个恒久之谜，即使是正史，也充满了矛盾。历史文本，太多谜团，试图搞清所有谜团，让历史干干净净地呈现出来，这个愿望，太过奢侈。
根据司马光和李焘的记录，太祖之死的现场大约是这样的——
夜半，谯楼更夫已经敲响了四鼓，不久，太祖驾崩。当晚，宋皇后守在老赵身边。太祖一死，皇后急忙派大宦官王继恩去传四子贵州防御使赵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