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胡则守江州，曹翰攻之危急之际，忽有旋风吹来有文字的一页纸，其词道：“由来秉节世无双，独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机早回顾，免教流血满长江。”这类文字应该多属于事后追述，好事者所作。当更有好事者编派了因果报应故实说曹翰“世世为猪”。说后世有个苏州先生名刘锡玄，到滇中时，在一个邮亭泊舟，小憩，得梦。梦中曹翰来告知说：“过去因为屠城，之后便世世为猪，受人屠戮，现在刘公您停泊舟船之处，就是我这一次轮回为猪的死所。一会儿，第一个接受屠宰的那头猪，就是我曹翰。有缘跟您相遇，请您哀怜，救我。”刘锡玄梦醒后，赶紧起来，招呼仆人来看。果然，停船的地方正对着一个屠门。不一会，门开了，里面抬出一头猪来，嚎叫之声动地。刘锡玄就用相等的银子把这头猪买了下来，带回了家乡苏州，放在阊门西园内。只要招呼这头猪“曹翰过来”，猪就过来。
这类故实，很简捷地证明一个朴素道理：屠城，不得人心。
六、丹书铁券不当诛
南唐大将卢绛，南唐亡国后，准备割据岭表。
南奔福建时，途经歙州，守卫龚慎仪闭门不纳。卢绛大怒，率兵攻陷歙州。龚慎仪知道不可免，整衣冠，身穿庄重的朝服出府邸见卢绛，被杀。
赵匡胤命卢绛的弟弟去招降卢绛。卢绛弟弟对他说：“兄今不顺诏命，乃独善一身，其如老母一族三百口何？”正好曹翰也派人来见卢绛，并带来了丹书铁券，这是保证不杀卢绛的皇朝证书。卢绛降。
曹翰将其送往京师，赵匡胤当面问他：“卿何不早归朝廷，劳朕诏命？”
卢绛说：“臣受李煜厚禄，只知事李煜，未知事陛下。”
赵匡胤说：“李煜已臣事于朕，卿于草野还在等什么？”
卢绛说：“臣闻李煜归命，但未受王爵，故臣未能归附天朝。”
据说这一番话也曾打动了赵匡胤，认为他“颇忠赤”，很有一颗赤诚的忠心，赦免了他。
但在歙州被杀的龚慎仪有个侄子在政事堂见到卢绛，就用手板击打他，并入殿上奏说：“臣叔被卢绛冤杀！”赵匡胤闻听大怒，就来质问卢绛为何要杀龚慎仪。这时正好曹翰破宣、歙二郡时，卢绛没有金帛贿赂，曹翰也顺势入奏说：“卢绛乃一奸贼，陛下存之，为国家日后之患矣！”
于是赵匡胤命人斩杀卢绛。
卢绛呼叫道：“陛下以铁券诏臣，恕之以不死。今以微罪一旦见杀，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无信！”
赵匡胤说：“朕为龚慎仪杀贼而已，何负于卿！”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枢密使曹彬曾上言极力保奏卢绛，说此人骁勇，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可以赦免他不死。但是赵匡胤说：“卢绛状貌酷类侯霸荣，安可留也！”
两种说法有异。但前说有“丹书铁券”，自不当杀；后说就因为长得像投降大宋又背叛大宋的北汉将军侯霸荣，就杀人，更属不当。卢绛冤。
七、庇护亲族法不公
赵匡胤的太太孝明王皇后，有个胞弟名王继勋。最初为内殿供奉官，后来做到虎捷左右厢都虞候，领彭州防御使。王皇后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子，但这个兄弟是一个带有精神病性质的恶人。他在西京（洛阳）做官时，曾强行购买民家子女做奴仆。这倒也罢了，更可恶的是，这些女仆稍稍有点让他不满意，就被杀掉。杀掉也罢了，尤为可恶的是，被他杀掉的人，还会被他吃掉！吃人，也罢了，还要“脔割”了吃，也就是一块一块割下肉来吃！吃人后，他倒是吐骨头，然后用小棺材装上死人骸骨，抛在野外。被他买来的女仆实在是比屠宰场的牛羊下场还要糟。史称这样的女仆，被他杀了一百多人，以至于到他门下来买卖女仆的中间人和棺材铺的老板，要频繁出入于他的府邸。他住在深宅大院之内，外人不晓他的酷虐残忍。直到有一天，他府邸的围墙坍塌，侥幸没有死的奴婢纷纷逃出，跑到宫中来告状，赵匡胤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罪恶滔天的小舅子。
赵匡胤很爱他的王夫人，但这一年王夫人年纪轻轻就病死了。小舅子又惹了这么大的祸事。老赵对他的处罚是：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令甲士看守软禁。不久，又下诏将其流放登州。但是还没等他到达登州，又下诏赦免，改右监门率府副率。右监门是宫禁亲兵十二卫之一，率府率是侍卫军中负责山泽土产的官员。王继勋那么大的罪恶，不但没有正法，还给官做，虽然降级使用，但那一百多冤魂如何安息？
这个王继勋又被分到西京做官，而且再次犯法，史称太祖还是因为王皇后的缘故，只是对他给予了“薄责”。
王继勋故实，是圣君管理下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证明了：无论多么优秀的圣君，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和公正，都将无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圣明如赵匡胤，也不例外。赞美圣君，必须看到圣君治理的有限性。
这个叫王继勋的凶妄罪犯，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才被正法。赵光义将王继勋捉来，同时还逮捕了从事女仆买卖的中间人，甚至还有一个跟王继勋来往，也曾吃过人肉的和尚。
王继勋仗着与皇后的戚族关系，还经常挟势凌蔑将帅。一般人都躲开他，不与他争。但有个大将马仁瑀不吃他这一套。逢到他倨傲待人时，就与他奋争对抗，甚至急眼了还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王继勋因为害怕他的勇猛，只好略微屈让，但是过节越来越深。有一次，老赵要到郊外“讲武”（军事演习），两人都受诏到郊外。他们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各自命令自己的部下，到时候借机灭了对方。俩人还做了准备，到市上私自买了白蜡杆，准备械斗。老赵得到这个情报，下诏“讲武”取消，还将马仁瑀出放为外官，对王继勋则不做任何处理。
马仁瑀做瀛州防御使时，他的侄子因为醉酒而误杀平民，按律当死。但是苦主爱戴马将军，也知道此案是醉酒误杀，于是来为马仁瑀侄子求情，说是“误杀”可以“过失伤人”论罪即可。马仁瑀说：“我为长吏而侄子杀人，这是他恃势恣横，不是什么过失。我岂敢以己之亲而乱国法哉！”于是令有司“论如律”，按照律法处理。对被杀的民家，还给以布帛，由他出资为之棺敛。
在处理王继勋的公正方面，赵匡胤做得还不如马仁瑀。
《太祖誓碑》
老赵有千错万错，却有一项亘古未见之德政，令大宋在本质上脱略了五代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野蛮军政，进入了文明世界，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了不起的政治和思想的增量贡献，给大宋带来了恒久的光荣。这就是《太祖誓碑》。
按宋陆游《避暑漫抄》，关于“誓碑”的来龙去脉大略是：
赵匡胤践祚第三年，秘密镌刻了一个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壁室内，谓之“誓碑”。“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夹壁室门钥封闭甚严。并诏敕有司：从此以后，天子岁时祭祀，及新天子即位，到太庙礼毕后，要由有司奏请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侍者跟从，其余的侍从一律站在远处，不得窥见。这时，皇上要到“誓碑”前，拜跪、瞻仰、默诵，完毕，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皇上在此有何誓言。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要按此行事。
一百多年，没有人知道“誓碑”的内容。直到靖康之变，兵乱中，太庙各门皆洞开，才有人得以窥见“誓碑”。
据说，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南宋高宗赵构因为起于仓促，没有见过这个“誓碑”。《宋史·曹勋传》说，靖康末（1126）金灭北宋，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徽宗还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可转告高宗：“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说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说“太祖誓言，得之曹勋”。曹勋终于有机会从金国回来，他见到赵构，带来了徽宗的帛书和寄语，告诉赵构关于“誓碑”的内容。所以，自赵构开始的南宋，也继续了太庙的盟誓。大宋十八帝，都受到了“誓碑”的绝对制衡。
但这三条内容，有不同说法，清王夫之《宋论》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
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大宋立国，非贵族上位（这方面与大汉很像，刘邦也不是贵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见的政治文明。我倾向于认为：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时势。大宋的“文明时势”，即由赵匡胤“英雄人物”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誓碑”。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三百二十年的“文明时势”；就像没有杰斐逊，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美国的大格局，没有孙中山，没有《建国大纲》，就没有中国的新格局一样，没有赵匡胤，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的“文明时势”。制度之建构，源于种种合力，在很多历史时刻，是圣人、大贤、智者、英雄个人的作为，推动了制度的建构。
保全柴氏子孙
为何“保全柴氏子孙”？
因为柴氏“无罪”，老赵得到的大宋乃是由“逊周”而来。但历史上那么多杀戮前朝元首，以便斩草除根的故事，老赵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气，养天下和气。老赵有“天下目标”。他听闻、看到、亲历的梁唐晋汉周，戾气太深重了。培育国脉，养成一点祥和之气，“胜残去杀”，须有“英雄手段”。这是真的“强者”的“宽容”。
而历届宋帝也确实待周氏后人不薄。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专说“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迁周恭帝及符太后到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但同时为后周在洛阳建六庙，派出官员迁移神主牌位，命后周过去的宗正（管理皇室和太庙事宜的官员）按时祭享。又派遣工部侍郎按礼数到后周太祖和世宗的陵墓拜谒。开宝六年，郑王柴宗训病逝，老赵穿了素服为之治丧，辍朝十日，谥号曰恭帝，将陵墓放在世宗的陵墓之旁。
宋仁宗嘉祐四年，下诏取《柴氏谱系》，在柴氏诸房中推年纪最长一人，要他按岁时奉祭周祀。还录用周世宗的从孙柴元亨在宫中供职。又下诏：以后每次郊祀，都要录取周世宗后裔子孙一人为官。至和四年，封柴氏后人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祭祀，并给西京洛阳的周庙祭享器服。
神宗时，录取周世宗的从曾孙柴思恭等人给予公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柴若讷袭封。
徽宗时，再一次给后周恭帝的后人赐官，为宣教郎，监周陵庙，并规定世世代代“为三恪”。所谓“三恪”，就是本朝奉前代三朝的子孙为王侯，表示他们是本朝的客人，不是臣子，“恪”，有“敬”的意思。这是古来“兴灭国，继绝世”的礼制规定。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成立后，以周之前的舜后陈国、夏后杞国、殷后宋国为“三恪”；后周则以后唐、后晋、后汉的后人为“三恪”；大宋曾封隋、唐、五代后裔，并吴越、荆南、蜀汉等国后裔为官，主宗庙祭祀，也是“三恪”的礼制延续。这类做法体现本朝“宽容”之义，同时显现视前朝为正朔，从而本朝也为正朔的意思。宋徽宗的做法，就是承认后周为正朔，这对在世的柴氏后人是极大安慰。从历史文化有机性考察，这也是将本朝纳入历史长河的一种法统安排，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一种历史连续性。历朝历代，无论优劣，皆在这种连续性中。是光荣是丑陋，都在时间的流动中，不可分割，不必截断。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因此，不必“历史从我开始”。就这个意义言，“三恪”之礼，意义重大。
大宋南渡后，高宗也不忘柴氏后人，还特意选柴家的长者袭封崇义公。
南宋理宗时，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
赵翼对此评论道：“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这些都是见诸《宋史》中的《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于此可见，对柴氏的恩赏一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大宋对待亡国者的后人，可以说是很优厚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五代以来的诸帝亡国之后，几乎都没有后代；只有大帝柴荣的后代，历宋三百余年，世袭不断，与五代诸帝比较，应该是最幸运的，因为，逊帝柴宗训，遇到了千古一帝赵匡胤。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由柴氏后人，推及其他亡国者的后人，也给予了很优厚的待遇。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说大宋与诸国“角力而灭其国”，从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这是大宋独有的特色。
湖南周保权投降，授千牛卫上将军；
荆南高继冲纳土，仍令镇守其地；
南汉刘鋹被擒，仍封恩赦侯；
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
南唐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
……
赵翼对此评论道：
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统计下来发现，各位投降的亡国之君，没有一个没有得到保全！像此等僭伪窃据的伪国国君，归降大宋，本来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何况新造的大宋帝国，民心未定，国家的形势容易摇动，太祖赵匡胤就没有一点顾虑吗？乃至于竟为这些伪主赐给京师的宅邸，居住在天子肘腋之下，他们的子弟臣僚又都到各个州郡去做官，掌管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并没有听到有急切、猜忌、督防之术，而到大宋做官的人，也都老老实实地各尽职责，没有反侧不定的异志。于此可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的大度，镇服一世的神威，这可不是靠着诈力做事能得到的效果。后世论大宋，往往要说开国之初就失之于软弱，岂知不依靠诈力做到强大的君王，比那些依靠诈力而成为强大君主的人更强大啊！
这是说，老赵不仅对柴氏优待，对归附的诸国国君也优待，原因是自身的强大。
未尝轻杀一臣
赵匡胤，不靠“诈力”而强大，是强中之强。
这一切，源于老赵内心的强大。
他对自己所秉持的圣贤道义，有天然的自信。他做应该做的事时，没有犹疑，毫不勉强。待己之“俭”，待人之“慈”，待天下之“简”，全出自然之天性。“俭、慈、简”是最接近于“仁”的品性。儒学论“止于至善”，“至善”事实上是一个最佳平衡点。按照角色化原理，每一个人都在共同体中扮演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在“表演”中。但角色可能会有变化，譬如，对儿女而言，是父亲，对太太而言是丈夫，对“君王”（上级）而言是“臣下”（下级），对“臣下”而言是“君王”，对国人言，是广义的“朋友”。传统对“止于至善”有个说法：为人君者，其“至善”之境就是“仁”；为人臣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敬”；为人子者，其“至善”之境就是“孝”；为人父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慈”；与国人交，其“至善”之境就是“信”。这类“至善”境界，都是躬己自求的结果，外力是不可能强加于角色的。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在反求诸己的程序中，对“仁”这个境界有感觉。由于赵匡胤“君王角色”的自在呈现而不是表演，以“仁”为背景色，大宋天下，慢慢演绎为一个“和解”主题的共同体。
老赵试图与各类“敌人”和解。他在通往“仁”的至高境界中，踏实地迈出一步一步又一步。
为何“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
老赵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求言诏》。正是因为这一篇《求言诏》，引来了名臣王朴的《平边策》。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士大夫，是国之精英，是读书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读书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为公”的基本职官结构。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
《续资治通鉴》记录：太祖在长春殿，对宰相薛居正说：“古之为君者，鲜能无过，朕常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天下无间言哉！为臣者或不终名节，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古来为君主的人，很少有没有过失的人。朕常常整夜想这个事，有畏惧感。如果能时时想到防止为非作恶、节制个人欲望，也许可以做到“以德化人”的大义。譬如唐太宗，他接受臣下的谏诤上疏，臣下对他的批评直接责备他的过失，他也不觉得惭愧。这样，不如不做有错误的事，让天下没有不满的言论，不是更好？古来为臣的人，有些人到最后没有保持住名节，终于陷自己于不义。这是因为忠信之心太薄，所以获得的福祉也少。君臣如此，可以自我戒惧啊！
但正如《续资治通鉴·考异》的一番议论所言，这段话本来是“君臣交儆之语”，君臣互相戒惧的话语，但在《宋史·太祖纪》中，同样记录这件事，却删去了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成为专门责备臣下的太祖语录。
细细玩味这一段话，可以理解古来“君臣交儆”的圣贤大义。而尤有意味的是，这一段话出自于帝王之口。也即有帝王自省中得出“君臣交儆”的一番宏论。这就为帝制时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论自由空间，为“君相博弈”的军政活动预先假设了两道并行的逻辑：
一、君王必须自省，在羞耻心的作用下，尽力做到“防非窒欲”。
二、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不能不忠不信。
这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君臣共治”。
“共治”之际，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欲”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则无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士大夫的军政智慧，则主要由“上言”而体现。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阻断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大宪章性质，虽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够得上伟大。它推动的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方有望贡献智慧，方有望为共同体带来福音。这是经由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百试不爽的铁律。所有对言论的限制，一定是出于独夫、部落或政权利益而不是出于共同体利益。老赵立国伊始即诉诸“天下为公”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今天来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一条，也有宪法政制之影。这是吾土由官方最高首脑讲述的“言论自由”，从此为“清议”也即“异见”也即“物议”也即“理性批判”也即“批评政府的权利”，开一生路，从此成为政府内部“君相博弈”的安全保障。“言事人”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免予恐惧的权利”。千年之前，由一个中国帝王，以这种方式推演言论自由，几乎具有神秘的性质。
不加农田之赋
考两宋三百二十年，杀过两个读书人：陈东、欧阳澈。都在宋高宗时。是太学生“示威游行”，“上书言事”，要求恢复李纲官位，主持汴京防务，极力与当时的权臣对着干；大宋南渡后，又极力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被有司抓了，杀掉。此外再无杀过一个读书人。
夏商周三代，被儒学讲述为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美好的时代，汉唐宋，又被元代儒学讲述为“后三代”比较圣明美好的时代。大宋成为“后三代”中的佼佼者，为何如此？大儒程颐有一个意见，他认为自从“上三代”夏商周以来，大宋有五件事属于创造性的军政管理增量贡献（程颐的说法是“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按“超越”实属于创造，前所未有之意）：
一、百年之内，国无内乱。这是历朝所未能达到的“郅治”功效。
二、四圣治理达到百年之久，皇室平安。
三、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也即陈桥兵变之际，东京城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市场照样营业。
四、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五、至诚以待夷狄。用至诚之心对待异族，包括澶渊之盟。
之所以做到这一步，程颐认为，是因为“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以忠厚廉耻作为军政管理的大义统领，所以能够如此。
出使到大宋的异族使者也赞美大宋说：“外戚不与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杀大臣，此又汉唐之所不敢望，与三代可以比隆者也”，外戚不参与军政管理，宦官不带兵，不杀大臣，这又是汉唐都不能做到的，真可以与三代相比达到同等高度的郅治之世。
为何“不加农田之赋”？
此事关系民生。
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以天下奉一人”，这个活，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
大宋王朝三百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也不向农民“加赋”。后晋石重贵时可以打着“抗击契丹”的旗号，在士庶之间“括率”，也即搜刮财货，马楚、南汉也会这么做，就是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但老赵不能这么做。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
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伦理价值观时，必是“民生主义”者。反暴敛、惜民力，主张轻徭薄赋，是传统儒者恒定的主题。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中国传统圣贤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孙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见《孙中山选集》）由此也可以概见：那些以国家“大义”为诉求，借机搜刮士庶，背离士庶“民生”的权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有道邦国、无道邦国，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义”旗帜下背弃“民生”，分野在此。
不仅“不加赋”，赵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与民争利。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连“赋税”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左谏议大夫叫冯瓒的上言说：“本州界内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经常捕捞了自给。但前防御使为增收，搞了个市征（纳税），这样苛细的税法，弄得当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这个赋税。”老赵听后，当即答应蠲免其赋，史称“从其请”，听从他的请求。
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即夏、秋二税。赵匡胤时代，令州县各置义仓，官方所收二税，每一石粮，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史称“以备凶俭”。等于国家收税，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备凶年荒年赈济百姓。这类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赋”。
老赵晚年，特别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召见他，对他说：“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但越是这样，越要加以抚爱。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自搜敛做不法事，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太祖也说过类似的话。
乾德四年八月，太祖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云楼下宴饮，顺便说到“民事”。太祖对赵普等人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刻，朕断不容之。”
居于弱势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麦，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只知道苛刻盘剥，朕断不容这样事！
赵普回答说：“陛下爱民如此，乃尧、舜之用心也。”
地方官盘剥百姓，在老赵那里是大恶。
在老赵的感召下，很多官员都有了爱民、重民倾向。譬如乾德五年四月，史上记录中说，四川的陵州有陵井，后蜀时曾置盐监，每年可以炼盐八十万斤，供给当地食用，很方便。后来井口坍塌，有毒气上升像烟雾，炼匠进入就会死掉。这样，盐井就很久没有再用。当地无盐，日子艰难。这时大宋刚刚平定后蜀，老赵派去的通判贾琏，开始建议开浚盐井，但是刺史认为开浚会犯“井龙”，所以役夫都不肯入井。贾琏于是亲自执锸，开始浚井。第二年疏理到泉脉，最后达到日产盐三千六百斤。
这样关心民生的官员，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
贪赃者处极刑
历史上注重民生的帝王不只是赵匡胤，三代不论，汉代以来，帝王对民生的关切是一种传统。期间除了某类聚敛成性的暴君之外，一般还都能在民生方向上有所戒惧。
民生问题，除了“不加赋”之外，当然还有敬授农时、兴修水利、荒年赈济等具体德政措施，但打击盘剥式贪腐，则是对民生的重要救助。
这方面，历代都有“重典”。
譬如后唐明宗李嗣源，他就不能容忍道义的败坏，尤其不能容忍贪污受贿，对贪赃者往往就要处以极刑。
明宗任上，留下了很多治贪记录。
邓州（今属河南南阳）节度使留后，被人告发“税外科配”。这个“税外科配”是历史上赃吏的惯用手法，简单说就是在官府摊派正项赋税之外，另立名目，临时加税。近代以来的“寻租”手法甚多，其中之一也是“税外科配”。这是历史上以官府名义巧取豪夺的惯技。这位代理节度使的“留后”于是从省部大员的地位被贬到小地方去做司马，连降多级。鼓动“留后”贪赃犯罪的掌书记，则被削夺了历来封任的职务职称，削职为民，发配远方。
亳州（今属安徽）有个剌史，因为贪赃，秽不可闻，李嗣源令他自尽。
汴州（今河南开封）有个仓库的管理主任，是国家功勋上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的亲戚，带头犯罪，形成了一个“仓鼠”团伙。大臣琢磨此人颇有地位，上奏请免一死。李嗣源说：“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王法不能偏私，岂可因为亲近而废！于是所有人都被正法。
有一个朝廷供奉官，在皇上身边，史称此人“性贪狡”，性情贪婪狡猾。他奉诏监管仓库粮仓之类。监管，本来就是要他注意下属不要以权谋私，但他竟从中受贿，最后被人告发，犯赃下狱。此人跟权贵们来往较多，很多权贵为他说情。但明宗根本不为所动，坚决要求依法处理。最后有一位大臣名叫张从宾，借着禀奏别的事，假装不经意地说到这位供奉官，曲折地为他求情。
张从宾领忠正节度使（治所在寿州，今属安徽六安），此时正加官做着检校太保、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是个虚衔，但是朝廷最高荣誉官衔之一，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禁军中的步军总司令。这位大员地位重隆，巧舌如簧，但被明宗看穿，回应他说：“非但尔言，苏秦说予，亦不得也！”
今天别说你来替那厮说情，就是苏秦来说我，也不可能！
苏秦，乃是战国时挂六国相印的纵横家，史上著名雄辩人物。明宗引用苏秦典故说话，意思就是：这位供奉官贪赃枉法，只能严惩，谁来说情也没用。最后这位供奉官还是被正法。
大书《册府元龟》记载明宗李嗣源一事，颇有“天下意识”。
说后唐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有个县令李商，被百姓告发“不公”。当时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令李商“赎铜”，缴纳赎金赎罪。案子到了李嗣源这里，他不同意，下了一份诏书。大意说：
李商赃罪的判决，是依据了历史上的法律条款，但这律条处罚过轻，讲起来，道理有未尽之处。“古人立法，意在惜人”，何况圣君相承，国家无事，人人都知道奉公守法，所以司法判决都很轻。但自从唐末“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我践祚以来，“惟期不滥，皆守无私”，就期待着官员们不滥用权力，都能够公正无私。这位李商，不去“养民”反而专门“润己”，掠夺人家私有的庄田，还鞭打本户主人；国家给州县印玺，只为了行遣公文，他却带着印玺下乡，直接以官府的名义从人家中“取物”。根据这类案情看，他当什么官？大理寺这个判决不对，改判：“夺历任官，杖杀。”削夺历来的职务（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正法，处以杖刑。
大儒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到此故实，夸赞李嗣源说：“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读这一篇诏书，明宗李嗣源可以说是得到处理政务轻重平衡的中庸之道了。
太祖一朝贪赃记录
中庸之道，长期以来得到误解，中庸，不是中间之路（尽管它包含着中间之路，也即中道的含义）而是“中”（音众）于“日用伦常”（“庸”之本义）的平衡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词是“平衡”而不是“中间”。儒学论“权道”，很大程度上就是接近“中庸之道”的理念。所谓“权道”就是不离大经大法的应对变化之道。唐以前，用法较轻；但唐末之后，官员之中“廉耻者少”，这就需要对刑法量刑的轻重有新的应对变化。这就是“权”。如此，才能达到邦国管理的平衡，也即实现中庸之道。
顾炎武的十五字点评，是思想含金量极高的大智慧说法，用来评价李嗣源，允公允能；用来理解“权道”和“中庸之道”，言简意赅。
大宋帝国，自赵匡胤始，就继承了李嗣源这种治贪政策。
宋初，郡县的官吏承接五代的恶习，贪赃枉法，欺诈良民，让赵匡胤痛下辣手，严惩贪墨之罪。宋开宝三年，有一位地方官员，受赃七十万，按传统律法不当死；当时老赵刚刚平定南汉，闻听此事，拨乱反正，特意下诏将其正法。后来在南郊祭祀天地神祇，按礼制，要颁发特赦令。老赵规定：大赦天下，但十恶罪、劫杀罪、官吏受赃罪，不赦。
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奉诏到商河县查验田亩，田亩多少直接关系到租税多少，但一村一乡田亩总数不差。有刁民就故意少报田亩，以备日后少交租税，但有少报就有多报，因此不公。商河县令李瑶收受贿赂，申文纬没有调查到这个事实，结果被人起诉告发。老赵知道后下令：杖杀李瑶，申文纬除籍为民。维护士庶利益时，老赵不手软。
给事中常准，在大名府为括田使，丈量田亩检查漏赋时，有诈取不公行为，地方农民上访，直到宫阙，老赵大怒，直接罢免了常准的两个官职，原来授他为兵部郎中，也免了。本县令程迪，则决杖流放到海岛。并诏令他县，官员括田按视，必须实事求是，不得虚报以加重百姓租税。
有一兵部郎中监秦州税务官名曹匪躬，还有一海陵、盐城两监屯田副使名张蔼，这俩货属于军队建制下的官员，居然命人带了紧俏商品往江南去做生意，谋取私利。赵匡胤知道了，曹匪躬杀头，张霭除籍为民。军人还想做生意？在赵匡胤时代，是绝不允许的。
薛勋，是国家粮库总管，掌管常盈仓（周转漕运粮食的仓库），漕运来粮，他盘剥最为严重。史称“受民租，概量重”，接受百姓的租税（粮食），使用大斗盘剥。此事惹恼赵匡胤，下诏免除了他的职务，发配到远方做苦力，跟他一块使用大斗进的仓吏杀头。官吏欺侮剥削老百姓，只要叫老赵捉住，基本就是剥夺政治权利，流放或杀头。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本纪》统计（这应该是一个不完全统计），两宋三百一十九年总约一百四十宗贪污案，其中大部分贪赃者被正法或流放。
这里是太祖赵匡胤一朝的贪赃记录，总二十二桩：
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
大名府永济主簿郭顗坐赃弃市。
知制诰高锡言，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知制诰高锡坐受藩镇赂，贬莱州司马。
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
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
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
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
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
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右赞善大夫王昭坐监大盈仓，其子与仓吏为奸赃，夺两任、配隶汝州。
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
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
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
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
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
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并坐赃，宥死，杖、除名。
左拾遗刘祺坐受赂，黥面、杖配沙门岛。
宋州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休并坐赃弃市。
吴越王奏内客省使丁德裕贪狠，贬房州刺史。
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
王全斌入蜀，贪恣杀降，虽有大功，即加贬绌。
不赦犯赃之罪
大宋帝国渐渐抛弃了五代恶习，国家建设走向正规，各地出现很多“循吏”，也即奉公守法的模范人物。“循吏”的出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郡县治，天下治。在乱世之中，“循吏”的出现难度极大，完全依赖于圣贤书教诲下的个人觉悟，因为得不到鼓励。但在治世之中，“循吏”有了受到朝廷鼓励的可能，更有制度性监督，故圣贤教诲就会在这样的气氛条件下得到更多的辗转张扬。所以，“循吏”多起来，才有希望推演天下太平的盛世。
史称宋代之所以得到“循吏”，有三个原因：
第一，太祖赵匡胤之世，地方官出任，老赵都要亲自接见，考察、询问政事，觉得合格，然后派遣。这是精炼的“简择之道”。
第二，然后又设各级监司，察访各州郡太守，太守又察县令，都需要按时向朝廷汇报察访结果，此事有专门的朝臣督治。这是缜密的“考课之方”。
第三，官员犯他罪可以从轻，但一旦犯有贪赃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赦。这是严肃的“防闲之令”。
三个原因，其中之一是“除贪”。
顾炎武又评价大宋这种“除贪”制度说：不赦犯赃之罪，是大宋得到循吏的重要原因，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以后，士大夫都开始知道廉耻，互相砥砺，应该与赵匡胤这种对赃渎的惩治、对廉介的鼓励有关。
船山先生在《宋论》中评价“誓碑”道：
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
呜呼！论到“誓碑”中的这三条，不说这是政制之盛德是不可以的！之所以说它是“盛德”，是因为这都是反求诸己的结果啊！
“誓碑”是老赵“立德立功立言”之举。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从此以后，“三不朽”成为中国人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
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三不朽”做了深刻界定，至今不可移易：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以此来衡量《太祖誓碑》，正是老赵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的精彩写照。即使赵匡胤什么贡献也没有，仅凭“誓碑”一项，已经“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附 录 参考书目
一、经学类
《论语》
《孟子》
《周易》
《尚书》
《左传》
二、正史
《宋史》，元·脱脱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清·毕沅
《宋史纪事本末》，明·陈邦瞻
《皇宋通鉴纪事本末》，宋·杨仲良
《宋史全文》，元·佚名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新唐书》，宋·宋祁等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
《宋会要辑稿》，清·徐松
《宋大诏令集》，宋·佚名
《汉书》，东汉·班固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梁书》，隋·姚思廉
《辽史》，元·脱脱
《乾隆御批纲鉴》，清·傅恒等
三、野史
《南唐书》，宋·陆游
《江南野史》，宋·龙衮
《五国故事》，宋·佚名
《五代史阙文》，宋·王禹偁
《五代史补》，宋·陶岳
《蜀梼杌》，宋·唐英
《九国志》，宋·路振
《十国纪年》，宋·刘恕
《十国春秋》，清·吴任臣
《默记》，宋·王铚
《南汉书》，清·梁廷楠
《南汉纪》，清·吴兰修
《南唐书》，宋·马令
《南部新书》，宋·钱易
《江南别录》，宋·陈彭年
《清异录》，宋·陶谷
《杨文公谈苑》，宋·杨亿
《却扫编》，宋·徐度
《东都事略》，宋·王称
《涑水纪闻》，宋·司马光
《邵氏闻见录》，宋·邵伯温
《曲洧旧闻》，宋·朱弁
《挥麈后录》，宋·王明清
《玉壶清话》，宋·文莹
《宋朝事实类苑》，宋·江少虞
《画墁录》，宋·张舜民
《龙川别志》，宋·苏辙
《丁晋公谈录》，宋·丁谓
《随隐漫录》，宋·陈世崇
《纯正蒙求》，元·胡炳文
《癸亥杂识》，宋·周密
《宋朝事实》，宋·李攸
《湘山野录》，宋·文莹
《国老谈苑》，宋·王君玉
《建隆遗事》，宋·王禹偁
《飞龙记》，宋·赵普
《东轩笔录》，宋·魏泰
《龙川集》，宋·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