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宗看看扳不倒安重诲，就召见安重诲安慰他。史称“君臣相泣”，君臣互相感动得相对而哭泣。
但李嗣源对安重诲还是有猜疑。
赵凤有一次在中兴殿向皇上奏事，说：“我听说有奸人诬告安重诲。”
李嗣源说：“这是件小事，我已处理了，你别问了。”
赵凤说：“我所听到的，是涉及国家根本的大事！陛下您可千万不能以此为小事啊！”于是指着大殿说，“您看这座建筑，为何这么庄严宏壮？那是因为全赖栋梁柱石扶持啊，假如砍断一根栋梁，拆掉一根柱子，大殿就会整个倒塌。大臣，就是国家的栋梁柱石！安重诲起于微贱，跟着陛下历经种种艰辛，才让我朝兴旺，您也因此而成为中兴之君。怎么可以让奸人来动摇国家栋梁呢？”
李嗣源听到这里也很感动，对他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严肃地处理了告密者。但李嗣源毕竟狐疑，后来治了安重诲的罪，赵凤还是多次说安重诲无罪，是个忠臣，李嗣源就将赵凤撤职。
当初，李嗣源镇守成德军时，李从珂就曾与安重诲相识，但他俩有一次在饮酒时，高了，互相“使酒”，于是有了争吵。李从珂跳起要殴打安重诲，安重诲赶紧逃了。酒醒后，李从珂后悔，赶紧道歉，但安重诲很可能没有忘记这件事。后来大权在握，安重诲就有了重新安排朝中人事的计划。
安重诲铁定地认为李从珂早晚会反，是出于私怨，还是政治洞察力？
《五代史阙文》记录一个说法：“明宗令翟光邺、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挝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
明宗李嗣源命令翟光邺、李从璋到河中诛杀安重诲于府邸，李从璋奋起挥动铁挝击杀安重诲在地上，倒在血泊中的安重诲还在说：“臣死无恨，但恨不能与陛下一起诛杀潞王李从珂，他日此人必为朝廷之患！”说罢气绝而死。
后来的事情果然如安重诲所预料：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早就心存“异志”的潞王李从珂已经成为凤翔节度使。不久，凤翔鼙鼓动地来，李从厚被杀，后唐进入李从珂时代。
所以，安重诲跟李从珂有私怨，但执意要将李从珂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很可能是由“大私”达到“大公”的一种政治逻辑。因“使酒”生怨而怀恨在心，就是“大私”；为“削藩”致治而殚精竭虑，就是“大公”。
叁 李从荣 李从厚 李从珂
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
李嗣源的失衡
李嗣源用人失策，在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上，他就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
他的儿子李从荣问题重重。
李从荣是李嗣源的次子，被封为秦王，领河东节度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朝中有人劝谏李嗣源及早选择接班人，定李从荣为皇子，以免他人觊觎皇位。
李嗣源拿着这位大臣的上表泪流满面。他哭着说：“群臣要求早立太子。看来我要早一点到北都去养老啦！”
河东大藩治所在今太原，后唐时相对于“南都”洛阳，被称为“北都”。
李嗣源这番话透露了他的糊涂。李从荣当时已经劣迹昭彰，不堪托付社稷。李嗣源也知道这个儿子没大出息，但又沉吟不决，不能早立他人为皇子。甚至最后为了安抚李从荣，竟又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当然，这个“大元帅”与国防部长枢密使一样，都不是实衔，并不实际领有全国兵种。实际领兵还需要皇上临时派遣。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李从荣既是实权地方司令，又是虚衔三军司令，还坐着宰相的位阶，权力也着实不小。
赵匡胤出生的那年，也即公元927年，李嗣源又任命三儿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朝廷可以有多个宰相），充任河南畿辅太守（相当于京城直辖市长），判管六军禁卫军事（六军即禁卫军）。
现在可以看到，李从厚的位阶与李从荣的位阶几乎相当。这是一个事件。等于说由谁继承皇位，现在还不好说。难怪李从荣听到这个任命后很不高兴。从此兄弟俩关系也开始紧张。
李嗣源之所以有这个决定，确实有削弱李从荣权力的算计，因为李从厚确实比李从荣贤明，口碑好，也得到更多臣僚拥护。李从荣虽然在父亲督促下读圣贤书，却无圣贤行。李嗣源曾跟当朝的一位枢密使说：“朕这儿子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旨意，让他不必接近儒生，怕儒生削弱皇儿的志气。这是什么话啊！朕因为皇儿年轻，又管理藩镇，所以给他选了名儒做老师辅导他，没想到这些奸人竟说这种话！”由此可见，李从荣身边应该有反对儒学的人物。
历朝经验是：反对儒学的臣僚，一般不会有圣贤价值观，也必定没有圣贤之行。这个李从荣就在这样一堆人的影响之下，远离了李嗣源最初想培养他成为“圣君”的设计。
没有了儒学理念的“价值制衡”，权力作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李嗣源的昏聩还在于，他没有彻底抑制李从荣的野心，又没有有效地早立接班人。这就引发了“觊觎皇位”的种种可能。帝制时代，这是攸关王朝气数极为重要的大问题。李嗣源不论有多少“美德”，在这个问题上，他缺乏足够的政治家格局。史上称他为“明君”，我是不认的。
李从荣错失良机
且说李从荣，他在北都留守，心高气傲，又很腐败，北都政事也不处理。李嗣源听说后，就派了一个平时和李从荣比较友好的亲信，去劝说和引导他。此人私下对李从荣说：“河南相公李从厚恭谨良善，礼贤下士，很老练。您年龄比他大，应激励自己，不要让名誉不如李从厚啊！”
这番话说得比挑拨离间更阴毒。这类话语打着“关怀”的旗号，事实上最容易挑动人内心嫉妒的恶念。有时，关怀，就是挑事。无论这位亲信有意还是无意，他离间了李从荣和李从厚，让李从荣更加不高兴，对李从厚更加嫉恨。
李从荣有时也需要入朝汇报河东藩镇的工作。到了京城，跟随他的兵勇有数百骑，个个张弓搭箭，奔驰在洛阳的通衢大道上。当时朝中的执政对他很不满意，李从荣也感觉到了执政们对他的不满，有一次私下对亲信们说：“等我有朝一日做了皇上，把这帮文武们都灭门杀光！”
这话传出来，朝中大臣人人恐惧。包括后唐一批名将都心下不安，于是多次请求“外放”，也即离开京师到藩镇去做官避害。
这些要求“外放”的朝官也包括石敬瑭。
李从荣长了一副鹰眼，常常侧眼看人，待人轻慢无礼。当时做着同平章事的石敬瑭正兼任六军诸卫副使，军事实力仅次于李从荣、李从厚。石敬瑭的妻子永宁公主与李从荣是同父异母所生，但从小就与李从荣相互憎恶。
这些因素凑在一起，李从荣还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李从荣后来的悲剧是典型的秀才造反类型。
李从荣自有恶习，但他也是一个好吟风弄月的小文人。当初他做河南府太守时，曾聘请一个叫高辇的人做推官（司法局长）。高辇也能写诗，史称宾主相遇甚欢。从此出入于河南府的，大多都是当朝文人名士。这些文人懂诗词歌赋，但是不懂政治军事，尤其不懂人情交往。所以跟一班武夫偶有来往时，那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以至于有的武士议论道：“秦王好文，交游的人都是骚客文人，这小子万一要是面南背北了，咱们这帮家伙可就危险了，还不都得转死到沟壑里去？不如早一点想想办法。”
这话也渐渐传到高辇的耳朵里，李从荣也听说了。
矛盾已经渐渐明朗化。怎么应对？
高辇出了个主意：“大王您啊，就假装生病了。这帮家伙会假模假式来探望您，这时，请大王埋伏了壮士，乘其不备，全部斩杀。这样，也许能够免除我们的灾祸。先下手为强啊！”
李从荣犹豫道：“至尊还在啊！咱们这么干，至尊怪罪下来，岂不危险？”
高辇说：“儿子摆弄父亲的兵，罪过当然有，但也不过是挨一顿鞭子；不这么做，那可就悔之晚矣！”
李从荣犹豫着，没有做这件事。
有一天，李嗣源大病，李从荣入宫问安，李嗣源已经抬不起头来了。有一位王淑妃对李嗣源说：“从荣在此。”李嗣源也听不到，不能应答。李从荣出来时，听到宫中很多人在哭，他以为李嗣源已经死了。于是第二天不再入宫，假称自己生病。但是他没有想到，李嗣源当晚病已见好，并没有死。这个消息，没有人传给李从荣。他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亲兵守宫门
李从荣自知朝中上下没有多少人拥护他，担心不能成为后唐继承人，于是做出了又一个愚蠢的决定：与死党预谋，带兵入宫，假称看望重病的老爸（他以为老爸已死，托名“侍疾”），以抢先攫取最高权力。但是他的“死党”并不忠诚于他，很快就有人将消息带入宫中。王淑妃及大内总管宣徽使孟汉琼知道后，惊愕之后做了准备。
这一天黎明，李从荣以为万事俱备。
他从驻地河南府出来，带领步骑千人在洛阳皇宫不远处的天津桥上列阵。他以为此行必定成功，连甲胄也没有穿，故意穿了平时的休闲服，晃晃悠悠地做出镇定的样子。他召来找得到的朝廷官员对他们说：“我今天已经决定入宫，并要住进准备嗣位的兴圣宫。各位枢要大臣都有自家宗族，做事应细细斟酌，是祸是福，可就在须臾之间了！”
说罢，他派出了府邸亲信到宫中与大臣联系，又令人率兵逼近皇宫，到了端门之外。洛阳皇宫很高大，没有内应，大门一闭，等闲是进不去的。
但是这时候，文武诸官开始犹豫了：万一李从荣要是得逞，怎么办？
大内总管孟汉琼闻听乱兵已到端门，拂衣而起道：“今日之事，已危害到皇上，诸位还犹豫观望，只顾计较个人得失吗？我是不能爱惜这一把朽骨余生的，只能带兵抗拒！”
说着，立即进入中兴殿门，宫中诸臣慌乱中也随他进入内宫。
孟汉琼见到李嗣源哭着说：“亲王李从荣造反，已经率兵攻打端门，很快就要入宫，那可要大乱啦！”
宫中女眷们闻言，已经哭声一片。
李嗣源强挣扎着，从病榻上坐起，他说：“从荣这是何苦呢！”了解了事情态势后，又对身边的大臣说：“事已至此，请你们几个大臣自去处理，只是不要惊扰百姓！”
当时宫中没有重要武官，有个控鹤指挥使名叫李重吉，算是握有一点兵权的人物。他是李从珂的儿子。所谓“控鹤”，犹如指仙人骑鹤飞天，因此常用来指称皇帝身边的亲兵。李重吉是这一支亲兵的年轻指挥官。
李嗣源对他说：“朕与你父亲曾冒着战场上种种危险，平定天下。你父亲多次将我从危难中救出。从荣这些人没有什么战功，现在被人唆使，来干这种悖逆不道的事！朕本来知道这种人不足托付天下，理当召你父亲前来，把掌兵的大权给他。现在，你替我部署各宫，做好防守！”
这一番话，鼓舞起李重吉的积极性，得令后，即刻率领控鹤府军士守卫宫门。
“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宣徽使孟汉琼则临时找来盔甲，披挂上身，骑了战马，在宫中巡视。他又召来朝中的一名武官马军都指挥使（即骑兵司令）朱洪实，给他五百骑兵开城门去讨伐李从荣。
这时，李从荣正搬来一只胡床（不带靠背的马扎），端坐在桥上，等候府邸亲信来传宫中消息。等了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又派人去叩左掖门。门不开，人从门缝中看去，见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正率领骑兵从宫中北面缓缓而来（按规定，宫中马骑不能奔跑），赶紧回来告诉李从荣。李从荣闻讯大惊失色，慌乱中命人取来铁制掩心盔甲披挂起来，坐在胡床上装模作样地调拨弓矢。
一会儿工夫，左掖门开，骑兵出宫加速，五百披挂整齐的骑兵，亮晃晃、黑压压地奔驰过来。
李从荣根本没有勇气抵抗，连忙率众逃归他的京城官邸河南府署。
树倒猢狲散。他的僚属见大势已去，很快就四散逃窜，分头藏匿起来。他手下的牙兵甚至乘乱转换身份，变成土匪，抢掠了京师的嘉善坊，随后四散溃逃。
李从荣和他的妃子回到府邸躲藏到床下，战战兢兢不知所措。
但结局终于到来：他被戡乱将士搜出，不仅连审问都省了，废话甚至都没有一句，简单地砍了脑袋，将首级进献宫中。
李嗣源听说儿子秦王李从荣被杀，又吃惊又悲伤，虚弱得几乎从床榻跌落，几次昏厥。更令李嗣源悲哀的是，李从荣全家已经被杀，但还有一个儿子很幼小，正养在宫中。平乱将士要求把这个儿子也即李嗣源的孙子杀掉，斩草除根，以免后患。
李嗣源涕泣着说：“这娃娃有啥罪啊！”
但是将士们不答应，李嗣源不得已，最后只好把孩子交给众将。大限到来，皇帝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孙子。这是五代十国时期“权反在下”的真实写照。
李从荣一支，已经绝后。
李从荣那位“高参”推官高辇，闻讯逃窜，藏到百姓家里，最后感觉还是不稳妥，干脆落发为僧。等到被擒获之后，没法辨认真假，干脆脱了他的大红袈裟，给他穿上以前穿的衣服，戴上以前戴的头巾，让熟悉的人来验明正身。都捯饬妥当了，然后用刑。这位小文人被押向刑场时，神色自若，还朗声道出一个对子，概言今日之事：“朱衣才脱，白刃难逃。”
对子是个好对子，但用在生命终场，有滑稽的性质。史称“观者笑之”。
第二天，老臣冯道带群臣入朝，在雍和殿觐见明宗李嗣源，李嗣源泪下如雨，呜咽不止。他对群臣道：“不料我家的事闹到这步田地！愧见列位公卿啊！”
这时李从厚正在做天雄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李嗣源令宣徽使孟汉琼去征召李从厚入朝“侍疾”，并由孟汉琼留在那里暂时主持天雄镇的军政事务。这其实就是承认了李从厚作为接班人的合法地位。
不久，李嗣源死去，李从厚在柩前继位。
南宋大儒胡安国评价李嗣源，认为他的军政成就虽然还达不到汉唐那样的水平，但也应该属于“贤主”之列。他认为李嗣源有几个可以称道的地方：内不好声色，外不好游猎；不任命宦者为官（这一条不准确，孟汉琼就是宦者）；废除皇室的私家仓库；封赏廉吏；惩治赃官。并认为他焚香祝天，要上天早生圣人之言，是“发于诚心”，尔后果然赵匡胤诞生，“由是观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诬矣”——由这个案例来看，古人所谓“天人交感”的道理，不可说是没有道理了！胡安国善于做史论，他认为李嗣源可以称为“贤主”，我附议。
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
李从厚的“四人帮”
李嗣源的养子，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宝鸡）、潞王李从珂，果然如安重诲所预言的，开始拥兵自重。
历史开始重演，就像“依样画葫芦”。
犹如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的养子，二人关系紧张一样，李从厚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亲子、李从珂则是李嗣源的养子，二人关系同样紧张。
李从厚即位后，李从珂和石敬瑭都让他害怕，放心不下。他怕这二位造反。
但李从厚宅心仁厚，不愿意大动干戈。
朝中大臣却屡屡劝谏他要防患于未然。
“权反在下”的规律开始起作用，在大臣们的摆布下，李从厚做了一番愚蠢的干部调整动作。
他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从京官调到外地做团练使，把李从珂一个女儿召进宫中，试图作为人质，当时这个女儿已经削发为尼。他以为这样可以控制李从珂。但这种做法反而打草惊蛇。
最重要的是，他做了一次“移镇”工作，也即各大军区调防，最终惹恼了潞王李从珂。
最初，后唐明宗李嗣源病重时，大臣想见李嗣源已经很困难，渐渐就有宦官和后戚执政的影子。
李从厚即位，其中有几个人的功劳比较大，一个是明宗的妃子王淑妃，一个是宦官孟汉琼，一个是枢密使冯赟，一个是同平章事朱弘昭。这四个人结成一个“四人帮”团伙儿，沆瀣一气，没有啥政治智慧，却要干泼天事业。
当时石敬瑭正在镇守河东，他们不愿意让石敬瑭在这个位置上；而孟汉琼正在代理天雄节度使，他们也想让孟汉琼回到朝廷里来做京官，于是，几个人合伙一商议，来了个四大军区调防。报告给李从厚，李从厚傻乎乎地就答应了。
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宰相李愚看出了王朝的没落。当时，闵帝刚刚结束守丧礼，开始在中兴殿处理政务，就召学士们为他讲读《贞观政要》和《太宗实录》，这事大有向唐太宗学习，以达到天下大治的雄心。但他只能读书、听讲，却无法明白“求治”的根本要领在哪里。处理事情优柔寡断，软弱无力，尤其没有识人之明。李愚认为他不懂得重用包括他在内的执政，是闵帝李从厚不会用人。他私下对同僚们说：“主上召请士人，咨询天下事，却很少临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处于高位，责任重大，得不到信任，以后的事情恐怕真不好办！”这话让执政们心生恐惧，都屏住气息不敢回答。
李从厚与“四人帮”商量的移镇布局是：
李从珂由凤翔改镇河东（治所在山西太原）；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则改镇成德；原成德节度使（今河北正定）范延光则改镇天雄（今河北邯郸）；李从厚的堂兄弟洋王李从璋代理凤翔节度使，接替李从珂。孟汉琼回朝。
任命节度使，是有仪式的，一般要有皇帝下制命诏书，还要赐给节钺。汉唐以来，对地方吏治都极为重视，尤其有节度使制度以来，任命或改命，对朝廷军政而言，都是大事，但这四位，当时后唐最重要的“政治家”，却把这个事当作儿戏一般。他们不下制命，也没有诏书，更谈不上什么节钺，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枢密院的下行文书，这个文书，相当于一纸“通知”性质的“调令”。然后，就要完成“移镇”工作。
五代以来，枢密使权力很重，但这么玩，即使在五代史上，也是第一次。
这件事一开始，还真有可能不是针对潞王李从珂的，但李从珂本来已经与朝廷疏远，又有猜忌，来接替潞王的，又是洋王李从璋，而这位李从璋心狠手辣，当初去代替安重诲镇守河中，曾亲自操铁挝将其击杀。潞王听说这人来替他，更加心生厌恶。李从珂在部下的拥戴下，反了。
他向邻近各道发出反叛文书，大意说：“朱弘昭等一班小人，趁先帝患病不起之际，废长立少，独揽朝廷大权，还离间挑拨皇室骨肉，动摇各个藩镇的根基。我深恐他们的目的是要倾覆唐室的江山社稷。现在，我李从珂就要入朝‘以清君侧’！但如此大事非我一家力量所能办到，愿请邻藩各道支持，共襄义举！”
五代以来的武官在本藩做久了，自有天大利益在，一旦调动，就没有了“土皇上”的舒坦，那时，几乎无人愿意调动。李从厚刚刚即位，还根本不具备调动藩帅移镇的能力和智慧。后唐朱弘昭等“四人帮”的颟顸引燃了藩镇的反叛，不自觉地催生了五代时期新的可能性。
李从珂的悲情表演
李从珂举兵就要东进，先派人到京师和各州郡撒放了传单和策反信件。
皇上李从厚得到消息非常恐惧，就派人去召朱弘昭等人前来议事。
朱弘昭本来就没囊没气，一听，就浑身哆嗦。他知道出事了，对亲家人说：“皇上这么急着召我，是要怪罪我啊！我儿媳妇是你的女儿，你赶紧把她领回去吧，别让她也陷入到这一场灭门之祸里来。”说着大哭，就要拔剑自裁，一时被家人拦住。但后续使者又到，紧急催促他赶紧入宫。朱弘昭大叫道：“我已经穷困到这个地步啦！”说着趁人不备，自投井中溺死。
这时候，侍卫马军指挥使，即亲军的马军司令安从进，正在充任京城巡检，相当于京师公安局长，他已经得到李从珂的策反信件，知道属于他的机会来了，听说朱弘昭已经自杀，就带兵闯入枢密使冯赟的家中，将其杀害。此时冯赟的母亲刚死，灵柩还停在堂上，安从进将母子尸体都扔到大街上，还残酷地杀害了冯赟的妻子。冯赟有一个三岁的小儿子，被门生故吏张守素藏了起来，算是给冯家留下了一条性命。
安从进此举，显然，是在向李从珂递上投名状。他在乱世中，谋划未来的政治前途——此类人物，五代十国屡见不鲜，事实上，三千年历史，屡见不鲜。儒学论“公道—仁德”，就军政大事而言，就是试图尽力减少这类邪痞小人从政，从心性上培育起圣贤气象来，推演邦国文明。做官不读圣贤书，满朝尽是安从进。带着温情理解儒学，认真地读一点《尚书》《论语》，就会知道儒学用心不简单，实在是对天下人心有至为深切的道义关怀。
李从珂在后来的日子里，也确实很感谢安从进，将其封在湖北襄阳，做了山南东道节度使。
且说闵帝李从厚知道李从珂造反之后，在朝臣的怂恿下，派兵前去弹压。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三月（这一年赵匡胤七岁），李从厚的羽林军来到凤翔。
李从厚没有更多资历。在崇信“胜者王侯败者贼”、崇信“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乱世，李从厚势单力薄，但有一个西都留守王思同，是为数不多保留了忠诚气节的人物。
西都即长安，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此地当凤翔（陕西宝鸡）到京师洛阳之间，潞王李从珂要想顺利拿下洛阳，就要穿过长安。所以，当初潞王未反之前，就有意结好王思同，以期打开这个东出之道。准备造反之后，李从珂派出了得力干将多人，几次到西都长安，那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史称“说以利害，饵以美妓”，用利害关系打动他，用美貌艺伎诱惑他。那美貌的艺伎十五人，都是国色，人人都会五弦琴。在酒宴上就让艺伎们弹唱，趁着王思同高兴的时候暗示他，如果归附潞王，这样的日子长着呢。潞王还给使者下了一道密令：如果王思同不肯顺从，就“图之”，做掉他。
王思同并不愚蠢，他当即判断出当前格局，毫不犹疑地将李从珂派来的说客拘捕下狱，并向朝廷做了汇报。威武不能胁迫他，利益不能收买他，美色不能诱惑他。
他还对部下将吏们说：“我受到过明宗皇帝的大恩，如果现在与潞王一起造反，就算事情最后成功，得到他们给我的荣耀，那我也还是重要关头的叛臣！何况万一事败不成，而遭到辱骂，留下千古的丑迹呢！”
朝廷很感谢，当即任命了王思同为讨伐凤翔的统帅，加同平章事，知凤翔行府。但王思同虽然是真有忠义之志，但御军无法。史称潞王“老于行陈，将士徼幸富贵者心皆向之”，潞王对管控行军打仗之事很有经验，将士又都怀着侥幸心理，希望升迁跻身富贵，故内心都愿意归附李从珂。
最初，王思同率领诸路援军集中于凤翔城下，甚至攻克了东、西城关，造成了两翼夹击的态势，城中死人也很多。第二天又开始攻打城垣。凤翔城垣低矮，也不坚固，守备器械之类也都不足，史称“众心危急”。
李从珂登上城楼，对来攻打他的朝廷将士们哭泣着说：“我十几岁时就跟着先帝（李嗣源）东征西讨，先后经历上百次战斗，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啦！我现在已经满身都是创伤。这才创建了今日的天下。你们过去也都跟着我，亲眼看到过那些事实。现在，朝廷信任坏人，猜忌自家骨肉，我，有什么罪而受到这种诛伐啊！”说罢，哭泣不止。
他这一番悲情表演，让很多人有了同情之心。
羽林军首领倒戈
一位负责攻城的指挥使叫张虔钊，此人性情偏激而又急躁。他正在主攻城西南，就用刀驱逼士兵登城。但不料士兵听到李从珂一番哭诉，转而反对张虔钊杀来。张虔钊见势不妙，急忙骑马逃跑，总算在忽然出现的士兵倒戈中免予一死。
张虔钊也是一贪人。他曾经镇守沧州，赶上天旱，辖区处于饥荒之中，他马上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事在帝国时代就是善举，朝廷闻讯很愉快，嘉奖了他。但是等到秋收的时候，他开始加倍征收赋税，用来弥补赈灾的损失。史称“朝论鄙之”，朝中清议很鄙视他的这个做法。后来此人逃到四川在孟知祥那里做官，经常有施舍给寺庙和尚之类。但他自己也承认，就是要唯利是求，给和尚们花钱，是为了给自己求福报。于是有议论说他居然向佛祖求利，是愚蠢到家了（愚之甚也）。他在蜀中盘剥士庶，占据很多人的房产，这事让蜀中父老怨恨不已。连僧人都知道了他的贪婪。据说他问一个和尚，怎么样叫作“舍利”？和尚回答他：把你的房子捐了，去租房子住，就是“舍利”。张虔钊只是惭愧地笑笑而已。他后来在几次战役中失利，久而无功，在沮丧中死去。
且说凤翔城下，另有一位将军杨思权看到战场形势有变，当即大声喊道：“大相公潞王，是我的君主！”
说着便率领军队解去铠甲，丢掉兵器，向潞王请求投降。
潞王准许。他从西门进入，仓促间给潞王写了一张纸条说：“希望大王攻克京城的时候，派我当节度使，不要让我当防御、团练的职务。”
李从珂没有犹豫，当即在纸条上写了“杨思权可任节度使”给他。
王思同还不知道攻城的军队已经发生了临阵倒戈，仍在督促士兵登城。
又一位朝廷这边的将军叫尹晖的，大声喊道：“诸位，城西的官军已经入城接受潞王赏赐了！”
于是，率领兵众弃甲缴械投降。士兵们也不想打仗送死，高兴得欢呼起来，欢呼的声音，连大地都感到了震动。
到了中午，投降的乱兵都进了城；不想投降还在攻城的军队一看没有什么胜算了，纷纷溃散。
王思同等一共有六位节度使，见大势已去，只好逃跑。他们跑到长安，不料长安副留守刘遂雍也已经投降了李从珂，此际关上城门拒不接纳。王思同又向潼关方向跑去。
潞王李从珂大喜，便号令军中，把凤翔城里所有将吏士民的财物收集起来，用来犒劳投降的军队。东西不够分，甚至连锅釜等炊具器皿都估价后，赏赐给了军队。
潞王李从珂信心大增。开始设置了大将的旗鼓，整合兵众，浩荡东进。路过长安，刘遂雍担心大兵入城抢劫，就将府库中的钱财全部取出放在路边，军士们先到的，就得到了赏金过去。前军因为有赏赐，所以没有入城劫掠。等到潞王大军到达时，所有府库钱财都已经被前军分光，于是刘遂雍开始聚敛民间财富犒军。
潞王在东进的路上，前军捉获了王思同。
潞王说：“虽然王思同的谋划失算，但他竭尽心力为了朝廷主人，也是值得嘉许的。不要难为他。”
前军把王思同押来见李从珂。李从珂责备他。
王思同回答说：“思同我起于行伍之间，先帝提拔我，位至持节藩镇大将，经常惭愧没有功劳报答主上重用我的大恩。我并非不知道依附大王您，立马就能得到富贵，帮助朝廷是自取祸殃；只是怕身死之日没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先帝！我已经想好：如果失败了就用我的血来祭奠战鼓，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请您让我早些就死！”
潞王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不禁改容相敬，对他说：“您什么都别说了！”
潞王这时想的就是怎样赦免他。但尹晖、杨思权一班人却感到有这么个干净人存在，自己一身腌臜简直没法在世间待下去！何况，那个尹晖跟着潞王大兵过长安时，还掠取了王思同的全部家财和姬妾。因此，这俩家伙多次对潞王的心腹说：“如果留下王思同，恐怕要失掉将士之心！”
有一天，潞王的心腹伙同二人趁着潞王酒醉，不等向上报告，就擅自杀了王思同和他的妻子。潞王酒醒之后，很恼怒，但也无可奈何，叹息了好多天。
李从珂很快从危机中跳脱出来。
他毕竟是跟着李嗣源在战场上征战多年的名将，他争取了羽林军首领倒戈，当初向京师洛阳广撒的秘密传单和策反书信，也在起作用。
与此同时，兵锋直指陕州。不久，陕州被攻克。
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距离洛阳只有二百多里路，犹如北京天津间的距离。
犒众军，分光国库
李从厚得到消息，知道洛阳危矣，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召集群臣说：“朕幼年嗣位，将举国大政委任于各位爱卿。我与李从珂兄弟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节。但听从诸公大计，朕独自一人无法违背你们的意愿。结果事至于此！现在怎么消解这场灾祸呢？朕的想法是：朕不要这个皇上了，与左右自往凤翔，亲自迎接我兄李从珂来主持社稷；朕自回过去的藩邸。这样道理上似乎说得通，或许也能够免祸。”
诸位大臣一听，这哪儿成啊！
李从珂要是来做皇上，我们这些大臣还不一个个全都掉脑袋！于是齐声反对李从厚这个意见。
还有人提出亲自带兵去抵抗，扼守要道，决不让李从珂来取洛阳。
闵帝李从厚听到这里，知道没有这些臣子的支持，他是寸步难行。于是改了主意，干脆放出胜负手，召集侍卫都将以下的武官做战争动员。他说：“先皇帝驾崩，朕于兄弟之中，无心争立。是在被召来京师主丧，同时将社稷委托给我的。朕这位兄长，果然有了猜嫌。卿等过去跟从先帝千征万战，今日之事，谁不痛心！现在，朕将府库财货全部颁赐给你们，卿等勉力就是！”
当时正在为新丧的皇上修治陵寝，府库银绢已经不多，战争动员，又要“厚赐”，史称“府藏为之一空”。得到赏赐的军士们背着扛着真金白银、绫罗绸缎，走在京师大道上，得到路人艳羡的眼光。但军士们还扬言道：“这算啥！等我们打到凤翔，还会得到一份呢！”
这就是晚唐以来军士骄诞无畏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军士们几乎无赏不战。所以五代时期，不是士卒怕统帅，而是统帅怕士卒。
为了“激励士气”，皇上李从厚先生还亲自来到左藏库，亲眼看着给将士们颁赏金帛。
但是这样的将士哪里能够打仗！
果然，这群将士们到了前线不久，就传来了战败的消息。
闵帝李从厚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逃跑。
他想起当初服侍李嗣源的宣徽使孟汉琼，以为此人一定可靠，就令他前往魏州（今河北大名）安排。魏州，是李从厚称帝前的藩镇治所。李从厚此举是想回到“老根据地”，再作打算。但他没有料到李从珂的传单已经生效。那时节，一班文武只认长枪大戟，盂汉琼早已看出李从厚不是李从珂对手，根本就不搭理李从厚。李从厚万般无奈，夜半三更，出洛阳，向魏州逃亡。
当时跟随他的只有“百骑”。
他在洛阳出元武门时，看到控鹤指挥使慕容迁，对他说：“你还是有不少兵马的，带着控鹤禁军，跟我走！”
慕容迁一脸严肃，郑重答应道：“无论生死，臣都会跟着陛下！”
但是等到大驾刚刚出城，慕容迁迅即关闭城门，没有跟随闵帝李从厚。李从厚再想进城，也不可能了。
这个慕容迁，是李从厚至为亲信的武官，到了这个地步，却毫无救驾之心。史称“临危如是，人皆恶之”，面临皇上的危机采取这样的阴冷态度，人人都对他有了厌恶。但厌恶归厌恶，人心离散倒是真的，故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据此评论道：“史言自古以来，众叛亲离未有甚于此时。”
李从厚心里凉了半截。而那“百骑”又在路上跑了一半。
潞王继续东进，朝廷的大将药彦稠、安从进等人先后投降。安从进更作为内应，帮着潞王做了舆论宣传和清场工作。
潞王李从珂进入京师的道路已经越来越顺利了，九五之尊已经指日可待。
闵帝李从厚则在逃亡中到达卫州（今河南汲县）。
这时，他遇到了一支劲旅。
遇皇辇石敬瑭围歼
开始不辨番号，只见这支部队遇到皇上的车队居然不躲避，李从厚左右还端着朝廷的架势叱责他们冲撞皇家舆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镇州节度使石敬瑭。镇州，就是石敬瑭刚刚改封的藩镇河北正定成德军。
石敬瑭听说宫中有变，正带着队伍“勤王”，半路见到皇辇，也赶快下马在路旁拜舞，行君臣大礼。
李从厚也下马拉着石敬瑭痛哭流涕。
此际，李从厚还不忘记石敬瑭的太太长公主是自己的妹妹，于是打出了亲情牌，他对石敬瑭说：“李从珂这家伙为害社稷，宫中大臣也背叛了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长公主告诉我来见你，共谋社稷大计。”
石敬瑭说：“这里是卫州地盘。我早就听说卫州的王宏贽对国家往事非常熟悉，有谋断，我就去见他，一起来商议大事。”
说罢，就快马加鞭，去寻王宏贽。
李从厚大喜，他认为这下有了救兵了！于是不打算再去魏州，而是企图依托石敬瑭干掉李从珂，东山再起。于是安静地在驿亭之内等消息。
石敬瑭见到王宏贽就说：“主上流亡至此，出于危机之中，我等都是他的亲戚下属，事已至此，何以图全？”
这一番话，道出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权贵特色——他们没有价值，只有利益。君王遇难，按照君臣大义，自有不必犹疑的安排，但石敬瑭道出的意见却是：“何以图全”，怎样能有一个保障我等不受损失的安排！这等格局，唐末以来比比皆是，可以称为“亡天下”——天下正道已经没有多少人恪守，给未来的大宋带来了难题。赵匡胤一生要解决的四大难题之一就是“天下沦丧”。
王宏贽闻听石敬瑭这一番话后，有了细密的算计。
他说：“天子躲避夷狄，古也有之。但皇室在奔迫之中，应该有文武大臣、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跟随。只有这样，我等武夫供奉君主，能够感觉到朝廷尚在，并不觉得社稷已亡。太尉你从天子身边来，看这位天子，带来了多少重臣、近臣？是否有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
石敬瑭老实答道，这些都没有，一共也就五六十骑。
王宏贽道：“大树将倒，一根绳子是维系不了的！现在皇上就这五六十骑奔窜而来，无将相一人拥戴跟从，气数已尽，没啥前途啦！古人所谓‘蛟龙失云雨’，说的就是这个境遇啊！我知道的是，现在六军将士都在李从珂府邸，太尉您就是国戚，也无可奈何了！”
石敬瑭想想也是，心下有了决断，于是与王宏贽一同到驿亭来谒见后唐皇上李从厚，同时派出大兵围住了驿亭。
驿亭坐定后，石敬瑭召来诸将和李从厚的随从，一起“讨论”未来安排。众人不知就里，石敬瑭就用王宏贽的一番话来问流亡朝廷诸人：“你们既然从京师来，国之重器，玉玺、仪仗，以及文武大臣在哪里？”
李从厚在旁边听着，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跟随李从厚的弓箭库使（保管弓箭器械的仓库管理员）沙守荣等人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怀着一腔忠烈之气，上前说道：“现在的主上乃是昔日明宗的爱子，太尉您也是明宗的爱婿，既然同享富贵，理应休戚与共！主上颠沛流离到此，你本应与众商讨恢复大计，不料却索要文武大臣、国宝、仪仗！你是想以此为借口，打劫天子吗？嗯？”
说着，抽出佩刀就去刺杀石敬瑭。石敬瑭手下的亲兵头领陈晖（相当于警卫团长）出剑捍卫，沙守荣与陈晖独斗几个回合，不胜，战死。
石敬瑭的牙将刘知远等人，随即将李从厚的随从五十余人全部诛杀，只留下当今天子在驿亭，派人看守。
宰辅之论与禽兽行
闵帝李从厚逃出京师后，后唐帝国的首都，一时无主。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帝国精英凭借自家识见的高低有了一次表演。
冯道、刘昫、李愚仨宰相，一早来上朝，到了端门，听说皇上已经“北走”，知道国家终于出了大事。冯道、刘昫准备打道回府。
李愚发表了一番议论：“天子出走，我们这些宰辅大臣未能参与谋划。现在，太后还在宫中！天子不在，太后当国。我们应当到中书省政事堂，派小黄门太监去听取太后意见：现在究竟怎么办、如何进止？得到太后意见后，我们再回自己的宅第，这是人臣大义啊！”
李愚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不能在国家没有天子的时候，撂挑子不管事；天子虽然不在了，但太后还在，按照“习惯法”，我等应该在天子缺席时，去请示太后。这是“人臣大义”。
冯道说：“主上丢了江山社稷，已经没有君主；我们作为人臣，只能侍奉君主；没有君主，就去入宫，恐怕不合适。再说，潞王已经到处张贴榜文，大事如何，尚不可知，我等不如回去听候命令。”
冯道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只认天子，但丢了江山的天子屁也不是，所以，现在没有了天子；而没有天子，我等进宫不合适——万一有事说不清。现在潞王要进京，我等就得回去等着，看看日后有啥来自天子的命令，再说。言下之意，就是承认了潞王武力篡权的合法性。
冯道说罢，不等李愚回应，便往自家府邸走去。
回家途中，路过天宫寺，这时京城巡检使、公安局局长安从进派人追来告诉他说：“潞王已经加速赶路，奔京师而来，很快就要到了。相公您应率百官到城西去迎接。”
冯道闻言，便在寺中停下来，就地召集百官。
大秘书中书舍人卢导也来到了。
冯道对他说：“我在这里等待舍人先生很久了，现在最急需办的事，是要准备一篇‘劝进’的文书。劝谏潞王尽快即位为我朝新任天子。这事你来做最合适，请马上起草。”
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迎候也就可以了；即使有废立之事，也应听太后的敕令。我等岂能仓促之间这么草率就劝进呢？”
冯道这时说了一句四字名言：“事当务实。”办事应从现实出发。
卢导不同意，反驳他说：“现在天子在外，吉凶未卜。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突然劝进另一个人来进皇帝大位的事啊！你老先生也不妨想想，如果潞王来了，人家不想做天子，人家坚持脸朝北做大臣，然后用君臣大义责备我们，我等将用什么话来回应？我看您不如率百官进谒宫门，给后宫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意见，那样便去留两善了。”
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又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已经来了。太后、太妃已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百官怎么还不尽快列班迎候？”
冯道等人赶紧朝宫中走去。到了宫中一看，潞王还未到达。冯道、刘昫、李愚就停在上阳门外小憩。
卢导又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刚才的话题。意思还是要他草拟劝进文。卢导对答如初。
李愚同意了卢导的意见，并自责说：“舍人说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太多了！已经擢发难数（就是拔下头发来数也数不尽了）！”
这一段应答特别能够见出五代时精英士人心态，读懂这三位当朝宰辅的意见，也就特别能了解那时精英人物的价值观，也因此更能理解赵匡胤收拾人心，推演“天下”文明的良苦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