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有一议论，可见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见：
有人会问：冯道、李愚、刘昫之论，在新旧君主更替之际，谁的意见比较合乎道义？我要说：都不合道义。譬如一群奴才侍奉主子，家主死了之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养子（如李从珂），一个是亲子（如李从厚），二子争夺家政，最后养子胜利，而亲子失败。一个奴才说：“都是主人的郎君，我等可以跟从胜利者，去辅助他就可以啦。”说这话的人就是冯道。一个奴才本来也想辅助这个胜利者，但他不敢明白表示，就说：“我认为应该听听主母的意见，主母说辅佐谁，我们就辅佐谁。”说这话的人就是李愚。那么卢导的意见又怎么样呢？我说：卢导不肯草写“劝进文”，这是对的；但他的持论，却与李愚相近，不过是从太后那里拿到肯定意见再来公开辅佐潞王而已。但是这样的时刻，对于宰辅冯道、李愚而言，他们应该怎么办才是对的呢？我说，就如汉代人所议论的那样：“主在我在，主亡我亡”。但这还不过是下下策，不能尽符合道义啊！真正符合道义，还是要回到孔夫子那句话：“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如果社稷危机不能扶持，江山倾覆不能挽救，那还用宰辅干吗！明乎这个道理，就知道，为相者，贵在持危扶颠，不是以尽忠死节为贵也！
胡三省这一番话从宰辅功能分析，认为这几位宰辅都没有尽到自己“持危扶颠”的职责，事实上就是批评他们：当江山社稷已经倾覆之后，宰辅已经没有前途可言，冯道、李愚不能以身殉国，还都不过是贪恋权禄之徒。
但我愿意在这里为李愚做一次声辩：乱世中，驽马恋栈，是常情；同样面临邦国变局，恋栈中，宰辅失职，他人全无“耻感”，只有李愚有过自责，认为失国之罪“擢发难数”。窃以为，有此一点“耻感”，与冯道那种看似全无心肝的“事当务实”姿态比较起来，还不失为一点微薄的“士风”。
大环境道义沉沦中的一点羞愧，并不轻松。
这之中，最严重的是冯道。他那四字名言，也许有完成军政“实然”条件下的平衡功能，但在此时此地的讲述，场合不对，失去了话语宣称的“妥当性”。因为，在这个君王交替的重大历史时刻，“事当务实”，按其逻辑和语用展开，已经看不到星点“士大夫”的风尚，全是驵侩交易中的利益（而非价值）计较。船山先生对此有议论，批评冯道，堪称入木三分，值得了解。我这里选一部分略作梳理，原文载《读通鉴论》中：
李从珂篡位，冯道即命快快草拟“劝进文书”，卢导要等太后命令，而冯道居然说：“事当务实。”有这样一句话，冯道一辈子为天地不容之恶全都暴露出来。所谓“实”是什么？是禽心兽行所以用来依据的东西而已！好比说好吃的东西，好看的女人，活着的人去享用，都是可以理解的“实”，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扭着兄长的胳膊去抢食，没有老婆爱的时候，抢个年轻的少女去共寝，能美其名说：我这是“务实”，不愿意为虚名所阻碍吗？所以说，“义”，用来制约人心恶欲，就是“名义”；“节”，用来规划天理范围，就是“名节”；“教”，用来合理宣泄人性，就是“名教”。名义、名节、名教，可见“名”的用处是很大的。……贤者抛弃了“名”，只要一“务实”，就会陷入轻薄浅陋，戕害天理，灭绝圣贤之风和儒家名教。何况当此国家危急、君王困顿之际，邀买富贵贪生怕死，不体恤君王父老的死亡覆灭，却说什么“务实”——他的恶，还有个头吗？冯道这里说的“务实”，是天理所不能容的！……按照他这话的意思，天下人都应开始关心自己的锱铢小利，求得片刻的安宁，蒙面丧心，上不知道有国君，内不知道有父母，公然以贪婪猥琐无赖趋利纵欲之情，毫不害臊地堂皇告知天下，理由呢，就是欣然自得的那句话：我务实，我才不为虚名所误呢！这样，父母死亡，就往大沟里一扔，说“我本来就没有以礼葬亲的心，这是‘务实’，我不要冒那个所谓‘孝’的虚名！”盗贼挖人家的墙脚去偷邻居的粮食，说“我就是想得到那家的粮食，这是‘务实’，我不想得到那个所谓‘廉介’的虚名！”这样，岂不人人都成了禽兽！还有什么能让人有所忌讳的呢？所以要说：只“务实”而不知有“名义”“名节”“名教”之“名”的人，就像猪狗一样，有了肮脏的食品就可以吃饱肚子，就像麋鹿一样，不分辈分在一起苟合就可以生崽子。冯道的恶，超过了商纣王，他这种理念的祸害严重，超过了盗跖。
生当明末清初的船山先生，这一段话，对于提振人心、恢复道义天下，有很深切的时代关怀。值得今日关心“天下兴亡”的朋友给予注意。
但冯道不是个简单人物。因此，关于“事当务实”，还值得继续分析。
洛阳市民痛责兵痞
且说李从珂。这位凤翔镇的藩王，在众位不知廉耻的宰辅和大臣的拥戴中当了后唐的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皇上，史称“末帝”。他改元当年为清泰元年，故史家也称之为“清泰帝”。
当初李从厚赏赐将士对付李从珂，李从珂也同样赏赐将士对付李从厚。
李从厚的洛阳兵没有打到凤翔，李从珂的凤翔兵却打下了洛阳。
李从珂当初就对凤翔将士们许诺：等到攻克洛阳，每人赏银一百贯。
但攻克洛阳后，却找不到这么多的钱财赏赐将士。
李从珂召来执政官，对他们说：“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军队不能不赏赐，百姓不能不体恤，这事怎么办好？
执政官无奈之下提出建议：可据房屋来筹措，不论士庶自己居住或是租赁居住，必须预先上缴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但即使如此，财务官们也总共才收上来六万。李从珂大怒，把输送财货不得力的财政官员都关进大狱，在临时军管中，督促各级财政官员继续到民间搜敛钱财，不然，他无法完成给凤翔兵的承诺。而无法兑现承诺，凤翔兵要是闹起来，可不是耍的。这样一来，财务官和京师士庶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上吊、投井的很多。但凤翔兵们在大街上游荡，都有一种得意之色。洛阳有胆大的市民就聚在一起，指责这些兵痞道：“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你们这帮家伙，为皇上玩命打仗，立功也确实不容易；但你们打仗，反而让我们老百姓挨鞭子、受棍杖，还要我们出钱给你们做赏金！你们这帮家伙，还扬扬自得！上有天，下有地，难道你们就不知愧对吗？
这是整个五代史上，士庶自发地起来“维权”的一次义举。史料中没有留下兵痞们的反应，应该是没有过激行为。
我很看重此一记录简略的“维权”事件。
国库已被李从厚赏赐将士分光，李从珂有点着急，赶紧从宫禁中搜索仓库旧藏和各州道的贡献，最后，太后、太妃也都将自家的“器服簪珥”（日用器物、名贵服装、各种饰物等）贡献出来，作价后，也不过二十万贯，勉强够赏赐两千人左右。按当时最低数值，李从珂需要五十万贯。
李从珂召见当时的枢密直学士李专美，责备他道：“你是以才干闻名的人。但事到临头，却不能为我谋划做好这件事！你留着那些才干准备往哪里用？”
李专美谢罪说：“为臣很是驽劣蠢笨，陛下提拔任用我太快了，我这官做得过分。但是军赏不足，这还真不是臣的责任。此事我很认真想过。多年来，藩帅们赏赐很频繁，几乎成为流行风尚，士兵们因此而骄纵。后来随着国家用度太多，修建陵墓啊、出征打仗啊，这些都导致国家储备越来越枯竭。这样即使有无尽之财物，也不能满足骄卒之心思。所以陛下在国家危困时，才拱手而得天下。如果李从厚等人没有这样的弊政，陛下您得天下要麻烦得多。说起国家存亡，实在是不能专靠赏赐，而在于修治法度，建立纪纲。要靠制度管理。陛下如不改前朝覆亡的老路，臣担心只能困扰百姓，国家存亡可很难预料啊！现在，国家财力摆在这里，就这点东西，应据现有条件平均分给大家，不一定要履行当初许诺。”
李从珂想了想，认为他讲得对。于是下诏：禁军在凤翔归附的，将军们各赐马两匹、骆驼一匹、钱七十贯；下至军人赐钱二十贯；在京城的赐钱十贯。
诏下，军士很不满意，当时就有流言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这意思是说原来的皇上李从厚还比较宽仁软弱，像个菩萨；而眼下这位李从珂皇上，却刚强严苛，像块生铁；现在把菩萨推倒了，扶起了一块生铁。还不如以前呢！早知这样不干这趟买卖了！
李专美这个意见却是有道理的。而且从效果来看，虽然没有满足所有的将士，却免除了洛阳市民的鞭笞之苦，也算一个功德。
孟汉琼之死
李从珂宣布废黜李从厚为鄂王。又秘密派遣王宏贽的儿子，时任殿直（朝堂值班的武官散员）的王峦到卫州去杀害李从厚。
这时王宏贽已经将被废掉的皇帝转移到卫州的官廨。王峦带了药酒去见李从厚。闵帝李从厚知道有毒不肯喝，逡巡之际，王峦发个狠，就令人用布帛拧成绳子将后唐皇帝李从厚就地勒死。乱世中，庶民们往往死得潦草，如同鸡犬，但是身为帝王，死相也往往并不好看。
王峦回京复命，又到后宫杀死了李从厚的皇后和他的四个儿子。
那位宦者孟汉琼，也被李从珂杀掉。
孟汉琼，唐末时就在地方藩镇做了小宦者，明宗李嗣源镇守常山时，他得以侍奉左右。累迁至宣徽南院使。后来又侍奉李从厚。李从厚认为他是前朝元老，对他更有恩宠，短时间内，就给他加官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但李从厚在危机中要他到邺镇去打理，他拒绝了这一安排，直接导致了李从厚的败亡。史称孟汉琼“性通黠，善交构”，性情通达狡猾，善于挑事，不是善类。由于他曾经侍奉李从厚，所以，潞王造反，到达陕州时，孟汉琼觉得不妙，就将府内所有的姬妾全部召集起来与她们诀别，准备一个个先杀死，史称“欲手刃之”。这些姬妾看出了他的意思，于是纷纷逃窜藏匿起来。后来，孟汉琼想想，李嗣源时，潞王曾有一次战败，被罚，在家里闲居，那时候，王淑妃总是让孟汉琼到潞王府邸去看望、传旨；潞王对他很友善。想了想，有这一层关节，应该不至于被处理。于是，狠狠心，赌一把，单骑到渑池去谒见潞王，见面就恸哭，很想说说往事。但潞王打断了他，对他说：“诸事不言可知。”各种事不必说，明白人都明白。孟汉琼听到这话，还以为已经得到赦免，心下就将自己列入了新朝大臣的队列。但是他哪里知道，对李从厚不忠这件事，让潞王也心生厌憎，觉得这人太不靠谱了，所以当孟汉琼从潞王府邸出来，李从珂还是杀掉了他。
李从珂放虎归山
石敬瑭得到李从珂称帝的消息后，将大军留在藩镇，自己率少量兵卫，急如星火，赶赴洛阳朝见新主。
对石敬瑭来说，李嗣源的问题不存在了，李从厚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轮到李从珂了。
李从珂即位后，以他平素的骁勇阴沉，应能从容对付石敬瑭，但他错过了一个机会。
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曾因为勇武善斗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赏识，但二人内心实不相服，暗中有较劲。因此一向也不大和睦。现在，李从珂当了皇上，石敬瑭初期采取了迅即效忠的姿态，表示臣服。直到朝拜新主、安葬明宗之后，他也不提归还镇所的要求。当时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存在多年，一旦回到藩镇，就有了天高皇帝远的态势，石敬瑭猜，那不是李从珂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他迟迟不提归还藩镇的话头。
史称这一个阶段石敬瑭“久病羸瘠”，长久生病带出了疲弱之相。但从以后的行动逻辑考察，石敬瑭很可能是在装病，而且装得还很像，也许还在有意“减肥”。这是当初司马懿骗曹爽的伎俩，其目的就在让对手放松警惕。果然，末帝李从珂看着这位“久病羸瘠”的昔日同僚，反而生出了恻隐之心，他认为这么病弱的人物已经没有可能做那等翻江倒海的大事了。
不仅如此，石敬瑭还在上下打点，他通过自己的太太，也即李嗣源的女儿，向宫中女眷做工作，果然就有了太后和公主们在李从珂面前替他说好话的记录。这些意见都在软化李从珂的刚果杀伐之气，也在化解着他的疑心。
但跟随李从珂从凤翔而来的将佐们，也有明白人，他们多次劝谏，即使不动杀机，也要将石敬瑭羁留京师洛阳，不能给他藩镇实权，以免夜长梦多。
末帝犹疑间，石敬瑭买通的大臣进献了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意见。
当时，名将赵延寿正在镇守汴梁，朝廷如果怀疑石敬瑭，不将石敬瑭放还藩镇，赵延寿就会心惊。而汴梁与洛京逼近，一旦有事，不免天下摇动。
这一番话让末帝李从珂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他决计放还石敬瑭。
他说：“石郎不仅是皇亲，更与我从很早时就同历战场艰险。现在我做天子，不是石郎又向谁托付大事呢！”
于是决计将石敬瑭放还藩镇。但李从珂的愚蠢在于，不仅要将他放还藩镇，而且还不让他回河北正定的镇州成德军，而是放他回到原来的属地，移镇天下第一雄藩河东——再次改判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
石敬瑭几乎不敢相信。根据后来的记录，可以知道，李从珂还一定信誓旦旦地对他说过：石敬瑭镇守河东，永不移镇。
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道旨意下出现了重要变数。
乾隆皇帝读史至此也不免发一慨叹，他说：
敬瑭河东之遣，如纵虎归林，不复可制。从珂素与同列，其诈力岂不深知？况彼此久相猜忌乎？……失察若此，非惟祸至神昧，亦由天道好还。正如螳螂捕蝉，而不知黄雀之在后也！（《乾隆御批纲鉴》卷68）
遣还石敬瑭到河东，犹如放虎归山，再也不可能制约他了！李从珂一向与他同列，岂能不深知他的“诈力”，何况平时又互相猜忌？……失察到这步田地，不仅是灾祸来临让人神思昏妄，也是天道报应不爽！正如螳螂捕蝉，而不知黄雀在后啊！
后来发生的故事，一报还一报。晚唐以来的藩镇故实开始“重演”：藩镇坐大，倒逼王室，颠覆社稷，自做新主；而后，开始新一轮演义。直到赵匡胤建立大宋，才结束了近百年来的这个邪魔怪圈、国家灾难。
石敬瑭韬光养晦
且说末帝李从珂。
此人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治国实在是昏聩无能。放走石敬瑭，养虎为患不说了，朝廷内部宰相级别的官员互相内斗，他想从中选一个像样的人物来主持朝纲，但他没有识人的洞察力，居然询问左右亲信，要他们来推荐，一伙子人推上仨人来，他又不能决断，竟然夜半三更找一个琉璃瓶子，将三人的姓名写在三个小纸条上，放入瓶子里，然后，对着夜色中的苍天，焚香祷告，完事后，用筷子深入瓶口去夹纸条，夹上谁来是谁。这等儿戏治国的君主，也实在是不配有更好的前途啦。
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先生，返回藩镇后，却没有闲着。他开始暗中谋划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壮大自己的战略。
他知道李从珂喜欢访查朝廷外的事情，常常与朝堂中的值班大臣在中兴殿谈论中外大事到深夜。当时，石敬瑭有两个儿子正出任内使，而曹太后则是太太晋国长公主的母亲，于是，石敬瑭就贿赂太后左右，让他们暗中侦记末帝的密谋，等于在皇上跟前安了“窃听器”，事情不论大小他都能知悉。与此同时，石敬瑭继续装病，常常在宾客前自称病弱不能领兵，没法当这个藩帅，以此让末帝放松对他的警惕。此时，晋国长公主还陪着母亲住在宫中，没有跟石敬瑭归藩。
这时，契丹也开始频繁地侵扰北部边界，后唐的边防军也即禁军，大多在幽州（今属北京与蓟县之地）、并州（今属太原）设防。幽州藩帅是赵德钧，并州藩帅就是石敬瑭。并州治所在太原，地当大河之东，史称河东。石敬瑭和赵德钧因为契丹的压力，都在要求朝廷增兵运粮。历来中原朝廷都很重视这两大藩镇，中原安全，实有赖于这两大北门锁钥。于是中原倾全国之力，向两地输送粮草和兵员，由内地向北边输运兵粮的车队昼夜不息，很是壮观。
石敬瑭率大军屯驻忻州（今属山西），有一次朝廷派来使臣赏赐军士夏季衣服，并传布诏书向驻守边疆的军士表示慰问。有意味的是，这些军士不是感谢朝廷，而是感谢石敬瑭。期间有些军士甚至多次呼喊“万岁”！这类故实五代常有，实是军士哗变的前奏，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拥立新主。石敬瑭觉得现在还不是造反的时机，不免害怕。他本来正在韬晦，更是担心这类“万岁”的呼喊传到李从珂那里会遭遇不测。忧虑中，他的幕僚给出了一个狠招：
杀了那些带头呼叫的，给朝廷使臣看。
石敬瑭于是命令都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员，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刘知远抓了36人，作为闹事的头头斩首示众。
使臣回去后说了这些事，但没有解除末帝对石敬瑭的猜忌。像大多数庸人一样，李从珂放还石敬瑭，而且将河东给他，为此吃足了后悔药。
《遗契丹书》
说话转眼到了一年开春，正月十三，这一天是末帝李从珂的生日，史称“千春节”。李从珂在大殿置酒，接受群臣对自己的祝贺。晋国长公主也来上寿，完事后，她借机要求辞归洛京返回河东。
李从珂喝高了，酒醉中说道：“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
干吗不留在这里，这么着急回去，是要跟石郎一块造反吗？
啧啧！千秘万秘，一句话泄露天机。这话传到石敬瑭耳中，更让他有了戒惧。人的勇气很多时刻来源于恐惧。恐惧让人有放手一搏的动力。石敬瑭就在恐惧中开始了密谋运作。而李从珂也自知语失，对河东有了更深的猜疑。
石敬瑭再次放出胜负手，将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派人全部收起，直接送回河东治所晋阳（今属太原）。他给出的借口是：以个人财产充当军费。
但没有人相信他的高尚说辞，稍有一点脑子即知他已经心怀异志，而且，羽翼已丰。反与不反，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一点，李从珂也体会到了。
有一次夜半，与值班的臣僚们说到这个事，他故意平平淡淡地问：“石郎与朕是至亲，无可猜疑；但近来总是流言不断。万一，我是说万一，失掉和好，那时怎么办？”
史称“皆不对”。众臣都不能回答。没有人猜度未来的吉凶。藩镇河东，兵强马壮，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朝廷人人惊惧。
于是，河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问题。
朝廷中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有了为国分忧的思考。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率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给事中，是门下省也即宰相管理部门十分重要的职官，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本来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
李崧，这位给事中，就遭遇了一次考验。
李崧是五代名臣，考其一生，此公有时愚笨，有时睿智。在乱世中，他最后不得善终，但在如何对付石敬瑭这个国家隐患问题上，他有务实的思考。
公元936年，后唐最后一个年头的正月，李崧带着自己的成算，来找同僚，也任给事中的吕琦。
他对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官做得这么大，应该算是受恩深厚了。国家有此隐忧，咱们怎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原话是：‘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都在这观望呢？各位说说，事已至此，计将安出？”
吕琦刚直而仁厚，看事有远见。李崧的问题，他也一直思考，也同样有成算。李崧来问，他就将自己筹之烂熟的一番意见娓娓道来，他说：“河东那边要是有‘异谋’，我断他必要勾结契丹以作后援！现在的态势是：契丹太后述律平，因为他的长子李赞华（也就是耶律图欲）归降中国，多次要跟咱们和亲。但条件是放还萴剌（音册拉）。这个条件咱们一直没有答应，所以和议也就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如果咱们能把萴剌等人放还，以此跟契丹议和，每年给他们十几万缗礼物钱财，契丹必会答应。北边安定，河东再怎么蠢动也无能为力了！”
萴剌，是契丹名将，骁勇善战。但在年前骚扰中原时，被后唐边将所擒，一直押在京师。后来契丹多次向后唐求和，并索要此人，来往信使更是赔小心说话（史称“其辞甚卑恭”），但明宗李嗣源跟臣下商议此事时，名将杨光远认为：“萴剌等都是北狄善战之人，契丹失去他们犹如失去手足；况且居住洛阳京师已久，熟知中国内部事务，放归他们对中原不利！”李嗣源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虽然同意“修好”，但始终没有放还萴剌。
李崧听罢吕琦所言，欣然道：“你与我想法一致！但钱、粮都要从三司支出，这事要跟三司使张丞相商量。”
三司，一般包括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板块，总理国家财政。唐代以来是仅次于政事堂、枢密院的重要机构。
这时，担任三司使的是张延朗。此人似乎天生就是掌管财政的大佬，史称为人有心计，“以三司为己任”，整天在任上忙钱粮之事。
有一次，明宗李嗣源出游，召他来吃饭，他居然不去，让使者告诉明宗说：“三司事忙，无暇。”李嗣源也不怪罪，一直让他管理天下财源。他对石敬瑭的“异志”，也早有察觉。石敬瑭不断将四方属于他的财货调往太原，张延朗就常常打着征用的旗号，不断调用石敬瑭囤积在太原的财货，以此暗暗削弱石敬瑭的实力。这事让石敬瑭恨得半夜磨牙，所以得到天下后，先把张延朗杀掉，二话都不说。但杀掉张延朗，他才忽然发现：国家之大，竟找不出个理财能手来！
且说李崧，早就知道张延朗对石敬瑭有备，所以知道此事可以与他商议。
果然，张延朗一听此计，当即表示赞同。他那数学家的头脑略一计算，即知此事“妙”在何处。于是，对李崧大加赞誉。
他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按学士您的策划，不但可以从此制约河东，还可以节省往常戍边经费十分之九。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谋略了！没说的，主上如能接纳这个意见，只要责成老夫办理就是。我可以在国库之外去征集这十几万费用，跟契丹结好，不用动用国家一分库财。”
按张延朗算计，幽州、河东两大藩镇，戍边费用每年都要一百多万，而结好契丹只需要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甚至都不用动用国库，他自有办法在日常征调之外，搞到这笔经费。
李崧得到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支持，于是与吕琦商议，完善了整个规划。在一个值班的晚上，二人秘密地向李从珂进献了这个意见。
李从珂闻言大喜，不断地称道二人忠心可嘉。
随后，二人又私下草拟了《遗契丹书》——这就相当于一份同意与契丹和解的国书——只等圣旨一下，即派员出使契丹。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只要按此办理，则一直到1005年，宋真宗时代才完成的“澶渊之盟”，早在后唐时代就完成了，可以提前七十年！而且省去多少战火！那么多悲剧也可能早早避免，甚至，连“陈桥兵变”也可能不存在，赵匡胤也不一定成为大宋帝国开国之君。但历史真是无法假设，简单说，在这个本来可以出现历史拐点的时刻，拐点却没有出现，因为，末帝李从珂遇到了一个糊涂蛋子，当朝枢密直学士薛文遇。
李从珂错失良机
枢密直学士，唐以来就与观文殿学士并掌侍从，是皇上的秘书班子、顾问团成员，地位近于翰林学士。这是个闲职，一般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担任，有荣誉性质。但正因为这种荣誉，令担任这类职务的官员多多少少都有点傲气傲骨。薛文遇就是这类人。
有一天，薛文遇值班，末帝找他聊天，顺便将李崧等人的机密意见跟他说了。薛文遇即刻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是：“以我大唐（后唐不能自称后唐）天子的尊贵，屈身来侍奉夷狄，这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说啦，如果那胡虏按照过去大汉和亲的做法谋求迎娶公主，怎么拒绝他们？”
薛大学士是反对大汉刘邦时代以来的“和亲”政策的，说着就诵读了唐人戎昱的《昭君诗》：“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诗说的乃是汉元帝时以王昭君嫁匈奴的故实。
一番话，挑动了末帝李从珂先生的“爱国”心，原来答应李崧等人的意见顿时就变了。
他召来李崧、吕琦，声色俱厉地质问这二位道：“你们这班人，想想也都是通晓古今之变的人物，理当能够辅佐人主获致天下太平。怎么现在竟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结好胡虏，万一胡虏要和亲，朕只有一个女儿，还乳臭未干，你们是要我把她抛弃到沙漠里去吗？况且，要将国家养兵养士的钱财输送给胡虏，这是安的什么心？”
李从珂这是受《昭君诗》启发，想到了唐太宗。唐太宗时曾以宗室女下嫁诸蕃，史称“和蕃公主”。从这一番话也可以想见李从珂先生还是很爱惜自己女儿的。所以李崧、吕琦，这二位大佬，听到皇上这一番话，忘了“给事中”的岗位责任，吓得流了一身汗，只得一个劲儿地拜谢，请求宽恕。末帝还不依不饶，继续指责，二人就只好继续拜谢求饶。
拜谢，是个体力活，要跪在地上，两臂张开，空中划弧，额头点地。皇上说一句，要拜谢一次，再说一句，又要拜谢一次。
反复下来，吕琦渐渐气力不继，叩拜中的动作就有了停顿。末帝见他“拜舞”偷工减料，气更大了，直斥道：“你个吕琦，脖子够硬啊！你还把朕看作人主吗？”
这意思就是要治个“大不敬”的罪名了。他以为吕琦会吓哆嗦，不料吕琦忽然有了梗劲儿。他干脆不拜，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喘息着说：“我俩谋事不善，愿请陛下治罪，这样拜来拜去的又有什么用！该治罪就治罪吧！”
听到这里，李从珂反而“怒稍解”，就制止了他俩的拜谢，还每人赏了一壶酒，让他们离去。从此，与契丹的和解政策，没有人再提。
这位吕琦，也不是凡人。大宋后来有个“大事不糊涂”的名相吕端，就是他儿子。他的父亲曾经做沧州节度判官，敌军攻陷沧州后，吕父被擒。敌军要杀灭他全家，当时吕琦只有15岁。就要行使杀戮时，有一个幽州的义士叫赵玉，看到这一家人就要灭族，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指着吕琦，骗行刑者说：“这小子，是我的兄弟，别滥杀啊！”于是将吕琦带走。当时吕琦正患足病，不能行走，赵玉就背着他，步行数百里，变异姓名，一路讨饭，最终免予一死。
吕琦后来在石敬瑭执政时，官至兵部侍郎。他牢记赵玉的救命之恩，总想尽办法好好报答。赵玉生病以后，吕琦亲自扶持他，供给医药。等到赵玉病逝，吕琦就代为经营丧事。赵玉有一子名赵文度，成为孤儿，又很幼小，吕琦就亲自教诲他、抚养他，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最后赵文度登进士第，成为国家官员。这些都是吕琦的助力。当时人清议认为：“非玉之义不能存吕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抚赵氏之孤，惟仁义二公得之。”不是赵玉的义气，不能存续吕氏的后代；不是吕琦的仁爱，不能抚养赵氏的孤儿。仁义二字，赵吕二公已经得到了。这件事，在燕赵之间的士大夫圈子里，传为美谈。
这是道义沦丧天下的一抹亮色，值得为此浮一大白。
且说这俩给事中，本来应该抗言直辩，但他们囿于吏治多年的因循腐败，政治大环境的恶劣，士大夫尽忠国事风习的沦丧，没有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回到历史和时光的后面来看，后唐如能不被激情左右，哪怕策略性地暂时结好契丹，石敬瑭也许还真就失去了外援，那样，中原王朝也便不会丢失燕云十六州的北部屏障，赵匡胤也无须为了收复这一片失地而殚精竭虑。
李崧等人并非史上大智慧人物，但结好契丹，在那个时刻，确是不二选择。大汉时，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与匈奴结好，刘邦太太吕雉甚至面对匈奴的侮辱而处之泰然。在所有的政治格局中，力量达不到期许中的目标，愤怒，只能自取其辱。战略韬晦，反能赢得时间和未来。大汉隐忍多年，终于有了“封狼居胥”“燕山勒铭”“犁庭扫穴”的光荣。反观这个后唐，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他不懂平衡之术。这样，后唐的亡灭也便进入了日程。
如果，如何如何，历史将会改写。
但是，这般这般，历史没有改写。
历史，并不古怪，很静谧地呈现往事。
石敬瑭，在静谧中浮出水面，走入历史前台。
肆 晋阳大战
燕云十六州不再属于中原，反成契丹南部屏藩。草原帝国雄踞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而燕南之地一马平川，铁骑数日间可直抵黄河北岸。以至于赵匡胤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得不将重兵压在汴梁，拱卫京畿。所谓大宋“冗兵”之弊，因此而起。
石敬瑭不是软柿子
石敬瑭在“赵匡胤时代”，影响深巨。
此人生于892年，死于942年，他活动的时期，正是赵匡胤的少年时代。
石敬瑭不是汉人，与李嗣源一样，也是沙陀族人，他是五代第三个朝代后晋的建立者，史称后晋高祖。
后唐末帝李从珂时，他感觉到了不确定的危机。为了试探末帝，他上表陈述自己身体病重衰弱，说是可以解除兵权，或调往别的镇所（因为河东大藩，地当契丹边境，压力山大），话说得很悲惋，凄凄惨惨戚戚的样子。
李从珂得到这个信息，又惊又喜又忧，他也不能确定这个石敬瑭是不是玩真的，何况，当初还跟“石郎”有约：永不移镇。在跟臣下商议此事时，李崧、吕琦等人都劝谏他不要听信石敬瑭的请辞报告，说这很可能是在刺探主上意图。李从珂犹疑不决，还是那个书呆子薛文遇鼓舞了他的勇气。
初夏的一天夜里，薛文遇一个人值班，末帝与他讨论河东事。薛文遇激情满怀，高言道：“过去有个谚语说得好：‘当道筑室，三年不成。’这事不必跟李崧那班老家伙们商量，主上的意志可自行决断！群臣怕打仗，都在为各自的利害打算盘，不可能说实话的。以臣看来，河东这事，他是移镇也反，不移镇也反，早反晚反，早晚得反。我看是晚反不如早反，早反早解决！”
末帝听后，大喜。
此前，他不知在哪儿曾听一个术士说后唐今年应有贤人辅佐，有奇谋，定天下。听了薛文遇这一番话，末帝以为这个“贤人”就应该是他。于是对他说道：“爱卿一番话，让朕之心意豁然开朗！此事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朕决计施行！”
说罢，即刻命薛文遇起草改封石敬瑭官职的拟议，交学士院拟制任命书。制书中说：“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同时河东节度使一职，也做了安排。
天平，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这个藩镇远较河东逊色，就地方要塞之重要性和历来屯聚兵粮之重言，应该属于中原二等藩镇。所以这个干部任免书一出来，满朝文武听到呼叫石敬瑭的名字，不免相顾失色——略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是要出大事了——除非石敬瑭是个软柿子。
但石敬瑭不是个软柿子。
藩镇地头蛇，最怕是移镇。石敬瑭一下明白：不反即意味着完蛋，于是决计谋反。但他还要做出“哀兵”的模样，在接到朝廷要他尽快到山东上任的“制书”后，对麾下将佐们说：“当初，我第二次来河东前，主上曾当面应我终身不再派他人来替换；现忽有了此令，莫不是像年初千春节时，主上同公主讲的那样吗？我如不反，朝廷会先发制人。我怎能束手被擒，死于道路之间！现在我要上表说有病，不能赴任，就用这个来看看朝廷的意向。如对我宽大，我就继续臣事他；如对我用兵，那我就只好另作打算了！”
这一番话也有试探僚佐的意思。果然，他听到了意见不同的各种声音。有人劝他不要反朝廷，有人认为河东虽大，但以一藩之力，究竟不是后唐一国的对手，有人劝他赶紧到山东去上任，有人说不懂军政大事，不掺和意见。石敬瑭倒是宽大，对各人意见一律不与计较。
但他看出部下意见不一，应该有了“篝火狐鸣”神话自我的故技。
《玉堂闲话》这部野史记录说，石敬瑭跟宾佐聊天时，有一次讲述了一个白日梦境。说他梦中与当今天子李从珂并驾行走在京师洛阳（后唐首都洛阳，后晋首都开封）的大道上，经过李从珂的旧居府邸，天子就邀请他也进来坐坐，石敬瑭在梦中很谦逊地表示不敢叨扰，但李从珂坚持要他进来坐坐，不得已，只好骑马进入。到了厅事下马，上台阶，进入大堂，石敬瑭西向而坐。但回首看时，天子李从珂已经驾车走了。
显然，这个梦有某种不难理解的含义，所以，当他把这个梦讲给各位听时，听者有点恐惧，史称“群僚莫敢有所答”，一帮听者没有人敢分析这个梦境。
他最亲信的办公室主任都押衙刘知远看出了端倪。他对石敬瑭说：“明公您长期带兵，很能得到将士拥护。现正占据有利地势，将士和马步军队精锐强悍，雄于天下。如果起兵，发檄文宣示各道，可完成统一国家大业，怎么能为一道朝廷制令就自投虎口呢！”
他最亲信的秘书长掌书记桑维翰说：“主上刚刚即位时，明公您即入京朝贺；那主上岂能不懂‘蛟龙不可纵归深渊’的道理？但他到底还是把河东再次转给您！这实在是天意要借利器给您啊！想当初，先帝明宗，将遗爱留给了嫡子，今日主上却以‘旁支庶子’取代大位，群情是不会依附他的。您是明宗爱婿，可主上却把您当叛逆看，这已经不是低头服从他就能免除灾祸了！咱们保全自己，只能另想法子。——我知道的是：契丹同先帝明宗曾协约做兄弟之邦，现在，他们的部落就在河东之外，明公如能推心置腹地讨好他们，万一有急变之事，可以朝呼夕至。有这样强大的依托，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吗？”
桑维翰这一席话，犹如电光一闪，照亮了石敬瑭那一颗腌臜的心。
但桑维翰这一道闪电却无比邪恶而狰狞。
“幽云十六州”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说到中原之变，认为——
石敬瑭之进犬羊，桑维翰导之也。
“犬羊”这里指契丹。这话的意思是说，石敬瑭之所以引进契丹祸害中原，源出于桑维翰的怂恿启发。
船山先生认为，为人谋划国家大事，导致国家之祸患，这就是天下的罪人。但这罪人有“差等”，罪过有大有小，有人谋划国事祸在一时，有人谋划国事祸在一代，而有人谋划国事则祸在万世。史上祸国万世者，自从中国有人以来，只有桑维翰可以当之。因为桑维翰，所以石敬瑭！因为石敬瑭，所以契丹、女真、蒙元而不断！应该说，南宋的秦桧，就是后唐的桑维翰；后唐的桑维翰，就是南宋的秦桧。这是“覆载不容之罪”，天地之间唯此罪为大。桑维翰实在是传统衣冠文人的败类。
一文一武，两人的话让石敬瑭吃了定心丸。而桑维翰一番话，几乎就像当年诸葛亮跟刘玄德的一番“隆中对”，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后来的事也确实按桑维翰的沙盘推演在行进。桑维翰的“隆中对”给中原带来人间苦难，但却给石敬瑭带来政治利益。“旁支庶子”，这个意见启发了石敬瑭。他知道这是消除李从珂执政合法性、合理性的杀手锏，有此一议，河东将师出有名！
就在这一时刻，石敬瑭，反意已决。
他干脆与朝廷公开撕破脸皮。
他上了一份奏章，内中说：“现在的皇上李从珂是明宗养子，不应承祀大位，请传位给明宗的嫡子许王李从益。”
末帝得到这份奏章，气得将它撕碎，掷到地上。
随后，起草了一份诏书回答石敬瑭道：“你跟原来的鄂王也不算疏远吧？他可算明宗的嫡子吧？但你在卫州干的那点事，天下人人皆知。现在又假装推举许王李从益，谁信？”
鄂王就是明宗李嗣源的嫡子闵帝李从厚，失位后，被李从珂封为鄂王。卫州事，就是指石敬瑭软禁李从厚的故实。但李从珂这份诏书，有将李从厚之死的责任推给石敬瑭的意思——这是说给天下人听的话头。
诏书还同时削夺了石敬瑭河东节度使的职务，另派他人领任。
紧接着就安排了末帝上任以来最强军阵：以名将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代理太原府事；名将杨光远为副部署；名将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陈等使；一面调集大军三万人马，并各戍守之地数万人马，征讨河东。
石敬瑭的两个儿子正在朝中做官，听说老爸造反了，吓得藏到民间的水井里，但最后还是被搜了出来，杀掉，藏匿这俩兄弟的人家，被灭了族。石敬瑭的弟弟先杀掉自己的妻子、女儿，而后自己逃亡，但最后被捕，死在狱中。
历来造反，代价血腥。
石敬瑭知道寡不敌众，但他早有“庙算”：一面在朝内策反诸臣，一面由桑维翰起草奏章，向契丹求援。他给予契丹的三个优厚回报是：
一、请称臣，并父事契丹，自做“儿皇帝”；
二、每年贡献银两布帛三十万；
三、事成之后，割卢龙（今属河北，在河北东北部，延及辽宁西部）一道及雁门关（今属山西）以北总十六州奉赠契丹。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这十六州，以幽州和云州为两大结点，史称“燕云十六州”。十六州所当地理，皆在中原之北，唐末以来，一直是捍卫中原安全的北方第一道屏障。
十六州分别是：
幽州（今属北京西南）
檀州（今属北京密云）
顺州（今属北京顺义）
儒州（今属北京延庆）
蓟州（今属天津蓟县）
瀛州（今属河北河间）
莫州（今属河北任丘）
涿州（今属河北涿县）
新州（今属河北涿鹿）
妫州（今属河北怀来）
武州（今属河北宣化）
蔚州（今属河北蔚县）
云州（今属山西大同）
应州（今属山西应县）
寰州（今属山西朔县）
朔州（今属山西朔县）
从此，燕云十六州不再属于中原，反成契丹南部屏藩。草原帝国雄踞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而燕南之地一马平川，铁骑数日间可直抵黄河北岸。以至于赵匡胤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得不将重兵压在汴梁，拱卫京畿。所谓大宋“冗兵”之弊，因此而起。
耶律德光的异梦
如此“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优厚”条件，连他的亲信，都押衙刘知远也看不下去，表示反对说：“称臣也就可以了，还甘心父事契丹，实在过分。多多给他们点金帛贿赂，已经足以请援，不必许给他们燕云土田，这些土地地理位置太过重要，恐怕以后会成为中国的祸患，那时悔之无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