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宋襄公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件，率先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让楚成王和齐孝公也来签。
面对这份烫手的文件，齐孝公谦虚地表示：“吾流离万死之余，幸社稷不陨，岂复先君之威而得诸侯之重耶？吾心有余而力不足。”
齐侯不肯强出头，宋襄公还以为他真的是在谦虚，于是也不计较，心想中原这些诸侯我自己请也是一样的，关键还是楚国那边的诸侯，于是转而又去问楚成王。楚成王又好气又好笑，心想你这个公爵那么能耐，干吗不自己去请，现在却来求我这个子爵，真是狐假虎威欺骗寡人的智商，鄙视你！
然而，楚成王最后却一口答应了，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大名，如此之爽快，连宋襄公都觉得有些诧异。
签字仪式结束后，三国领导人又一同携手观看了主题为“仁义之声”的大型歌舞晚会，商周礼乐依次登场，晚会气氛友好而热烈，详情不再赘述。
至此，大会圆满成功，宋襄公的霸业完美升级，只要一小步，就能达到巅峰。
真的吗？真的这么容易吗？
傻子都看出来了，楚成王肯定是不怀好意的。当年齐桓公与管仲处心积虑数十年，都搞不定这位南霸天，宋襄公仅凭他那点可笑的仁义，就想让他心甘情愿俯首帖耳，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等到八月份会期将至，宋襄公真的准备一个保镖不带的就去盂地（宋邑，今河南雎县西北）参加盟会时，公子目夷赶紧劝他说：“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
宋襄公却道：“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
公子目夷见宋襄公不听劝，心内大急。你是君子，想要以诚待人，不肯出尔反尔，这是好品质，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君子的，万一楚国人不讲信用耍花样咋办！
宋襄公长叹道：“若吾果为楚人所害，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是吾不从子之言以至乎此。”
公子目夷见宋襄公为求霸业舍身度外，竟将后事托付于自己，不由长声叹道：“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君虽不言国，国故臣之国也。）
宋襄公的确是个老古板，但也不是疯傻之人，他难道真不知道这次盟会的危险吗？鲁国算是个礼仪之邦了吧，当年柯之盟不还是摆了齐桓公一道？连鲁国人都不讲信用，蛮夷之楚就更有可能不讲信用了。当初召陵之盟，楚国明明与中原九国歃血为盟，信誓旦旦从此盟好，血迹未干，楚国就把许国打了个哭爹叫娘，其信用何在？
但是没办法，论国力，宋连楚一个小指头都比不上，楚真要对宋不利，宋襄公多带兵车去也没用，还不是一样打不过人家？而且这样更糟糕，人家会说是宋国先不讲信用的，楚国打得好，打得有理！
所以说，不讲信用被人打，打了都白打；讲信用被人打，至少占据了道德优势，至少能换取诸侯对宋国的同情，以及对楚国的憎恨，从而再造当年八国伐楚的盛况，这未尝也不是一招苦肉计。
于是，宋襄公比后世的关公还牛，连把单刀也不带，就空手赴会了，心中还抱着一丝幻想：楚国人当着天下诸侯的面，应该不敢公然违约的吧？
宋襄公错了，要楚成王讲信用，老母猪都会上树，这世上没有白捡的霸主之位。宋襄公与虎谋皮，百分之两百会把自己的皮给搭进去。
宋襄公更错的是，天下诸侯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都来。他自己去请的诸侯，除了曹国，一个都不给面子，就连齐孝公也借故没来参加；至于楚国那边的诸侯陈、蔡、郑、许倒是都来了，不过他们都是楚国的跟班小弟，楚王放个屁都是香的，何况只是耍你一个很傻很天真的宋襄公。
结果理所当然的，楚成王在盟会上扒下自己身上的羊皮，露出满嘴的狼牙，伏兵尽出，将可怜的宋襄公跟个小鸡仔似的抓了起来，然后联合陈、蔡、郑、许，与临阵倒戈的曹，一同出兵攻打宋国。
值此危急时刻，齐、鲁、晋、秦等中原大国并没有如宋襄公预期的那样出兵相救。楚国方面的联军将宋都商丘团团围住，一连数月，半个援兵未至。
大家的态度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你宋国与楚国之间的矛盾，我们管不着，被耍了是活该，被揍了是找死，跟楚国人讲信用更是犯傻，还想在我们这儿捞点同情分，没门儿！
别的国家不救宋国还情有可原，齐国内乱全靠宋襄公相助平定，但此时仍然不发一兵，可见在国家利益面前，所谓仁义，所谓邦交，全都是狗屎而已，只有宋襄公还拿它当块宝，妄图借此而称霸天下，岂不是很傻很天真？
宋襄公沦为人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陷入危难，他的心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后面事情的发展来看，他对自己固守信礼并无一丝后悔之心，如此一个旷古未见的化石级老顽固，你叫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另外一边，趁乱逃回宋国的公子目夷已经在宋都商丘即位为君，率领国人对楚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楚成王一时不能取胜，便派人去威胁宋人说：“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
然而宋人却并不吃这一套，他们回答楚王说“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生杀任你，欲降不可以也！”表示宋国已经新立了君主，楚国不要妄想用原来的国君勒索宋国，撕票就撕票，怕你啊！
春秋时期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郑昭宋聋”，意思是说郑国人眼睛亮，懂得随时变化，策略灵活，所以懂得审时度势随时换老板；而宋国人全都是听不进话的聋子，骨头超硬，宁死就是不投降，楚国好多次想把宋国打服，一次也没成功过，这种坚强不屈的文化精神，反而让战国时宋国亡在了郑国的后头。
所以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宋国被打得很惨，但始终没有屈服，楚宋僵持不下，这正是兹父（既已不是国君，就不能再称宋襄公了）最想看到，楚成王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7 耻辱与愤怒
由于宋国地处广阔的河南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扼，为四战之冲地，所以只有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宽阔深渊的护城河来抵御外患。
据现代考古发掘证实，宋国的城池大多高达11.5—12米，远超当时各大强国。宋都商丘，更为四面环绕沼泽地区之超强防御堡垒，楚军虽强，但想轻易啃下这块硬骨头，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基本上春秋时楚攻宋，大多为围城战，只有耗着打，攻是攻不下来的。战国时楚还曾让鲁班制造云梯攻宋城，结果也是被墨子击败。
事实上，兹父之所以敢跟强楚叫板、争盟，除了自恃仁义之外，也有倚仗宋国坚城易守难攻之故。
果然，楚成王最终耗不下去了，再这样苦耗着非但宋国打不下来，反而会耗个两败俱伤让其他诸侯趁机占便宜，不如见好就收吧，给宋国一个教训便是。
于是楚成王派大夫斗申宜去鲁国献捷，将打宋国得来的部分战利品送给鲁僖公，明着不说，实际上是想让他来做调停人，给自己一个台阶好下，毕竟就这样退兵有点没面子。
鲁僖公心领神会，于是笑纳了这些战利品，这个小滑头对救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感兴趣，但对调停这种讨好又不费力的事情当然义不容辞。于是，是年秋，鲁僖公与楚国方面的诸侯会于薄地（今河南商丘北），并劝楚成王放了兹父，退兵与宋国讲和。
楚成王早就想放了兹父了，这废物没有半点利用价值，简直就是只垃圾股，长期持有纯属浪费，不但升不了值反而耗粮食；杀了吧等于脏了自己的手，还会大失人心，跟在股市上割肉没啥两样；还不如赶紧脱手还给宋国。再说了，宋国那个目夷看起来挺厉害，让他当国君还不如让兹父这个傻货来当，敌人的愚蠢就是自己的幸运嘛！
于是楚成王就坡下驴地放了兹父，不仅转手了一只烂股票，反而卖了鲁僖公一个人情，小赚一笔，何乐而不为呢？
兹父虽然恢复了自由，但国内已有新君，于是就跑到了卫国，与母亲重聚。
短短几天，从霸主到囚徒，从囚徒再到一无所有的平民，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兹父累了，他想过一段平静安乐的日子，将这段不愉快的回忆彻底忘去。至于宋国的前途，就交给新君目夷吧，他在国难之际沉着冷静，干得不错，既然如此，那就继续干下去。
但目夷却不想接手这个烫手山芋，于是亲自来到卫国请兹父回去继续领导国家，并说：“国为君守之，君何为不入？”
目夷是明智的，他虽暂代了国君之位，但兹父在宋国国内仍有大批支持派，万一这些人不服气生出什么乱子来，那可如何是好？
宋襄公回到宋国复位，心中没有后悔，只有恼恨。此次受辱，他不怨天不怨地，只怨那郑、许、陈、蔡、曹等国诸侯，心中恨死他们，甚至比恨楚成王还恨。
这帮没有骨气的“夏奸”，公然媚夷全不知耻，明明把中国操纵之权，授之于荆楚蛮夷之手，长此以往，楚人目中尚有中国乎？
耻辱啊耻辱，宋襄公自己被囚倒不觉得很耻辱，却反而为诸夏感到耻辱起来。
宋襄公痛定思痛，他终于明白，光靠盟会是解决不了楚国问题的，必须打一仗，堂堂正正地打一仗，来展现宋国的精神，重振诸夏的勇气！此战无论输赢，只讲仁义，因为只有仁义才能将华夏诸侯重新团结在一起。在宋襄公看来，利益关系的联盟是没有任何凝聚力的，只有仁义才是王道！
于是，宋襄公积极备战，日夜练兵，准备在适当的时机与楚国来场仁义大战。他坚信仁者无敌，即便他屡战屡败，但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宋国；因为他坚信他的仁义即便不能感动荆蛮，但一定能感动上天，感动所有华夏诸侯。
在那些下着雨的夜晚，宋襄公仍然怀抱着梦想，安然入睡。梦里，是一个洋溢着温暖阳光味道的大海……
但是很可惜，时代变了，温暖和煦的阳光沙滩海浪并不存在，如今这个暴风骤雨的新时代并不相信仁义，就在宋襄公回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38年）三月，郑文公再次带着大量聘礼亲自前往楚国朝见，极尽讨好之能事。在郑文公眼里，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至于仁义，几毛钱一斤？
宋襄公闻信拍案而起：一个出身王室的姬姓贵族，一个堂堂的华夏伯爵诸侯，却屡次自愿主动、卑躬屈膝地去向一个南方蛮夷子爵献媚，频繁之程度比朝见周天子还甚，简直岂有此理！好，就先去揍郑国，打狗给主人看！
出征之前，宋襄公还在誓师大会上兴奋地向将士们表示：“如天不弃我，则商之业可兴矣！”
宋襄公非常清楚明白地宣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台下有的人很激动，有的人很振奋，但也有人很担心很纠结，就是各自怀抱着这样矛盾的想法，大军离开宋国，朝郑国出发。
8 最后的义战
在《东周列国志》中，宋国此次伐郑是举倾国之兵单独前往，但事实并非如此，宋襄公这个没落霸主也不是一点儿号召力都没有的，据《春秋》记载，当时加入宋国联军的不仅有姻亲之国卫、归附之国滕，而且还有楚方面的小弟许国。另外陈国此时也倾向于宋国这边，为联军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
由此可见，薄之会宋襄公受辱归国后，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外交工作，将很多楚国方面的小弟争取到了自己这边。人常说宋襄公是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很显然，楚国无信无义之举也让一些华夏诸侯感到反感，于是他们纷纷叛楚投宋，楚成王外交受挫必求于军事，就算宋襄公不动手，楚国迟早也会动手的，宋楚两大阵营迟早一战。关于这一点，我想宋襄公或许考虑得比我们更早。
事实上，宋地方三百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兼地处天下南北交通之地，所谓襟带河济，屏蔽徐淮，舟车四达，商务辐辏之国也。所以，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其势力来说，宋都是北进中原的楚国霸图路上的大肥羊和拦路虎，就算宋襄公忍气吞声闭门自保，楚王也不会放过宋国的。由此可见，宋襄公的不自量力并非公子目夷说的那样是徒惹祸患，他也是很无奈的，局势险恶危机四伏，他必须豁出去赌上一赌！
宋襄公的策略，应该是想尽快打服郑国，从而将中原南部的诸侯结成强有力的抗楚同盟，守望相助，以抑制荆楚势力继续北上扩张，在这一点上，宋襄公与齐桓公殊途同归。
但是很显然，齐国的军事实力是远非宋国可以比拟的，据史料记载，齐桓公时代的齐军共有三军，按春秋军制，一军为12500人，所以齐军的总兵力在四万左右，再加上齐国每次军事行动，都有大批小弟跟在后头，人马雄壮，可谓威风八面。但是宋国在春秋初期一直只有一军，军事统帅称大司马，襄公即位后由公子目夷担任；后来宋襄公受辱回国，谋霸之心不已，故将宋军扩为左、右二军：使公子目夷将左军，特设左师之职（其大司马之职，则由公孙固改任）；襄公则自将右军（当时尚无右师一职）。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宋国伐郑，左师公子目夷并未参加，可见左军是负责守国，宋军中只有右军出战；而卫是新建之国，许、滕则是积弱小邦，派出的兵恐怕更是有限；综上所述，宋襄公伐郑之兵应该不会超过三万，就这么点儿兵就想打服郑国，恐怕没那么容易。
果然，郑文公仗着楚国这座大靠山撑腰，一面坚守，一面紧急派人向楚国求援。楚成王见宋襄公竟敢打他家狗，大怒，便召集群臣商量说：“郑事我如父，宜急救之。”
楚将成得臣眼珠子一转，道：“救郑不如伐宋，围城打援，以逸待劳，岂不更妙？”
楚成王一听这主意妙哉，赶紧大夸了成得臣一通，引兵攻宋。
这位在孙膑之前就悟通了“围魏救赵”之妙计的军事人才成得臣，究竟是何方神圣？
成得臣，楚国若敖族（楚西周时君主若敖的后裔）领军人物，名得臣，字子玉，春秋时代楚国著名将领。
强将手下自有强兵，按《左传》记载，之前齐桓公时楚攻郑曾出兵六百乘，又楚之军制与华夏诸侯军制不同，华夏诸侯每辆兵车配步卒100人，楚每辆兵车配步卒150人，故可推知楚军机动兵力至少有九万，非常之可怕！
看来，楚国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当年齐桓公引九国之兵都不敢与之一战，宋襄公有这个胆子跟它拼上一拼吗？全世界拭目以待。
楚军进入宋境后，所向披靡，一直攻到宋都商丘附近，好在国内有公子目夷的左军防守，这才得保商丘暂时无虞，但是楚军势大，宋襄公势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赶紧从郑国撤兵，回去保家卫国。
成得臣见大鱼已经上钩，便不再进攻，而将大军驻扎在泓水（雎水支流，今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南岸，派人向宋襄公约战。
宋襄公当然应战，这些年中原诸侯畏楚如虎，个个都跟缩头乌龟一般，宋襄公都替他们害臊！值此万马齐喑之际，必须有个人勇敢地站出来与楚国来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决战，无论是输是赢，反正不能让楚蛮子看扁了！
宋襄公非常清楚，对付楚国这样的贪狠之狼，只能让自己硬起来，越软越是助长它的气焰，越怕越是要被欺负，左右拼它一场，就算输也要输得轰轰烈烈。
然而，宋襄公的决定遭到了宋军高层的普遍反对。
长久以来，楚军在中原所向披靡，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宋军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大司马公孙固力劝宋襄公道：“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之矣！”
公孙固的话代表了很大一批宋国自保求全派的意见，他们认为上天已经抛弃了殷商，所有努力都是徒然的，宋襄公欲图民族复兴，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宋襄公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叫公孙固闭嘴。
公孙固长叹而退，他实在想不通宋襄公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仍不惜拼命一击，这不是找死吗？要他说，就跟楚国认个错服个软，保证啥事儿都没有，最多也不过割地赔款而已。好比郑国那样，暂时的委曲求全未尝也不是一种策略。
宋襄公看着公孙固的背影，视线渐渐模糊，他的眼眶已经湿润。
不用公孙固多说，宋襄公岂能不知晓这一战的危险？叔兴之谶言犹在耳，悲剧的宿命已然注定，这一战，他就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来的，飞蛾扑火在所不惜，总之要他向荆蛮跪地求饶，对不起，做不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明知危险可以避免，仍坚守信念拼死一搏，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才是真正的勇者。如果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懦夫也敢出手，根本算不了什么。
不过，地球人都知道，勇者与傻子只有一线之隔，执著与顽固也只有一线之隔。
终于，公元前638年十一月一日，在料峭的寒风之中，春秋时期最愚蠢、最可笑，也最悲壮、最感人，还最古怪的一场战役——泓水之战爆发了。
这场战役的第一大古怪，也可以说是第一大疑点，就是身为楚国著名将领的成得臣，竟然在决战前没有事先渡过泓水占据有利地形，而是在宋军完全列好阵势后，才慢腾腾地开始渡河，这太古怪了，完全不像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军事将领所为。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车战。以战车作战有两大要素，非常之关键。
首先就是地形。春秋时候的战车驾驶起来非常麻烦。不仅车体长、横面宽、轮子大、底盘高，而且还得用缰绳同时驾驭四匹桀骜的骏马，这可不像我们现在参加一两个月驾驶班就能速成的，那得从小就开始训练，以为先秦时贵族的必修课。所以，即使最优秀的御手也需要足够平坦的地形，否则随时有可能整车倾覆。
其次就是阵形。由于战车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太差，所以只能使用大排面横列方阵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正因为如此，所以前后排间隙要足够，这样才不会追尾；左右列的间隙也要足够，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就好比《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每行进个五六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并不单单是为了展示军队纪律，那是有实际用途的。
由此可见，春秋时车阵作战，谁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谁的阵形更稳固更整齐，谁就更有可能获胜。那么成得臣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怎么可能犯如此巨大的错误呢？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根本没有把宋军看在眼里，认为随便打都能获胜，所以才会不加防备大摇大摆地渡河。
少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此乃诱敌之计，他就等着宋军钻进自己的埋伏圈里，好来个瓮中捉鳖。
两种见解都有道理，我在这儿不予置评，但当时宋军大司马公孙固显然认同的是第一种看法，他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提议半渡而击之，打他个首尾不能相顾。
但是这条妙计在毕生尊奉古军礼的宋襄公看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摇了摇头说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之也。须其出。”
春秋三传，宋襄公的答词略有不同，但都很朴素，然而在《东周列国志》中，小说家冯梦龙为宋襄公编了另外一套说辞，说是宋襄公于战前在车上预竖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待得此时便道：“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冯梦龙很有才，在他的笔下，宋襄公完全变成了一个舞台上的小丑，喜剧效果十足，一副无厘头的蠢货形象。从此在人们的印象中，泓水之战演变成了一出搞笑的闹剧，悲壮之感全无。
过了一会儿，楚军已完全渡过泓水，但是乱乱哄哄，正在整理队列，部署阵形，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趁乱进攻，打他个立足未稳。
这依然是不被当时国际法所允许的，所以宋襄公还是摇了摇头道：“未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待其己陈。”
但在《东周列国志》中，宋襄公再次变化形象，从小丑变成了流氓，他竟朝公孙固的脸上吐了口口水，骂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
冯梦龙又在恶搞了，宋襄公朝手下大将的脸上吐口水，举动好似街头无赖一般，这与他迂腐君子的形象岂非矛盾？
文字真是太神奇了，一个活得太认真以至较真的悲剧人物，也可以被塑造成一个极具喜感的拙劣小丑，历史就是这样被打扮得面目全非的。
正说话间，人多势众身经百战的楚军已经排好阵势，漫山遍野黑压压一片，好不吓人。
每一个宋国将士，包括宋襄公在内，脸上都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这些勇敢的战士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在危险面前感到害怕，就和你、我，以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一般都有过伟大的梦想，破灭了，于是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有时投机，有时退缩。这种生活方式并没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不幸的，人们必须谨小慎微地生活。眼前的楚军强大到令人战栗，在那样的大势之下，他们的结局早被注定为必被遗忘的失败者传奇，这种挫败感和悲剧命运足以让任何人失去斗志。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信念，或者叫做坚持，它能让人以全世界再无第二的斗心奔向失败……楚国人可以挺进中原，也可以征服华夏，但是在此之前，请先从宋国勇士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于是蓦地，宋襄公圆睁双眼，奋然振臂，传令大军击鼓进攻，然后亲率兵车一马当先杀向楚阵，宋军为主将气势所鼓舞，遂一齐呐喊，燃烧热血与斗志朝失败冲锋而去，楚军同时击鼓，两军交错，杀声震天。
——冲啊，勇敢的甲士们，公平痛快地去战斗，用你们的戈矛，舞动礼义！
为了宋国的尊严，为了君子的荣耀，宋襄公与他的勇士们终于豁出一切拼死一战，虽然悲壮的结局早已注定，但这就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使命；无论如何，这就是宋襄公的选择，也是他的宿命……
宋襄公实在是个傻子，这样的傻子，当今这个世界已经再也找不到了。
9 古代的军礼
月色映照在商丘城头，悲伤而宁谧，宋襄公捂着流血不止的大腿，躺在战车上呻吟，城门大开，公子目夷带人迎了出来，将这帮残兵败将接入城内。
宋军败了，大败，这支军队人数又少，且为新建，根本就不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之强大楚军的对手，他们很快就陷入重围，一番激战，宋襄公大腿中箭，无力再指挥战斗，只能率众突围，为了掩护他撤退，数百忠心耿耿的门官竟全数战死，宋军损失惨重。（门官：春秋时国君的亲卫队，由卿大夫子弟组成。）
梦醒了，世界一片荒芜。
继齐桓之后，宋襄的霸业也灰飞烟灭，随风飘散，一个散得凄凉，一个散得悲壮。
从此，千年笑声在围观的看客间回荡，笑齐桓的昏，笑宋襄的仁，笑他们傻，笑他们咎由自取。
然而，宋虽惨败，但余勇可贾，他们同仇敌忾，拼死抵抗，斗志更甚之前，楚军故而未能痛打落水狗，乃以凯旋之姿，跑到郑国索要“慰劳”跟“慰安”去了。
战后七天，也就是十一月初八晨，楚军至郑，郑文公夫人姜氏（齐桓公之女）、芈氏（楚成王之妹）亲自出城，慰劳楚军与楚成王。次日，楚成王入城，接受郑文公的宴请与享礼，郑文公向楚成王敬酒九次（上公之礼），并陈上各类礼品百余件（天子之礼），极尽讨好，唯恐不周。宾主尽欢直至深夜，芈氏又亲自将楚成王送回军营。这些都是违反周礼的举动，楚成王处处以蛮夷自居，屡次抵触华夏意识形态，光这一点，楚成王就做不成中原霸主了。经此事后，中原诸侯对他反感日增，尤其是齐鲁晋秦等大国。由此可见，一时的成功不算什么，一辈子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笑到最后，才笑得最美。
楚成王以郑国恩人自居，又吃又拿，临走竟还带了两个女人回军“慰安”自己。据《史记索引》所云，此二女即分别为姜氏与芈氏所生之女，也就是说，郑文公竟然用自己的亲女儿“慰安”了楚成王，或者说，楚成王竟然奸淫了自己的亲外甥女！
这就是弱国的悲哀，要么拼死抵抗流尽男儿之血，要么卑躬屈膝得保苟延残喘，生存还是荣誉，这是一个问题，二者只能择一，选了就不要后悔。
宋襄公就不后悔，他丧师辱国，祸及百姓，国人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指责于他，他却执拗顽固，死不悔改，竟还“狡辩”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为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这句话里的“重”字，应读平声；所谓“不重伤”，就是指不能打击已经在战场上受伤的敌人。乘人之危对无法再战斗的弱者出手，这是卑鄙小人的行径。
这句话里的“二毛”，不是指两毛钱，也不是指两根毛，而是两种颜色的头发，即头发黑白相间之意；所谓“不擒二毛”，就是指不能俘虏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兵，如果俘虏了，也要战后礼送回国，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不能忘，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也该如此。
潘安的《秋兴赋》序言有曰：“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意思是说这位美男子在32岁的时候已经长出白头发了，即所谓“潘鬓”。看来，如果潘安穿越到楚军中上了泓水战场，宋襄公也肯定不会为难他的，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早生华发。
另外“不为阻隘”与“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不阻击敌人于地形险要之处”和“不攻打还没有结成阵势的敌军”。在春秋时代，不待对方摆开阵势就进攻的战例还并不多见，《左传》中明文记载的只有四次，一为鲁攻宋，一为晋攻狄，一为鲁攻莒，一为吴攻楚。
现在我们听到这些古军礼，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但在宋襄公的时代，它却是为华夏诸侯所普遍奉行的战争法则。虽然偶尔有人违反，但大多数还是很守规矩的。比如从前那个好鹤的卫懿公，《左传》详细记录了当时谁是他的御者，谁是他的车右，谁冲锋在前，谁坐镇在后。在蛮族面前，这样的战术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卫懿公坚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帜，这导致了他始终都是狄人重点攻击的目标，结果自然是死得很惨；再比如孔子的高徒子路，打仗时帽带断了，他宁死也要先系好帽带再去作战，结果帽带系好了，自己也被敌人杀死了。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战争法则呢？这些后来罕见的战争法则，到底有哪些内容呢？这些上古军礼为何后来又逐渐隐没了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在战国以前古人的意识形态里，天下为一家，大家长是“天子”，各国都是兄弟或姻亲之邦，亲戚之间有矛盾，可以用战争来表达怒火，但目的只是为了定出个胜负，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只要对方服个软认个错，就行了，点到为止，无须斩尽杀绝。这样才能保证战争之后两国能重新恢复兄弟之谊，床头打架床尾和，打打闹闹还是一家人嘛。
所以，那时候的战争，在我们现代看来，形式大于内容，既不残酷也不血腥，怎么看都更像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比赛，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由贵族车兵（称甲士）组成，奴隶和平民（称徒卒）则好似在旁加油打气的拉拉队，通常只负责运输辎重、喂马煮饭等后勤工作。
既然是贵族的公平决斗，当然有贵族的臭规矩。
第一，战争要选择时间，不能伤害农时，耽误农业生产。不要有意利用对方民众的困苦，更不能在对方国丧的时候展开进攻。
第二，战争之前，要先到太庙去祭告祖先，强调自己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然后还要占卜，如果不吉就不打，因为这说明祖先不同意。
第三，占卜吉了，还要给对方下战书，约好比赛的时间地点，不能“不宣而战”。完了还要大摇大摆地击鼓出境，不能偷偷摸摸隐藏行军路线。另外战场的选择也有讲究，必须选空旷的“隧野之地”，农田或城市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样会伤及无辜百姓。
第四，进入敌人的国家后，不能施暴于庙堂圣地，不可以打猎伤害农业，不可以破坏建筑物，不能焚烧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抢掠六畜、庄稼和其他器械。
第五，在正式开战之前，还要派勇士去对方营地挑战，美其名曰“致师”。这时候双方的勇士单打独斗，双方的士卒各自为运动员加油打气，“致师”一般只活捉不杀人，打击对方的士气而已，游戏的意味更显浓厚。
第六，致师结束后，双方运动员入场，等到完全摆开阵势，这才开始面对面冲锋，冲锋过程中战车还不能相撞（杀伤力太大），必须要错车而战，并且持何种武器的人应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严格规定。战场上看到了对方的国君，还得从车上跳下来，摘掉头盔，戴上帽子，然后才能上车开战；开战时碰上老弱病残，不能加以伤害；对方如果受伤了，还要把他带回军营好好治疗，然后礼送回国——这与荷兰思想家格劳修斯提出的近代国际法何其相似——坚持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反对杀害妇女、儿童等非参战人员，反对杀害放下武器的战斗人员。
第七，既然类似于竞技比赛，当然是一战定胜负，双方一冲锋，谁的阵脚先乱，谁就算输，对方一投降，这仗就算是打完了。所以战斗往往很快就结束，甚至一回合就能分出胜负，经常是白天打仗，晚上就可以回家陪老婆。“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军礼明文规定：战争进行中，有一方溃败，只要逃跑超过百步，另一方就不能再追赶；战争结束后，一方撤退超过九十里，另一方就不许跟踪追袭，应该原地列阵，放归老弱俘虏，欢送败军回国。
幼稚吧，可笑吧，这些臭规矩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确很是古怪。可这些在人类社会的童年，却真真正正地出现过。不止中国，欧洲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晚得多。中世纪以后，欧洲渐渐分为若干并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信仰相同，语言相通（拉丁语），故彼此之间虽有战争，但也秉持着骑士之精神，视贵族之荣誉胜过生命，不杀俘虏，不伤害非战斗人员，不对毫无防备、没有披挂整齐的骑士发动攻击，甚至俘虏了对方骑士还搞“三陪”，陪吃饭喝酒沐浴，待如上宾，等他的领主拿钱来赎……当然，关乎信仰的宗教战争除外。
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之标准去评判古人的是非。泓之战中宋襄公他不蠢，他也不是不懂得打仗，他只是按老规矩办事而已，不幸的是这个老规矩渐渐不合时宜，所以被后人鄙弃丢光、最后忘光光罢了。
自春秋始，礼崩乐坏，诸侯力征，社会矛盾激化，古代温和的“以战为礼”思想已经不能适合新形势下的斗争需要，所以不断有人站出来打破这个规矩，并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利益与政治利益，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鲁将曹刿以及楚成王。春秋时这样的人还少，等到战国，便几乎人人如此了。清人顾炎武就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所以说宋襄公的悲剧，在于他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处，旧的规矩行将过时，新的规矩又遥不可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妥协与变通，可惜宋襄公偏偏就是个从来不知变通的顽固分子，他执迷不悟地坚守着古老的梦想与规矩，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算他不守规矩不讲仁义，人们也不会对他有多少微词；反而他守规矩讲仁义了，一旦失败，却会遭到国人与后人更大的责难与耻笑。这里面居然还包括他的哥哥，思想先进的公子目夷在内。
公子目夷说：“君未知战。强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强者，皆吾敌也。虽及耄耋，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未成列者可也。”
宋襄公与公子目夷的争论，不啻为一场时代性争论，究竟在新形势下还要不要遵守古代的规矩，这是一个问题。
公子目夷的观点是：宋襄公根本就不懂战争，战争就得不讲规矩。如果真要有规矩的话，唯一的规矩就是要争取胜利。强敌在前，本来胜算就小，对方没有布好阵，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好机会，为什么不利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多杀敌人，还管他们是不是老头子，更管不了他们有没有受伤。如果敌人已负伤就不再打击他们，那么一开始就不该让他们受伤；如果要在战场上照顾那些年纪大的敌人，那不如直接向他们举手投降算了，何必还要打这一仗呢？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公子目夷的话貌似的确很有道理，后世的军事思想也基本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于是在中国，战争方式开始变化多端，奇谋诡计层出不穷，为了胜利不择手段，战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别说什么“不重伤、不擒二毛”了，就算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坑杀战俘，就算将整片整片的乡村城镇夷为平地，就算是杀人盈野、屠城灭国，杀得对方士兵平民男女老少一个不留，也眼睛不带眨一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坚持公平与仁义的战争方式，并坚持至死，且至死不渝者，或许就是我们这位被嘲弄千年的“蠢猪”宋襄公了。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一个规矩的，无规矩不成方圆，战争也要有底线，没有底线的战争不是战争，那是毁灭。
有人说了，没有毁灭哪来的重生。我说，我宁愿要宋襄之仁，也不要这样的重生。
事实上，如今的现代战争也是讲点规矩的，比如“二战”以后的日内瓦公约，各国基本都遵行这部国际公法，违反了就属于“战争罪”，必须当成战犯接受国际军事法庭的制裁。
当然，宋襄公刻板遵守上古军礼也非完全正确，因为当时社会的实情已经不允许这么做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已至崩溃边缘，孟子亦不得不承认：“救死而恐不瞻，悉暇治礼义哉？”看来一味地遵守礼仪，似乎也不成。
如此看来，宋襄公没有错，公子目夷也没有错，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
我个人的回答是，完全没有规矩不行，像宋襄公那样拘泥于旧规矩也不行，这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什么时候追求铁血与权谋，什么时候追求公平与正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无数次地问自己，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这是一个问题，它不仅是所有国家与民族共同的问题，也是人类永恒的问题。
10 千秋毁誉
如何正确认识宋襄公与他的经典战役泓水之战，这个问题缠绕了中国人很久，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演变，各种各样的评价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争论无休无止，看态势似乎还要继续争论下去，不知何时才是一个尽头。
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一位叫做蔡明超的中国商人激于民族的义愤在法国拍卖会上以天价买下了两颗当年被英法联军抢掠去的古董兽首，然后宣布不予付款，目的是让这个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拍卖计划流产。
这件事在网络上传开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网友认为蔡明超违反了国际拍卖法，不守规矩，没有中国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更多网友认为蔡明超干得好，跟强盗就不该讲啥规矩，那些反对蔡明超的人纯属宋襄之仁，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争来争去，很多人都犯迷糊了，究竟是蔡明超做得对，还是宋襄公做得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貌似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搞明白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宋襄公那个时代就开始让人们感到疑惑了，即便是在当事人所在的宋国，国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很大，两派观点泾渭分明，各自走向极端。
以公子目夷和公孙固为首的国人显然是反对宋襄公的，而且反对之声非常尖锐，具体情况前文已经提及。
但是以正考父为首的部分宋国君子却是赞同宋襄公仁义之举的。《史记·宋世家》在最后就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大意是说：宋襄公的大夫正考父为了称赞他，因而追述契、汤、高宗时代殷朝兴盛的原因，最终写下《诗经》中的《商颂》。其中有一篇《殷武》就写道：“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看来殷商与荆楚乃是世仇）此外还有些君子也认为宋襄公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当时中原地区的国家缺少礼义，而宋襄公具有礼让精神，所以不惜褒奖之词，大力表彰于他，说他是仁慈的圣人。泓水之战发生地今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慈圣镇，慈圣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宋襄公的。
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残酷性加剧，古军礼已经荡然无存，所以这时候的史书春秋三传大部分对宋襄公持贬低态度。《左传》自不必多说，它大量记载了公子目夷与公孙固的反对意见，其态度非常明显。《谷梁传》也是差不多的意见，它说宋襄公“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又说：“兹父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认为宋襄公自不量力，丧军失民，其所谓仁义并不可取。
只有《公羊传》对宋襄公与泓之战大唱赞歌，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盛赞宋襄公泓之战可比于周文王，并相信他本来应该像文王一样取得成功，他最终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宋国臣民不争气。
而先秦诸子中的兵家，自然是百分百反对“宋襄之仁”的。孙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说要“乘人所不及”，又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吴起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说“行列未定可击”。
法家的韩非则认为“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以他也嘲弄宋襄公，称之“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
到了汉代经学兴起，认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又逐渐占了上风，其代表人物就是名声也不怎么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认为仁乃王道，宋襄公就是王道。董儒论事，只问是否合乎道义，不问是否能成功。
这就也有点偏颇了。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固然不好，为了道义不论成功是否也太扯了点呢？平衡，应该要有个平衡吧，太极端了都不好。
转眼到了宋代，这个与宋襄公有一字之缘的朝代，却是他骂名最多的时代。盖宋人重文轻武，看重文人的风雅，轻视武士之荣誉，宋襄公讲究堂堂正正尊重对手的战场对决，自然得不到心思灵活的宋人青睐，而通常斥之为假仁假义冷血无情之辈。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既喜好填词与风月，也喜欢指点江山评断青史的苏轼。苏轼在他的文章中大骂宋襄公假仁假义欺世盗名，说：“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
苏轼论史喜欢“诛心”，这在小生看来也颇不客观，真仁假仁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人都看法不同，怎可一概而论？历史是复杂的，依我看宋襄公功过参半，不能一棒子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