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更好的做法是多听听他讲他那些痛苦，她没有意识到，这一大半是由于最近她自己也常常被痛苦所折磨。
⑴当时一个著名的英国毛纺织品牌。
三十四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
南京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群普通罪犯。他们说，事关风格。共产党的地下行动组织绝不会如此行事。在这上头，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发言权。在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们自认为是专家。研究小组里几位主要的分析人员，大都对此有亲身体验。他们中有好多人都是从那所学校毕业的，简单说，他们曾是共产党分子，现在则是共产党的叛徒。
这一点，恰恰成为少校抨击南京小组的理由。此刻他置身于一个小型的多方会议中。开会地点在公董局官邸，坐落于法租界西部树荫如穹的毕勋路⑴上。会议之所以在这所名义属于私人的宅邸举行，纯粹是想让它在形式上显得更加不拘一格。会议是以巴台士领事的名义召集的（虽然他没有坐在会议桌上），他本人也是公董局总董。自从一八六五年圣马塞兰的白来尼子爵⑵在巡捕房领导权问题上与公董局发生冲突以来，这两个职位一向由同一个人担任。当时白兰尼子爵宣布停止现任包括总董在内的五位公董职务，并派巡捕包围公董局。事情一直闹到巴黎的外交部，那几名被关押的董事是在付出十万法郎保金之后才被释放的，那是在三天以后。外交部后来还专门成立善后委员会，以帮助上海租界恢复正常管理。从那以后，薛华立路总捕房就被置于驻上海总领事的牢牢控制之下，它的几位主要负责长官向来都必须是领事本人最信得过的人。
“也许诸位是不想让人把共产党组织想得太坏吧，总不能像个犯罪团伙吧？毕竟，那像是青春岁月的激情……哈哈……”少校当然是在挖苦这些前共产党的反共专家们。他对这小组的成员做过一番调查。租界外国商团的总司令毕沙上校也跟着大笑起来，在目前的讨论中，他一还有同样出席会议的马丁，全都无条件支持萨尔礼少校的观点。多年以来，租界里大部分白人（尤其是有权有势的商人们）对国共两党的争斗啧有烦言。游行示威和罢工早已让市面混乱不堪，要是再加上这种准军事行动，城市游击战，繁荣的租界早晚会被炸成一堆烂砖块。也许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通过让上海变成一个……
窗外院子里响起汽车喇叭声，领事夫人正准备外出。心情好时，巴台士领事会告诉少校，这座房子里有三位美女。前两位——当然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啦。最后一位少校差点猜错，幸亏他不至于凑趣到（或者扫兴到）要让自己抢先说出来。不是，不是水池里那尊半裸的大理石雕像，领事说的是花园里那个折成一道弯的小水池。水池的两端比较窄，中间弯折的地方很宽，像是她的美丽臀部。萨尔礼认为领事欣赏女人的口味更倾向于传统。这样说来，那个在岬角岸边上垂向池水中央的巨大樟树，岂不就像个老色鬼？有一根树枝恰好指向雕像的乳房部位呢。
“上海的帮会里传来好几份情报……”南京研究小组的曾先生还在坚持他的观点。
“青帮和你们一样，从来都是共产党的敌人。”
“你们也是！”南京专家反驳道。
“的确如此——也许在上海的防止赤化问题上，我们该多负点责任。不能太依赖国民政府。”少校应当感谢科西嘉人善于狡辩的天性，他让南京的这帮学者暂居下风。
“你们思想陈旧，太相信武力，完全不懂得管理城市。把国家政策当作党派政治的报复工具。我听说江西的共产党武装把你们一个师长的头颅放在竹筏上，顺着赣江漂进县城，你们就在南京和上海的监狱里枪毙一批共产党……”萨尔礼少校阅读中文报纸，租界里很少有像他那样的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想法有真正兴趣。他记得那篇报道的标题是——《江声无语载元归》。
“……上海可以成为你们国家的模范，现代城市的模范，法制社会的模范。”对少校这番哲学思考，只有代表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观察家布里南先生表示赞赏。他的眼神倦怠而又悲伤，但他还是在负责任地倾听。
“上海的混乱形势完全是你们的短视、你们的姑息造成的，你们只晓得赚中国人的钱。所有这些混乱都是因为你们在租界里限制中国政府的行动。共产党把它的中央局都设在上海，就是因为你们保护他们！”这是南京小组成员里一个忿忿不平的年轻人。
“……国父的三民主义是现阶段中国所有问题的最好答案！现在正是要求国民党实施铁腕的训政时期。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管好这座城市的……也许要等到大上海计划成功的那天……”他有些气馁。
这些讨论是偏离会议主题的，这些问题应该交给伦敦或巴黎——甚至南京的政客，马丁少校认为大家应当围绕具体事务展开讨论。南京研究小组的曾先生提出，他们的人员假如能在租界里获得更多行动自由，将给目前的情报交换机制带来更多效率。
马丁和萨尔礼代表两个租界的管理当局，对南京研究小组在持有枪支、无线电频率、特殊汽车牌照以及行动机构场所等问题上作出恰当的承诺。但你们无权在租界范围内对任何人实施抓捕，萨尔礼少校强调说。
正是在这点上，会议的气氛开始有所改变。抽象的哲学辩论很容易演变成互相指责抱怨，就事论事的讨价还价却往往可以成为真正的合作起点。南京小组的首席发言人曾先生认为，原先那种提出名单由巡捕房实施逮捕的设计常常导致错失最好的审问时机，他提出一种事后报备的妥协方案。当然，最终获得的情报将由各方共享。但萨尔礼少校说，绝不允许破坏租界既有的司法管辖制度，一旦南京方面擅自行动，他无法保证法租界巡捕不会把该类活动视为形同绑架。
在陷入一阵沉默之后，马丁少校出来打圆场。他首先承认在处理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上，南京小组有他们的长处。他狡猾地说，我们不妨对这类行动换一种定义，它既不是逮捕，也不是绑架。在某种情况下，南京研究小组和善地约请一两个当事人到驻地商讨一些问题，假如现场目击者一致认为其中并无胁迫强制，假如事先——或者事后租界警务处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得到一些合理的解释，假如讨论的结果将会完全以书面形式提供给警务处，假如在一定时限内（比如四十八小时内），这个被请到南京小组驻地的当事人会被转交给巡捕房加以看管，以后也会循由合法的提审、审判或引渡程序来处理，那也并无不可。
萨尔礼少校坚持所有的审问都必须在巡捕房派出的观察人员监视之下。再次妥协的结论是，一旦南京小组把行动完全告知巡捕房，巡捕房就将派出观察人员，而清晰的告知必须最迟在事发二十四小时内用书面形式交到租界警务处的政治部办公室里。也就是说，在那二十四小时内，南京小组可以尽情与当事人就某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和善的商讨。
“那么——此刻你最热切想要约会的对象是谁呢？”萨尔礼少校用这句话来结束上述讨论，语带玩笑，意在抚慰对方。
曾先生显然同其它中国人不一样，他确实有幽默感，不像别的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常常显得太过严肃。他的回答是：“根据之前的讨论，我们将会在邀请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告诉他们的家长。”
“那都够得上怀孕的时间啦。”毕沙司令欢乐地叫起来。
等到南京研究小组成员列队鱼贯走出临时会议室（这是二楼大客厅旁边的一间侧室），等到这五个相貌颇有几分学者风度的中国人穿过露台，从直通草坪的室外楼梯走下去，等到那辆黑色的大轿车开出大门，马丁少校高声喊道：“上帝，难道开个会他们也得派出那么多人么？难道中国真有那么多人？”
中国人离开之后，巴台士领事才出现在会议室里。在这一小块准殖民地里，他的地位相当于总督。这项职务要求他必须超脱于具体事务之外。他把一份刚刚由秘书撰写完成的备忘录递给布里南先生，请他转交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先生。备忘录是根据萨尔礼少校的建议写成的。
“我们得到一些可靠情报，证实各位之前讨论中的这个地下组织，目前正在采购一种杀伤力更大的军火。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尚未完全掌握，显然它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证实此前我们的猜想是正确的：上海正在日益变成国共两党互相报复争斗的战场。这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法国政府根据现有政策，正在着手准备从河内增调军队来上海，以应付此地的复杂形势。我们也希望其它与上海租界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欧洲政府作出同样决定。”少校的这番话主要是说给座中那位情欲旺盛的布里南小子听的。他是英国外交部的官方观察员，如果他可以让租界商人的老婆欲仙欲死，他也不妨替先生们卖点力气呀。
“还有那个大上海计划……”毕沙司令喃喃说道，租界里很多白人认为，这一计划会严重损害各国在上海的利益。实际上，少校心里明白，大上海计划真正损害的将会是外国地产商的利益。长久以来，欧洲投机商（近来美国财团也参与其中）总是向上海的西面和南面购买地皮。他们不断买入，等待时机炒高价格，出售。然后再去买入更西面更南面的地皮。南京政府宣布的大上海计划却把市政中心设计在上海的东北部。按照蓝图，他们将在闸北和江湾建造政府大楼、大学、实验小学，甚至体育场。开辟道路，配造公共设施，让城市商业活动在荒地中繁荣起来，未来的居民将会去那购置住宅。到时候，租界地产商斥巨资囤积的西南部地皮会无人问津，连本钱都收不回。不光是投机商，也不光是银行，整个利益链将会断裂。
“东京不断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他们一直都想扩大在本地的势力范围。公共租界的日本商人越来越不安分，这半年里，巡捕房老是在处理中日居民当街斗殴事件。”马丁少校提出新说法。
“他们要是有办法，我不反对多看到几个日本兵。你说这帮家伙脑袋后面那块破布是干什么用的？”毕沙司令转头问马丁。
“只是怕被人砍脖子，只是怕被人砍脖子。他们喜欢砍脖子。”马丁竖着手掌，往半空中一挥。
“那是明治军队跟我们北非军团学的。我听说天皇找人拿来各国军帽，一眼就相中这个。他可不管日本有没有沙漠，有没有能把人皮肤烤裂开的太阳。他觉得这种帽子跟早些年武士斗笠后挂的帘子差不多。而且那不是一块，那是两块，那是两块护身符。”萨尔礼少校喜欢阅读文件，手里掌握着各式各样的情报。
“我看这些本州岛农民还算老实。”毕沙司令评论道：“也许让上海变成一个自由市，是个明智的选择。”萨尔礼少校觉得他的说法很粗鲁，很像那帮正在大肆搜购租界四周农地的投机商人。在他看来，制定政策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此刻不妨先向上海增派驻军。夕阳照在窗外的水池上，水面微微颤动，如同全身涂抹金粉的肚皮舞女。
⑴Route Pichon，今之汾阳路。
⑵M.Brenier de Montmorant，曾任法国驻沪总领事。
三十五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
一开始，林培文并没有起疑心。他只是在残酷斗争中变得越来越仔细。他学得很快，主要是通过观察朴季醒的做法。他发现朴有个好习惯，大大小小不管什么行动，事后他都会再去一趟现场，向那些光着脊梁，扎着裤带，站在烟杂店门口的伙计打听。
他没跟老顾交代，一个人跑到星洲旅馆。从八里桥蜡烛店走过去，没花多少时间。一路上他都在琢磨，想找到一种跟人家搭茬的好办法。装扮成一个打算开房赌钱的白相人？他觉得自己又不太像。
他站在法大马路街对面，冠生园的门口。直到有人踏上那条通往旅馆的窄梯。才快步穿过街道。他觉得，账台上有别的客人，会让他比较安心。楼梯口柜台上，账房在说话，他从客人身后走过，背靠在那面墙上，跟条凳上坐的茶房搭讪。他压着嗓音，打听这地方的花样，他挤弄眼睛，暗示他此刻的兴趣与女人有关。
可他听说这里常常不太平。巡捕常来查房。法租界巡捕房明令禁止暗娼。
“我住在对面弄堂里。”他不合时宜地补充一句，按理说，干这种事的人是不会告诉人家自己住哪里的。
“是啊，上礼拜就来过，你害怕？”
他摇摇头，缩缩脖子，又耸耸肩，又动动手，口袋里几块银元晃荡晃荡。
“巡捕房查的是赤党。”
“谁说的，不是说他们盯着一个女人？”
那茶房年纪不大，阅历颇丰，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他抬起头来，盯林培文一眼，态度大有深意。他也摇摇头，说：“是个单身女人。他们把她带去巡捕房啦。还有个男的。”这就是刚刚所说的，你总能在事后，在现场听到一两句有用的话。
他的离开方式很笨拙，扭头就走，就好像打听这些事让他羞愧难当。其可疑程度足以让茶房警惕，足以让他在空闲时向账房报告。他急匆匆离开骑楼，试图避开那些乞丐的目光。乞丐三三两两，背靠廊柱坐在地上，享受这巡捕午休的难得好时光。
冷小曼在说谎！那天她给老顾打电话，他就在边上，是他先伸手抓向话筒。他想，必须赶紧向老顾汇报。如果冷小曼被带去过老北门捕房，这意味着什么？这问题他还没来得及好好想一想。可老顾已离开蜡烛店，正准备与冷小曼碰头。按照约定，老顾今天要去见冷小曼的那个新朋友，那个摄影记者。那人在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处有很过硬的私人关系。他在八里桥路的拐角上停住脚步。
他不知道那个约会地点。他很快就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关键在于，实际上冷小曼完全是一个已暴露的人员。她的照片公开登在租界的各种报纸上，巡捕房的墙上一定会挂着她的照片，供那些包打听每天出岗前加深印象。假如她被带去巡捕房，她一定会被人认出来，可巡捕房却像瞎子一样，把她给释放。视而不见从来不是看不见，而是装作看不见。
他觉得脑子里很乱。老顾找不到，朴季醒也找不到，他向来是有疑问就去找这两个人。可他这会谁都找不到，他的小组已全体出动，近来，老顾很少抛头露面，基于安全考虑，约会必须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他想他最好去法华民国路的安全房好好想想。那是贝勒路出事后新租的房子，在皮少耐路⑴和华成路之间。民国路是法租界和华界的分界道路，门牌号属于法租界管辖，因为那条直贯东西的大弄堂往西通向敏体尼荫路。而房子的东面窗户对着民国路，穿过马路就是华界地盘。房子由他出面租，主意是老顾的。老顾说，有天夜里他在民国路闸门被法租界巡捕抄靶子，他正好抬头看见二楼突然亮灯。他灵机一动，觉得要是在东头窗下放一捆麻绳，遇到紧急情况就好办得多。林培文对当时的情形记得很清楚，他记得老顾说话时眼神有些凄凉，这很少见。
可他没有来得及回到那幢房子里。后来他觉得正是因为当时他满脑子都想着冷小曼的谎话，才掉到那个阴险的陷阱里。
他刚拐过街角（后来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哪个路口）。只记得从手指的缝隙间，他依稀看见许多水果，堆在蔑筐里。他看见各种各样的桃子，粉红色的水蜜桃，扁形的绿色桃子。他的上半截面孔被一双粗糙的大手捂住，手指嵌进他的眼窝里，让他的太阳穴一阵刺痛。
那双手是从他背后伸过来的，声音也是从背后过来的，飘忽不定，像是从身后半空中的某个地方传过来：“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声音高亢尖利，像是在唱一种欢快的童谣，伴随着许多人的笑声。笑声被四周的嘈杂淹没，他的两只耳朵也被那双手扭成一团，他想，怪不得所有这些声音都像是从水底下传过来的。
他隐约听到急速的刹车声。有人站在他面前，推他，又像是在他身体的侧面拽他。现在，他的眼睛没有刚刚那么疼痛，在一阵五颜六色的光线照耀过之后，眼前突然变得更加黑暗。他听到很多人的急促呼吸，他猜想这会他是被人围上啦。
两条手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被人架住。他恍惚觉得被人拉到街沿，他的脚一下踩空。随后是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想那该是沉重的一拳。他这样想着，肚子上就更痛，膝盖发软，他弯下腰，一头栽倒在地……
可那不是坚硬的地面。他撞在一种柔软的富有弹性的东西上。他闻到一股新鲜皮革的味道，他还没回过神来，车门就被关上。现在，他知道这是在车里，他的裤脚被车门夹过一下。
汽车急速驶离现场。他的头被先前那双手按在车座上，背上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他觉得有一千个人坐在他身上。他的鼻子嵌在椅背的夹缝里，嘴里有一股金属的锈味，他估计是嘴唇或者牙龈在出血。
有人把一只布袋套到他头上。用绳子在套子的下方紧紧勒住，正好卡在嘴巴那个位置上，把他嘴角勒得快要绷裂。他想那是要防止他叫喊，其实他根本没想到叫喊，他根本叫不出声来。
他被许多双手拖下车，他看不见这是在哪里。他也没有时间概念，不知道车子到底开过多久。这方面他从来没有受过训练。要记数——他隐约想起朴季醒向他说过，在遭遇到类似的情况下，可以在脑子里数数。按照某种有规律的身体节奏，心跳或者呼吸，记住汽车转弯的次数（朴说无论如何你的身体会感受到离心力）。你还可以记住地面的变化，是上升还是下降，是坚硬干燥的还是柔软潮湿。如果你保持冷静，你的脚底甚至能感觉到砖块的拼缝。可他从未受过真正的训练，他根本来不及数数。他只听到鸟叫，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闻到引擎排放最后一缕尾气的味道。他甚至都没顾得上记下楼梯的阶数，他只记得他被人扔在一间三楼的空房间里，闻到四周那股阴冷的石灰水味。
现在，周围一片寂静。听不到急促嘈杂的呼吸声，没有人走动。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人遗弃在这个空房间里，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人遗弃在这幢空房子里。可他不久就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话，声音像是从他左前方天花板透进来。他的听力在渐渐恢复。这会，他甚至能听见从暖瓶往茶杯倒水的声音。他猜想这不是巡捕房，他听不到铁器碰撞的声音，没有手铐，也没有铁门和金属门闩在撞击。况且，他想，巡捕房完全可以公开逮捕他。他怀疑这伙人是青帮派来的。一开始，他设想会不会是星洲旅馆茶房捣的鬼。但很快这想法就被他完全推翻。当务之急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回忆起朴对他说过的那些事，释放你的听觉、嗅觉、触觉，释放你的皮肤，让它们去感受周围的温度、湿度，让它们去吸收所有的声音和气息。
不久以后，他就想起星洲旅馆的事，他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把情况报告给老顾，他觉得他们整个组织正危在旦夕，而他此刻却无能为力。他开始焦虑起来。
⑴Buissonnet Rue，今之寿宁路。
三十六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三十分
小薛觉得那些名词虚无缥缈，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些名词纯属舶来品，都是从欧洲从苏俄运来的，也许大部分还是从日本转运的。这一二十年里，这些名词如潮水般涌进来，让人目不暇接，囫囵吞下，顾不上消化。他觉得这些名词来得比洋货还快，来得比轮船汽车还快，一时间所有人都学会这些词汇，一时间连小报记者茶房跑堂都会说几句左翼运动或者帝国主义，好像谁不能用这些词来说话，谁就落伍，谁就变成乡下人。当然他觉得有些说法还是不错的，比如跟堂子里的姑娘睡觉，如今大家说成是发生关系。比如男人要是对女人有意思，他可以说他对她有爱情。这很管用，这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把事情挑明，如果大家都学会用这些词，那它们就会变成一种符咒，一说出口就让人着魔。他觉得在爱情这件事上，那些小说的作用至大，尤其那些电影的作用至大。他觉得不用多久全上海的乡下女佣都会像那些女主角一样，一听到爱情这两个字就浑身发抖，脑子一片空白。
顾先生——也就是冷小曼的那位领导同志在向他说话。这些符咒在他身上丝毫不起作用，可他仍然饶有兴致。让他觉得有趣的是顾先生的排场。他们约好在法国公园的大门外头见面，可到规定时间顾先生并没出现，五分钟后有两个年轻人在他和冷小曼的背后低声说：“跟我们走。”
他俩就跟着他们穿过公园那条贯通南北的大道。在公园西北角的另一处门口，那两个学生装放慢脚步，对小薛说（没有朝他看）：“在这里等着。”随后就加快脚步离开他们俩。
两分钟后，有人朝他们走过来，穿着黑色帆布西装。小薛觉得自己看到过这个人，他记得那一次他穿着黑色的皮衣，他想他一定是很喜欢穿黑色衣服。那人把他和冷小曼带到一辆配极车旁，让他们上车，他自己开车。车窗遮着帘子，他们看不到沿路情形，小薛认为，汽车在沿着霞飞路向西行驶。
车停在空旷的院子里，四周被大厦包围。楼房很高，阳光只能照到西北角上很小一块地方。院子里有草坪，有仔细剪裁过的花圃，有很多桦树。樱花树盛开，地面上全是花瓣。他们被人带进大厦，穿过一道玻璃门，不设门房，向左转是电梯间。电梯升到五楼，顾先生在房间里等着他们俩。
顾先生坐在马蹄形桌子的凹口中间。小薛和冷小曼坐桌子两侧带软垫的椅子。朴（他现在知道他姓朴）在小薛的背后，横在那张单人座沙发上，双腿越过沙发扶手，搁在一只折叠椅上不断摇晃。
顾先生谈到他的理想，他和他组织目前的任务。气氛有些冷场，她在桌子那边拨弄一支铅笔，朴的沙发扶手更加剧烈地晃动。
休息片刻。顾先生说，抽根烟，去天台上吹吹风。他们穿过厨房，从窄门外的铸铁梯子爬到天台上，螺旋形铁梯挂在大厦的墙体外面。
在天台的围栏边，他背着风为顾先生划着火柴，再给自己点一根。他们俩沉默地抽着香烟。水泥围栏墙角下爬满苔藓，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有很多积水。小薛在风中打个激灵，他竖起衣领，竖起手，让风吹走那截烟灰。
“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帮助我们？给我一个理由。”顾先生忽然说，他在微笑，又像是在对自己说话。
小薛看看他，摇摇头，他无言以对。他觉得这理由甚至连自己也不相信，他竭力让自己苦笑。
“因为她？”嘴角的笑意变得更浓厚，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好笑之处的笑话，像是他并不常常说这种笑话，以至于有些不习惯。
“因为爱情，这理由你们接受么？”
他望着脚边那一小块积水，解释说：“我是说，对于参加革命来说，爱上一个女人是不是个好理由？”
“唔唔参加——革命——”顾先生深吸一口香烟，扔掉烟蒂：“这样说来，你告诉自己说这是在参加革命？”小薛觉得他的眼神里有一丝阴翳，像是一种悲伤，像是一种寂寞。
“没错。是的，爱情——它常常让我们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甚至改变一下生活本身。”他觉得顾先生比看上去要有学问得多，他觉得顾先生懂得让对话沿着恰当的方向进展。
“我们接受任何一种理由，但必须告诉我们那是什么。哪怕是因为——钱。”他挥挥手，似乎从内心里不屑这种说法，似乎他也认为这确实是一种低级趣味，似乎他只是在提出一种最低限度的可能，好让小薛安下心来。
“对帮助我们的人，我们的确会给予适当的报酬。不——”他又挥手，阻止刚想开口说话的小薛：“我不是说你。我们有时会付钱给情报人员，假如他的确需要。假如他——比方说你那个在法租界警务处的朋友。他需要钱么？他来中国不就想要赚钱么？如果他同情我们，那当然好，如果他只是为钱，那也不错——”他快速地说完这些话，逐渐减弱音量，直到声音悄悄地消失在风里。好像想要把隐藏其中的伤害减少到最小，好像他很不愿意伤害小薛的自尊心。
他们再次回到房间里。幕间休息已结束，接下来是第二场。冷小曼已不知去向，此刻这更像是一场审讯。顾先生再次藏身到那个马蹄形凹口里，窗帘已拉上。他自己的椅子挪动到弧形桌子的对面，正对着顾先生。朴依然坐在他的身后，但这次他没有让自己横在沙发上。
“我们要问你一些问题。这是必要程序。别紧张——”声音既柔和，又明快简洁。
“告诉我你的姓名……”他并没有做记录，这毫无必要。而小薛认为，连这些问题都毫无必要。
但它们充满暗示，具有一种类似于催眠的特殊效力。从漫长的问答中形成条件反射，这种模式会固定下来，回答问题的那一方会渐渐去讨好、去迎合提问者。
“你是在哪里认识她的？”这一组问题全是关于冷小曼的。
“在船上。”
“在船上？”声音突然严厉起来。他也顿时警觉——他完全忘记冷小曼告诉他的话。他被这种催眠术弄得有些迷糊。他现在想起冷小曼隐隐约约告诫过他的话。可她没说清楚，她不想让小薛认为她喜欢说谎。她说，如果他问起你，你就说我们以前就认识。这不重要，她说，但你就这样说吧，她说。小薛以为她只是不想让人家觉得她轻佻，让人家觉得她很容易就让他勾搭上。此刻，他觉得冷小曼很可能没有对组织上讲实话。
“……在船上，你怎么跟她认识的？”声音又平静下来，让小薛觉得先前可能是错觉。
“我没有……这说法不确切……她走向船首甲板，一个人。那里风很大，很冷。我看到她，仅仅是看到而已……”而她像个悲伤的女战士，阳光让她的脸颊变成一种半透明的金色。
“我觉得很脸熟，我觉得她像是以前见过的某个人。我这样告诉她。我后来说给她听，她也觉得……我想——男女之间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我想如果她告诉别人，我们早就认识，这一点也不奇怪。你明白？”
“我懂。一见钟情——聪明的说法，对吧？”提问者又一次笑起来：“这说法让人不觉得轻佻。命中注定，对吧？”
“可能就是这样。”小薛模棱两可地回答道。
“聪明的说法，你也很聪明，可你也很诚实。”顾先生宽容地说。
但这是极其短暂的片刻松弛，声音又严肃起来：“那以后——接下来你见到她是哪一次？”
“我想是在那些报纸上。那些天报纸上天天能看到她的照片。”
“因此一你在船上第一次看到她，一见钟情。随后你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她，你那会虽然没有机会再次见到她本人，可那些照片给你更多遐想的空间。我们知道你是个摄影记者。于是，你不可救药地爱上她，以至于你一听说巡捕房要去贝勒路找她，就连忙抢先找到她，把消息告诉她？”
他觉得这些话里充满讽刺挖苦的意味，他想他应该气愤，跳起来，把一连串话抛到提问者的脸上。但他无力那样做。他知道在这些问题上他无法向人解释，在这上头他甚至无法向冷小曼解释。
他只是说：“实际情况——就是那样。”
“很好。实际情况就是那样。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是因为这说法缺少加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相信你可能就是那样一个浪漫的人。你身上不是有另一半法国血统么？”
小薛觉得如果这种说法能成立，那将又一次验证他先前关于词语符咒的想法。一个中法混血儿，不就应该做这类奇怪的事情么？
“我不相信报纸上的说法。我跟她说过话，我看到过她的眼睛，我想我是懂得她的。”他勉强给出一种说法。
提问者暂时抛开这些关于爱情产生方式的研究，离开这些富有诗意的对话。当革命与爱情发生冲突时，人们不妨允许一两句小小的谎言。
话题转向小薛在法租界的朋友。他的职务，姓名。他属于马龙特务班这个特别部门的新情报让顾先生很感兴趣。实际上，在他先前交给顾先生的那份书面报告当中，他已对此情况作出详尽说明。昨天夜里，根据冷小曼从电话里获得的指示，他独自坐在福履理路客厅那张工作台上，绞尽脑汁炮制出那份大杂烩。他想，顾先生和少校一样，都喜欢阅读文件。虽然都只是些片言只语构成的零星碎片（那与情报本身来自道听途说的特征相吻合），可其中确实包含大量重要情报。有些是警务处对顾先生本人身份背景的猜测判断，包括他从马赛诗人那里听来的一些观点，那些观点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显示其来源相当复杂。
小薛把这些道听途说写在报告中，可他自己并不明白这些情报的价值。（比方说，他并不知道警务处情报中关于金利源码头刺杀案的分析，那些对实施过程的模拟构想，马赛诗人对他简述的消息大部分出自南京小组的研究结论。他也不知道警务处对福煦路俱乐部事件纯属一种报复行为的判断，事实上与帮会的说法有关。他也无从知晓，顾先生对他当面交付这份文件，而不是一见到朴季醒就拿出来，感到相当庆幸。他告诉顾先生这份文件冷小曼并未阅读过，纯粹是根据事实来回答，而不是有意为谁作掩饰。）
三十七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五十分
朴季醒陪着客人吃晚饭，在那半小时内，顾福广把小薛报告仔细阅读一遍。霞飞路西段这整个地区全都是高级洋房，沿街只有几家花店和定制服饰店，朴一直把车开到亚尔培路，才找到一家野味香饭馆，他用菜盒把食物提回大厦。
顾福广再次阅读，抽烟，思考。随后把它们全都扔进壁炉，烧掉。重要情报由他独自掌握，这既是出于保护情报来源的考虑，也是让手下这支队伍保持单纯，不至引起思想混乱的必要组织纪律。此外，他当然不想让别人知道福煦路行动与老七的死多少有些关系。
报告文字在陈述方式和语法上稍嫌混乱，缺少统一的风格。有时是直接引用马赛诗人的原话，有时则采用间接方式来转述。有几段欲言又止，不断重新涂改，显得谨慎小心。随后又过分大胆，超越情报书写的文体规则自行加以分析判断。格外引起他注意的是那些逻辑混乱之处，比如，何以前段刚说马赛诗人认为那是一次与私人恩怨有关的报复，下一段却又明确引用同一个人的话说：“警务处认为这些人确凿无疑是赤色地下行动组织。”难道马赛诗人和他的上司持有不同观点？
顾福广认为，恰恰是这一点，才证实文件的可靠性。它来自朋友间的闲言碎语，它通过多次口耳相递，又由小薛用相当拙劣的文字拼凑，难免失去原貌。顾福广甚至认为，矛盾所在之处正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它证明法租界警务处已完全被他搞晕头，处于一种众说纷纭的状态中。
晚饭前他曾单独把冷小曼叫来，狠狠批评她一通。责备她违反组织纪律，在行动的关键时刻擅自与完全不相干的陌生人接触。最最危险的是，她竟然对组织上不说实话，明明刚认识不久，却告诉组织说什么，他们是老相识。千万不要被这些布尔乔亚式的小情小调冲昏大脑，他告诫她，更不要想欺骗组织！直到冷小曼被他批评得掉下眼泪，他才转而用一种宽厚的语气表扬她，无论如何，在小薛这件事上，她立下大功。
他对她说，越是在激烈的生与死的斗争中，爱情越是会意外地出现，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还举过一些例子，革命同志甚至在刑场上举行婚礼。他还半开玩笑地对冷小曼说，也许将来你们还可以孕育一对革命的小宝宝呢。将来——在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之后，你们可以转移去苏区，甚至可以去香港，去法国，他不是半个法国人么？他说得有些忘乎所以，直到冷小曼抬起头来，瞪大惊讶的眼睛。他补充说，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革命在一个国家成功之后，革命队伍也不能就此休息，它要向仍然处于阶级压迫中的其它国家输出革命，也许将来你们还可以在法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中贡献一份力量呢。
冷小曼离开后，他陷入沉思。他觉得长此以往，难以维持队伍的稳定。在刚开始一两次行动时，他一个人完全可以控制得住。这是一帮年轻人，活泼好动，思想单纯。但他觉得未来局面搞得更大之后，很难保证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会在思想上有所波动。他想他必须让组织不停运转，不断发起新的攻击。此刻他有些气馁，也许是烟抽得太多，他有些头晕。他近来常常觉得自己有时会变得过分消沉，他想那一定跟老七的死有关。
他朝民国路的安全房打电话。林培文小组大部分成员在他这里，他带出来执行任务。林培文本人，按照指示应当等候在那幢房子里，可电话没人接。他想，是到策划新的行动的时候啦。
组织的发展势头很不错。他手里已有三个行动小组，全员装备。还有一辆法国制造的八缸汽车。如果有需要，他还能再买，不断的行动带来充裕资金。新的有利条件是，如今他还有可靠的警务处情报来源。他已在租界这块地盘上站稳脚跟。
福煦路那次行动后，有人给他带话（他另有几个在上海人头很熟、身份复杂的关系人）。帮会大先生有意求和，开出条件是十万大洋，只要他保证不对青帮发动新的攻击。人家放出试探风向的气球，而他却保持沉默。他想人家还是在把他当成未成气候的一股势力，因为急着想出头，所以打打杀杀，可他想要的比这多得多。他想他还是革命的，只不过是革命的另一种形式。它终将改变这块租界的权力结构。
玻璃窗外，对面大厦的棕色墙砖反射着落日的光辉。深褐色头发的外国女人推开窗子。金光晃耀中，琴声似有若无。速度怪异的音乐，像是唱盘在胡乱转动。他觉得嘴里发苦，烟抽得太多，有点饿。他走向客厅，准备吃晚饭。
“报纸上说他是公众之敌……”
客厅里，小薛在讲故事，冷小曼神情茫然地拨弄筷子，朴季醒试图抓住小薛的漏洞：“这不可能，这办不到——你没有打过仗……美国人就喜欢吹牛，你不可能开车冲过包围圈，冲过交叉火力封锁的大街。”
“为什么不行？只要引擎转得够快，只要火力够猛。”
他一进来小薛就停住。小薛在讲美国大盗抢劫银行的事，朴说。而他只想吃饭。
“真的，美国总统给他起个外号，叫全民公敌。想想看，银行，资本主义的命脉。”小薛很好笑。小薛在竭力模仿一种独特的说话方式。可他越是努力，词句在他嘴里就越显得别扭。
他想到过银行。可如此规模的行动，他还没有把握。此刻他的组织有没有这种能力？
不是那种小型营业所。也不能寻找太大的目标。大银行警卫森严，电话直达巡捕房，多数位于人烟密集的租界中心地段，几分钟内装甲警车就可以赶到。就像朴说的，你没法在大街上冲出包围圈。
他不想听这类子虚乌有的故事。他要的是情报，真正的情报。他想应当再和小薛详谈一次。他要拿一张纸，把他想要知道的情况开列出来，给他一些提示，一些方向。好让他在下一次与那个马赛诗人喝酒时，恰当地提出问题，得到正确的答案。
他随便想想就有很多问题。法租界六个巡捕房的人员配置。关于这个正在追查他本人的马龙特务班，也有许多情况要弄清。他还想让小薛打听装甲警车的火力配备（他从小薛的故事里得到启发）。他站到小薛的立场，揣摩马赛诗人的警觉程度。一个普普通通的法文报纸摄影记者会想打听哪些有关警察的事情呢？怎样能既提出问题又不让人起疑心呢？他要告诫小薛，绝对不能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要在两次干杯的间歇随口说出来。如果别人沉默，如果别人顾左右而言它，如果别人把话题岔开，好像根本就没人问过，好像他刚刚是在自言自语，好像他刚刚问的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那就再也不要重新提出来，永不追问第二遍。
后来，他把小薛请进原先那个房间。并肩坐在马蹄形桌子的圆弧这一边，拿出钢笔和纸，像个家庭辅导教师在对学生说话。这时他又想出更多问题。小薛向他提到那位警务处政治部少校，那位负责长官。马赛诗人曾说过一根据小薛的转述，少校认为他顾福广的这个组织不足为虑，少校认为他顾福广不过是个恼人的“赤色小跳蚤”（小薛犹豫片刻说出这个词），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并不生气，他只是随即列出更多与少校有关的问题。
“不过警务处的人说你们当中很可能有金融专家。”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听不懂。金融——他是这样说的，我猜他说的是银行，所以刚刚——”小薛狡黯地朝他笑。
他宽容地拍拍小薛的肩膀。他认为他自己明白这话的意思。他也是后来看到报纸才想到的，他也是事后重新回顾整件事情，重新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他的联系人事先并未告诉他实情（也许那家伙自己也不知道），开始时，他并不知道有人为什么要开出二万大洋的价格找人刺杀曹振武。后来他才发现，有一根隐秘的线索能够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曹振武来上海的任务，那个南京要人（后来他看报纸才晓得曹振武来上海是作为这位要人的私人代表）的公开叫嚣，广东海关和投机公债的关系。可他知道以后也不懊恼。那是成功的第一步。那是一举多得的一次行动，既打出牌子又锻炼队伍。况且曹振武确实是革命的敌人，况且他刚刚建立组织，迫切需要资金。
那天夜里，回到民国路安全房的人焦急地打电话告诉他，林培文突然失踪。林培文应该守在那幢房子里等候消息，可他不在，夜里十点多还没回来。他顿时觉得怒气上升，所有事情里最让他担心的是队伍纪律涣散。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他早就意识到，年轻人的特点是在执行任务时把事办成的能力超出你想象，可闲下来时他们把事情毁掉的方式也多得你数不过来。他越想越生气，他又想到政治处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校说的话。
三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七时三十五分
有人解开勒住他嘴角的绳子，取下兜头盖脸罩着他的套子。即便如此，林培文也要过好久才终于看清四周这个狭窄黑暗的空间。他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霉湿气味让他的鼻子发痒。他虽然看不见，可分明能感觉到周围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他的左前方隐约有些光线，一块小小的灰白色区域。他猜想那是一扇百叶门，叶片已被人合上。于是他获得一个有益的讯息，这多半是一幢民居，这间狭窄的暗室多半是附属于某个房间的储藏室，或者一间改作它用的卧室附带的衣帽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