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时间已过去很久。但还不到半天。因为他被人捂住眼睛带上车前刚上过厕所，而此刻他虽然觉得憋尿，却还没憋到难以忍受。他身体正常，此前一直在外走路没喝多少水，所以他猜想从被绑架到现在大约在三小时左右，天应该还没黑。
关于憋尿，他记得朴有些说法。首先，它是你在缺乏别种手段情况下的计时工具，对此他正在加以实践。其次，如果你被黑暗和孤寂造成的恐惧折磨得无法忍受，你可以靠它来尝试与外界沟通，没有人会真的因为你想撒尿而惩罚你。万一人家果真不让你撒尿，那就是在测试你的身体极限，测试你的忍耐力。那样的话，你就有两种选项。原则是始终与你自己的直觉背道而驰。如果你心里不肯认输，想忍下去，那就赶紧用你能叫出的最大音量狂叫。一旦你忍不住想喊，最好的办法是索性把它尿在你的裤子上，因为对你身体承受痛苦能力的最大考验不是此刻，而是以后的几小时——几天内。你越是让对手产生错觉，就越是会减轻未来的负担。他想这会他应该喊叫。绑在身上的绳子让他很难最大限度释放音量，但他已尽最大努力。没有人开门，没有脚步声，叫声没有惊动任何人。他开始猜想喊叫的时间够不够长，能不能算是别人想要测试他的证据？可自尊心不允许他轻易得出结论。他实在不想把尿撒在裤子里。他停下来尽量调整呼吸，尽量让自己平静。
他在灰尘中喘息。突然门被打开，他被人连椅子一块拖到外面。空荡荡的房间，四壁刷白，窗外天色已黑。他被人解开绳，被人按在地上，水门汀在他脸颊上来回摩擦。现在，他合扑在地上，他的手臂被人从背后往上拽，在他脑袋背后朝头顶方向推，好像在扳动一把闸刀。他肩胛部位的韧带撕裂般疼痛。他觉得无法呼吸。脸上的凸起部分——他的鼻子，他的嘴唇——全都在水门汀上摩擦。他觉得肋骨像弓弦一样被拉开，绷紧，像是要把他所有的内脏射出来。然后，松开，再往前推。他甚至无法叫出声来。他觉得自己在呜咽，声音像是哭泣，他鄙视自己的软弱。
最后，人家松开他。有人扒光他的衣服，他现在赤身裸体。他被重新架到椅子上，重新绑起来。他被用一种古怪的方法重新绑起来，他的两双脚——在脚背和小腿交界处——被绳子向后勒紧，勒在那只沉重木椅的两条后腿上，使他不得不分开腿。左前方的聚光灯被人打开，强烈的光线从地面向上照在他脸上，照在他阴囊上，让他气愤，也让他羞愧。他越是觉得愤怒，就越是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像这会他变成一盏化学反应器皿，好像这两种情绪是按某种比例注入他体内。好像那是因为他不知该对谁发火。他看不清周围的人，在强光下那只是一些移动着的凌乱阴影。
但别人再次离开他。离开他之前，有人用一盆水把他弄湿，有人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台电扇，朝他身上吹。
他觉得冷，他的牙齿忍不住打颤，齿缝间有一股生锈金属的味道。他又觉得绳子勒住他身体的地方在发烫。他觉得膀胱快要炸开，小腹上那条绳子嵌在他皮肤下面，让他胀痛难当。关门前，有人告诉他，想撒尿？撒在地上吧。
没多久他就不再疼痛，再过一会酸胀难忍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他觉得一阵让他舒适的麻木忽然贯穿他全身。他昏昏沉沉想睡觉，可他刚一进入睡意的边缘就痛醒。
……绳子一旦松开，他怀疑自己刚刚真的已睡着。绳子一旦松开，他觉得浑身上下好像有千万根针在扎他刺他。好像空气里有无数针尖，好像空气被压缩，通过一种极细极密的筛网刺向他。
有人在他背后按住他，手抓在他肩胛上。另外有几个人在忙碌，他们搬来更多的灯，搬来更多桌椅。他们不想移动他，他想，他们想要把他冻结在这里。你要争取移动，争取转换环境。他记得朴说过，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让你清醒过来，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任人宰割的腐肉。他想，其实他根本无法移动，其实根本不用按住他。他浑身刺痛，肌肉像被针扎得溃烂开来，靡软无力，他连好好坐在椅子上的力气都没有。
人们开始提问，他觉得那都是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姓名啊，籍贯啊，他觉得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来，纯粹是想要冒充哪个官方机构。
他仍然置身在强烈的光线中央。他仍然赤身裸体，像是一头惊恐的猎物。他觉得刺痛在减轻，力气在一点点恢复。他打算等到力气再积聚多点就开始反击。他想灯光右侧桌后的那个黑影应该是这伙人的头，他很少提问，他在倾听，在抽烟，红光忽隐忽现。他想他应该把愤怒表达出来，可他觉得此刻他的气力聚集得还不够充分，那段距离他还不能一击而中。
他拒绝回答那个问题。他沉默，拒绝回答他们，下午他在民国路想去哪里？哪幢房子？站在他身后的家伙朝他后脑勺上重击一拳。他突然觉得再也不能等待，他跳起来，向那个黑影冲去，他像只青蛙那样蹬腿跳过去，捏紧拳头——
可他被绊倒在地。有人从侧面伸出一条腿，把他绊倒在地。那条腿使劲踢他腰部。踩在他腋窝里。那个黑影忽然开口说话，声音柔和而沉静：“放开他，让他坐起来。”
“好吧，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以先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有人对我们说，福煦路俱乐部爆炸案和金利源码头刺杀案发生时，你就在现场，你是个罪犯，有人把你给认出来啦。”这是吹牛，他当时并不在金利源码头上。当时他还未受到严酷斗争的考验，当时他只是个观察员。
“我是个学生，刚从南洋公学肄业，我正在找工作。”
“不要心存幻想……”他又在点烟：“不要以为可以用一些说法把我们糊弄过去。现在跟你说话的都是一群专家。抓住你的人是谁？你一定在心里问自己。你以为这是绑架么？是帮会分子干的么？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次正式的逮捕，跟你说话的是一群专业调查人员。我们能让最顽固的人开口说话。连受过苏联训练的共产党都会开口说话，何况是你们。你们不过是一帮普通的杀人放火的罪犯。”
他年轻，他太容易被激怒。他感觉受到侮辱。他冲口叫喊：“我们不是罪犯。你们才是罪犯。总有一天我们要——”
他来不及刹车，他从香烟上闪烁的红光里看到那张嘲笑他的脸：“总有一天我们要推翻你们，把你们统统扫清！”
“那么说你认为你们确实是共产党？”黑影回到黑暗里，继续嘲弄他：“你们在上海胡乱暗杀，爆炸放火。只是一帮罪犯——一群罪犯而已。你们靠这个吓唬人，靠这个赚钱。而你完全想错啦，我们不是罪犯。我们代表政府。我们——我可以告诉你，正式的说法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我们常常跟真正的共产党打交道，他们也不得不向我们开口说话。”
他故意显得很啰嗦，他不断重复，像是想要把它当作某种蛊惑人的魔法，让人家头晕。
“你们杀死曹振武，是想阻止他去广州。实际上，我们不妨说，是想要阻止曹振武的老板去广州，南京的那棵墙头草，著名的党国要人。他们想到广州去另立中央。那是想搞分裂呢，他们确实有人撑腰，我们听说西南有些军阀很想破坏统一，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统一局面呢。他们还想拿走粤海关，这下就把这里的一帮投机商人急坏啦，我们听说公债就是拿那些海关的关余来担保的么。他们开出赏金，找人刺杀曹振武。他们找到你们那位顾福广，他是不是叫顾福广？你看——我们确实知道一些真实情况吧？”
“你在胡说！你胡说八道！”
“不要激动。我欣赏你，我们欣赏纯洁的年轻人。”可正是他在激怒林培文。他的微笑，他点烟的手势，他让一根火柴燃烧，可又不用它点燃香烟，让它在手里慢慢燃烧，看着它。
“至于福煦路的案子。我们相信它更像一起普通犯罪。它更单纯，它就是一次单纯的报复行动。事关一个女人，一个妓女。我们听说青帮大老板让人去杀死顾先生，他们也是受到委托，另一方的委托。你知道——投机市场总是会有对手的，有人做空头，有人做多头。可这次他们没能成功。他们不是专业人士，缺少计划，他们只是枪杀掉一个妓女。我们听说这位妓女是顾福广先生的女人，他的情妇，他的姘头。”
林培文再次扑向那团黑影。他已忘记羞愧，忘记自己是赤身裸体。但这一次，他还是摔倒在地。
三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九时五十五分
曾南谱完全懂得如何突破一个人的心理防线。这些事情他很熟悉。他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位专家。他是共产党的叛徒，他学习过苏联人教的审讯和反审讯手法。他选择这种单刀直入的手法，是因为根据他的判断，审问对象是个自以为充满信仰的单纯年轻人。他要摧毁这个人的信念基石，激怒他，搅乱他，让他怀疑自己。
他庆幸自己迷途知返。他知道自己是在被人破格重用，他也知道那并不是因为别人信任他，而是因为别人不得不需要他。他觉得法租界警务处的萨尔礼少校在文件里把他们这伙人称为“南京研究小组”是完全恰当的（调查科在巡捕房政治处的秘书科里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不喜欢采用暴力手法。肉体痛苦是有极限的，用刑是最快捷的手段，很多审讯对象会就此败下阵来，屈服，开口说话，可人对肉体痛楚的承受能力并不完全相同，你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一旦你轻易让审讯对象越过那道界限，他就会变得麻木，他不再感到痛苦。到那时候你再用刑也都是在给他挠痒痒。甚至他听说——那还会让人觉得快活咧。
问题在于，肉体痛苦会让人体内循环加快，更快地分泌出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东西。它是身体反抗力量的源泉，它会让人愤怒，好斗，它会让人家产生仇恨。如果人家有足够的冷静，那种仇恨会让人家在心理上建立起一道又一道的防线。到那时候你就再也无法知晓，人家开口告诉你的事情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啦。要是人家够聪明，还能让你上当，让你产生错觉，犯下不可饶恕的重大错误。
他允许他们在开始时，对这个年轻人稍稍做点粗暴的事。纯粹是让审讯对象在肉体上产生疲倦。有时候暴力纯粹是一种热身运动，好让猎物的神经绷得像条快断的钢丝，绷得像弹簧，一触即发。在这些事情上，他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家。这正是南京需要他的地方。他懂行，他有头脑。他明白，审讯中适度的暴力是需要的，但要恰如其分，暴行是一种表演，它的目的是让人惊恐，而不是单纯的肉体痛苦。
有他（和他这样的人）在——他谦逊地想，共产党在上海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啦。所有那些异见分子、反动分子在租界里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啦。他们那种儿戏般的游行暴动，他们那种开开会写写文章式的革命再也行不通啦。他们从前堂而皇之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开完会到饭店茶馆里继续高谈阔论。如今调查科在上海建立起深入底层的情报网络，所有已暴露赤色分子的照片都被大量翻印，被很多人牢牢记在脑子里。
南京在推广大上海计划，他还听说，高层在研究开展一次大规模国民教育运动的可能性。有人在制定计划，调查科的分析情报也提供给计划的起草小组。这些计划一旦实施，赤色分子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他相信这个顾福广和他所谓的群力社与共产党无关，连外围组织也不算。这是他和郑云端的一致看法。郑是调查科派来的书记，名义上是他的副手，实则负监督之责。他对两个租界的警务处也这样说，可人家不相信。
他在扔出那两颗重磅炸弹之后，立即宣布审讯暂停。他要让这个年轻人好好想一想。他还叫手下人让他吃饭。
这完全是个意外收获，抓获林培文纯粹出于偶然。帮会有传言说，袭击福煦路的那帮家伙可能在法华民国路附近租下一幢房子，有人在街上看见过他们。他让人追根溯源，发现福煦路俱乐部的某个花房工人涉及其中。袭击赌场的那天夜里，他刚巧蹲在围墙边拉屎，在树后的阴影里。当时他吓得不敢动弹，对火光掩映中的几张面孔印象极其深刻。他记得其中有张面孔前几天曾来向他打听过一些跟赌场有关的事。因此后来那张脸再次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一下就能回想起来。那张脸在公用电话亭里，在敏体尼荫路上，他不敢盯梢，望着那背影朝民国路方向走去。消息传开之后，帮会高层派出爪牙在附近地面上打听，迹象陆续出现，皮少耐路有家烟杂店的伙计说，最近常有个陌生面孔来买烟，一买就是五六包，两三种牌子。华成路浦泉澡堂里，也有人听到隔壁包间客人可疑的谈话。他让人带着那花房工人，开着车在民国路附近到处转，没想到还真撞上这个年轻人，证件上的职业栏填着学生。
这件案子让他极感兴趣。他认为自己喜欢这个人，这个顾福广。他把多种来源的几份情报相互比较之后，确信这个人的真名就是顾福广。前工会活动家。根据声称在那些日子里与他接触过的人的说法，他练过硬功，能够拳穿门板掌劈砖瓦。传说他机警过人，行事极为大胆。在混乱的局势中善于迅速判断，并付诸行动。在曾南谱看来，有件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人，他把一包屎尿淋在青帮工头的脑袋上，让那家伙在几百人面前大丢颜面，而他自己就凭这简简单单的一招，从泯然众人中一跃成为工运领袖。他曾短暂参加过苏联大使馆的保卫工作，随后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有一种得到验证的说法是他在伯力接受培训。证据是英国政治警察机构从印度得到的一张毕业聚会照片。基于情报交换机制，党务调查科拿到复制件。有人认出照片上的另一个人正在南京军事法庭模范监狱服刑，当即提审此人。得到的口供是：顾福广一度曾以贸易商身份在南亚活动，后被卷入一起苏联情报机构的肃反案件中。据他所知，顾已被枪决。
曾南谱不知道他是如何逃回上海的，可他完全清楚顾福广和他自己一样，已彻底抛弃以往的信仰（他觉得这种说法多少显得有些虚荣，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信仰。）。
门轻轻打开，小郑抓着一只咬过几口的苹果走进房间。刚刚他站在审讯对象的背后，进行到一半时他悄悄离开。他没有拦住他，他猜想那是要去向南京发通报。
“看过笔录啦？”他问。
“刚看完。看起来我们猜得不错，他们都被蒙在鼓里。”
郑云端虽然是调查科安插在小组里的专职监察人员，可他们俩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他曾南谱很坦率。他懂得如何与年轻人打交道，他从前确实在大学里当教授。
“沉重的一击——”小郑站在桌边发表评论，语气像是学生演剧的旁白员：“他正受到信念动摇的煎熬。假如他感到迷茫，我们就应当趁胜追击。不给他重新建立防线的机会。”
“再等等，我们要让他好好想想那些证据。你可以拿几份报纸给他看看。”
“时间很紧，明天要通知法租界警务处。最迟后天上午，我们要把他交给巡捕房。”
“暂时不交。我希望案子在我们手里水落石出。”他此刻还想不通巡捕房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观点，巡捕房为什么要坚持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行动组织。他怀疑其中另有意图。
“他们为何如此确信这是共产党？”他轻声说，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小郑那里有答案。
小郑把苹果咬得嘎吱响，还剩下很大一块就扔进纸篓。他私下认为年轻人对待食物的这种作风缺乏教养，可他又把这看作一种小小的、也许还让别人松弛的坏习惯。
“很简单——”小郑说：“那可以证实他们一贯以来的观点。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断相互争斗，相互报复才把租界搞乱的。也许那位少校还想立一件大功，也许他想把案子留在政治部手里，也许破获一个赤色恐怖团伙可以让他的殖民地服务履历变得更好看些。听说法苏两国最近关系很紧张。关闭贸易代表团，驱逐外交官，禁运。我听说如今苏联的头号敌人从伦敦换到巴黎。”
“这是个很好的说法。你可以就此写一份分析报告。因此绝不能轻易把他交给租界巡捕房。这是个阴谋。”
“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小郑替他加上一个修饰词，让句子显得更加义正词严，让假想中的那份报告更符合南京政客们的阅读习惯。
“你可以去找他谈谈，你们都是年轻人，容易沟通。事实摆在那里，他受人蛊惑。只要他开口，我们也可以帮他说话。我们可以在笔录上稍稍做些改动，有些事可以算在别人头上。我们甚至可以教他一些说法，好让他在巡捕房眼里变成一个受人蒙蔽的迷途羔羊。如果他果真愿意替我们做事，我们还可以不把他交给巡捕房。他可以去参加训练班，他甚至不用去感化院。我相信年轻时思想左倾的人，将来都是可造之材。如果二十岁时他看不见社会不公，那他一定是个麻木不仁的小混蛋。”
他并不担心郑云端会拿这些话给南京打小报告，党务调查科的人都是革命理论的行家，从科长到打字员个个都学习共产党的会议报告，他敢说，南京那间档案室里收藏的共党理论文件比他们中央局自己的还多，他们自己那些早就为预防搜捕而烧得七零八落。
四十
民国二十年七月一日晚八时十五分
小薛越来越觉得自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收场。他自己搅成的这一团乱麻，都怪他总是不想让任何人失望。可难就难在，这里头有一两个人他实在不想让他们受伤害。而他此刻觉得这伤害越来越逼近，他都无法向人家发出警告。他沿着薛华立路警务处大楼那条紧邻围墙的窄巷朝楼梯门走。
他在皮恩公寓吃过午饭才出来。他明显感觉到特蕾莎越来越爱他——其进展的速度和节奏竟与冷小曼暗合。她现在并不急于和他做爱（他觉得这说法既顽皮又自相矛盾），反倒是喜欢跟他说话。可他害怕的就是说话，他觉得一切都是乱说话造成的。今天上午他们就几乎什么都没做。几字——的意思是说，她只让他放进去一半，而另外那一半——她从两人紧贴的腹部间隙伸进去一根手指头，绕着圈刮弄。当时她正追着他问，要他答应带她去广东乡下，去他老家看看。因为先前他在给她说乡下那种用竹子做的床榻，睡醒之后面孔会像刚蒸熟的花糕，刻着一格一格的印子。她则把她自己记忆中的农庄告诉他，奶牛，骡马，干草仓库，整整半年都是个大冰块的沼泽池塘。
他有好一阵都神思恍惚，太阳一直照到他的腋窝里，照在特蕾莎的肩膀上。他觉得轻松自在，浑然忘却所有烦恼。可到吃饭时她又说起那桩生意。他只得对她说，顾先生对这东西很感兴趣，那正是他想要的东西，他要做这笔生意。他不在乎价钱，只关心它的威力到底是不是像特蕾莎说的那样大。
“真有那样厉害么？”
她呢，趁着阿桂去厨房，从那条绣着卷曲花瓣的桌布底下伸出手来，一直伸到他的裤裆那里，握住他，说：“就跟你一样。”
特蕾莎说他办事效率不高，既然想要货，就得赶紧定下交付时间。她自己不用跟买家会面，一切由小薛操办。但要明确交货时间，交货数量，她好让人装运。
他此刻已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杀人武器，他知道它叫做Schiess-becher，他知道它由一家名叫莱茵金属公司的德国工厂研制生产。他不知道怎样用中国话来形容它，或者给他起个中国名。他知道它威力堪比大炮，能够炸穿装甲车的钢板。他知道这很危险，他觉得甚至获悉这武器本身这件事就是十分危险的。这种对于危险事物的直觉让他下意识想要逃避，以至他不想把他刚刚获得的知识告诉少校，他想他反正是不知道。他现在已得到一张详细的图纸，附带着产品说明。他想最多就是他直接把图纸交给少校。
他从走廊另一头的楼梯去少校办公室，他穿过走廊，看到特务班的办公室房门开着。马龙班长不在，马赛诗人坐在靠墙的桌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用手指关节叩叩门板，不等他抬头就走进房间。他找不到任何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来直接提问。尤其是在他已获悉那种武器的效用之后。他在马赛诗人桌对面的折叠椅上翘着腿坐一会，抽根烟，最后决定不去打听。至于晚上将要在冷小曼的监督下撰写，明天将要交给老顾的情报，他想最好还是由自己胡编乱造一番。反正那些装甲警车整天在大街上开来开去，炮塔上的机关枪谁都能看见，他自己估计这些年里他看到这些警车在他眼前驶过的次数大概有十多二十次。他自己决定，法租界警务处配备的装甲警车数量一共有二十二辆。他喜欢双数，可不喜欢整数，那看起来有些假。
他从外套衣襟内侧的口袋里掏出图纸递给少校，这会使他上次画的那个草图看起来像个醉汉画的东西。或者像是临到交功课前五分钟草草完成的小学生作业。
少校想弄清楚交易到底将会在何时进行。这点他当然还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他只是个联系人，只是个滑稽的情人，从枕席间获得一项超出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任命。天晓得，他相信少校多多少少也晓得，他是误打误撞卷进这堆危险又麻烦的烂事中来的。
有时候，他会突然被这种让人焦虑的小心谨慎绷得断裂，他会突然胡言乱语，不再拿捏分寸，仔细斟酌词句。这会又出现类似情形。他问少校：“为什么不逮捕他们？把他们当成未遂罪犯抓起来？这些人很危险——他们杀人，爆炸，这个姓顾的，这个顾先生，我看到他啦，他看上去很危险。应该先把他抓起来，他鼓动别人为他卖命，为他杀人放火。其中有些人一定是好人。应该在他还没做出其它事情来之前就抓住他。他还打算抢劫银行——”
他忽然发觉自己这段话真要命，他忽然发觉这段话再次透露一个真相，又再次撒出个天大谎言。真相是他已见过顾先生。谎言是银行——引起少校注意的首先是那个真相：“你见过他？”
没等他回答，少校又提出第二个问题：“你说他要抢银行？”刚刚那前一个真相让他沉思，所以他要延迟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
“是的——”他接着说，没有让它停顿太久：“不久就会交易。他发出召唤，是想跟我商定交货时间，可对此我无权决定，我只是个联系人。那个女人——冷小曼，她有些害怕。觉得事情与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她说这会他们最想干的事情是抢银行。”
“为什么他们要对银行下手？什么时候共产党对银行感兴趣啦？”
“这很有可能。你说过他们当中有懂银行那些事的专家。”他觉得语气可以更加坚定，他觉得要是让他再说一次，他可以更流利：“我想那很自然。对他们来说，这样想是自然而然，银行是资本主义的心脏，是造血机器，是一个……堡垒——”
他怀疑这些词用得算不算恰当。他想别人之所以会创造出这些词来，就是想替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找个说法，那些离奇的、很难讲清楚的事情。如此一来，你就很容易被说服，如此一来，你就会相信他说的一切。你会跟他走，做他要你做的，想他要你想的。
少校也不认得图纸上那件东西。他觉得少校多半是从未听说过这种武器。它没有引起少校的格外注意，他只是一边用钎子清理烟斗，一边往那张纸上扫两眼。他用手指翻开折角，想要抚平那条小小的折痕。然后他就把它塞进文件夹里，让它和那堆照片啦，表格啦，用合乎礼仪的格式打印成的报告啦——挤在一起。
他在刚刚说的那堆话里混进好些讯息，那全都不是出自深思熟虑，那全靠他天生来那种擅长把事情搅拌成一套说法的才能，或者说——全是由他一向与人为善的性格决定的。比方说，他告诉少校冷小曼很害怕。他觉得这么说很合理，而且等于是预先埋下个伏笔。他觉得少校好像是他的吉祥物，人对自己的吉祥物总是可以提出要求的。将来有一天，也许他会向少校求情，他觉得他有把握让少校放过冷小曼，放过特蕾莎。这又让人看出他天性中乐观的那一面来。可他觉得她们和他自己一样，都是误入歧途的好人。
怀着这样一种乐观情绪，这天晚上他又在报告里对顾先生大肆编造一番。在他的想象中（实则这多多少少与少校对他的暗示有关），顾福广是一个将要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将要让世界为之震动的人。他夸大其词，说警务处政治部如今把顾福广当作头等大案，几乎所有的人手都扑在对他的调查当中。他一时兴起，就着那个有关装甲警车的问题，把他那些模糊的印象，那些不知什么时候进到他脑子里的并不十分准确的知识加在一起，写出一段他事后觉得乱七八糟的东西。说什么因为顾福广引起的恐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两个巡捕房正准备联合向劳斯莱斯公司订购一批新型的装甲警车。不仅用于街头巡逻，还准备配备必要的火力和驾驶人员，向一些公共和私人单位提供服务。出租给——比如银行，他补充道——那些需要用到它的机构。他灵机一动，把最新获得的武器知识附带进这段文字里，说什么现有装甲警车上装的钢板虽然可以抵挡普通子弹，但无法挡住一种特殊的穿甲炸弹，那种炸弹可以通过一种外形类似于机关枪的装置向外发射，一旦购置装备完成，大概连那种炸弹也可以照挡不误。
有那么一瞬间，他为自己的想象力而恐慌。他恍惚有种幻觉，好像是他，而不是顾福广本人在策划一起极其惊人的街头暴力事件。他的手心里全是冷汗，让在一旁握着他手的冷小曼觉得诧异。
四十一
民国二十年七月一日晚九时三十五分
冷小曼有些后悔把小薛与那个女人的事告诉老顾，那个卖珠宝首饰也卖军火的白俄女人。当时老顾在指责她欺骗组织，她明明才刚认识小薛，却告诉老顾说他们早就认识。她很羞愧，她大概觉得把这事告诉老顾算是一种弥补，或者也算是一种附加的解释，可以让她心里好过些。可后来她又觉得，这里头多多少少也有些猜疑心在作怪，她觉得自己笨，没把握判断小薛对自己到底有几分真心。也许把事情交给组织就会水落石出，如果她果真卖军火，那确实是对组织有用的，如果老顾决定从她那里采购点什么，那她倒还可以看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可她这会有点后悔，就现在，她抓着小薛的手，手心又冷又潮湿，她觉得这些日子以来，她实在是让他太紧张啦。她本不该把他拉进来的。她站在他身后，椅背后，看着他那些略带点鬈曲的头发，一时间心里有股柔情打转，找不到去处，像是堵在她横膈之间的哪个地方。
她把左脚从拖鞋里抽出来，脚趾头轻轻点在另一只脚的脚背上，这动作让她的身体更靠近他的后脑勺。可惜他这会看不到她脚下的样子，她觉得这姿态多半还算不上风骚。她又试着用脚趾头去勾住那只拖鞋，但那样她就站不住，摇摇晃晃。
其实，她是想战胜他心里那另一个女人，战胜他那颗见多识广的心。这是从一开头就定下的游戏规则。她要勾引他，占据他整个的心灵，她要变成他所有的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从而去做她想让他做的事。只不过当时她并不明确知道他有别的女人，只不过当时她确信自己是在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而现在她不敢那样自信。
她尝试过那些她想象中更风骚的姿势，那些她以为一个白俄女人会做的姿势。比如在床上突然翻过身来，爬到他身上。可她一坐到他肚子上就不知接下来该干什么，那姿态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就好像她正坐在一张高高耸立的祭台上，周围簇拥着无数观众。她不知道该不该用手臂支撑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也不知道眼睛该往哪看。她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她觉得他在嘲笑她。
她把这些视作她不得不做的苦差，因为在她的想象里，他们只会对那样的女人感兴趣，只会对那样的女人执迷不悟。一切都维系于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妙心理优势，如果她不能用自己的魅力把他的目光束缚在自己身上，他很快就会掉头旁顾。像他这样的人，别的还有什么力量能驱使他去做那种危险的事情呢？
他每天都要出门，而她呢，几乎总是趁他外出时给老顾打电话。不断有消息和指令传递给她，从那天小薛去见过老顾以后，电话变成一天两次。她觉得正是以这种方式，她才得以每天有机会提醒自己，这是一项任务，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旦他出门，她就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去见那个白俄女人呢？她先是越想越气，直到怒火中烧。然后又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她自己也并不对他就是实实在在的，她自己也可以说是在利用他。这样一想，她就觉得释然。
等到他晚上回家（有时是下午），她会越来越忘记白天的那种坚定信念。他们在一种鹅卵石铺成的小巷里散步（她忘记这习惯是从何时开始的）。晚风温暖而轻柔，他们向南一直走到肇家浜，绕个圈从另一条路回来。这种时候，她往往对生活产生错觉。那些她在别的时候以为是演戏的部分变得像是事实，而白天她清晰看到的那些残酷的真实，现在倒变得虚假，变得像一场梦幻。她觉得她的世界被分成白天和黑夜两个部分，让她感到羞愧的是，她似乎更喜欢属于黑夜的那一部分。
回到家里，他们就开始更换白天的衣服。她不想在他面前换衣服，而他根本不在乎她在不在跟前。现在是她在渐渐填满他的空间，她的衣服，她的摆放东西的习惯，她买来的花，食物，她从他桌角那堆灰扑扑的东西里挑出来的书放在床头柜上。她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很快就把这里变成她的世界。
夜里基本上就是说话和休息。有时也会做爱。可说实话，多数时候她并不真想做这件事，因为每当这种时候，她常常发觉自己又回到那种表演的状态中，努力把自己装扮成那种更风骚的女人。往往是，好一阵沉默，她觉得他有些心不在焉，用手势或者亲吻把他拉回来，事情便会朝那个方向发展。她既怕他过分紧张，又怕他过分松弛，她一发现他有些不对劲，便会听任自己去勾引他，听任自己去扮演一个本不属于她性格一部分的角色。
事后，她常常会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她常常发现每当她觉得自己表演过火近乎滑稽的时候，小薛却总是表现出更加心满意足的样子。似乎真实和假装是灌在环型玻璃管中的两种液体，一旦你夸张过头，反倒进入一片真实的水域。
小薛把他刚写完的那张纸折叠两次，递给她。明天她会用电话与老顾联系，老顾会让她把这张纸送过去。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方法来处理这类报告，它本应该用密写，用化学药水，装在不相干的容器里，或者夹在书里。可那种事对小薛会有多么不可思议啊，会让他觉得有多可笑啊。
他突然从椅子里站起身，转头用双手抓住她的肩膀——
“这种事情实在太危险，你应该离开这里。你不应该再干下去！”
她望着他，默然。
“你根本不适合他们！你应该跟组织脱离关系！他们有太多仇恨！这些全都与你不相干，让他们去！”
她有些感动，虽然她觉得他的思想在根本上是庸俗的。但她觉得他纯粹是为她考虑。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她感动。现在觉得，他之所以肯替老顾打听那些事情，纯粹是想帮她完成任务，纯粹是想找机会带她离开，那样的话，她就更应该感激他。
“我不能离开。我无法脱离……这是我的工作……这是一种事业。我和你不一样……不一样的，我相信革命。”
她有些慌不择言。她无法找到一种合理的表达方式。她脑子里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词句，可她觉得那些话都太理论化，不适合用在目前这种情形下。
“我无法离开。我是刺杀案的重要嫌疑对象，巡捕房在通缉我。”
她试图用一种他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她没有意识到，这倒很有可能把她自己的辩白引入歧途。
“我可以想办法。我有朋友，我在法租界警务处有认识的人。关系很好。是政治部的警察。他是法国人，很有地位，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把你弄出这个圈子。”
“那是不行的……你办不到，连他也办不到。”她想她这是溃败，是在从整个防线上后退。她应该跟他谈谈帝国主义的犯罪性质，她应该跟他谈谈阶级压迫的真相。她应该告诉他，她鄙视这种逃跑的想法，她完全不屑于巡捕房里一两个殖民主义分子的伪善，不屑于他们的帮助。可她却觉得这些话对小薛将会完全不起作用。她不愿意说他听不懂的话，她不是一直都在捕捉他的思想么？她不是一直都在寻找一种适合他自己的——又能真正开导他的方法么？
“办得到的。你愿意我就能办到。我们可以一起离开这里——”他忽然停住嘴，而她并未察觉到他在说大话，她并未发现他在说他办不到的事。她只是突然觉得憎恨，憎恨自己的软弱。她觉得自己在一瞬间里有些动摇。她想起从前在监狱里发生过的事，她想起她以前曾做出过的选择。
她冲着他叫嚷起来，内心洋溢着对自己的憎恨，洋溢着对他的愤怒，洋溢着一种想要借以净化自己的愤怒：“你滚！你别想来劝诱我！你别想来侮辱我！我不爱你！我一点都不爱你！我是在利用你！我是在完成任务！”
她看到小薛惊恐的眼睛，她在心里狂笑。她要战胜他。她一定要战胜他。她怀着一种残忍的快意把这些话统统倾倒出来，她不想刹车，她不想话到半句就停住。
她扑到他面前——只是她自己的想象，因为他就在站在她面前，与她相距顶多十公分——攥紧拳头向他捶去，她又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她又拿手打他耳光，但他们靠得太近，她没法退回一步打他耳光，他伸手搂住她的腰，她只能在他的背上使劲拍。
他在吻她，她觉得愤怒的力量在一点一点消失。她想，完蛋啦，她想，他又要把她弄到床上去啦。让她羞愧的是她不想抗拒，她只是有些讨厌自己。
四十二
民国二十年七月二日下午三时三十五分
顾福广最担心的是人心涣散，这会他明显感觉到这种迹象正在出现。林培文已失踪三天。刚开始顾福广怀疑他被人抓捕，可从冷小曼那里传来的消息说，林培文并不在租界巡捕房。他透过一些关系打听帮会的动向，同样一无所获。他让人守在法华民国路那幢房子周围观察动静，既没有搜捕行动，也没发现周围有其它异常情况。渐渐他觉得有可能是林培文自行脱离组织。但他没有向其它人透露这种想法，公开场合他坚持认为林培文已被逮捕。
按理说，如果有人被逮捕，就应当认定与他相关的所有活动地点均已暴露，人员应当立即撤离。林培文是小组负责人，重要联络点他几乎全知道。小组里有人来问顾福广，要不要撤离民国路？可他想行动在即，没工夫再做这些事。他告诉人家，根据可靠消息，林培文此刻羁押在法租界巡捕房。表现极其英勇，一个字都不说，民国路那房子暂时看来还是安全的。他只是在八里桥路蜡烛店周围增加几名暗哨。
在他看来，这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坏的一个——林培文已擅自离开。他总是往最坏的方向判断，这是他在危险处境中一般都能作出正确选择的秘诀。
冷小曼的谎话也让他有所警惕。在组织最深层的部分，在它的思想控制，它的行动策划上，他是在孤军奋战，没有第二个人能帮他。孤独感像毒蛇一样吞噬着他的心，有时这让他绝望，让他消沉。如今他自己对付这种不良心态的方法只能是立刻回到行动上来，一旦回到具体事务上，心里就会好过些。从前，每当这种时候他就去找老七。
老七一死，他身边就没有女人，他也不想去另找一个。老七在的时候他就常常提醒自己，这是他的弱点，他的安全隐患，可他那时很难让自己不去想她。就现在，他也很难让自己不去想她。他怎么能不想她？英雄难过美人关，从前他用这话来自嘲，来宽解自己，现在他一想到这句话，心里就有些难受。
最最让他难受的是他怎么也想不起老七的长相，圆脸盘，他记得，长长的刘海从额头垂下两绺，遮挡住眼角和脸颊，把整个脸勾勒得更像一片瓜子，一只鸭蛋，他也记得。可眉眼嘴唇鼻子他就怎么也想不出来。
夜深人静他竭力回想时，每每跳进他脑子里头的却是她的屁股。他想到高兴的事情时，这屁股冲着他咧嘴笑，他替老七难过时，这屁股又像是在朝他哭。他严肃地猜想道：这大概是因为那是她活到最后在他眼里的样子。他现在觉得老七身体上最美的部分就是屁股。在他的想象中，它变得更圆润，更宽广，足以挡住射向他的子弹，足以挡住朝他袭来的危险，足以承受他的每一次胜利和失败。
他从黄浦滩路拐弯，走进英大马路。他身着烟灰色派力司长袍，月白色小纺裤褂，翻一道袖口，深灰色丝绒礼帽压得很低，看起来像是位刚走出写字间，眼睛被阳光刺得发酸的钱庄业高级人士。他貌似闲逛，东张西望，可看法与众不同。他以工部局规划设计师般的精确眼光来研究道路建筑。计算距离，时间，格外注意那些巡捕岗哨驻扎地点，那些路口耸立的两人多高的交通岗亭，重要大厦的门口两侧，区域交界处用沙包垒起的工事、铁闸。他关心他们的服色，佩枪或不佩枪。
他一路看到大量银行，钱庄，以及许多储蓄业信托业的公司。他不喜欢外国银行，它们大多集中在外滩四周，岗哨林立，而且都是一些大楼。他尤其不喜欢大楼，现场难以控制。可他也不喜欢那些排场太小的营业所，就像伯力的格斗课程原则，总是要攻击要害，那才会完全牵动对手，让他只顾保护自己，无睱反击。
他倾向于一间中等银行，位置在两个租界的交界地段。他转到虞洽卿路。白天这里拥挤着成千上万人，跑马总会那一侧人更多。有人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阅读马报，一阵乱翻之后又冥思苦想，用一支两头削尖的双色铅笔不断在纸上敲击，以此来平息内心的兴奋。他沿着赛马场的围墙向南走，喧闹声如潮水从西面的看台阵阵涌来，那是一种疯狂，他想，而他是另一种疯狂。他比这些人赌得更大。
那没有什么，这地方人人都在赌一把。他相信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输个精光，可不会是这一次，他想。这反倒让他兴奋，偶尔猜想一下他会在哪趟把自己给输光，这会让他更加兴奋。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发疯，可他早就在发疯，自从他被苏联人关进那黑房间，他就开始疯狂。他当时不知道那是肃反委员会关押人犯的地方，他现在只记得那扇厚得像岩壁一般的橡木大门。没有立刻枪毙他，是他运气好，他猜想那多半因为他是外国人。把他送到阿塞拜疆的集中营，是他变得疯狂之后的第二次好运气。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的疯狂是正确的，如果不是那种疯狂，他怎么会从哪里逃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