⑶Rue Bourgeat，今长乐路。
⑷今在西藏东路。
⑸在今南京西路。
⑹масленица，俄罗斯传统节日，谢肉节。
⑺Alhambra。
⑻“伊莎贝拉之花”，一家雪茄烟草公司。
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七日晚九时二十五分
朴季醒藏身在迈尔西爱路高级定制洋装店的门洞里，低垂的雨篷把路灯的光晕遮挡在外面。他看着车子驶过，他看到陈先生和林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等汽车开出两三百米，他才疾步赶上去。九点过后的这半个小时，恰似一段幕间休息时刻，街道空空荡荡，稀疏的梧桐树影间只有夜风穿过，温暖潮湿，还带着点腐腥味，像是有头巨兽藏在夜空的哪个角落，因为吃得太饱，正在不住喘息。整整两分钟内，迈尔西爱路上就只有这辆汽车驶过。法国总会围墙后的树林里传来一两声猫叫。
他看到汽车缓缓停到路边，他又等待一两分钟，确定在那辆出租汽车后没有异常，没有鬼头鬼脑的尾巴，这才走过去，钻进车，坐在前排司机座边上。汽车再次发动，他解开衣扣，点上香烟，很快吸掉这根烟的三分之一，好像他从未离开过他们，好像他一直就坐在车上。
朴是韩国人，年轻的剧团演员，分配给他的都是些小角色。在上海，他加入一个韩国激进小组。在团体中他却扮演一个个重要角色。他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岛屿间奔波，舟山，香港，有时还会跑到海防和槟榔屿。起初，他那伙人确实得到莫斯科的财政支持。他自己还曾在伯力接受过三个月的课程训练。可是不久以后，朴所属的团体受到另一些韩国人（那帮人在海参崴和伊尔库茨克活动）的排挤。在莫斯科，突然之间旧的原则受到质疑，当务之急，是要保卫苏维埃？还是继续世界革命？结论作出之后，老的机构部门必须重组。朴的小组突然失去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也不再接到任何指令。他们冒险派人出满洲里，在莫斯科的会议桌上朝人家抗辩，讨论极其激烈，甚至有人在会议现场动拳脚（据说动手打人的正是朴的哥哥）。
后来就有传言说，公共租界巡捕房正是在接到某个来历不明的举报电话之后，才会在那天深夜派出大队人马，冲击吕班路朝鲜激进分子的开会现场（朴的哥哥当时掏枪反抗拘捕，被当场击毙。）。而这个举报电话，有人怀疑与海参崴的韩国人有关。老顾却对朴说，不要太轻信传言，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向来很狡猾，也许是故意释放的烟幕。朴的组织损失惨重，要不是老顾收容，他几乎走投无路。
车子调头向东，两侧是法租界高低连绵的砖房，装着木栅门的弄堂。朴季醒指挥司机不断在岔路口转弯，时不时朝后视镜张望。刚刚在餐厅座位上，他偶然抬起头，看见台阶上门厅外的黑暗中闪过一个人影，他有些疑心。他不敢大意，他受过严格的训练，懂得所有的盯梢技术。
汽车转到贝勒路⑴上，停在弄口。街对面有家日用杂货五金铺，还没合上门板。柜台内外各站着一个人。里头是老板，正在拨打算盘，头顶上悬挂着成串的木夹，一排铁勺，几只不知用途的铁丝网框。小伙计站在柜台外，才六月份天气，上半身就赤膊，腰上扎着段黑色布条。
一下车，朴就让自己消失在沿街房屋的阴影里。林带着客人进弄堂，弄内没有灯光，他们向左转入横弄，进门。他听见两双皮鞋踩到楼梯上。他知道那条楼梯很窄，也很陡，楼梯间很黑暗。他躲在过街楼下，墙角。听到头顶上房间一侧的敲门声，走路声，拖拉桌椅的声音。
又过大约十分钟，他从角落里走出来，转身进那幢房子。房间就在过街楼里。他推开楼梯口的双扇合页门，冷小曼守着房间外的过道，坐在一只小凳上，眼睛盯着小煤炉上那壶快烧开的水。她抬头看看他，又低下头想她的心思。
他走进房间，客人坐在桌旁，靠窗。顾福广在桌子另一侧。一袭灰色直贡呢长袍，橡木铜盆帽放在桌上。林培文站在客人身后，站在窗口，掀开一角窗帘向外张望。他坐到桌子正对窗口的那一边。
老顾的队伍在扩大。人手越来越多，他从旁观察，虽觉老顾召集人马的方法并不十分光明正大，可他也不在乎。他信任老顾，人家在伯力受训，他也去过伯力，可人家懂的就是比他多得多。
老顾是天生的领袖，他严密设计，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小组间相互隔绝，独立行动，有时交叉接应，但计划总是藏在老顾自己的脑子里。
至关重要的是枪。在老顾所设想的革命方案里，枪才是所有一切的本钱。枪是能用钱买到的，而他们此刻并不缺钱。金利源那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干过几票，组织的财务问题，差不多全盘解决。
在伯力城东南郊外的营地，朴也曾学习过说服人的技巧，如何让对方产生错觉，如何让人家相信被说服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你可以让别人害怕你，你也可以利诱他，但有时你仅靠说话就能让他死心塌地跟随你，或者帮助你，或者把他的命交给你。
客人递给老顾一张纸，充满期待地望着老顾，好像照他的想法，老顾就应当跳起来，一把抓过去。但老顾只是平静地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
“现在货都在香港。按照你要的交货日期，我们会用蓝烟囱公司的怡康号客货轮装运来上海。照惯例，我们要求在水面交货。”
“可以。”老顾说。
“交货同时付款。我们在香港商定过。”
“可以。”
“五千七百八十块大洋。”
“没问题。”
现在，茶水已送进来。房间突然变得沉静，只有玻璃杯中的茶叶随着蒸气盘旋。客人是懂行的，恪守规矩，避免说多余的话。陈先生不讲究排场，没有带保镖，这让朴更加放心。实际上，也不需要保镖。最危险的是交货时刻，可交货是采用一种不见面的方式——几乎不用见面。当然，付钱总是需要面对面的，可军火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复杂的地下网络上的，一旦双方见面，就证明已得到许多重要人物的担保。
朴自己最喜欢用盒子炮，7.63毫米毛瑟枪。而这次更好，这次老顾向客人订购的是新型产品，新近开始生产的速射型号。在城市街道上短促冲击，把弹匣中的二十发子弹连续射击出去，威力会更大。这也是帮会分子最喜欢的手枪，听说前些年有个吃败仗的北方军阀，短暂避逃在上海做寓公，委托青帮大人物为其保驾，结果带来的几名保镖身上携带的这种手枪全被人家骗走。帮会以租界内不准携带无照枪支为理由，要求保镖们交出手枪，由帮会暂时保管，到最后还给他们的是几支破烂货。
林培文合上窗帘，走出房间，掩上门，站在过道里与冷小曼说话。不久，说话声音停下来，林培文打开门走下楼梯。
客人准备离开。他最后提醒老顾，收货付款之后，双方就会形同路人。他说，公司的政策是不去过问顾客如何使用这些货物，你可以拿去屠杀野鸭，消灭奸夫淫妇，哪怕你纯粹想排在墙上当摆设。但是——公司不希望顾客将来在哪个多愁善感的日子里想起他们来。
“陈先生请放心。我们还会再做生意的。贵公司把整批货卖给我们。岂不就像在你们手里捏着我们的一份账本。谁也不会把账本交出去的。我们懂得哪个手指烂掉就切掉哪个手指的道理。”
实话实说有时是最恰当的回答。客人看来很满意。林培文已帮客人要来汽车，他是在对面的杂货五金铺里打的电话。这一次，由林培文单独送客人回驻地。
朴季醒等汽车开出去很久后才掉头离开。他没有上楼，他在黑暗的街道上巡视。刚刚送客人上车时，他看到几十米开外的一条弄堂口，有人影晃动。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看到那件细条格子的衬衫，这次他看得清楚，这次弄堂的拱梁上挂着一盏昏黄的路灯，他看见风掀开那件单薄的洋服，那件衬衫从衣摆下露出来。等他追过去时，百米长的弄堂里空无一人。他知道这条弄堂通往另一条马路。他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但他不敢大意。贝勒路是重要的联络点，是林培文小组使用的安全房。他准备回头把这情况汇报给老顾。他不打算上楼，在过街楼下的墙角等着。还要等一会，老顾肯定跟他自己一样，观察到冷小曼的心不在焉。走神，总是走神——他猜想老顾会找她谈话。一个身负重要责任的秘密组织领导人，应该随时注意成员的思想情况，一个组织，最让人担心的是思想涣散。他有点替老顾担心，冷小曼显然处于一种连她自己也难以察觉的困惑之中。
⑴Rue Amiral Bayle，今之黄陂南路。
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三时三十二分
犬吠声凄厉。冷小曼看看五斗橱上的台钟，才三点半。她再次陷入连日来不断折磨她的自我拷问之中，无可解脱，无从排遣。
码头上被击毙的曹振武，确实是冷小曼的丈夫，可他也是她的仇人，她的前一个丈夫正是死在他手上。她不知道该怎样算清这笔帐。
那一次，她从桂林来上海。当时曹振武作为南京政府里一位大人物的私人代表，在桂系军队中活动，计划是建立某种秘密的联盟。要不是那次巧遇戈亚民，也许这会她人已在巴黎。她没有看见他，可他却看见她。她沿着霞飞路一直走到福开森路⑴，他也跟到福开森路。她住在桂系军队充当上海联络处的公馆里，门外有佩枪的巡捕站岗，门内有不带枪的卫队（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佩带），所以他不敢进门。
直到她再次出门，在白赛仲路⑵一家沿街的小书店里，他站到她背后。从前，他们都是俄文补习班的同学。从前，在补习班的教室里，他们都听那老布尔什维克讲过课。因此她根本不用转身，就知道背后站着一个人，充满敌意。
老布尔什维克并不老，说他老，是因为资历。一肚子都是他自己的故事。都是亲身的阅历。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巴黎，他把警察和特务耍得团团转。他上课用的是俄文，最简单的那种（参加补习班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半年），可场景却栩栩如生。人的表情，树叶飘落地面的声音，药水瓶的颜色。奇怪的是，最日常的事物从他嘴里讲出来，也无不带上传奇色彩。
汪洋（她的前夫）也在俄文补习班当教员。他年轻，只比她大几岁。他去过苏联，段祺瑞的军法处警察闯进北京大学宿舍，幸亏他不在。他只得去苏联。他回到上海，在补习班里给她和戈亚民上课。口若悬河，不时嵌入一两个俄文或者德文单词。他用一本油印教材，叫做《马克思主义入门》，后来她才知道，那讲义是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ABC》。
戈亚民一直都是他的信徒。那不奇怪，在跟他结婚前，她不也一直是他的信徒么？他要戈亚民做什么，戈亚民就做什么。尽管戈亚民暗地里疯狂地爱上她，但一当他明白汪洋也在追求她，就把热烈的眼神移开。
可是现在，戈亚民也跟别人一样离她而去。牺牲——也许自杀比被杀更适合牺牲这两个字。说到底，只有一无反顾地抱有自我毁灭的勇气，才当得起这两个字。
应该让她去执行的。她争取过。但别人怀疑她究竟有没有这种勇气。老顾说，我们相信你有大义灭亲的勇气，天晓得，大义灭亲这个词放在这种情形下，有多不合时宜。可你让别人说什么好呢？无论如何曹振武是你现在的丈夫。
其实，她放在心底里没说的话是，不如就让我跟他一起死吧。此刻她坐在过街楼面对贝勒路的窗口，望着黑暗的城市，对自己尚且活着不可置信。
之六：既须残酷面对别人，也必残酷面对自己。一应软化意志之情感，亲情、友情、爱情、感激之情，甚至荣誉之心，概必压制，且必以冷酷专一之革命激情替代。
她觉得老顾草拟的群力社纲领在这一条上还不够完整。对她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压制那股自卑情绪，它们时不时从内心深处冒出头来，但愿真如老顾说的，残酷的暴力是一种净化力量，它会帮助我们摆脱自怜，摆脱自我厌弃。
戈亚民从头到尾追问这一句：“他是在什么时间向你求婚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大牢里。没有手表，没有画着嫩绿色旗袍女人的月份牌，甚至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一阵风吹过，牢房外的走廊里会闻到太阳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油炸臭豆腐的味道……
别人都在沉默，那个头发始终不听话的穿着白色帆布西装的小男孩是沉默的（后来她才知道他叫林培文），他不断用手捋他额头上那一抹头发。老顾也在沉默，甚至有些殷勤，给她倒水，要不要茶叶？如果你头晕，我这里有万金油。
我不知道。每天上午，木门打开，走廊里的微风把牢房整宿的臭味吹散的时候（她从不知道女人的身体也可以散发出那样浓烈的臭味），就会有拉铁门的声音，哐啷哐啷哐啷，即便有阳光和青草的气息，这声音还是让人心惊胆战。活着，或者死去，如果是提审，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不是提审，那就是提到监牢围墙后的空地上枪毙。那些日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枪毙。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看守对你很客气，“你们不是坏人，你们——都是为国家——”她们对那些刑事犯就不这样客气，如果不听话就拖出去打一顿，女人打女人，下手居然会那样狠毒。但她们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男监在另外一排牢仓里，我怎么会知道？
戈亚民突然愤怒起来，她感觉得到怒火在他的身体里涌动，他站在她的面前，用牙齿啃着自己的拳头，好像这是表达爱情的另外一种形式，好像如果不能爱她，就要伤害他自己，如果不能伤害他自己，就要伤害她——
他挥出拳头，短促（像是在尝试），快速缩回，好像手臂上装着一个弹簧，又重重打出一拳。第一拳打在她的额头，第二拳打在她的颧骨上。林培文冲上来，从背后架住他的手臂，而他暴起眼睛，头和上身努力向前挣脱，向她扑过来，好像是在表演一具扑向火堆的雕塑。
她只感到屈辱。不是因为他打她，而是因为老顾的沉默。其实那时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代表组织来向你打听一些事。他代表组织。而组织在她被打、被伤害、被逮捕的时候都在保持沉默。这让她感到屈辱，让她感到自己并不重要，组织不会来营救你的。你要自己救自己。济难会那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模棱两可地说，不，我不是组织派来的，我是代表一个慈善机构，我是济难会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法律援助。但你也可以把我的话当成组织（你的组织）告诉你的。如果他向你提出要求，你可以答应他，可以虚与委蛇（他把虚与委yí说成虚与委shé）。
于是，她答应他，虚与委蛇，觉得自己的确像一条蛇，一条苟且偷生的自卑的美女蛇。曹振武让看守把她带出去，他给她带来点吃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那个要求的，他装得像个君子人。而且他跟她是老相识，老家在同一个省城，他们在同一个师范学校的同一个班里念书，是同学。他们几乎同时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内地城市，年轻人像扑火一样扑向革命，只是一个去南方，一个来上海。去南方的加入国民革命军，他，曹振武，现在是进占上海的一支军队的军法处主任。而她是他的阶下囚。
只是到后来，他才向她暗示。这里隶属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不属于我的管辖范围。虽然我跟他们很熟，但杨虎和陈群是两个疯子，全中国都知道这是两个疯子。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个误入歧途的女人，政府难道不应该给一个机会？他们却反问我，她是你的什么人？
你明白不明白？她是你的什么人？
他给她泡的咖啡还冒着热气，他是很细心的人。只放一块糖，又在碟子里另外放上两块。天知道这警备司令部的监牢里哪找出的这堆家什。这是军法处看守所的所长办公室。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间，窗外阳光明媚，虽然是夏天，但上午这里很凉快。他穿着夏布军装，短裤刚到膝盖，马鞭放在桌上，几乎有些俊俏。他比她大两三岁（她想，我去年才刚过三十岁么，他还说，出钱让我去巴黎念两年书，就当是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当然能明白他的意思。我没有接口。直到济难会再一次来人接济。我咨询他们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定是组织上派来的。
老顾忽然从沉思中醒来，对她说：“济难会不能代表组织，他们只是慈善机构，是在组织的引导下为狱中难友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只是组织的外围机构。”
原来是这样。可后来，我就答应他。答应他的求婚。他再一次向我提出——这次不再是暗示。他告诉我，南京又有新的政策，要加大对反动分子的打击力度，可能最近又要枪毙一批狱中的犯人。你不能再犹豫，答应我，嫁给我。如果我能跟他们说，你是我的家属——难道进行国民革命，连亲情都不要么？
我只提出一项要求。在放我出来的同时，汪洋也要出狱。但他说，这办不到，如果你是我的妻子，他又是谁呢？那我不能答应。他迟疑很久，才告诉我，汪洋早一个月就已被枪毙。就在监狱的大院内。我一直在哭，很久很久。
她想，她到底哭过没有？她以为她后来一定是哭过的。因为软弱，因为从内心里涌出的对自己的鄙视。她并不爱汪洋，如果说从前爱过他，那也是因为那时候，她太年轻。
有一次，汪洋对她说，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是不需要爱情的。他不可以有爱情，生理上的性是必需的，那是卫生的需要。如果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感到需要，他应该用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它，而不应该像小布尔乔亚那样，扭扭捏捏地调情，从而把大量的时间虚耗在毫无意义的琐细事情上。
她怀疑过么？如果不是戈亚民这样追问，她想过这个有关时间的问题么？究竟是汪洋被杀害在先？还是曹振武向她先求婚在先？这其实不重要，老顾说，曹振武是屠杀革命者的反动军官。但她不久就完全明白，这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对于她个人（也许对戈亚民也是至关重要的）。
似乎戈亚民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曹振武的品格。也许更与她冷小曼个人的忠诚有关。
现在是老顾在说话：“你再回忆一次，他第一次向你提出这个暗示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过一个很明确的回答。你上午说你没有接口，这意思是你没有说话？时间很紧张，我们要送你回福开森路。好吧，那就是说你没有说话。这是个很明确的信号么？表示你不答应他？”他说话的口气，好像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只是要一个回答，以便使审问笔录完美无缺。
窗外的贝勒路上传来木板哐当摇晃的声音，寂寞的马蹄声音……
⑴Route Fergusson，今武康路。
⑵Route Gustare de Boissenzon，今复兴西路。
十一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五时十八分
她听到窗外有人长叹一声。她透过窗帘缝隙望出去，凌晨时天空比夜里更黑。街道好像被露水洗过一遍，车轮像是在湿透的吸墨纸上滚。骡马拉着沉重的粪车，是车夫在打哈欠……
第二天，上午，继续提问。还是在这里，在隔壁。在这间厢房后半部分。与此刻她置身其中的这个过街楼只隔开一道板壁。只是那个房间更隐蔽一些，有隔音的护壁板。窗口朝着天井。不像过街楼上的这一间，一面窗口对着弄堂，另一面窗口一打开就是贝勒路。
戈亚民把她接来（她没让副官跟着她一起出来买东西）。她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戈亚民坐后一辆。进门之后，老顾对她说，如果有人闯进来，那么我就是张东生。从前，我是你父亲绸缎庄的掌柜。我们在路上巧遇。我把你领到这里来，只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叙叙旧。是很奇怪，但也不奇怪，因为我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小时候，我还是你家柜台上的伙计时，就带着你出门买炒花生。我把你扛在肩上。这里不是我住的地方，你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把你领到这里，是因为这里住着的是我的朋友，那人好像也不在家，只有一个年轻人（他指指戈亚民），听他们说起来，好像他是那个生意人新找的小跟班。
在俄文补习班的最后一个月，冷小曼听过那个波兰人课程。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去过孟买。他给大家讲“秘密工作的技术要点”。课程几乎是扣人心弦的，因为全都是他自己的故事。她听得很仔细，她懂老顾的意思，他是在为万一出现的危险状况预先串好口供。老顾是老练的，他一定在组织里身负要职。
他们在前一天对她提出的问题，她仍然无法回答。很难说她的沉默算不算一个明确的谢绝。她猜不出别人会怎样想。那你有没有说过，让我回去想想之类的话？
但是，说过又怎样？难道说，因为曹振武想让我答应嫁给他，就指使宪兵杀害汪洋？他并没有指使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权力。可你并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权力。而你们，在怀疑我对组织的忠诚，怀疑我对汪洋的忠诚。但你对汪洋是忠诚的么？在答应他的求婚之后，甚至之前，你究竟有没有想到过汪洋？那时你万分恐惧，每一分钟死亡的阴影都笼罩在你心里，紧紧攫住你的心脏。所有的事情都在折磨你，让你分心，让你根本想不起汪洋来。天气炎热，吃得很坏，每天发一次洗澡水，只够用凉水擦身的，你甚至连一条干净的内衣都没有。没有太阳，用剩下的水稍微漂洗一下，就挂在铁栏杆上阴干。你只想走出去，走出监狱的大门，大门外充满阳光，盛夏的烈日比任何时候都更可亲。
即使是和曹振武结婚以后，你也从来没有想起过这些事情。或者是，你不敢回想。你不愿回想起来。走出监狱，你就像换一个人似的。要不是有人问你，你究竟记得不记得在那里发生的事？你犹豫过么？你拒绝过么？难道事情不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曹振武要救你，就要找一个理由，而最好的理由不就是你是他的老婆？你到底在什么时候向他打听汪洋的？有没有那杯咖啡？那杯在你的记忆里冒着腾腾热气的咖啡？
到最后，组织上突然说（没有任何征兆）——其实是老顾打破沉寂，他说，组织上相信你。这让你如释重负。不，不光是如释重负，你简直是感激涕零。你终于得到结论，你最终被证明是忠诚的。
可是从这一刻起，出狱以后所有的那些安逸生活再一次离你而去。桂林南郊那幢带花园的公馆，花园里那几棵红豆树，佣人老黄和他的一家人，无疾而终的怀孕计划，还有巴黎——
突然之间，她好像一下子回到从前的日子，紧张，疯狂得近乎快乐。不是她再次找到革命，是革命再次找上她。
第十三条：假如他对这世界抱有同情，他必不是革命者。他应毫不犹豫地毁灭这个世界。他应仇视所有，且一视同仁。
按照老顾的指示，她像群力社其它同志一样，把这份纲领牢牢记在脑子里。他们不断背诵，逐条讨论。刚开始，她觉得这事多少有些可笑。可渐渐她就觉得不但不滑稽，而且确实有效果。语言是有力量的，它的确可以净化你，提升你，让你越来越坚强。当她软弱的时候——她不是一回到曹振武的身边就开始犹豫么？在南京，在桂林，她不断与自己辩论。在香港的码头上，她甚至起过阻止他上船的念头（可她不知如何开口，更不知如何解释这复杂的局面）。甚至在吴淞口邮轮停泊，等待快艇前来接他们的那一两个小时里，她还在怀疑这一切到底对不对，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幻觉。她在船舷边还哭过，因为她憎恨自己的犹豫不决。阳光照耀她时，她口中喃喃有词，背诵纲领上的这句话（她记得那个洋场小开好奇地盯着她看）。
天已大亮。
她很少出门，她觉得自己像是个被遗弃的人。别人要求她藏身在贝勒路这间房子里，尽量少出门，尤其是白天。她想做点什么，但没人派事情给她，也很少有人来找她。邻居们觉得她大概是个弃妇，单身女人，白天窝在家里不少见，但夜里也不出门，整天都不出门，别人就会好奇。
他们告诉她，她在曹振武遇刺的同时失踪，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她，到处是她的照片。毫无疑问，她会被当成重要的嫌疑对象。也许此刻她就在警备司令部的通缉名单上，也许连租界巡捕房的黑板上也钉着她的照片。只要稍微调阅一下档案，人家就会吃定她——龙华监狱一定有她的完整档案。
承租贝勒路房子的是林培文。冷小曼刚住进来时，他们告诉她这里是联络点，老顾也常来，就在过街楼的窗户前拉开桌子，骨牌倒在桌上，噼里啪啦，邻居一听到打麻将的声音，对楼梯上的陌生面孔就不太当回事。
林培文一副公子哥的派头，动辄夹着几本书，好像大学生。他这样的人，在外面租个房子，房子里放个漂亮女人，别人也不会奇怪。好吧，就算这女人看起来比他大几岁，也是个合乎情理的故事。顶多朝他诡秘地笑笑——年轻人，要当心这种女人。
后来就很少有人来找她。日子安静得几乎有些古怪，夜里她不大容易入睡，白天醒得晚。起来以后也不出门，多半时间坐在窗口发愣，恍恍惚惚就是一天。昨天夜里，他们又开始使用这个联络点。不管怎样，组织上并没有忘记她，组织上记得她在这幢房子里。老顾告诉她，前段时间暂停使用这个联络点，组织上考虑的是她的安全。
今天早上，她觉得自己又在渐渐活过来。她想还是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她要再去跟老顾说说，她想要参加工作。她决定出去走走，她猜想要是再不出门，躲在这里，害怕被人认出来，她就真的会变成胆小鬼。她就会忘记该如何在大街上坦然行走，她就会害怕路上的陌生人，别人看她一眼她就手足无措。那样她就再也不适应城市地下工作。
她起来梳妆打扮，哪怕去八仙桥菜场买点什么也好啊。九点时她走出弄口，贝勒路就像往常那样行人稀少。烟杂店已开门做生意，日用五金杂货铺的门板还没卸下，伙计蹲在马路沿上漱洗。她站在弄堂口左右看，等着拦下第一辆路过的黄包车。
街上安静得出奇。阳光冷冷地照在她脚边，脸盆里的水泼在柏油路面上，嗤啦作响，好像那水正在急速地渗入地底下。像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她，让她不自在。她安慰自己说，这是多日不出门的缘故。尽管这样，从旗袍底下，从她的膝盖往上，还是有一丝丝凉意让她直冒鸡皮疙瘩。
她觉得站在几十米开外的几个家伙，怎么看都不像好人。不像是寻常人。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一个煞有介事看着弄堂口墙上贴的行医广告，一个抄着手吸烟，还往马路这边看。
她扭头向南，决定到贝勒路那头的路口找车。
可在街角，她看到一个熟人。这人在对面街角，正向东转去。他忍不住又回头朝这方向望一眼。身前挂着一只照相机，她认出他来，可她不能确定对方认出他没有。她赶紧转身离开。
十二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小薛又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要盯着她看。他是无师自通的盯梢专家，他一个接一个更换跟踪目标，现在是船舷旁的那个女主角，可他想不出那到底是哪部电影。
要走在另一边，绝不能走在与目标同侧的马路上。不要跟在目标背后，那样，他们反而更容易脱离视线。走到街道对面去，与目标保持平行，可就算这样也很容易被发现。街上每个人的眼神都在鄙视你。你不由自主就偷偷摸摸起来，你连大大方方点根香烟都不敢，好像随便什么动作都引起跟踪目标的警惕。
他完全可以离开，坐火车去南京，坐小火轮去苏州。南京更好些。他甚至可以在南京找件事做。可他很快打消这个主意。他又能去哪里？他身上有半个法国人，半个广东人，还是个私生子。混血的亚洲城市才是他的故乡，这些城市才是私生子的故乡，香港、西贡、上海。可去香港和西贡也不解决他的问题，那还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想动弹，他早已习惯这个城市，好像是它的寄生物。
浑身散发咖喱味的马龙督察说喜欢他。马龙班长告诉小薛，说他是新成立的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特务班长。他对小薛推心置腹，说他在法租界警务处一干就是七年，始终不能得到上司和同侪的赏识，这反倒让他变成警务处最廉洁奉公的西探。他看不起别的警务人员老是往赌场妓院跑，和帮会分子打得火热，所以别人也不拿他当回事。直到萨尔礼少校升任政治处长。他说少校是个好人，只要小薛做好这件事，少校会照顾他的。
他怎么可能不害怕？他们说这是一帮军火贩子。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狠狠心逃出去。此刻，就在他险险被人家发现的一瞬间（昨天下午到现在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好几回），在他赶紧扭头，转弯，走进一条弄堂，又转入弄堂底部的横弄时，忽然有一句话从他脑子里蹦出来：生是租界的人，死是租界的鬼。绝妙的格言，可以写在他自己的墓碑上，最好用一张纸条把这句话写下来，放在钱包里，如果他横死街头，希望有人会把这句话跟他一起埋到地底下。
昨天下午离开礼查饭店，特蕾莎把车开到西侨青年会门口，他们俩一起下车。在那里分手，她进门，他朝马路对面走去。
三十秒钟后，他想起人家要他办的事。他转回头来，悄悄跟在她身后。跟着她走进大楼（亏得西侨青年会从去年起向就华人开放）。
她走进更衣室，他从另一条通道走到游泳池角门边。刚进六月，气温并不十分适合下水。池里没几个人。他看见特蕾莎在水里忽隐忽现，就像是一条浑身绿白斑纹的鱼，泳衣的裙边在水里漂浮，就像是一种水生植物。她的腿在水里蹬踏挤压，就像是还在礼查饭店的床上。这一瞬间，他实在想象不出她的危险之处。她快活地在水里戏耍，快活地把自己灌醉。
可那个家伙突然出现。一看到这个人，他就开始生气。
毫无疑问，这是个坏朋友。他猜想所有这一切都是这家伙的主意，他认识这类人，他只消一眼就能识别这种人。一定是他引诱特蕾莎的，要不然，她一定还好好地做着她的珠宝生意呢。他先是引诱她做这种危险的生意，接着又引诱她——他猜想他们一定是上过床的。特蕾莎水淋淋爬上岸，他抓起毛巾帮她擦干，特蕾莎毫不在乎，提起左腿搁到椅子上，而他居然就拿毛巾去擦她的大腿，就好像他是她的情人，就好像他是在假装献殷勤。
这个人站在水池边，跟特蕾莎说起话来，熟悉得像是认得几百年的老朋友。从前天晚上到现在，他头一次觉得马龙督察让他干的事情并不坏，坏的是这个家伙。他当即作出决定，他要扔开特蕾莎，去跟踪这个人。
这个人从潘彼得洋服店出来，走进DE LUXE皮鞋店，从皮鞋店出来，又拐进一个专门卖吕宋雪茄的白俄烟酒铺。他渐渐看出这家伙的口味，这让他更气愤，因为跟他自己的喜好差不多。
人家终于走进餐厅。而他只得在口袋里插卷报纸，躲进蒲石路上一家卖魔术玩具的店铺，装作对那排空盒子感兴趣，据说只要你高兴，你可以让一束假花，一辆玩具汽车，一只陶瓷小鸟，或者你想要的随便什么东西从这些盒子里冒出来。
他觉得那天晚上不该要那张牌。他早该发觉那日本人（白克说他是夏威夷人）在搞花样。Zenko——他想起那个日本名字——他不该再要牌，葡萄牙人也不该跟着要。那样白克就拿不到那张A。这简直是在故意跟他作对，他猜想这三个家伙很有可能是合伙欺骗他。他有时会觉得那局牌才是他眼下这些霉运的根子，要不是那次人家只用一手牌就赢掉他几百块钱，他就不会发誓三个月不打牌，要不是他发誓三个月不打牌，他就不会答应陪特蕾莎去河内——他无法按照这逻辑推出他想要的结论，因为他立刻又觉得无论如何他都会跟她去的。
都是些巡捕房密切关注的危险人物，马龙班长告诉他。他们卖枪，他看过很多死在枪下的人。小腿不断抽动，像是濒死的爬行动物。他不太能搞懂自己，他怕死，可有时候胆子却大得要命。他仔细想想，其实满世界都是他这样的人，租界里全都是他这样的人，他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过一句话，说有一种人，天生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这种人总是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明明一个又老实又年轻的学生，却要去参加革命，明明一个勤恳的小生意人，听到轮盘上小球一滚就激动，明明一个整天阅读妇女杂志的规矩太太（里头还登些吹嘘无痛分娩法的医师写的文章呢），却要去跟人私通。
马龙班长手下有个文质彬彬的马赛人对他说，我们会保护你的。我们看重你，大大超过看重一个普通的包打听，你身上有一半是法国人。
他在本迪戈餐厅门口差点被人发现。回想起来，他觉得那个人肯定是看到他的，那穿黑色皮衣的家伙，从上唇到下巴，那圈胡茬几乎把嘴整个包围起来，可那张脸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人家在高级餐厅吃饭，他却像傻瓜那样站在夜风中。他突然觉得愤怒。他简直是在向人家示威，他在门厅那盯着人家看，他想看清楚这家伙到底在跟谁一起吃饭。他猜想别人一定是在留心他，搜寻他，他注意到穿黑色皮衣的家伙背靠墙站在阴影里，朝路的两头观察好久。
一定是看见他啦，别人现在变得极其小心。他不敢跟踪那辆车。靠走路是不可能跟上汽车的。至于汽车跟着汽车，那才是电影里的鬼扯呢。他想出个办法来——
他跑到兰心剧院的台阶上，从门厅后望着路口。他看到那辆汽车驶过，他把车牌号记在心里。汽车一定会开回车行。他一直等到那辆车回来，才跑到柜台上开单领牌子。他坐在司机座边上，他只多付一倍车价，只多付两块钱，就让司机把车开到贝勒路上，上次的乘客下车后走进哪条弄堂，司机记得清清楚楚。
昨天夜里，小薛躲在弄堂底，一直等到他们全部离开。早上他又来。
九点刚过，他站在五金铺柜台外面，店铺在贝勒路这一侧，正对着对面的弄堂口。他装作打电话，抬头张望——
不可思议！就像奇迹突然发生——很久以后他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那就像是奇迹。在弄口拱梁上方，在斑驳的红漆木板墙上方，过街楼窗口的花布窗帘瞬间拉开，一张面孔从暗淡的背景里浮现，是个女人，她探头看看窗外，她缩回去，关上木窗，又拉上窗帘。小薛认得她！那是船炫旁的神奇女主角，他曾冲洗出那张照片，可就算对着照片他也想不出是哪部电影。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这就是他想找的地方，就是这窗口，就是这间过街楼。按照他那业余盯梢专家的想法，于某种偶然的原因而走进同一条弄堂。
现在，他又要跟踪这个女人。他看着她走出弄堂，他自己走在贝勒路的这一俩，稍后一些，但几乎与她平行。他看到她在康悌路⑴口朝西边走，他看到她在街角停下脚步，他只好向东边拐去。
他产生一种奇特的想法，觉得那个“坏朋友”正在试图侵蚀他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感觉，而他却猜不出那家伙下一次又会出现在哪个地方，哪个他根本意想不到的地方。
⑴Rue Conty，今建国东路。
十三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时十五分
多年以后，当萨尔礼故地重游（此时他早已与小薛情如父子），眼望着昔日的租界饱受战争摧残。而薛因为在战时与各方都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多半也与他的天性有关），南京的一些机构竟然对他产生疑虑，对他展开一系列的审查，甚至一度把他秘密关押起来。薛的许多朋友——包括萨尔礼本人，勇敢地站出来，提供各种证据，萨尔礼少校甚至引用法国外交部的一些旧档案，终于使薛维世先生安然释放。
萨尔礼为小薛设宴压惊，他盛情邀请薛去法国——不仅作为他私人的来客，也同样作为法国政府的客人（因为他多年来对法国海外殖民地事务作出的贡献）在巴黎定居，当然，你也可以来南方，萨尔礼本人在上海服役期间，累积下来宦囊甚丰，在法国南方买下一辐地。
同时，在酒酣耳热之后，他们也开始回忆起往昔岁月。据萨尔礼说，刚开始他并未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起初，只是一个白俄女人进入他的视线——他出于偶然的兴趣——如今他甚至可以不无自嘲地说，出于某种多多少少算是对美貌妇女的私下兴趣，他让人对这个女人展开调查。
随后，神奇地——他猜想那与冥冥中某种推动事物的力量有关——从这个白俄女人出发，调查线索突然令人兴奋地与金利源码头的暗杀事件汇合到一起。
今天早上在晨祷室门口，少校左手半只羊角面包，右手一杯咖啡，正用膝盖去顶那扇门。马龙班长伸手帮他推开，兴冲冲地告诉他，我们的小猎犬总算找到洞口啦。
特务班全体在等着他们。而马龙班长没在会上宣布那消息。他把一张纸条递给少校，少校扫视一眼，把它压在文件夹底下。离开会议室时，他要马龙把有关这个小薛的所有文件——包括提审他的笔录、他自己两天一次交来的那些情况汇报，以及从捕房保甲处找来的有关其个人历史的所有记录——统统拿到他办公室去。
纸条上写的是一份情报，使用法语，拼写和语法几乎找不到瑕疵，据说是那个姓薛的业余摄影师的作品。情报揭露一条惊人的消息：摄影师跟踪白俄女军火商的一个朋友（马龙用铅笔在边上注明此人就是那个陈姓买办商人），发现他进入贝勒路的一幢房子。第二天，当他再次前往那幢房子附近仔细观察时，发现这幢房子里有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摄影师在报纸上看到过她，正是金利源码头被暗杀的曹振武的太太，这位太太在刺杀案发生后旋即失踪。
在这次暗杀事件中，最让少校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刺客对新闻报道的重视，他们——深入调查后发现那是个组织严密的暗杀团伙——事先就把消息透露给记者，随后又向记者提供一些文件，一份虚张声势的声明，加上一份故事大纲（以使报纸的说法和他们自己的版本保持一致）。这个暗杀组织不仅精心策划一起暗杀行动，更试图操纵新闻机构对消息的传播。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少校本人也大受启发。
后来在一次晨会上，他就对特务班里几个亲信下属说，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相。也许真相就是这一大堆文件，就是这堆剪报、审讯笔录，真相就是大街小巷的窃窃私语，就是由便衣包打听们每天上交的调查报告。简而言之，真相就是这些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