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少校仍记得，那些日子里，上海风雨飘摇。这可不止是比喻的说法。那年早春雨水特别多，周围省份频发水灾。直到四月初才放晴。当时，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萨尔礼少校负责的部门——好像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众人瞩目的要害部门。在萨尔礼少校的记忆里，他从来就没这么热门过。甚至连英国人也向他推心置腹。他的同行，公共祖界的马丁少校邀请他到乡村俱乐部共进午餐，烤得半熟的牛排和羊腰堆在一个盆子里，他记得当时还有一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员在座。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当马丁说到一些重要问题时——比方说双方共同建立某种情报交换的日常机制，他就变得愈发沉默，凝视他的酒杯和雪茄。很久以后，少校还记得一些租界传闻（在上海还有谁比他消息更灵通？），这位年轻人后来卷入到一起桃色事件中，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黯然离开上海。
马丁那天说，他希望萨尔礼少校把这理解为“达成某种私下方式的共识”。因为如萨尔礼所知——如今的伦敦被一帮鼠目寸光之辈占据，以麦克唐纳⑴为首。首相从前是外交界的圈内人，马丁转头看看那个年轻人，像是略带歉意。伦敦传说工党内阁里有苏联间谍，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英国政府恢复对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且正在从海外殖民地撤军。这从上海租界也能看出点迹象来，英国人似乎有意让日本陆战队代替自己执勤。所以，马丁说，莫洛托夫说得一点都不错，如今法国才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头号敌人。
他记得那块牛排足足有二英寸厚，用铜丝网夹在煤气炉上烤到三分熟，浇上鲜奶油汁，再浇上一些英国Lea & Perrings公司出产的Worcestershire Sauce（中国人把它叫做辣酱油）。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他胃口真好，那样美好的岁月，他再也找不回来。奇怪的是，一旦离开那块殖民地，他的消化能力就大大退化。当年在上海，似乎人人都那么好胃口。
“因此，少校，一些老练的伦敦人士希望我们同法租界警务处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
是的，这是所有事情的起点。可这一切薛又怎么能知道呢？当时，他还是黄浦江边这块租界里的小混混。懵懵懂懂卷入一项对军火交易集团的调查中，像是误撞上蛛网的蝇虫，拼命扑扇翅膀想要脱身。
今年初，外交部通过私下渠道向少校发出一个信息，巴黎的说法是：至少要“策划一两次能够引人注目的行动”，以配合巴黎近来针对莫斯科的贸易禁运政策。和马丁他们的做法不同，法租界政治警察部门向来的政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殖民地警察的任务是保证商人们的贸易安全，商人得益，警察也得到自己那份利润，大家得利。能够同那些激进组织相安无事是最好的，少校有时候甚至认为，正是那些组织的存在，才让法兰西的海外殖民地变得不那么沉闷，不那么无趣。法租界从不理会英国人的那一套，公共租界想要抑制帮会势力的蔓延，清除赌场和妓院，法国人张开怀抱欢迎它们。公共租界和南京政府合作，逮捕共产党人，法租界则睁一眼闭一眼，故意动作迟缓，走漏风声，让他们撤退机关，转移账户。只要这些人不过分捣乱，不添麻烦，法租界警察部门就容忍他们。在殖民地事务上和英国人唱唱对台戏，刻意表现法国式的开明，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一夜之间风向转变。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法国情报部门获得可靠证据，证明印度支那激进运动组织的叛乱活动得到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对这些叛乱活动提供财务和其它必要支持的领导机构，其隐藏地点正是在上海。海防的邮轮带来各种文件，从装订成厚本的研究报告到搜查现场取得的小纸片。也许他只是想交差，也许他是想要真正做出点成绩，在自己的殖民地警察部门工作履历上好好加上一笔，无论如何少校都必须采取行动，他开始调阅在办案卷。少校向来都喜欢对手下说，你放一放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睁大眼睛盯着，蛛丝马迹足以挖出大案子。这种事情需要想象力，是的，想象力，而萨尔礼少校并不缺乏想象力。
必要的想象力，再加上对于这座城市的充分理解。少校认为自己是理解这座城市的。法租界大大小小的住宅区，在那些像迷宫一样的弄堂里，有多少花样能逃得过少校的眼睛？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虽然人家说我们法国人天性自由散漫，但我们也同英国人一样擅长管理城市，甚至比他们更擅长，而我们还会让殖民地变得更有趣。
政治部的所有在编警员都有自己的“包打听”小队，每个“包打听”手底下又另有几十条眼线，他们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这个城市的肌体深处。他们每天都要提交报告，不管写在什么纸上，哪怕写在香烟盒锡箔的背后。如果不会写字，也可以口述，由他的上级记录在案。那些字迹歪歪扭扭的纸条最后全都落到文书科手里，由他们整理翻译，其中最新奇有趣的记录文件，则必须直接放到少校本人的桌面上。
小薛手写的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大小纸条（有一两张是礼查饭店为住店客人专门印制的信笺），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最终堆在少校的办公桌上的。一小时后，马龙班长把与小薛有关的整个案卷全部交到少校桌上。少校不仅注意到这个小薛——这个业余摄影师能够用法文写出一份完整的报告，后来，在仔细阅读从设在霞飞捕房的保甲处取来的户口档案记录时，他竟然还发现一个熟悉的姓氏，Weiss——Pierre Weiss，多年前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商人。大战期间回法国参战，从此再也没有回上海。他与他的中国情妇生下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正是薛维世Weiss Hsueh，警务处政治部特务班手下的一名证人，他此刻正在从事一项重要的调查活动。
马龙班长告诉少校，根据他的指令，捕房保甲处正准备派出巡捕仔细搜查小薛在福履理路的居所。少校连忙抬起头，要求马龙立即阻止这次搜查行动，但马龙班长说，大概打浦桥华捕队早已出动。
⑴Ramsay Macdonald。
十四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六时十五分
小薛火冒三丈，他真想对马龙班长来一次报复。他觉得早上在薛华立路大搂对马龙没有说出全部情况是完全正确的。下午他一进家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愣住。衣柜门全部开着，抽屉掉落在地上，他的衣服东一件西一件满地都是，报纸和信件却都在床上，还有照片。法国军团在战壕拐角上枪毙间谍的照片插在土司炉架上，排枪正冲着那瓶果酱射去，这张照片是他父亲跳到战壕外拍的，站在那个将要被处决的犯人头顶上。
他清点物品，发现所有重要的信件和照片都被人拿走。包括他父亲的照片，母亲的照片，还有特蕾莎的照片。他羞愧难当，那是他最隐秘的照片。他一想到马龙看到这些照片后的面孔就无比愤怒，他想象得出那一脸坏笑。
在别人眼里，那些照片上的特蕾莎多半不怎么好看。有时咧着嘴角，拉得老长，连鼻孔都张得很大。由于透视的关系，腿会变得很粗，屁股也绷得又扁又宽。可他自己觉得好看，他觉得那很美丽，他认为拍这样的照片才算是揭露事物的真相。他记得有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特蕾莎蜷曲着双腿，像是只乳白色肉果，被从当中剖开条缝，露出瓤来，照片上的特蕾莎情欲高涨，连毛发都是濡湿的（客观地说，小薛知道那一半都是自己的唾液）。
他不知道别人看到这些照片会怎样想他，那都是他最忘乎所以时刻的见证。他挑出一些稍能准确反映她外貌特征的、比较不那么会把她误以为是另一种奇异物体的照片来送给特蕾莎，剩下的他都自己保存着。可现在它们被巡捕房一锅端。他知道这一定是巡捕们干的，他认为这事一定跟马龙脱不掉干系。
从下午到现在，他被羞愧和怒火搅得一刻不得安宁。几天来他搜肠刮肚给马龙编故事，满足特务班长那永不餍足的好胃口，让这家伙像吞食奶酪焗面那样吞食他的故事，嘴巴外头往里塞，嘴里还使劲吮，故事拖着故事，好像面条拖着面条滚到他的胃里。他把特蕾莎在床上的喜好告诉人家，他替特蕾莎编造一天的日程表，在哪里吃饭，在哪里裁剪裙子，在哪里见到什么人。有时他为满足马龙的胃口，还不得不编些弥天大谎来过关，他把自己说成是特蕾莎最信得过的人，是她那生意中的重要角色。她去所有的场合都带着他，她不方便去的场合就让他代表她。因为想要跟马龙班长套近乎，他还用法文来写那些报告，免得人家翻译起来漏掉点什么关键地方。他不得不去书店找素材，去租界里那些专门卖些探案犯罪书刊的铺子，从中搜寻一点有关武器的知识。
他当然是有所选择的，很多事情他都怪在特蕾莎的坏朋友头上。特蕾莎可能并不知情，特蕾莎对珠宝生意更在行，很多事情她都交给陈去处理（马龙班长告诉他这个家伙姓陈）。但他毕竟还是说出很多实话来，今天上午他说的就是实话。他把跟踪到贝勒路的情况报告给马龙。因为马龙班长嫌他总是虚晃一枪，他甚至还提到那个女人，那个金利源码头刺杀案中失踪的女人。当然他有所保留，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他又觉得不该全部吐露出去，他没有告诉马龙那个女人住在那幢过街楼里。他甚至把那幢房子的位置也隐瞒下来，那是黝黑的夜里，他记不清到底是哪条弄堂，而她也是在弄口一闪而过，他看到过刊登她照片的报纸，而他是个对人的面孔有着特殊记忆能力的摄影师。
从警务处大楼出来，一路上他都在犹豫不决。他害怕，他不敢做他该做的事。虽然他从薛华立路一拐弯就开始后悔，他想他的密告可能会危及特蕾莎，他寻思该不该把这情况通知特蕾莎，可他害怕马龙班长，他害怕被人塞在洋铁皮桶里，他害怕那种黑暗和气味。
此刻他不再害怕。他走到楼下，到房东太太的客厅里借用电话。人家优心忡忡地望着他，关切地询问这位老邻居，下午那帮巡捕究竟是怎么回事。可他现在并不害怕。
电话一通，他就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只能告诉特蕾莎，他想她啦（房东太太在客厅门外站住脚步）。特蕾莎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他听到一些零碎杂物掉落的声音，他猜想电话那头特蕾莎正用手拉扯着长长的电话线。
他站在交叉路口的街沿，等着马路中央那个头顶着红缨斗笠，像个木偶人似的安南巡捕再次拉扯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牵着块装在转轴上的木牌，红漆牌子朝着哪边，哪边的人车就得停下，再转过去才放行。还没等牌子转动，汽车就停在小薛的面前。驾驶座旁的车窗摇开，特蕾莎在座位上向他招手。
“你还活着么？”特蕾莎哑着嗓子，红木的四柱大床上挂着灰纱蚊帐，风吹过时会闻到霉味。还是在礼查饭店。床前的地板仍然有些发烫，夕阳却只剩下点余温。
特蕾莎侧身躺在靠窗的那边床上，腋下是两只叠在一起的枕头。她舒适地蜷缩起来，撅起屁股，在他的腹部底下来回摩擦，窗外的江面上有一艘英国军舰驶过，悠长的汽笛声属过，她下意识侧侧耳朵，傍晚最后一抹阳光忽然从云边闪耀起来，在玻璃上形成一大片金光，特蕾莎正躺在那金光的焦点上，她的腰侧髋骨部位上茸毛闪烁。
他一开始就想告诉她，可他没有机会。她三下两下就脱光他的衣服，用手指拨弄他，弄得它像饱受左右勾拳重击的沙袋杆那样，又跳又蹦。
直到这会，他的肋骨两侧仍有点痛，特蕾莎夹得他都快透不过气来。膝盖钳在他的腰窝上，就像受惊的肉蚌。那种时候，她的腿突然会变得那么坚硬结实，那么紧紧绷起，在内侧形成一条狭长的筋窝——刚刚小薛眼睁睁看着它们挤压在自己的颧骨上，瞬间发出惊恐的喊叫（其实只是在沉闷地哼哼唔唔）。
她拉过他的手指，让它们在她的腹股沟那一长条柔软的凹陷里摩挲。他又一次觉得自己需要编造故事。需要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他想不出办法，突然间，他像一头紧追着野兔不放的猎兔犬，再一次迫切地追逐她，驱赶她，让她抵达那个快乐而盲目信任的彼岸……他的确采用的是猎兔犬的姿势（这样至少可以避免面对面看着她）。
他倒在她的背上。同时，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进入他的头脑。“陈先生必须立刻离开上海——”
喘息声陡然停住。他不得不往下说：
“他有危险，还会连带到你。他正在同一个帮会小组织做生意，做军火生意，”他勇敢地望着她的肩膀：“事实上，那是帮会中一个野心勃勃的小派别，他们在法租界大搞暗杀活动。”
“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
“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他觉得别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在上海，又有谁不跟帮会有关呢？他大胆地说下去，他为自己的说法感到自豪，他为自己的说法添加上一点骄傲的语气：“事实上，我认识这个帮派的首领，事实上——嗯，我是他的老朋友。”
他又觉得这种说法是如此不切实际，因此感到气馁。但他还是坚持着往下说：“我是个摄影师，你知道，他们有时需要摄影师帮他们干点活——我是这样认识他的，他有时会来要求我帮他做点调查。于是——我对陈先生做过一点调查，我跟踪他……”
她把手伸向床头柜，在手袋里掏摸，像是要拿打火机，但她掏出的却是一把精巧的手枪。他甚至连惊慌都来不及，枪管抵在他的下巴后，深深地戳进颌骨和喉结之间那块柔软的地方，让他觉得想要呕吐。
他惊恐地睁大眼睛，双臂投降一般举起，手指在发抖。
“告诉我实话。”
长时间静默——只有挂钟的声音，以及窗外江面上寻找腐烂食物的海鸥的鸣叫，时间长得让他难以忍受，像是憋尿——他也的确害怕得快要失禁。他亲眼看到过子弹是怎样穿透下巴的，整个下颌骨都掀开——像是打开一个盒盖。他不敢回答，生怕下颌一动，就会触发那把手枪上的什么东西，简直有些古怪，他不合时宜地在头脑里翻检起那些名词来，扳机？还是击锤？就好像这样一开动脑筋，他自己就能置身事外，就好像想想这些名词能让这事变得像哪本小说里发生的事一样。
特蕾莎再次大笑起来。她望着他的面孔，伸手从他鼻子上取下一根鬈曲的毛发，是她的阴毛，他仍然能闻到那股酸味，那股好像是掺有少量苹果醋的奶酪般的味道。要解脱困境，有时需要一支手枪，有时只需要一根潮湿的毛发。
“为什么要跟踪他，你跟踪他到哪里？告诉我时间、地点。为什么他有危险？”
“礼拜天晚上。我从西侨青年会一直跟踪他到餐厅。他走进贝勒路一幢房子。那是帮会的房子，是那个怀有野心的小组织的聚会地点。帮会首领已有所察觉，他知道这帮人对他不满，他知道他们偷偷搞些暗杀活动，他打算让巡捕房来处理这事，帮会一向与巡捕房合作。那幢房子已被巡捕房监视，陈先生因为出现在那幢房子里，他一定也已受到监视，搜捕即将开始。我急着想要告诉你……”
他觉得这些说法漏洞百出，他觉得这些说法实在是荒谬。他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他看着特蕾莎掀起纱帐，打开床头柜上的烟盒。他预感到自己大难临头，只消一个电话，他的谎言就会被戳穿。
“是那个帮会首领要你监视我么？是他要你去跟踪陈的么？”
“是的。”
“告诉我他的名字。”
他的脑子在不停转动，他试图找出那张报纸上出现过的姓氏，他看过那张报纸，金利源刺杀案发生后，有家与帮会有关的小报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暗杀组织的头目姓顾——他想起来，那个姓氏是顾。
“他姓顾。我们都叫他顾先生。”
“是顾先生让你跟踪陈的？”特蕾莎的嗓音变得冷酷起来。小薛还是头一次把这个姓氏与那天晚上他看到的人作比较，他想起这些人的相貌，虽然是在黑夜里——他觉得那个神秘的中年人更符合顾先生的身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如果是顾先生在与特蕾莎的陈做生意，他又为什么要让小薛跟踪陈呢？他想（不无幸灾乐祸）——好吧，那样的话就是陈在欺骗你。
“你竟敢帮着别人偷偷监视我！竟敢偷偷跟在陈背后！”
枪管再次向上戳进来，他觉得自己的处境既悲伤又滑稽，让他的鼻根一阵阵发酸，简直有些莫名地为自己可怜的命运感动起来。枪管顶着他，反倒让他的感官更加敏锐细致起来，他甚至像是能感觉到泪腺在发痒，紧接着，是瞳仁变得模糊起来，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竟然用的是法语，好像这种声调柔软的语言可以少一些震动，可以让他避免触发枪管那头的击锤。连他自己都听不清说得到底是什么，但特蕾莎却像是听得清清楚楚。
“我跟踪他，是因为他是你的坏朋友。是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
十五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
这些日子里，少校一直在思念法兰西。他并不把自己看成上海人。这儿有些欧洲人早已忘记自己的故乡，他们早已归化上海。无论这些人不久前在哪里登上船，他们一下船，就加入一个新的族群——白种上海人。这也难怪，他们从前一无所有，在上海发大财，在上海置下产业，结婚生子，难道不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老家？
萨尔礼一度也想在殖民地安个家，可他的科西嘉妻子无法忍受亚洲的潮湿空气，带着孩子坐上从西贡回马赛的邮轮。他没有去找个中国情妇，他宁可一年一度坐船回国度假。与他不同，巴台士领事却把整个家都安在上海，虽然领事的职务调动比警察部门更频繁。
傍晚，少校坐在领事官邸的书房里。落地窗外是整排的大阳台，从阳台雕花的栏杆间可以望见房子背后的大片草地。惊叫声在梧桐树梢回荡。巴台士领事站起身来伸头张望。在草坪和沿围墙种植的树丛之间，小男孩摔倒在脚踏车旁，趴着一动不动。尖叫声是从站在草坪边椅子上的女孩嘴里发出的，她在那把黑漆斑驳的铸铁椅上摇摇晃晃，一条腿跨过弧形的椅背。地上的小男孩扭动起来，双腿艰难地想要从那堆橡胶和铁管的迷宫中逃出来。
“他们带来所有的口供。”少校继续说着。按照惯例，他正在把警务处政治部最近收集到的情报向巴台士领事简略陈述。
是那个穿中山装的南京学者（他自称是教授）带来的报告。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口供，然后是其它来源的相关情报汇总分析。在最后一页文件的底部，署名看起来像是一个研究机构。看起来他们像是一群读书人，像是那种从中国腹地成百上千涌向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年轻人。野心勃勃，接受一位中年教授的领导。南京大量招募这种年轻人。各种研习班，社团，学社。是的，在他们递给他的名片上，有个古怪的名称。少校居然想不起那个名字，研究所？调研会？他再次看看桌上那份报告。
“到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
穿着中山装的教授告诉少校。他的眼睛在镜片背后闪烁不定，像是个羞怯的大学教授。
“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你们毕竟是客人，客人们总是心慈手软。说到底，你们总是要回去的么。总还是有租约的么。”羞怯的大学教授忽然豪放起来，哈哈大笑，以证明他自己的确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南京的研究小组最终得出结论，这位彼得洛夫·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⑴先生（法租界警务处档案登记为勃兰特先生，政治部指纹档案编号2578），并不是一像他自称的那样，一个三十九岁的德国贸易商。他在薛华立路的审讯室里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南京坚持要把他引渡到龙华警备监狱，随后又转送往南京军人监狱。萨尔礼认为领事不想知道勃兰特先生在那里的遭遇，他自已也不想知道。听说那里有一种巨大的铁制台钳，他们让你跪在那里，把脑袋塞到铁钳中间，每转动三次齿轮，铁钳就会向内挤压一公分。
口供一共做过四次。勃兰特先生相当得体地应付这个局面。他的每一次口供都很完整，而且自成体系。每一次都是全部、完整地推翻上一次的供词。审讯者很容易产生错觉，每一份口供笔录都会被当成真正的突破。萨尔礼相信最后一次口供仍未触及勃兰特知识结构的中心地带。他甚至不敢保证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他的真名。但这无关紧要，哪个才是自己的真名，恐怕连他们也搞不清楚。
不管怎样说，情报本身的价值还是无与伦比。它决定性地证实，上海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火药桶。从勃兰特的公寓里搜出大量银行文件和存折，巡捕房的会计师后来向萨尔礼报告说：“总数相当于七十三万八千二百块银元。”
银行文件证明勃兰特账户的银钱往来极其频繁，但奇怪的是，缺乏相应的贸易文件。对顽固的勃兰特先生，这是个致命弱点。他既说不清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也说不清它们从勃兰特账户出去之后，又进到谁的腰包。老天知道，这些钱够买下一整幢大厦。勃兰特先是声称他代表一家注册在汉堡的德国洋行，打算在香港或上海购买地产，作为该洋行开辟亚洲事业的第一个重大举措。
在南京，勃兰特先生不断改变供词，起初是鸦片，然后又是军火。第三次口供时——萨尔礼假定这是审讯者第十次转动台钳的齿轮——勃兰特供认，他的那家德国洋行本身也是一家莫斯科贸易公司不为人知的子公司。自从列宁同志发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仍需通过国际贸易（这一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来采购到足够的粮食，莫斯科一夜之间开办大量这样的公司。
南京的研究小组并不接受这个解释。勃兰特先生不知道，实际上法租界巡捕房从不贸然逮捕外国商人。从两个渠道证实这位德国商人的复杂背景（后来勃兰特承认他的父亲出生于莫斯科，母亲才是地地道道的柏林人）。设置在河内的法国殖民地保安局对当地的激进分子突然袭击，意外获得勃兰特在上海的通信地址。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一开始还以为勃兰特是泛太平洋工会联盟的召集人。其后不久，国民党在江西省某个县城发动一次不太成功的军事行动，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还来不及销毁文件就匆匆转移。文件中提供的线索使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江西省城展开一连串搜捕，有人在临刑前终于崩溃，供出一两个上海的银行账户。
根据南京送来的口供笔录，在最后一次供述中，勃兰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在上海新成立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将会领导整个亚洲地区的共产运动。人员、策略，以及——更重要的，金钱，都会从这个机构散发。萨尔礼少校并不十分信任这份供述。它在行文上过分讲究，逻辑相当完美，它更像是一部精心构思之作，或者说，是一份伪装成素材的精致作品，它不断展现出一种貌似草稿的风格，有时语气迟疑，有时突然推翻之前的叙述，大段的涂抹，另起一行，再涂抹，然而关键之处却言简意赅。
尽管勃兰特案卷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在有一点上，参与其事的各方都认为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眼前，那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有计划，有资金，而且组织严密。显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运动陷入低潮以后，他们就已调整策略，如今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在东方，而埋下炸药，引爆，彻底摧毁这一链环的最佳位置正是在上海。因为它是全亚洲最复杂、最难以管理的城市。
萨尔礼少校与巴台士领事私下讨论时，一致认为也许最好的引爆地点就在法租界。对于租界里一小部分白人——主要是地产投机商人——的想法，领事先生暂时保持中立。但他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前不久有一封从巴黎外交部的私人信件通过外交邮袋传递到他手里，在信中，有人用清晰的方式告诉他，外交部希望上海租界当局能够挖掘出一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实，以配合正在愈演愈烈的法苏争端，两国之间的冲突正在从贸易领域扩展到各个方面。
少校脑子里有一根想象之线，正在把最近发生的几起刺杀案件，与一个在亚洲各地贩卖军火的私人公司，以及一位租界里的业余摄影师串到一起。有情报表明，暗杀集团的首领显然具有苏联背景。他觉得机遇之神在朝他耸肩挤眼睛。
这机会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个薛维世——这个摄影师竟然是他的故人之子。大战期间，薛的父亲和萨尔礼少校在海外军团的同一个连队里服役。那年夏天，他们在潮湿泥泞的战壕里不断抽着少校喜欢的烟斗，薛的父亲喜欢拍照，少校至今还保存有一两张他拍的照片。冬天时他朋友的散兵坑被一颗炮弹击中。他几乎完全忘记这个朋友，直到巡捕房保甲处送来一堆照片，马龙班长事先对这些照片作过挑拣，马龙告诉他这个小薛有一些下流的嗜好。
马龙班长不可能认得出照片上的人，拍照时少校还很年轻，而且衣衫褴褛。夏季军服的袖子被他整个撕下来，那时候战壕里所有人都这么干，因为长期浸泡在汗水里，腋下的皮肤会腐烂发臭。
他没有把这些事告诉领事，部分是由于这中间包含一些纯粹的私人事务，主要原因在于，此刻他的想法还处在尚未成型的模糊状态中。
⑴Pctroff Alexis Alcxeievitch。
十六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八时三十五分
冷小曼感觉孤单。没人给她安排工作，又是接连好几天没人来看她，她有种独守空闺时错觉。昨天晚上她跑到街对面的五金铺打电话给老顾。显然这违反规定，可她实在忍不住。她几乎是带着哭腔。老顾在电话里说，你安心住在那里，明天林培文会来。她简直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夜里也比前几天睡得好。不能怪她像个怨妇，谁都不能整天独自守着个空房子发愣。她起床梳妆打扮，挑选那件薄棉布的格子旗袍，找出一双白色的皮鞋。她打算出门去菜场买条鱼。林培文喜欢吃鱼，培文是她不可多得的朋友，是她在组织里唯一能说点知心话的人。
她拉起窗帘，阳光洒在半个桌面上。她推开窗，早晨的凉风让人清醒。她伸头朝窗外望，陡然一惊，那个家伙站在贝勒路对面。他站在五金铺边上的弄堂口，朝她的窗口张望。那个她几天前看到的人，那个其实更早——在法国邮轮船舷旁她遭遇到的怪人。
她镇定地缩回头，穿上皮鞋。不要去关窗，不要拉窗帘，她对自己说。她想一想，又把昨晚盖的那条薄被晾到窗外，警告自己不要转头，不要朝那边看。
她慌慌张张下楼。她不得不从贝勒路的弄堂口出来，只有这一个出路。她无法判断这家伙的用意，人家告诉她，她的照片刊登在无数报纸上，所有人都可能认出她来。
但在贝勒路和康悌路的交叉路口，她碰到真正的麻烦。
她一眼就看到林培文。白色的帆布西服，手里卷着一本杂志。稍后她才知道同来的有两个人。这会她还没注意到有另外一位同志。让她惊恐的是，林培文跟前站着一个租界巡捕。她立刻就明白，这是抄靶子。动手抄身的是戴笠帽的安南人。他抄得很仔细，像是特别不满意林的那副小开打扮。他把那本杂志拿过去，递给身旁的法国人，但那法国人摇摇头。快结束时他还伸手拍拍林培文的后腰，他停一停，突然伸手过去拍一下，好像他是故意把这个最重要的部位放在抄身的最后一步，好让对方猝不及防。
在路障另一头，华捕翻开黄包车椅垫，起劲地查看那下面的箱子，有人在抱怨，有人在咒骂。他们很快对林培文失去兴趣。挥挥手让他走。
让冷小曼感到奇怪的是，培文没有赶紧离开。他犹犹豫豫，低着头，再次把手里的杂志卷成圆筒状，朝天看看——好像怀疑怎么这样早巡捕就来抄靶子。他朝后望一眼，又用那卷杂志敲敲脑袋，好像想起什么，扭头想要往回走——
——她已举起左手臂，她想朝他挥挥手，但培文根本没有朝这个方向看——
几乎在林培文回头的同时，一声枪响，震耳欲聋，所有人都朝着枪声的方向看去，朝林培文身后看去。
只有冷小曼还在注视着他。他回头——枪声，慌乱中他脚步一个趔趄（那一瞬间冷小曼以为是他中弹）。
顺着贝勒路，有人朝南跑，路人慌张躲避，侧过身子朝狂奔者张望。巡捕们已回过神来，警哨和朝天鸣放的枪声次第响起，几名便衣华捕奔跑着追过去。
逃跑者在开枪，他边跑边扭头，在跑动中改变姿势——侧过身来，换用蹦跳的步法。好像他正在嘲笑身后追赶者，好像他是个捉弄人的顽童。他把身体奇怪地半扭过来，向身后的半空中开枪，显然他是想要制造混乱。
冷小曼看见林培文朝康悌路跑，她跟在后面，想追上他。她猜想开枪逃跑的人一定是自己同志。是和林培文一起过来的。街上的人突然多起来，在各处弄堂口簇拥着看热闹，沿街二楼也有人伸出头来，似乎枪声一点都不值得害怕，似乎这是哪部电影的拍摄现场。
现在，路上没人奔跑。康悌路还是那条在早晨显得特别安静的康悌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林培文已从人群中消失。她只好放慢脚步，脑子里转着一千个念头。她不知道现在她该不该回到那幢房子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回去。幸亏她看到那个家伙，幸亏她立即出门，亲眼看到这一幕。要不然她还蒙在鼓里。那幢房子此刻很危险。
她愤怒地想，林培文为什么不赶紧去那里，为什么不赶紧找到她，通知她，告诉她该怎么办？
她仍在仔细分辨前方的背影。也许她该找个电话打给老顾。可她不敢借用路边小店铺的电话，不能让人听见。街道转角上有一家小客栈，她犹豫半天，觉得旅馆前台上的电话机也不够安全，多给两角洋钱也不能保证让茶房闭嘴。租界里到处是巡捕房的眼线。
她猜想吕班路上应该有公共电话亭。她穿过一条弄堂。大白天，铁门都开着，阳光还只照到房子的三楼窗上。夹弄里凉风习习，气息潮湿，散发着隔夜的油烟味，还有一股掀开盖晾晒的马桶臭味。这些气味让盘根错节的弄堂十足像是这个城市的某一段肠子。
她觉得背后有脚步声，皮鞋踩在青砖地上。在安宁的弄堂里，这声音如此清澈，带着回声。转弯时她朝身后望去，她看到他，又是这家伙，她注意到今天他没有肩背那架硕大的照相机。她加快脚步，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着她？可她确信他认得她。
她怀疑刚刚发生的事与他有关，进而猜想康悌路口的抄靶子绝不是偶然事件，她怨恨林培文为什么跑得那样快，如果他在，他们可以伏击这个家伙，用砖块，用棍子，或者用随便什么东西把他砸晕。
显而易见，他是她的敌人。她猜想一定是他把巡捕房的人引来的。他多半是巡捕房的暗探。她搞不懂他怎么能找到贝勒路联络点，她怀疑是她出门时让他看到的。她想人家说得的确没错，她很容易让人家认出来。她必须尽快与老顾联系，眼下的紧急情况，她必须立刻向组织汇报。
横向的夹弄通向辣斐德路⑴。她走出弄口，焦虑地等在街沿。要等到安南巡捕转动指示牌，她才能越过吕班路。梧桐树下是一段刷着黑漆的篱笆围墙，围墙里头是法国公园⑵的树林。透过米字型格栅的公园大木门，她看到阳光照在草坪上。在大门西侧，她找到电话亭。
两帮洋童正在厮杀，争抢公共电话亭这块地盘。弹簧门撞在一颗枯草色头发的脑袋上，男孩倒在电话亭门边。两个帮派顿时逃散。负责收钱兑换电话铜币的老头坐在亭子里，冷漠地望着小孩们。
一直等到冷小曼走到跟前，倒地不起的战士才突然大叫一声，跳起身来，朝公园大门方向冲去。
街道上安静下来，只有五月份暖和的微风摇晃着梧桐树叶。可她没带钱，她没有拿手提袋，她身上连一角铜钱都没有。
后来小薛告诉她，当时她站在电话亭里，神情焦虑，好像一只困在笼中的小鸟。
而那个家伙，正隔着电话亭的玻璃窗朝这只慌张的小鸟微笑。如同前不久他在甲板上，迎着吴淞口的江风，迎着早晨的阳光望着她的表情一般无二。
“我在船上见过你。”
他笑嘻嘻拉开弹簧门，伸进脑袋来对她说话。
冷小曼想她自己不该承认：“什么船上？我不认识你。”
“随便你。但我可以给你这个。”
他又把头缩回去，玻璃窗上有一枚电话铜币，他伸出一根手指把铜币顶在玻璃上，让它在玻璃上滑来滑去。
她猛地拉开门，走出电话亭。粗枕木格栅上还沾着昨夜的露水，他在公园大门口拦住她。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冷小曼大声说，一对年轻的情侣隔着两米距离，一前一后走进公园。男的回头看看她，无动于衷，他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要不然大清早来公园干什么呢？），没空理会别人的闲事。冷小曼的眼角里有一抹红缨，安南巡捕站在门亭边打哈欠。茅草亭盖湿漉漉泛着金光，门亭采用上诺曼底的古法建造，用粗壮的枕木搭成框架，再用砖块泥灰填平空隙。巡捕似乎对目前的情况很感兴趣，脚步犹犹豫豫，正向这边移动。
她一阵心慌。不知道该不该叫喊起来。她想到自己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夹在巡捕房的档案中，插在捕房墙上挂的嫌疑犯照片栏里。她扭头朝公园里走去。她责怪别人没发给她武器，她要是有枪，肯定一枪打死他，她忿忿地想道。
今天是礼拜天。公园里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游客没关系，让她担心的是那些巡捕。安南巡捕和华捕不时从横贯南北的公园大道岔路口冒出头来，小个子的科西嘉骑警全副武装坐在马上，视线可以沿着大道从南门一直望到北门口。
而这个家伙还在跟着她，在她身后，始终与她保持着两步路的距离。
⑴Route Lafayette，今之复兴中路。
⑵又名顾家宅公园，即今复兴公园。
十七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十二分
小薛从不缺乏想象力。优秀的情报员要依靠想象力，萨尔礼少校对他说。少校没花多少时间去教他怎么做。他怀念战时岁月，怀念泥泞的战壕，怀念一边是炮弹把青草烧焦的味道，一边是平原的下雨天里才会从地底深处泛起的那种发霉的土壤气味。他把昨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怀旧上，回忆小薛的父亲与他的战场友谊。桌上放着皮埃尔拍的照片，他管小薛的父亲叫皮埃尔。他对小薛说，我会给你机会。现在你有一个在租界里做大人物的机会。无论他为薛做什么，都是为皮埃尔（上帝保佑他）。租界巡捕房总是需要人才的，何况——少校一向重视父系在遗传方面的作用——你是法国人。
“要做一个优秀情报员，”少校告诉他：“必须——首先要具有想象力。事情不会清清楚楚摆在你眼前，它只会露出一点点迹象，剩下的就全靠你的想象力。巡捕房里每个探长手下都有几十个情报员，到督察这一级就更多。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直接向我汇报。”
那天特蕾莎用枪指着他，吓得他魂都快掉，走投无路，只能靠编瞎话蒙混过关。他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觉得一个敢把枪支弹药卖给共产党和青帮的女人，怎么可能被他用这种拙劣的谎话就蒙混过去呢？夜深人静，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很快会露馅。特蕾莎会像质问他那样当面质问老顾，到最后他们就会把事情弄清楚。真相大白，是他小薛在捣鬼，然后有人就会来找他。找到他的办法很多，趁他熟睡时闯进门来，在弄堂黑暗的那头堵他，甚至在澡堂热雾弥漫的汤池里，伸出几双手连按带拖，把他踩在浑浊滚烫的池水底下。
半夜里他吓出一身冷汗。他开始盘算还剩下多少时间，他有没有时间逃出这可怕的漩涡？特蕾莎会把对他的怀疑告诉陈，然后——就像是一只曲折撞击的台球——这个有关鬼头鬼脑的小赤佬的故事会传递到那两个年轻人耳朵里，然后是老顾。
突然之间形势逆转，突然之间，少校让他变成手握租界隐秘特权的巡捕房密探，这不能不让他内心深处产生一些感激之情。他急于有所表现。少校让他寻找贝勒路那条黑黢黢的弄堂，他曾跟踪某位香港商人至此，几个人走进弄堂，之后全都消失不见。
他一直在对马龙班长编故事，他向来是能混就混过去。但少校如此看重那段往昔友情，让他感动万分，少校让他带人去看看那幢房子，他只能答应。可是一看到马龙班长调动大量人手，他又犹豫起来。他还在生马龙的气呢，他可不想让他占便宜。他当然记不清那幢房子的具体位置，贝勒路的里弄看起来都差不多，这简直让他觉得庆幸。
一大早，他从贝勒路这头走到那头，来回好几次。连一向沉稳的马龙班长都有些不耐烦，带几个人到康悌路口抄靶子。这是巡捕房的老一套，制造紧张空气，看看有什么人会惊慌失措。
他看到这个女人突然停住脚步，他发现巡捕房设置的临时路障边，有个穿白色帆布洋装的年轻人正在等候过关。他一眼就认出这个年轻人，是本迪戈餐馆里的老朋友。
现场一片混乱，她却没像寻常路人那样驻足观望。她扭头就走，疾步离开，趁乱穿越巡捕房设置的封锁线。他全看在眼里，她跟在年轻人背后，她把目标丢失。
他想起少校有关情报员想象力的论断。他觉得自己单靠想象力就把过街楼窗口的女人与军火交易联系起来，进而猜出过街楼就是那天夜里他们碰头的地方。的确够得上当个合格的情报员。他原本被迫暗中窥度特蕾莎行踪（目标仅仅是她一个人），其余的人都伴随她而来，进人他的视线，是附带的，是次要人物，是他绞尽脑汁时的应急招数，是故事难以为继时的替代角色。等到他看见这女人，顷刻之间，所有人物在他的头脑中全都各自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不过这会他把他的想象力用在猜度她惊慌失措的心情上——
趁着巡捕们乱作一团，他独自一人跟在女人身后。她在红砖砌墙的阴凉深巷里疾走。砖墙下半截用水泥涂抹，沾满褐色的水锈和墨绿的青苔。阳光下，几缕飘舞的棉絮掉落在头发上——此刻是烫卷短发。船上那会，她梳着爱司头。旗袍比薄呢大衣略长出一截来，鹅黄和绿色的格子。转过夹弄时她的身体向左一侧，头部向前略倾，好像转弯那头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孔，值得用这方法来让人家大吃一惊。等到她手臂一摆，从墙角消失的那一瞬间，米色的大衣下像是有条鲤鱼在扭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