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第二次再来贝勒路，一看到那女人站在窗口，他就猜出故事的一大半。出于某种他自己这会还弄不清楚的原因，他没有对马龙说实话。
连脾气最古怪、从来都是板着脸的安南巡捕也不再让他害怕，这得感谢少校。他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快活地朝安南巡捕叫嚷，用的是法文，没人听得清他到底在说什么，也没人想搞明白。
她朝他瞪眼，但还是顺服地跟着他走。他带她转上一条鹅卵石小道，两旁是齐膝高的围栏，圈着草坪，小路穿越草坪，通往荷花池。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因为他在船上看到她掉眼泪，也许因为他并不认为一位美貌妇人也有可能是致命的，也许因为他总是隔着镜头去看待那些让人恐惧的危险事物。可少校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金利源刺杀案是共产党干的。
“你倒没带着照相机？”她突然回过头来说，没意识到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近乎坦白承认。
她茫然注视着池塘边的水草，注视着灰喜鹊。
“那么你想起我来啦？”他自己也想起那些海上景色，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的鱼群，用灰绿色帆布遮盖的救生艇，甲板上的胡桃木小桌。她怏怏不乐，惊讶地看着他的照相机，恼怒地扭头离去。
此刻她也同样恼怒。她一言不发，试图用最冷淡的方式扫视他一眼，转身便走。
小薛在她身后说：“那是我的职业，我是摄影师，嗯，摄影记者。”
这当然不是说谎。他一直都在把照片卖给报馆和通讯社，何况是现在。少校说，你不妨有另外一个职业。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巡捕房的番号，那你就要从下级探员干起，按年资提拔。但这里是政治处，我可以破格录用情报人员。适当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在你的述职报告下面加上几条评语，租界警务处可以直接让你当探长，甚至督察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有个公开职业，暗中来帮我做事。
少校打两个电话，约人家到法国总会喝上几杯。第二天《Le Journal Shanghai》⑴的主编就让人送信给小薛，他一到报社的写字间，就有人把聘书交给他，还递给他一盒烫金的名片。卡片上一面是法文，一面是中文。
她脚步一顿，犹豫片刻，猛然转头，眼睛里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小薛突然意识到，他的轻佻言辞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租界各种小报花掉整整一个星期的版面，把真相告诉给饭桌上亟待猎奇的小市民，她是刺杀案的同谋，她是金利源码头枪击事件的主谋，编辑们还找来她的照片，以证明她的美艳和蛇蝎心肠。
几家外国报纸和一两家严肃的中文报纸谨慎地（附有确凿的书面证据）指出，暗杀事件可能跟赤色暗杀组织有关。报纸同时刊发刺客团的正式声明（提供者身份不详。）。
少校明确对他说，这是一帮共产党。
这会他俩站在湖边。实际上，那只是个小水塘。往前走几步。有个木板搭建的水榭，用木桩支撑，插在水底的淤泥中。夏天在那里举办夜间音乐会，拉赫曼尼诺夫、德彪西，还有“美男子”萨蒂——lebeau。此刻在阳光下，这儿只有蝴蝶，还有几种不知其名的小虫。
他不太害怕共产党，在他眼里，他们都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也许现在正躲在租界外的某个偏僻省份。他们都是些胆大妄为的学生，几年前他们在上海闹出很大动静，租界里的外国人惊慌失措，他自己还有些幸灾乐祸呢，可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尽管如此，他们干的事情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在租界里，他才好算是主人，说不定他能把他们像客人一样招待呢——
“你放心，我可以做你们的同路人——”，漂亮话甫一出口，小薛的心里便有些发虚，微风荡漾，身影在湖面上阴险地扭动，像是个告密者。
“我同情你们。”他换一种说法。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承认是对的，从头到底都不要承认。他用一种几乎是淘气的眼神望着她。沉默越是延长，情形就越发变得像一场调情。他越觉得自己像是个不可救药的登徒子，就越感到自信。
她捋捋吹乱的头发，四指并拢，曲起拇指，手势像童子军敬礼。显然，她有些气馁。
“你想要怎样？”疑问句并不能给人咄咄逼人之感，反而显得有些无奈。
“我一路跟着你。”
“你一路跟着我，想要怎样。”
他像是在说服她，说得恳切：“我想要帮你。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不想让我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我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我倒想告诉你。何况你现在又不能回家。”
“为什么我要相信你？”
“为什么我不向巡捕报告？为什么巡捕房会搜查贝勒路？为什么巡捕房不知道你住在哪幢房子里？为什么我猜得到你是共产党？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
他觉得这一连串的反问像是段台词，他觉得观众应该鼓掌，他觉得表演获得极大成功。
“我知道的事对你们十分重要，你必须让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里等着我。今天是礼拜天，你可以装成是到公园来读小说的，我再去贝勒路看看情况。”
他转身离开，走出几步又回头，指指那水榭朝她喊：“别走开，等着我——”
他觉得他就像是个关切的情人在嘱咐她，而她仍然神色焦虑。
⑴《上海日报》，一份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法文报纸。
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一时○五分
大生有蜡烛店在八里桥路⑴。过宁兴街⑵第二爿，占据整个转角的第一家是安乐浴室。浴室和蜡烛店中间有条叫友益里的弄堂，巷口堆满浴室烧大炉的煤块，最怕下雨天。就算今天这样好的太阳，林培文一个不注意，还是给店里的青砖地踩回来半只黑脚印。
“你肯定他们不知道这地方？”
“我从没对他们说过这里。
顾福广好一会不说话。阁楼上堆满纸箱，散发着干燥灰尘和火药味。永和祥白铁铺的榔头敲得有一搭没一搭。后弄堂深处偶尔飘来一两声胡琴，有人咿咿呀呀吊嗓子，想必是碧艳芳戏班的女学生。
“为什么要带着枪？他们没脑子，你也没有？”老顾的声音压得很低，在这午后的安宁里，在偶尔传来的小花旦尖利的嗓音里，老顾发作的怒气就像是一场幻觉。像是假装的。
顾福广在等朴季醒打来电话。意外迟早会发生，这些人几乎都算是小孩。平常人家这样的年龄还在学堂念书，给师娘提水壶，或者从大街小巷呼啸而过，打架斗狠。他仔细想想，有利有弊，坏处不用说，摆在眼前，就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好处是单纯，有热情，做事有冲劲，不犹豫。干起危险的活儿来，都好像是在玩什么游戏，轻轻松松就办成。有时候——他再次这样想道——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都不如他们。
他把电话从库房拉到阁楼上，让秦俟全管着铺子。蜡烛店不光卖香烛锡箔，也卖洋火鞭炮烟花。坐在箱子中间，就像坐在炸药堆上。可他一点都没感到不自在，照样用火柴点燃香烟。没有比他更熟悉炸药的，他在伯力学习制造过各种爆炸物。
从六格高的木窗望出去，是友益里10号——这幢紧贴蜡烛店后墙的弄堂住宅。南厢房顶上凸出的晒台围墙上有一只破烂的铝质洗脸盆，盆里种着一大丛小葱。
顾福广设计过各种逃脱方案，无论置身何处，他总会把周围环境所能提供的所有出口都观察清楚，这习惯一半是天生，一半来自严格的训练。别尔津教官说，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要像幽闭恐惧症患者那样谨慎小心，只是态度要更积极，更主动。
楼下库房的南面墙上有个窗户。租下铺子以后，顾福广把钉死的木条拿掉（那原本是防贼的），推开窗子就是友益里的弄堂。在安乐浴室那堆煤块覆盖的墙角下，有一块活砖，抽掉砖块，里面藏着一只油纸包，纸包里有一支德国造的鲁格手枪。弹仓已装满。库房另有道后门，门外是石库门房子的天井，穿过天井可以从友益里10号的门出去。朝左拐，是通往宁兴街的弄堂，再转到敏体尼荫路⑶，只要走到大世界游乐场，就可以消失在人群中。在最难办的情形下，你也可以打开阁楼的西窗，爬到后楼的晒台，再上房顶，居高临下伺机脱身。
危险总是会有的。你学习过如何与危险相处，你学过徒手格斗，学过射击和化妆易容。你半辈子都在干冒险的事情，所以你现在要调整呼吸，别发怒，别紧张。退一万步，即便那家伙被巡捕抓住，他也不知道八里桥路的联络点。再退一万步，即便他熬不过审讯，把贝勒路的地址交代出来，引领巡捕抓获冷小曼，那对组织当然算是重大破坏，但也还不算致命的破坏。冷小曼只知道一个电话号码，通过电话公司查询号码地址又需要一天时间，而法租界的巡捕向来以动作迟钝出名。
快到二点，电话铃声终于响起。朴是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里朴压着嗓子，线路不好，声音有些模糊，听起来像是风刮过来一阵尖叫的回声，又像是尖叫声震碎裹挟着电话铜线上的杂质，在顾福广的耳朵里沙沙作响。
放下听筒，顾福广再次点燃香烟。
林培文期待地看着他，不安地扭动身体，望着火柴棍在他手里燃尽，变成一根弯曲的白须，随着窗外吹来的风飘散，终于忍不住发问：“怎样？”
“朴确认——周立民同志已牺牲，”顾福广眯着眼睛，眼睑顾动，像是被烟熏到：“他怕传言不实，到河边亲自看过一眼。还在打捞——周同志被巡捕一路追赶到肇家浜，跳进河里，想游到对岸，巡捕乱枪射击——”
沉默——
培文没有说话，顾福广观察着他，他是在惊恐么？一场欢快的游戏，忽然出现意外的死亡事故——或是在愤怒？愤怒是有益的，但要加以控制。行动在即，最需要的是斗志。
“周同志很英勇，他用牺牲自己来保护其它同志。可以悲伤，但更要努力，要为他报仇。”他怀疑自己的说法够不够有力，他把烟含在嗓子里，让它随着声音一点点在嘴边散开，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被烟熏得更加干燥。
“现在的问题是，冷小曼突然失踪。她不在贝勒路的家中。按照约定，她应该在家里等候你。我担心她被枪声吓坏，逃离那房子。她光天化日独自在外面，很危险。”
林培文像是突然从梦中醒过来，陡然站起身说：“那我去找她。”话音未落就蹲身去抓那架挂梯。
“你想想，她会去哪里？”顾福广在沉吟，随即又开始说话： “她会打电话来的。五点以前，如果她不来电话，我们要先从这撤离。”
林培文不愿意坐下来，他想做点什么，不想让悲伤控制自己。他没有问自己，听到有人牺牲心里可曾感到害怕。他还年轻。刚赶上大革命时代的尾巴，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全凭一股热情。他还没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先就做起来，他晕晕乎乎，没空去思考。斗争的残酷性突然摆到他面前，就像烈日晴空里突然乌云密布，下来一场暴雨。他的同伴中，有人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被反动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忽然之间，他就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有时暗自想，如果不是失去联系，也许他早已牺牲。革命大潮席卷而来，革命的组织根本来不及好好组织，反动派突然反扑，一夜之间，他这样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人成千上万。在绝望中发起反击的同志大批牺牲，当时他并不害怕。他愤懑，他也想参加反击，他甚至想发动一场个人的自杀性袭击，幸亏他遇见老顾。老顾是深思熟虑的革命者，有计划，有进攻和撤退的方案，他有能力领导大家行动，有能力取得胜利，同志们早已完全信任他。
他无限信赖地望着顾福广，浑身肌肉绷紧，像是等候命令的猎犬，像是个被悲伤压扁到极限的弹簧，只等老顾松开按着他的手指，就会猛烈地跳起来。
顾福广眯着眼抽烟，他感受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亢奋。他为这样的无穷精力感到诧异。连死亡也不能熄灭这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让人困惑不解。
他想，是时候宣布下一次行动啦。这样的精力要是不把它消耗在行动中，就会闹出乱子。让这些年轻人闲着，早晚还会出这样的事情，与其想办法约束他们，不如让他们行动起来。
他在构想一次更加醒目的行动，一次让人震惊的行动。一次标志性的、让他的组织赢得尊重的行动。它不能像前几次那样，转瞬就被其它更新奇的事件淹没，它要长久回旋——在人们心中，它不是只值两角钱一份报纸价格的头版新闻，它将会是一个传奇。
他通过各种渠道散发消息，让各种版本互相交织，若隐若现。不光是给记者（他尝试过记者）。租界里有各色各样的势力，也有为各种势力服务的业余情报员，通过这些家伙，他向大家发出一个信号：他在这里。
他的信号说简单也很简单，让人家知道上海有他这样一号人物。不管是干革命也好，干别的事也罢，首先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年轻人，目标是一回事，具体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回事。
很久以来，他就想动动帮会的脑筋。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理由：他们帮助屠杀过革命者。如今他在这里，而他们却藐视他的存在。他曾通过老七向他们发出过信号，他是不得已才通过一个女人发出这样的信号，他本不信她会认识什么帮会大人物，可他们确实小看他。小看他的群力社。
让他举棋不定的是到底要选哪一个目标。是福煦路⑷181号？还是戈登路⑸65号。两幢外形几乎差不多的洋房，草坪、围墙、车库、前后门、警卫，结构复杂难以控制的通道走廊。在不到百米的距离内，各有一家捕房。不同点在于，福煦路附近是法租界巡捕房，戈登路是公共租界捕房。
“福煦路。”林培文说。
这纯粹出于仇恨，顾福广心里这样想道。就好像仇恨是一种液态的东西，可以放在不同的量杯里比较。但这也不错，至少它显得更加名正言顺，福煦路181号的老板是革命的更加明确的目标，他直接参与过大屠杀。但他还要再好好想想，摆在眼前的问题是，福煦路有装备更加精良的警卫。
那将是一场小型战役，对他的队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知道怎样开枪，在浦东的海边荒滩，一边吐着芦黍渣，一边朝稻草人射击。或者租船出海，瞄准吴淞口灰暗天际里几只倒霉的海鸥。但真正的战斗是恐惧与恐惧的角逐，他的人能不能占上风？与它相比，暗杀行动不过像是一场淘气的表演，像是在捉弄某个受害者：加快脚步走上前去，拔出手枪扣紧扳机，看着他缓缓倒地。就像他当年刚参加工人运动，从厕所斜刺里穿过院子，把一蒲包粪便砸在那家伙头上，前一秒钟那个帮会工头还得意洋洋，转转手里的核桃就把游行罢工的队伍拦在厂门口，后一秒钟就屎尿灌顶，颜面尽失，再也抬不起头来，再也没人对他害怕，整个有关他心狠手辣的传奇，一包粪便就轻轻打消。
从本质上来看，暗杀也好，他正在策划的更大规模的行动也罢，作用大抵相当于那包屎尿。它让陈旧的权威和陈旧的恐惧感烟消云散，同时建立一个新的传奇，新的权势。在阿塞拜疆的劳改营里，他整天想着过去的事。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件小事的意义不同寻常。它不折不扣向他证明：摧毁一种权势和建立一种权势都是简单的事，只要你给出足以让人害怕的证据。等他穿越逃出那个地方，穿越阿拉山口再次回到中国，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⑴Rue Palikao，今日之云南南路。
⑵Rue de Weikwe，今宁海东路。
⑶Boulevard de Montigny，今之西藏南路。
⑷Avenue Foch，今之延安中路。
⑸Gordon Road，今之江宁路。
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六时十八分
她差点撞到黄包车上。她回过神来。冷小曼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打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上午，她本来都已站在电话亭里。要不是那家伙——
直到太阳快落山她才想起打电话。
按照顾福广在电话里给她的地址，她找到八里桥路的蜡烛店。刚上楼梯，老顾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打电话？”
她能说什么呢？说自己太紧张，说她想不到在这样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会无巧不巧遇见这个人。这个——摄影记者。她有很多事都无法解释，虽然她不得不抓紧时间，把最新获悉的重要情报汇报给组织。
她怎么解释得清楚呢？她本来应该立即打电话，告诉老顾上午在贝勒路发生的危险情况。她又怎能解释清她竟然会在法国公园的水榭里等候他几个小时（像是个焦虑的情人），随后又跟他一起去白俄餐馆。这个摄影记者，他在船上想给她拍照片，他对人的面孔有很好的记忆，他好奇心重，他故作潇洒的可笑做派，她对他的莫名其妙的信任感，这些事情怎么能一句两句说清楚。
对她内心里那种奇怪的麻木，她又能说什么？连续多日独自一人守在那间过街楼上，她渐渐产生某种类似置身于午后阳光下的感觉，松弛，懒洋洋。以为没人知道她的存在，没人晓得她参与那件刺杀案，好像通过某种天晓得的合谋，她已被大家抛弃，既被同志，也被敌人。
她对自己说得过去的解释是，她应该勇敢地敷衍他，跟他去，去吃饭，去调情，去看看他到底是谁，到底想干什么。出于某种奇怪的心理，她没有把船上的事告诉老顾，只是把他说成一个故人，一个以前就认识的摄影记者。一个——有同情心、正直、愿意帮助她的人。
问题在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报。这个人，这个自称名叫薛维世的人，他声称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关系密切的朋友。他特地来警告她，贝勒路的房子不能再回去。他得到可靠的内线消息，巡捕房怀疑那里的某幢房屋藏有激进地下活动分子。一旦查清具体地址，搜捕就会展开。几天前，这消息是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他那家报纸的，让他好捷足先登，率先报道。今天早上，他跟随巡捕房的大队人马跑到贝勒路，一眼就认出她来，他想通知她，可找不到机会。在康悌路口抄靶子，显然是巡捕房的某项狡猾策略，敲山震虎，他使用这个成语。
“为什么他要把情报透露给你？”
“巡捕房的搜捕对象中有一个女人。他一看到我就猜出一大半。他认识我，从报纸上，他猜到我跟金利源码头的行动有关。”
“你承认啦？”
“他不相信我会杀人——不相信我会真的牵扯到暗杀反动军官这类事情里去。”奇怪的是，她觉得这话多多少少符合真相。她稍作编造，是想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但却发现这可能更困难。她对自己多少有些诧异，为什么不告诉老顾她在船上与他遭遇的事实呢？海上邂逅这种说法是不是太离奇？太像那种——编造男欢女爱故事的小说家的想法？
“但他还是怀疑你跟这事毕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把巡捕房的计划告诉你？”
“是的。他半疑半信。我对他说，事情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但我不想再提。他说，如果那会勾起我痛苦的记忆，他不想打听。”
“对你目前的困境，他作为老朋友，有什么建议？”
“按他的想法，越早离开上海越好。可他不知道我是不是身不由己，所以不想贸然出主意。但他会帮我在巡捕房打听详情。”
“身不由己？”
“他的意思是说，万一我有什么原因无法脱身。”
“你不能打电话是因为有他在？”
“是的。”
“这就是说一整个下午你都和他在一起。”
“是的。”
“在哪里？”
“一家俄国餐馆，我不认得招牌。在辣斐德路上。”
靠近亚尔培路⑴路口那家餐馆，招牌上写着ODESSA⑵。人行道里侧有两级台阶，他推开那扇弹簧玻璃门。俄国侍者是老朋友，他欢快地讨论着菜单，如同在进行某种重要的仪式。
“在法租界巡捕房，他到底认识谁？什么职务？”
“他没告诉我。”
“你必须弄清楚他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这情况对我们很重要。”
她觉得疲倦，但她还是意识到这是组织上在向她分派任务。
“你很沉着。处理得很好。要继续跟他保持联系。他在巡捕房有关系人，这很有利——”
“他不是我们这种人。”
他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活劲。炫耀他的照相机知识，炫耀他点的那些俄国菜，Barjark是一种煎牛肉片，Shashlyk是切成圆形的羊肉片，串在铁钎上用火烤。她历来都结识有志青年，充满纯洁的理想，哪怕是那个死去的曹振武。他很漂亮，简直算得上英俊。他的声音有些轻佻，总的来说很温和。
“你觉得——他对你怎么看？”老顾吹熄手里的火柴棒。
从头到尾他都在望着她。心无旁骛，要来酒却又不喝，想要好奇地问点什么，可又不敢问。假装在口袋里掏摸，却掏出一张过期的马票。你要给我一个联系方式，电话，比如说。如果有情况，我可以及时告诉你。他又掏出一支钢笔，好像那是个魔术师的口袋，他手忙脚乱，这倒不像个魔术师。可那支钢笔没墨水，旧马票上划出一道道白印。遭到拒绝后，他竭力抗辩。
“他相信巡捕房一定掌握确凿证据，所以才会来抓捕我。可在他眼里，我只是个柔弱妇女，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我和金利源码头的案件到底有没有关系。”她竭力让自己回答得更客观一些。
“有没有约定联系方式？”
“他有个报社的电话。但他常常不在写字间。他是摄影记者。整天东奔西跑。他说明天他会给我一些消息，明天中午他会到法国公园门口等我。”
她和他分手时小心翼翼，采用标准的反跟踪技术，突然停下，或是转身穿越车来人往的街道。她在一家店面很小的女装鞋帽店里盘桓，透过玻璃橱窗扫视街上的人群。最重要的是警惕三角盯梢，街对面平行的家伙最容易发现，他往往是三个盯梢者中最大意的，他一直盯视着你，于是他的步伐渐渐与你合拍——
直到确信身后没有尾巴，她才打这个电话。
楼下有人在打闹，她分辨得出培文高亢的笑声。夜里的八里桥路比白天更热闹。她听见蔬菜倒进油锅那种爆裂的声音，鼓风机的声音，还有奇怪的不知哪里传来的汩汩水声。
老顾微笑起来，是那种缺乏幽默感的人硬要说笑话时的笑容：“他不会是对你一见钟情吧？”
“我们一早就认识。”
“他冒着危险把巡捕房的情报告诉你，一定是对你有特别的好感。”
夜里六七点钟的时候，人的反应总是比较迟钝，她茫然的望着老顾。
他的皮鞋是用白色和棕色两种颜色的皮拼成的，他一定在穿着上花掉大把时间。他蹲下身，提起裤腿，重新系好袜口上的松紧带。打一个结，翻下袜边，让它遮住那根紫色绒线，单单让它垂下一绺来。他的确相貌英俊，比船上那会更有吸引力，他也知道自己对别人有这种吸引力。他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迟钝，很沉重。他一步跳下台阶，转身，用胳膊肘抵开弹簧门，倒退着隐身进门，伸出头来朝她招手。
他对她说：“如果同志都像你这样美丽，我也巴不得参加革命。”他说话这样大声，好像忘记这是个很小的餐馆，让她忍不住伸手按住他挥舞的手，阻止他说下去。
老顾严肃起来：“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为我们所用。当然，一切要看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到底有没有真正过硬的关系，如果是那样，对我们工作的开展将会有极大好处。”
离开餐馆前，他再次警告她，你绝不能再回贝勒路。如果暂时你找不到住的地方，我来想办法。“当然啦，”他说：“你们的组织会有更安全的地方。”
楼下店铺里一阵响动，拖动椅子的声音，纸箱翻倒的声音，林培文咯吱咯吱踩着竹梯，脑袋在楼板上冒出来。
老顾厉声喝问：“什么事？”
他嘿嘿笑：“有只老鼠。”
冷小曼像是对周围的动静毫无感应，她愣愣地坐在桌旁，手里还握着那杯早已冰凉的茶水，那股伤感像是从手心一直蔓延到心里。
⑴Avenue Albert，今之陕西南路。
⑵餐馆名可能借用自黑海边的那座港口城市。
二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夜晚九时整
事实上，特蕾莎并不认为小薛在说谎，她相信他的说法。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唯一让她捉摸不透的就是那些帮会。他们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她想到那天夜里，在礼查饭店的床上，她看到他满身瘀伤。她怀疑小薛在说大话，帮会首领怎么会拿他当朋友。她猜想人家对他拳打脚踢，逼迫他监视她。她再次心软。
她一直都喜爱他，喜爱这个身上带着栀子花香的混血私生子。她也喜欢他拍的照片，那些怪异的照片里充斥着尸体上的伤口、散发着酒臭的呕吐物、女人的胴体。她觉得那些照片其实包含着一种洁癖，一种无害的快活情绪，一种古怪的安全感。
如今，由于小薛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切入她的生活——她真实的另一面，这段韵事也好像变得更加真实。这个家伙——这个混血的私生子的形象从那些黑夜里苍白赤裸的男性胴体中浮现出来，几乎是脱颖而出。不再仅仅意味着某个古怪的姿势、某种让她兴奋也罢讨厌也罢的体味，或者某件带有个人印记的器官——她阅人无数，抚摸过各种长相独特的玩意。有的形状像鹰喙一样弯曲，有的可以把包皮无穷无尽地拉长，像是一只长筒袜。
她对自己说，只要一次心软，就会一直心软下去。她本可以直接杀掉他。她甚至不用自己开枪，她有忠心耿耿的保镖，在白俄社区的帮会里，她有几个信得过的朋友。
那天她拿枪顶着他，枪管快意地戳进他的下巴。眼看着他都快掉泪，可她还是狠心把枪管朝他颌骨缝里戳进去。这是必要的惩罚，她手里使着劲，耳中听见他又是干咽又是咕哝，心头涌起强烈的怜惜之情。她赤条条跪在床上，腰窝里还是汗津津的，嘴角却带着刑讯逼供者那种残忍的微笑。她还称职地用另一只手玩弄他，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惊恐，他的委屈和无奈，他的不肯轻易就范。他忍不住还是硬起来，在特蕾莎看来，这足以证明他的屈服，这就好比他在象征性地缴枪投降。
那一刻，有股让她无比陶醉的柔情涌上心头。她猜想自己是那一瞬间爱上他的。后来她又想，这多半是因为她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直到她把要不要杀掉他这个选择题放在自己面前。三年多来，他们每个周末都到礼查饭店床上幽会，如果她想多来一次，还可以给他打电话。她很容易就能得到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念头从来没有在她脑子里出现过。这对她是一种崭新的体验。他从一具能给她带来简单欢愉的男性身体转变成一个复杂的真人，他嫉妒她有别的男人，他卑劣地监视她。他甚至还前所未有地变成一段故事情节：别人把他抓过去，拷打他，让他来监视她。
不久，她就开始时不时把这个新的情人形象拿出来，在头脑中审视一番。这样一来，他就变得越来越可爱。她拿枪捅着他下巴的时候，他不是吓得都连尿都快憋不住啦？事后她抚摸他的时候他可不就是这样老实交代的？可就算是这样，他不还是说他爱上她啦？
她自嘲，觉得自己终究不过是个女人。就像她的朋友玛戈那样，爱这个字是她们命中注定的魔星。尽管她曾千辛万苦，从战争、饥荒和革命中幸存下来。她并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她见识过虚情假意。她懂得在这块租界里，什么东西都有个价码——只要你出得起价钱，你可以连真带假全买下来。正因为这样，她才接受小薛的说法，就算明知他多多少少在耍滑头，她也有把握把他买下来。她甚至觉得自己找的情人比玛戈好得多。她不相信在这个充满男性冒险家的亚洲城市，这块满地都是金矿和陷阱的租界里，会出现什么两相平等的风流韵事。总有一个人要甘拜下风予取予求，不是他就是你。
她要陈立即离开上海。宣称自己得到可靠情报，陈的这笔军火交易牵涉到帮会的内讧，事情甚至传到巡捕房耳朵里。可她没把小薛的事告诉陈，那是她的生意伙伴，那是她的高级雇员，她该怎样向人家解释她的私生活呢？她难道还能告诉陈，跟她上床的男人恰好就是别人派来监视他们的？
此刻，在上海西区这幢爱德华风格的别墅里，这群冒充上等人士的亚洲白种商人们正在狂欢。他们当年虽然是穷瘪三，倒也野心勃勃（不无可取之处）。如今赚到大钱，变成这块土地的主人，从欧洲母国买来一钱不值的爵士头衔，吃三道主菜的宴会，用土地投机赚来的钱为他们的儿女雇佣教师和乡下阿妈，花大价钱买来俄国珠宝送给妻子，再花点小钱让亚洲情妇用湿润的嘴唇来提振自己萎靡的阳气，让自己的混血儿子在朋友的公司上班，在投机失败时遗弃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
七点刚过，夜晚的露水还未让草地上的泥土变软，游泳池水尚在薄暮下闪耀微光，参加化装舞会的人群就已站满屋里屋外。草坪上，大厅里，挤满奇形怪状的人物，二楼走廊栏杆上倚着一排阿拉伯贵族，男的佩弯刀，女的戴头巾。今天的主题是铁达尼号沉船事件。
“船长”——美商瑞文集团⑴的大班和这幢房子的主人——宣布舞会开始，阿拉伯男人们在二楼尖啸，以为自己是站在傍晚的沙丘上。玛戈精心打扮，穿着世纪初欧洲贵妇的拖地蓬裙，累累缀缀。她向身边的特蕾莎耳语，说连内衣都是画成图样，让中国裁缝专门缝制，是那种老古董式样的丝绸长内裤（如今只有小孩才会穿那种开裆裤）。
“找个没人的地方，让布里南先生钻到裙子底下去。”特蕾莎挖苦她。她的丈夫打扮成一个将军，天知道他从哪儿搞来的那些勋章。还有缀着金线的缓带——那绛色的绶带上有一大块深色斑痕，像是洗不干净的俄国汤渍。毕杜尔男爵显然已完全融入上海的社交圈子，学会亚洲白人的悠闲生活方式，甚至有耐心去寻找一条真正的古董绶带。
新近在伦敦赢得声名的年轻诗人把一块深紫色棉布盘在头顶上，棉布的剩余部分绕过下巴，围在脖子上，大概想装扮成柏柏尔族⑵酋长。他来中国探险，上海是第一站。他还没来得及去内地。上海那些赚到大钱、开始学会附庸风雅的商人们（尤其是他们的妻子）从伦敦寄来的文学杂志上得知他的成就，早就巴望着一睹剑桥才子的容颜，一家一家排着队请他赴宴。他的同伴，比他小几岁，身材也比他更小巧，用油膏把脸涂黑——为方便清洗起见，脖子没有涂抹。把染成花花绿绿大格子的羊毛毡披肩拉高，好遮盖他本人的肤色。在草坪那头，站在围绕游泳池的鹅卵石小道上的那群人中，有个名叫小马蒂尔的家伙用深知内幕的口吻评论说：“他把自己打扮成摩洛哥男妓的样子，倒也是恰如其分。我的意思是，早些年那些诗人们——好比说纪德，不都喜欢去摩洛哥寻找适合他们口味的那种艳遇么？”
诗人和他的同伴当然听不见这种背后的诋毁之词。他只顾抱怨着音乐。乐队正在演奏的是去年最最热门的曲子，“Body and SouP⑶，适合你搂着舞伴轻轻摇摆。在上海这班商人说来，乐队当然应该挑选这种曲子，以示即便在这里他们也能赶上美国和欧洲的时髦。让诗人诟病的就是这个，它不符合化装舞会规定的情节，难道在本世纪初就撞上冰山的枉死鬼乐师，居然还能演奏这种时髦的摇摆乐？不过他也不想想，要是事事都按那个年代的来，别人可就不光是在背后议论两句，说不定就有好事之徒把他和他的伙伴一起送上法庭喽。
这地方的人就这样，他们一边自己放荡胡来，一边又瞧不上别人做那些事情，说长道短。如果有人把事情捅到报纸上，那更可以在家里的晚餐桌上幸灾乐祸好几天。上海的租界就是这样，你说它时髦吧，它却也有特别守旧讲礼数的一面。就拿站在乐队旁边唱歌的女人来说吧，有人就提议将她驱逐出上海租界，说她实在太丢大英帝国的脸面。在放荡商人的私人俱乐部里，她脱得赤条条跳到桌上，模仿伦敦Tiller⑷舞团的艳舞女郎，把她的腿几乎踢到枝形吊灯上，让那些醉醺醺的单身汉们大饱眼福，听说她喝醉以后做的那些动作比妓女更不要脸，她背靠桌面躺在那里，举起双腿又踩又蹬，还当众往酒杯里撒尿，她那个地产投机失败跳楼自杀的英国丈夫如今是管不着她，可租界巡捕房也管不着她么？
有人在高谈阔论，说他的表亲写信告诉他，伦敦目前并不打算撤军呢。从一九二七年起，南京政府每次叫嚷反对帝国主义，伦敦就会从印度往上海增派一两个连队。租界将会繁荣一百年！如今应该不断买地，从上海往西不断买进地皮。五年以后这些地皮会上涨一百倍。这说法引起一阵欢呼。
毕杜尔男爵有些醉意，玛戈在跳舞的人群里忽隐忽现，在狐步舞里加上几个踢腿动作，那是如今最时髦的查尔斯顿舞步，那是她到上海以后才学的，尽管她那条长裙子并不适合这舞步。
我可不喜欢这舞步，毕杜尔男爵对特蕾莎说，上等人家的太太可不跳这种舞，“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就像个四川来的猴子。
他的舞步有些踉跄，特蕾莎把他拉到舞池外头。本地仆欧穿着柠檬色的丝绸短褂，手里端着托盘在人群中穿梭。男爵又拿来一杯掺过苏打水的杜松子酒。
“这酒我还可以再喝二十杯，再喝上二十杯我就会清醒过来，比清醒的时候还要清醒二十倍。比那个布里南先生更清醒。”
“这会你看起来可没有布里南先生那么清醒。”
“是啊，布里南先生很清醒，布里南先生是个清醒的骑士，布里南先生就算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还是清醒得像个绅士。她可像个疯疯癫癫的荡妇。”
“她是你的妻子。”
“没错。她是我的妻子，有戒指为证，玛戈小姐，你愿意嫁给毕杜尔男爵为妻么？而我的妻子正在跟别人上床。”
“你可别胡说。”
“我可没胡说。在莫干山上，她还以为我没来得及赶上好戏。我就算没看见他们在干什么，事情不也明明白白写在她脸上么？她不是还没来得及洗澡么？她身上还有那家伙的味道呢。她以为我闻不出来么？难道我闻不出精液的味道么？女人有一千种味道，男人可不就一种么？可不就那一种像放过夜的杏仁奶茶的味道么？”
“你什么都没看见，这都是你瞎猜疑。”
“我什么都看见啦。他们竟然连门都不关。他们竟然听不见我上楼，我可是跑上楼梯的，腾腾腾，腾腾腾。我带着猎枪出门，可我忘记戴帽子，绅士就算出门打猎，也不能忘记它的帽子，人家不都这样说么？事情就那么简单。我悄悄走下楼梯，我还给他们五分钟时间呢。我在院子里大叫大嚷，装得好像我什么都没看见似的。可我把什么都看在眼里啦。然后我就看见她慌慌张张奔下楼梯，我看着她那张脸，那潮湿的眼睛——好像在发高烧。”
狂欢进入高潮。喝醉酒的单身汉们手臂搭着肩膀，排成一列长队，像青蛙那样弯着腿，蹦跳着穿过大厅，在草坪上围绕游泳池转一圈，又转回到大厅里，蹦蹦跳跳上楼，绕过二楼走廊，又顺着左边的楼梯跳下来。不断有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特蕾莎把挫败的男爵拉到门外，拉到草坪上。夜风清凉，月色在仆人身上的绸褂上泛着银光，毕杜尔男爵仍然在诉说着，声音带着哭腔。
“我要买张船票去，我要回国。我恨透这个地方。”
“绅士从来不逃避。”
“我会卷土重来的。我要回国去告诉他们，告诉董事会，上海遍地是黄金，我要带着现金回来，等我再回来，就要不停地买进买进买进。”
有人拉响从工部局消防队借来的警铃，大厅里有人高声说话，声音断断续续，特蕾莎转头倾听，那人正在宣布：轮船撞上冰山，很快将要沉没。人群尖叫起来……
⑴Raven Group。
⑵Berber。
⑶“肉体和灵魂”。一首当时盛行的爵士歌曲。
⑷一种大腿舞。
二十一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夜晚九时十五分
马龙班长一定是在萨尔礼少校面前告过状，说这个薛在紧要关头突然失踪，自己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现场确实搅得一团糟，预定的搜捕行动全被打乱。但小薛最后还是出现，并且明确指出那幢房子的位置。没有抓到人（这是可想而知的），可也搜到一两样有价值的证物。几个华捕在一堆女式衬裤底下发现一份伪造的租界居民证件，马赛诗人一看到照片就喊叫起来：“这不就是从宝来加号失踪的那个女人么？”
另外，还有一支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马龙班长当着小薛的面对少校说：“如果不是他擅自离开搜捕队伍，迅速展开行动，一定能够抓到这个女人。”
少校追问他在行动关键时刻私自跑去哪里，他说他走过贝勒路所有的弄堂，目的是要找到那幢房子。少校对小薛发脾气，他揉着鼻子保证说，他会把这个女人再找出来。
少校没问他打算用什么办法，倒不是说，他对小薛本人有多大把握，主要原因是，他知道在这块租界里，的确有一种超越警务处视野之外的生存法则。那是中国人自己的生存法则。比方说，无论在法租界还是公共租界，有那么一两处地方——一条短巷，一个黑漆篱笆围着的小院，或者是一小片由破烂木棚构成的迷宫。这些地方犹如国中之国，租界中的租界，由帮会势力或者共产党控制，甚至有自己的警卫武装。中国人全都知道这些地方，唯一蒙在鼓里的是警务处的外国巡捕，不到万不得已，华捕队绝不会把这类情报报告上级。很多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弄明白，他把这些叫做本地知识。一个白种人，就算在此地生活过三十年，也未必能完全掌握。他愿意培养小薛，道理就在这。他相信薛的中国面孔能够让他理解这些本地知识，而他内在的那颗法国心会让他把这些知识汇报给少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