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只要自己主动切断联系，那事就算告一段落。等到少校阅读他的档案，发现他是故人之子，让他觉得巡捕房也并不是那样让人害怕时（尽管如此他内心深处对马龙班长那对死鱼眼仍然有些发怵），他更觉得毫无理由去主动接近这个白俄女军火贩子。可是他不想见人家，不代表人家不想见他。人家神通广大，轻而易举就连他住的地方都给找出来（租界真小啊）。昨天傍晚在福履理路家里，他一看到来人，就觉得这下完蛋啦，以为一定是他说的谎话被人发现，以为这次再要对准他脑袋的一定不会是空弹夹。
哥萨克打手把他带到马霍路。拐进那排马厩旁的弄堂里，把他带进那扇角门。他一点都没想到人家把他带到这地方来，难道是要开什么公审大会当众枪决？或者就当着这么多人把他吊死在中间那座高台上？
那是个仓库模样的地方，从前多半做过马棚。高台四角打着桩子，围着一圈粗绳。有人在台上叫嚷，他听不出那人在说什么。周围全都是疯子，伏特加酒在热腾腾的肚子里发酵又打咯冒出来的臭味，汗味，烟草味。他跟在人家身后，穿越空酒瓶、翻倒的条凳和横七竖八的人腿，跌跌撞撞来到特蕾莎的面前。
他一点都没想到人家让他坐下，坐在她身边，那张藤椅上。到这时他才顾得上抬头，到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这里是地下拳击赛场。由哥萨克帮和海参崴的前沙皇水兵们按照协议牵头创办，这两个帮派安排拳手，开出盘口，在巡捕房的默许下保护场地不受其它帮会侵犯。
这是最佳观众席位，伸手就能摸到台角，摸到拳手休息座椅下那圈汗湿的地板。在他右边，在拳击台和观众席之间那条狭窄的夹道里，放着计时员的小桌。桌上有只按铃，一只圆形的小钟。
拳头重击在肋骨上，汗水如汁液四溅，发出类似屠宰场肉锤砸到肉块上的声音。人群疯狂尖叫，仍有人在下注，朝地上吐唾沬，又高声咒骂，好像骂声能够带来好运。
观看皮开肉绽的男性肌肉让特蕾莎无比兴奋，也许用大量现金来下赌注是另一个原因。她浑身颤抖，不断舔着嘴唇。谁也分不清，嘴角边那些汗珠是她自己的还是从拳击台上溅落的。她直勾勾盯着那两个拳击手，盯着那两条拳击短裤的裤裆部位，不时皱起鼻子，好像从那鼓鼓囊囊的地方散发出来的味道可以一直飘进她的鼻腔里。
那天深夜她尖叫着用胯部撞击他，吮吸他脖子上的汗水，甚至还骑在他身上，在高潮来临的一瞬间挥拳打在他的肩胛骨上。
那天晚上，她不仅破例让小薛和她一起回皮恩公寓，还破天荒地在床上消磨掉第二天一整个上午。她还要求小薛陪她去ODESSA餐馆，在午饭时满意地发表声明，宣布下一次你那老板要是再想买点小玩意，不妨交给你来办。
他发现自己无法摆脱特蕾莎。他觉得这里头有一层误解，他确信一切都是因为特蕾莎举起那把枪。可特蕾莎大概认为，正是由于有那把枪做见证，表白才更加可信。他甚至觉得这误解出于某种职业观点，像是说，你既然敬畏一个主妇做出的菜肴，她就拿得准你爱上她，你敬畏绣花女工手里那块桌布，她也会认为你爱上她，你敬畏特蕾莎的枪，她就能确信你爱上她。
可他认为，要是说他真对她有点情意的话，那倒是切断他俩所有关系的最好理由。他是注定要出卖她的，如果她是巡捕房密切关注的军火商人，如果她与冷小曼那个组织做过一些危险的生意——到这里，他不得不又一次发现自己的矛盾之处。如此一来，他内心深处最近突然迸发的那股想要接近冷小曼，想要揭开她那层严肃的表情下隐藏的东西，想要探究她，分析她，把她分成碎片，再重新组合成另一个冷小曼的那种野心，到底又是出于怎样的理由呢？
“你写的这些报告是一根线，它能把所有这些事情都串起来。从女军火商到贝勒路那幢可疑的房子，从那房子到金利源码头枪杀案，然后是白尔路那场夜间混战，最后是福煦路的烟火狂欢会。我希望你是一颗真正的好针，能够刺破那个神秘组织，穿透它——”
“针尖上戳着个四十岁男人，他是老板，总是藏在幕后，他露过头，有人看见过他。你的特蕾莎是找到他的唯一线索。”马龙班长断然补充道。
“他们从不见面，他们通过中间人，通过买办做生意。”小薛抗辩道，他不愿意少校在特蕾莎身上打主意，最主要是不愿意他们通过他打特蕾莎的主意。他都不想再看到她。虽说这会他想见她就能见到，不用偷偷摸摸在人群里跟踪（他至今都很难说清当初天天在她背后盯梢，究竟是因为马龙班长的逼迫还是有别的缘故）。如今她甚至乐意交给他一把皮恩公寓的钥匙，她甚至乐意让他使用家里的浴缸。她告诉他，他不在的时候她可是天天都在想着他，“像个熟破皮的水果那样往外冒”，这是她的原话。
“也许我会放过这个俄国女人。也许我会对她睁一眼闭一眼，对她网开一面，不去追究她买卖无照枪支的责任，不去追究她把杀人武器卖给危险分子的责任。在适当时候，我会考虑放过她。”萨尔礼少校把烟灰敲在铜烟缸里，体谅地告诉小薛：“租界当局总是会照顾商人的利益。”
“他们不是共产党，从帮会里传出来一些声音，说他们绝对不是共产党。行事手法也不像，更像是刚刚冒头就想要出人头地的新帮会。”马龙班长沉思着说道，尽管天气闷热潮湿，他还是紧扣着那套警察制服最上面的两粒扣子。他没去理会那只在他耳朵边探头探脑的苍蝇。小薛想着冷小曼那张严肃的面孔。他们有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目标，她告诉他。
“我相信他们就是共产党。”少校坚持说。马龙班长只是摇摇头，打个哈欠。
“他们的活动与共产国际最新的亚洲纲领是有关系的，与印度支那共产党突然之间对殖民当局发起密集进攻是有关系的。总领事告诉我，有关这组案子的破获审理，所有案卷都要转交副本到巴黎。所有这些情报，对法国政府未来将对上海采取的外交立场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希望他们不是共产党，那样对我们容易得多。共产党是难以战胜的，巡捕房人手不多，共产党还是让南京政府去管吧。”
“我们将同南京政府合作。但首先我们要——嗯，掌握全部情报。我们要抢先一步，这样对我们一对租界当局更有利。”萨尔礼少校缓慢地斟酌言辞，好像在考虑该不该向着两个手下讲出所有真实情况。
“我听说，”小薛觉得在这点上他可以有所表现：“金利源的刺客和金融投机集团有关。我听说在刺杀案发生后的那半个月里，公债再次暴涨。而在那之前的一个月里，公债每天都在跌。我查过那些天的报纸，有传闻说，南京政府的某个要人那些天里都在大叫大嚷，要南下广州成立新政府，要和南京分裂，广州的军阀支持他。他还说一旦新政府成立，就要把粤海关收归新政府管理。根据我查阅的公债发行报告书，那些公债是用广东海关的关余收入来抵押的。报纸上说，死掉的曹振武是那要人的前卫，是他派出的敲门人，是他扔到井里的一块砖。他在码头上被刺杀，就把其它人都给吓坏啦。没人敢再挪动半步，别说去广州，连上海都不敢来。有人说刺客是南京政府的特务，可南京派出自己的研究小组，发誓要追查到底。”
小薛很少做这样的长篇大论，在他平素说过的话里，很少有这样多的公报词汇。他觉得这种词汇会让人越说越激昂，中气十足。他觉得这跟他身上新近出现的变化有关，觉得这跟冷小曼总是在耳鬓厮磨的中途跟他讨论看似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有关。
萨尔礼少校赞赏地望着他，只要这个年轻人愿意，他有足够的洞察力。
“很聪明。机敏的调查，”他判断道：“但并不能就此得出另一种结论——虽然这是南京研究小组的结论。那些专家全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他们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共产党里也有优秀的金融家。马克思本人就是。”
二十六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十五分
对于小薛新近在政治处获得的超乎寻常的地位，马龙班长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就好像，你随手抓只野猫回来，原本是想让它捉老鼠的。你给它喂食，打它，训练它。可转眼之间它就变成你顶头上司的宠物，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马龙班长那点不自在，小薛能看出来，他从不觉得小薛是法国人（这点小薛自己也同意），他不想让整个特务班都来配合小薛的行动——虽然少校很明显就是这样想的。
在这种情况下，少校又把小薛叫住，不让他和马龙班长一起离开办公室，好像有什么话要私下里向他交代，连小薛都有些不自在，他朝马龙班长看看，正好遇上他回头扫向他的眼神。
少校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小薛，照片是两排人合影的集体照，背景曝光过度，看不清建筑物的样式。
“这是驻印度的英国安全机构弄来的照片，马丁拿它换走我整整一箱文件。”
照片上的圆顶让人想起东正教堂，复活节彩蛋，也许俄国洋葱？有几个笑得不太自然，其余都阴沉着脸，原因可能是天气太冷，伙食不好，或是括约肌麻痹。
“看看后排左起第三个人。”少校指导他用一种无关艺术的方式来观看：“面孔看不清楚，光线全让帽檐给挡住啦。”
阴影一直掠过鼻子的下方，只有下巴的轮廓是清晰的，面孔的其余部分藏在黑暗深处，而眼睛更是在深处的最深处，像是黑夜里的洞穴。
“问题是什么？想一想，你要问我什么？”少校的音调像是欢快的歌声，在湿度极高的空气中漂浮。
“他是谁？”小薛从来都是一个懂得凑趣的人。
“对啊，对啊，他是谁，他是谁呢？”
萨尔礼少校迅速展开手里的纸条，用歌唱似的声音朗读起来。像是知道听众期待已久，像是迫不及待要揭开谜底，像是在宣读热心于租界公共慈善事业人士的年度名单，或者是介绍哪个大善人的振奋人心的事迹——
“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工运中突然冒出头来，工友当中有人夸他聪明果断，有人说他心狠手辣，但不管怎样，很快他就从众人的眼睛里消失。半年以后，有人看见他在苏联驻沪总领事馆里开车子，穿着司机制服，后排上坐着武官先生，有时候连总领事先生也来坐他的车子，他开一手好车。这不奇怪，大家都说他学什么都很快。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职业生涯如此短暂？我说的是这份司机的职业。也没有人知道后来那段时间他又去干什么。只是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份，在忠于沙皇的白俄流浪汉向黄浦路10号苏联领事馆的玻璃窗扔石块时，有人看到他拥挤在人群里。他谎称自己是被喝醉酒的前哥萨克骑兵殴打的好市民，向公共租界的巡捕报案。那以后他又是跑到哪里去鬼混的呢？有人说他在伯力，有人说他曾到过广州。”
“……直到那一天，他突然出现在这张照片上。他们不是同班同学。他们中有些人是去莫斯科学习革命理论的，有些人学习电子通讯技术，另外一些人的必修课程是把汽油、橡胶和镁粉装在伏特加酒瓶里。关键是不能放太多汽油，汽油过多会浇灭引信。不久以后，他们就各奔前程，没人知道他去哪里，英国人在孟买闯进一家当地报社，抓住几个家伙，有人藏着这张照片。天知道他为什么把照片藏得这样好，在皮箱的夹层里，和那些备用的假护照放在一起。要不是他把照片藏得这样严密，没人会注意一张照片的。那样一来，别人就拿照片上的这些人来玩有奖问答游戏，答对有奖，答错者接受惩罚。到最后，所有的答案都按照标准格式打印出来，复制成许多份传遍亚洲各地。有人被捕，有人至今不知去向，还有一个人被发现早在两年前就死在汉口的监狱里。直到最近我们才对照片上这个人——对这个因为帽子遮挡看不清面孔长相的人产生极大的兴趣，部分是因为南京几名专家的研究。我相信他是个自大狂，他不断地更改名字，顾三，顾廷龙，顾福广，但总是不愿意改姓，因此我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自大狂。”
少校满意地长吁一口气，往椅背上一靠，手在那排烟斗前举棋不定。
“那么——他就是那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那么他就是她的上级？有人想跟你见一面，那是不是他呢？小薛有些惊慌，他怀疑自己会不会让人一眼就看穿。
“恭喜你又答对啦！”少校再一次找回歌唱般的欢快节奏。忽然之间，他又变得沉默，若有所思。准备出发上岗的巡捕们在窗外楼下某处空地上列队集合，口令在沉闷的空气里嗡嗡作响。不太整齐的跑步声，尖锐的哨音，装甲巡逻车的司机试着拉响车载警笛，让它发出两声短暂的刺耳尖啸，撕破笼罩在薛华立路这幢大楼周围的潮湿气幕。不一会，四周又安静下来。
“我要的，不仅是找到他，抓住他，让他交代出组织里的其它人。不光是这个，甚至根本不是这个。我要你去熟悉他，开动脑筋研究他，摸清他的行动规律，看看他到底能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来，让他变成大明星……”
少校突然停顿下来，他望望小薛，似乎有些疲倦，像是长篇大论已让他耗尽气力，他喃喃地说：“我们需要一个大明星。”
小薛以为他完全明白萨尔礼少校的意思。少校一定是觉得该到他显显能耐的时候啦，同时，顺便——也该到让他小薛（老友的这个孤苦伶仃的儿子）显显能耐的时候啦。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想得太多，做法对不对啦，后果啦，甚至——意义啦。他从来只管眼下——未来这两个字在他看来就等于明天，顶多是下一个礼拜三。他常常误以为自己是赌徒，结果要不就赢要不就输，千万不要去想别的东西。在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他就变得越来越听天由命。但是，事实上，他总是由着自己的处境引导他去做某件事，而不是让他不去做那事。他不懂得停下来，想一想能不能回头，他一直看着眼前唯一的这条路，往前走。
他走在法大马路的骑楼下，在中国实业银行的门口停住脚。至少，巡捕房的这份活让他手头突然变得很宽裕。出门前，少校让他到特务班的马赛诗人那边转一圈，人家递给他一张支票。这不是巡捕房的薪水，账户以注册在福煦路的某家娱乐公司的名义开立，在一定限额内支取，对马龙特务班正在进行的一项特别调查活动给予必要的赞助。“青帮的红包”，马赛诗人说。他在银行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到水果行提上一篮花旗橘子，沿着被一家小鞋帽店和宝芳唱片行夹在中间的楼梯往上走。
楼梯通向星洲旅馆，招牌在二楼窗外的骑楼上高挂，帐台就在二楼楼梯口。打开门，冷小曼站在门背后。他刚想伸手去抓她旗袍袖子下露出的那段胳臂，她就侧身避开。而等到他挠着鼻子（用那只刚缩回的手），刚堆起讪讪的笑容时，她又突然扑上来搂住他。
她喝过一点酒，桌上有酒杯，有酒瓶，她的嘴里有酒味，而她不太喜欢喝酒（很少去碰餐桌上的酒杯）。他假装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假装完全被动地亲吻。她的动作里有太多的兴奋，像是因为刻意而显得过火的表演，他假装自己的手是完全自然地滑落，从她的后颈一直滑落到她的腰下。
幸亏他假装，幸亏他装得不明就里，反应迟钝，要不然他对她的举动所产生的误解就会让他错失一些东西，错失聆听她的故事的难得机会。她很快就从他怀里退身（幸亏他没有使劲抱她）。
窗外飘荡着从留声机喇叭里传出的高亢戏白。间或有琴弦拨动，咿咿呀呀，还有响板，与无休无止的牌九噼啪声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因为走过许多路，也因为刚刚那短暂而激动的拥抱，小薛的衬衫下全是汗，而她的旗袍腋下也有一小块深色斑渍。
她告诉他的故事可谓悲欢离合，他从前以为只有小说里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这样难以抉择的处境。他很难相信判决爱情有时候就是判决生死，他也很难相信一个人可以被自己的处境逼迫着走出那样许多路（往深里想，他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一刻他觉得自己错失良机，有一刻他觉得自己不该听她述说，他可以简简单单，做一点更加轻松的事，然后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他怕自己落到陷阱里，再也不能回头，他觉得自己离开那个陷阱只有一步之遥。
二十七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
冷小曼找不到别的办法。还有更好的办法么？要说服他与老顾见面，组织上出面找他来谈谈。“要争取让他成为我们的同路人”。还要确保安全（对他的身份我们至今没有把握）。
况且她还有一件为难的事，她对老顾说了谎。宝来加号船舷旁他们偶然遭遇，此前她并不认得小薛。他们俩并不是旧相识，她对组织撒谎。她当然不是要他来帮忙圆谎——
也许她可以再主动些。她还是有点把握的，多多少少——
她感到惊奇，如果说开始时她还是在扮演某个受难圣女的角色，怀疑自己的激情，乞求观众的尊重……可她自己却越来越深入情境，如同一场戏剧性冲突在内心展开。最终演变成一场无休无止的辩论，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也是她自己。她想感动别人，却先把自己给感动，她想让事实变得更有说服力，结果却是逼迫自己越来越诚实。
她说到她对汪洋的崇拜，他的敏捷，他的热情，他的才华洋溢的演讲。她也谈到他的霸道，以及他在监狱里表现出的勇气。她爱他么？她问自己（目光同时扫向她的听众），并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后来一但是后来，她斟酌着词句，因为这是困难的段落，因为她从未对别人说过这些，甚至包括组织。后来她才发现，汪洋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他身边的一切都成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次要的附属物。他对所有人都同样热情，对许多女同志都充满热情，但同样，所有其余的热情都是次要的，唯一要紧的是工作。
她失望过么？她在内心里问自己（就好像小薛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探究）。然后断然回答，她根本就来不及失望。她和汪洋同时被捕，她告诉小薛，大逮捕，组织被整个破获。刚进监狱吃的那些苦头，她不想说太多，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说出那些事来，会让她在小薛面前丢脸。就好像那些事实在太丑陋，以至任何人只要稍稍沾上它，都会觉得丢脸。
她已完全入戏，暗自祈求观众的响应。她希望小薛适时提出问题，好让她有机会再次审视自己，好让她有机会辩白。她告诉他曹振武提出的条件，她告诉小薛：“他说以当时的形势，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要把她从那里捞出来，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自家人，只要她是他的太太，他就有理由说服人家释放她。”她希望小薛支持她，或是反驳她，嘲笑她的软弱，但他只是沉默。像是个预先已对表演者充满崇拜之情的好观众。
这一次，她希望由薛来提出那个问题，那么——曹振武提出这条件（或者说她一开始的拒绝），到底与汪洋的死有没有关系呢？那样她就可以辩解说，曹振武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这担保她不敢对组织说，但她希望能告诉小薛。她有过怀疑，戈亚民问她那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时，她曾细细思量，她询问别人汪洋牺牲的具体日期，回想天气，云彩和风，回想士兵的军装，掰着指头排算，努力想要确定汪洋的牺牲，是不是正在她先是拒绝继而接受的那段日子里，或者能够排除也好。她怀疑是因为她自责，在她已变得十分模糊的记忆里，她最后接受曹振武的求婚，是因为他告诉她汪洋早已牺牲。她恍恍惚惚——不是思绪而是一种纯粹的感觉——回到过去，好像再次置身于那间军法处办公室里，好像再次体验（也许只是她的想象）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为此她鄙视自己。
在她的预计里，小薛一定会说——按照他的性格，那不是你的错。他会安慰她，对她说，你是毫不知情的，汪洋的死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希望他能这样来宽解她，虽然她会讨厌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
他叹一口气，喷出一团白烟（她觉得他轻佻的毛病是怎么也改不掉啦），如云雾般散开，悬挂半空中，距离他的脸大约十公分左右。他沉默良久，像是在寻找一句恰当的评论，像在担心自己不是个够格的听众，他忽然感慨说：“偏偏是个电影，偏偏是你来演。”
她以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她想他是在感慨她的命运，命运好像存心赋予她比别人多得多的戏剧性冲突。好像存心让她变成这样一种悲剧角色：无论她怎样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错的。
她没想到他会说出这话来，鼻子一酸，泪水滑落。她想他懂得她，于是她也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懂得他。她觉得他们俩是同一种人，都是在随波逐流，都是在任凭别人为自己的人生编写情节。她想她对自己也说过很多（坐在贝勒路那间过街楼的窗前），可哪一句都不如这句好。
她觉得这话里还带着点悲天悯人的讽刺意味（也许说话者本意并不如此）。仔细想想，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的。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她确实隐隐有种感觉，像是说，她的生活里有某种不太真实的成分。她也有些分不太清楚，这虚假的感觉究竟是因为激情的消散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还是因为老顾交给她的工作让她不得不变成另外一个人。
旗袍下粘着汗水，从腋下还在不断往外冒。她觉得自己像是浸泡在黏乎乎的汗水里，浸泡在一种不真实的状态中。周围的声音变得滞涩，变得遥不可及，只有那两张牌九还在某人的手指间碰击，噼啪声越发清脆。
警笛声像从水底旋转上升，缓慢而又执着地浮现。伴随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啸。起初是楼梯上凌乱的脚步，然后是敲门声。
开门。旅馆茶房站在外面，身后走廊里站着几名巡捕。
“怎么回事？”小薛拉开木制百叶窗，朝街上看。
“老北门捕房。不要走出房间。准备好证件，等候检查。”
有人在嚷叫——
骨牌声戛然而止。有人拉动桌子，茶杯盖掉在地上，没有跌成碎片，却在木地板上欢快地旋转起来。隔壁传来儿童哭闹的声音，有人当着巡捕的面辱骂他的妻子。茶房尖细的嗓音竭力想要变成这失控的合唱团的主导声部：“巡捕通知各房间，谁都不许离开。”
华探198号走进房间，法籍探长站在更通风些的房门口。他早早穿上夏季制服，显然是还未适应上海炎热潮湿的天气。汗水从他的膝盖往下淌，把他的小腿浸泡得腐肉般苍白，把他的汗毛粘在皮肤上。他不停踢动两条腿，以免蚊虫叮咬，他没有系绑腿，这种天气谁会穿那个？租界里的外国人喜欢拿医用纱布做一副腿笼，罩在长袜外面（在这块鬼地方，那是预防疟疾的唯一办法）。可带班执勤时，哪个探长肯把自己弄成那副滑稽相啊？
她脸色煞白，眼神茫然，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番号198”好像是在表演滑稽戏，好像是在模仿一位街头肖像画家。他低头看看那张证件，抬头看看冷小曼，再低头看照片，然后他转到她的右面，再次研究起她的右侧脸颊，像是从百叶窗缝隙间透进的光线可以让他获得更好的观察角度。
“我看到过这张脸，”他向探长解释，语气客观得好像是在评论一幅照片。
他们在巡捕的簇拥下走出骑楼，他们被人用囚车带往老北门捕房。坐在那只铁皮闷罐里只十分钟不到，小薛已满脸汗水。他用手绢不断擦拭眼眶周围。警车提供给犯人的座位又窄又低，几乎只能让你蹲在那里。她觉得这姿势比坐在马桶上更让人不堪。她不得不把手放在旗袍的开衩两侧，以免让小薛看到她的腿。因为出汗，腿上的毛孔变得很粗大，她越来越觉得这很难看。就像一位被歹徒绑架的大明星，从聚光灯圈里被人拖出来，不知如何自处。
他们被人关进木笼。没有人向他们提出问题。她晓得这次是在劫难逃。所有人都看到过她的照片，还有那张妆化得都不像她自己的结婚照。那是曹振武坚持要拍的——我都不敢相信你竟答应嫁给我。我要在房子里到处挂上结婚照，照片可以证明你是我老婆。果然如此，一张照片就足以证明她确实是曹振武的老婆。
汗水一定在刺激小薛的眼睑，可他似乎陷入某种沉思状态。他没有注意到她腿上的瑕疵，也没有看到她绝望愤怒的眼神。
忽然，他大声叫喊起来，198号冲到木笼边。
“我是法国人！我父亲是法国人！我要找探长说话！我有话要说！”
198号用钥匙开锁。他已解开腰带，把钥匙、警棍、警哨和手电筒全都扔到桌上，他已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胆敢在巡捕房闹事的家伙。
愁眉苦脸的的探长走进来。他让198号把小薛带去他的办公室。他浑身是汗，恨不得赶紧下班，找个酒吧喝两杯冰凉的啤酒，他对这地方愤愤不平，他对这份工作愤愤不平，他也对在这种天气里还让他执行任务的上级愤愤不平。
二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十八分
小薛被带到探长办公室。桌上，在木制的盆帽边，他的身份证翻在最后一页。一本洋行印制的家具目录，一盒用来驱赶蚊虫的薄荷油。靠门这边墙上挂着一块漆成墨绿色的写字板，用白色粉笔开列着探长今日必须完成的事项。一个巨大的箭头斜斜插入下午三点至五点那两行中，把左下角圆圈内的临时任务插入那条本该坐在清凉通风的办公室里喝茶抽烟的缝隙间，圆圈里写着星洲旅馆。
绿色写字板的右侧墙上挂着电话机。
“你有话要对我说？”探长说。
“我想打个电话。给政治处的萨尔礼少校。你来拨通，你告诉他是薛要与他通话。”
“认识几个大人物，是吧？”探长尽量伸开腿，好让门外的凉风一直吹进裤裆里。
少校在电话那头，声音有些不耐烦。间或传来沙沙声，少校在翻阅文件，也可能是电话线的杂音。
“你在星洲旅馆干什么？”
“一个朋友住在这里……”他对说出口的词句总觉得没把握，哪怕说的是实情，听起来都像是一派胡言。
“一个朋友……”电话里的声音让人捉摸不定：“是个女人？”
他不知道该把真实情况透露到何种程度，他必须做出选择。听筒里噼啪作响，他必须在十几秒钟内把逻辑理清。最重要的是，她并不是什么关键人物，冷小曼不是最关键的人物。少校志不在此。那么——
“假如你信得过我……我会让你得到最好的。”
“假如我能信任你……到目前为止，你认为我还能信任你么？”电话里的杂音忽然消失，像是突然腾出一片空间来。少校的声音变得单薄，变得像一根随风飘动的细线，像是深邃走廊里的回声。
小薛觉得越来越虚弱，他没有察觉到自己几乎在大喊大叫：“这很重要！如果……也许你一觉醒来，就会看到我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
他放下电话，他在等待裁决。他心里有一丝惋惜，他想起她竭尽全力的表演，她装出来的老练，他也想起他对她和她的组织的“利用价值”。后来他又想起她的哭泣，在船舷旁，他惊动她，她回过头来，茫然的眼神。即使在最惊恐的状态下，她都无法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她用手压住旗袍的开衩，好像那是把她从超现实的恐惧感中拉回到日常生活中来的唯一办法。他这样想着，那点惋惜之情竟而扩大成一种焦虑。有一瞬间，他觉得只要能把她救离眼下的困境，拿什么来换都是值得的，不管是萨尔礼少校的信任，父辈友谊，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一小时后，他看到马赛诗人。
一个半小时后，他和冷小曼走出老北门巡捕房。马赛诗人陪他到木笼旁，他注意到冷小曼一眼就认出这位老朋友。
马赛诗人告诉他，对星洲旅馆的搜捕行动纯粹出于意外。今天上午，星洲旅馆茶房打扫房间时，在三楼二号房间的梳妆台下发现有一枚手榴弹，该旅馆账房稽查龚善亭打电话报告老北门巡捕房。
平心而论，在政治处所有的警官当中，小薛唯独对这位马赛诗人颇具好感（正因如此少校指派他负责联络小薛）。他腼腆，头发和干草的色泽差不多。他对马拉美和魏尔伦情有独钟，他在上车离开前，偷偷向小薛赞许道：她惶恐的姿态犹如一只天鹅。
而这只天鹅，此刻站在小薛住处这间空荡荡的客厅中央，像是在漂泊途中短暂栖息，神情里充满凄凉。他们婉言谢绝马赛诗人的好意，没让他开车送他们。一旦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冷小曼走进敏体尼荫路一间公用电话亭。隔着玻璃窗，小薛看到她用手捂着话筒，竭力解释。他觉得她楚楚动人，他怀疑，这感觉多半是因为自己刚把她救出牢笼。无论如何，他觉得这想法甘甜无比，他头一次体验到被别人当作保护者时的自我感受。
问题在于——走出电话亭，她告诉他——问题在于她这会无处可去。出于安全考虑，她必须暂时和小薛在一起。她把话说得如此公事公办，几乎令他有些失望。
他收拾桌子，需要收拾的也只有这张桌子（客厅里只有桌子和两把椅子）。半杯咖啡要倒掉。刚回到桌边，又赶紧奔去厨房烧水。旧照片和旧报纸卷成一团扔到墙角，与冲洗照片用的药水瓶为伍。他站在客厅通向里间的门口，把椅子上的衣服朝卧室扔。他刚让她坐下，就听见厨房里水壶盖在跳动，节奏类似于一种疯疯癫癫的爱尔兰舞。
他想他应当对她有所解释。直到这会他才意识到这点。他们如此轻易地从老北门捕房脱身，人家会不会怀疑？他把手榴弹的事告诉她，觉得这句实话听起来比假话还假。他还顾不上想想日后如何向少校交待。他也还来不及去想想，说到底，他早晚要把冷小曼连同她的组织一起出卖给巡捕房。他这个人，脑子里成天千头万绪旋转，转得可都是眼下的难题。
眼下，他急于检查凌乱的房间。他想不出有什么东西会让人家起疑心。他是摄影记者，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巡捕房的密探。他这里有成堆的旧报纸，旧照片，各种底片和药水。他忽然想起什么来，冲进卧室，把她丢在客厅里。
自从上次特蕾莎让哥萨克保镖找到这里，她自己又来过一两趟。她是那种所到之处总要丢下一堆痕迹的女人，酒杯和烟蒂上的口红印渍，枕头上（甚至墙缝里）的香水味，忘记带走的那些脏短裤（勃发的情欲残存在丝绸上）。
他无法想象，要是特蕾莎这会走进门，撞见他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会闹出怎样的结果？最好是主动去和特蕾莎会面，免得她自说自话闯到这里。刚刚他决定把冷小曼带来时，可没想到过这些。
他想不通少校为什么对他如此信任。下午在警车上那会，他一度怀疑是少校派人跟踪他，找到星洲旅馆（这是他唯一能够想象得出的侦探技术）。他没有再往深里想，他有些分心，他注意到冷小曼没有穿丝袜。天气又热又潮湿，那条腿上汗津津。
可这会他又开始相信，那不过是场偶然的搜捕行动。少校对他的信任无可置疑。他猜想，坐在同一条战壕里，合用同一副防毒面具，的的确确能让人产生巨大的友爱。
天色早早变暗，雨还是不肯下来。这是福履理路的弄堂房子。他们几乎斜穿整个法租界。面对面坐在桌边，彼此都能闻到对方的汗味。
“那么——这就是那个马赛诗人。你告诉他我是谁？”不是从空洞的语气、从冷静的词句，而是从她迟缓的身体动作上，从她疲倦的神态里，小薛察觉到那个勉强撑起的表演者形象早已被砸得粉碎。就像一度光滑而如今早已破碎的瓷器。
他注视着她，她的脸颊，她的手臂，她的因为出汗而毛孔变得清晰可见的皮肤。
“恋人。”他说。
她微张着嘴，像是刚被迫吞下一颗苦果。她轻轻地叹息一声（在他的想象中）。在她鼻翼上，有一小块污渍，用脏手指抹去汗水的印记。那张面孔上，最动人的地方是下眼睑的睫毛，给她的瞳仁投下一抹阴影。
“为什么要救我。”
沉默是要让即将说出的话更有说服力。
“因为我爱你。”他脱口而出，像是话到嘴边不得不说，又像是答案早就准备好。总是不合时宜，总是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向她们诉说爱意。可一旦说出口，听起来倒也挺自然。
她在哭泣，悄无声息。凉风掀起窗帘，她打个寒战，站起身。她盯着他看，腿一跌，扑到他怀里。她死死抓住他的衬衫领子，又松开手，没头没脑打他的头，他的肩膀。
“为什么要爱我？为什么要爱我。爱我的人从来都没有好结果！”
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所有的女人在这三个字面前都不堪一击，如同中蛊一般，如同甘心喝下的一匙毒药，如同按照剧情所定下的铁的逻辑，扮演起同样的角色。
二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夜七时三十分
冷小曼觉得自己像一团可怜巴巴的诱饵。孤零零吊在鱼竿上，扔在湖岸边。鱼竿的主人早已不知去向，而她却对那条鱼动起真感情。她用电话向老顾汇报，三言两语。他们俩被带去老北门捕房这事，到最后她也没告诉老顾。她担心老顾会立即掐断她与组织的联系（她下意识地觉得，那是她与这个现实世界的唯一联系）。
她说，幸亏有小薛在，要不然一事实已证明，小薛（或者说他的朋友）在巡捕房有很大影响力。老顾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电话中反复询问：“政治处为何派人参加老北门捕房的搜查行动？”
“不——只有老北门捕房。茶房发现手榴弹，向捕房报案。”
“你刚刚说——”
“巡捕要闯进房间检查证件，小薛在房门口大闹起来。提到他政治处朋友的名字——”
“看来这个会写诗的警察朋友，的确是个重要人物——你说你今天下午与他会过面？”
“他们用旅馆的电话向政治处查问。证实小薛是法文报纸的摄影记者。那朋友赶来时，巡捕已离开旅馆。”
她觉得这些说法破绽百出。她为毫无缘由向老顾说谎而感到羞愧，觉得自己就像个弄乱戏码的蹩脚演员。
“巡捕始终没有进房间？没有看到你？他那个政治处朋友也没有认出你来？”
她说这都因为有小薛在。她可不敢跟人家说，这是因为她运气好（这说法连她自己都不会相信）。还不如说是因为她的新发型，或者她憔悴的面孔呢（她有时对镜顾盼，深觉忧伤会将一个人的相貌改变至斯）。
最后，老顾说：“你要在小薛身上多下功夫。组织上希望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变成我们的人。他在巡捕房的关系，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相当有利。”
“我应该怎么做？”
“你就住在他那吧。要牢记使命，理解组织的意图。你和他在一起，观察他，拿握他的关系，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重要工作！”
如今，她几乎有些怨恨别人让她扮演的角色。顾福广话里的暗示，她怎么可能装得一句都听不懂？在电影中，卖弄风情的女间谍甚至可以是个正面角色，只要她相信自己站在正义这边。她甚至可以朝诱惑对象动真感情，也只须她自己相信而已。可真到让她来扮演这角色，却发现掉下陷阱的通常是自己。最先迷失其中的往往是她自己。
她隐约觉得，在她和小薛之间，有层难言的隔膜。一片若有若无的薄纱，一张玻璃纸似的东西。她认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她自己——她不得不去扮演某个角色。同时她也认为，捅破它完全是她的责任。可她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告诉自己，爱情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是穿透这个租界浪子的外表，穿透他的伪装，触及他的内心深处，抓住他最纯粹的东西，从而控制他（让他为我们所用）。她相信，在这个被繁华糜烂的城市生活塑造出来的形象下面，一定还有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好像，一旦你除掉他的那些轻佻言辞，那些浮夸姿态，那些虚荣心，那些算计，你就会得到一个除不尽的余数，那是如同婴儿一般赤裸裸，一般纯洁无瑕，一般脆弱。那个去除掉杂质的薛会相信正义，相信理想，相信她（和她的组织）所要完成的事业。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她想要做的事情，与一个真正的情人想要在对方身上做到的事几乎一模一样。
她是怀抱着这样一种近乎自我牺牲的精神来诱惑他的。因而她的举动如此庄严，几乎有些滑稽。她帮他煮麦片粥，从一个原本可能是金色的大铁罐倒进奶锅里，加上水，加上奶精。他们一起寻找糖罐，可最后还是找不到，倒是在咖啡罐的盖子上，看到几块方糖。
他们在喝粥，没有说话。他心不在焉。而她呢，看起来又疲倦又绝望，用小匙一下一下往嘴里送，皱着眉，好像那是可以用来麻醉自己的一种苦药。
她尝试着对他说点什么。她想，当初她参加革命前，别人是怎样引导她的呢？她试着从下午刚发生的事情入手，假装到现在还在对巡捕房蛮不讲理横行霸道生气，兀自愤愤不平（其实那在租界里实在是太常见啦）。她想，那足以激发他对帝国主义的朴素仇恨。但后来她觉得这愤怒难以感染到他，说到底，最后让他们俩离开老北门捕房的也还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她觉得要把抽象的真理转变成一种具体切身的感受，实在是太难啦。她希望他来与她辩论，她希望他对她说巡捕房里也有好人之类的话。甚至到后来，她自己对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朋友就是好人，也许他确实是好人，问题在于他从事的职业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可他却苦笑着回答说，他觉得连他自己都不是个好人。
“你当然是好人！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救我呢？”她差不多是大叫着说出这句话来，没有察觉到这说法的前提稍稍有些可疑。可是如此一来，她倒变得专注起来，不再疑心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不再需要不断用意志来强迫自己。一心一意只是想去说服他。
而他呢，好像一旦别人进入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进入到他最真实的生活空间里，他就有责任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职业，有责任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沾花惹草的租界小开。他开始摆弄起他那堆东西，药水啊底片啊，窗帘拉起还不够，还用图钉在窗子四周钉上一大块厚布，又打开一只红色灯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