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人心不惜血本
和珅发迹之初，只是一个凭借皇帝一时赏识而走红的新人，他的职位呈直线上升之势，固然让人羡慕，可以令朝中的大员们刮目相看，继而心中产生畏惧的情绪。然而，另一方面，不免让人觉得此人没有根基，在朝中难有自己的一方势力，言行难免不被采纳和受人揶揄。虽然一时间可以沐浴到皇帝的圣恩，时间久了却未必禁得住风雨的侵袭。和珅对此当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培植自己的亲信，为此，他有时竟然到了不惜血本的地步。
和珅的死党国泰原本是一个纨绔子弟，生的肥头大耳，给人一种笨拙迟钝的感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和珅。国泰心中不禁一动，感觉到和珅与众不同。但也仅此而已，二人交情不深不浅。和珅也觉得此人必定不俗，因为世上多有这样的人，其外表憨厚，实际上精明到了极点，国泰一定就是如此，所以和珅有心要拉拢他。
可是，怎样才能笼络住他的心呢？要知道，国泰累世家资殷实，金钱俗物是很难令他动心并甘愿伏首帖耳效忠自己的。况且自己收服国泰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他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现在倒要先“倒贴”给他，未免有点背离自己的初衷了，况且那样只能暂时拢住他，却无法真的使其心服口服，后来苏凌阿的一个有意的安排终于让他如愿以偿。
苏凌阿姓他塔拉氏，是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1741年）中举，被任命为内阁中书，后来离京到江西饶广做道台。苏凌阿认定此地穷山恶水，早就打定主意要离开，但苦于自己没有门路，要想通过他的政绩被上达朝廷，让皇帝调他进京做大官，无疑是痴人说梦。但他知道，如果自己再不想办法往京城调，就有可能在江西了此一生了。
苏凌阿思来想去，找到了一条自认为是捷径的路：既然不能直接面圣，那么借助皇帝身边的宠臣来达到目的也未尝不可。而当时最得宠信的人，举朝上下非和珅莫属。
于是，苏凌阿说干就干，很快向朝廷寻了个托词，并顺利回到京城。回京后，他想尽办法先与和珅的弟弟和琳天天泡在一起拉拢感情，每日不惜花费银两，与和琳花天酒地，走动颇为亲密，不久之后，二人就已经称兄道弟了。后来他终于借和珅的儿子过生日之机，随和琳一起见到了和珅，并送上了4000两银子作为贺礼。谁知，这份贺礼在那些为巴结和珅而进献的礼物中非常不起眼，和珅根本没有记住苏凌阿。苏凌阿并不气馁，他决心要让和珅对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有意把自己的女儿纳兰赠与和珅，又怕传出去名声不好，就想邀请和珅到家中做客，趁机让纳兰与和珅相见。和珅知道苏凌阿是在巴结自己，就高兴地答应了。到了那天，就在他在众人的簇拥下步入苏凌阿家中的大厅之时，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蹦跳着跑到和珅面前。和珅见这小女孩长得粉雕玉砌一般，非常喜爱。打听之后，方知这女孩就是苏凌阿的女儿，名唤纳兰。和珅手抚着女孩的头发，赞不绝口。
苏凌阿是官场老手，岂能放过这等大好机会？当下命纳兰拜和珅为干爹。自此纳兰便经常出入和府，和珅对她也是喜爱非常。这纳兰与和珅名为父女关系，实际上却是和珅的小妾，和珅对着纳兰也一时非常爱不释手。这样，苏凌阿与和珅的关系自然而然就近了一步。后来，和珅得知国泰对纳兰情有独钟，就忍痛割爱，找个机会把自己的“义女”介绍给了国泰，以此来拉扰他。
没多久，在和珅的主持下，国泰与纳兰举行了婚礼，正式成亲，国泰当然对和珅大为感激。婚后不久，和珅就为国泰谋得了泗城县令的职位，而苏凌阿也被和珅提拔到吏部任侍郎，可谓皆大欢喜。而和珅一下子就有了两个亲信，心中自然非常高兴。和珅之所以让苏凌阿去吏部，是因为吏部掌管着官员的甄选任命权，在如此重要的部门里怎能不安排自己的亲信。
自此，国泰作为和珅的一名忠实的爪牙被深深地安插在地方上，为朝中的和珅搜集消息，聚敛财富。和珅此后在政坛上几次历险，都是因有了国泰的从中穿插安排才得以逃脱。
和珅为了收服国泰，不惜将貌美如花并且自己喜欢的纳兰相赠，虽然一时间难以割舍，实际上赢得了国泰的信任和衷心也是值得的。凭借这一看似过重的付出，收获了常人难以料想的利益。这也体现了和珅很有先见之明，能从大局出发而忍痛割爱，为自己赢得了后路。如果和珅仅是一味地贪图享受，则绝不会赢得他人的信任，更不会有人为其奔波卖命。
征服异己狠为先
凡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者，都不是遇事犹豫不决的人，他们能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办事果断决绝，没有“妇人之仁”。和珅能够扶摇直上，做起事来更是心狠手辣，决不手软，否则政敌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尤其是对待那些敢于与他作对的人，常要置人于死地方才安心。
和珅当道时，常有人因胆敢对和珅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而落得丢官归田、甚至家破人亡的下场。其中武虚谷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武虚谷，又名武已，河南偃师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出任博山县知县，而当时的和珅身兼步军统领一职，负责维护京师一带的社会治安。当时社会上盛传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率众起义的农民领袖王伦没有死，正在招兵买马准备造反。于是，和珅以搜捕王伦、铲除后患为借口纵容部下肆意烧杀抢掠。他们不仅在京师一带活动，有时甚至跑到王伦的起兵地点山东一带寻衅滋事。
不久，刚刚出任县令的武虚谷就遇到了和珅派来的官兵，官兵在乡间肆意伤害百姓、抢夺钱物，搞得民怨极大。武虚谷是个耿直的人，看不得这些人在此耀武扬威。于是派人将他们拘捕到县衙。谁知这些人仗着和珅撑腰，以官差自居，傲慢无礼，见了武虚谷也不下跪，并向他暗示自己是和中堂的属下，让武虚谷识相点儿，把他们放回去。
武虚谷自认并不理亏，于是厉声说道：“朝廷派你们来是为了抓捕逆贼，不是让你们来滋扰百姓的，你们到达我县，胡作非为，还有什么可说的。”说完命令左右把这群人痛打了一通，赶出了博山县。
这些人哪里吃过这等亏？回去又添油加醋的向和珅回禀，说博山县知县对和中堂傲慢无礼，口出狂言，没有丝毫恭敬之心。和珅知道这件事后对武虚谷怀恨在心，没过多久竟然寻了一个借口，革去了武虚谷的官职，把他远远发配到了东北为奴。
和珅对待一个平时和自己够不着说话的县令都处心积虑，出手狠毒，恨不得赶尽杀绝，可想而知，他对那些身居高位、平时不把自己放在眼中的官员更是无所不至了。
和珅自得乾隆青睐之后，朝中的大臣有很多对他已经不敢轻慢，执礼甚恭。但也有一些性情耿直的官员认为和珅出身发迹不由正途，只是靠讨好君王才得以荣显，对他颇为轻蔑。
一次，江西巡抚海成来京述职，到了军机处，对所有的人都一一作揖，对和珅态度却甚是傲慢无礼，并且说道：“没想到几日不见又多了一个军机大臣，看来是有人能耐大，做了炮竹升上了天。”并且故意让和珅听到，最后竟然对和珅进行人身攻击。和珅当时并未发作，但决心要灭一灭海成的气焰。
乾隆时盛行查缴“禁书”，海成向来唯朝廷的命令是从，所以对收缴“禁书”也十分卖力，成效很大，还说“尚不能一时尽净”，并表示还要继续努力，因此受到乾隆的赞赏。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差点儿就因查缴禁书而丢了性命。
当时有本书叫《字贯》，作者是王锡侯，本名王侯，害怕自己的名字让朝廷忌讳，遂改名锡侯。他年近40才中举，后因屡试不第，决心弃考著书。乾隆四十年（1775年），他花费了17年心血，终于写成了《字贯》一书，并刊行面世。该书分为天、地、人、物四类，是一部简明的字典。他对自己的这本书也是非常满意，并在序中写道：“天下字贯穿极难，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识而不知用。今《康熙字典》增加到四万六千多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所以，他著这部书就是为了能够将天下字贯通联系，使学者便于查找。
谁知，就是因为他序言中提到《康熙字典》有诸多不便，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贬低圣祖康熙帝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者正是海成，他认为王锡侯目无圣祖、胆大狂妄，建议乾隆先革去其举人身份，再审拟定罪。乾隆仔细看过《字贯》后，对此并未在意，遂将此事暂时搁在一边。
谁知此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他恨不得能从书中找到对皇家不敬的只言片语，以期获得乾隆的重视和宠幸。终于，他书中的“凡例”中看到圣祖、世宗的庙讳及乾隆的御名字同其他的字一样一一列出，于是抓住把柄，立即向乾隆参奏。乾隆听说书中竟有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对皇帝的名字不加避讳，触犯了皇家的威严，于是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21人连坐；这还不算，他还痛斥海成不细心办案，革去了他的职务，并交刑部治罪。
和珅在这一次次的“壮举”中，打击扳倒自己的政敌，本人却一次次升迁，并在乾隆面前邀宠。他的行为甚至其他国家的使臣也有所耳闻，朝鲜的使臣回国后在史书上有记载：陕西有一个书生，因对和珅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罪行看不下去，加上亲见官场的昏暗和人民的痛苦，于是不顾个人安危向乾隆上书，痛陈和珅的种种恶行，希望乾隆按律治和珅的罪。
书生的奏折最后终于到了乾隆手中，但乾隆此时正对和珅恩宠有加，哪里听得进半点良言？对和珅依然是坚信不疑。但是和珅却不能容忍有人如此对他，于是派人打听到这个书生的下落，并杀死了书生的全家。满朝文武见和珅如此恣意妄为而仍受到皇帝的宠信，哪个还敢不对他尊敬？一时间官员们见了和珅都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和珅一来，如同皇帝驾临一般。
其实，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想，就会发现和珅之所以对人施展这么毒辣的手段，也是迫不得已。他没有高贵的出身，也不是科举出身，所以，尽管官职高高在上，却得不到相应的尊敬，心理难免不平衡。如果他不对那些政敌痛下毒手，给自己立威，他在官场上恐怕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后来他为了取悦皇帝，巩固自己的地位，难免做了不少不义之事，惹得官怒民怨。此时他只好靠严酷的手段打击别人，杀一儆百，让别人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不如此就会被人轻易地联合告倒，早早结束他的政治生涯甚至性命了。然而，聪明一世、饱读诗书的和珅怎么会不知道这样做就是违背天下的公理？他这样做，岂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寻死路？可见和珅也有利令智昏的时候。
罗织党羽结帮派
和珅最擅长的不是文学，这方面他比不过刘墉、纪晓岚；也不适合带兵打仗，这方面他比不上阿桂等人……但是他能够深入了解一个人的心理。他懂得属下愿意为他效命的原因不过是“拉大旗，找保护”，因此才肯为他卖命。他正是紧紧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建立起了他的人情“关系网”。
其实，就连和珅自己也是找了乾隆这面“大旗”。他深知，自己之所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甚至有人称他为“二皇帝”，还不是因为他是乾隆身边的红人，说白了，他能笼络一大帮人为他做事靠的是他与乾隆之间的“特殊关系”。乾隆就是他的靠山、他的保护伞，他正是在伞下悠闲自得的那个人。和珅也正是从他与乾隆之间的关系上，领悟到了要编织自己的“关系网”必要性：他对乾隆的阿谀逢迎，正如属下对他的拍马溜须一样。而且，自己有了乾隆这个最大的大树可以依靠，是其他人求之不得的，也是别人敬他、靠他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能够全国“结网”的优势所在。
乾隆的自我标榜和好大喜功给和珅提供了拉帮结派的机会。和珅正是借着他的绝对权威，“擅弄威福，大开赂门”，以致犬牙遍及全国各地。
和珅深知，正是由于乾隆的宠信和庇护，他才能飞扬跋扈。因此，他在乾隆面前百般弄巧，博得乾隆的欢心和对自己的宠信，以得到实权。然后转身就打着皇帝的旗号胡作非为、罗致党羽，毕竟天子的招牌还是很管用的。
事实上，在和珅当政时期，清朝前期一些成法、制度的变革，都是他打着乾隆的旗号，由皇上出面进行的。比如军机章京不设具体定额，而由军机大臣自己选用，不必向皇帝引见和关白；大臣的奏章要一式两份，一份直送皇上，一份（副本）送军机处，其实就是送给他；“议罪银”制度的实施；规定御史出缺，一律提名60岁以上的老臣充当等。这一系列变革和措施，都是和珅为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和巩固自身的特殊地位而出台的，当然这也很好地钳制了舆论，不得不说是和珅的大手笔。
在乾隆这把大伞的保护下，和珅很快就为自己罗织了一张很大的关系网，控制了官吏的言行。朝鲜使者就记载：“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可见和珅这张网结得是多么结实。
和珅在乾隆面前越发表现得恭敬有加，乾隆就更加有意抬高和珅的身份。例如，特意把他家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使他家列入上三旗成员，使他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乾隆每次出外巡幸、秋狝，旅途中和珅始终伴随皇上而行。朝廷内外见和珅如此受乾隆恩宠，更加对和珅这个靠山趋之若鹜，而和珅的这张关系网也越结越大、越结越实。
其实，那些攀附和珅的大臣们向他献媚、行贿，大多并非心甘情愿，但都对和珅身后的乾隆敬畏三分，因为人们都知道乾隆就是权力的象征；而乾隆目前只宠信和珅一人，所以，只要乾隆在，和珅就会大权在握。所以，人们要拜的不是和珅，而是他身后的乾隆和那高高在上的权力。和珅只是乾隆的代言人，只有通过和珅，才能有机会见到乾隆，这是这部分官员与和珅建立起庞大“关系网”的原因，也是这个关系网的内在凝聚力之所在。
和珅靠着自己的头脑和三寸不烂之舌，讨好皇帝，哄得他开心，获得信任，然后再向下笼络各级官员。就这样，上自乾隆帝——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下至各地州县的官吏——政府政策的基层贯彻者，和珅与他全都有紧密的联系。他自己也被乾隆多次任命为不同部门的官员。所以，在中央政府中的各个要害部门，和珅不是亲自担当要职，就是选派自己的亲信掌权。如任命年老昏庸的苏凌阿任吏部尚书掌管吏部，而将朝廷的选官大权操纵在股掌之中。
就这样，朝廷上下的大部分官员相互纠结，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纽带、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巨大关系网络。所以，一旦有任何对和珅不利的事情发生，就会立刻传到和珅耳中。这样，他就可以从容部署应对之策，将危险化解于无形之中。
和珅的结局是注定的，但他通过“结网”来固权的目的还是部分地达到了。连他死后的各项财产的分割和处理问题，就牵连到很多人，以致嘉庆帝有意铲除他们，也要深思熟虑。仓促行事，就有可能使朝野震动，这是嘉庆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不可能对朝廷的官员来一次大换血，大清江山的统治还要依靠这些官员，即便有所牵连，毕竟法不责众。可见和珅关系网牵连之广、影响之深。
昔日老师成门生
和珅笼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办法，所谓因人而异。比如有真才实学的孙士毅，他就没有拐弯抹角，而是摆出自己的实力，很快就让其心悦诚服了；对待那些寡廉鲜耻之徒，他就略微给予他们一些好处，很快就把他们收服了……况且，以和珅的地位，拉拢下层官员并不需要费很大的工夫，而且对方大多会主动送上门来，而自己只需要略施好处，就能与对方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对待一般的官员全都如此，就连自己的老师也不例外。
和珅的老师吴省钦、吴省兰兄弟虽然人品一般，甚至可称得上低劣，但都自幼聪慧，学富五车，非同一般人。
吴省钦，字冲之，号白华，生于雍正七年（1729年），江苏南汇人。吴省钦精于诗文，著有《白华初稿》，以文学词赋闻名。凡遇国家举行盛大典礼，他进献的诗文都能获得皇上的嘉奖，并被钤上御玺，珍藏在内府中。吴省钦一生历任内阁中书、翰林院侍读、上书房行走、光禄寺卿，贵州、广西、湖北、浙江、江西乡试正考官、会试同考官、顺天学政、顺天府府尹等，以及礼部、工部、吏部侍郎，督察院左都御史等要职。
吴省兰，字泉之，是吴省钦的弟弟。先考取咸安宫官学教习的职位，后升国子监助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参加会试，名落孙山。乾隆得知后亲自下旨说：“国子监助教吴省兰学问优秀，且在四库馆校勘群书颇为出力，现特别恩准他与本科中试的举人一起参加殿试。”殿试的结果吴省兰列第二甲第三名，获得进士身份。
吴省兰在担任咸安宫教习的时候，与和珅的舅舅伍弥乌逊交好，经常一起谈诗作对。后来，伍弥乌逊从中介绍，这样，吴省兰就成了和珅的启蒙教师。和珅在吴省兰面前，行弟子的礼节，并刻苦读书学习。和珅自幼聪明，学习不到半年，就有明显的进步，对吴省兰教习的课文也能快速背诵出来。吴省兰本来对八旗子弟没有好感，认为他们都是提笼遛鸟、出入风月之地的纨绔子弟，而和珅的表现使他眼前一亮，所以对和珅非常欣赏和喜爱。
很快，和珅、和琳兄弟进了咸安宫官学读书，吴氏兄弟都是他们的老师。和珅兄弟二人因为没有生活来源，所以非常俭朴，但学习用功、勤奋，而且和珅很早就显出了不一般的聪明才智。不过，也显示出了强烈的功名心。他还向吴省兰请教满族凭借骑射也能入朝为官的问题。吴省兰却教导他马上可以得天下，但却难以守天下，并列举商汤、周武的例子使他明白文治武功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所以，大清自康熙帝以来，也开始推崇汉学，尊师重道，求贤若渴。所以不仅要学好骑射之术，更要学习四书五经。和珅深受启发，于是就文武并进，为自己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和珅发迹后官运亨通，并没有忘记吴氏兄弟，尤其是吴省钦，他虽然满腹经纶，可惜科举屡试不中举人，颇感无奈。后来和珅官运亨通，权势日隆，有一年吴省钦参加乡试，和珅恰好是阅卷官。吴省钦虽然做过和珅的老师，但为了能够获得和珅的照顾，于是在考试前登门拜见和珅。并给和珅下跪道：“弟子特地来拜见先生！”
和珅虽然为官多年，脸皮也是几经打磨，但面对老师这种举动仍然大吃一惊，连忙说：“老师快快请起，您是我的老师，何故对学生行此大礼？”
吴省钦厚着脸皮说道：“和大人您是主考官，按规矩，参加考试的都是学生，要称主考官做老师，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传统了。我现在的确是您的门生啊！”和珅心中虽然有些别扭，但还是应承了下来。
和珅其实也有自己的打算：自己在朝中虽然位高权重，毕竟根基不稳，需要笼络一些有才学的人作为党羽。吴省钦的行为已经表明他的人品不佳，但毕竟还是可以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就这样，吴省钦由和珅的老师成了和珅的门生。二人各取所需，倒也乐得落下个千古奇谈。
考题是由皇帝亲自出的，保密性很强，和珅却手眼通天，通过皇帝身边的太监获知内容，并透露给了吴省钦，这样吴省钦便高中举人，双方皆大欢喜。吴省钦见识了和珅手眼通天的手段，对和珅更加佩服，与弟弟吴省兰一起成为和珅的党羽，对和珅十分忠心。吴家兄弟不仅学识高，而且也很有办事能力，他们甚至帮助和珅打击自己的同乡曹锡宝。因此，和珅对吴省钦兄弟更加信任，在和珅的举荐下，作为主考官主持各地乡试，捞了不少好处。有了和珅的照顾，二人的官路也是十分顺畅。
吴省钦多次主持乡试，对舞弊成风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他向乾隆上奏请求增加试卷用纸，避免携带作弊用的资料等，他的一系列合理化的建议得到了乾隆的嘉许。
吴省兰比他哥哥更加顺利，他先后担任四库全书馆的分校官、文渊阁的校理。并历任南书房行走、内阁学士，礼部、工部侍郎、浙江顺天学政、顺天乡试同考官、浙江乡试正考官、殿试读卷官、会试副考官等。
吴省兰有为官的才能，也有很高的才学。他曾被和珅派到嘉庆帝身边，名为陪读，实为监控。幸好嘉庆帝奉行韬光隐晦的策略，对此欣然接受。嘉庆帝处处小心，吴省兰一时抓不着把柄。谁知，嘉庆帝即位后，立刻给昔日的恩师朱珪写信，表示“想请老师早日回京，助朕一臂之力。”吴省兰很快看到了这封信，马上报告了和珅。和珅知道这是触犯了乾隆的大忌，立刻秘密上奏给太上皇乾隆。
乾隆刚刚交出皇位，心中非常烦闷，闻听此事，震怒不已。认定嘉庆这是在收拢人心，培植自己的心腹，要把他这个太上皇架空。于是就问大臣董诰该怎么处理，董诰知道这是乾隆刚刚退位，一时难以适应而已。其实嘉庆帝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又不敢顶撞乾隆，于是董诰非常聪明地说：“臣听说过，圣主无过言”。这句话简直无懈可击，嘉庆帝已经即位，当然有权决定任何人事调动，董诰为人臣子，是不能挑皇上的毛病的。乾隆帝知道这是董诰在善意提醒自己，只好顺水推舟，勉励董诰好好辅佐嘉庆帝。最后，因和珅从中作梗，朱珪还是没能调回京城。
和珅倒台后，吴氏兄弟受到牵累。嘉庆后来找了个由头，下令将吴省钦革职还乡。数年之后，吴省钦默默无闻地死去。而吴省兰则被降职为编修，撤去学政、南书房行走等职。后因才学突出，官复原职。嘉庆帝不计前嫌，对他仍很器重，数月之后，还任命他为日讲起居注官，提督湖南学政。
吴省兰为报嘉庆帝之恩，从此兢兢业业，在公务上不敢有丝毫怠慢。还经常提出针砭时弊的建设性意见，颇得嘉庆信任。嘉庆九年（1804年），吴省兰因为年老体衰，荣归故里。
伸手不打送礼人
世人对和珅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个大贪官，和珅是怎样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聚集起大量财富的呢？他的敛财方法肯定非同凡响。
权和钱向来不分家，有权就为有钱准备了充足的条件，有钱则可以买到权。权钱交易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十分普遍，有些甚至是政府允许的。乾隆中后期，这种现象更加猖獗，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和珅深谙做官之道，就是一定要在明处给人一种两袖清风的感觉，背地里却做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破坏官场的“潜规则”。这样一来，自己的地位才能牢固而且深得皇帝的信任。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爬到权力的顶峰的，当然，与之相伴的还有越来越大的贪污受贿之心。
因为和珅历来受到乾隆的恩宠，引得各级官员纷纷前来拜码头、抱粗腿。所以一到逢年过节，和珅家总是门庭若市，送礼的甚至要排队进入，可见和珅之胆大包天。和珅也来者不拒，吩咐管家呼什图和刘全记好账目，将来好按图索骥，根据送礼轻重授予不同的官衔、给予不同程度的照顾。当然送礼给和珅不一定能获得他的好感，有的甚至连面都见不上，但是不送礼就会被视为官场异类，终身不受其重用。
和珅的官是越做越大，所以送礼的人也越来越多，送的钱财珍宝也是越来越多，可是和珅并不满足。他认为，光靠别人送礼终归是被动收钱，他要主动求财。为此，他打着乾隆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聚敛财富，大发横财。
乾隆中后期，乾隆日渐变得好大喜功，而社会矛盾又日渐尖锐，汉民、苗民常常揭竿而起，军事镇压也耗费大量钱财；加上乾隆本人生活越来越腐化，好场面盛大之事，再殷实的国库也经不起这般折腾，很快就告急了。乾隆不管这些，仍要几次南巡，花掉了巨额钱财。不仅如此，乾隆还要粉饰太平，至于钱财的来源，他都靠和珅去张罗。和珅也乐此不疲，正中他的下怀。
和珅向来对治理国家乏善可陈。他没有能力去繁荣经济、发展生产；更没有手段去安定社会秩序，让人民休养生息，以此增加税收充实国库收入。在和珅看来，做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这些具体事务交由下面的人去办就行了，自己的任务就是照顾好皇上，满足皇上的一切要求和喜好。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下属和腰缠万贯的富商。他要求官员和富商向自己进贡，他知道那些地方官员有无数种方法从老百姓手中榨取油水。至于那些富商，本来就是靠着官府才得以以次充好，获得巨大利润，因而也乐得巴结权贵，寻找靠山。
地方上为了给和珅上贡，只有巧立名目，收取农民钱财，既能巴结和珅，也顺便中饱私囊，当然乐此不疲。和珅在这方面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皇后、皇太后以及自己家人的生日等重要节日不必说了，皇帝对他进行嘉赏、边关捷报甚至风调雨顺等等都是收礼冠冕堂皇的理由。从地方官的腰包中收取钱财，地方官上自封疆大吏下至知府知县以及一些捐小官的商人们每年都会向皇上进贡。及至后来，金银钱财已经不能引起和珅的兴趣，于是官员纷纷想出奇招妙策，搜刮奇珍异宝甚至山水庄园献给和珅。和珅就在这样经常推陈出新的送礼现象中陶醉，而且其胃口越来越大。不仅如此，和珅甚至连国外使臣的贡品也不放过，连皇宫都没有的东西，和珅家中却琳琅满目。
乾隆经常收到大臣送来的贡品和钱财，心中自然高兴，但也知道下面难免抱怨，为了保持他的圣君形象，所以曾经下旨不要再送礼，但众多官场油条还是通过其他途径照样进贡，乾隆也就不再坚持了。和珅的这种做法使百姓生活更加疾苦，而这种情况乾隆又难以知晓，这就为以后清廷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和珅的敛财手段十分高超，和珅接手内务府没几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了，“岁月盈积，反充外府之用。”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写道：“乾隆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贫，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和珅成了乾隆的“财政大臣”。
和珅不仅通过以上各种办法中饱私囊，有时更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如在奉天义州许五德与霍三德打官司，双方同时送钱给和珅，和珅将两家的财物悉数收下，结果双方的事都没办成，最后还是靠自己解决。
给和珅送礼的人很多，但和珅不能一一接待，所以给和珅送礼还得讲技巧。和珅本是文人，加上乾隆喜好文墨，所以和珅也常以文人自居。因此，很多时候送他古玩字画比钱财更令他开心。
官员汪如龙知道他这个喜好，所以时常送些玉如意、黑玉蝴蝶、玉马等古玩奇珍给和珅。为了傍牢和珅这棵大树，他还给和珅送了北宋著名画家赵昌的《写生蛱蝶图》，而且还在图内塞进银两若干，和珅当然对他另眼看待。很快，汪如龙就顶替征瑞做了两淮监政。虽然征瑞也每年向和珅贡献10万两白银，可还是眼睁睁地看着汪如龙得宠，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
和珅对送礼者向来来者不拒，所谓伸手不打送礼人，因此也笼络了一大批官员为其卖命跑腿，可谓盛极一时。
关系非常交毕沅
在当时的官场上，人人都想攀附和珅，以求加官进爵。其中靠文人出身依附和珅后官运亨通，以至升任封疆大吏的人，以毕沅最为成功和得意。
毕沅（1730-1797年），字蘅，号秋帆，灵岩山人等，江苏镇洋（太仓）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以内阁中书考取状元，历官修撰、道员、布政使、陕西巡抚，参与镇压金川叛乱，蒙乾隆召见并赐孔雀花翎，所编《关中胜迹图志》也收入《四库全书》。又因参与镇压甘肃回民起义，迁河南巡抚，主持治理黄河和淮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升湖广总督。后因参与镇压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而受封二等轻车都尉，并病死军中，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著有《灵岩山人文集》等传世。
毕沅是当时著名学者，他精通金石、校勘，金石学著作有《关中金石记》和《中州金石记》；校勘方面的著作有《吕氏春秋》、《老子道德经考异》、《山海经新核正》、《夏小正考注》等。写出这些著作当然是依靠门下的一帮有才华的幕僚如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等人的帮助。
毕沅在军机处任职的时候，与同事诸重光、童凤三等人都是举人身份。为了有个更好的前程，他们三人都参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礼部会试。考试结束后，他们照常回到军机处办理公务。
会试发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该轮到诸重光值夜班，但诸重光急于打听考试的结果，就毫不客气地对毕沅说：“今天夜班还须请你代劳。”毕沅不解，便问：“为什么呢？”诸重光提高嗓门说：“问题明摆着的，要中状元书法必须过关。我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还有殿试夺魁的希望，得早做准备。你的书法属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难道还想去夺一甲前三名吗？”毕沅尽管心里也非常想乘机探听一下消息，但觉得诸重光的分析不无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傍晚值班时，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折，毕沅闲坐无事，便饶有兴致地将这篇奏折反复看了几遍，其内容自是烂熟于心。
第二天会试发榜，毕沅与诸重光、童凤三均中贡士。数日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殿试。当时新疆初定，乾隆帝准备在那里搞屯田，于是亲自出了与新疆屯田有关的“策问”题。对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边，可毕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别顺手，写得格外翔实得体，很得主考官们的好评；只因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仅排在第四位。
乾隆帝阅读前十名贡士卷时，发现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满意，读到第四名毕沅的卷子时，觉得颇对胃口，大加赞赏，便亲自改为第一甲第一名，而书法颇佳的浙江余姚人诸重光却屈居第二位。人们都说，毕沅中状元是忠厚得福。
毕沅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善理财，而生活贫寒。
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50两。黄景仁病逝后，毕沅又出资抚养其老母，还为他整理出版了其诗集。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0两。
毕沅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有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维敏捷、谈吐风雅，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毕沅一生做过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高官，但却没有突出的政绩。《清史稿》评价说：“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他之所以在官场相当顺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与和珅的关系比较密切。和珅进入军机处时，毕沅初为甘肃地方官。二人可能在乾隆四十六年（1780年）和珅前往甘肃镇压回民起义时结识，且毕沅得到和珅的赏识。当年甘肃冒赈案影响很大，处理了一大批官员，而身为甘肃巡抚的毕沅却毫发无损，只是因为御史钱沣紧追不放，最后才得到一个降三级留任的处分，而且不久即官复原职。可见，毕沅与和珅的交情非同一般。
对于毕沅与和珅之间的关系，当时还有人因此发生争执，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钱泳《履园丛话》记载：毕沅任两湖总督时，正值和珅40岁诞辰，遂举行盛大的祝寿活动。当时朝廷内外的官员都送上币帛之礼以示祝贺，唯有毕沅独自赋诗十首，并亲自从自己收藏的书画铜瓷中挑拣一些上等的作为礼物送给和珅。钱泳当时还劝戒他说：“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毕沅沉默良久，忽然大彻大悟，表示不再与和珅结交。后人凭此说毕沅并没有结交过和珅，甚至把他后来的被抄家描述为受和珅所累，其实史实并非如此，陈康祺就专门出来辟谣说：“毕沅制府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倒台后，毕沅被追究在教匪初起时的失察贻误责任和滥用军需帑项的罪行被抄家，革去世职。嘉庆帝甚至说：“假如毕沅还在，我必将令他身首异处！”看来毕沅是真的惹恼了嘉庆。实际上，正是毕沅与和珅结交，才导致嘉庆“恨屋及乌”。
对小人恩威并施
和珅权倾天下，当然不能事必躬亲，为了使手下的那些人听他的话，他对手下的人总是因人而异，恩威并施，牢牢把他们控制在手中。
汪如龙是名盛一时的大盐商，他原本是两淮盐政征瑞手下的一个幕僚。征瑞曾做过道台，后来因为犯了过失被革职，他为了自己能重获起用，给时任军机大臣的和珅送去了数万两白银。和珅果然办事利落，收钱后不久，乾隆就下诏征瑞为两淮盐政。盐铁自古就是政府专营，其中利润惊人，所以盐政的职位是难得的肥缺，历届盐政都是富甲天下的官员。
征瑞到任之初，汪如龙就前往拜会结识，并向他提出了许多诸如如何收税纳捐、如何追查走私漏税以及如何查假打非的敛财良策，深得征瑞赏识，于是招他为幕僚。汪如龙为人圆滑狡诈，极会见风使舵，因此在征瑞手下干得顺风顺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第五次南巡之时，汪如龙亲自敦促大小盐商，捐出钱款、修建行宫、铺平道路、置办器物，征瑞不费吹灰之力，就讨得了乾隆的欢心，他自己也从中收获颇丰。
征瑞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汪如龙却是一个很有“远大理想”的人，他想借此机会接近和珅，取代征瑞坐上盐政的职位。他首先同征瑞一起向和珅进献了一匹名马，因此得以与和珅结识。像和珅这样的贪官，寻常之物如金银已很难打动他，所以汪如龙出奇弄巧，总是送一些名人字画给和珅，此举一下就引起了和珅的注意。
接着他又通过和珅向乾隆进献了一名江南美女，令乾隆爱不释手。和珅心中对汪如龙的进献有几分喜悦，但是又觉得此人过于精明，难免有上达朝廷的野心，必须能够以威势强制于他，否则难免会对自己不利。
于是，和珅私下召见汪如龙，一见面就摆出了一副严酷的表情，汪如龙吓得被打回原形，原有的油嘴滑舌、狡猾就失去了大半。正在他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和珅用冷嘲热讽的语气对他说：“恭喜先生讨得皇上如此欢心呀！”汪如龙见状只好默不做声，静静地等待着和珅的教训。只听和珅忽然怒斥道：“你可知罪！竟然成心让皇上沉湎女色，致使君王不朝，论罪当斩！”
汪如龙顿时脸色煞白，连忙双膝跪倒，口中谢罪不已，乞求和珅能够网开一面。并表示早就对和珅敬仰有加，以后定会好好进奉。和珅本来就是要敲山震虎，闻听此言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才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
汪如龙经过这一场生死劫，深深感到自己虽然是个声名很高的富商，况且足智多谋、行事圆滑，各方也打点得周到。然而在大清朝的天下，还是命悬一线，随时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和珅才是主宰自己命运的人物，如若能死心塌地依附于他，让他明白自己的忠心，自己日后才会官运亨通。
汪如龙经过和珅的这一番威慑，心甘情愿地成了和珅的爪牙。和珅见汪如龙对自己已经心服口服，于是有意抬举他。和珅在乾隆面前先是夸了一通汪如龙如何举止不俗、精明强干，如何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然后，又奏到两淮盐政征端，虽然迎驾有功，却太过奢侈浪费，如不加以约束，天下群起效仿，竞相奢侈，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乾隆本来就极重名声，自然不愿背上这个黑锅，就命和珅推荐别的人选来代替征瑞两淮盐政的职位。和珅趁机就举荐了汪如龙。
于是，乾隆颁下诏书：“天下士庶，官各敦本业，力屏浮华，是以特调征端以戒效尤。”汪如龙从此一步登天，由一名盐商一举做到了两淮盐政之位。汪如龙从此对和珅更是死心塌地，他比征瑞更会来事，给和珅上缴更多的金钱，和珅对他也非常满意。
事后征瑞心中不平，就找到和珅申辩，说他每年向和珅交纳10万两白银，为什么还会丢掉两淮盐政的肥缺。和珅不动声色地告诉他，只因为别人更会交纳，边说边伸出两根手指。可见，汪如龙不仅送珍宝名画给和珅，而且还送了20万两的银票。征瑞顿时哑口无言，悻悻而退了。
和珅通过恩威并施，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威严，而且让属下也心悦诚服，没有理由可讲，他的手段实在令人佩服。
前尊后卑郝云士
和珅当政时，由于求他的人很多，因此不愿意接待访客，一般县令这样的芝麻小官是很难见到和珅的。《啸亭续录》卷三《和相见县令》中有这样的记载：和珅权盛时，凡进京觐见的地方官，都以能够见上和珅一面为荣。有一个山东历城县的县令有一次进京觐见，很想求见和珅一面，这样，他回去就可以把此事作为在同僚面前夸耀的资本。于是低三下四地送给和府看门人2000两银子让他帮忙，并在和珅回家时，长跪在和家门前，态度甚恭，其见和珅的决心很大。不料，和珅对此大为光火，见有人跪在自己府前，一问竟然是一个地方上的县令，于是怒斥道：“县令是什么东西，也配来叩见我！”历城县令花了2000两银子不仅没有见到和珅，还被无端羞辱一番，自讨了没趣，一时成为官场笑话。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既然一般官员难以见到和珅，而为了自己的官场前途又不得不去拜码头，怎么办呢？“经纪人”就应运而生，扬州的郝云士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清代的笔记《蕉窗雨话》中有记载：和珅名声最旺的时候，郝云士任吏部郎中，直接负责官员的提升和调动。
他见地方官进京见和珅一面比见皇上一面还难，就打起了歪主意，主动当起了中间人。规定：凡地方官员经他说合获得升迁的人，都会给和珅送上丰厚的礼金，他自己也因此落下不少钱财，自然非常得意。
郝云士官场得意，可惜有一件事不如意：他唯一的儿子天生愚蠢，难以成才，不堪大任。幸好其妾李氏为他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尤其是二女儿雏玉长得最漂亮，玉肌花貌，望之心旷神怡，因此郝云士非常疼爱，盘算着将来让她嫁给一个大富大贵的公子王孙。
郝云士善于堪舆。说来也巧，给事中、河南祥苻人吕凤台曾请郝云士为自己算命。郝云士认为吕凤台将来会成为朝廷的一品大员，当然他的儿子也会大富大贵，有心和他结亲。于是，郝云士请见吕凤台的儿子。吕凤台的儿子当时已经17岁，也是面白如玉、举止儒雅，一派书生俊气。不仅如此，他还写得一手褚体字（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书体），并且已经考取秀才，只要再努力练习诗文，一定可以出人头地。
那吕凤台也有同郝云士一样的想法，一心要为儿子选聘一个理想的媳妇，因此尚未婚配。郝云士一听大喜，自己有心，吕凤台有意，所以就请媒人说合，表示愿将小女儿嫁给吕凤台的儿子吕笙。吕家也早就听说郝云士的女儿雏玉长得很美，所以双方一拍即合，这门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两家从此过往甚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