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办了一件案子，却同时得罪了皇妃、皇帝和和珅，今后，刘墉的日子可就难过了。这三个人，毕竟哪个他都惹不起。
这样一来，刘墉在朝中的日子可就真的不好受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刘墉查处国泰贪污案后在朝中际遇吧。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初，刘墉因为泄露他和乾隆帝关于评价当时另外两个大臣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弹劾。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学生向监考老师送礼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但是，当时御史祝德麟本来弹劾的是具体的监考老师黄寿龄受贿，而且祝德麟在奏折中还夸奖了刘墉一番。说“国子监考试惟刘墉、邹炳泰二人清介素著，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此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乾隆帝借题发挥，刘墉受到了不应该有的处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刘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可以说措辞相当严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嘉庆元年（1796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则被排斥在外。不提拔就不提拔吧，还做贼心虚地发表了一篇上谕，在上谕中毫无来由的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嘉庆二年（1797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从刘墉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和珅肯定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一定要压制刘墉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刘墉照样在这么险象丛生的官场中游刃有余，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非常善于反省的人，他的家庭早就教会了他这些。他知道，这是乾隆帝在故意找碴收拾自己；他也知道，和珅在这中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怎么办呢？只能是一方面努力安抚怒气冲冲的乾隆帝，另一方面极力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这个工作不好做，而且费神费力。刘墉居然熬过来了，也真是难为他了。
刘墉知道，无论你做的对与错，只要皇上看不上你这个人，解释只会越来越糟，所以他干脆不解释，免得越描越黑。只要小心伺候皇上，总会有机会获得皇帝的好感的。怎样博得皇上的开心呢？他充分利用自己诗、词、歌、赋、书法、文章等方面的聪明才智去讨好皇上，让他消除对自己的戒心，自己一定有机会东山再起的。
刘墉的书法可谓一绝，又善于对对子，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与皇上消除隔阂。国泰案后的一天，乾隆帝率领几个有文采的大臣去盘山散心。
今天天津市蓟县的盘山因为很像江南的山而很受乾隆帝的赏识。乾隆帝曾八游盘山，并留下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之句。因此乾隆帝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时就会想到盘山来散心。
每次都少不了刘墉，这次乾隆帝虽然不想带他出来，但是刘墉太有文采了，只有带上他一路上和自己吟诗作对才能尽兴。不仅如此，乾隆帝还带来了一个戏班，在盘山上面的“江山一览阁”的大戏台上唱戏。乾隆帝一边听戏，一边思考。忽然心血来潮，要群臣为戏台拟联。某大臣才思敏捷，立即献上一联：
听律吕，点破世态炎凉；见衣冠，描尽人间冷暖。
这副对联生动传神地概括了戏曲的艺术规律，对仗工整，寓意深刻。但乾隆觉得它过于文雅，少了一丝生气和活泼。片刻之后，另一大臣交出了第二副对联：
似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
这副戏联就像佛家的谶语似的，让人觉得玄之又玄，难以理解。况且也不太合律，难怪乾隆嫌它粗浅，要求众臣再想一想。此时，戏台上刚好在演《空城计》。诸葛亮端坐城楼抚琴饮酒，司马懿率领大军兵临城下。刘墉见此情景，忽然来了灵感，就信手拈来下联：
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
乾隆很满意，认为此联平易朴实，没有那些生涩难懂的词句，但却寓意深刻，雅俗共赏。乾隆帝兴致勃勃地命令刘墉立即笔墨伺候，将这幅对联写好。现在这副对联还在“江山一览阁”的大戏台上。
众人继续前行，乾隆帝忽然想到了蓟县周围的几个县名很有意思，就有意将他们串联起来作为上联：
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
刘墉一听，乾隆帝的上联用了蓟县周围的四个县名，那我也用蓟县周围的四个县名对下联吧。于是刘墉很快就给出了下联：
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
下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寓意深刻，是妙对，乾隆帝非常赞赏刘墉的这个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子。此后，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乾隆帝对刘墉的火气也就逐渐地消失了。
这样，刘墉在无形间就化去了乾隆的恶意，只有和珅仍然对他虎视眈眈，和珅不是乾隆，光对句作诗可不能够让和珅满意，刘墉该如何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呢？
刘墉虽然对贪官恨之入骨，且自己不屑与之为伍，但还知道对于贪官，就要投其所好！这并不说要向和珅投降，这可不是刘墉的做事风格。
刘墉在国泰案件之后，立即主动与和珅讲和。怎么开始呢？总不能直接就表示服软，所以，刘墉就想起了自己的书法。说起刘墉的字，那还算是有名的书法家。史传其“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
乾隆时期，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自有以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流传书迹较多。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年），纸本墨迹。凡24行，共360字。各页均纵11.8厘米，横6.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刘墉的书法，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刘墉精于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窥一斑。他写的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弘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得整个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世人们称许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有魏、晋小楷风致，实不为过。
和珅为了迎合皇上，也总爱以文人自居。他久闻刘墉书法之名，总想得到刘墉的字。正好国泰案发生的前些天和珅向刘墉索取字画，但是当时刘墉借故推脱没有给和珅写。刘墉心想，我何不干脆现在给他写个条幅呢？说不定能缓和双方关系呢。二话不说，他写完了就主动给和珅送去了。
刘墉为什么这么急于与和珅修好呢？原来，刘墉认为和珅当时气焰熏天，不可与其彻底撕破脸皮，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着急，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收拾和珅这个贪官、这个天下贪官的总后台，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栽在他的手里，只有忍耐，坚持下去，等待彻底剿灭他的时机。最终，刘墉等来了和珅倒台其家产被抄的好消息。
为私利毒死福崧
和珅在朝中的权势越来越大，为官也不像刚开始那么小心翼翼的了。他对自己的亲信极尽笼络之能事，而对冒犯他的人，公开的打击报复则是常有的事。
浙江巡抚福崧为人正直，豪爽不羁。因不愿与和珅结交，也从来不去和珅府上拜会走动，和珅就衔恨在心，居然派人鸩杀了福崧，其嚣张程度，令人发指。
福崧是朝中老臣大将军阿桂的部下。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20多岁的福崧跟随阿桂出征，在一次战斗中，福崧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就连敌人的火枪把福崧帽子上的花翎打落下来，他也毫不惧怕，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战斗胜利结束后，阿桂对他的英勇表现非常赞赏，有意抬举他。经过多年磨炼，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阿桂举荐他做了浙江巡抚。
福崧为人正直，做事也非常果断明确、毫不含糊，下属都十分敬畏他。此时的和珅因为乾隆的倦勤而更加受到乾隆宠信，权倾朝野。外地的督抚大员每年回京述职，都要带着重礼前去拜会，以求和珅不找自己麻烦。福崧身为一省巡抚，对这种事情也是见怪不怪了，可他就是看不惯贪得无厌的和珅，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每次回京也不登门拜访，送礼更是没影的事，这就貌似福崧在公然挑战和珅的权威。于是和珅对福崧就怀恨在心，想报复又一时间难以抓住把柄。和珅就要求自己在浙江的耳目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一有对福崧不利的证据，立即向他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事情是这样的，和珅有个亲信是两淮盐政，名叫全德。此人正是在和珅的关照下获得这一职位的，所以他向来对和珅感恩戴德，暗中给了和珅不少好处。
有一天，全德派人飞驰送给和珅一封密信，报告了福崧在浙江的一件事情。全德是盐官，偶然发现两淮盐运使柴桢挪用了两淮课银22万两，悄悄调查后发现，其中牵连了很多人，他不敢擅自决定，于是飞马向和珅请教怎么处置。
原来这柴桢本是浙江盐道，没有什么政务能力，靠贿赂、溜须拍马才入仕做了官。他在浙江盐道上任不到一年，很快升任为两淮盐运使。离职前，还有22万两银子的亏空无法交代，柴桢肯定是拿去巴结上司了。他于是向福崧求情，请求让他先去扬州就任两淮盐运使的新职，亏空的银两他随后筹集齐备，尽快将亏空补上。福崧与他有些交情，就答应了他。
柴桢果然说话算话，到扬州就任后，发挥他贪墨挪用的强项，不到五个月就筹措了22万两银子，送回浙江补足了亏空。官府的银子也没有损失，此事按说已经了结。然而恰好被两淮盐政全德知道了。全德认为：柴桢只不过一个小小的两淮盐运使，到哪里筹措到那么多银两？觉得有贪污挪用的嫌疑，全德就留了个心眼，暗自打探，原来是商人王履泰等五人缴纳的钱粮被柴桢私自截留，以此挪用了22万两银子。
查到最后，全德为难了，因为他利用自己作为盐官的便利，悄悄查了盐道的旧档，查到有柴桢“馈福公金一千两”的记录。连户部尚书福长安都和柴桢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实这事儿全省上下都知道，大家只是心照不宣都不说出来罢了。全德见此事涉及朝中一品大员，不敢随便做主。他顾忌到和珅与福长安的交情，于是把这件事情压了下来，不敢张扬，立刻派人去请示和珅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和珅与福长安向来走动密切，关系非常好。和珅见自己的老朋友遇到了大麻烦，没做停歇就来到福长安的府上和其商议对策。因为是老熟人，和珅也不客气，他自行屏退下人，然后问福长安是不是跟两淮盐运使柴桢交往甚密。福长安在和珅面前也不隐瞒，就承认确有此事，并说此人向来忠心，就是办事有些毛糙，不十分让人放心。
和珅表情严肃地告诉福长安，他估计得很对，这个柴桢现在已经出了问题，很快就要被弹劾。两淮盐政全德在盐道旧档中查到有‘馈福公金一千两’的记录。他怕那个‘福公’就是福长安，特意千里报信到京城。和珅今天就是来问清楚此事是否属实的。
福长安一听大惊失色，不仅告诉了和珅柴桢向自己行贿的事实，而且还请求和珅想办法救他，千万要把此事压下去，否则自己的前程就毁了，说不定连身家性命都要搭进去。
和珅对此见怪不怪，只是对福长安说如今皇上正在严查京官与地方官勾结，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弹劾京官结交外地官员，那就等于是撞到墙上，麻烦就大了。如不能抓住真凭实据，则一切都还可以挽回。
福长安见和珅这么说，这才放心。原来他向来小心谨慎，与柴桢都是私下联系，从来没有书信联系，断不会留下把柄，估计这个记录也是柴桢私自记的，反正福长安这里是什么都没有。
和珅见福长安这般仔细，于是就告诉福长安，暂时压住此事，难免以后会爆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找个替罪羊，以绝后患。既然全德说福崧也牵扯进来了，倒不如把一切罪过都推到福崧身上。其实，和珅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也是有他个人的原因的——这个福崧对他傲慢无礼，从来不把和珅放在眼里，威震八方的和珅怎能让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生长着这么一个刺头，所以，他想趁此机会打击福崧，杀鸡给猴看。
福长安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手，说到钩心斗角，与和珅相比还差很远。和珅告诉福长安，福崧卖给柴桢那么大的人情，那可是22万两银子的亏空，任谁一想都会认为这是送给福崧的厚礼。把记录中的“福公”理解为福崧也是很正常的事。
福长安这才明白和珅的想法，心中却是一阵发冷——文化人就是不能得罪啊！与此同时，他还不忘奉承和珅一番，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福崧能那么容易承认吗？他要是承认了，就算朝中有人为他求情福崧也难免会脑袋搬家。另外，他还担心柴桢的工作不好做，总之他对这个计划就是有些不放心。
和珅却说，柴桢这样在官场上没有立场的人是最好对付的；至于福崧，他不承认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一个贪官会轻松认罪的。我们只管把证据做足，大刑伺候，不由他不就范。最好能神不知鬼不觉、不明不白地死去，这样就死无对证了。
福长安渐渐开始为自己能够解脱此案而高兴。但同为打过仗的将领，他又不禁为福崧的命运担忧。福崧是有过战功的，当年甘肃叛乱，福崧第一个冲进华林寺，这才有了后来的大捷，大清武将中能有这种气魄的实在不多啊。
而此时关系到福长安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也顾不得许多了，开始与和珅密谋并仔细推敲了各个细节，将福长安与柴桢的关系剥离干净，认为万无一失后，和珅给全德写了一封回信。吩咐他马上写奏折，弹劾柴桢挪用公款，导致府库亏空，并弹劾福崧监管不严、收受贿赂之罪。同时要一口咬定，柴桢的“馈福公金一千两”是贿赂福崧。
全德按照和珅的意思写好奏折后，折子先被送到了军机处。和珅又把它递交给了乾隆帝，乾隆帝习惯性地征求和珅的意见。和珅就将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一套说了出来：“微臣分析，柴桢任浙江盐道未及一年就离职了，怎么会亏空这么多银两？这必定另有缘故，他一个人不大可能贪污这么多。福崧包庇柴桢，有可能插手这件事，说不定福崧也有贪赃的行为，亏空的银两，不知道有多少流入了福崧的口袋中。‘馈福公金一千两’，这很可能是福崧向下面的官员索要贿赂，才导致下面的人挪用公款。必须派一位能干的大臣，作为钦差调查此事。”
和珅的分析条理清晰、有根有据，乾隆深为赞同。当然，乾隆不知其中缘故，也就相信了和珅的话。乾隆见和珅对此事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于是又问和珅满朝文武谁可以担任钦差大臣一职。
和珅继续把自己没说完的话说了出来：“福崧是一省的巡抚，又是军伍出身，臣以为必须派一位能干的大臣。兵部尚书庆桂精明能干，又同是行伍出身，或可担此重任。”
和珅推荐庆桂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理由看似很充分，推荐的人选也经得起推敲。庆桂是满洲镶黄旗人，历任内阁学士、副都统、参赞大臣、将军、都统等。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庆桂在西北战事中立了大功，以军功擢升为兵部尚书。乾隆对庆桂印象很不错——只是有一点乾隆一直蒙在鼓里，庆桂早就与和珅沆瀣一气了。
乾隆即刻下令，福崧、柴桢即日起停职，听候调查处理；派兵部尚书庆桂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查案。从这一刻起，福崧的命运算是彻底被交到了和珅手中。
庆桂临行前，和珅吩咐他，此行的主要目标是福崧，而不是柴桢。对柴桢要软硬兼施，一定要让柴桢承认，亏空是福崧索贿、勒索，并承认贿赂福崧。给福崧定罪，一定要把罪名做成死罪，把案件办成铁案。庆桂有了和珅的指示，心中就有了底。他到浙江后，雷厉风行地调查起福崧的案子。总体来讲，福崧还是勤于政务的称职官员。但是当时官场潜规则成风，各级摊派也十分严重，国库开支巨大，朝廷账面上的银子远远不够用。福崧作为浙江巡抚，要说他不收钱，那也是睁眼说瞎话，所以栽赃还是很容易的。
庆桂先从柴桢入手，处处暗示他和他的幕僚、家人，可以把责任尽可能推给上级福崧。柴桢的幕僚赵柄是个墙头草，他很快就供认：22万两银子的亏空中，至少有一半是因为福崧的索要产生的。柴桢到任浙江盐道后，福崧命令他代买玉器、朝珠等物品就花了9万余两白银，福崧只给了28000余两；其余的还有价值几千两银子的豹皮、狐皮褂筒等物。
此外，柴桢的家人供称：福崧有一次进京，向柴桢索要300两白银；福崧孝敬母亲游玩，索要100两银子，柴桢的家人又私吞了100两银子。其余的亏空，有将近8万两银子是因为衙门的公事杂事而花的，花费动辄不予报销，承办的官员包赔，柴桢只得从府库中拿出银两。除此之外，剩下的4万余两银子是柴桢自己私用了。有了这些对福崧的指证，庆桂这才决定收网。
庆桂对案情已经了如指掌，这才决定提审福崧。福崧对自己受贿供认不讳：“我收受柴桢的银子物品，值28000两银子。剩下的亏空或垫付工程款、交议罪罚银，或支付欠缺的养廉银。”接着列举了一笔笔开支。
在盐道旧档中查到的“馈福公金一千两”记录。庆桂屏退左右，单独提审柴桢，柴桢开始说是当年送给户部尚书福长安的厚礼，这当然不是庆桂想要的结果。他拐弯抹角地给柴桢做提示：福长安大人怎么会与他这种猪狗不如、贪财如命的地方官有交往？又警告他不要恶意栽赃。接着又暗示：如果承认受贿的是福崧，尚有活命的机会；否则，柴桢难免脑袋搬家，并株连九族。柴桢这才明白，他们这次是冲着福崧去的。如今他既无法自保，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得按照庆桂的意思做了供词。
从审理过程的记录看，福崧、柴桢只是按照官场规则收礼送礼，不算是特别好财贪污，有的行为事出无奈，实为官场来往所必须，虽罪责难逃，但罪不至死，无法达到和珅的要求。于是庆桂审理完后，勾结上下官员，改动了案卷。最终，庆桂在呈报朝廷的奏折中作出的结论是：福崧蓄意包庇柴桢，并向柴桢索贿白银11万两、黄金1000两，全部私用。按照这个数额，建议判处斩立决。
乾隆收到奏折，脸色大变，他没想到案情这么严重。消息传出后，京城哗然，很多官员都不相信福崧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此时阿桂已死，和珅成了首席军机大臣，军机处都唯他马首是瞻，和珅理所当然地建议福崧应该就地处斩。
乾隆虽然人老了，但是并不糊涂。他觉得既然福崧是阿桂特意举荐的，而且屡立军功，不可随意处死。最好押回京城，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下旨把福崧押回京城由刑部详加审问。
福长安知道乾隆的意思后，吓得魂儿都掉了——福崧一到京城，刑部可不像浙江那般容易摆平。万一柴桢把自己牵连进来，可就麻烦了。他立刻前去与和珅商量对策。
和珅却气定神闲，因为他对皇上最为了解，知道怎样让皇帝改变主意，只要福崧还没进京，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
和珅的办法就是激怒乾隆。他首先吩咐钦差大臣庆桂写一封奏折，快马送到京城，呈交皇上。奏折内容当然对福崧非常不利，捏造事实说福崧一路上不但不反省，反而口出狂言，对皇帝大不敬，趁机蛊惑人心，随行官员都很愤怒，建议斩立决。
乾隆帝收到奏折，还是习惯性地来找来和珅，问他的看法。和珅趁机在一旁撺掇说福崧居功自傲，尤其是阿桂和福康安两位将军去世后，福崧目空一切，轻慢同僚。皇上经常劝导朝廷大臣要团结一致。想不到这个福崧如此不懂感恩，如今自己犯下大错，不但不知悔改，在钦差大臣的审讯中，还敢说出对皇上不敬的话来，就算阿桂老将军在世，恐怕也不会饶恕他。
乾隆对阿桂和福康安在战场上的贡献极为钦佩，对他们的去世也极为痛惜。如今和珅听这么说，一时间激起了乾隆的怒气。
和珅在一旁欲言又止，表现出进退两难的样子，故意撩拨乾隆的怒火。和珅诬陷福崧在押回北京的路上狂妄之极，说自己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贪污一点儿银子不算什么。还说皇上的千秋功绩，大部分是他们这些大臣的功劳。军机处的大臣怕其回京后再口出狂言，气伤了龙体，都不敢将其言论如实跟皇上禀报，这才建议斩立决。
乾隆盛怒之下恍然大悟，以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马上传旨，命庆桂就地处斩福崧。后来考虑到福崧屡立战功，还特意恩赐他就地自尽，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和珅的目的达到了，心里十分高兴，嘴上还一直劝慰乾隆不要气伤了身子，龙体要紧，安抚了乾隆后，和珅就忙不迭地传旨去了——他可不想再生出其他枝节来。
和珅很快就将乾隆的旨意传给了钦差大臣庆桂，此时庆桂已经押着福崧走了好几天，到了山东境内。这里是一个叫红花铺的地方，属于山东沂州。
福崧对于自己的处境十分明白，知道一定是和珅捣的鬼，自己是被冤枉的。如今皇帝让自己回京受审，想来皇帝也是对此事有所怀疑，只要自己到了京城，在皇上面前把事情说清楚，揭发和珅在地方大员身上勒索、敲诈、贪污的种种罪行，请求皇上主持公道，相信皇上一定可以明辨是非，铲除奸臣。
谁想，皇上的圣旨在路上就传了下来，内容全部是斥责福崧的话，福崧越听心越凉，到最后竟然听到了“途中恩赐自尽”几个字。福崧呆住了，很快就缓过神来，大叫冤枉。并高喊皇上受了小人的蒙蔽，不能冤杀了自己。
庆桂知道和珅在京城已经运作成功，让乾隆作出了杀人的决定。心中也是轻松了许多。福崧怒骂庆桂是奸贼，皇上派他来是清查案件的，谁知道他却颠倒黑白，硬往福崧身上安插罪行，这早已犯了欺君大罪。并表示自己上无愧于朝廷，下无愧于百姓。坚持要进京面圣，澄清事实。
庆桂本来就心中有鬼。若是真的让福崧进京道出实情，恐怕自己也是性命难保。幸亏和珅对此早有防备，他也给庆桂下了死命令——福崧必须在路上消失，否则一到京城，大家都是死路一条！
谁知军人出身的福崧一身的火暴脾气，就是不肯就范，庆桂没办法，只好给山东巡抚吉庆打个招呼，暗中表示自己是奉皇上的命令查案子，福崧如今对他成见很深，他说什么福崧都听不进去。如今皇上开恩，赐他自尽，他反倒不肯，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山东是吉庆的管辖范围，福崧抗旨不肯自尽，双方都无法向皇上交代……
最后，庆桂终于说：福崧反正是必死的人了，不如用一壶毒酒，给福崧一个了结，免得他回到京城更加受苦，而吉庆和他也都好给上面一个交代。
吉庆知道其中牵连到朝中各大关系，他不愿意多生事端，也不愿意得罪这位钦差大臣，加上皇上那里到时候不好交代，于是就同意了庆桂的建议。
吉庆悄悄准备了菜肴和美酒，酒里暗中下了毒。然后从囚车中放出福崧，骗他说自己敬重他战功赫赫、是条汉子。如今虽然是戴罪之身，但既然路过自己的辖区，就给钦差大人求了个情。这样，福崧就可以在山东暂且休息几天，吃喝、住宿都由山东府库出钱。吉庆还表示在此期间要给皇上上个折子，希望皇上开恩，改变主意，容福崧进京面陈圣上。以查清事实真相，还福崧一个清白。
福崧向来直爽，不会拐弯抹角，看吉庆说得这般实诚，也就信了。于是放心地吃菜喝酒，结果立刻中毒身亡。
庆桂、吉庆虽然是奉旨做事，但毕竟还是鸩杀了朝中大臣，连忙吩咐下人给福崧收尸，就地埋葬，又给在场的所有人一点赏钱作为封口费。随后上奏皇帝说，福崧已经奉旨自尽。
庆桂回城后向皇帝禀报了福崧案件的情况，由于他与和珅早就串通好了，所以乾隆也听不出什么破绽来。不仅如此，乾隆余怒未消，责怪浙江相关官员知情不报，一律加以严惩。浙江布政使归景照被发往伊犁、不准捐赎；杭州知府明保和现任浙江盐道张慎被撤职查办、充军；浙江按察使顾长绂充军。此外，京城中的杭州籍给事中、御史等官员也有连带责任，罚其两年内不准升职。
可以说，和珅出于一己私利，竟然冤杀朝廷二品大员，这又为他增加了一条人神共愤的罪证。
善解人性的弱点
和珅在官场屹立不倒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善于洞察人性，能把握人的喜好，进而实行控制。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握准了人的性格后，就可以“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对皇上，既要显示出自己的才华，使皇上视自己为能臣，又要注意到皇上作为一个人，也有普通人的感情和基本需求。对同僚，则是尽量拉拢并为己所用，实在不愿受自己控制的则狠狠地予以打击。
中国人的品性究竟是什么？很难随意下结论。在封建时代，人们的思想都受到牵制，要忠心地服侍主子，而且几千年的专制又压制了人们的人性，所以千百年来人们要么无才，要么就是奴才。和珅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奴才，不过他服侍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作为全国最大的奴才，奴才的禀性早已被和珅熟知于心，他既知道怎样做奴才，也知道怎样去管理奴才。
很多人向来就是从心理上区分尊卑，你越把自己当主人，他就越对你尊敬，如果你对奴才客客气气的话，他却越发肆无忌惮，实在让人又气又笑，简直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因此，和珅知道对付马要用鞭子，对付奴才要用棍子，你打他越多，越狠命地踢他，他反而会笑脸相迎，对你忠心耿耿。
满朝文武中，哪个不是奴才？就连阿桂、永贵、福康安等股肱之臣照样还不是任凭皇帝驱使？所以，聪明的和珅知道，只要抓住了皇帝的心，就可以在朝中进退自如。他早就知道朝中臣僚大都是墙头草，哪边有好处、哪边得势就倒向哪边，因此，他的首要之事就是杀鸡儆猴，确立自己的权威。
和珅为了打击异己，控制言论，着力训练了一支忠于自己的特务间谍组织，相当于雍正时期的“血滴子”，散布于全国，充当自己的耳目。随时了解谁对自己忠心，谁有意反抗自己。一时间，和珅的权势直逼明末的权奸魏忠贤，既搜集有利于自己的情报，又为皇上收集情报，皇帝见和珅的这一行为确实能让自己随时了解各处的情况，所以他很支持。得到了乾隆的默许，和珅就更加胆大妄为了。
他知道世人皆为势利眼，小时候在咸安宫官学的遭遇让他懂得：只有拥有权力和财富才会有前途，如果既无权又没钱，那么自己便一无是处了。因此，现在自己受乾隆宠爱，不管在天下人面前背负怎样的恶名，只要不惹恼乾隆，那么同僚必定也会碍于乾隆的面子，对自己另眼相看，一定会纷纷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借口。
和珅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官场上大多数人的心态，所以能够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后来，他只要一说话，以前不正眼看他的官僚们都聚精会神，唯恐听漏一句。
说起来，和珅还要感谢永贵。和珅刚入军机处时，永贵因“安明事件”弹劾他，后经过和珅巧妙运作才得以脱身。和珅经此一劫而不倒，却真正看清了朝臣的面目：哪些人只是表面应付自己，哪些人对自己忠心耿耿，他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更感激永贵之子伊江阿给他通风报信，所以后来对伊江阿大力提拔。永贵父子两人一正一反地帮了和珅的忙。而对指责过他的那帮朝臣，和珅并没有马上与他们翻脸摊牌，他知道自己现在羽翼未丰，便与一帮朝臣虚与委蛇，笑面相迎，虽然心里异常痛恨，但他在等待机会。在和珅的心目中，对待这帮骑墙派要么应付敷衍，要么一棍子打死，现在自己还没有绝对实力，能拉拢的当然要极力拉拢。
通过此次事件，和珅深感培植自己党羽的必要性。于是他下定决心，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以弟弟和琳与福长安为左膀右臂的关系网。
和珅不仅了解人性，对读书人的品性更是了如指掌。因为和珅自己文武双全，也算是半个读书人，他知道读书人由于读书太多，所以平时的行为习惯受到的羁绊也很多，不自觉就有了被奴役的习惯。读书人的最大愿望是金榜题名，其实也就是为皇帝打工。对于这些有强烈愿望的读书人，和珅也不讨厌，他最讨厌那些自命清高的读书人。后来，乾隆帝常常让他做监考官，他总是在科举考试中录取对已死心塌地，忠心耿耿的读书人，而对那些自恃才高、不肯服软，不肯与自己合作的人，即使已经上榜，他也会找百般借口来阻挠这些人入仕，以致一时间“天下士人，几出和门”。
凭着能摸透人心的这种特殊才能，和珅算是跟着乾隆风光了一辈子，可惜他太过依赖乾隆，而没有把心思放在嘉庆身上，所以不能及时了解嘉庆的想法，招致杀身之祸。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善于了解新皇帝的心思，实在是他从心眼里不喜欢嘉庆的缘故。
“烧车御史”谢振定
和珅当政的乾隆时期，官场上的人物都是对和珅巴结不及。送钱送色送宝物送珍玩玉器……可谓五花八门，只求能赢得和珅注意。更有通过与和珅手下的人结友攀亲来搭上和珅这趟船的。
尽管如此，也还是有一些官位卑下却敢于公开与和珅这个当朝权臣叫板的人，其中就有人称“烧车御史”的谢振定。
谢振定，字一斋，号芗泉，湘乡人。乾隆庚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负经世才，尚气节，能古文辞，历官御史，罢，复起礼部员外郎。嘉庆元年，（1796年）怒烧和珅之车，史称“烧车御史”。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方漕运。当年运漕船只曾一度被阻江苏瓜洲，据说谢振定向河神祈祷后，大风转向，使得漕船顺利过闸，人称“谢公风”。有《知耻斋集》、《清史列传》传于世。
谢振定虽然官职不大，但天性耿直，一向看不惯权臣尤其是和珅的飞扬跋扈。曾对曹锡宝因上奏弹劾和珅家仆刘全生活奢侈而被罢职一事颇为不平。
乾隆六十年（1795年），谢振定任兵科给事中，负责巡视京师东城。有一天，在他巡城途中，遇到大学士和珅爱妾的弟弟，此人竟敢违制乘坐和珅的马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将街道两旁的行人冲得到处躲藏。
谢振定本来就对和珅不满，现在见他的一个亲戚就敢这般骄横，怒令巡逻小卒将其从车上拉下，准备施以鞭打。
谁想这人倚仗和珅的权势，根本不把谢振定这个小小的巡城御史放在眼里，反而破口大骂：“你是谁？狗一样的东西敢鞭打我吗？我是乘坐我家主人的车子出来办事，你还敢鞭打我吗！”
谢振定原本是想将其鞭打示罚一下，做做样子给和珅看，让他不要太嚣张，眼见此人如此蛮横无理，不加痛惩，如何得了？下令让巡逻小卒将此人抽打二十鞭，并将所获和珅马车当众烧毁，说：“此车已被这等不知贵贱的小人玷污，怎么配让和大人继续乘坐！”大街上的人们看到这一幕，大为解恨，欢声雷动，纷纷齐声欢呼说：“谢御史，好样的！”
和珅爱妾的弟弟回到和府后，向和珅添油加醋地哭诉了一番，并强调车子被谢当众烧毁。和珅听后非常气愤：“一个小小的巡城御史，竟敢当众焚烧我的马车，这也太看不起我和珅了！”于是决定给这个胆大妄为的谢振定一个教训。
很快，给事中王钟健希望通过和珅向上爬一爬，和珅就授意他上奏弹劾谢振定，谢振定很快被罢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和珅借机报复。和珅的这一行为更加激怒了官员们对他的愤恨，御史管世铭颇为谢振定抱不平，他曾说：“今日二公各有所失。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失名之患，致传千古矣”。
嘉庆五年（1800年），和珅早已被处死，谢振定也被起复，并授职礼部主事，转任坐粮厅员外郎，负责监收南方运来的漕粮。他勇于裁革陋规，多有建树，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去世。
当时八旗子弟昭裢的《啸亭杂录》中有记载：谢振定性情非常豁达，颇为不修边幅。他居所中的几榻上经常是尘土厚积数寸，从未见他拂去过。庭院中种的花草也是恣意生长，从不修理，颇有宋代理学家周濂溪不除阶草之意。
他平生不爱钱财，有钱就花，有点儿像今天的“月光族”。就连仆人侵盗，他也亳不介意。他曾有一万两银子的积蓄，后来畅游江浙一带，很快花费殆尽，并且丝毫不介意，别人让他悠着点花钱，他却说：“人生贵适意耳，银钱常物，何足惜也？”
虽然他对金钱冷若冰霜，对朋友却有着一腔热血，经常帮助友人，与人好处从不记在心上。就连他新置办的一件官服被朋友法式善借去穿用，他也不再前往索取。后来他被罢官，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和珅倒台后，他被起用并任职礼部主事，遇到举行祭祀之典。这样的大场面当然要穿正式官服，他找不到从前的官服，就准备到市场上去再购买一件。法式善听说后，故意对谢振定说：“我记得你曾经买过一套新官服啊，怎么就没有了呢？”谢振定根本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一脸茫然说：“是吗？我忘了，此等物件，丢在破箱子里，找不到也很正常。”法式善见谢振定这么淡然，就提醒他说：“你是不是借给别人了，而别人也忘了还给你？”谢振定还是没有一点儿印象。
法式善见谢振定这般豪气大方，只好又气又笑地告诉谢振定：“你前些时候曾将新官服借给我穿用，至今尚在我的箱子里，你难道真的忘了吗？”谢振定这才如梦初醒。
道光年间，谢振定的儿子谢兴峣官至河南裕州知州，因在地方上表现优异被推荐面奏天子。进京面见圣上时，照例要向皇上奏自己的姓名、籍贯。道光帝听他讲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不是湖南人吗？为什么京师的语言说得这样流利？”谢兴峣如实回答：“臣父谢振定曾在京任御史一职，所以臣也在京师居住过。”道光帝听后更来了兴致，继续说：“哦！原来你就是烧车御史谢振定的儿子啊！我知道你父亲的作为。”于是对谢兴峣更加器重。
不仅如此，第二天，道光帝还对此事念念不忘，特意对军机大臣们说：“朕少时就听说过烧车御史的故事，很赞赏谢振定的敢作敢为，昨天还见到了他的儿子”。道光帝还特意擢升他为叙州知府，以慰忠良之后。后来，谢振定的孙子辈中，谢邦鉴又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他也具有乃祖遗风，高风亮节，清鉴可嘉，足可垂范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