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要有奴才样
对于那些敢于犯颜直谏、刚正不阿的自清之人，作为官场老油条的和珅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和珅之所以能够把乾隆服侍得舒舒服服，从而自己也扶摇直上，其实只需做到一句话——要做一个善于媚上之人。
和珅是个老奸巨滑的人，为了得到皇帝的宠信，从而达到弄权的目的，他可是下了一番苦工夫的。他对主子百依百顺，对主子的需求更是考虑得非常全面，甚至能做出主子都不一定想得起来的事，给人一种毫无主见的奴才相的感觉。而那些所谓忠臣良将因为有自己的信念和“框框”；所以，朝廷中的军机大臣们往往极为看重自己的身份，即使向皇帝上奏，也要注重维护自己的尊严。诸事都会有所考虑，从来不“出格”、不“越轨”，这样一来，既限制了自己，也疏远了皇帝。
其实和珅最清楚不过，那些所谓的“框框”永远都是为别人准备的，至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则无足轻重，只要能够得到主子的赏识就行。为了达到一己目的，要敢为人所不齿，什么伦理纲常、社会道德都是虚的；为了能让主子高兴，没有什么不可以逾越的“框框”。如此效果非常明显，跨过种种旁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后，往往能够达到主子的目的，从而被主子所赏识，得到别人无法获得的恩宠和荣耀。
乾隆时期，朝中大臣各个身怀大才大德，和珅在其中只能算个陪衬。要知道与和珅同朝为官的大臣中，名垂千古的就有好几个。大学士阿桂战功赫赫，在朝中不怒自威；而才高八斗的刘墉更是出身名门、誉满天下；还有才华出众、满腹经纶的纪晓岚……这些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凭实力和珅如何能盖过他们？可见和珅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并非仅仅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因为他知道，凭借自身的才华，可能会在朝廷谋得一个不错的职位，却无法实现自己权倾天下的梦想。
说实话，和珅的才学也是非常不错的，可惜当年朝中猛人极多，就显得和珅差了一截。要想胜过他们，他必须要独辟蹊径。所以，和珅尽量不在刘墉、纪晓岚面前卖弄文学，不和阿桂谈论军事；而是在乾隆面前表现得唯唯诺诺，即便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在皇上面前也是以奴才自称，极大地满足了乾隆的虚荣心。和珅以日常表现博得乾隆的好感，弥补自己的不足。史书上就有这样的记载：“皇帝每有咳唾，和珅则以溺器进之。”可见，和珅在生活细节上，对乾隆也是伺候得面面俱到。他还常常和乾隆一起聊家常，讲一些乾隆难得一听的市井笑话，逗得乾隆开怀大笑，使乾隆更加觉得难以离开和珅了。
和珅有一个长处，就是总能正确把握乾隆的心思，这也许是他常常和乾隆形影不离的缘故吧。待在一起时间久了，难免会了解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心理活动。封建王朝的帝王，尽管自诩为天之骄子，毕竟也是有感情、有思想的血肉之躯。但碍于森严的规章制度，他们常常深感孤独和寂寞。乾隆执政60年，亲眼目睹自己的股肱大臣一个个相继离开，朝廷中大多是新近用升的官员；而乾隆的各个皇子们为了自己身后这个位子明争暗斗，致使亲情不在，正所谓“自古无情帝王家”；加之孝贤皇后又先他故去，心中更是无奈和寂寥。善于察言观色的和珅趁机弥补了这个空缺。情感毫无依靠的乾隆突然多了一个了解自己的和珅，怎能不大感安慰？因此，乾隆在生活中几乎时时处处离不开和珅，而和珅也凭借着乾隆的宠信为所欲为。
当然，和珅为了达到接近皇帝的目的，成为乾隆的代言人，必须在乾隆面前表现得服服帖帖，让乾隆放心。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容易，这是以不断丧失道德底线为代价的。
他在朝中大臣们的冷嘲热讽中磨厚了脸皮，对他人的嘲笑和不屑一顾能够淡然面对，还要背负“寡廉鲜耻”的名声！
和珅既然下定决心要当乾隆的奴才，就努力在乾隆面前表现出一个合格奴才的样子来。为了平衡自己扭曲的心理，他会让众大臣像他对乾隆一样对待自己。《清史稿》中有这样的记载：和珅对于“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加以开脱或者是故意的拖延其事，等到皇帝怒气已过，才若无其事的提出来，以求不了了之。”就这样，和珅靠着在皇帝面前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换取了大臣们的依附，使整个朝廷都逐渐被他的淫威笼罩。
和珅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他做奴才就尽心尽力把奴才做好，抛开那些世俗的清规戒律，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皇帝面前彻底的奴才，从而成了权倾天下的“二皇帝”，这难道不应该引起那些做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能彻底投入到工作中的人深思吗？
精明能干美姿仪
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权力的越发集中、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增长，统治阶层需要处理的国家行政事务不断增加，皇帝和军机处每天要批阅的文件是越来越多。与此相对应的是，统治集团金字塔的塔尖乾隆帝却日益衰老、精力不济，开始沉醉于享乐生活，从而将大部分事务推给军机处处理。军机处本来就事务缠身，这下更没有喘息的机会了。繁杂的政务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就要求军机处的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身体素质和充沛的精力，否则就难以胜任。幸运的是，和珅正值壮年，两个条件他都具备。
和珅第一个优点就是年富力强。军机处的日常时间安排非常紧张：每日寅时（3～5点），军机大臣及章京先后到岗，内奏事处太监发放经皇帝批阅过的奏折，军机章京分送给军机大臣翻阅。一般情况下，汉大臣只看汉字折，满大臣只看满字折，此即“接折”。卯刻（5～7点），皇帝晨起进膳，膳后批阅部院本章及各督抚折子，大约辰刻（7～9点）时分，开始召见大臣，日必四五起。军机章京先已将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另贮一黄匣，待“叫起”时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此即“见面”。军机大臣见面后退出，即召军机章京面授旨意，并分令诸章京撰草，人各一通，如有字数过长、急需缮递者，则数人分纸速写，共成一通。旨稿缮毕，即交达拉密（领班章京）核校后贮于黄匣，送军机大臣详酌无误后，始交内监递进，此即“述旨”。往往述旨未竟，内监先已络绎来催；而军机大臣或又奉召见面，复有谕改，日至于再三。由于这项工作是直接与皇帝衔接，常常在工作的过程中还要考虑皇帝能否满意等，其脑力耗费和体力耗费是非常巨大的。这就要求办事官员年轻化，并且精力充沛。
实际情况如何呢？军机处的汉人军机大臣年龄偏长，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在值汉人军机大臣：刘统勋75岁、刘纶63岁、于敏中60岁、袁守侗51岁、梁国治51岁，这样的年龄应对政务繁忙的军机事务实在有点儿勉为其难。满族军机大臣情况稍好些：舒赫德64岁、阿桂60岁，阿思哈、丰额、索琳年龄不清楚，福隆安约40岁、庆桂39岁、和珅27岁、福康安约28岁、明亮38岁。
可见，乾隆帝是有心要培养一批年轻、精力充沛、具有敏锐政治眼光、处事干练决断而又忠于自己的人才的。这些人有一些共同点：年轻而且出身八旗子弟、其祖上世代在朝为官，这是出于忠心的考虑。
军机处大臣虽然在外面风光无限，但由于事务繁忙，而且身处机要部门，出任军机大臣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博闻强记、反应快。因为要当面奉旨、快速准确地记下皇帝的指示，所以就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这一点恰恰是和珅的特长。《清稗类钞·异禀类》就记载说：“和记性绝佳，每日谕旨，一见辄能默记，乃至中外章奏连篇累牍，仓猝批阅，皆能提纲挈领，批却导款，以故与闻密勿，奏对咸能称旨。此所谓才足济奸，聪明误用者矣”。
除了上述优势外，和珅的另一大优点就是特别机灵，而且在满族贵族子弟中算是有学问的人。清人《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中就记载：“和珅聪明绝顶，口才便利……虽是小人，却有本领。”
另外，我们常说：“好的外表是成功一半”。和珅就具有漂亮的外表。相貌本身就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一个必要条件，免得因相貌丑陋而有损国威。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当时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中，任职时间较长的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据说都是仪表堂堂的俊杰之士。和珅不仅外貌招人喜爱，更兼他性格机敏、头脑清醒、口齿伶俐，所以能在27岁时即官至军机大臣、掌管国家内政外交、赢得乾隆帝的绝对宠信，成为大清王朝的实权人物。就连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也有关于和珅的记载：“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这一点与汉臣刘墉、纪昀等人相比后更加显得鹤立鸡群。刘墉、纪昀才学虽高过和珅很多，但是身为汉人，在当时本来就比满族大臣矮上一截，再加上刘墉驼背，而纪昀更是貌寝（丑陋）短视，不能体现国威，因此长期不受重用。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卷三《乾隆时侍从之臣》中就有相关记载：“于是大臣向用，颇以貌取，文达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皇（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方纲）、朱竹君（筠）、王兰泉（昶）、邹一桂皆不得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看来乾隆尤其重视相貌这方面。这样想来，“面貌俊秀，性情温顺，举止从容，且口齿极其伶俐”的和珅，自然更容易获得乾隆的好感。
处世谨慎表忠心
和珅长期担任朝廷要职，而且皇帝还不断地把重要职位加封于他，充分体现了乾隆对他的信任。和珅之所以让皇帝如此放心，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他虽然贪财，但一向处事谨小慎微，不与人交际，特别是不与人结成政治同盟关系，因为这一点是所有皇帝都非常敏感的。
军机处是国家的特别部门，能够保密是成为该处办公人员的首要条件。为保证国家机密不致外泄，政府还设置了军机御史机构负责督查军机处纪律，以防止闲人靠近军机处。由于这层原因，清代军机处人员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处世非常低调，向来不与内外大臣交往。如乾隆年间深受皇帝器重的军机大臣张廷玉被称为“门无竿牍，馈礼有过百金者辄却之。”讷亲则是“虽苛刻而门庭峻绝，无有能干以私者”。另外，汪由敦“凡书牍多为作答”、“馈节不过葛纱而已”。傅恒虽然看上去挺随和，而且平易近人，“然外吏莫能登其门”。就连普通办事员军机章京也是“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还”。
由于军机大臣权力地位特殊，其往往成为内外大臣争相结交的对象，因而最容易与内外大臣形成利益上或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威胁到国家政局稳定。
清代对于危害皇权稳定的朋党问题非常敏感，常常积极地进行严密防范，一有苗头，则严厉打击。早在清朝开国之初，康熙帝就曾这样表示：“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门立户，私植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难宥。百尔臣工，理宜痛戒”。
康熙时期的朋党问题非常严重，主要起因为太子之争。而且此事越闹越大，日益威胁到朝廷的政治稳定。所以，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年）发布了《御制朋党论》，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朋党的发展，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心一德而上下交”。其中强调了臣节，并将其作为评定优劣的最高标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雍正帝对封疆大吏的看法是：“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但恃其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此等之人，贻害甚大……但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这样以来，“操守颇廉”的查弼纳、杨名时、张楷、魏廷珍等人受到指责；而敢于迎合皇上的李卫、朱纲之流则被雍正看做心肠好、实心任事的“大能人”，这就有点儿矫枉过正了。
乾隆帝即位之初，军机大臣、雍正朝遗臣张廷玉被赶出军机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长期担任军机大臣，犯了骄横的毛病，而逐渐与外臣结交。还有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一度担任军机处汉人首席军机大臣的于敏中，乾隆对他也多有怨言，其原因就是他“作为军机大臣已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不仅如此，他为了获得世袭爵位，竟然频频向内廷太监打探消息，这其实犯了官场大忌，让颇为看重权力的乾隆深恶痛绝。
和珅操纵朝中大权20多年，因拥有空前的权势和皇帝的专宠，所以有各级不少官员巴结他。他贪财好物是出了名的，但他与官员的接触仅限于聚敛财富的目的，对结党营私这根高压线向来很敏感。因为他知道这是皇帝的一大禁忌，所以决不轻易与同僚结交，尤其是在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更是如此。
嘉庆四年（1799年），皇帝给和珅列出了二十大罪状，件件都可致其于死地，但其中却没有结党营私一说。嘉庆帝还曾就此问题专门询问过曾任军机章京的直隶布政使吴熊光：“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吴熊光立刻断然否认：“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这也说明，和珅在得意时身边的确围绕着很多巴结他的人，但是他确实没有政治上的利益同盟，只是一个一心捞钱的官吏而已。
和珅政治敏感性强，一向不与内外大臣结盟，总是埋头弄权，一心捞钱，所以在官场上给人留下“贪财、刻薄、跋扈”的坏印象。不过这一点在皇帝眼里却是难得的政治优点。因为其没有“异志”，自然也是皇帝最放心的了。所以把一切权力交给和珅去打理，皇帝自己也落得逍遥快活。
照顾全局的和珅
和珅能够长期受到乾隆帝的欣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珅做事圆通灵活，具有大局意识。
作为一个政治家，面临重大事件的概率当然高，而如何处理、处理得如何自然就关乎能力问题了。出现的这些问题一大部分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是与非对其进行划分。此时就需要决策者有大局意识，能够从大的方面着眼看待某一具体问题，抓住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提纲挈领，尽快作出判断并果断出台相应决策。如果纠缠于细节，只会影响事情的处理过程。有些急需处理的事情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万不可生搬硬套。也就是说，做事一定要圆通灵活，具有全局意识，而且能够做到灵活应变。
乾隆帝在用人问题上就特别注意这一点，从来不从一时一事去考察一个人，而是从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腕上来考量他是否适合某一职位。乾隆朝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之士和学术名流，如王昶、卢文、王鸣盛、钱大昕、余萧客、翁方纲、陆锡熊、余集、邵晋涵、桂馥、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筠、姚鼐、彭元瑞、窦光鼐等人，都始终没有获得重用，原因是乾隆对文人的政治才干心存疑虑，或者从内心就不相信他们在政治上能有大的作为。
最著名的就是一代文学大家纪晓岚，曾具体负责《四库全书》的总体编纂事务，成就了乾隆帝的“文治之盛”，是乾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顾问。就是这样一个受众人景仰和皇帝倚重的人，在数十年的仕途发展上，却始终不尽如人意。在乾隆帝眼中，纪晓岚虽满腹经纶，但毕竟只是一个学者型人才，这类人缺乏经世之才，往往纠缠于事务的具体细节而没有大局观，故不可委以大任。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四月，纪晓岚循例迁贵州都匀知府时，乾隆帝以“用非所长”为由将其留在京师，并授予四品衔留为左庶子。当时乾隆帝的理由还是非常光明正大的：“剧任恐掩佳才”。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员外郎海升殴死妻子吴雅氏。当时纪晓岚任左都御史，他因失察案情而遭到乾隆帝呵斥，乾隆帝话说得非常难听而刻薄：“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态度非常的不屑。正因如此，纪晓岚此后一直混迹于礼部、兵部、都察院，未曾进入到事务性较强、地位较高的吏部、户部、刑部、工部等衙门任职，更别提大学士等职务了。
和珅则不同，他做事圆通灵活，虽属于读书人其行事却不受约束，做事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皆以达到目的为宗旨，政务能力很强。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上，更表现在对李侍尧等地方大员贪污案件的处理上。乾隆中期的一系列大案的出现，原因多种多样，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都是俸禄太少，而应酬却大幅增加，所以往往不够用。清朝制度中，官居一品的大学士的年薪也只有180两白银左右，比苛刻的明王朝还要少，难保他们不贪污。所以这项制度实施之初就有人提出异议：“禄薄则廉者不能自润，而贪者以削小民；秩卑则高才无用表见，而污者苟且流竟以矜侥幸，安望其养廉耻、建功名乎？”虽然有官员建议增加俸禄，以刹住贪墨之风，可惜，康熙还是强行推行开来。
康熙时期，官员们既要来往应酬，俸禄又少，所以贪污之风一直都非常盛行。正是鉴于此种情况，雍正对固有薪给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给地方官员增加了养廉银。所谓的养廉银就是从各省布政司库的耗羡银中抽出绝大部分，按官级和政务的繁简程度等分配给各级地方官，作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和衙门公务的开支。实行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止住当时上级衙门对下属的苛取勒索以及州县官对民间的私征加派，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而其实质则是将“灰色收入”透明化。
虽然朝廷不再追究，但是官员得到的银两实际上是减少了。就拿河南巡抚衙门来说，原有各项规例银不下20万两，养廉银制度推行后的雍正三年（1725年）只剩下2.89万余两，雍正十年（1732年）更是减少到2万两。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帝对养廉银额加以调剂，削减督抚养廉，此时，河南巡抚的相关款项只剩下1.2万两。这样一来，养廉银就徒有虚名，官员的开销只好靠向下级摊派或横征暴敛维持，以致“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
这还不算，地方上的各级官员还要负担每年向朝廷的进贡以及地方上的临时之需，官员当然不能自己创造财富，所以这些负担最终都落在了百姓的头上，或者挪用公款。在此过程中，地方官员还不忘捞取好处。这样一来，难免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地方财政其实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所以李侍尧贪污行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乾隆帝对李侍尧案的出现原因当然是一清二楚，所以，在处理李侍尧贪污问题上内心是非常矛盾的——既要严肃处置李侍尧的贪污行为，以达警示其余官员的目的，惩治日益严重的贪污问题，又要对这个年年向自己进贡的人网开一面，以免堵了自己的财路。和珅向来善于揣测皇上的心思，可以说对乾隆帝的心思掌握得十分明了。乾隆命他去办理此案，估计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和珅十分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虽然乾隆有心放过李侍尧，但和珅也要把场面做足，免得让人抓住把柄。所以他在努力将李侍尧案件搞清楚的同时，并没有严格按照大清律的规定将李侍尧即行斩立决，而是提出了处以斩监候的处罚建议。虽然很多大臣对此表示不满，但他仍坚持斩监候的处理意见，给乾隆帝留下了灵活掌握的空间，而最终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
和珅为了不让乾隆帝过于难看，从而影响到全国的官场大变动，于是很好地控制了局面，正是和珅这件事办得令乾隆非常舒服，所以和珅此后才日益受到乾隆的专宠。
让主子离不开我
能够让皇帝离不开自己，除了要主动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获得皇帝的注意外，还要有高明的手段能够抓住皇帝的心，让他离不开自己。这就要求和珅不仅仅要会逢迎拍马、做事厚颜无耻，还要有真实才干，让主子指使你、对于交代给你的事物一万个放心，从而对你产生依赖心理。这样才能把皇帝“牢牢控制在手中”。
很多“正直”的人都认为，像和珅那样只会溜须拍马之流之所以获得皇帝的信任，一定是皇帝被蒙蔽了眼睛。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如果和珅真的能力平平，在有“一代名君”之称的乾隆面前，在人才济济的朝廷上，他根本没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也不可能平步青云、恣意弄权。仅仅靠拍马屁，也只是让主子认为你有忠心，但不能体现你的能力；只有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种种能力，才能受到皇帝的青睐。和珅为了不让乾隆认为自己是个“碌碌无为”的钻营之人，他“巧于迎合，且工于显勤”，终于获得了乾隆的宠信。
乾隆特别宠信和珅的原因很多，这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年轻而毫无政绩、功绩的和珅是怎样让乾隆这般看重，以至连年升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珅有一套敛财的非凡本领，能够设法满足好虚荣、爱面子、好场面的乾隆。
历史上的乾隆是一位英明的帝王，但到了后期渐渐开始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不过仍然想给世人一个严谨勤俭、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这是一个矛盾，但是和珅总能很好地化解这个矛盾，为乾隆献上许多敛财的办法。乾隆明处下令不要铺张，和珅却怂恿各级官员、各地富商加紧捐贡，既保留了乾隆帝的“廉洁持政”的高大形象，同时也为他聚敛了大量财富供他挥霍，乾隆因此越发自鸣得意。有一段时间，内务府财务紧张，在和珅的主持操办之下，只一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了，国库中的存银也多了起来。于是乾隆更加离不开和珅，也逐渐把权力下放给他。这样，和珅在朝中更加有恃无恐。
和珅敛财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和珅独创的“议罪银”制度：官员犯了错误，可以按照程度深浅纳多少不一的银赎罪以免去处罚。“议罪银”制度得到的巨额的银两，有八九成是不入国库的，这就为乾隆提供了用来挥霍的资金。和珅等于是为乾隆建造了一个金库，乾隆难怪这般信赖和珅了。
乾隆统治前期，国力强盛，加上康熙、雍正留下的庞大家底，国库也较为充裕，但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的无限制挥霍和恣意用兵。眼看着国库日见难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大喜功和粉饰太平的欲望，乾隆急需一位能为他广开财路的能臣，而和珅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白。
当时，上自清政府各部官员，下至封疆大吏、知府、知县，以及盐商、行商、票商们，每年都要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和稀世珍宝献给皇上，以借此获得更大的功名，这种现象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尤其在皇太后、皇后、皇子公主的生日时，朝廷更是趁机向各级官员和商人们搜刮，而官员和富商也是乐此不疲——反正自己不出一分钱。好面子的乾隆也还曾几次下谕旨，表示反对贡献，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暗地里乾隆的金库照收不误，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不仅如此，就连周边国家如朝鲜、安南、琉球、吕宋、缅甸、英国等许多国家的使臣也都进贡了大量珍宝。
和珅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就满足了乾隆奢华享用的需要，乾隆当然十分高兴，越发觉得和珅聪明、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一刻也离不开他了。当然，和珅在这一过程中也趁机给自己聚敛了巨额财产。其实这些钱财既不是这些官吏自己的努力所得，更不会把自己的家私拿来贡献给皇上。他们只是不大量挪用国库金银，而反过来向人民巧取豪夺，所以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却下降了。
除此之外，和珅还掌管着内务府和崇文门税关，他对此也进行了十分严格的控制。他为了能多收入、少开支，确实动了不少脑筋。我们知道，他是个“吝啬的富翁”，他对于钱财可谓精打细算。为了增加收入，他几乎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他所掌握的重要进财口——崇文门税关设在今崇外上三条至四条胡同之间。明朝时，北京内城九门均设有关卡，向过往客商、官员以及进京举子收取苛税。到了清朝，把九门征税，改为崇文门统一征税，另设有几个巡查税口。崇文门税关的税务监督一职应该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官员担任，但到乾隆时期，皇帝为了表示对某位大臣的看重，往往把这一进财肥缺委任给自己的亲信大臣。和珅作为乾隆的宠臣自然担任了这一职务。
据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按税务规定，凡小商贩携带的箕筐、笤帚、鞋袜、米面、布匹、菜蔬、瓜果、食物等物可免税入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在具体操作时并非如此，而是照纳不误。当时京城一带的商民、百姓入城时，均在帽檐边上准备好两文钱，经过城门时税吏自行拿取，双方并无言语沟通，几乎成了一种“潜规则”。《燕都杂咏》中就有一首诗，讽刺了当时这种现象：“税榷九门全，权归阉寺专；村氓挑负至，任取鬓边钱。”
崇文门税关不仅负责收税，还承担着一些其他任务，如代替宫廷变卖被抄没的王公大臣等人的家奴和财产等。这些都是有油水的衙门，是直属于朝廷控制的肥缺。正因为崇文门税关每年的收入可观，所以视财如命的和珅才牢牢把持着，一直不愿松手。他辞去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后，又让其子丰绅殷德接任，可谓换汤不换药。
和珅聪敏练达、善于理财，能够源源不断地供给乾隆大量金银财宝，供其消费挥霍，又加上他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每每所作所为迎合上意，所以乾隆对他非常满意和放心，尤其晚年更是达到了“依毗益笃”的程度。当时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由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等多年。曾一度因兼职太多，乾隆忍痛割爱，让他辞去户部事务。但不久后发生的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紧接着的白莲教起义，使军费骤然紧张。“嗣因军需销算伊是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和珅的独断专行由此可见一斑。
和珅在全国疯狂敛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满足乾隆无休止的需要。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80大寿，和珅理所当然是操办庆典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他也想乘机大捞一笔。于是让各级官员纳贡，以此讨乾隆欢心。乾隆当然知道和珅的贪墨行为，但在他眼里，只有和珅才是自己最信赖的人，是值得自己依靠的。因此，对他的这一行为也就听之任之了。
乾隆与和珅在这一点上是相互依靠：乾隆把和珅看成是招财进宝有方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珅则打着乾隆的旗号，发号施令，趁机大捞特捞。乾隆离不开和珅给自己撑面子，和珅也离不开乾隆给自己撑腰，双方于是都乐此不疲。
做到侍君如待父
人都是有感情的，和珅与乾隆接触得较多，他是真心地爱戴、关怀、尊敬乾隆帝的。他把乾隆看得比任何人都重要，每天都悉心照顾、恭亲服侍，所以乾隆终生视其为最可信任之人，和珅也是真的把乾隆当做自己的父亲一样小心伺候了。后来，从乾隆对他的态度也能看出，二人的关系真的已经超越了君臣，而情同父子了。
封建君主为了将儒家的仁、义、忠、孝等美德推广天下，总是以身作则，为世人做出榜样。乾隆又是个爱面子的人，更是不甘人后。
每当太后大寿之时，乾隆总是不惜财力把寿庆办得隆重喜庆，以博得太后高兴。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
“十余里中各在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视市廛，绵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满卷屋，九华三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俊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右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箔为波涛纹，甚至一寿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极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镇，则为广杨，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分则小镜数万，鳞彻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奇观也。”
这篇文章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乾隆庆祝皇太后60大寿时的情景，从街市到亭台楼阁尽皆一一提及，以此表现出当年祝寿的盛境，也可以看出乾隆对其母亲极尽人间孝心。
一生爱写诗的乾隆留存下来有四万余首诗，其中有很多描绘了母子之间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景，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无限尊敬和爱戴。其中《新正重华宫侍皇太后》中写道：
凤辇临龙阁，新年第一祥。
彤庭增喜气，绿野遍春光。
欣答初韶令，钦称万寿觞。
芬芳兰百合，胜帖燕双翔。
浮服孙曾绕，遐龄日月长，
宫中行乐养，欲以在群方。
这首诗描述了新春佳节之际，乾隆与太后欢聚一堂的热闹情景，同时也有祝福太后健康长寿的真情流露，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了皇宫之中难得出现的其乐融融的场面。另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快霁天中景丽鲜，宜人都为利农田。
轻阴乍晴招惊牖，永昼如迟竞渡船。
斜叶焦云亭畔卷，低枝榴火沼中燃。
五丝彩缕随风俗，愿比慈宁寿算绵。
这首诗描述了五月石榴花开、端阳佳节到来时，乾隆兴致勃勃地与太后到圆明园观赏龙舟的热闹场面，同时也表达了祝福太后万寿无疆的殷殷之情。
于是，为了接近乾隆、拉拢与乾隆的关系，和珅还尽心尽力服侍乾隆的母亲——皇太后。和珅在太后面前总是百倍地尽心，他心里明白，只要能够把太后伺候得舒舒服服，常能在皇上面前夸赞自己，乾隆就一定会很高兴。太后的一个赞许，比那些冷冰冰的金银财宝更管用。
其实，想要亲近什么人，如果能够从他身边的人入手，对他尊敬的人表现出十二分的尊敬，就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和珅就是掌握了这种方法，他不仅对太后、皇后恭敬有加，对那些皇帝身边的人，甚至地位远远低于自己的侍从也是低声下气。总而言之，只要那些人能够和皇上说得上话，他一律小心对待，也好让他们有机会向皇帝说自己的好话。
每当皇太后的寿诞之日，和珅都会放下自己大臣的架子，与低等的侍卫们一起，抬着太后的凤辇前去接受百官的祝贺。这一切，乾隆都看在眼里，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心中总会泛起一丝感动，不由得更加看重和珅。乾隆67岁时，崇庆皇太后崩逝，年近古稀的乾隆内心非常悲痛。当即下定决心剪发，并身着白绸孝衣，在舍清斋为太后守孝，终日茶饭不思，悲伤不已。和珅见此情景，更是表现出无限悲痛。作为人臣，他的举动本来到此即可，但是他却与乾隆同哀同悲，陪侍在乾隆身边痛哭，把太后当成自己的亲人去哀悼。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乾隆对和珅的好感和信任，此后，乾隆对和珅愈发宠信了。
就这样，和珅对上卑躬屈膝，对下滥施淫威，整个朝廷渐渐落在他的掌控之中。和珅就是这样一步步掌控了这个帝国命运的。这一点，连乾隆朝时来使的英国副使也看在了眼里，他记述：“和珅总是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向特使（马嘎尔尼）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帝亲人及侍从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
和珅对乾隆就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伺候着，终于换来了无上的权力，达到了他的个人目的。
说皇帝愿听的话
爱听好话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许多人常常互相奉承，说出一些违心的话。因此说真话才显得更为可贵，与皇帝能够真诚地沟通交流更是难得。但是，如果做臣子的每天同皇帝不分时机和场合地讲真话，肯定会惹得皇帝恼怒，失去皇帝的宠信，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可反过来，若是做大臣的天天同皇帝说假话，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甚至不顾事实、一味吹捧，也会引起皇帝的不快甚至是猜疑，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抱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来的，最终也会失去君主的信任。
和珅在这方面有着与生俱来的素质，它能够轻易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他最善于说皇帝喜欢听愿意听并且相信的真话。
乾隆执政60年，一个甲子轮回，创下了丰功伟绩，不仅平定了大小和卓、大小金川之乱，而且很好地安置了土尔扈特的东归事宜，其历史功绩善莫大焉，不得不说他是一代明君圣主。虽然他好大喜功、爱让人吹捧，喜欢搞场面，从而劳民伤财；但瑕不掩瑜，乾隆绝非历史上那些暗弱的君主可比的。
乾隆心机深重，那些一听就可以听出的虚妄不实的谀词，在他那里不但不会讨到便宜，还很有可能被爱面子的乾隆斥责一顿。和珅深谙此道，他知道乾隆爱附庸风雅，喜欢与人谈论文学诗词；所以，他在乾隆面前评古论今，纵横春秋的时候力求引经据典，让皇帝心服口服。时间久了，乾隆就觉得满朝文武中，和珅不仅算是一个勇于直言的骨干之士，而且还是个胸有才华的饱学之士。当然，和珅讲的那些只限于乾隆爱听的。
乾隆一向对自己信心满满，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也颇感满意，认为自己不仅实现执政60年的夙愿，而且成就颇丰，对以后也会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自己身历四朝，可谓看透了一切政治玄机；加上他在执政期间，多次平定西南、西北和东南等地少数民族的起义，这些文治武功加在一起就成了他始终挂在嘴边的“十全成功”，并自称“十全老人”。他还亲自六下江南巡视，虽实质上是游山玩水，但也是为了确保中央政权对江南的控制、保证作为国家经济中心的江南的发展。
作为诗歌大国的一国之君，他自认文采风骚不输唐宗宋祖。他生平性喜吟诗作赋、撰文著述。他的诗作流传下来的就有四万余首，平均下来，可以说每天都有一两首问世。一个日理万机的执政者能有如此成就，可谓是个多产“作家”；在他的主持下，朝廷还编纂了巨型的丛书《四库全书》，更可谓前无古人的功业。所以，他评价自己时曾说：“更慎思之，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富，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域，曰女倡，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
这段话总体是在年逾古稀之际，回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年纪超过古稀之年的皇帝，一共只有6个人。然而，说到国家的强盛、领土的广大、四方的邻国纷纷前来臣服、天下的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了，但总可以称得上是小康之世了。而且，以前历朝历代亡国的原因，诸如国家中有独立存在的强大藩国、外有蠢蠢欲动的强敌、朝中有僭越掌权的大臣，还有诸如外戚掌权、女优祸国、宦官专政、奸臣当道等，现在一样都没有出现。即使那6位年届古稀的皇帝中，元世祖和明太祖都是开国创业的君主，他们治下的礼、乐、政、刑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其他的就更不用提了。相比较而言，自古以来真的是没有如今日一样的太平盛世啊。言外之意，乾隆自己是前无古人的千古第一明君。
乾隆喜欢把自己向明君圣主靠拢，不仅爱好众多，而其力求精益求精。而和珅对乾隆林林总总的爱好中抓住主要部分，游刃有余地穿梭其中，常常能博得乾隆的称赞，而这是下了一番苦工夫的。
和珅知道乾隆喜欢把自己与祖父康熙帝、父亲雍正帝相比，就常在他面前言语中肯地比较他们祖孙三代做皇帝的功绩，以讨得乾隆欢心。
康熙帝8岁登基，14岁亲政，面临着顺治帝遗留下的诸多困难和朝中大权尽归鳌拜的不利局面；加上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尚之信和靖南王耿仲明及其子耿继茂、孙耿精忠组成的“三藩”，各霸一方，对抗朝廷。挑战不能说小，但是他展现了自己少年天子的雄才大略。先诛鳌拜，紧接着调兵遣将攻打三藩，经过长久的艰苦的攻战，又平定了“三藩”的叛乱，一代明君之相尽现。
紧接着，他收复台湾，真正统一全国，并迅速平定叛乱，同时还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并废止了清军入关以来满族贵族强行霸占土地的圈地行为特权。另外，他还注重治理河患；发布了改革赋役等一系列稳定民心的政策；加上他本人对西方科学持欢迎态度，并亲自学习几何学，对全国疆域进行了精确测量……文治武功，无不泽披后代。在他的统治下，国家一改明末以来的动荡、凋弊之态，开始变得安定富足，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是从康熙帝统治的中期才开始的。
和珅知道乾隆总把康熙作为自己的标杆，凡事都要向康熙学习，所以，他特别把康熙的一生研究得非常透彻。常常在乾隆面前夸赞圣祖康熙的文韬武略，而且往往在讲述完康熙的功绩后，特意拿乾隆期间的历史事件及其功绩进行对比，并特别强调乾隆的强项——文采。康熙时期，毕竟清朝开国不久，刚刚入主中原，难免偏重于骑射和骁勇善战的武功，对文学确实不重视，尤其在吟诗作赋上，更是无法与乾隆相比。
这就给乾隆一个感觉，自己不仅在治理国家上不输于圣祖，在文采上更是略胜一筹，看看当时世人对康熙的夸赞，他似乎已经感受到后人对自己的无限仰慕之情，由此，乾隆的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和珅常常能讲真话，而且是皇帝爱听的真话，从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博得乾隆的欢心，以至于乾隆对他的恩宠也与日俱增，一生都不曾改变。
摸透皇帝的心思
和珅得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这可是个有难度的技术活。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人的内心世界最为复杂多变，难以揣测，不过，一旦你掌握了别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就可以轻易地将别人的一举一动都控制在股掌之中。即便是拍起马屁来，也可以百发百中，不至于拍到马蹄子上去，费力而不讨好。
和珅在乾隆身边20多年，加上他善于揣摩乾隆的心理，从乾隆的一举一动中总结出了他的脾性，从而把乾隆的内心世界揣摩得一清二楚，所以每走一步都恰好落到乾隆的心坎上。
和珅从小就知道乾隆爱吟诗作对，因此，早在他还在咸安宫官学念书的时候，就四处搜罗乾隆的御诗加以研究。古人云：“诗言志。”从一个人的文学作品中往往能够猜度出其当时的心境，尤其像乾隆这样贵为人君的人，可以说毫无个人隐私可言，总是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手投足都有很大的限制，只好把深藏的内心世界通过诗作宣泄一番。因此，他在不经意中就可能透露出些许端倪来。和珅对乾隆所有的诗都了然于胸，这也许是他能够准确领会乾隆意思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他还刻意模仿乾隆的笔法。和珅经过多年的体验和观察，了解到了身为万圣至尊的乾隆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知道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同天下任何一个普通百姓一样，有着平凡的幸福和喜怒哀乐，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小毛病，如强烈的虚荣心等。所以，和珅也许比其他人更能把乾隆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看待，与他一起高兴，一起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