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字句，非常不好懂；而庄子之意，又公认不可从字句中求之。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传统庄学集大成的著作。但王先谦为之作序，说庄子若见到这本书，只怕倒会说：“此犹吾之糟粕。”
引子
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往往可以不大计较眼前的得失，而专注于世界本质永恒价值感的人，也容易对繁琐的历史没什么兴趣。
佛教关心成住坏空的轮回，以四十四亿年为一劫，然后动辄千劫亿万劫无量劫。舌头一翻，多少个地球都没了。视野这么大，则释迦牟尼在世的年月误差个几百年，也就是小焉者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开创了诸多学科，但却没给历史学留一席之地。毕竟，人家的第一个身份是哲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往下看，文学挨得比较近，因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是在玩演绎法，就有些哲学意味。相反，一板一眼地记录历史事实，像是卖把子笨力气，他老人家不免觉得是通人烦恶，壮夫不为的。
中国也一样，讲究对历史负责的儒家，比较重视记录事实。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六部大经典其实全是史书。而据说“哲学上高出诸子”的道家，要么纯说理，要么讲故事，但事实与否，他们是真没上心。
也不妨套孔夫子的名言，仁者乐山而智者乐水。一般印象，当然是儒家重仁，山势地貌比较稳定，难得有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惊天动地的事，所以忠实记录很有意义；道家人物更聪明，虽然他们经常反智，但水无常形，记不记就无所谓了。
六道之外议庄子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各位大家的生平，是模糊不清的。老子何许人？云山雾罩。庄子的行迹要清楚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庄子》书里，以庄子为主角的故事讲了很多，但主要只能作为了解庄子思想和性格的材料看。当事实，则往往假得太明显。
司马迁为庄子写了篇两百多字的传，流沙河先生分析了一下，刨去评论和不可靠的寓言，就剩下来五句话。但就这么几句，分量还是很重的。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蒙是地名，不是说庄子特别会蒙人——虽然《庄子》这书后来确实成了蒙人利器。
蒙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当时属宋国。宋国被认为是出蠢人的地方，大家都爱拿宋国人开涮。但守株待兔的故事也好，宋襄之仁的史实也好，这种蠢是透着认死理的固执，耍诈弄奸而老是穿帮的那种蠢，则和宋国人是无缘的。
庄子耍滑头的言论有很多，似乎和宋国的国民性正相反。
周尝为蒙漆园吏。
漆园是地名还是漆树园子，无定论，两种理解都可通。拿官职称呼人，是中国坚定不移的老传统，过去书上经常说“漆园”如何如何，就是在说庄子。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自然也就是和孟子同时。奇怪的是，这二位却谁也没提过谁。这引起了很多猜疑。有人说，其实他们彼此眼中还是有对方的。孟子骂杨朱，是指桑骂槐冲着庄周去的；而庄子虚构过一个叫“孟子反”的人物，就是要和孟子反着来。作为考证，这番见解可说证据相当薄弱，但它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并世两大高手竟然没过过招，这可实在太遗憾了。
当时宋国的国君是宋康王。这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宋国第一位称王的国君，也是宋国最后一位国君。在他的指挥下，弱小的宋国嗑了药似的，把身边的魏、楚、齐三雄挨个给揍了，但最终结局是身死国灭。《史记》说，宋康王是个神经病一样的暴君，把自己老祖宗纣王（宋是殷商王室的后裔）的暴行，全套复演了一遍；韩非子则说，宋康王是好人啊，推行仁义啊，但在战国中后期搞仁义不是找死嘛，所以他完了。
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让历史学家感到很困惑。但对庄子来说，这倒完全不成问题，反正不管仁君暴君，他都不喜欢。
其学无所不窥。
庄子学问很大，啥书都看。这句话还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庄子并不是很穷，至少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生活条件应该还不错。那年头没纸，没印刷术，书之竹帛成本很高，一部书的流传范围也不会很广。能接触到这么多知识，需要钱，更需要一定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
颜世安先生有一个分析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生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出头机会大把抓的时代，绝望得那么彻底，从头到尾一点努力的兴致都没有，没落贵族家庭出生的人可能性大一点。换成苏秦、李斯那样的苦孩子，才没工夫这么矫情呢。
庄子如果想富贵，他的生活条件一定可以大大超过他实际拥有的，这个判断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但说他有多穷，倒也不至于。忙于操心一日三餐的人，未必有工夫写那么多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文章。庄子打打鸟，钓钓鱼，是生活方式，但不见得是谋生方式。兴致一来就把钓到的鱼都倒掉，真饿着肚子的人，很难做出这个举动。
他有时很缺钱，也许是急不是穷。比如下面这件事——庄子找监河侯（掌管一段黄河水道的官员）借钱。监河侯说，没问题，等我把税收上来，借三百斤金子给你。庄子怒了，就讲了著名的“涸辙之鲋”的段子：小水洼里的鱼，需要一盆水救命，你不能跟它说到吴越去引西江水给它。同理，你跟我扯三百金有意思吗？
历来的分析，都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监河侯的心理。但似乎也不能排除下面这个可能：监河侯确实想给庄子一大笔钱，赞助文化人说起来也是很有脸面的事情，太少了也确实拿不出手——对比一下，稷下学士是列大夫的待遇，孟轲老师收黄金，也是整百整百的收——他是真没想到庄子急需用钱到这地步了。
另外，文人喜欢在文章里夸张自己的穷困程度，这个毛病根深蒂固，我们不能断言庄子就一点没沾上。庄子见梁惠王，穿补丁衣服，上台阶时衣带、鞋带挣断。咱们不说他是刻意耍酷，但当相国的老朋友惠施就在身边，如果庄子同意换身好点的衣服，一定也不难置办。
在《列御寇篇》里，还说到过庄子的学生想厚葬庄子，庄子没接受。如果这段不是寓言，那倒也说明厚葬的经济条件是有的。
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司马迁说，庄子学说是对老子的发挥。司马迁的爹司马谈最推崇黄老道家，认为老子综合了一切学说的长处，理所当然会这么认为。儿子受爹的影响，如此写也很正常。老庄是一家，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印象。
但庄子自己不承认。《天下篇》里，他把关尹、老子算一派，自己算另一派。章太炎给作了解释：
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心乃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己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诸子学略说》）
意思是，庄子的理论似乎和老子相同，但用心则和老子完全不同。庄子对老子赞誉有加，是因为老子“道法自然”之类的观念是自己所取法的；不愿意跟老子待一块儿是因为老子阴谋诡计的东西很多，庄子嫌脏。
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这牵涉到《庄子》这部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
今天的《庄子》，六万五千多字，没有“十余万言”。全书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总计三十三篇；《汉书.艺文志》里提到，《庄子》共五十二篇，可见现在是不全了。
司马迁说《庄子》是庄周的个人创作，这个观点今天大多数学者已经不认同。但哪些是门人弟子的作品则不好说。全书观点不一致，文风不统一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看《庄子》的大多数篇章，你会认同前面章太炎的观点。但有些地方，因为讲得细，脏得比老子还油腻。如果说，老子的阴谋像冲人脸上泼污水，庄子这些阴谋则像往人眼睛里糊油泥。有些热爱庄子而勇猛精进的学者，碰到这种地方往往会认定这不是庄子的思想而主张直接删去。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得说太史公不愧是太史公，“洸洋自恣以适己”七个字，实在概括得好，创作立场和文风气势，都说在里头了。
庄子这种态度，很难得。咱们的先秦诸子越细看越精彩纷呈。但站在庐山之外打量，则很容易发觉，他们关心的问题其实挺狭隘，就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庄子对这个问题当然也说了话，但主要是在爽自己的，时代主题面前，他是跑题者。
所谓“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得从两个角度理解。一个是王公大人瞧不上庄子，因为庄子没法当统治工具用。西汉初推崇道家，讲的是黄老之学，没有老庄这一说；一个是庄子也不愿意被王公大人瞧得上，被你当伙计使，有意思吗？
彼此干净利落地无视对方，省了不必要的对话，其实也是良好的状态。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相忘于江湖。
世界是用来调戏的（上）
这一节的内容，说得严肃一点，可以叫“游世思想”。
庄子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客观标准是没有的。基本上，普通人推崇的东西，庄子都开过涮。
荣华富贵不重要。
《庄子》书里，讲了不少庄子本人有机会当官的故事。
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了两个大夫来请他去做官（《史记》中说是相国）。庄子拿着钓鱼竿头也不回：“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死了三千年了，你们大王把乌龟壳当个宝供着。请问从这乌龟的角度说，是喜欢死了享受这种待遇呢，还是宁可活着在烂泥潭里甩尾巴玩？”二位大夫说：“应该还是宁可在烂泥潭里吧，好歹活着。”于是庄子说：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的老乡兼老朋友惠施做了魏国的相国。庄子去找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是来谋夺自己的相位，在魏国首都大梁城中搜捕庄子三天三夜。结果庄子主动走到惠施面前，说南方有种鸟，名字叫鹓鶵，从南海飞到北海去，那么远的距离，一路上再累，不是梧桐树绝不停下来；再饿，不是竹米绝对不吃；再渴，不是特甘甜的泉水绝对不喝。这时候，猫头鹰抓到一只死老鼠，看见鹓鶵了，心里很紧张，于是对鹓鶵发出威胁的咆哮声。
这都是有名的段子。故事里称庄子而不是庄周，大概是学生记录老师的轶事。是不是事实不一定，但确实表明了一个态度。
还有一种套路化的情节：一个隐士在家待着，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的正是当今天子——无非是黄帝、尧之类的人物；这个大人物说：“我挺有自知之明的，我不如您，要不我这活儿，您来干得了。”
隐士们一听，都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这种东西你也给我。极端点的还要跑到河边洗耳朵。
说实话，个人对这类故事说不上喜欢。需要通过拒绝当官当天子，才能证明自己隐居是清高而不是无能，真是挺可悲的。
但庄子为什么那么讨厌当官？
第一从政有危险。庄子跟惠施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就像“狸狌”，也就是狸猫、黄鼠狼之类。
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
不管白猫黑猫，玩到最后都是死猫。
实际上，当官的风险性，庄子肯定是夸大了的。选择夸大，恐怕是他厌恶官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这条理由相对不重要。
第二是官场很肮脏。
把相国的尊位比作死老鼠，听说别人要把天下让给自己就去洗耳朵，这些行为都是在形容政治脏。
庄子眼中政治到底有多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下面这个。一个叫曹商的宋国人，游说秦王很成功，秦王赏赐了他一百辆车。曹商就来跟庄子炫耀：“要说人活着就该困在贫民窟，打草鞋糊口，脖子像枯枝，脸色像病危，那兄弟我的确无能；不过要说一番言辞让大国的国君接受，弄支车队显摆下，兄弟倒还有一技之长。”
庄子说：“听说秦王生病，能给背痈开刀排脓的，赏车一辆；能给肛痔吮脓舔血的，赏车五辆。原则是疗法越下作，赏车就越多。你得在痔疮上反复舔吧，不然车子怎么多到这地步？”
庄子看起来很无所谓，但在对官场的态度上，我觉得庄子有洁癖。很多学者都提过这个问题，学者不愿意当官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为什么庄子连稷下都不去？待遇好，说话比较自由，也没有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有人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天堂啊。
其实，稷下虽是学术圈，但和政府挨得那么近，事实也是按照行政级别定待遇，衙门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你可以从事比较纯粹的研究工作，但官面儿上你至少也得大体敷衍得过去。举个例子，稷下黄老之学最盛，谈老子算是情有可原，怎么把黄帝也扯了进来？因为黄帝据说是田姓齐王的老祖宗，“黄老”这种齐国国家级的科研项目，自然是要往篡位者脸上贴点金的。
如果你的性格只是比较有原则、比较高洁，这种程度的妥协也没啥不可接受的。但事实就是，庄子没接受。
第三是当官不自由，约束非常多。
有个故事说是宋国有个旅馆老板，有两个小老婆。一个漂亮一个丑，但这老板就喜欢那丑的。别人问为什么？他说：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所以嚣张），我就不觉得漂亮；难看的自知难看（所以谦卑），我就不觉得难看。
这个故事，理解的角度很多。可以认为是在讲男人怎么管媳妇。对漂亮的，就得打压，借助一个丑的来打压漂亮的，更是妙法。甚至于，可以由此引申出帝王术，君主整治臣子的手段也是如此——要知道，古代文人，自来喜欢拿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屈原作楚辞，一写到楚怀王，自己就发出了女人腔。
从女人（臣子）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教导人要低调，别因为自己漂亮（有本事），就自以为了不起。要记住，讨主子欢心，多磕头少说话，低调是王道。
但我要是就不喜欢低调怎么办？
庄子其实不低调，所以他会写大鹏鸟，写任公子钓鱼，写秋水时至的黄河和万川归之的大海。骨子里，他喜欢的是激越恢弘的意象。惠施骂他，也是说他“大而无用”，跟领导没法处。
再说，何止是被人管很烦，其实管人也很烦。到了魏晋时，庄子有一条大粉丝，叫嵇康，他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说到如果当官，自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甚不可”是说风险性，“必不堪”是说不自由，其中既说了怕见领导，也说了怕带下属，总之，把自己放到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就很烦。
所以在《至乐》篇里面，庄子描述极致的欢乐，不但要“无君于上”，而且要“无臣于下”，然后才能“从然以天地为春秋”。
【段子为证】
自来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庄子虽然没当官，但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有巨大的影响力。《史记.越世家》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范蠡离开越国后，做生意发了财。后来他的二儿子在楚国犯了事，要被斩首，范蠡就让小儿子去通关系。这时大儿子挺身而出，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救弟弟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让我去，我就自杀。范蠡无奈，就让他去找自己的老熟人“庄生”，说具体该怎么做，你完全听他的。
大儿子找到住在贫民窟的庄生，奉上千金，拜他说项。庄生一口答应，钱收下了，但其实是打算事成之后还的，之所以先收着，是让范蠡的儿子放心，表示自己会尽力。这个行为不算难理解，我们今天有时也会听到外科医生因为不收红包，所以被患者家属认为开刀马虎，然后被劈了的新闻。
庄生“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他去跟楚王说了点天文，就让楚王下了大赦令。范蠡的大儿子得了风声，不知道这是庄生施加影响的结果，觉得二弟本来就可以没事，心疼那千金，就去跟庄生把金子讨了回来。
于是庄生怒了，又跟楚王打了个招呼，楚王还是把范蠡的二儿子给杀了。
范蠡得了消息，表示早在自己预料之中：“我当初想让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从小娇生惯养，不把钱当钱，扔出去也就扔了，老二的命也就能保住。老大是跟着我一道创业的，知道钱来得不容易，舍不得乱花，老二的命也就没了。”
这个故事本身很有意思，但这里我们只关心一个问题，这个“庄生”是谁？
唐朝的司马贞给《史记》作注，在这个地方写了句很好玩的话：
据其时代，非庄周也。然验其行事，非子休而谁能信任于楚王乎？
意思是：对楚王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只能是庄子。虽然年代上有一百三十年的误差，但我坚持认为是庄子。
真是神逻辑。他得有多么不能接受，庄子是个纯粹的隐士啊？
世界是用来调戏的（下）
仁义礼法不重要
《庄子》里反感仁义礼法的内容，起码分四个层面。
一、仁义礼法和活着冲突；
二、仁义礼法是胡折腾；
三、仁义礼法导致虚伪；
四、仁义礼法是统治工具。
第一个层面，要参照孟老师那句名言来理解。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求生和取义往往不可得兼，这是大家意见一致的地方。孟老师主张取义，但《庄子》中有一部分篇章则主张求生之外无所求。
甚至于在庄子的《盗跖篇》里有个人物就叫满苟得。你孟老师不是说“不为苟得”吗？我就苟得了，我就苟且了，我就苟活了，我还特满足，你怎么着吧你？
第二个层面是对第一层的扩大和论证。人的自然状态本身就是很完满。庄子的本事是把经过仁义礼法修正过的世界形容得特别凄凉。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崎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椄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在宥》）
当今世上，惨死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戴着刑具的一个推着一个，受刑残废的人一个看着一个。就在这满是伤害和罪恶的世界里，儒生和墨者踮起脚振臂高呼，好像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太过分了，不要脸竟可以到这个地步啊！
我怎么知道，那些圣人智者，不是在打造刑具？我怎么知道，那些仁人义士，不是在为枷铐上锁？我怎么知道，曾参、史鱼这样的好人不是在为桀纣盗跖放出进攻的响箭？
同时，庄子可以把原始状态描述得如梦如幻——至于这到底是不是真相，他也不打算跟你讲理。他态度很明确：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第三个层面，是仁义道德的调子太高，实际上做不到。所以越鼓吹这个，人会变得越虚伪。讽刺别人的虚伪做作，这是庄子的绝活，下面这段，尤其精彩。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大儒小儒去盗墓，小儒墓里开棺，大儒墓外把风，引《诗》据《礼》彼此传递信号。
大儒上课点名一样地喊话：“日出东方，进展如何？”
小儒回答：“身上有啥不知道，发现口中有珍珠。”意思是，老师该怎么办？
大儒于是引起了《诗》：“青青的麦苗啊，长在坟丘之上。生前并不乐善好施，死后含颗珍珠你好意思吗？”——这首诗不见于《诗经》，不知道是逸诗还是他即兴创作了冒充古典的，但反正是一下子给盗墓行为找到了道德依据。
大儒接着指导技术动作：“抓住他的鬓，按着他的嘴，再用锤子敲下巴，慢慢地分开他的两颊，不要损坏了嘴里的珠子！”
关于第四个层面，《庄子》外篇里的《胠箧》讲：
一般人的防盗思维总是设法加强防盗系统。但要来一个超级大盗，直接把你的防盗系统拿走，你的建设工作就都是为他做的了。
仁义礼法，都是器，不是道。落到好人手里可以干好事，落到坏人手里就会干坏事，坏人总比好人多，所以负面影响总比正面的大。
没有仁义，坏蛋仅限于小偷小摸；有了仁义，坏蛋可做的事业就大了，所以叫“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齐国，那么富庶强大，姓田的说拿走就拿走了。所以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杀一个人是犯罪，几乎把印第安人斩尽杀绝那是叫清扫通往现代文明世界的道路，饿死几千万则是为了建设理想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以左派、右派骂对方都很容易，要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就难了。
仁义是舆论导向，但传播媒介在大盗手里；礼法是统治策略，但组织基础在大盗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说“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能够成功当上统治者，还能不是好人吗？田氏明明是窃国大盗，但大义凛然浩气冲天如孟老师，不是拿着尧舜之道送货上门吗？
聪明智慧不重要
庄子反智，是很自然的事。先提供一个参考案例：苏轼在幼子苏遁满月时，写了首《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和庄子一样，苏东坡也是绝顶的聪明人。聪明人过得不爽，于是反个智，心态恐怕总是比较复杂的，就好像女孩对男孩说：“我恨你！”一般不会只有恨在里头。
反智确实是个很容易让人舒心的态度。对聪明人来说，反智是发泄；对我们这些笨蛋来说，反智则是很大的精神安慰。我们没有的，恰恰是不值得拥有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儿。于是本来最没共同语言的人就有了共同语言。难怪古今中外的各种反智主张，总是很容易流行。
当然，反智不能只讲感情，也还是要动脑子整理论的。庄子的名言曰：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
中学里教这句话，把后半句给吞了，单留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来提醒你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其实这和庄子的本意刚好相反。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拿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这是很危险的。停下来吧卖弄知识的人，找死啊你！
这是说求知不现实。
然后，求知也没意义。庄子说，叫“去小知而大知明”。
从比较庸俗的层面说，有小聪明，花样百出的人做不出什么大事。子贡比不了颜回，杨康比不了郭靖。
更本质的问题是人类智慧在终极真理面前本来就是多余的。相反，绕过智慧，直接用心去面对大道，倒是可能的。
庄子说，南海之帝叫儵，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儵、忽两个跑到浑沌的地盘上，浑沌对他们很好。这二位一合计：“人脸上都有七窍，混沌偏偏一片空白，咱们给他也凿七个洞出来吧。”于是一齐动手，每天开一个窍，七天后七窍开完，浑沌也就死了。
混混沌沌一片空白是最幸福的状态，然而浑沌毁于时间。有了七窍获取各种信息，幸福也就终结了。要回归混沌的幸福，要做的自然就是尽可能隔绝信息和智慧。
有一种小聪明，庄子特烦它。就是科学研究。
孔子的高足，以善于市场预测著称的子贡先生，路上看见一个老人抱着瓦罐浇水特辛苦。于是商人爱推销的本性发作，上去介绍说，我这儿有一高科技新产品，名叫桔槔，是用木料做成的一种机械，一头重来一头轻，取水像吸管，泼水似倾盆，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不老先生您也来一套？
结果这个老爷子一听怒了，于是有了下面一段话。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这就像学生上课偷偷玩手机。
手机带进教室，就忍不住要玩，这叫“有机械者必有机事”；一玩心思就在短信、游戏上了，这叫“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然后就听不到老师讲什么了，这叫“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但是你毕竟要担心老师过来管纪律，所以不时要往讲台上瞄两眼，这叫“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然后你考试的时候就完蛋了，这叫“道之所不载也”。
这个问题，现代人自然感慨更深，更有所谓“异化理论”，在此亦不多言了。
能说会道不重要
桓公读书时遇到一个叫扁的做车轮工匠——按当时的习惯，可管这工匠叫轮扁。一次，轮扁就去问桓公：“国君您在读什么啊？”
桓公说：“都是圣人的教导。”
轮扁说：“圣人还在吗？”
桓公说：“早死了。”
轮扁说：“那您读的都是糟粕啊。”
桓公心想，你一个做车轮的，我对你态度这么好，你倒这么冲。心头火起，于是说了当时国君的一个标准句型：你给我一个解释，“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于是轮扁解释说：
“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天道》）
意思就是说，咱们做车轮，核心技术是接榫头。动作慢了，榫眼太松不牢固；动作快了，榫眼太紧又插不进。怎样才能不紧不慢，得心应手，奥妙在于每个匠人心中，有口也说不出。我教不会我儿子，儿子也没法跟我学，所以临近七十了我还不能退休。古人的奥妙和古人一同逝去，能留下来给国君您诵读的，也就是糟粕了。
可见，能说出来的就是糟粕。真正的好老师，都应该上了讲台就一言不发，所谓：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荃是钓鱼竿，鱼钓到了，钓鱼竿就用不着了。
蹄是捕兽夹，兔子逮到了，捕兽夹就用不着了。
说话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心中已经领悟了意义，哪里还会想得起来说话？
所以庄子很孤独，他说，我哪里去找那忘了说话的人来和他交流呢？
我经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骚方式，可见发骚都是暂时的，闷骚才是永恒的。
闷骚的真谛，就是得意忘言。
美貌健康不重要
首先，审美观念是很不靠谱的东西。
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庄子.齐物论》）
毛嫱丽姬，这是当时公认的大美女，可也就是人这么看啊。要换个其他物种呢？
说毛嫱在水边站着呢，一条鱼过来了，一抬头，“这什么人啊，怎么长这么恐怖啊，我躲远点罢。”“咕嘟咕嘟”，鱼沉底了。
大雁从空中飞过，一低头看见丽姬，“扑通”，心脏病发作，它就掉下来了。
当然我这里改了一下，庄子说的是“沉鱼飞雁”。不过不管怎么说，形容女孩子漂亮得“沉鱼落雁”，出典是在庄子这儿。可庄子这么说的时候，却不怀好意！
其实不用扯到其他物种，什么叫漂亮，人类自身分歧就很大。
如果算上时间因素，审美观的变化就更惊人。看两句《诗经》里形容美人的诗：
有美一人，硕大且俨。
今天你要是跟哪个美女说，“你很硕大”，这已经很欠扁了。什么叫“俨”呢？下巴肉一层一层的。
甚至不用扯那么远。我教大众文化课的时候，有一次讨论课，一女生发言，她说：“刘老师你说得对，我也觉得审美观变化特别快，比如说很多古时候的美女，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好看。”
我说成，你举个例子吧。
她说：“比如说江青，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好看。”
当时我有点晕，这好歹也是咱新中国的人呐，怎么能叫古时候？但下课后我反思了一下，我觉得她说得对。时代变化太快了，过个几年一回头，就觉得往事特别遥远，恍如隔世。没准到了明年，你们聊天就会说：“古时候啊，刘老师给我们讲庄子……”
而且庄子还很强调，一个领悟到了道的人，他身上应该有一种超越形体之上的魅力。《庄子》里残疾人特多，各种稀奇古怪。比如内篇里的《德充符》几乎就是一个丑人集中营，比巴黎选丑人王还热闹。有下巴一直挂到肚脐眼儿的，有俩肩膀比脑门子还高的，有大腿骨直接接上肋巴骨的……可就是这么一些丑人，魅力太大了。他们的学生比孔子还要多；男的见到他，都要跟他交朋友；女的见了，不仅是要嫁给他，还会回去跟爸妈说，与其给别人做大老婆，不如给他做小老婆。
诸侯、国君跟他们相处久了，再看我们就都别扭了。“你这人怎么长的呀？你怎么脑门子比肩膀还高啊？你怎么下巴还没到肚脐眼啊？畸形！”
总之，世界上的一切热点，与我无关。
滑稽的“自卫术”
为什么要调戏世界，而不是躲开它就完了？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世界不是你想躲就躲得了的。春秋战国之交，还有躲的余地；到了战国中期，就真的很难了。
在讲齐国的文化气氛的时候，我讲过一个叫陈仲的人，他品行高洁，主动放弃贵族生活，自己打草鞋谋生，饿得头昏眼花也不放弃原则。他的名声传到国外，外国的当权派却发表了这样的议论：
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齐策四》）
隐士对国家没有用，所以就该杀。这其实宣告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人，没有没用的权利。
后来，韩非子更讲过这样的故事：
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以旋其轸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太公望当了齐国国君，去拜访住在荒野中的一位贤士狂矞。就跟刘备访诸葛亮一样，访了三次。但是狂矞比诸葛亮固执，还是不见他。于是太公望就不再像刘备，而变得像李逵了，把狂矞抓起来，杀了。
周公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太公望于是解释自己杀人的理由：“狂矞公开鼓吹不给天子做大臣，不跟诸侯交朋友。我怕他会破坏法制建设，干扰舆论导向，所以要杀的第一个就是他。这就好比说，有一匹马，看起来倒也是宝马良驹，但它就像阿凡提的小毛驴，脾气倔，‘叫它往东不往东，叫它朝南偏向西’，就是个奴隶也不屑骑它。你还留着它干什么？”
会编出这么个毫无历史依据的段子来，正反映了韩非多么迫不及待地想取消人们的没用权。而把贤士比作马，简直就像是冲着庄子来的。《庄子》外篇里有一篇《马蹄》，写的就是没有为人所用的马有多么自由快乐，而伯乐这样相马者的出现，专爱给一匹马有多大用打分，结果毁了马的幸福。
对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气氛，庄子显然有深入领会。
庄子带着弟子们出行，看见大片树桩间，有一棵大树大得树荫可以当停车场。一打听，原来别的树有用，所以被砍了；只有这棵树，木材质地太差，做啥啥不成，所以没有砍它的必要。于是庄子总结说，看看，做人也要做没用的人。
晚上在老朋友家借宿，主人杀鹅款待。会打鸣而可以防贼的鹅留着，不会叫的没用，就该杀。对于隐士来说，这是个相当恐怖的信号。
你不许我躲着你，那我就只能调戏你了。就好像你不想来上课，硬是给拘到教室里来了，那总是要来捣捣蛋的。
前面说到了，庄子是轻视语言的，觉得精义不能用语言表达，所以最好不必说话。
但这个境界庄子自己达不到。实际上他说得比谁都多，经常是借着一个小由头，就滔滔不绝讲上一大篇。否则，也就不会有《庄子》这本书了。
知道不该说，憋不住又要说，那就只好追求一种境界，叫作“言无言”。这三个字据说很难翻译，但我觉得也不妨直接上一句大白话——“说了等于没说”。
那话该怎么说？《庄子.寓言》里有过概括。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
这段话，公认很重要。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就是庄子自己为《庄子》全书写的序言。
但问题是，这些话该怎么翻译，没人说得准。
首先比例似乎成问题，十分之九的寓言，十分之七的重言，再加上天天说的卮言，远远超过了百分之百。当然，这个容易解释：庄子说的很多话同时具备多种属性，既是寓言又是重言还是卮言，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肯定很多男人是又傻又呆又坏的，不然十个男人不够分配。
寓言，就是把自己的话放到别人嘴巴里去说。你自己发表观点没人信，放到某大人物嘴巴里说出来，效果就不同了。而且有些容易惹麻烦的话，由大人物来说，也是挡箭牌。我的话你不爱听是吧？不是我说的，老子说的，孔子说的，马克思说的——不爱听你找他们去，别来跟我烦。
照这么说，寓言本不是讲故事的意思，不过是不直接发表意见而假托别人之口。这就要设置对话场景，安排聊天人物，一来二去，自然也就讲了故事了。
讲故事是好习惯。讲道理太小众，而且最可怕的是碰到那种认真的人。有些道理其实以他的智商根本不可能懂，他还非要给自己找一种已经懂了的感觉，那就不知道要把我说的给歪曲成一个什么玩意儿了。你还是听故事罢，虽然这个故事我讲得很悲凉，但是你就当笑话听，但也比讲道理好。
什么叫重言？这个最难理解。是念“仲言”还是“虫言”，也没有统一意见。我是习惯理解为“重复的话”。《庄子》里确实有不少同一句话来回说的情况，似乎有意营造一种不确定感。重复真是件神奇的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真理重复一千遍就成了聒噪。
卮是酒器，满了就倾倒，空了就仰翻，总之没准谱。所以卮言指盈缩变通，不着边际的话。
老是说寓言、重言、卮言的结果是有意让庄子显得滑稽。荀子骂庄子，就说是“庄周等猾稽乱俗”。
和寓言、重言、卮言相对，《天下篇》里提过一个相反的概念，叫“庄语”，也就是庄严的语言。
滑稽还是庄严，都是说话方式。另外，根据说话内容可以简单地分为真话和假话。于是产生了四种组合：
1.庄严地说真话；
2.庄严地说假话；
3.滑稽地说真话；
4.滑稽地说假话。
庄子反对庄严，他说：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
这个世界太黑暗，太肮脏了，你不能跟它严肃地对话。
庄严地说真话，当面痛斥暴君，基本马上就壮烈了。
你要庄严地说话，只能是昧着良心，打起官腔，为暴君歌功颂德。
这是说“庄语”的两种结果：要么成为烈士，要么沦为帮凶。这两种人，都不是庄子。
有这么个说法，一度很流行：“在不能说真话的情况下，要做到尽量不要说假话。”就是保持沉默。
但实际上，想沉默哪有那么容易？不许你归隐，不许你没用，自然，也就不许你不表态。前面故事里的那只鹅，不正是因为沉默而死的？
我想大家上网的时候大概都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不知所云的帖子，起个标题，叫《是中国人都进来顶》。我顶不顶，和是不是中国人有什么关系？这路标题，不就是要挟人表态么？现在你还可以不搭理他；但如果给他点权，后果就难说了。
在“表态思维”非常厉害的文化气氛里，沉默可以被认为是“腹诽”，是“心存怨望”，是消极对抗。这些，已经足够一个杀罪了。
只有两种人，说真话的余地相对大一点。
一种是小孩。看着皇帝的新装，只有小朋友可以说：“可是他什么都没穿呀！”——所以很多人希望，永远别长大。很遗憾，这不科学。
另一种，就是滑稽的人。比起沉默，滑稽的防御和闪避效果要好得多。
这点也算是古今中外的共识。《国语》中说：“我优也，言无邮。”我一演滑稽戏的，说啥别人都不见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也来个“all—licens'd Fool”，即百无禁忌之傻瓜。庄子和他们比，当然有雅俗之别，但一定程度上仍是一致的。言谈微中，正言若反，也是用滑稽换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