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前面那个树因为没用而活，鹅因为没用而死的公案，庄子的应对，就是滑稽甚至滑头。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庄子.外篇.山木》，下同。）
我把自己搁在有用没用之间。你要杀有用的人时，看我没啥用不构成威胁；你要杀没用的人时，看我还有点用可以装门面，那我就怎么都安全了。
我们可以替庄子举例论证：中国的皇帝，好多死于非命（相形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国王，被谋杀的比例低得多）。刘宋以后，有个改朝换代（哪怕是用禅让的方式），前朝的皇帝一般总被斩草除根。因为皇帝这个身份太有用，沾过边的，留着就不放心；法国大革命，拿贵族开刀的热情特别高，虽然当时的贵族压迫远没有中世纪时沉重，但问题是你除了依附王权，别无他用，还占着那么多好处，不杀你杀谁？
但日本的天皇、罗马的教皇、还有好些欧洲国家的国王，政治实权不掌握，作为文化象征却很有影响力。这就是典型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能够血食至今。
但庄子自己，对这个状态看来并不满意，所以他说，我活得很累。
后面他说了不累的办法。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大意可以这么理解：驾驶着道德（这两个字含义跟今天完全不同）飞行器，就不止是“处材与不材间”那个样子了；夸也好，骂也好都是浮云；龙也好，蛇也好随时变化；立场是没有的，上下是投机的；和谐才是标准啊！浮游到了万物的初始状态，把别人当东西，而不被别人当东西，那时候还有谁能累着我啊？
想当年刘老师年轻气盛的时候，一次在一个还算正式的场合，说到巴金的小说。我说：“巴老人很可敬，小说嘛，说实话很差。”这下就把在场的老先生都得罪了，其中一位不依不饶地问我：“你觉得巴金的小说到底有多差？”我说：“我觉得跟郭敬明一样差。”这下又把在场的年轻人都得罪了。
现在想想，这就是太“肯专为”，而没有“与时举化”。其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种问题纠缠个什么劲呢？现在想来，我应该这么答复：人家问我巴金的小说怎样，我就说“巴老的小说反映了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巴老那时的影响，可不比郭敬明小啊。”人家问我郭敬明的小说怎样，我就说“郭敬明嘛，反正我觉得他写得也未见得比巴金差。”
这就皆大欢喜了，我并没有说违背自己观点的话，他们听着却都很顺耳。真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是因此骂我乡愿，我肯定只能老实接受。这个乡愿范儿，庄子一方面推为最高；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自己没做到。为什么？不知道。不过可爱的大概正是这个达不到最高境界的庄子。
唯逍遥与调侃不可缺
下面好像也应该谈谈庄子鼓吹了什么——虽然我很想放弃这一部分。《庄子》里，对很多人物和境界，当然是力捧的。但那些力捧的话，往往很不好懂，而好懂的部分，我又往往觉得卑之无甚高论，结果不得不疑心自己其实还是没懂，或者忍不住猜他在说反话。
努力够着说两句。
《庄子》第一篇是《逍遥游》，《逍遥游》开篇，讲了大鹏鸟和斥鴳之类小鸟的故事。
鹏飞九万里，穿越整个世界，小鸟觉得它瞎折腾，自己玩跳树枝的游戏，反而更开心。庄子说，这是小和大的分别。同理，往返于郊区市区之间的上班族，理解不了环游世界的人；朝生暮死的，理解不了千年王八万年龟；那些智慧不足的人，也理解不了天才在思考些啥。
魏晋以来，很流行一种解释，说大鹏有大鹏的本性，小鸟有小鸟的本性，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去过就好了，不要彼此嘲笑。这反映了注释者自己的价值观，今天也容易讨大众读者们喜欢。通常优越感极强的思想家们则不喜欢，他们管这叫“庸俗的快乐主义”。
不过从《逍遥游》的文本看，这确实不是庄子的原意。庄子是怎么也不会认同小鸟和大鹏是平等的——就像他鄙视惠施的相位是腐鼠，嘲笑曹商是舔痔之徒。那时候，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和惠施、曹商们平等。
《庄子》这书，还是挺喜欢给各色人等分档次的。只是不同档次该怎么命名，常常比较随意。《逍遥游》里，刨去平庸之辈，把最低一等的智者牛人，叫作“圣人”。然后圣人之上有“神人”，神人之上还有“至人”。但看其他篇目，除了圣人经常是拿来调侃挖苦的之外，神人、至人、真人之类的名词，经常混着用，也没什么严格区分。
绕过这些未加精确定义的概念，我觉得《庄子》很多时候，是把人分成了四等。
最低一等，是被世俗价值观裹挟着过日子的人。这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他们是傻瓜。
略高一等的，是企图改变世俗价值观的。儒家、墨家的理想人物就在这一等。这拨人是添乱的，他们是自己傻，也逼迫别人和自己一样傻之人也。
再高一等，是鄙视世俗的价值观。但鄙视完了就算，绝不多事的。《庄子》书中如果出现庄子本人，通常就是搁在这个位置上。
最高等的，彻底无视世俗也不需要世俗（所谓“无待”）。站在他们的高度看，一切都是一样的，所谓“万物一齐”是也。《逍遥游》中，描述这种最高境界云：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大意是，遥远的姑射山上有个神人，冰雪一样的肌肤，处女一样的身姿，不吃饭不拉屎，没事满天飘。对他来说，宇宙万物是融为一体的，人类社会这点破事，他断断懒得操心。最恐怖的自然灾害，他感受不到。他身上搓下来的脏东西，稍微加工就变成了尧舜级别的圣人。
接下来，我想说几句特别庸俗的话。
这个最高境界，想想很美。通过心斋、坐忘之类的修炼方式，人在某些瞬间，也可能感觉自己进入了那种状态。但大概没有人能一直停留在那种状态里。所谓最高境界，就是最适合骗子活动的地方。
从这点上说，庄子很老实，自己始终没达到最高，这是他素来承认的。
次高境界，个人感觉是达到很容易，但如果你不是庄子，达到了也没什么意义。
对庄子来说调侃就像庖丁解牛，“进乎技矣”。本来挺粗鄙一事儿，被他玩成了艺术。既精致又简朴，既雄浑又飘逸；鄙视知识但其学无所不窥，打起反艺术的大纛，但每一句话都精彩绝伦；嘲笑观察但捕捉细节如痀偻承蜩；跌跌撞撞像个醉汉，可是左呕右吐，每一下总能喷人脸上……从而在日常生活之外，构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空间。
这才配得上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然的话，鄙视世界骂倒一切而已，谁不会啊？
【段子为证】
《达生篇》里有痀偻者承蜩和醉汉的比喻，可以证明庄子的态度。
孔子到楚国去，看见一个驼背老人用竹竿抓知了，只见竹影飘飘，精准无比。孔子上去请教，老者说，我已经练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拿自己当断树，拿胳膊当枯枝，除了那片透明的蝉翼，世间万物对我来说一概不存在，所以怎么点怎么有。
庄子又称道醉汉。他说，喝醉的人从车上摔下来，虽然也会受伤，但可以不死。醉汉的身体构造与人相同，而伤害却比人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神全”，即精神完备。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车上，也不知道自己摔下来，不考虑生死，也不存在害怕。
美好社会不需要是非
开始本节的内容之前，画面切回希腊雅典，我们一起来试想一下苏格拉底面对死会作何反应？
雅典，苏格拉底被控不信神，于是被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
按说，他是有三次不死的机会的。
能否胜诉，取决于陪审团的投票结果。我们知道，跟没什么文化的普罗大众打交道，煽情的效果远好于说理。中国的小说中，被好汉打倒的流氓匪类，都会哀告个“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孩儿”，这就是很聪明的办法。雅典的法庭，陪审团素来大而无当；苏格拉底这事，不算大案子，但陪审人数也高达501人。对这么庞大的群体，起作用的就更加是感情而非理智。事实上，雅典法庭上也流行被告让妻儿到场，哭哭啼啼感动听众。但是苏格拉底老师拒绝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这种景象会使得被告者和整个城邦都同样地显得可笑”。这是一，不煽情。
被告被判有罪后，他可以提出一种惩罚。然后由法官在死刑和这种惩罚之间选择一种。如果他提出的惩罚足够重，也可以令民众消气，至少是可以免于一死的。但苏格拉底显然认为这样等于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他起先要求法庭奖励自己，随后又纡尊降贵提出一个低得过分的罚金数额。结果是民众更加愤怒，原来不过280票对221票要判他死刑，这下就变成了361:140。这是二，不认错。
死罪已定，苏格拉底的学生为他策划了一个越狱逃亡方案，但苏格拉底当然不同意。苏格拉底老师眼里，即使判决是荒谬的，法律本身却是神圣的，“在各个国家中，那些最好的统治者总是把对法律的服从看作公民的最大义务，难道这一点你都不懂吗？一个国家的公民遵守法律，它在和平时期就幸福，在战争时期就坚定。”（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所以苏格拉底老师觉得自己留下来受死，是捍卫雅典的法律权威。这是三，不跑路。
面对指控，苏格拉底老师一不煽情，二不认错，三不跑路，可以称之为“作死精神”。碰到同样的情况，我估计孔老师会跑路，因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孟老师会煽情，玩大逆转，把群众煽乎起来，将原告拍得立毙当场也是可能的；庄老师呢？按“齐物论”的精神，他会认错，同时心里面说，对就是错错就是对，雅典人真弱智。
止庵先生有个很好的概括，《庄子》这书，当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且不是“一派人”的作品，而是“一脉人”的作品。
一派人，是大家有相似的立场和观点；一脉人，是大家从同一个原点出发，走着走着，各上各的路，分歧甚至敌对，也是在所难免的。
比如说，生与死的问题，是贯穿《庄子》全书的主题，但各篇表达出来的倾向，可能天差地远。
很多篇章的观点，是活着最好。一切物质的、精神的追求都可以不要，要的就是活着。浑浑噩噩但生存能力更强，那我就要浑浑噩噩。真别说，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存能力，被反复蹂躏，但垮而不死，真和这种态度有关。
但《庄子》偶尔也会主张人生如白驹过隙，固然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活得多赖，也就是那么几十年而已。所以，最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爽过。这见于《盗跖篇》。这种观点，特别切合人的动物本能，对好汉型的人物，格外有感召力。
又有时候，强调活着诚然最重要，但不能是赖活，要有一种奇特的精神追求，可以称为“养神”。养神的最终结果似乎是长生不老，所以其影响可知。后来忽悠秦始皇的那些方士们，描述海外拥有长生不死药的仙人有多神奇，就几乎照搬了庄子对“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形容。
但当面对妻子和自己的死亡时，庄子又显得极豁达。老妻去世，庄子用极其深情的语调，讲述了生死无别，不值得为之动情的道理。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
自己将死，庄子说，抛尸荒野，才是最好的安葬。
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列御寇》）
《大宗师》一篇里还讲了很多用滑稽的态度面对痛苦和死亡的故事。个人感觉，这构成了《庄子》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按照这个态度，第二、三节里那一堆“不重要”后面，还可以加一个“活着不重要”。若以逻辑一贯的要求来衡量，则这些内容对前面那种重视养生、养神的主张，打脸打得噼里啪啦。
更极端的时候，庄子则会赞美死亡。这样的例子虽然不多，却也很有名。《至乐篇》里，庄子和骷髅的大段对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骷髅只是说死了就没人烦你，所以很快乐。苏格拉底说，死后可以和古代伟大人物的灵魂对话，那种爱智的乐趣，《庄子》里是一点也没有的。
《庄子》本身就如此复杂，《庄子》的影响辐射开去，各色“庄粉”作何表现，自然另是一种光怪陆离的景象。
隐士与权力同行
庄子一时兴起，给蓬草间的一个骷髅起死。大概，也无非是想让他跟自己“谈谈闲天”罢。不料，这竟是商纣王时候的陈死人，被人一闷棍打死，不但抢走了财物，而且剥去了衣服。复活过来的，乃是赤条条一个大汉。凭庄子怎么解释，汉子拒不接受自己已经死了五百年的事实。他没有聊天的闲心，只关心自己的衣服和随身物品的去向，并进一步推论这些东西是庄子谋了去，抓住庄子不放。庄子宣讲等生死，齐贵贱。所以有衣服也就是没衣服，在这里就是无效的，这也就让庄子本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这是鲁迅小说《起死》的前一半，故事从《庄子》外篇的《至乐》取材。原材料并不长，全文照录：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对照小说，鲁迅的改造举其大者有三。
第一，把骷髅复活，在原文里仅只是一个设想，小说里却当真实行了。
第二，这段文字里，庄子有意降低了自己的水准，发出一通稷下学士式的夸夸其谈，然后才借骷髅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真意。鲁迅不容他这么扮猪吃老虎，小说里的庄子虽然滑稽，嘴里的议论，却是《齐物论》里的精义。
第三，不论怎么说，原来骷髅和庄子之间的辩难，总还是两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小说里，死而复生的这位杨家庄的杨大，却并不是读书人。
把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置诸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超卓的思考水准和拙劣的处世能力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常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此种桥段，往往既为阅读者所乐见，复为写作者所擅长。平庸如《封神演义》的作者，写起姜子牙受老婆的气来，也多了些风趣，何况鲁迅这样了不起的小说家？这自然是令人忍俊不禁的一段。
比照鲁迅的其他小说，且套那个被说滥了的“孤独者/庸众二元对立模式”罢，似乎也套得上。这复活的汉子，已经身在五百年后，却仍然“尸祝往时”，拒不承认早已改朝换代，可谓昧于天下大势，又“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自然也是“庸众”或“看客”中的一员。庄子对这汉子摆事实讲道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又何尝不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
于是，问题来了。
鲁迅写愚民，是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而写孤独者，又历来“笔锋常带感情”。何以这一回，《起死》里的汉子似乎只见其可怜可笑而未见其可恨，鲁迅并未给他“顺手一枪”；而对庄子的狼狈处境，鲁迅不说有几分幸灾乐祸，至少也绝不同情。
《起死》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这一年，鲁迅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文章，极论为文做人，非有“是非”不可。如：
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为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不用说，鲁迅的论敌们，为了说明争论之无谓，是热爱引用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或者，这便是鲁迅写《起死》的一个重要动因。一团和气则无生人气，那便从《庄子》里拿过一个死人来。看看用生死齐一的高论面对现实，是怎么一个结果。
不论是读鲁迅的作品还是传记，都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他身上极少有所谓的“文人气”。重实干而恶“高论”，大概也算少文人气的表现之一。《故事新编》中关涉先秦诸子的三篇。《起死》写庄子，固然多是挖苦，《出关》中对老子的态度也是戏谑为主。唯独《非攻》里的墨子，几乎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正面的形象。
大概，诸子中唯独老庄最多高论，而墨子却是实干家。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如夏瑜，如吕纬甫，如魏连殳，结局或以死亡，或以消沉。然而，他们都曾经是行动者。即使后来外表上不得不泯然众人，内心仍有极强烈的痛苦。这痛苦，便是鲁迅与他们的同情所在。
至于像庄子这样从根本上就拒绝行动的孤独者，鲁迅就是另一种态度了。
说鲁迅不喜庄子，当然大谬不然。《汉文学史纲要》里的评价极高：
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这自然是显证。另外，鲁迅推崇魏晋，对嵇康尤其还有些偏爱。而论魏晋时代，总不可能扣除掉庄子的影响。
问题恰恰在于，庄子的影响实在太复杂。《庄子》各篇，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社会看似不认真的态度。不过是因为别有关注而不认真，还是其实很认真，因为激愤太深而显得不认真，或是觉得调戏一切正常的价值，更方便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则难说得很——后来者愿意选择怎么接受，就更难说。
前面说到，滑稽可以是真话的保护色，但不应该忽视了滑稽也可以是谎言的兴奋剂。如秦晖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议论：
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我国传统时代的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相容的“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摩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
当然不能说《庄子》全书都是这个调子，但《庄子》中确实有这个调子，后世热爱庄子的人，也有不少正是持这个调子。
比如东汉的马融。《庄子》秦汉时很被冷落，是马融把《庄子》从断烂的竹简堆里翻出来，重新给炒热了。但现实生活中，马融是这样运用《庄子》的：
（马）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
这里的“老庄所谓”，不过是把贪生怕死理论化而已。
再如西晋的郭象。我们今天读的《庄子》，都是由郭象的注本派生出来的（更早的《庄子》是什么样，已经无从知道）。但这个郭象注，却始终被抄袭的公案纠缠着。当然，这是个争论极多的问题。不过，对郭象最善意的评价，也不过是说他对向秀的注有所发展，不能纯以抄袭视之。大概，他也是在实践“齐物论”，抄不抄都是一回事吧。
《起死》的后半部分大有深意。旁的孤独者面对庸众，往往是彻底的无奈和绝望。这位小说中的庄子，却只是一时的狼狈。很快，他便有了对策——“一面支撑着，一面赶紧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来，狂吹了三声。”
巡士闻声而来，和庄子套起了近乎，因为他们的“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听说庄子此行是要去见楚王的，那敬意就更了不得，于是汉子被吓得退走到乱蓬里，借助官府的权力，庄子轻轻松松地脱了身。
还是鲁迅的话：“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隐与官，原是一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