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荀老师自己也没说清楚。《性恶》篇里，他极力强调不是；但在《王制》《非相》等篇里，他又隐然说是。对此，不喜欢他的人，就骂他自相矛盾；喜欢他的人，则替他圆话，夸他区分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个人的意思，是对此不妨看淡一点。先秦诸子中名头最响亮影响最深远的七个大腕（老、孔、墨、孟、庄、荀、韩），没有谁会去精确定义一个概念，然后一以贯之地使用它的。发现逻辑漏洞必为之圆，类似西绪弗斯的工作，会把自己累死；抓住一点逻辑漏洞必穷追猛打，则不妨直接判定诸子都无足观，引用鲁迅的话，“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的书”，看别的去吧。
世相过于纷纭，逻辑有时而穷，诸子的言论，往往是针对直接面临的具体问题而发，很难以普遍原理视之。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综合他们的全部言论，判断一下他们的大致立场和兴味，将之完全一贯，是不大可能的。
引子
孔子的寿命是七十三岁，孟子据说活到了八十四岁，在当时都算非常长寿。
但荀子可能还要长寿得多。
司马迁为荀子立传，话不多，引起争论的地方却不少。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意思是说，荀子五十岁的时候到齐国，到齐襄王的时候成了硕果仅存的前辈。看这语气，他到齐国应该还在齐襄王继位之前，就近算他是齐湣王时来的，也就是公元前284年以前。
《史记》又说，春申君死的时候，荀子还活着。春申君死，是公元前236年。算下来荀子起码活了九十多岁。
荀子也确实是个不服老的典型。他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对的，但智商和判断力“永远年轻”。
荀子名况，经常也称“荀卿”或“孙卿”。姓被改成孙，可能是因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卿可能是他的字。当然，这类问题照例有争议，我们也照例不深究。
荀老师很自负，这点他和孟老师很像。孟老师喜欢跟人辩论，但强调自己是“不得已”；荀老师则非常直接。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
是君子就一定爱辩论。只要是人，都喜欢谈论自己推崇的观点，咱们君子还尤其突出。
孟老师说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荀老师更狠：
君子……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不苟》）
这句话的意思是：咱们君子，说到自己有多光荣美好的时候，把自己和舜禹相提并论，和天地等量齐观，那也不算吹牛。
人得有多自信，才敢说这个话？相形之下，孟老师简直算低调。
两个如此强势的人，即使价值取向完全相同，大概都很难彼此喜欢。何况，对太多问题的看法和思路（后者更关键），他们都是相反的。
救世实践派
如果古籍中关于荀子的记载均为真，则此君绝对是个“祥瑞”——他在燕国，发生了燕王哙禅让的大动乱；他在齐国，结果乐毅率领五国联军下齐七十余城；他去了趟秦国然后回到老家赵国，于是长平之战打响；他还赖在邯郸不走，于是有了邯郸之围；最后春申君收留了他……春申君的结局，你懂的。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荀子是战国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
这句话，分量很重。那么多儒生，绝大多数都只配作大师座下的传教士；要当大师，光靠有复印机和传声筒的本事肯定不够格，一定要有自己开创的独门功夫。
即使不谈思想，荀子的特点也很明显。
第一，他活动范围特别大，去过的国家特别多。
周游列国，是孔子开的头。孔老师从鲁国出发，到过齐国，在卫国住了很久，还经过了宋、郑、陈、蔡等一系列小国，作短暂的停留。在黄河边，老人家隔着逝者如斯的滔滔河水，看了看对岸的晋国；南下，在楚国边境上，孔老师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
基本上，孔老师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河南两个省。而他的步履之所至，目光之所及，也就是后来思想最活跃，学者辈出的地方。先秦诸子，尤其是荀子以前的诸子，绝大多数都是山东人和河南人。他们多半是爱跑动的人，但也只在山东、河南之间跑。
儒家弟子，不少去了孔子想去而没去成的晋国。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往西跑得更远，而是晋国分裂成赵、魏、韩之后，势力东移了。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教书，是在现今的河南长垣（钱穆的说法）；孟子见梁惠王，地点是大梁，即今天的开封。他们都没到太行山以西。
墨子活动的区域，算是特别大的。他到过楚国的王都，这点孔老师比不了。但他在楚国待最久的地方是阳城，即今天的河南方城县。墨子的学生见过越王，不过这不意味着这孩子曾远赴浙江，而是当时越国已经把首都迁到了山东琅琊。越王想封给墨子土地五百里（大致在以前的吴国属地），也就是今天的苏南一带。墨子没同意，我低级趣味地想，嫌那里太偏远，可能也是一个附带原因。
今天一说楚国，大家都会想到湖北、湖南一带。其实河南南部，也是楚国版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老子、庄子，往往都被当作是楚文化的代表。老子是苦县人，庄子是蒙人，这两个地方到底是今天的哪里，有争议，但也都是河南人内部的争议。
战国七雄中，有三个国家在山东、河南没什么地盘。西方的秦国，北方的赵国和东北的燕国，这三国，原本都不出文化人，纯粹的文化人也基本不去，去的都是实践派和野心家。
但荀子，在这三个国家都待过。
第二，荀子本身是赵国人。
荀子之前，赵国没出过著名学者，与荀子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也只有一个慎到，一个公孙龙。
荀子是赵国人，但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很成功。到齐襄王的时候，说他“最为老师”，也就是公认的前辈大师；“三为祭酒”，也就是多次被评为首席专家。
当时的学术界，齐国稷下堪称凤巢，赵国恐怕只能算鸡窝，荀子是鸡窝里飞出的凤凰男。
这对荀子看问题的视角肯定有影响。
这和一个在文化中心长大的孩子，忽然有一天登泰山而小天下，看到了前辈们看不见的落后地区，然后决定送戏下乡传播先进文化，是一回事。
但在比较落后的赵国长大，既看到学术最发达，思想最精致，却独独对山雨欲来的天下大势格外迟钝的齐国，也看到了野蛮落后，但强悍进取，所向无敌的秦国，那又是另一回事。
荀子在战国学术传统的庐山之外，他的心里，有自己的秤。
第三，荀子亲身经历的大事件之多，也不是孔孟可比。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乱世里，孔老师在世的七十多年（公元前551—前479年），其实算是个相对太平的岁月。当时天下最动乱的地方，一个是南方，楚吴越在争霸；一个在山西，晋国的六卿在夺权。这些都太遥远了，作为一个经常在河南溜达的山东人，孔老师是动乱的局外人。
至于鲁国、卫国的内政，脏事儿破事儿当然少不了。但总的说来，各个政治派别都还保持着较好的自我抑制力。斗归斗，但把政敌的肉体彻底消灭却很少被作为终极目标。正是在这样温和的环境里，孔老师才能从容品味时代的黑暗，追忆往昔的荣光。
孟子面对的现实（主要是前4世纪的中后期）就惨痛得多。尤其是孙膑围魏救赵的战术，让中国人第一次见识到战争的手段可以如此流氓却又如此有效。马陵之战发生于公元前341年，照一般算法，此时孟子刚过而立之年；马陵（今郯城县）与邹国（今邹城）同在山东省西南部，相距并不远，对这件事，孟老师想必印象深刻。
而被偷袭之后梁惠王的反应则体现了人为了复仇可以有多么疯狂。孟老师评价说：
“不仁哉梁惠王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尽心》）
有了这样的见闻，所以孟老师对战争和暴政的控诉比孔老师显得更忧心如焚。就比如“糜烂其民而战”这六个字，朴素明了。今天的中学生仍然能一望而知，但寄寓情感之沉痛，真是穿越千古。
荀子比孟老师大概又要小上几十岁，两人活动的年代有交集。但总的说来，就在这几十年间，社会形势的变化已是天翻地覆。和荀子所经历的事件相比，即使是孟老师那个时代，都还可说相当平静而富于人道主义。
荀老师经历的大事，第一件是燕王哙禅让。
这是孟、荀二位老师都赶上了的事。禅让的结果是导致了燕国的高层彻底分裂，然后大动乱爆发，《史记》对此的记载是：“构难数月，死者数万”。这个死亡人数在当时也许不算特别惊人，但重要的是，这个恐怖的灾难不是发生在遥远的边疆，而是在繁华的都市。燕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颇受和平眷顾，很少看见流血的人骤然看见这样尸山血海，尤其会觉得惊心动魄。
年轻的荀子，就是这场大动乱的亲历者；而身在齐国的孟子很快也听说了这件事。但他和荀老师毕竟有旁观者和当事人的区别。根据韩非子的记录，荀老师曾试图阻止灾难的发生，但他最终有心无力。后来，荀老师提及尧舜禅让，坚决判定是浅妄之人的胡说，想必和此时留下的惨痛记忆有关。
第二件事是齐湣王的军国主义改革。
当时在稷下的荀老师是这次改革的反对者。反对的结果就是搞得自己在齐国待不下去，只好南逃到楚国。南下途中，荀老师应该会撞见正雄赳赳、气昂昂北上开赴齐国的楚军。
那是公元前284年，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齐，强大的齐国七十余城顷刻失守，齐国几百年积蓄的“珠玉宝货车甲珍器”被劫掠一空，齐湣王本人则死在楚国将军淖齿手里。
这在当时是天塌地陷的大事。就在不久之前，齐、秦两国的君主，还并称东西二帝。齐国是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天下第一，至于学术思想、言论自由、人民幸福指数之类的软实力更是无与伦比。
然而这一切辉煌竟然是花架子，外力轻轻一击，就如七宝楼台破碎得不成片断。五年之后，战乱平息，荀老师回到齐国。面对兵燹之后的焦土，荀老师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索。
但更恐怖的事还在后面。大约在公元前266年到前263年之间，荀子去了一趟秦国。这之后，秦赵之间战争爆发。
这第三件事，就是长平之战与邯郸之围。
坑杀了赵军四十万降卒之后，秦军稍事休整，再度出击，把赵国的首都邯郸团团围住。
邯郸城似乎随时将被攻破，秦军的屠刀自是仍然不会留情。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邯郸人的心头。而荀老师，当时极可能就在邯郸围城之中。
何止是邯郸，何止是赵国？当时整个天下，都感觉到了黑云压城风雨飘摇。大家心目中那个恐怖、邪恶、野蛮、暴虐的虎狼之国，真的就要统一天下了吗？
如果荀老师是一个纯粹的齐国人，他也许会用全部力气抨击秦国这种反人类的胜利。然后宣称自己即使投海而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奴隶——被誉为“天下高士”的鲁仲连，就是这样做的。
但荀老师没有。
打开《荀子》这部书，会发现荀老师并不刻意强调自己这个时代的恐怖与灾难。写到了，语气也很客观严肃，绝没有孟老师那种大声疾呼的迫切感和摧人肝肠、感人泪下的力量。
他不喜欢以情动人，当然更不是那种会为孤儿寡妇流泪却对可行的社会福利方案毫不关心的浪漫主义者。
他要找问题的症结，也要找解决的办法。
性恶和能群：人类的劣势与优势
见识了太多人间惨剧的荀老师对人性作了悲观的判断。他说，“人性恶”。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
人生来就会追求利益，由着这个性子，人就会相互争夺而不懂什么是辞让了。
人生来就会嫉妒他人，由着这个性子，人就会相互残害而不懂什么是忠信了。
人生来就喜欢声色娱乐，由着这个性子，人就会淫乱，而不懂什么是礼义文明了。
总之，顺着人天生的性情，结果就是你争我夺，不守本分，不讲道理，而最终归于暴虐。
当然，荀老师也不算是一个彻底的性恶论者。和孟老师一样，他也把人的特性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叫“人性”，一部分叫“人为”（“伪”）。分析一下具体内涵很容易发现，荀老师说的人性，相当于孟老师说的禽兽，这部分两个人都认为是恶的；荀老师说的人为，相当于孟老师说的人性，这部分两个人都认为是善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二位吵得这么热闹，却仅是语词之争。区别在于——
第一，孟老师看重向善的能力。认为人只要将自身的善发掘出来，一切问题都不成问题；荀老师担忧作恶的倾向，认为任由这个倾向发作，结果就是谁也活不下去。
第二，孟老师认为这种向善的能力是可以自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的；荀老师则强调，这不可能。要向善，就必须借外力的引导与规范。
借助现代生物学的研究，今天我们对人的自然本性可以尝试着换个角度来看一看。
奥地利生物学家康罗.洛伦兹先生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大鱼缸里放进二十五种不同的鱼，每种四条。如果鱼打架的话，应该咬96次其他种类的鱼，才有机会咬同类3次。但实验结果是，异类互咬与同类互咬的比例是15:85。而这十五次异类互咬中还有多算的，因为有一种处女鱼，只待在水槽的洞穴里。任谁进入自己的地盘，它都会冲上去乱咬一气。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实际上，一系列观察和实验都表明动物们攻击同类的热情总是远远高于异类。
个中道理倒也不难解说明白。任何一种动物（人类亦然），总需要食物和异性。你要把猎物扑倒，要把异性推倒，这都需要攻击的能力。但这不是攻击的真正奥秘，关键其实在于，谁和你需要同样的食物？同样的异性？
当然是同类。
狮子攻击羚羊，但狮子永远不会希望把所有羚羊赶尽杀绝（因为这同时意味着自身的末日），而一只狮子是绝不会允许自己的领地上出现另外一只狮子。
洛伦兹嘲讽说，待在城市里的人爱幻想野外鳄鱼大战巨蟒之类的景象，其实人家无冤无仇，没事打什么劲儿啊。要打，也是同类相残。
同理，人类之间相互过不去，大概也是天性。而且人类这种热情还确乎在所有动物中名列前茅。因为有一种资源，只有对人来说最稀缺。
那就是领地。
领地的重要性首先是和食色欲望有关。雄性动物把领地看作自己基本的食物来源。有了这点保障，它才可能赢得雌性的青睐。另一位动物行为学家罗伯特.阿德雷在《领地的必然性》一书中谈到，多数领地物种中的雌性对没有领地的雄性，甚至根本不作性反应。这个结论广大丈母娘大概会很喜欢。因为也许可以借此推论，早在人类还不是人的时候，姑娘就已经只愿意嫁给有房的男人。
这大概也就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生物学解释。动物之间的领地争端往往相对容易解决，因为弱势一方可以通过逃跑来避免冲突。但这个方案对人类却经常不适用，而且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不适用。人类已经发展得太强大也太能繁殖，多余的土地几乎没有了。——前面提到过，孟老师曾建议滕文公像太王一样离开故土，但太王可以走，滕文公却无路可走。
那么在动物之中，到底是否存在合作、利他的情况？
据说也是有的。
第一种利他叫“亲族选择”。
这在蚂蚁、蜜蜂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这些小虫子有时会为了保护同类和族群做到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但相应的表现是，蚂蚁、蜜蜂辨认亲族的能力超强，对非亲族同类的灭杀欲望也大大高于其他物种。这种特性延伸到人类社会就有点像野蛮时代的部族间“血亲复仇”。西周宗法制，也有点像按照这个逻辑设计似的。体现在儒家思想里，是鼓吹讲究血缘伦理的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相对空洞的口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倒是长期被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种叫“互惠的利他”。
比如哺乳动物之间互相舔毛，比如一个山洞里彼此熟悉的吸血蝙蝠，有时吸到血的会喂血给没吸到血的，然后下次你再喂还我；比如小鱼以大鱼身上的垃圾为食，大鱼借以清洁自身。这个就有点像墨家的“兼相利，交相爱”。动物之间，这种利他发生的条件要求很严格。比如大家要是“熟人”，活动区域要固定，该物种寿命足够长。简言之，就是仅限于小圈子里有效。墨家满口“天下”，调子很高，但实践的结果是墨者集团也是搞成了一个小圈子。
第三种利他是否存在，生物学家间争论很多，叫“群体利他”。
就是一群动物团结在一起，彼此扶持（程度较上一种深入得多），相亲相爱，从而在生物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动物间是否有这样的利他不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恰恰也是荀老师特别注重的一个概念。
荀老师说，人类的根本优势所在就叫作“能群”。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
既然牛和马都被定性为是不“能群”的，则显然不是一群同类凑到一起就叫“能群”。这两个字翻译成白话，应该是“懂得合作”。
合作对人类的意义确实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力量不如牛，速度不如马，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在这两点上，比人更不如的动物也有的是，但它们的单体生存能力往往都比人类强。人对人类社会的依赖，并不是社会高度发达的产物，而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一起诞生的。
因为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这一身零部件，跟自己生存的环境完全不匹配。
我们知道，人类的大多数灵长类近亲都生活在森林里。我们为什么会和这些亲戚们如此疏远？
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推测是，当年地球气候变迁，森林面积迅速减少。这时，老祖宗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死守在树上，忍受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要么，走出去看一看，是不是树冠之外，还别有天地。
于是人猿揖别，我们的祖先迈出了从森林到平原的关键性一步。
这真是何其艰难的跨越。毕竟，之前千万年的进化，老祖宗身上的器官都是按照怎么在树上生活装备的。和其他平原动物站在一起，其形貌之古怪不和谐，显而易见。
那些动物的后肢都强壮有力，善于奔跑和跳跃，因为食草的要会逃跑，吃肉的要会追击，基本上，老祖宗谁都跑不过。
老祖宗原来的主食是果子，只有一个胃，没有强有力的盲肠。总之，靠吃草吸收不到足够的营养。平原上果子不易找，好在，当年在树上的时候也经常掏鸟窝，这身肠胃消化肉食倒也没什么问题。活肉倒是常在眼前晃，但身为食肉动物，必须要装备尖齿利爪。老祖宗咂咂小嘴，看看小手，一边滴两滴口水，一边感到深深的绝望。
眼睛也是大问题。平原上危机四伏，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眼睛最好一边一个，长在太阳穴的位置……
尤其是，食肉动物都爱吃夜宵。人类一到夜里就两眼一抹黑，更是等死的料。
再想想狗鼻子，想想兔子耳朵，人类的配置水平就别拿出来丢人了。
总之，单兵作战的话，对食草动物而言，老祖宗是最无害的猎手；对食肉动物而言，老祖宗就是废物点心。
所以老祖宗唯一的出路，就是彼此依靠，通力合作。跑不过你，咱们一伙人打包围、布置埋伏总行了吧？两只眼睛视域太窄，咱三个人，六只眼睛，全方位360度无死角了吧？夜里看不见，咱们一堆人在一块儿轮流守夜总可以了吧？当时，这样的合作还不是荀老师说的能不能取得对其他物种的优势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生存权的问题。卢梭说，人类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非要带上相互约束的这副枷锁？因为要是没有这副枷锁你就只能等死。
当然，老祖宗也有两个优势。一是双手比较灵巧，一是头脑还算灵光。所以之后的进化主要就是大力发展这两项特长。
但这两个特长偏偏是矛盾的。发展双手去干别的事情，就只能靠后肢行走，越来越趋向于直立；提升脑容量则脑子变大，于是头也跟着变大。为了能够把大头娃娃生下来，妈妈的产道也要跟着变大，但既然已经直立行走了，则产道再大也就那么大——你能想象所有的姑娘都劈叉着走路吗？
矛盾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把孩子提前生下来。生物学家有句话，叫“人类的婴儿是胚胎”，因为从骨骼钙化水平看，一岁的婴儿跟刚生下来的小猴子差不多。这也许意味着，他本来应该在妈妈肚子里多待上一年再出来。
早产的结果是导致人类的成长期特别漫长？（想想吧，另外还有几种动物像人类这样，要长到十几岁才能照顾自己）这样沉重的养育负担光靠母亲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女人们就要相互照应，而臭男人也背弃了千万年来生了孩子就撒手不管的潇洒作风，开始顾家了。发展至今，已经和亲戚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可以去动物园的猴山看看：山外，有多少抱着娃的男人；山里，又有哪只公猴子抱娃？
所以，发挥个人优势的结果，仍然是要强化合作。
正因为人类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对群体依赖性太强，所以人类才不得不收敛自私的本性，学习着关心群体利益。这大概也就是荀老师说的“化性起伪”。至于这个“伪”，是否已经内化为人性的一部分，今天的生物学家都没说清楚，荀老师说不清楚，就更不足为怪了。
为大众寻找道德楷模
在荀老师看来，要约束邪恶的人性，发挥能群的优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礼”。
“礼”这个概念，弹性很大，最广泛的涵义近于社会规范。总之，是强调外界约束的意思。
——讲性善则强调自我修养，讲性恶则强调外界约束。讲修养则喜谈道德激励，讲约束则强调制度建设。所以孔子传下来的仁和礼两大法门，孟子就偏爱讲仁，并进一步讲到仁义；荀子就偏爱讲礼，并进一步讲到礼法，这都算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但社会规范有好多种，也就是礼有好多套，那么荀老师推崇的，究竟是哪套？
荀老师说，大家应该“法后王”。也就是要学习后代的王，用后王的礼。
于是问题又变成了，这个后代究竟有多后，到底是指谁？
1949年以来，一度很普遍的解释是，荀子说的“后王”，就是近、当代的王。他们比孟子所鼓吹的“先王”要强，也就是指出荀子主张历史是进步的。那些年里，捧荀老师的是法家，夸他是唯物主义者，这也是一个重要理由。
把荀子里关于“后王”的议论拿出来看看，很容易发现这个论断很牵强。
清代学者已经统计出来，《荀子》里一共九次提到后王，其中解说最详细的一次，在《非相篇》里。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
古代的圣王有上百，我该挑谁来学习？回答是图画时间长了会掉色，音乐时间长了无余音，照章办事的有关部门，时间干长了，疲惫了也会懈怠——这三句，字字都要找到精确的定义很难，但大意可以确定，年代久远的东西就会不清楚。
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所以说，要了解圣王的行迹，就得挑那光辉灿烂、看起来最清楚的，那就是后王啊。
总之，放弃后王而谈上古，就好像放弃自己的君主，而去侍奉别人的君主。
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
所以说，要了解千年以前，看看今天就知道了；要了解什么是亿万，看看一二就知道了；要了解上古时代，就要看看周朝的大原则；要了解周朝的大原则，就要看周天子推崇什么样的君子。
说了半天，荀老师最推崇的还是“周道”。前面那个所谓的“天下之君”，显然是指周天子，也就是文王、武王、周公、成王这些人，因为他们曾经统治过天下。相反，要把“天下之君”理解为“当今天下的君主”，实在没道理。翻遍《荀子》这本书，荀老师对自己这个时代的统治者，说话虽然不像孟老师那么难听，但也是批评为主，好话不多。
当然还有个问题，既然提倡学习文武周公，为何不直称“先王”就好了？事实上荀老师也经常使用先王的概念，而含义跟“后王”一般看不出明显区别。就好像“中国队大胜美国队”跟“中国队大败美国队”，虽然用了反义词，但意思是一样的。
那为何要发明“后王”这么一个怪怪的、容易引起误会的概念？
这和时代背景有关。因为战国以来，古代圣王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
孔子虽然也赞美尧舜禹，但最崇拜的是周公。墨家爱讲大禹，夏比周早；孟子言必称尧舜，又比禹早。庄子说话更加没谱，说说神农、黄帝是轻的，还扯出来很多不知道的怪名字。之后这股风愈刮愈烈，不但“圣王有百”了，而且一个比一个早。相形之下，西周开国的这几位，真成了圣王中的老疙瘩，再后也没有了。
整个时代的风气，都是信古崇古的。荀老师如果宣称，“你们那些圣王都属捏造”，这话不会有什么效果。于是他就发明了这么一个理论：不幸的社会也许各有各的不幸，但幸福的社会从来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说，燧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统统都是一样的。
既然都一样，而只有文武周公，我们掌握的材料最多，那当然就学他们，这就是所谓“法后王”——后王者，先王中最后的王也。如此一来，虽未贬低但却架空了对手的老招牌，堪称四两拨千斤的高招。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学者们多夸荀老师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发展进步的，其实这恰恰是荀老师最鄙视的历史观。他说：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荀子.非相》）
意思是：谁说古代和现代不一样，谁就是骗子；谁信古代和现代不一样，谁就是傻子。
当然，荀老师也没完全说实话（或者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假话）。崇法批儒的那些年，对荀老师的评价至少有一点是说得很准确的。
他对“礼”作了新的解释，主张地主阶级所有制，反对奴隶主贵族所有制……
“地主阶级”“奴隶主贵族”等术语，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别扭。但荀老师用周礼这个旧瓶子，装了自己的新酒，是事实。
这件事，荀老师做得其实比较着行迹。中学里，我们都学过荀老师的《劝学》，荀老师告诫大家，学习要持之以恒，其实这只是文章的前半篇。后一半，荀老师则谈了具体应该学什么，他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
学习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正确的方法，是从读经开始，到学礼结束。《尚书》是政事的纪录，《诗经》是心声的皈依，《礼》则是法制的原则，条例的纲要，所以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学礼，礼就是道德的终极标准啊。
显然，是把《礼》抬到经典中的最高。荀老师又有一句话，叫“隆礼义而杀《诗》”，更是明确把《诗》摆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但我们知道，真要了解周朝的制度，其实《诗》都比《礼》要靠谱。
《尚书》里有大量古代的公文和公告，虽然其中假货很多，但也有不少确实是第一手资料。
《诗经》收录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的诗，里面关于西周的原始材料也很可观。
可是以《礼》为名的几部书，就非常可疑了。
后世所说儒家经典中的三《礼》，是《仪礼》《周礼》和《礼记》。荀子所见的关于《礼》的书，大约比较接近今天的《仪礼》，其中主要是春秋后期的材料。《周礼》虽然号称是周公的治国大典，但一般认为，是荀老师那个时代刚刚出现的一部假古董。至于《礼记》，荀老师的时候还根本没有，那是汉代儒生整理的学礼笔记，其中有的文章，根本就是赤裸裸地抄袭荀老师。
所以，越是推崇关于礼的著作其实就越表明对真正的周礼不关心。
荀老师又说：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荀子.劝学》）
大意是，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好老师。因为经典各有各的局限，只有跟着老师学习古代君子的道理，学到的知识才能既崇高又全面，而且还能解决实际问题。总而言之，学习的原则，第一是找好老师，其次是学礼；这两点没做好，钻研一辈子诗书也仍然是个陋儒。
这是又把老师抬到了《礼》之上。这番话，我觉得基本可算荀老师的招生广告。因为当世的各大学派基本是被他骂遍了的。那些学派的名流，悔过自新还来不及，哪里有当老师的资格？荀老师，最老师，这是在稷下学宫都得到承认了的。
所以，荀老师实际上是在企图自己垄断“礼”的解释权。孔老师是不是托古改制，不好说；荀老师则无疑是真动手改了。
不平等的社会才是好社会
人离不开“群”，即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这个大前提已经明确，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这个群的结构应该是怎样的。
第一，荀子强调不能平等。
荀老师比较注重观察和归纳。基本上，谈到什么问题，他都会给你举出一堆案例，然后按照优良中差划分等级。
比如士人他是这么划分的：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再比如儒生：大儒，雅儒，俗儒，俗人。
再比如臣子：圣臣，功臣，篡臣，态臣。
再如军队：仁者之兵，霸者之兵，强者之兵，危国之兵，亡国之兵。
再如国家的政策：修礼之政，为政之政，取民之政，聚敛之政。
再如国家的状况，荀老师谈过好多次，细节上有变化，但大框架还是固定的。最好的国家行王道；次一等的国家行霸道；再次的，有时细分为安存之国，危殆之国，覆亡之国等等，有时则混为一谈，不再区分。
可见只要你面对现实，就会发现随便什么人和事，等级是确实存在，不容抹煞的。所以理想的社会也就应该是等级制的。
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王制》）
名分均等就无法统属，权势相当就不能统一，大家平等就无法指挥。天地一出现，就有了上下的分别；伟大领袖一上位，就有了治国的制度。两个贵人谁也伺候不了谁，两个贱种谁也使唤不动谁，这就是天数啊。大家地位一致，每个人想要的都很多，资源肯定不够，于是就要争，争了就要乱，动乱则意味着穷途末路。古代的圣王，正是为了解决动乱问题而制定了规范，划分了等级，规定了每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使之保持一种对等关系，这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尚书》中说：“只讲平等，就没有平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荀子提倡的等级制实际是科层制，跟西周的封建宗法制不是一回事。
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
这个“义”，含义跟孟老师说的“羞恶之心”不大相同，有点类似责任心。群体内部已经进行了复杂的分层和分工，按照这个划分，每个人都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尽这个位置上应尽的职责。这种身份认同，也就是“义”。
什么岗位应该尽什么职责，荀老师讲得特别详细，几乎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这些内容还是在强调“思不出位”，这看上去跟西周的老礼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荀老师已经作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动。
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牛人可以越级提拔，无能之辈不到任期就直接罢免。官二代不守规矩，那就贬为庶人；吊丝很上路子，能胜任多大的官该给就给。
这个意见不讲情面的程度，跟墨子相当，给“周道亲亲”（周礼的原则，是亲近自己的亲人）所留的余地，实在有限。孔、孟听了只怕都要皱眉头，他们都是赞同在贤贤和亲亲之间搞折中，而且多少是偏向亲亲的。后世即使是比较推崇荀子的儒生，也说他“大醇而小疵”，部分就与这种缺乏人情味的主张有关。当然，这也被认为是法家气。
所以很明显，荀老师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等级之间的流动是很频繁的，和西周的封闭结构很不同。或者这么说，周礼所主张的“思不出位”是科长就想科长的事，处长就想处长的事；同时科长这辈子就是科长，处长这辈子就是处长。
荀老师主张的“思不出位”，是科长就想科长的事，处长就想处长的事；你要想处长的事，等你当了处长再说。
第三，荀子非常排斥异端。
等级已经划分好，身份认同应该怎样建立？毕竟，不同等级之间待遇差太多，等级间虽然可流动，但进入上层的毕竟只是少数。下面有人不服气是肯定的。
荀老师答：教育，教育不了的就动用刑罚。所谓：
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王制》）
更重要的是，你遵循这个体制的规范，那么体制内除了君主之外的任何职位，你都可以心存指望。但你要是怀疑体制，发表对体制的不满，或虽无不满，但你的兴趣却会干扰体制，那后果就严重了。
荀老师有雄文曰《天论》——这篇文章在古代未必特别能引起重视，但这几十年来名声极大，夸荀子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这篇文章被当作是最大的证据。其实通篇看下来，荀老师的最终结论不过是，好好思考体制内的问题就行了。自然的、超自然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关心。借此说他有“科学精神”，真是天大的误会。
荀子又特别讨厌自己的老乡公孙龙（虽然从来不点名）和惠施、邓析这伙人，抓到机会就要骂，因为他们关心纯粹的逻辑推理，竟常常使得结论和常识经验相悖。所以荀老师又有雄文曰《解蔽》，意思是要把大家从蒙蔽中解放出来。这篇文章强调，自然科学知识不可穷尽，所以掌握得再多，也和笨蛋没什么区别，可见选修理工科的，都是“妄人”。学习的最大原则，就是要知道需要学什么，而别的都不必学。
要学的，当然只有“圣王之制”。荀老师引用前辈学者对经典的阐发云：
传曰：“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此之谓也。（《解蔽》）
讲究语言逻辑，钻研物理世界，这是咱们君子鄙视的。记性好，懂得多，但不符合核心价值观，这是咱们君子鄙视的。
显然，荀老师鄙视科学的态度，与庄子不遑多让。不过庄子是“僻处自说”（朱熹语，出自《朱子语录》），不管别人；荀老师则把反科学写进了政治纲领。荀老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能说他有科学精神吗？
还有一篇《宥坐》，其中有个故事影响实在太大，也有必要一说。
孔子在鲁国代理相职，才上任七天就杀了少正卯。门人们都大惊，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为什么要拿他开刀？于是孔老师解释说，人有五大恶行，抢劫，偷盗还算不上其中之一。这五恶是——
一曰：心达而险；（心思通达而险恶）
二曰：行辟而坚；（行为邪僻而固执）
三曰：言伪而辩；（胡扯得特别雄辩）
四曰：记丑而博；（古怪的事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我觉得，在今天可以理解为记录丑闻然后发表到微博上，虽也不中，亦不远）
五曰：顺非而泽。（干坏事还能把坏的说成好的）
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想反动。
孔老师说，这五条都属于罪大恶极，占上一条就不能留活口。少正卯居然一样不落，而且其粉丝有无数，转发有千万，真是“小人之桀雄”，是不能不杀的。相比之下，倒还是选理科好些，理科只是被鄙视；文科生一旦选错了方向，就是杀罪了。
这样以言论杀人，真是使人毛骨悚然。前面提到过，孟老师经常和人家拍得板砖横飞，而且说话往往很难听，但大家围观得很欢乐。因为孟老师终究是以言论对言论，并不扼杀对方的反驳权。动用行政手段置论敌于死地，这种思路，在《孟子》里确实是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