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诛少正卯，这个故事之真伪，争论很多。到今天，基本上是喜欢孔老师的，都力证这个故事为假；讨厌孔老师的，则认为这个故事为真。我觉得这至少反映了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么杀人是不对的。
甚至于，不少挺儒家的学者都不能接受这个故事是荀老师讲的。钱穆先生就说：“盖犹非荀卿之言，而出于其徒韩非、李斯辈之手。”
韩非、李斯会说出这种话来，那理所当然的。但荀老师一样也说过：
元恶不待教而诛……才行反时者死无赦。（《王制》）
跟大坏蛋不讲教育，杀了了事。啥叫大坏蛋呢？你的作风跟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不一致，那就是大坏蛋，就该“死无赦”。
那荀子对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有好感，也一点不奇怪了。从这个角度说，荀老师提倡的这个等级制，内部的流动性固然比周制要强，但要论对外交流时的应变力，却比周制还要弱。符合主流的，则山寨与发明等价；不符主流的，则创新与作乱同罪。说他在鼓吹一个扼杀想象力的体制，一点都不冤枉他。
荀老师会有这样的主张，我觉得和他过于强势的性格，以及他多灾多难的经历有关。苦难使人反思，但只是针对苦难来反思，也特别容易使人变得狭隘。罗素在他的《哲学史》里，以他一贯的刻薄腔，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深入地挖苦了一番，但也说了一句非常体谅的话：
柏拉图曾经经受过雅典的饥馑和败绩；也许他下意识地认为，避免这些灾难就是一个政治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同样，思想活跃，吵吵嚷嚷的齐国，面对外来入侵时瞬间土崩瓦解。创痛酷烈，很容易会让人觉得为了增强凝聚力，干净利落地让一些东西消失，无论如何是值得的。
第四，荀子非常讲究尊王。
在荀子的理论框架下，君被抬到了空前崇高的地位。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礼论》）
这句话实际上等于是说，圣王是正义的、合理的、秩序的源头。于是很自然的推论是，合理的社会该如何维持？首先来自对君主权威的维持。关于这个意思更明白的表达在《君道篇》里：“君子者，法之原也。”
所以，有些学者相信，《荀子》这部书，就是儒家写给统治者的一封情书。孟子昂然独立的精神从此消亡，民贵君轻的主张从此被抛弃，儒学沦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荀子说过另外一些话。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
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富国》）
百姓贱之如尩，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藉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王霸》）
意思是，邪恶的统治者，人民像鄙视女巫一样鄙视他，像厌恶鬼祟一样厌恶他，天天都想着找个机会向他扔鞋，打倒他、践踏他、赶走他。一旦有突发事件，统治者不能指望人民会为你卖命，你的宣传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孔子说：“你怎么对别人，别人也怎么对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弒君。（《正论》）
类似的言论从不同篇章中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可见是一贯主张，并非偶尔说说的门面话。
仍然是坚定的民本论。《王霸》篇刻画民众对暴君的憎恶，嘲笑宣传机器的徒劳，情景如在眼前；《正论》篇里宣布汤武革命的正义性，铿锵斩截，也不逊于孟老师的“诛一夫”。
既然基本立场未变，那荀老师为什么要如此尊王？
【段子为证】
荀老师鄙视的东西很多。再比如《非相》篇中有这样一段——
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论议之卑尔。然则从者将孰可也？
说当时社会上，很流行“伪娘”。这些女性化的男人，非常受广大女同胞欢迎：熟女都想嫁给他们，萝莉都想找他们做男朋友，一个个为了他们离家出走。写到女粉丝追偶像的声势，荀老师独拈出“比肩而起”四字来形容，真是笔力非凡。
但有关部门很没情调，对这些伪娘的处理是带到闹市区，不是演出，而是杀头。荀老师感叹了几句伪娘太没见识，但对处死他们，看来倒是很赞同。在《非乐》篇里，荀老师还把男人女性化，当作了时代没落的几个标志之一。
顺带说一句，《非相》中还说上古的圣人们一个个都奇丑无比，描写十分欢乐，与《庄子.德充符》堪称双璧。
尊王：善恶间的灰色地带
人类社会始终面临两种威胁：动乱，或者专制。生活在专制气氛里的人，最痛惜的是自由之不可得；但动乱中人，首先渴望的却是平稳安定的生活。当然，应该遗憾他顾此失彼，但也总该有理解之同情。为自由而放弃面包，对个人而言当然是高贵的选择，但裹挟民众一道如此，近乎草菅人命。
荀子的时代，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而且最有可能完成统一的就是秦国。对这一点，可能一部分齐国人还比较迟钝，但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它就在那里。
除了少数流氓野心家，秦国是公认的“天下之仇雠”。但千夫所指不会无疾而终，秦国是骂不死的。不想接受秦的统治，除了像鲁仲连那样跳海而死，还有两个选择：组织一股足以抗秦的力量，或者改造秦国。
这两条路，荀老师都尝试过。
不得不承认，面对危机，很多时候最有效的手段是集权。而最易行的集权是独裁，最稳定的独裁是世袭。
指责中国古代思想家构想不出公民大会这样伟大的制度，未免太轻佻。古希腊城邦灿烂若满天星斗，但公民人数超过二万的却不过三个，而就这三个城邦，已经被认为是突破了上限。柏拉图说到理想的公民数，在一千和五千之间。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城邦的公民，最好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总之，直接民主制的承载能力，大致就只有这么大。
而史籍记载，作战时出动的秦军，人数可高达六十万。即使坚信这个数据夸大，打个对折甚至一折，五千公民兵，这也是泰山压顶之势。
一般认为，民主制度最大的劣势是不易高效调配全国资源，优势则类似国产的山寨DVD机——不在高贵奢华，而是具有超强纠错功能。也就是说，犯错的几率不见比专制制度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这个劣势可以无视（因为本来就不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则无比珍贵。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片刻之差可能致命，低效就是不可容忍的问题；一次失误就足以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如长平之战，君主制的赵国不可能选择重来一回；远征西西里，民主的雅典也不可能选择重来一回），纠错功能就根本得不到体现。
托庇于巴尔干半岛崎岖的山地，小小的城邦才可能存活。若是在华北平原上，相信他们竟不至于被吞噬，那就不妨也相信“文王以百里，汤以七十里”而统一天下的神话，仍可以再现于战国了。
庞大的人口要组织起来，除了暴力驱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丢给他们一个英明神武的偶像人物，让他们去崇拜景仰从而万众一心。
因为其余方案都涉及到复杂的制度设计，需要多方面的利益权衡。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比孟老师还显得“迂阔不达事情”。只有靠个人崇拜的狂热可以让大家暂时丢掉个人利害的小算盘，星星之火才可骤然燎原。荀老师算是儒家人物中最关心制度建设的人，但他仍然强调：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道》）
有制造混乱的君主，没有注定混乱的国家；有能够带来盛世的圣人，没有能够带来盛世的制度。后羿的射击法没有失传，但学习此项技术的人并非都能成为神箭手；大禹治国的典章还在，夏朝却早已经灭亡。可见制度不能脱离人而存在，规章不能脱离人而运行。制度的存亡，取决于人才的得失。制度，是治国的源头；而君子，又是制度的源头。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古代世界这道坎几乎是跳不过去的。
《圣经》里，犹太人多少次恳求上帝赐给自己一个王。
雅典是古代民主的典范。对波斯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靠的是地米斯托克利个人的卓识与狡猾；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惨败，修昔底德写战史时总结原因，竟归结为伯里克利的病殁（因为他能够“领导民众，而不是被他们领导”）。民主制的成败兴废，系于伟大领袖一身，其果民主云乎哉？
把共和体制优势发挥到极致的罗马，在征服了地中海世界之后，尽管心不甘情不愿，却仍然越来越屈从于一个人的统治。恺撒想独裁，贵族必满怀道德激情地刺杀之；但再经过十多年的战乱，新的独裁者奥古斯都说自己想退休，元老们就慌不迭地恭请他留在岗位上。
直到近代英国，经历过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乱糟糟的局面，霍布斯写出《利维坦》，也是认为人类天生的欲望把人生弄得“险恶、残酷而短促”，理性全靠后天培养（类似“化性起伪”），议会会造成更大的浪费，议会分裂的结果往往就是内战。总之，还是君主制最完善。
所以，在战国末年的情势下，荀老师把“以民为本”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结果却推出了要更加尊崇君王的结论，实在是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大概是他能想到的自保自强，免遭侵略和屠戮的唯一办法。
他仍然赞同汤武革命，却极力否定尧舜禅让，也正是在民本与尊王之间找平衡。必须先有桀纣造成尖锐的君民矛盾，商汤、周武王的革命才有合法性；但无需君民矛盾，禅让一样可以进行，这太容易成为权贵篡位的理论依据（后来的王莽、曹丕、司马炎、刘裕们，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承认革命是捍卫民本的大原则；否定禅让，实际是企图减少来自高层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荀老师在理论上赋予君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他对君也充满了警惕。
我们知道，政论家谈人性，总是和他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的。
像托马斯.潘恩那样，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人因为善而组成社会，因为恶而需要政府。而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不得不要的坏东西。这样的理念自然会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或者我们不妨打这么个比方，政府就好像是一只避孕套，它的价值在于防止意外而不是创造，而且它的存在最好让人感受不到。
如果认为人性本善，而且是极端之善，坚信“人是何等巧妙的天工，理性何等的高贵，智能何等的广大……行动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明，真是世界之美，万物之灵”之类的言辞，那么这样的人会专心做自己，对权力不感兴趣。骨子里，偏好的是无政府主义。像庄子一派，没事就念叨人的自然状态有多么完满，自然也就是主张不治的。
当然也可能反过来，因为相信人性善就要求所有人必须臻于至善，用专制手段逼迫大家必须善。想要追求通往天堂之路，却反而打开了地狱的大门，暴政产生。孟老师在后世，就产生过这样的影响，如所谓“理学杀人”就是体现。
把人性看得十分险恶，但相信统治者具备某种神性，这是善的；但明知统治者也不善，却表示无所谓，那就肯定是要主张极权专制的了。像荀老师的学生韩非就是这样。
荀老师自己却不至此。第一，他对普通人向善的能力并不低估；第二，在谈论性恶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尧舜禹这些圣人给摘出去，他们的本性也还是恶的，所以对他们也要提防。
所以荀老师做了三项安排。
第一项，是在朝的圣臣、功臣也好，在野的大儒、雅儒也好，荀老师都强调他们对君的制约功能，所谓“从道不从君”。这都是孔孟的老原则，荀老师也没放弃。
第二项，他强调君主要有道德，特别痛批“主道利周”（为君之道，是行事要隐秘）。这一项，和他的弟子韩非“术不欲见”的主张放在一起，尤其对比鲜明。
第三项，荀老师实际把君主放在了行政系统之外。
《君道篇》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就是说君主只需要搞好自身的道德修养，怎么治国你不用管。那么谁来管？
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王霸》）
农贾百工的事情，天子自然是不插手。士大夫们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各诸侯管好自己的封国，天下大事汇总到三公那里讨论处理，天子啥也不干，他只需要摆个道貌岸然的姿态，供人民仰望就可以了。
这么看，世袭的天子是国家元首，选拔出来的三公才是政府首脑。君最大的功能是代表核心价值观增强凝聚力。具体的事，确实不用他管。要说荀老师已经有了“虚君共和”的观念，可能是有点过——实际上荀子非常强调君的人事任免权，而这足以使一切虚君主张成为泡影。但荀老师关于无为而治的论述，确实光明磊落，没有老子、韩非的那股子阴谋家气息。
又要尊君，又担忧君权肆虐，荀老师两头牵合，也算是苦心孤诣。一度，他就想用这个主张来改造秦王。
儒生有何用
荀子到秦国，见到了秦昭襄王，也见到了当时担任秦相国的应侯范雎。
推算时间，当时应该是长平之战爆发的前夕。
此时山东六国的形势是魏国早已衰落，齐国刚刚经历浩劫，楚国被秦国打得不敢作声，燕国、韩国太弱小，分量不够。只有赵国看来尚堪与秦一战，不过赵国能力有限，很明显没有真正向秦叫板的本钱。
抗秦似乎已经没多少希望，所以改造秦国，就显得尤其迫切。
秦是公认的虎狼之国，这样与虎谋皮，风萧萧兮渭水寒，荀老师或许也做过一去不复还的心理准备；关中是儒生从未涉足的土地，打破传统，荀老师在儒家同门那里大概也面临了不小的压力。
但我们无法知道更多。荀子入秦这件事，史学家完全没有关注。荀老师自己，也只作了最简单的记录。
从情理上说，荀老师应该是先见的范雎。范雎是魏国人，与荀老师算小同乡。范雎问荀老师，在秦国见到了什么。荀老师称道了秦国的功业，认为秦的威势已经超过了汤武，疆域比舜禹更为广大。然后说：秦国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淳朴而敬畏官员的人民，有严肃认真而恭敬勤勉的办事人员，有公私分开、各尽其职的官员；还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据世俗意义来说，秦国已经接近一个完美的国家，当然，还不能以王道的标准来衡量。
这番评价，更是后来荀老师挨骂的一个重要理由。
我们无法判断，荀老师这样说是欲抑先扬，想给对方一个好印象，以期进一步的交谈，还是确实发自内心。如果是后者，也绝不奇怪，游历了那么多腐败、奢华、淫靡、自以为是而暮气沉沉的文明国家，陡然进入一个看来朴素落后但有昂然气象的环境，感受到一种被红星照耀的炫惑，那是很自然的感觉。
荀老师又说，秦国最大的缺憾，就是还没有儒生。
《强国》篇里没有记录范雎怎样回应荀老师，但他大概是把这个意见转告给了秦王。所以秦昭襄王见到荀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
儒无益于人之国。
于是荀老师就详谈了儒生可以有什么用。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於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
大意无非是，儒生当臣子特别敬业，儒生的人生目标就是让自己的君主变得更尊贵。君主给他点权，他是合格的官员；君主把他丢一边，他就是恭顺的百姓，而且会带动其他人也当顺民。不管混得有多惨，当顺民这个原则，他是不会违背的。
这番话读下来可真使人憋屈。同样是大儒，梁惠王跟孟子谈“利”，孟老师说谈什么利，谈谈仁义嘛！那秦昭襄王跟你荀老师谈“益”，你自然也该说，谈什么益，谈谈礼义嘛！
结果你罗里罗嗦表白了这么一大堆，形容出来的都是些多么恭顺的人啊，对比孟老师在君主面前的浩然之气，这些儒生散发出来的味道，像尾气。
所以后世的志士仁人，读书至此，简直忍不住要拍案而起。如谭嗣同就大骂：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
但至少从这次对话看，当时的大盗也并不待见乡愿。
秦王对荀老师的言论评价了一个字：“善。”
我觉得这不见得是好话，类似洋人说OK，意思可能不过是，好了，到此为止吧。
这位务实精明的老秦王——当时昭襄王已经在位四十多年了，挫败过无数强敌，选拔过大批人才，其中包括范雎这样的天才宰相和战国第一杀神白起——有强大的判断力，不会被任何华丽的言辞所迷惑。你说了半天，涉及到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了吗？提出过哪怕一丁点具体方案了吗？你是能够使粮食增产还是能够使士兵勇敢？农业和战争，不正是我大秦立国的根本吗？
尽管《荀子》中并无记录，但结果是很明显的，谈崩了。后来荀子的学生追忆老师的生平：
孙卿迫于乱世，鰌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尧问》）
秦国被当作了反面典型，和《强国》篇中的赞誉之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光昭襄王判定荀子讲的是迂腐之谈，荀老师的弟子如韩非、李斯，显然也站在秦王一边，觉得老师在自找麻烦。李斯就说，从秦孝公往下数，秦惠文王、秦武王一直到当今昭襄王，连续四代从来都打胜仗，可见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仁义属于胡折腾，怎么方便怎么来才是最合适的原则。
这番话，大概是让荀老师动了真怒，他的回应很严厉：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议兵》）
你不懂！你说的方便，是看起来方便其实不方便；我说的仁义，才是真的方便。
和孟老师不同，荀老师不是不懂得具体问题（我猜，他如果有机会跟孟老师当面辩论，就会不断用具体问题挤对对方）。他不跟秦王谈这些，应该是他觉得对秦国而言，那些都已经不是关键。谈儒生的功能，才是对症下药。
仔细琢磨下，荀老师谈了那么多，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句话：我们儒生是国家最忠实的拥护者，而且是自带干粮的拥护者。
而这些拥护者的作用是论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合法性这个东西，听起来很虚，但影响非常实在。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村一百人，每个人要交一百块钱税，我们都认你是合法政府，你派一个税吏过来，就可以把税收走了。
但在我们桃花源村，大家表示不认得你，不愿意交这个税。按照法家的逻辑，是懒得在合法性上下功夫的，无非还是刑、赏两手最方便——对村民用刑，给收税的打赏。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十个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才能把我们给震慑住。然后你发现，收上来的一万块钱，还不够给那十个人发工资。
所以你不得不加税，然后我们抵触情绪更大，组织起来抗税，十个差役也不管用了，你还要进一步增加人手，于是也就需要更多的税……如是恶性循环，维持统治稳定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填不满的窟窿，终究谁都没法过日子。
总之就是，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府，行政成本将大大上升。即使它不想推行暴政也只有暴下去，因为别无选择。
这层道理说穿了虽然简单，但要秦昭襄王明白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此时的秦国还基本就是一个对外掠夺的机制。只要战争总是获胜，掠夺总是成功，强盗头子就不难支付刑赏的成本。他在团伙内的合法性，也不会受到质疑。
一直要到六国覆灭，只剩下匈奴、百越这些苦哈哈的蛮夷抢无可抢，这个问题才会暴露出来。秦朝崩盘之后，回过头来想一想，就发现还是荀老师看得远——汉初知名的儒生，好多都和荀门有关联，写《过秦论》的贾谊，就是荀老师的三传弟子。
谭嗣同同学那段荀学与秦政相互配合依存的议论，作为事实判断，诚然极具洞见。荀老师的方案，是把孟子那样不合时宜的带路党，变成新体制需要乃至必不可少的五毛。但价值判断则复杂得多。
以下两个层面，大概都是难以否定的。
第一是确如谭同学所说，大盗利用乡愿，把本来不可延续的专制统治变得可以延续；乡愿取悦大盗，戕斫民族元气，使得奴性越来越渗入国民的骨髓。
第二是儒生作为减震和润滑系统，淡化了政府的暴虐色彩，保住了民众的承受底线。合法政府不见得就是善茬，不过作恶的必要少了很多。这种合作下的社会，当然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一个好社会，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许已经是相对不坏的结果。
是继续忍受愈演愈烈的动乱，同时遥想将来，祈祷不知道多少代人以后可能会磨合出一个真正美好的黄金时代；还是无论如何赶紧结束乱世，好歹让自己和看得见的儿孙先安安稳稳把日子先过下来？
荀老师几乎骂遍了他之前的诸子，却唯独对杨朱的一句话表示过同情。
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王霸》）
在四通八达的路口，杨朱恸哭道：“在这里走错了半步，就陷入了千里外的歧途。”
严师出叛徒
先秦三位儒学大师，都是教育家；但教学风格，很不一样。
孔子的课堂似乎比较随意。经常是老师带着几个学生聊大天，学生们各抒己见，老师最后做个总结，有时甚至都不总结，一次课就完了。对不求上进的学生，他放手不管；这孩子学习创造性不足，他就劝退。拿到今天的学校里，肯定要被判定为不负责，保住教职都很艰难。
孟老师就比较嚣张，我不知道今天哪个老师还敢跟学生说这样的话：“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不屑于教育你，也是教育你的方式的一种。”
但是别以为他真的很吓人。读《孟子》的感觉是孟老师的学生都以挑刺为乐，提问一个比一个刁钻。比如一个叫屋庐子的，发现老师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就很得意地说：“连得间矣。”我可挑着毛病了。这帮熊孩子还喜欢搜罗各种不利老师的言论，然后兴兴头头地传给老师听，好像求学就是为了看老师被挑刺后的反应。
孟老师的态度是反驳起来一套一套的；但有一点好，从来不生气。看得出他其实是挺宠着学生的。齐宣王要见孟子，孟老师说不见就不见；但学生们说，老师你不见就不许回来，孟老师就有家难回，只好住到朋友那儿去了。
《孟子》这本书，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孟老师和学生合作完成的。暂且忽略考证，就冲书里透出的气氛，我觉得也像。
荀老师则要严肃得多。
“师道尊严”这个概念，之前当然也有，但很大程度上，还真是荀老师炒起来的。比较两句中学里就学过的话。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孔老师那里，思和学是并重的，不可偏废。到荀老师，思的地位就远远比不上学了。对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孔老师不谈，但有敬畏；荀老师则是没兴趣，而且鄙视。至于社会伦理，他又坚信标准答案已经明确，自然没必要费功夫胡思乱想了。
重视思，则学生是主体；只强调知识的传授，则教师的地位当然也就飙升了。
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修身》）
礼法这样规定你就这样做，这是性情安于礼法；老师这样指导你也这样复述，这样你的智慧也就和老师相当了。既然如此，老师是圣人，你也就是圣人了。所以违背礼法，就是乱党；反驳老师，就是逆徒。不按照老师的指导去做而喜欢自作主张，就好像瞎子辨别颜色，聋子辨别声音，除了添乱你能干啥？
老师威严这样大，学生不免朝两个极端发展。
一些孩子成了老师的死忠，在他们心目中，荀老师就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谁要说荀老师不如孔子，他都会跟人急。
《荀子》这部书的最后，有一段荀门弟子介绍老师的话。劈头第一句是：
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
然后“啪啦啪啦”一大通，宣扬荀老师有多么伟大、光荣、正确，护师卫道的小心肝，真是活蹦乱颤。
聪明孩子，则可能会因此强化逆反心理——苏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荀老师怎么会教出李斯这样主张焚书的学生：主要强调荀老师太自恋，除了孔子和子弓，把先贤都骂了一遍，使学生也对前辈的著作失去了敬畏之心。我倒觉得，没出师时被压抑坏了，这条理由大概也可以补充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