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君主接受墨子的主张。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墨子，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甚至书也很少有人去翻动。这时，他坚持的意志与奉献精神，在晦暗的背景下显得熠熠生辉——这也正是很多人所熟悉的那个墨子形象。如果墨子成功了呢？庄子说，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引子
战国的煊赫过后，将近两千年，很少能听到墨家的消息。但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墨家又吃香起来。《墨子》这书素来无人关注，传抄中失传了不少，留下来的也错乱得不行，现在有第一流的学者开始花大工夫整理；孙中山主持创办《民报》，一边提倡“三民主义”，一边甩开孔孟老庄，单捧墨子为宗师；梁启超甚至说：“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只有墨家思想，才能救中国！鲁迅写《故事新编》，儒家称道的伯夷、叔齐，道家的大腕老子、庄子，都被调戏得不行，只有墨子和墨子的偶像大禹，有理想，有担当，浑身“正能量”，是大先生笔下少有的积极形象。
当然，捧墨子，不是他的十大主张都捧。“明鬼”“非乐”就明显不受欢迎。“兼爱”自然最得好评，因为很容易联想到“平等博爱”，也容易和基督教挂钩；《墨子》书里一些似乎和科技有关的内容，被迅速附会为声光电化；当时的中国正风雨飘摇，反侵略的“非攻”，当然也是格外被强调的。
这造成的结果是，一般人对墨子的印象，就剩这几个标签：兼爱、非攻和科学知识。最近这些年，和墨家有关的通俗文化作品不少。大体都是在强化这几个元素。墨子的侠义形象深入人心，而墨家的领导人叫“巨子”，我们可以亦尊他一声“墨巨侠”。
墨子的四记杀招
战国末年，韩非子回顾之前几百年的大辩论，下判断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
可见在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很大程度上是平分秋色的。但到了西汉盛世的司马迁那里，给两家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孔子本人以布衣而入了“世家”，孔子的弟子们有传，孟子、荀子也有传，而对于墨子却只在《孟子荀卿列传》里附了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真是冷落得可以。但就算只有这么一句话，也还是透露出墨家曾经的煊赫。墨子比孔子小，本来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墨子》书中也从未掩饰这一点，但社会上却仍有墨子和孔子同一时代的说法。在好古崇古的气氛里，人们普遍相信年代越早的人物越牛。道家要压倒儒家，就宣布老子比孔子早；墨子被认为和孔子同时，大概也是反映了儒墨两家曾长期打个平手的状况。
关于孔子和墨子，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叫“孔子给了春秋一个辉煌的结束，墨子给了战国一个闪亮的开始。”
墨子的生卒年不好确定，大概就在孔子去世前后，墨子出生。《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是跟孔子的学生学习，两位大师并没有照过面。
墨子的里籍也有争议。他是宋国人还是鲁国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依据，考证留给学者们——其实材料就那么多，还是不定论稳妥些。
墨子为什么叫墨子？有的说他姓墨；有的说因为他黑；有的说因为他是木匠（木匠要用墨线）；有的说因为他是刑徒（墨是五刑之一）——重要的是他不但姓墨而且叫翟，墨是劳改犯，翟是野蛮人，而且他的著作确实是被旁人看作是“贱人之所为”的。总之，这个称呼反映了他社会边缘人的地位。
谈到墨子的相貌，古往今来的人们，印象倒是比较一致。孟子说是“摩顶放踵”，就是摩秃头顶，走破脚跟；庄子说是“腓无胈，胫无毛”，就是腿肚子没肉，小腿上汗毛掉光。一直到鲁迅先生写小说，“像一个乞丐，三十来岁，高个子，乌黑的脸”。
以这样的一副形象在儒门上课，他是怎样和那些讲究衣着、举止进退的儒生同学相处的？那情形想想其实也蛮好玩。彼此看不顺眼是一定的，斗嘴、打架或者在当时就有。后来墨子自立门户，等于撕破了脸，从此双方关系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大家族，路上碰见了不斗上一回，回去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招呼。
所以《墨子》这书，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板砖向儒生们头上拍去。在《非儒篇》里，墨子谈了“孔某”的好多劣迹。其中说道，在楚国，孔子帮助白公胜造反；在齐国，孔子帮助田常造反；在鲁国老家，孔子站在权臣季孙氏一边来对付国君，斗争失败季孙被追捕，孔子展示大力士风采，力托闸门让季孙脱身……要按事实考察，这些段子破绽多得让人无力吐槽。总之按墨家的说法，当时普天下的动乱事件中，到处活跃着孔某人和他弟子们的身影，而孔子本人始终安然无恙，相形之下，拉登之流，简直弱爆了。
《公孟篇》里，墨子还总结儒家的四大罪状，引原文：
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墨子坚信，这个世界上绝对是有鬼的，儒家却怀疑天的权威、鬼的存在，因此得罪了天地鬼神。这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厚葬是说墓地工程太大，表现为大棺材套小棺材，尸体上衣服裹了一层又一层，死人下葬就像把家搬入地下，结果是普通人死了，家产全埋了；国君死了，国库恨不得都埋了；久丧是说守丧时间太长，守丧期间，要痛哭流涕，要显得自己伤心得形销骨立，于是别人搀扶着才能起身，拿着拐棍才能出行，说啥我听不见，有啥我见不着，如此一折腾就是三年，而如果七大姑八大姨接二连三地死了，那就不知道要折腾多少年，啥也别干了。这也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文娱活动搞得太多，这又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相信命运，认为人发财还是受穷，长寿还是短命，国家太平还是动乱，安全还是危险，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君主相信命运，就会不处理政务，普通人相信命运，就会不从事工作。这更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这四条指责，有的打中了儒家的痛处，有的虽然未必打中，却有很好的煽动群众、引导舆论的效果。
第一条，儒家不信鬼神——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比较暧昧，原则是不肯定不否定，能不谈就不谈。但祭祀的时候，假装有祖先或神明在。墨子特看不起这种和稀泥的态度，要么你就别祭，要么你就真信，这么扭扭捏捏的算啥子？拿这条批儒，证据不算确凿，但在迷信气氛浓厚的社会环境里，这条罪名绝对是大杀器，所以墨子也拿过来就用了。这事算中西一理，雅典公民控诉苏格拉底，罪名也是这厮不信神，而且同样也没啥过硬的证据。
第二条，儒家厚葬久丧——我们可以从《论语》里找到很多证据，表明孔子虽然坚持三年之丧，但也不喜欢过分的繁文缛节，不赞同办丧事一味追求豪华。但孔子之后的儒生，很多大概确实就是墨子说的那样。墨子说办丧事是儒生的“衣食之端”，点破了非常实在的问题，丧事办得越盛大，他们赚得越多。这是经济基础，关系到广大儒生尤其是底层儒生的生活质量，比祖师爷云里雾里的教诲可切身多了。颜回死，孔子主张薄葬，可到底架不住门人们的执拗，最后只好叹息，“我想把你当儿子看待，可是却做不到。”孔子生前都如此，死后更由不得他。
第三条，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墨子觉得这是瞎折腾。听音乐可以使粮食增产吗？不能。听音乐可以使战争胜利吗？不能。那还听音乐干什么？这种论调，今天一听就觉得刺耳，很容易觉得太狭隘、太偏激。但应该注意到，墨子面对的是一个把音乐功能夸张得过分的对手。儒家说，五音和谐中，包含着治国的大道。音乐家的选择，比各国领导人一块儿表态更有说服力；而低级趣味的音乐，更是会带来自然灾害。墨子不承认这个耳朵眼儿里的中国，对拍的过程中，就走了极端。这就像你说莎士比亚很伟大没人会有意见；但你说大英帝国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肯定是要有人指责你说便宜话，甚至翻老账说，莎士比亚在文学史上被炒得那么火爆，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从殖民地反攻大不列颠。
另外，当时所谓乐，外延比现在大，可以泛指一切文娱活动。它们的开销确实太大了，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前一条一样，不管孔子本人怎么看，国君加大礼乐方面的经费投入，对儒生有利。
第四条，儒家信奉乐天知命——孔子的天命观也比较复杂。大体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怀抱一种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的态度，完全没有鼓吹人偷懒的意思。墨子这么批孔，把孔子庸俗化了。但是，多半在他之前，孔门自己已经把天命观庸俗化了。毕竟，明知道不成功还坚决不放弃的犟脾气，在“理性人”中太不具备可推广性了。所以，这条批孔或许不准确，批孔家店，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批判儒家的同时，墨子推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共十条：
尚贤（让有本事的人当官）；
尚同（所有人应该保持一致）；
兼爱（爱所有人就像爱自己）；
非攻（反对侵略）；
节用（节省开支）；
节葬（主张薄葬）；
天志（天有意志，天代表着世界的终极价值）；
明鬼（证明世界上真的有鬼）；
非乐（反对娱乐）；
非命（不相信命运）。
这其中，天志、明鬼就是在反对儒家“丧天下四政”的第一政，节用、节葬反第二政，非乐反第三政，非命反第四政。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在批儒时没提是因为这四点在当时和儒家没有直接的冲突。
其实区别是存在的，而且很关键。
非攻的底牌：以暴制暴
非攻就是反战，反战这个观点，在当时不算有特色。
春秋时的战争多少还保留着些西周军礼的遗风。宋襄公恪守“不重伤”“不擒二毛”（头发有黑有白叫二毛）的规矩，虽然被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当时的风评，却不是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发生在晋楚之间的邲之战、鄢陵之战都是有名的惨烈大战，然而邲之战胜负已分后楚军指导晋军怎么逃跑；鄢陵之战时晋国大夫则在战场上还要抽空向楚王下车行礼，这些也都被传为美谈。
到了战国，可是整个儿变了局面。“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了。眼见着大地血染，白骨如雪，稍具人心者都要站出来反对战争。
墨子《非攻上》开宗明义，证明发动战争是不义的。偷别人家的桃李是不对的，当然偷别人家鸡狗猪更不对，偷别人的牛马又比偷鸡狗猪不对，杀人则比偷牛马更不对，杀十个人又比杀一个人更不对，杀一百个人又比杀十个人更不对，发动战争死的人更多，所以特别不对。看见一点黑色说是黑色，看见很多黑色说是白，这是不知道黑白的分别；尝到一点苦味说是苦，尝到很多苦味说是甜，这是不知道苦甜的分别……所以不反对战争，就是不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
如此夹缠的一大篇，可抵得过庄生的一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把墨子骂作禽兽的孟轲孟老夫子，也曾宣称“善战者服上刑”，最好各国都把能征善战的名将都杀了，于是也就天下太平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孟子的反战，比墨子还要彻底。墨子非攻，但是对“诛”却很赞许。就是说，像古代圣王那样发动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我们都知道，后世那些热衷侵略屠戮的元凶巨恶，谁不爱扯个正义的大纛？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战双方的普通士兵，又有多少人是满腔热忱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巨侠的这个缺陷，庄子看得很清楚，他说，“为义偃兵，造兵之本”。
孟子反而没这个问题。不义的战争他反对，而一旦正义，他就坚信应该有征无战。商汤征伐四方，结果是往东边打西边着急，往南边打北边着急，少数民族兄弟都抱怨说：“你咋才来呢？”（奚为后我？《孟子.梁惠王下》）周武王讨伐商纣，商王朝的军队立刻临阵倒戈，为王前驱，争先恐后当了带路党。道德感化力强悍到这一步，仗当然是打不起来了。也有说法认为商周之战杀得血流成河，血河上面漂着被丢弃的大木棒，孟老师是绝不认可的。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相信的，就是那些圣王战争打得很暴力的记录。
所以，只要战争是残酷的，它就一定不正义。孟老师这个反战逻辑，称得起一以贯之。当然，一旦面对现实，它立刻就显得无比脆弱可笑。事实上，墨家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拿儒家开涮的。西周、春秋时代温和的战争规则，儒家对之始终有一种怀念，但墨家就说，要不你就别打，要打你就应该下死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懂不懂？说什么敌人逃了就别追啦，虚拉几下弓弦不放箭，逃敌的车陷坑里就去帮他推车……这算什么呢？
说到底，墨巨侠“非攻”的与众不同，不可企及之处在于他是实践派。
庄子话说得再精彩犀利，孟子话说得再慷慨激昂，面对屠刀，你们有办法吗？
可是巨侠就有。他能够以暴力对暴力，你能攻我就善守，你作云梯我就有“守圉之器”，你攻城的招数已经用尽了，但我防备的办法还有余。
而墨子最有名的“非攻”实践，自然是救宋的故事。
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很着急，从齐国赶了十天十夜的路到楚国郢都。先见公输般，再见楚惠王。一从道义的角度论证攻宋不合理；二从成本收益论证攻宋不合算；三模拟演练，证明宋国根本打不下来。总之，墨子冒着生命危险，总算是保住了宋国。
而墨子回去的时候途经宋城，宋国人居然不让他进门避雨。
照例，介绍墨巨侠行侠仗义的业绩时，都要讲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煽情结尾，还是让人有点疑惑。
有的古书说，墨子是宋国人；有的古书说，墨子在宋国做过官；还有学者分析，墨子的思想，和宋国的文化氛围很合拍。就算这些说法都不对，但要确定墨子和宋国关系挺密切，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宋国人没理由不认得墨子。再说，墨子刚刚才跟楚王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在宋国帮助守城。现在老师来了，这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问题就出在帮助守城上。
墨子向公输般和楚王证明了自己的守城技术和设备很了得。但打仗是个系统工程，光靠技术、设备肯定不够，他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守城措施，才能做到实战像模拟一样无懈可击。这才是墨子真正的底牌。
当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宫里演练攻防的时候，在禽滑釐率领下的三百墨家弟子应该是在宋城忙着这样的工作：
禽滑釐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守城的官吏、小军官、富人以及贵戚的亲眷全部集中起来住到官府，安排可靠的人把他们保护和监控起来。实际上，是拿他们当人质，这样才能确保城中关键人物不会叛逃。
其余墨家弟子们则迅速分散到全城各个角落，一部分查点百姓家的木材、砖瓦、石头等器物的数目，登记其长短和大小。另一部分则组织安排城里的官吏、士兵和百姓结成联保联防。
这一切完成后，禽滑釐飞速赶到中军，击鼓三次，这意味着宋城开始戒严。从这一刻起，城上道路、城内街巷都要禁止通行，擅自出行者，斩。
粗手笨脚的军人甲导致了一场火灾，一旁的军人乙惊叫：“失火啦！”不远处，隶属于另一防区的军人丙闻声前来救火。禽滑釐听到汇报，确信军人甲并非故意纵火，松了口气，传令：军人甲、乙、丙，皆斩。——因为乙不该惊叫，丙不该多事。正确的应对，应该是军人甲、乙静静救火，军人丙原地不动。这样，救完火后，只要砍军人甲一颗脑袋就可以了。但如果甲是有意放火的，则应处以车裂之刑，乙则要连坐处死。
师弟曹公子慌慌张张地来向禽滑釐禀报，宋城的局势有点失控。有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人在大街上奔跑；还有百姓企图爬上城楼，观望敌情……禽滑釐不耐烦听他说完，重重一挥手：一律处斩！
一个企图给楚军传递情报的间谍被抓住，理所当然的，这个人将被车裂。禽滑釐却发现，间谍所在地的街坊里正、负责守护街巷的居民和相关部吏对此事竟一无所知，为了提醒城中其他地区提高警惕，这些人也一律死刑……
上述场景，是我根据《墨子.号令篇》推想的。这是篇专讲危急关头怎么布置城防工作的文章，或者干脆点说，它就是墨家一份军法性质的文件。
毫无疑问，在按照这份法令打造防御体系的过程里，宋国人被深深地折腾了。而最终结果是，墨子的游说成功了，楚国人并没有来。
我们知道，平民百姓也不是好伺候的。你加大国防投入而侵略并没有发生，他们往往就会相信侵略本来就不会发生。宋国的带路党会说，楚国已经不是当年的野蛮国家了，现在它是友好的，是华夏文明圈的一员，根本不会侵略我们。宋国的爱国愤青会说，楚国是混蛋，但楚国已经没落了，被自己国内那点破事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力出击，宋楚之间必有一战，但应该是我们灭他们！总之，这些人一致认为，牺牲和平生活大力搞防御系统，纯属毛病。
所以，他们不让墨子避雨，也许是对墨子有怨气。
另外，我个人的经验是，当年读了《号令》之后，因为打游戏而对墨家产生的浪漫想象也就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是说要拿今天的标准谴责墨家残忍不人道，而是必须记住，战争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墨家作为一个人数不多，背后也没有强有力支持的军事团队，这样高度的警惕和铁一般的纪律，是他们生存的唯一选择。
记住这一点，再理解墨家的其他很多主张，应该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墨家的招牌观点“兼爱”，强调爱无需血缘纽带，爱别人的生命就要像爱自己一样。一同经历过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友袍泽，大概是最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一点的。
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
墨子把自己的书给楚惠王看，后来别人转告墨子，楚王对此书的看法是：“贱人之所为也。”
也就是说，墨子这书，是在为社会底层的人说话。
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捧墨子是“平民思想家”。对墨子的定位其实和楚王是一致的，只是贬义变成了褒义而已。
墨子确实关心广大人民，他说：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
仁德之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为普天下的人除祸患。这应该被看作是普世价值：对人民有利的就实行，对人民不利的就停止。
这话当然很动听，但有一个怎样定义“利”的问题。这样的对话我想大家耳熟能详：“孩子，你听我的，我这是为你好。”“求求你，不要为我好了！”这就是对“利”理解不同造成的尴尬。
好在墨子也说了他对利的界定。紧接上面引的那句：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仁义的人为天下考虑，而不注重个人享受。为了个人享受而“亏夺民衣食之财”，仁义的人不会干这种事情。
结合《墨子》里的其他论述，可以相信，这句话墨子不是随口说的，他对利的理解，就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超出这个范围，他就觉得是多余的。读墨子的书，有时候会想叫他“墨非子”（“非”是批判的意思），因为多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不得不老是非来非去：非攻、非乐、非儒、非命……还有节用、节葬也可以叫非侈，天志、明鬼也可以叫非唯物主义。
各种奢侈品是不必要的。衣服能保暖就行，好看多余；食物能填饱肚子就行，好吃多余；房子能遮风挡雨防盗就行，豪华多余；手机能用就行，苹果都多余……其余一切东西，皆可以此类推。再比如说，人，健康就行，长得好看多余——墨子跟帅哥多少是有点仇的——批判社会上不当得利者的时候，他多次把“面目佼好”者拿出来说事。
墨子还反对国君纳妾太多。因为这会让人民群众娶不到老婆，也就没法多生孩子（墨子非常关心生孩子的问题）。这本来是个很平常的见解，但有学者借此说，墨子是主张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这就未免太夸张。墨子肯定是比较鄙视女人的，“疼老婆”他都觉得不合理。墨家拍儒家的砖，其中有一条就是：父母去世，儒生服丧三年；老婆和大儿子死，儒生也主张服丧三年。这是把老婆、儿子放到和爸妈同等的地位上，为了自己偏爱的人而搞乱了尊卑秩序，真是岂有此理。
墨子又主张薄葬：
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葬》）
衣服三件，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时候，不要挖出地下水来，不至使尸体腐烂的味道散发到空气中，就可以了。死者既已埋葬，活着的人就不要长久地服丧哀悼。
这个主张，是今天的人最能理解的。但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墨子提倡的这种葬法，也已经不薄。这是时过境迁的缘故。当时墨家招致各家痛批，首先就是因为这点。略带贵族气的，都觉得只有自虐狂才会这么干。《节葬》写得特别长，因为墨子需要反驳的质疑实在太多。后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在提到墨子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说两句。
反对战争，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打仗这事实在开销太大了。《非攻中》一开篇就详谈的是钱的问题，而不是人道问题，而且当时的趋势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久者经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也就没法生小孩了。
一切艺术是不必要的。因为文艺活动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收益，成本却很高。
墨子还对科学探索不感兴趣。这个可能会引起争议，关于墨子和公输般斗法，除了攻宋那次，还有个著名的故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
公输般用木头做了一只鸟，天上飞了三天没下来。公输般自然很得意，墨子却表示了鄙视，说你这个东西，其实不如木匠做的车辖管用。人家加工一块三寸大的小木块，能承担五十石的分量，这才了不起。对人有利的才是巧，没好处的，再巧妙也是拙。
谈中国科技史，有所谓“李约瑟难题”。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自己给了三条答案，第二条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这话作为整体判断对不对尚有争议，但上引墨子的言论，确实算是为这一点现身说法了。科学研究，多少总要有一种非功利的钻研热情，墨子却比谁都着急要效益。他无疑是古代一位十分伟大的工程师，但科学家这个称号，还是夸大了些。
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简单小结一下。墨子的这些主张，确实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需求。同样是关心底层，但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分成两类人：一类是悲天悯人的贵族，自己过得好好的，因为见不得穷人这么惨，所以站出来帮穷人说几句话，但思维方式还是贵族的，对穷人究竟怎么想，他们其实未必很了解；另一类是自己就是草根，但脑子和嘴巴比较好使，加上心雄胆壮，于是挺身而出为自己的阶级兄弟宣言。
我觉得，孔孟比较偏于前一种，墨子则属于后一种。墨子出身社会中下层，这也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他对社会不公的抨击很有力；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他反映得也更真实；要让底层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休息时间，这些诉求绝对合理而且是当务之急。墨子显然比孔子熟悉民间，所以他更能说出民间的心声；甚至他那一副劳动人民的形象，也比讲究贵族派头的孔老师有亲和力。战国初期的这一段，墨子的感召力尤其是在中下层社会中，应该要大于孔子。
但是墨子的视野其实比较有限，所以对整个贵族传统不但排斥而且隔阂（作为比较，我们可以说，老子、庄子、韩非子对贵族传统也排斥，但不隔阂），因此不大能理解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毫不介意将之彻底否定。
但是，视野大不大是一回事儿；墨子的胸怀，无疑是很大的，大到想让普天下的人彼此相爱。
爱是一种手段
兼爱是治疗乱世的药方。墨子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
圣人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职责，那就不可不考察乱世出现的原因。乱世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彼此不相爱。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那么自然就父子相爱，君臣相亲，小三爱原配，贾环爱宝玉，城管爱小贩，拆迁队爱钉子户，带路爱五毛，中国人爱美国（咳，这个好像很多人确实做到了）……让世界充满爱，岂不就天下太平了？
当然，任何还没有纯洁到不可救药的人，对这个美妙的提法，心里都多少会有一点保留。
兼爱能做到吗？能够爱人如己当然好，但这不符合人的本性。我就是爱自己的父亲胜过别人的父亲；爱自己的儿子胜过别人的儿子；我倒是想更爱别人的老婆，但也得别人愿意啊？
墨子确实面临了这样的质疑，他没有用墨家的团队体验来应对，而是这样答复的：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法仪》）
咱不鼓吹美好的人性，事实上咱基本上算性恶论者。咱家认为，普天下的父母、君主、专家基本都是坏东西。但是“人性趋利”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吧？爱不是目的，爱是追求利益的一种手段。墨子假设了两个例子。
一个士人主张“兼”（爱所有人），所以助人为乐；一个士人主张“别”（只爱自己），所以损人利己。让你选朋友的话，你选哪个？
一个国君主张“兼”，所以爱民如子；一个国君主张“别”，所以大灾大难面前，任人民自生自灭。让你选国籍的话，你选哪个？
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赤裸裸的自私者会被别人抛弃，所以为了更大限度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就应该全心全意爱别人。这就叫“兼相爱，交相利”。根据这个解释，我想，把墨子的主张表达为“情感投资”可以说相当忠实准确。
但问题是，既然承认爱是一种投资，你就得允许投资者精打细算。给路人搭个便车容易，把车送给他难；给穷人几块钱容易，把他接家里供起来难；爱别人一点点容易，但你要我爱人如己，这个做不到，投入太大，成本太高。
而且，还有个投资风险的问题。墨子假设的例子只是忽略了所有变量的理想模型。理想很丰满，现实要骨感得多。
我们不妨也假设一下，把伟大的墨子放到著名的“囚徒困境”之中，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墨子和区区在下，是两个囚徒。面对指控，我们两人都不招，则各判一年徒刑；一人先招供，则其可立功释放，另一人十五年徒刑；二人皆招，则各判十年徒刑。
墨子是伟大人物，爱我就像爱他自己一样，可以肯定，任何时候他都是不会招的。
我这个平庸之辈呢？
如果我完全不认得墨子，那他招与不招，其实我并不知道。为了防备他先招，我多半会赶紧招。
如果我认得墨子，听说过他的高尚原则，那么我已经可以确定，我不会面对可怕的十五年徒刑。选择仅剩两个：是招了立刻走人，还是在大牢里待一年？因为我还不是彻底没有道德感的人，所以我会很纠结。
如果我不但认得墨子，而且跟禽滑釐他们也很熟，出狱后要与他们朝夕相处，并且很多事情还要指望他们帮忙，那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招。
可见，墨子那样伟大的爱能否获得回报，是要取决于很多外部条件的。第一，它比较容易发生在熟人之间，因为了解了才能建立起信任感；第二，我们之间的合作要有长期性，这样我才会担心我的恶劣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如果今生再也不相见，可就别怪我做人没底线了。用艾克斯罗德的互惠理论说，要保持合作关系，靠的是“未来对当前投下的影子。”
而墨子所处的时代，特点恰恰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要人相信付出爱就可以确保获利，难！
尽管墨子并没有引用此类反驳，但这样的反驳显然是存在。更重要的是，墨子自己的经历更是兼爱行为不能获得足够回报的活生生例子。他的论敌嘲笑他说，我不行义，也没什么坏处，你行义，又何尝见有什么好处？你就是一神经病。他的朋友则劝他说，天下人都不行义，你又何必独自承担？
墨子对此的回答是，正因为天下人都不行义，我更要坚决奉行。这就像大家都偷懒的时候，工作者更要加倍辛勤地劳作。（参见《墨子.贵义》）这句话里流露出的坚强意志和伟大情怀令人感佩，但也恰恰证明了兼爱理论要推广不能光靠利益驱动。
墨子相信，另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兼爱成为现实。
尚贤：平民政治的实践之路
墨子并没有直接提倡过平等，但在节用、兼爱、天志等主张中确实可以推出平等观念。节用到极致，君父的吃饭、穿衣、棺材板都和臣民一样，至少彼此看起来是平等了；兼爱到极致，君父像爱自己一样爱臣子，臣子像爱自己一样爱君父，当然也就不再有君臣父子之别，那是真平等了；强调天至高无上，那么在天面前，人自然都是平等的——据说，虽然天主教会等级森严，虽然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到今天贵族传统的尾巴都没割干净，但基督教就是从来都是包孕着“平等”之信念的，用的就是这个逻辑。
孟子、荀子还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喜欢等级制的他们，都致力于批判墨子。孟子骂墨子是“无父”的“禽兽”；荀子说听信墨子的主张会导致“号令不施”；司马谈也说，墨家之法的结果，是“尊卑无别”。
我猜想，这里面虽然孟子骂得最激烈，但墨子对此大概最无所谓，因为他确实不太信任父子血缘的作用，他说：“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又说：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仪》）
普天之下当父母的多了，但没几个是好东西，所以学习爸妈就是学习坏蛋啊。
但“号令不施”“尊卑无别”的批评，恐怕会大出墨子意料。墨家如果确实演变成那个样子应该会使墨子颇为失望和伤心。因为平等不是他想要的，他是最讲究发号施令的人，也极端强调尊卑之别，只是尊卑不以血统来划分罢了。
先看墨家的“尚贤”观念。
尚贤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只要有才，不管什么血统，什么出身，都要给他官做。在这个问题上，孔仲尼老师在实践中已经大开了方便之门，但理论上没松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实还是成分论。墨子没有这种纠结，就直接提出来了，“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那么，贤人做官，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
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
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墨子.尚贤》）
大意是，贤者治理国家也好，主管官府也好，领导地方也好，都能够起早贪黑，绩效也特别优良。而绩效优良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政府，从而“官府实则万民富”，即大河有水小河满，政府有了钱，于是老百姓也就都有钱了。
前面提到过在孔门被哄下台的有若同学，可以把他的观点拿出来比较一下。有若说，老百姓有钱了，国君你还用担心没钱吗？老百姓都没钱，穷急了要造反的，国君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孟子也骂过一句狠话，叫“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因为这些“良臣”的专长就是为国君“辟土地，充府库”。这句话虽没有点墨子的名，但与墨家的贤者观念针锋相对，也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政府和老百姓谁在先，谁在后，儒墨两家心目中的次序是颠倒的，贵族派的儒家把人民放在前面，平民派的墨家却觉得应该首先把政府建设好。大体，儒家关心民生，观点主要是低税收；墨家则似乎主张高税收然后高福利。当然，这两种主张难说谁对谁错，牵涉到很多具体因素，所以类似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墨子又说，既然让人家做了官，就应该遵循三项原则：
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
给贤者的爵位要高，俸禄要多，权力要大。地位不高的话，老百姓凭啥尊敬你啊？兜里没钱的话，老百姓凭啥相信你啊？手里没权的话，老百姓凭啥害怕你啊？
平民出身的官，因为不像贵族那样有传统优势，所以更需要爵位、财富、权力这些东西才能有执行力，所以封建宗法制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就不得不撕下来。掌权以使人民恐惧为手段，这时候再要判断墨子是在为人民说话还是在为统治者说话，恐怕就不是那么好回答了。近代以来，在大力鼓吹墨家精神的气氛里，郭沫若曾独持异议，说墨子是站在“王公大人”一边的，这个判断你可以不同意，但必须承认它自有它的依据。
其实，在提倡节用和兼爱的时候，墨子的方案中也时时闪烁着权力的魅影。草根阶级对权力更加迷信和迷恋，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事。贵族眼里的权力往往是被礼仪、伦理、风度之类的东西重重包裹的，而来自底层的人们，反而见识过更多权力不加掩饰的运作和不可抗拒的强大。
《节用篇》里，墨子不光谈了以骄奢淫逸为耻，还谈了以多生孩子为荣。墨子眼中，人显然是最重要的资源，他说：财富增加容易，人口增长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现在有人拖到四十岁才结婚，平均结婚年龄也要有三十岁，实在是非常的不像话。应该恢复古代圣王的法制，男人到了二十岁，不许不娶老婆；女人到了十五岁，不许不嫁人。这样，按照三年生一个娃计算，每对夫妻就可以多生两三个。所以，不是没有办法增加人口，问题出在政府不作为。
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当然是古老的民俗，但动用行政权力来干涉女人的子宫，一个人什么时候结婚，孩子生几个，都由政府计划，这是墨子的开创性构想。
回到兼爱问题。论证兼爱的可行性时，墨子发现利益驱动仍然不足以说服对方，于是他又讲了几个故事。
一个是“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死”的掌故；另外一个也类似，晋文公喜欢俭朴，所以他身边的臣子就穿得破破烂烂。还有就是，为了考验士兵的勇敢程度，越王勾践故意放火烧船，然后擂鼓命将士前进。结果，他的士兵们前仆后继，死在水火之中的不计其数。
这些故事在当时都流传甚广。但是，它们和兼爱有什么关系？
墨子说：减肥饿死，穿破烂衣服，冲进火船里送死，这些都违背人的本性。但是，只要国君喜欢就都可以做到。所以，只要国君推行兼爱，用奖赏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逼大众，那么，兼爱就如同火焰向上，水流向下，是天下大势。
总而言之，先爬上领导的位置，再运用手里的权力，什么目标都可以达到。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墨子设计了自己的理想国。
天下大同：墨子的理想国
和孔孟不同，墨巨侠的理想，不是帝王师，而恐怕是哲人王。
墨子书里面，“王公大人”出现的频率极高，墨子不断给他们出主意，说应该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如此才对你们最有利。
但郭沫若先生据此说，墨子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个人保留意见。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的服务是事实，但之所以服务，应该算反映了墨巨侠面对现实的无奈。
拿希腊的事情作比较。我们知道，柏拉图曾经三次远赴西西里，去给叙拉古城邦的父子两代暴君上课。结果当然非常失败，最后一次，一代哲学大师甚至被卖为奴隶。
柏拉图不是犯贱的卞和，觉得发现了一块美玉，就无论如何也要献给君王。他为什么憋着劲儿要和暴君打交道？因为他老人家一门心思想让哲学家当王，而哲学家在任何国家都不受欢迎。指望通过民选而让一位哲学家为王是不现实的，那就只能设法，把一位现成的王给改造成哲学家。想当哲人王还是帝王师，据说是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差别。一门心思想当哲人王的柏拉图，还是只能选择去当了帝王师，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亦然，可见形势比人强。
墨子的用心，估计和柏拉图差不多，也是要改造这些“王公大人”。只是他比柏拉图会说话，所以结果好一点，没有被变卖，不过是被楚王调侃，说是“贱人”而已。
我猜，墨子尊敬地喊着“王公大人”的时候，心里多半想着，这些人不是好东西，到了天下大同的那一天，都应该撤换掉。巨侠的心在滴血啊！
柏拉图有千古名篇《共和国》，畅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中文干脆就翻译成《理想国》。墨巨侠其实也想着彻底砸碎旧世界，在一张白纸上勾画自己心目中的大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