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史料渐多，历史轮廓渐渐清晰。诸子们的活动，虽然不是史书关心的重点，但数得出名号的人物，还是可以排出一大串。这个景象，和之前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孔老师很寂寞，见见官僚，教教学生，但很少有学者出来做他的对手；墨巨侠也只是拍拍儒家的小虾米。高手对决的景象，直到这个年代才多起来。战国中期的思想界，真真是俊采星驰、流光溢彩，是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引子
要让战国时期各位大家一个算一家，也就是所谓“诸子百家”。但要把观点相似的人归置起来算一家，该怎么处理，难度就大了。庄子、荀子、韩非都尝试过分类，但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分类法，还是汉朝人搞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一篇《论六家要旨》，所谓六家是：
（1）阴阳家；（2）儒家；（3）墨家；（4）名家；（5）法家；（6）道德家。
这篇文章纵论六家的长短，推道德家（也叫道家，但似乎不含庄子）为最高，兼具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不过他没说各家都有些什么人物。
《汉书.艺文志》里，推出了一种更著名的分类法：
（1）儒家；（2）道家；（3）阴阳家；（4）法家；（5）名家；（6）墨家；（7）纵横家；（8）杂家；（9）农家；（10）小说家。
除了司马谈的六家之外，又增添了四家，凑成了整数。这里面，小说家档次最低，不入流，所谓“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入流的九家，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九流”。
《艺文志》相当于是汉朝皇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在每一家下面都罗列了著作和作者。我们今天说，某某是道家，某某是法家，主要就是依据这篇“志”。
但实际上，这样的分类问题很复杂，因为各位“子”之间互动性很强，思想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过渡人物就更难定位。尤其是诸子中的某些大腕儿。原因很简单，越是高手，就越不喜欢被人分类贴标签。比如你如果去跟庄子说，你跟老子，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先生多半会跟你翻白眼。第一，啥叫道家？我没听说过诶！第二，凭啥说我和老子是一派的？区别大了好吧！
但高手们不乐意也没用。因为要便于大众记忆，最好的办法就是分类贴标签。
其实，还有个最大而化之的分类法。孟子谈到当时思想界的状况，说道：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意思当今之世，除了他们儒家之外，就是杨朱和墨翟两大“禽兽派”。
墨家生存之道
和孔门不一样，墨家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严密的组织。这一点，可以从学生的言行中窥见一二。
墨子的顶门大弟子禽滑釐对老师的态度是这样：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备梯》）
这样看来，墨子的学习基本和奴隶没什么区别，连心里想什么，都不敢问老师。想想孔子和学生都是怎么相处的，真是对比鲜明。子路不爽，可以逼得老师赌咒发誓；子贡听到人家说孔子的坏话，则会屁颠屁颠地传话：“老师，人家说你像丧家狗诶！”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会帮学生找官做。这样的事例，在墨子书里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的，是学生做官后和师门的关系。
墨子把耕柱子推荐到楚国做官。后来几个墨家弟子去拜访师兄，耕柱子对他们的款待很一般。弟子们不爽，跟墨子说：“耕柱子处楚无益矣！”
墨子说：“未可知也。”意思是等着瞧。
不久，耕柱子送了十斤金子到墨子面前，说：“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
墨子于是对学生们说：“果未可知也。”意思是，你们看如何？
墨子又有个学生胜绰，墨子把他推荐给齐国将军项子牛。项子牛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胜绰当了帮凶。墨子于是召回了胜绰，因为胜同学这么做，违背了墨家“非攻”的原则。另一个学生高石子就比较自觉，当官而不能实践师门的理想，就自己辞职回家了。
看了这些例子，回头再看那句“耕柱子处楚无益矣”，包含的意思就显得不仅是抱怨：第一，做官的弟子，被认为是有照顾同门的义务的；第二，这些弟子是在请求墨子把耕柱子也从官位上弄下来吧。
总之，墨家的逻辑就是，师门的原则大于官场的规矩。今天要是有个民间组织，可以这样操纵官员的任免，大家觉得会被怎样定性？
孔子若地下有知，发现有人可以当老师而强悍到这个地步，心态大概很难平和。他未必认同这是合理的，但只怕不可避免地也多少会有点羡慕。
学生当了官，然后作风让孔子不爽的事，实在也是有的。冉有就是典型，他帮季氏搜刮钱财，孔子发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家伙不是我的弟子了，同学们敲起鼓来讨伐他去！
处罚是开除学籍，并发动同学去讨伐。讨伐似乎没下文，冉有后来也还是当着自己的官。对比墨巨侠的遥控自如，孔老师的手段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墨家的掌门人叫巨子或钜子，有学者认为，墨子当然就是第一任巨子。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观点“没有文本上的依据”。恰恰是因为墨子去世，伟大导师没了，为了保持组织的凝聚力而塑造新权威，才出现了巨子制度。
即使是采后一说，也还是说明了墨家的组织化程度之高。前面提到过，儒家也曾想立个孔子的继承人，结果就没搞成。
《淮南子》夸墨子，说他门下有追随者一百八十人，皆可为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个汉朝人的说法，可能只是推测。但后来有位墨家巨子，确实是做到这一点的。
楚肃王要清洗楚国的贵族，这些贵族不甘心束手待毙又无力抵抗，就纷纷流亡。其中有一位，叫阳城君。
墨子晚年，是阳城君的座上客；墨子去世，墨家巨子孟胜仍然受到阳城君的厚待。所以，当楚军临近之时阳城君便把自己的封地鲁阳托付给了孟胜。
而孟胜决定死守。
有墨家弟子对这个选择表示难以理解，因为实力太过悬殊，与楚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阳城君本人也已经逃走，死守毫无意义。
但是孟胜坚持，他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退缩的道德勇气，才能真正使“墨者之义”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最终城破，殉难的墨家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和希腊人“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传说一样，其中也有两个人本来有足够正当的理由离开绝地，但他们仍然坚决地选择了死亡。
《吕氏春秋》的作者感叹道，“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值得注意的是，当孟胜说明为什么要选择死亡的时候，没有向弟子们提过一句超自然的力量。这大概说明，墨家已经不再需要天志、明鬼之类的教训。对组织的热爱与信仰，本身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吕氏春秋》还讲过另外一个墨家巨子的故事。
巨子腹，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文王怜惜腹年老只有这个独子，因此予以特赦。但腹坚持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虽然大王为我儿子颁布了特赦，但我还是要依照墨家之法处死他。”
这个故事收在《去私篇》中，强调的是腹道德高尚。这当然没问题。但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墨家是一个有自己法律的组织，巨子依照这套法律，对内部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
这样的民间组织，今天又会被怎样定性？
反过来看，领袖太有权威，组织太过严密，也可能成为软肋。
巨子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从人之常情说，怕是不少墨者都会觊觎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刚好有个超逸绝伦大伙都服气的候选人，抢班夺权的事情，就免不了会发生。而一旦发生，这个充满道德激情的组织，大概很难懂得妥协，那时，内耗、分裂就不可避免。
分裂确实发生了。
韩非子提到，墨者分裂成了三派。庄子还说，这些支派都想当巨子的继承人，互相指责别人不是正宗，也就是“别墨”。考虑到《墨子》书里，“别”往往作为兼爱的“兼”的反义词使用，所以这个词的贬损意味，可能相当严厉。
对墨家这样的党团来说，分裂造成的创伤比本来就松散的孔门自然大得多。何况，内患之外还有外忧。
古籍中有很多蛛丝马迹表明，孟胜之后，墨家组织的重心就到了秦国。作为工程技术人才，责任感又如此之强，墨者自然为各国君主所乐于引进甚至礼敬。战国初期，迫切需要改变其边缘化处境的秦国青睐墨家，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如前文就引了一段墨家巨子腹和秦惠文王的对话。
秦惠文王是什么人？他是秦孝公的儿子，即位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诛杀变法的商鞅。
其实，他对商鞅制定的法律，不但没什么意见，甚至终身奉行。他所不能容忍的，是“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君主的权力，是断断不容分享的。绝对君权之外，不可以有任何强大的官场或民间势力存在。
腹不接受秦惠文王的特赦，实际也就是隐然以“墨者之法”与“大王之法”分庭抗礼。这样一位雄猜的君王，嘴上或许会赞誉巨子的大公无私，心里到底会怎么想？
秦惠文王有没有用什么手段对付墨者，不得而知。但秦墨确实飞快地发生了变化。到了这位秦王的晚年，腹想必早已去世，出现在惠文王身边的，是另一个叫唐姑果的墨者。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吕氏春秋.去宥》）
东方的墨者谢子要来见秦惠王，秦惠王向唐姑果咨询。唐姑果害怕谢子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说，这个谢子是一个奸诈的辩士，他来，一定会搬出大套说辞，来骗取您儿子的信任。于是，秦惠王见谢子之前，就已经憋着火，当然，谢子的游说也就没成功。
依附权力，然后进谗、邀宠、诬陷……这是自居奴才的人，才会去做的事，唐姑果做起来却是如此地轻车熟路。你再也无法把这个形象，和当年在秦王面前凛然谈论天下之义、墨者之法的巨子联系起来。
墨子、禽滑釐、孟胜、腹的灵魂在云端里看到这一幕，大概也只能一声叹息：“他好像一条狗诶！”
墨家十大主张，谁是头条
如果唐姑果式的人物最终成了秦墨的代表，墨者，大概就只能作为秦军中的一个特种兵团而存在了。
不过，相比墨者集团的命运，墨家思想的影响无疑要重要得多。
而当时人最关注的墨家主张，却和后世不大一样。
十大主张里，尚贤、尚同、明鬼、天志这几条，很少有人提，提了话也不多。
不提尚贤，大概是因为这个主张到了战国中期，就已经近乎普世价值，各派人物都认可，既然是共识，也就没啥可讨论的了。
至于尚同，别派倒是不大会赞成。不过根据尚同原则，主张天子、国君都搞选拔，游说诸侯的时候未必经常当面直说；又主张用严刑峻法收拾老百姓，则发动群众的时候也不大好说。所以，这个最高纲领有可能主要就在墨家内部讲讲，革命成功之前不宜大肆宣传。不传之秘谈不上，却也并不普及，就好像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似的。所以也就不会为它吵架了。
鬼神是真有的，这本来是墨子最注重的观点之一，而别派高手多半不赞同，荀子尤其痛批过。但荀子在大谈“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时候，却并没有点墨家的名。这大概是因为墨家的后学，自己也不信鬼了。前面提到，孟胜决死前的动员演说，就只字未提鬼神；又如《号令》篇里说，要把巫师监控在特定的地方，严禁散布不利言论，只能按照上面的指示跟老百姓说点好听的。这就显然只是利用它们忽悠无知的士兵，并不真信。而神道设教，荀子也以为是好办法。这事没吵起来，应该是墨家发生转变了的缘故。
兼爱、非攻，大家提得确实比较多，但不是最多。所有人必谈的，是墨家的苦行。
这也好理解。节用、节葬这样的主张成为舆论焦点，完全符合传播学规律，什么接近性、反常性、显著性、冲突性和人情味之类的新闻要素，它占齐了。
试想在那个穷奢极欲的时代，有机会升官发财的人却坚决主张过苦日子，实在非常有个性。白白胖胖的王公大人队伍里，出现一个黑黑的乞丐似的人，不想看见也难。而且，这个主张如果得到推广，三公经费省下来大家花，好处来得也很直接。不像兼爱，回报率有多大，回报周期有多长，都是充满悬念的事。
最关键的是，这个话题通俗易懂。儒家和墨家一个主张仁爱，一个主张兼爱，视为原则问题，相互间砸得不亦乐乎，称得上谈玄析理，议论精微，但二者区别到底在哪里，广大人民群众多半听得一头雾水。《吕氏春秋》曾说，墨子提倡的是仁义，《庄子.天道》又云，孔子是主张兼爱的。这算是充分反映了围观群众对这种语词之争不求甚解的欢乐态度。
至于“别墨”们“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更是小众得令人发指。外行看热闹，这是连热闹也不给看。
节用、节葬就不同了。艰苦朴素光荣，铺张浪费可耻，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庄子、荀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拍墨子的砖，大家当然会觉得其实还是我们劳动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嘛。全民大辩论的声势很容易整起来。
当然，辩论太热闹，结果就是立场更加趋于极端，把问题进一步简单化。且看下一个故事。
有个叫许行的楚国人，到一个叫滕国的小国住下，一边干农活，打草鞋，一边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许行，据说可能就是墨子的嫡派再传弟子许犯。就算不是，他鼓吹神农之道，属于“九流十家”中的农家，而农家是墨家旁支，这个是学者们大抵公认的。
许行的宣讲效果很不错，有两个儒家弟子，陈相和陈辛兄弟，对许行的理论入了迷，结果就变了节，拜许行为师。众所周知，叛徒反噬本门，出手往往比较狠。所以也许是许行授意，也许是自作主张，陈相去找当时正在滕国的一位儒家前辈踢馆去了。
这位前辈，就是孟轲孟老师。
陈相开门见山，先说对滕国国君滕文公的基本评价：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公》）
大意是，滕君确实是一位好国君，但治国的大道理，他是没听说过的。贤君要和民众一块儿下地干活，一块儿田埂上吃饭，边做饭边治理国家。可看看现在的滕国，粮仓金库一样不少，这分明就是损害人民的利益来奉养自己，这怎么能叫贤君呢？
要知道，滕文公是孟老师的大粉丝，孟老师的教导，他听了一套又一套，说他“未闻道也”，等于说孟老师的主张都不上台面，这就是大耳刮子呼扇上去了。
为了破这一招，孟老师说了他生平最大的一句反动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但要注意，孟老师并不是实在无计可施了，才眼一闭牙一咬心一横，说了句这么自绝于人民的话。实际上，他状态放松得很。本来嘛！他的意思不过是说，社会是要有分工的，用你的管理技能和别人交换粮食吃，和用你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和别人交换粮食吃，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人从事脑力劳动，有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进行管理，从事体力劳动的接受安排。这不是最简单、最实在的道理吗？
当时的情况是，陈相同学也觉得孟老师的这番议论无法辩驳，所以他赶紧招数一变，又高调抛出许行的经济主张：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遵循许老师的教诲，可以杜绝市场上的诈骗行为，真正做到童叟无欺。办法倒也很简单，就是各类商品，都应该有一个统一且合理的价格，商家的投机和炒作，是严格禁止的。
这套强行规定物价的经济主张，不用看孟老师的反驳，今天的人大概一见之下就很难佩服。显然，许老师的观点和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很相似，也是计划经济的老根。真的实行下来结果如何，有点年纪的中国人应该还记忆犹新。无非就是挫伤广大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劣币驱逐良币，导致优质产品退出市场。
所以孟老师下结论说：“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许老师虽然和墨家渊源深厚，但他这两条，其实完全不代表墨子的意见。墨巨侠对商人没啥敬意，但对他们费心劳力地观察市场，追求利润的做法，还是认同的——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主张事先规定物价。国君亲自种地而不要社会分工，墨巨侠更是明确说过，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鲁问》）
大意是，单枪匹马地种地、纺织、打仗，干得再好，那点成绩摊到天下人头上，根本微不足道。但把正确的方法教导给别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作用就大很多。所以作为伟大导师，虽然不亲自耕织，我以为功劳比耕织还要大——这番见解，差不多也就是要区别劳心、劳力的意思了。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主张节用，推到极致就是经济管制；主张平民也可以是领导候选人固然好，但怎比得过主张老百姓的样子才是领导人该有的样子，听起来更过瘾？
被传播庸俗化、极端化，是大师的宿命。
巨侠也没什么好抱怨。当初自己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不也靠的是猛砸被庸俗化的孔老师？而要论被歪曲的程度，与和他一起被孟子骂作禽兽的杨朱老师比比，墨巨侠甚至可说幸运。
【段子为证】
一则
孟子骂墨子是“禽兽”，是因为墨家主张“兼爱”；他还反感墨家一味的艰苦朴素。至于“非攻”应该怎么评价，他没提。
《庄子.天下篇》里，关于墨子和他的大弟子禽滑釐，有一大段文章，肯定墨子是天下的大好人，但“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一句，说过就算，并未展开。大书特书的，是墨家的苦行。
荀子在《解蔽》《富国》《天论》《非十二子》等篇里都提到了墨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是“役夫之道”云云，还是在批苦行以及由此导致的缺乏等级观念。荀子不关心“兼爱”问题。
韩非子《显学篇》里，再次强调墨家葬礼办得特别草率，又提到战国中期的一个墨家学者宋荣子，说他主张“非斗”。严格说来，非斗和非攻还不一样。墨子非攻，于是研究守，所以“墨守”之名传扬天下，是一个今天还常用到的词；宋荣子的非斗则近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你攻我受，守都不守了，这反映了后来墨家的变化。
《管子.立政九败解》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这似乎说的是宋荣子而不是墨子。
《吕氏春秋》里提到墨子、墨者的次数很多，还讲了不少生动的小故事。有时泛泛地孔、墨并提，并加以同样的形容。如“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这样的话，也用来评价墨子，有时则刻意强调墨家的简朴、兼爱和组织严密。
《淮南子.要略》提到墨子和儒家的分歧在于，他反感儒家的“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又是在说节用、节葬。
司马迁概括墨子的主张，实际上只说了六个字，“善守御，为节用”。
二则
秦晖在《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中写道，《天朝田亩制》印数极少，“当时就没几个人见过，汗牛充栋的太平天国相关史料中也极少提到它”。个中原因，也很简单，这个制度“其实并没有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规定全国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农民都是天国的或天王的财产，把全国编制成一个纪律森严的特大型军垦农场，乃至不妨说是劳改农场。农民在严密的军法管制下被各级官员‘督之为农’，而全部收获除每家留下‘可接新谷’的一点口粮外全部收归国库……”
这样一种思路，与墨家尚同而节用的主张，其实不难看出某些一脉相承的东西。这种相似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很长时间里，他们享受着同样的赞誉。
名与利不可得兼
您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
——孔尚任《桃花扇.听稗》
《桃花扇》中有一段戏中戏，柳敬亭根据《论语.微子》里“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一章，敷衍了一大段书文，这就是其中一句。这段书本来是说得很昂然欢乐的，但“江湖满地”四字今天读来，倒使人不免有些伤感。沧桑变幻，也许真是天下虽大，难觅江湖了吧。
我们对杨朱老师的了解，比墨巨侠又要少得多。墨家学派好歹有专著留了下来，杨朱老师的书却早已湮没不存。
只知道他和墨巨侠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比巨侠略早或略晚，总之是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别人提起杨老师，都说他的招牌主张，是“为我”。
但单单是这两个字的读音，就大有考究。念“wei我”还是“wei我”，学界不无争议。“wei我”也者，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光想自己，是十足的贬义词；“wei我”也者，是所谓“不以物累己”，不管外界的是非毁誉，专心做自己。若从后一种理解，则杨朱老师雅得很，专心在流俗观念之外追问何为真我，是可以和希腊人“认识你自己”的名言交相辉映的。甚至于，杨朱说：“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拔根腿毛就能拯救世界，这根毛我也是不拔的。
据说杨朱老师这么做也不是因为私心重。相反，这是在反对像墨巨侠那样，为了整体而牺牲局部，为天下而牺牲个人，其中包含着“群己权界”的精义。
杨朱的本意到底如何，只能拼凑其他古籍中一鳞半爪的记录然后推断，考证近乎猜谜。说他的观点真有这么高深精妙，我乐于同意；但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就算孟老师爱夸张，就算把各类学术追星族都算进来，我也不大敢相信，这么个不通俗的观点，影响能这么大。
钱穆先生显然也是这么看的。他说：“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所谓杨氏之言，未见其果为杨也。”这个分析，我以为很合情理。当然，“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这句，大概有点过，张仪、公孙衍一类热衷个人名利的人，怎么也算不到杨朱一派里来。
关于杨朱的材料虽然很少，但至少还有一条可以确定，他是个隐士。
春秋时代，旧的贵族封建体制日趋崩解；战国时代，新的官僚专制体制逐渐成型。则春秋战国之交的这一段正是旧体制风烛残年，新体制蹒跚学步的时候。通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体制什么时候最缺乏力量？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
体制弱，民间的空间自然也就大。墨者这样的组织，实力如此强劲，姿态如此高调，竟能与政府和平共处，甚至以平等的方式彼此合作，就得益于这样的时代氛围。放到后世，墨者要么沦为地下党、黑社会，要么就干脆扯旗造反，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与世无争的隐者，在当时的体制下没必要，也没能力非把这样的人纳入轨道不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隐士。和后世的隐士相比，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真隐士，真心觉得政治黑暗，不想当官，没有以退为进，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算盘。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操行如冰雪。有两点背景应该交代一下。
第一，据《论语》的描写，隐士们都是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主要是种地。正如墨子所说，各国的普遍状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换个角度看，就是人均土地资源比较多。而随着铁器、牛耕、粪肥等新的生产技术采用，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增长也加快了。当时，各国虽然都开始搞新的税收制度，但落实得大概还很不到位。隐士们在原本荒凉的地方开辟新土地（孔子总是在迷路的时候和他们相遇），税一时也还未必收得到他们头上。所以，当隐士的小日子，大概还是过得蛮滋润的，荷蓧丈人款待子路的那顿晚饭，饭菜就很不错。
第二，是当时体制里可支配的资源并不多。大夫的儿子都可以有士的身份，士的身份又是可以世袭的，代代相传的结果就是士人数量越来越多。按照老规矩，政府是要给这些士人提供工作岗位的（所以做官叫“出仕”）。而旧的政治体系又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太多的人手。现在你不奔着政府来要官做，相反，主动跑到荒野里隐起来，等于是为体制缓解就业压力，当权派对此欢迎得很。而且旧观念的影响仍然很大，出身卑微的士，居官任职的机会就算给你了，总体上待遇并不好。正如待价东山，沽名钓誉的行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隐士还想不到；“某某不出，如苍生何”的炒作，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也听不懂。
所以，这个年头居庙堂未必觉其高，处江湖未必觉其远。选择当隐士，就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大概也不吃亏。但人生在世，总是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点意义。孔子对隐士当然都很尊敬，简直有点热脸贴冷屁股似的想凑上去和人家交谈。但孔子也曾发表过议论说，不想当官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面对这类指责，隐士们当然会有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冲动。最初的杨朱理论，大概就是这种冲动的精华。
但到了战国中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新的体制，在这个时代已经基本确立。标志性事件，就是商鞅变法等一系列国家变革，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远非封建体制所能梦见。这就带来了两个变化。
第一，当隐士的难度比原来大得多。你死了老婆，出了城，敲着瓦盆还唱着歌，结果一句“凤兮凤兮……”歌声未落，突然就被官兵给抓了，真是一点保障也没有。长沮、桀溺身强力壮，可以披坚执锐，肝脑涂地；荷蓧丈人虽然年老力衰，也可以去修长城，罢转漕，填沟壑。不当官也不用服徭役，当然是好日子；但要么当官，要么就去服徭役，你选择哪个？
第二，当官的诱惑确实也比原来大很多。因为变法后政府的汲取能力呈几何级数增长，手头掌握的资源极丰富。而国家之间竞争激烈，对普通人民，君主们固然驱之如犬羊；对真正用得着的人才，他们可也真是求之如不及，绝不吝啬爵位和俸禄。所以，即使政府不采取强迫手段，憋不住想出山的隐士也不会少。骂几句统治者混蛋，然后换一份同样收入的工作，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容易；但要是只有衙门里工资最高呢？想想现在有多少忍辱负重的公务员吧。
在秦国，商鞅深信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散落在机器之外的，就应该被机器碾得粉碎。新法就像饥渴难耐的大斧，向社会闲杂人等排头砍去。秦国本来文化落后，隐士也不会多，所以很快就被灭杀了。
但在变革不大彻底，又注重形象工程的齐国，隐士们的处境反而尴尬。隐居的空间仍然有，这种生活的清高与自由，确实让人留恋；但又难免羡慕出仕做官的实利和风光，真真是进退两难。
不得不说，齐王真是非常贴心，居然专门给此类隐士，安排了一个去处。
那就是稷下学宫。
稷下是齐国首都临淄的一个城门名字，稷下学宫是齐王在这里办的社会科学院。在稷下当学士，可以得到上大夫的职称和待遇，但不用从事行政工作，发发议论就可以了。所以仍然算体制外人士。
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士据说是有七十六人。这些人，今天我们还多少了解点情况的，普遍都有个特点，就是要表白自己不爱当官。
如淳于髡“终身不仕”。
如田骈“设为不宦”。
如慎到是“战国时处士”。
如彭蒙是“齐之隐士”。
如尹文是“周之处士”。
如鲁仲连“不肯仕官任职”。
但是，官虽然不当，官方的资源往往是要用足的。
齐王打算攻打魏国，稷下先生的元老淳于髡劝齐王别打，后来有人揭发说，淳于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接受了魏国的“宝璧二双，文马二驷”。淳于髡对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不过他强调，如果没受贿，他一样会这么说，所以收礼不算有错。我们知道，大英帝国的培根爵士，被控在担任法官期间收受贿赂，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也是自己从未因收礼而偏袒，所以无罪。真是中西大哲，所见略同。
不管他的自辩是否合理，反正由此我们知道，利用自己在齐王面前的特殊地位捞点好处，淳于髡老师很坦然。苏秦的弟弟苏代，为了请淳于髡向齐王引见自己，也曾送他“白璧一双，黄金千镒”，这个数额大得吓人，应该有所夸张。也许是淳于老师用这种方式赚外快的名声在外，所以就越传越邪乎了。
另一位稷下先生，因为能说会道而人称“天口骈”的田骈老师，则因为自己的不做官理论，被人调戏过。
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赀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战国策.齐策四》）
有个齐国人见田骈：“听说先生您的高见是鼓吹不做官，甘愿当公仆。”
田骈：“你哪儿听说的？”
齐人：“我邻居一姑娘那儿。”
田骈估计窃喜了一下，原来我还有一女粉丝，于是问：“你啥意思？”
齐人：“我邻居那姑娘，鼓吹不嫁人，现在三十岁不到，儿子生了七个。不嫁人诚然是不嫁人，但比嫁人的还能生。现如今您主张不做官，但是俸禄有千钟，跟班有百人，比做官的还能赚。”
田老师只能表示很惭愧。
陈寅恪先生批评晋朝那些爱谈玄学的官僚说，“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最著者也。”很多稷下先生，算他们的先行者。
孟轲老师长期在齐国，和稷下先生们接触很多。他是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又觉得士人做官，和农民种地一样，是本职工作。他说的“处士横议”“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云云，大概主要都是针对稷下的情况而言。意思是，要么你就出来当官，要么你就干脆隐居去。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发了半天议论，到最后却发现，原来你从政府领工资，这么不清不楚的有意思吗？总之，这个批评的对象和杨朱老师本来的观点，未必还有多大的关系了。
【段子为证】
前面提到《论语.微子》中出现的几个隐士，都不晓得真实姓名，只好根据孔子或弟子们见他们时，他们的状态称呼，简要介绍如下。
楚狂接舆：一个楚地的狂者，唱着歌超了孔子的车，歌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想和他交谈，他却一溜烟跑了。
荷蓧丈人：子路和孔子失散，看见一个用杖挑一竹器箩簏（所谓“荷蓧”）的老者，便跟他打听夫子的所在。老者嘲笑了夫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还是管了子路一顿晚饭，并留他过了一宿。子路找到孔子后，带着老师的指示又去见这个老者，却已经不知所踪。
长沮、桀溺：孔子迷路，让子路向两个在水田里干活的长大汉子询问渡口的所在。两个汉子不但不回答，反而嘲笑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意思是天下到处都糟糕透了，企图改变是徒费心力。又策反子路说：“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意思是与其跟着孔子躲避坏人，不如跟着我们抛弃世界。
苏秦张仪是女人
彭莹玉凛然道：“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金庸《倚天屠龙记.有女长舌利如枪》
官当得遮遮掩掩的稷下先生，孟老师要骂；看见一门心思想当官，此外啥也不管不顾的，孟老师更毒舌，并且是与此类人真的划清界限了。
当时的天下大势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在西方日渐崛起；靠齐威王时代打下的基础，东方的齐国正如日中天；南方的楚国是老牌大国，内囊虽然渐渐尽上来了，外面架子却还不曾倒；战国初期改革的领头羊魏国这时连连受挫，但家底也还不曾败光。总之，这时候不存在什么“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多极均衡，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对所有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都是找盟友，最害怕的都是被孤立，所以善于纵横捭阖的外交人才，成了各国领导人最重视的对象。
而当时外交界的领军人物，一个叫公孙衍，他主张合纵；一个叫张仪，他主张连横。
于是，有个不开眼的景春同学，向孟子夸口这二人的好处。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
这位景同学的身份，现在已经搞不清楚。《汉书.艺文志》所收“兵形势”一类的书里，有《景子》十三篇，有学者猜可能就是这个景春。战争是外交的延续，谈军事和论纵横的思路相近处很多（张仪、公孙衍也都带过兵），二者可算是一家亲。
跟孟老师夸张仪，挑衅意味本来就很明显；如果景春真的就是这个景子，那以兵家人物抬出纵横家两大宗师，更十足是踢馆了。你孟老师不是说当今之世，平治天下舍你其谁吗？你看看你这辈子到底干成啥大事了没有？人家张仪、公孙衍，可是做到了一发飙诸侯恐惧，一回家天下太平，这才叫大丈夫呢！
景春这一激，非同小可，顿时引出了孟老师生平最有名的一句格言，至今中学生都必须咬牙切齿地背诵，有分教：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三条标准，公孙衍和张仪够哪条啊？他们算什么大丈夫，只是长着小老婆舌头而已。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女子出嫁的时候，当妈的会在家门口教导她说：“到了你婆家之后，态度要恭敬，做事要谨慎，老公永远是对的。”把顺着老公的性子来当作正确的人生态度，这就是做女人的准则。
必须声明，我也认为孟老师这么说女同胞是不对的，必须加以严肃批判。如果有女人确实这样了，那也是万恶的臭男人霸权造成的人性扭曲……
张仪们对君主的态度，就像女人对老公。君主永远是对的，这就是张仪们的人生准则。
孟老师这话骂得难听，但纵横家们未必不引为知音。孟老师被人夸，说是特别善于揣测别人的心理，还真不是虚语。
和张仪齐名的苏秦老师，就确实曾把自己比作小妾。
有人跟燕王说，苏秦这人，道德败坏，您别用他。苏秦就跟燕王说，嫌弃我道德不好是吧，那么请问：
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战国策》）
曾参有多孝顺？他在地里干活，一不留神把根瓜秧子踩断了，他父亲大怒，上去一棍子就把他打昏过去了。曾参苏醒之后，第一件事是唱歌。因为按他的想法，老爸气头上把我打昏过去了，冲动过后他会担心我的身体。所以现在唱个歌表示恢复得还行，让老人家安心。
伯夷有多廉洁？他是孤竹国君的嫡长子，按规矩理所当然拥有继承权，但老父临终前传位给弟弟，他就坚决靠边站。弟弟要让位给他，他就离家出走。后来周武王伐纣，他觉得是以暴易暴，这事儿干得不地道。劝阻不成，看武王得了天下，他觉得从此普天下的粮食都不干净了，于是上首阳山挖野豌豆苗吃，最后活活饿死。
尾生有多守信用？跟姑娘在桥底下约会，姑娘迟到——约会迟到是女人的特权，耐心等待展现忠诚，本来是必须要有的表现。但尾生表现得特别超凡脱俗，最终是姑娘没来，洪水来了，等到洪水退去，露出尾生抱着桥柱子的尸体。
燕王听罢：“还有这么好的人？我当然得用啊！”
苏秦说：“不对。像曾参一样孝顺，那么父母在不远游，一宿没着家，他就没法睡觉，能够像我这样为您跋涉千里去游说吗？像伯夷一样廉洁，周武王他都瞧不上，还能瞧得上您吗？像尾生一样守信用，现在这种国际形势，你总是实话实说，那不是找死吗？”
然后苏秦总结说，曾参、伯夷、尾生的道德高尚，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名声。这是自取灭亡，而不是成功学的精义。
接下来，苏秦又哀叹自己遭人攻击，是“以忠信得罪于君”。燕王不信人间竟有如此悲剧，于是苏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