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追随成都王进京的那些人不仅带着他们的武器，还带着他们的胃，赵王既倒，成都王就应该论功行赏，满足这些追随者的期望。这是一个庞大的善后工程，要满足如此数目众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须进行规模空前地大封赏。而这个行为将比当年杨骏、汝南王更加愚蠢。因为当年杨骏等人笼络的是洛阳的京官与禁军，这是一种恩赐，受赏的那部分人是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可以对执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则不然，恩赐变成了一种负债，受赏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会因此而心怀感激。
而且伸手讨赏的都是地方势力，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杰、乱世的枭雄，平时对执政者并无帮助，反而是执政者要打压、防备的对象，封赏他们是饮鸩止渴，暴露朝廷中枢的虚弱，还会滋长更多人期望国家多难，好浑水摸鱼的非分之想。更何况，这次要赏的人实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滥赏一次就会贬值一次，惠帝朝已经贬值过三次了，这次如果再贬值，那晋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赏，政治不正确；不赏，形势容不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形成这个两难境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经改变。在进洛阳之前，他们是地方势力簇拥而起的造反派，实质上他们是矫诏起兵的叛臣（赵王篡位掩盖了这一点）；进洛阳之后，他们就成为当权派，屁股决定脑袋，当然容不得底下叛臣太嚣张，更不想助长地方势力的气焰。
成都王的最后做法是一走了之，他只为自己心腹如卢志赵骧石超等人讨赏，还为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地方官员，如王彦李毅等人讨赏，别的杂牌军他就撂挑子甩手不管了。
如前文所述，齐王为了抢执政地位，招募来的军队比成都王更多，所以他面临的困难比成都王更加严重。成都王一走，作为执政者，傻乎乎的齐王必须将成都王撂下的担子给承担起来。什么叫作茧自缚？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那些地方军队因此就滞留洛阳，吃光粮食事小，影响人心事大。齐王最后的决定是不赏，不过齐王做得又不彻底，与成都王的做法相似，齐王只给自己的亲信加官进爵。齐王给前豫州刺史何勖加官车骑将军，然后让何勖领中领军执掌禁军，齐王又封心腹葛为、路秀、卫毅、刘真、韩泰为公爵，号曰“五公”。
于是怨声载道，世人纷纷指责齐王“选举不均，惟宠亲昵”，却把所有赞誉给了成都王，所谓民心就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齐王正逐渐失去地方上的支持，成都王的号召力则与他的声誉一样与日俱增。
齐王的“不赏”不仅限于非嫡系地方军，对于洛阳中枢的旧臣，齐王也摆出一副有恶必咎、公正严明的姿态。上文提及的东武公司马澹遭清洗仅是一例，文豪陆机也因此差点遭遇杀身之祸。
陆机在赵王伪朝担任中书郎。中书省是负责起草诏书的地方，惠帝禅让诏书也出自中书省，所以齐王将中书省的官员一网打尽，中书监傅祗，右丞周导、王尊，中书郎陆机、杜育一干人等，统统被收押，交付廷尉治罪。陆机吃亏在于名气太大，齐王怀疑那份诏书就是他起草的，要杀他以谢天下，幸亏有吴王和成都王两位王爷替他求情（吴王是陆机的故主，陆机陆云兄弟就是通过做吴王属官出仕的），另外齐王也查清了禅让诏书出自孙秀与义阳王司马威之手（《晋书》如是说，但很可能是笔查不清的糊涂账，所以推诿给孙秀、司马威，反正两人已死，死无对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陆机才逃过一劫，改为减死徙边，没几天遇到大赦，免罪。
百无一用是书生。陆机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即使齐王要杀他，陆机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摇摇笔杆子，写了一篇《豪士赋》骂齐王出气。这篇《豪士赋》及其序文流传至今，陆机在里面拐弯抹角地讥讽齐王欺世盗名，说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就像树叶本来就已经根基松动，恰巧吹过一阵风，落下树来，从表面上看树叶是风吹落的，实则“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凑巧而已。齐王就是那凑巧的风，“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却又没有自知之明，骄横妄为，不知谦损，终有一天要倒大霉。不如功成身退，远身避祸，方可保全。
《豪士赋》及其序文在当时流传甚广，但是就齐王而言根本无关痛痒。齐王要防备的是另外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不会写锦绣文章，不懂诗书礼仪，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粗鄙的、品性低劣的，但是他们耳聪目明，擅长于钻营投机。在我们这个流氓横行、充斥强盗逻辑的历史中，这些人才是风流人物。
齐王的“不赏”也得罪了他们中的一部分，齐王马上就品尝到苦果。永宁元年八月，禁军左卫将军王舆与齐王的哥哥东莱王司马蕤密谋发动政变，废黜齐王。
这已经是王舆第三次在“八王之乱”中出场，回顾一下他历次出场的情景，就可以明白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反复之人。
王舆第一次出场是在淮南王事件里，当时淮南王试图控制皇帝，时任尚书左丞的王舆紧闭宫城掖门阻止淮南王入宫，结果淮南王战死街头，王舆被赵王任命为左卫将军，统领殿内左卫禁军；
王舆的第二次出场是在成都王兵临城下，赵王末日将至的时候。王舆与广陵公司马漼倒倒戈一击，杀孙秀、擒赵王、迎成都王入城；
按说王舆是立有大功的，但是齐王嫌忌他曾替赵王为虎作伥，于是不升不降，王舆依然只是左卫将军。王舆对此当然是很不满的，不久齐王又给淮南王平反，王舆在不满之中又增加了不安。正好当时东莱王司马蕤对弟弟也十分不满，两人就一拍即合。
东莱王的不满来自贪心不足。此前他已经加官大将军，兼后军将军、侍中、特进，食邑也增加至二万户，不过东莱王不满足，他向齐王要求开府，被齐王拒绝。齐王说，武帝的两个儿子吴王和豫章王都还没有开府，你先等等再说。
东莱王是个好酒的粗人，他简单的大脑肯定经不起王舆的挑拨，也肯定不能策划细致周到的政变，所以政变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东莱王按计划向惠帝上书检举齐王专权，但王舆还没来得及发动兵变，齐王就已得到风声，将王舆抓捕，夷三族。东莱王一下子慌了手脚，王舆被捕的当晚，他只想着逃跑，穿着便服与几个奴仆在洛阳城里四处躲藏，结果发现根本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府邸等候处分。
东莱王被免为庶人，不久之后被封为上庸县王，然后又贬为微阳侯。这种贬封实际是变相流放，上庸内史陈钟想奉承齐王，就把东莱王给暗杀了。可惜齐王并不领情，惠帝下诏诛杀陈钟，恢复东莱王的封地，以东莱王的礼节下葬。
东莱王事件进一步损害了齐王的声誉，也挫伤了齐王对亲情的信心。豫州是齐王的根据地，齐王在洛阳执政，北海王司马寔被任命为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豫州诸军事，代替齐王镇许昌。东莱王事件之后，齐王对这个弟弟也不敢信任了，司马寔于是被留在洛阳，担任侍中、上军将军。由时任尚书的范阳王司马虓接替司马寔出任安南将军，持节，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
范阳王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的孙子，当时三十一岁，此前一直以风流名士的面目示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齐王派范阳王出镇许昌，也许就是看重他是一个不通世情的名士，便于控制。但是齐王低估了这位族叔，范阳王也是一个枭雄，他是“八王之乱”后期的风云人物，出镇许昌就是他参与政治角逐的起点。齐王正在失去豫州，失去根基，成为无源之水。
执政一年，齐王的威信快速流失，朝野上下对他的非议与日俱增。齐王背上一系列罪名：骄奢、僭礼、专权、任用奸佞……其中有些是欲加之罪，有些则是齐王自找的。齐王在执政期间完全把惠帝视为空气，有近一年的时间没去朝觐，诸大臣议事必须要到齐王府请示意见，并且见面时要向齐王行跪拜礼（这一点不排除有人特意在阿谀奉承，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向齐王下跪）；臣子的奏章也必须先送齐王府，审阅通过之后才能递交惠帝。有一个叫桓豹的殿中御史挑战了齐王的权威，直接向惠帝奏事，齐王竟然派人将他活活打死。此事的影响十分恶劣，史书上说“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
以上种种表明，齐王也没有克服权力对于智力的侵蚀，他得意忘形了。
五、三谏不从
永宁二年（公元302年）三月癸卯，年在幼冲的皇太孙司马尚夭折了。
晋朝医疗水平低下，儿童夭折的情况比较常见，连皇室也不能幸免，当年文帝司马昭有七个儿子，夭折掉三个；武帝有二十多个儿子，夭折近一半。不幸的是司马尚身份特殊，他是愍怀太子劫后仅存的儿子，也是惠帝最后一个嫡系子孙，司马尚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
于是纠缠惠帝朝十年之久，引发过多次政变的皇嗣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倒霉的齐王何其不幸。
当时武帝还剩五个儿子、若干孙儿，等他们死光了才可能轮到齐王，所以按血缘亲疏，齐王是肯定不可能成为嗣君的，他要做的是从武帝的子孙中选出一个来，立为皇太弟或者皇太子。
这本是齐王投桃报李的良机，他可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当时手握重兵、誉满天下，被立为嗣君那是人心所向，如果齐王顺水推舟促成其美，那么齐王这个中央执政者与成都王这个地方上最强藩镇将结成牢固联盟，无人能够撼动。对于国家而言，对于齐王、成都王个人而言，都应该是件好事。
但是齐王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权力，惠帝只是一个泥塑的神像，如果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朝政重要参与者，甚至成为执政者。齐王独断专行惯了，让他分权无异于虎口夺食。
同样的道理，齐王也不可能选择武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长沙王、吴王、豫章王因此也被排除在外。齐王于是从武帝的孙儿中挑选皇嗣，最后他选中了年仅八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是第二任清河王，他的父亲司马遐已经在两年前病死了，所以司马覃对齐王不构成任何威胁。
齐王拿定主意之后才到邺城咨询成都王的意见，这种事成都王无法毛遂自荐，即使并不情愿，也只有吃哑巴亏，表示赞成。
于是永宁二年八月癸卯，惠帝下诏册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天下大酺五日，同时又给齐王升官为太师，东海王升官为司空。
齐王此举算是把成都王彻底得罪了，在成都王眼里，齐王这是在以怨报德，自己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最终却一无所得。这种心理可能是成都王转变对权力态度的重要原因。
而齐王得罪的不仅仅是成都王，还有长沙王，甚至得罪的更深。论长幼，长沙王是成都王的兄长，排行更靠前；不过以长沙王的智慧，当然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成为皇太弟的，他恨齐王另有理由。
司马覃并不是武帝的长孙，在司马覃之前的还有楚王的儿子司马范。齐王认为司马覃是清河王正妃周氏所生的嫡子，也就是武帝的嫡长孙，所以他舍弃了司马范，但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原因是司马范不好控制。长沙王是楚王胞弟，司马范如果被立为皇太子，他必定亲近长沙王而疏远齐王。
齐王确实心机深沉，可惜这心机加速了他的死亡。
当时有许多人已经预料到齐王难有善终。担任齐王主簿的顾荣与东曹掾的张翰就很担心自己会给齐王陪葬，两人于是终日酣饮，不务政事。顾、张都是旅宦洛阳的江南吴人，结果仕途险象环生。张翰因此感到厌倦，他原是豁达之人，被人比做名士阮籍，被称为“江东步兵”（注：阮籍曾担任步兵校尉，世人因此称之为“阮步兵”）。不久秋风萧瑟洛阳渐寒，张翰想起南方温暖的家乡，想起江南的菰菜、莼羹、鲈鱼脍等美味，张翰于是长叹说：“人生贵在惬意自得，何必要为功名爵位这些身外之物羁宦数千里呢！”
张翰决定抛弃官职返回江南，临行前邀顾荣同行，顾荣苦笑不已，张翰明白他的意思，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像你这样享誉四海的名士，会被盛名所累，难以脱身世外。我本是志在山林的闲云野鹤，没有声望，所以来去自由。我先回江南了，你要谨言慎行，以防卷入灾祸，要给自己留有后路。”言罢，两人挥泪作别。
顾荣此后整天沉醉，他的内心苦闷不已，写信给朋友说：“我作为齐王主簿，常常担心会有无妄之灾，每每见到刀与绳，就有自杀的冲动，这种惶恐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后来齐王看顾荣实在是不称职，但他是江南名士享誉天下，不好责罚，于是将他转调闲职做中书侍郎。这正中顾荣下怀，顾荣做中书侍郎之后就不再滥饮，于是就有人很奇怪，问他：“为何前醉而后醒呀？”顾荣担心消息走漏得罪齐王，只好继续假装酒鬼。
对比于顾荣的明哲保身，另一名来自江南的齐王僚属则要尽职得多，这个人是就任于大司马贼曹属（一个负责治安的机构）的孙惠，来自吴国富阳。
孙惠替齐王分析形势，他说，自从惠帝即位，十一年来“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对此人人都是有责任的，而执政者必须做出表率，长沙王、成都王都是“鲁、卫之密，国之亲亲”（注：这是套用西周初的典故，当年周武王分封诸侯，鲁国国君姬旦、卫国国君姬封都是武王的弟弟），他俩“计功受赏，尚不自先”，齐王却独揽朝政，这种行为就是“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不仅有损声威，而且还会引来灾祸。
所以，孙惠劝齐王将政权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解职归藩，这样才可以避开祸难，并且能够获得清誉。
孙惠是在白费口舌，史书上说“冏不纳，亦不加罪”，冷处理了。三谏不从为逐客，孙惠于是辞官避祸，逃回家乡江南富阳去了。
孙惠的不辞而别并没有引起齐王的警觉，据说当时齐王依然大宴小宴不断，莺歌燕舞，心情十分闲适。
于是有侍中嵇绍屡次劝诫齐王居安思危，无奈齐王总是阳奉阴违。
齐王经常在宴会间处理朝政，曾经有一次嵇绍找齐王议事，结果正遇齐王与他的宠臣董艾、葛等人摆宴作乐。
看到这情景，嵇绍当然是十分不满，偏偏董艾不识趣，他对齐王说：“嵇侍中善于丝竹，大王命令他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吧。”嵇氏鼓琴是天下一绝，当年嵇康在刑场顾日影而弹《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作为嵇康之子，嵇绍的琴艺也是独步海内。于是左右拿来琴，齐王请嵇绍施技一饱耳福。
嵇绍原是豁达好相处之人，《晋书》上说他“诞于行己，不饰小节”，偏偏这时他端起架子拒绝齐王的请求。齐王不高兴了，对嵇绍说：“今天把酒言欢，你何必吝此小技，要扫大家兴呢？”
嵇绍本意是就想教训一下这年轻王爷，他接着齐王话柄说：“殿下匡复社稷，就应当率先遵从朝廷法度，为世人树立楷模。嵇绍忝任侍中，此时头戴貂禅武冠（按《晋书·舆服志》，侍中头戴‘武冠’，以黄金为冠竿，附蝉为饰，插以貂毛），身穿朝服，手持玉版立于殿中，是在以朝臣的身份与殿下商议政事，岂能操执丝竹，做伶人之事呢！如果我是微服而来，出席私宴，殿下的命令我肯定不会推辞，但是此刻，恕难从命。”
《晋书》上说齐王闻言“大惭”，但齐王的惭愧并没能够持续多久，也没有转化为行动。舆论对齐王越来越不利，越来越多的人看出齐王身处险境。有个叫郑方的百姓，专程从家乡步行赶到洛阳，给齐王进谏。
郑方替齐王总结了五大过失：
一是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二是没有弥补宗室之间的仇隙，反加剧裂痕；三是如今蜀中叛乱，北方边境不宁，齐王没有及时处理；四是赵王篡位之时，齐王招集天下共讨逆臣，战乱导致民不聊生，齐王却没有赈济灾民；五是齐王当初与追随者歃血而盟，本该赏不逾时，如今却食言，迟迟不兑现。
郑方的五条总结都切中齐王要害，但是除了第一条是齐王的生活作风问题，其余四条实际都超出了齐王的能力范围。郑方只是远离洛阳的一介草民，连他都能看穿的时局之弊，洛阳的那些公卿没有理由不清楚，他们只是袖手旁观而已。
齐王对郑方的直言表示感谢，他说：“倘若没有你的直言，我无处听闻自己的过失。”
越来越多的谏言使齐王对前途感到迷茫。《晋书·良吏传》里记载了齐王曾经就何去何从的问题询问过曹摅，曹摅是当时有名的长者，当时担任齐王的记室督。
齐王问：“当初天子被贼臣所逼迫挟持，天下没人奋起，是我率领义军兴复了王室。如今我入朝辅政，试图匡振这艰难的时局，却有人劝我弃政归藩。你看我该怎么办？”
曹摅先是恭维一番齐王的功勋，说什么“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后他来一转折，说“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转了一圈之后，曹摅劝齐王放弃权势，解职归藩。他说“请大王居于高处的时候警惕从高处摔落的危险，在盈满的时候要考虑到盈满则亏的道理。请大王大公无私摈弃权欲，替朝廷精选百官，举贤进善，使每个岗位都由有才能的人充任，然后秣马脂车，解职归藩。这样就可以消弭流言，上下同庆，我等也会替大王感到庆幸啊。”
曹摅的话说得十分明白，但是齐王到底舍不得到手的权势，况且，即使放弃一切退还齐国也不一定就能免祸，齐王最终没有采纳。
除了继续独裁与弃位归藩，齐王似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齐王的主簿王豹就建议说，如果舍不得放权，那就适当分权。
王豹写密信给齐王，说自从元康年间以来，处于宰辅位置的人无一善终，齐王一定要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今河间王、成都王、新野王各自割据一方，齐王这个执政有名无实。并且齐王立下盖世功勋，功高难赏，进（篡位？）则加速灾祸的隆临，退则恐怕日后会遭清算，想要求得平安看来是很难。
那怎么办呢？
王豹说，当年周武王以“陕地”为界，将天下一分为二，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今天也可以仿效周法，以黄河为界，封成都王为北州伯，统领黄河以北的王侯；齐王为南州伯，统领黄河以南的王侯。二王共同辅佐皇帝，选立百官，每年按时向皇帝进贡朝觐。如此既可以保证齐王的富贵，又可以保全江山社稷，一举两得。
王豹其心可诛，他在唆使齐王将好不容易才得以统一的天下硬生生劈成两半。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提议，因为今昔不比往日，周朝那种局面不可能复制到一千年后的晋朝，国家陷入分裂之后，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内战。王豹其实是个不计后果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就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从表面上看，纵横家是忠于诸侯不忠于周天子，但实质上他们朝秦暮楚，连诸侯都不忠于，他们只忠于自己。他们口绽莲花巧舌如簧，说动诸侯连衡纵横，目的看似是为谋取诸侯国的强盛，其实只是替自己谋取富贵而已。
王豹也是如此，他利用齐王当前的困境进行政治投机，后来投机失败被杀，死后却被载入《晋书·忠义传》，这真是咄咄怪事。
王豹劝齐王一定要考虑他的计策，他把齐王比做汉高祖刘邦，把自己比做献巧计定国策的娄敬、张良。当年娄敬与张良劝刘邦定都关内，一言兴邦，王豹也替齐王选好将来的新都城，他说宛城不错，“许可都也”。
王豹的信递交齐王，一直没有回应。十二天之后，心急火燎的王豹再次提笔写信，催促齐王早拿主意。这次齐王有了回复，齐王说：“你的两次奏事，意思我都知道了，容我再想想。”
齐王将王豹的信放在书案上，长沙王找齐王议事，恰巧看到了。长沙王读完信之后大怒，对齐王说：“小子离间骨肉，何不拉到铜驼街打杀！”
长沙王的愤怒可以理解，如果天下被成都王与齐王两人瓜分干净了，那他该何去何从呢？
齐王也觉得王豹的计策太过突兀，投机味道太浓，实施起来难度太大。既然事情败露，长沙王又如此表态，齐王于是检举王豹“不忠不顺不义，辄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
可怜王豹投机未成赔上性命，他被拖到宫城前的铜驼街御道上乱棍打死。据说王豹临死前学习了一下伍子胥，留下遗言：“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这句狠话很快就会兑现，王豹死后没多久，齐王也跟着踏上了黄泉路。
六、颦鼓动地
永宁二年（公元302年）整个下半年，洛阳也好地方也好，过得都不平静。
七月秋汛，兖、豫、徐、冀四州发大水，冬十月，又发生了地震。当时的人们认为，频频天灾是惠帝失权齐王专政，阴气太盛的缘故。这种见解虽然荒谬不经，但是反映出了人心所向，齐王确实已经处在一触即溃的边缘。
到了十二月，也许是想鼓舞一下士气，挽回一点人心，齐王下令要在洛阳搞一次阅兵。
齐王没有想到，这一道命令竟然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阅兵的命令一下达，翊军校尉李含就从洛阳逃跑了。
李含这个名字在前文出现过，他是河间王的心腹。
李含，秦州陇西郡狄道人，侨居雍州始平郡。此人很有才干，年轻时同时被陇西、始平两郡推举为孝廉。
李含出身不高，是个寒门子弟，但是有张华的例子在先，说明寒门子弟未必就没有飞黄腾达的可能，所以对于那些有潜力有才能的寒门子弟，高门大户也会着意笼络的，于是就有雍州望族子弟皇甫商向李含抛来媚眼。
安定郡皇甫氏是关中有名的簪缨世家，其祖先皇甫棱是东汉中期的度辽将军，其后皇甫氏世代为武将，负责西陲军事，《后汉书》替此家族成员皇甫规、皇甫嵩立传，其中皇甫嵩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从东汉末年开始，皇甫氏开始由武将向文儒转型，累世二千石，到了晋朝，该家族出了文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据说是针灸的创始人）。皇甫谧在魏晋之交名满天下，晋武帝多次征辟他作官，都被他推辞掉。当年左思还没有成名，写完了《三都赋》却得不到世人的赞赏，皇甫谧于是替他作了一篇序，左思立刻声名鹊起，不久就洛阳纸贵了。
豪族子弟有意来结交自己，按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知道是因为皇甫商年少狂傲，还是李含这人性格乖戾，反正两人没结下交情却结下了怨，史书上说李含“距而不纳，商恨焉”。自尊心受损的皇甫商展开报复，他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毁损李含的仕途，李含因此被任命为最低等的小吏门亭长。
这一来一往，两人就结下了死仇。当时没人能够料到，他们这场私人恩怨将在二十年后把全天下人拖向深渊。
由于受豪族打压，李含此后几十年浮浮沉沉仕途跌荡。他当过刺史别驾，逐步升迁到秦国郎中令、始平郡中正，但是李含似乎总是处理不好与家乡人的关系，他又得罪了尚书赵浚。天水赵氏也是名门望族，既是杨太后的亲戚，又是贾皇后的亲信，手眼通天。赵浚也参与到打压李含的行列中来，找了个借口捡举李含，李含被害得不仅丢了官，还从二品贬为五品，政治生命几乎就此终结（九品中正那个品，并非官秩的品级）。
李含被闲置了一年多，又被重新起用，作了几任县令。元康九年，河间王出任征西将军，镇关中，听说李含的大名，征辟他为征西司马，不久觉得这人确实不错，又转为更贴心的征西将军长史。河间王对李含言听计从，当初讨伐赵王时诛杀夏侯奭、执送齐王使者、派遣军队去援助赵王等等，都是李含的主意。
李含抱定河间王这棵大树，再也没有豪门大族能够任意欺负他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打压过李含的皇甫商与赵浚却都落魄了。
赵浚因为依附贾氏被赵王杀死，皇甫商则依附赵王，被任命为梁州刺史，但是赵王一死皇甫商就被解职。狼狈沮丧的皇甫商到长安求见河间王，大概是想请河间王帮他东山再起。
皇甫商虽然失势，但是皇甫家族依然强盛，该家族仍然有不少人在朝廷任职，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当时就正担任秦州刺史。河间王不想轻易得罪在关中盘根错节数百年之久的皇甫氏，所以对皇甫商十分客气，接待热情周到。于是李含不乐意了，他对河间王说：“皇甫商是司马伦的亲信，畏罪遁逃到长安，大王应该避嫌，不要与他频繁相见。”
这话传到皇甫商耳朵里，新仇加旧恨，积怨更加深了。皇甫商在长安待了几天，然后启程到洛阳认罪，河间王给他置酒饯行，席间李含又与皇甫商发生了正面冲突，虽经河间王调解，两人还是不欢而散。
皇甫商到洛阳后并没有受到惩处，齐王任命他为参军。不久，也许是为了变相拔去河间王的爪牙，或者是想向河间王表示善意，齐王任命李含为禁军翊军校尉。这个要职此前一直由宗室或者豪门子弟担任，齐王自己也曾担任翊军校尉，对于一个寒门子弟来讲，李含已经达到了顶峰，要知道豫章王司马炽（即后来的晋怀帝），在当时也不过是射声校尉，与李含平级。
对于李含来讲，担任此职唯一不妙的是，他必须离开河间王到洛阳任职，而洛阳个不祥之地，那里是河间王仇人齐王的天下。
李含到了洛阳之后发现情况更加不妙，当时他所怨恨的与怨恨他的人竟然全都扎堆在洛阳，更加冤家路窄的是这些冤家全都在齐王帐下任职：皇甫商是齐王参军；赵浚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儿子赵骧正担任齐王右司马；还有夏侯奭的兄长也在齐王府中，整天向齐王喊冤叫屈，要替弟弟报仇。
所以李含在洛阳终日惶恐不安，成为惊弓之鸟。齐王下令阅兵，李含以为这是为他而设的陷阱，因为翊军校尉必须出席阅兵仪式，到时候赵骧等人就会在阅兵场上将他擒获，杀掉。
李含越想越怕，最后单骑出逃，仓皇跑回长安去了。
李含挟恨出逃，在向西策马狂奔的同时，他思绪翻滚，酝酿着复仇。等到他抵达长安，在河间王府邸前翻身下马的时候，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复仇计划已经形成。
李含想杀皇甫商想杀赵骧，但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唯有借助河间王的力量。但是如果无利可图，河间王不可能只为区区李含而得罪安定皇甫氏、天水赵氏两家关中望族。想要说动河间王，必须给予他足够大的诱惑。
什么是河间王梦寐以求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的？答案路人皆知，权力而已。那么是谁阻碍了河间王的权力之路？答曰齐王。齐王是皇甫商与赵骧两人的靠山，只要齐王垮了河间王一得势，这两人就是李含案上的鱼肉。
因此，李含想走曲线救国的路线，鼓动河间王推翻齐王。这样既泄了私愤，又成就了河间王，同时还间接地成就了自己，想想孙秀的例子吧，只要河间王当权，自己离呼风唤雨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此举会引发战争，会使生灵涂炭，甚至可能葬送整个晋室江山，那就不在李含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所谓小人者，就是那种为了得到一枚钉子，不惜拆毁整座房屋的人。
李含年轻时颇有清誉，武帝朝的名臣郭奕、张华、傅咸、卫瓘等人都曾对他青眼有加，卫瓘甚至曾经说“李世容（李含字世容）当为晋匪躬之臣”。卫瓘等人一向知人善任，但这一回他们彻底走眼了。
李含抵达长安已是深夜，他马上求见河间王。门阍说河间王已经安寝，李含口气强硬，谎称带着惠帝的密诏，非见河间王不可。被吓醒的河间王立即召见了李含。两人一见面，李含就极力怂恿河间王出兵推翻齐王。
河间王上次赴洛争权铩羽而归，李含知道河间王心里对齐王恨之入骨，只是忌惮齐王的强大而不敢轻举妄动。
李含对河间王说，现在的齐王与一年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一年前的齐王是举国敬仰的英雄，上有惠帝支持下有强兵数十万，成都王、新野王都承认他为盟主，光芒万丈不可仰视，彼时的河间王当然难以匹敌；但是一年下来，齐王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惠帝嫌他跋扈朝臣怀疑他有逆心，手下军队人心离散，成都王、长沙王也与他龃龉不断。同时，齐王执政业绩乏善可陈，纷乱的天下并没有得到任何改观，蜀中越来越乱，灾民、流民越来越多，百姓怨声载道、哭声遍地——平心而论，局势如此败坏不能全怪齐王，举朝上下诸色人等都有责任，但是执政的位置万恶所归，天下人要找对象咒骂泄愤，执政者当然是首选。
李含说，如今的齐王众叛亲离，就如朝露秋蝉，命不长久了。
看到河间王的信心似乎依然不足。李含继续说，惠帝反正，虽然是齐王首先倡议起兵，但是真正攻克洛阳立下大功的是成都王，成都王功成身退，齐王却窃取了大权，天下人对此颇有非议。河间王可以联合成都王共同进退，这是顺应民心，必定有征无战。
如果真能联合成都王，消灭齐王自然不成问题，可是对于河间王而言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还有一个长沙王，长沙王卧在洛阳君侧，他是至亲骨肉，齐王垮台之后成都王必定会与他联手执政。如此一来，河间王岂不枉做恶人，而替长沙王做了嫁衣？
李含心思缜密，早料到了这一种可能。他说，长沙王与齐王之间目前也在相互猜忌提防，河间王不妨传檄洛阳，令长沙王讨伐齐王，到时候齐王必定先发制人，长沙王势单力薄，必定落于下风。等齐王杀了长沙王，河间王与成都王就可以宣称为长沙王报仇，大军压境，逼齐王让政。
李含的这一招“借刀杀人”与当年赵王杀贾皇后时如出一辙，只是赵王换成了河间王，孙秀换成了李含，贾皇后换成了齐王，太子换成了长沙王。如果按照当年的轨迹亦步亦趋，河间王就可以同时铲除齐王、长沙王，一石二鸟岂不快哉！
只可惜历史没有重演，李含的错误是低估了长沙王，最后他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害人不成，反死于长沙王刀下。
河间王原本就是有野心的人，经李含一鼓动，那野心就止不住膨胀起来。于是永宁二年十二月丁卯，河间王向齐王发难，他上表揭发齐王“斥罪忠良，伺窥神器”。
奏章一开始，河间王就列出齐王的八大罪行：
一、齐王当初在许昌的时候就已经僭礼逾制，仿照宫城营建东西掖门，还置官治书侍御史，而且当齐王议事的时候，长史、司马直立在左右，礼仪就如侍臣在朝堂之上；
二、皇帝反正之后，赵王被诛，京城的逆臣已经肃清，齐王却带来百万大军围绕洛阳，其心可诛；
三、齐王执政经年不去朝觐，公然视皇帝如无物，而齐王接见百官的时候，百官需向齐王行跪拜大礼，俨然以皇帝自居，不臣之迹昭然；
四、齐王拥兵自重，一年来洛阳始终未曾解严，齐王又擅自取用武库兵器，装备私兵；
五、齐王毁坏乐官市署，只为腾出空地，用于营建自己的府邸，又沉湎于酒色，不体恤百姓；
六、齐王诬陷东莱王司马蕤，将其加罪黜徙；
七、齐王树立私党，僭立官属，齐王后宫的受宠妻妾，名号都比拟大内中宫；
八、齐王亲佞远贤，选用董艾、葛等小人操纵朝政，货赂公行，擅断杀生。
平心而论，以上罪行大部分可以坐实，齐王确实不能算是纯臣，只是这番义正词严的辞令出自河间王之口却是一大讽刺。说齐王罪大不赦，难道河间王就是忠臣？当齐王与赵王短兵相接的时候，河间王正在做什么？正押送齐王的使者向赵王请功，正在长安街头腰斩夏侯奭。
如今河间王却摇身一变，大义凛然了，他继续说道：“臣受重任，藩卫关中，看到齐王的倒行逆施，内心十分激愤。近日翊军校尉李含从驿道秘密来到关中，宣读密诏，臣伏读感切，五脏六腑就如火烧一样。”
所谓的密诏纯属子虚乌有，河间王此举是明目张胆地矫诏行为。上次齐王等人擅自兴兵还算情有可原，这次河间王大动干戈则纯粹因为私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难怪后来河间王与其三个儿子同年同月同日死。
河间王奏章接下来的部分颇为无耻，原文如下：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冏拥强兵，树置私党，权官要职，莫非腹心。虽复重责之诛，恐不义服。今辄勒兵，精卒十万，与州征并协忠义，共会洛阳。”
所谓“君亲无将”出自《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完整的说法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意思是说“即使是君王的至亲，也不能产生谋逆之心，如果生了谋逆之心，必会遭到诛杀”。此句的关键是这个“将”字，意思是“产生这个念头，将要有所行动”，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谋反的行为，仅仅是动了这个念头，就可以定罪诛杀。
因此将河间王的这段话翻译一下，就是说：
“《春秋》大义，君亲无将。齐王虽然还没有谋反的举动，但是臣揣测他已经有了谋反之心，应该受诛。齐王拥强兵，在朝中树置私党，朝中的权重机要的官职都被他的心腹充任。齐王在京城盘根错节，虽然他受到可诛杀的重责，恐怕他也不会甘心受罚，所以臣如今陈兵十万，将与诸州征集而来的忠义之士协同并举，共会洛阳。”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河间王的心虚与无赖。河间王虽然列举了齐王的诸多罪行，但是只能说明齐王跋扈专横，还说不上要篡位谋反，于是就搞“莫须有”的罪名。
最后，河间王不忘给长沙王设陷阱，向成都王献殷勤，他说：“骠骑将军长沙王乂，同奋忠诚，废冏还第。有不顺命，军法从事。成都王颖明德茂亲，功高勋重，往岁去就，允合众望，宜为宰辅，代冏阿衡之任。”
翻译一下，即是说：“骠骑将军长沙王乂，将与臣一同奋举忠诚，废黜齐王使其还府第，如果齐王不顺命，请长沙王将其按军法处置诛杀。成都王司马颖品德贤明，是皇帝至亲，功高勋重，去年功成身退，深得民心，他适宜成为宰辅，取代齐王担任‘阿衡’之任。”
齐王当政期间各藩镇势力分布图
河间王的奏章递交之后，随即派出使者去邀请成都王，同时他下令振武将军张方领兵两万，作为前锋部队向洛阳挺进；任命李含为都督，统领张方部与后继部队，出关讨伐齐王。
河间王的使者很快抵达邺城。如何回应河间王？邺城内部产生两种截然相对的意见。
卢志劝成都王置身事外，静观其变。但是此时卢志对成都王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一年之前，最新得宠的是陆机、陆云兄弟，二陆差点命丧齐王刀下，当然乐得看齐王垮台，他俩都劝成都王响应河间王。
成都王其实也颇为心动，因为使者还暗中带来了河间王的许诺：事成之后，拥立他为皇太弟。
自从侄子清河王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成都王就对齐王颇有怨意，他将拨乱反正的全部功劳都让给了齐王，自己一无所取，齐王却阻挠他成为皇嗣。此举在成都王眼里就是以怨报德。成都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河间王满足了他内心无法言说的愿望，同时还可以向齐王快意恩仇，岂不快哉？
就在此时，洛阳亲河间王的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也来到邺城替河间王做说客。于是成都王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次下令招募军队，任命陆云为前锋都督，只等军队集结完毕，就进发洛阳。
但是卢志等人依然表示反对，母亲程太妃还有成都王嬖爱的宦官孟玖等人也一直撒娇吵闹不愿意离开邺城。成都王依违良久，谋而不决，招募来的军队始终等不到军令，军心就些浮动，有些人惦记着快过年了，干脆就回家去了，临走他们在邺城城门上留言：“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昔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由这些充满江湖气概的话语可知，当时成都王确实还深得人心。
成都王始终犹豫未定，直到十二月底齐王兵败身死，他都没拿定主意。
七、逃生的名士
河间王的檄文送至洛阳，齐王大为震惊，他立即招集百官商议对策，满腹委屈地替自己辩解：“当初孙秀作乱，逼迫帝王，使社稷倾覆，群臣无人能够抵御此难。孤王纠合义军，扫除元凶，臣子之节，昭然天下。今日河间、成都二王听信谗言，擅自兴兵，将不利于孤王，请各位代为斡旋，以消弭矛盾。”
朝臣们却都缄默不语，他们的心理可想而知：二王兴师问罪的对象是你齐王司马冏，与我何干？这一年来都是齐王府的人在操纵朝政，我又未曾参与，即使将来清算也祸不及身。如今这种生死关头，还是谨言慎行，不要招来无妄之灾为妙。
既然都不做声，那齐王只好点名了，他对官任司徒兼尚书令的王戎说：“请您老替我出出主意。”
王戎苦笑，心想如今大难临头了，你从谏如流又有什么用？王戎说：“殿下首举义兵，匡定拨乱反正的大业，这等功勋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但是事后殿下论功报赏有失公允，使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二王带甲百万，直指洛阳，其势锐不可当，为今之计，请殿下弃权让政，以王就第，可以不失王爵，这是求安的唯一计策了。”
王戎为人一向乖巧，他作官也是“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这次连他都说出如此逆耳的话，说明局势确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连敷衍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唯有劝齐王正视现实，让政保命。
这不止是王戎一人的看法，也是在场大多数朝臣的看法。以司空兼任中书监的东海王司马越也附合王戎，劝齐王让政。
齐王闻言犹豫不决。一旁的从事中郎葛见齐王有所动摇，大声呵斥王戎：“赵庶人听任孙秀胡作非为，移天换日篡位自立，当时群臣畏葸不前，无人恪守臣节，倡议反正。是我家主公亲冒矢石，率领义军冲锋陷阵，才恢复社稷，才有诸公今日的苟安。
“事后计功封赏确有不周到之外，但这是因为‘三台纳言’这些部门失职，他们不恤王事，拖延封赏，责任并不在大司马府。如今二王听信谗言，矫诏兴兵构逆，诸公应当上下同心，讨伐这两个逆臣，王戎你却劝我家主公束手就缚，弃权就第。自汉、魏以来，执政者弃权就第之后，无不被夷家灭族。王戎居心何在？议者可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