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终的皇帝
魏元帝曹奂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年近而立的司马炎还立在父亲司马昭巨大的荫庇之下，他当时是曹魏的新昌乡侯，官职是中抚军，主要职责是统领禁军，卫戍京师。这是权臣父子的传统分工模式：父亲领军在外讨伐异己，儿子留守京师，监督傀儡皇帝与朝中百官，当年曹操、曹丕父子也是如此。
但是司马昭似乎对儿子缺乏充分信心。这一年年初，奉命远征的镇西将军钟会消灭了蜀汉之后，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立，司马昭亲率大军西征，因为担心后院起火，司马昭挟持魏帝曹奂一同去了长安。
血战最终并没有爆发。此前司马昭对钟会的野心有所预料，特地任命能谋善断的卫瓘为监军，随行入蜀以备不测。卫瓘不辱使命，钟会刚树起叛旗，卫瓘就策动魏军哗变，杀死钟会及其党羽，控制蜀中大局。巴蜀二十二郡正式划入曹魏版图，被收编为第十三个州，益州。到了晋朝，益州一分为三，由北到南分别为梁州、益州、宁州。
随着蜀汉的灭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三分天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表面上是曹操的后人正在实现其先祖“天下归心”的理想，而实际上此时的曹魏政权也已经日薄西山，即将笑纳这个天下的人，复姓司马。
同年三月，司马昭进爵为晋王。十月，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晋王太子。此时的司马昭，九锡也受过了，对内的一切反对势力都已经剿平，万事俱备，只欠魏帝禅位。
司马昭没有等来做皇帝的这一天，他在次年（公元265年）八月病死，司马炎嗣位晋王。同年十二月，魏帝曹奂禅位给晋王，这一年司马炎正好三十岁。所谓三十而立，司马炎的起点比较高，一立就是个皇帝。
司马炎改咸熙二年为泰始元年。
泰始，这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一个年号，也是晋朝的第一个年号。泰者，安也。司马炎是想诏告天下：从今开始，天下要安定了。
泰始这个年号用了十年，但是天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安定，三国乱世尚未完全谢幕。江南孙吴政权依仗着长江天险负隅顽抗，两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时有交锋。
泰始十一年春（公元275年），司马炎改元咸宁。
咸宁，这是晋武帝的第二个年号，还是祈祷天下安宁的意思。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准备，晋国出动二十万军队，分六路进攻孙吴。孙吴当时国贫民困、人心思变，晋军摧枯拉朽一般，横扫江南。
次年三月，晋将王濬率领水军从上游顺江而下，直捣建业，吴王孙皓黯然出城投降。
破碎近百年的天下重新归于一统，兵荒马乱的日子结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咸宁的许诺已经实现，司马炎于是再次改元，将咸宁六年改为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太康，这是晋武帝的第三个年号。
太康这个年号用了十年，这十年史称“太康盛世”。史家如此描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所谓盛世，标准竟然仅仅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可见这不是一个繁华似锦的盛世，而是大乱之后喘口气的盛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治世而已。但是对比之前兵连祸结、“千里无人烟，白骨蔽荒野”的惨况，人们已经感到相当的幸福和满足。
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的盛世也仅仅昙花一现。不久，天下重新分崩离析，战火延绵不止。几十年后，在经历了山河沦丧、骨肉分离，见惯了杀人盈城、尸横遍野之后，文人干宝追忆晋初那段逝水年华，他笔下的太康十年美好得恍若人间仙境：“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千载之后重读干宝此文，令人欷歔不已，乱世中人说愁是泪、说喜也是泪。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字字血泪。
太康盛世的终结有诸多原因，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炎怠于朝政。
名为开国君主，实际上司马炎根本不具备开国之君应有的雄才伟略，他能当上皇帝的唯一原因就是有幸生在司马家。众所周知，司马家的江山是从曹操后人的手中连骗带抢得来的，过程卑鄙并且充满血腥味。司马家的前二代人物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留给后人的印象也是阴霾狡诈、心狠手辣，这一形象直到第三代人物司马炎的时候才有改观，但这个改观是建立在前二代人物辣手扫平一切政敌基础之上的。对于司马炎而言，创业时期的艰难险阻已由父祖克服，皇帝的宝座瓜熟蒂落，被他悠然拾起。
西晋太康二年疆域图、西域部分有省略
所以本质上司马炎是个靠父祖荫庇的二世祖，天性里安逸享乐的成分远多于坚忍谋国。在平定吴国之前，他还能稍稍克制自己，摆出一副有为明君的姿态，屡次下诏严禁浮华、严禁奢侈。不过这也仅仅是个姿态而已，比如他标榜从谏如流，却无法真正做到择善而从，最后姑息养奸；他宣称要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却始终优柔寡断，在苟安与奋进之间摇摆不定。
等到吴国灭亡，天下人都只认他司马炎一个皇帝之后，司马炎就连“明君”的姿态都摆得三心二意，压制已久的纨绔子弟习气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晋书》上评论他：“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
所谓“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是暗示司马炎好色。司马炎好色是个公开的秘密。早在泰始九年，司马炎就下诏在全境范围内征秀女，上至公卿府第下至寻常巷闾，凡有适龄少女却敢隐匿不报的，都以“大不敬”论处；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抢婚来逃避选秀，司马炎又下令，在选秀期间天下人一律不许嫁娶，犯者也是“大不敬”。要知道“大不敬”的罪名可不轻，最重可诛三族，司马炎一向标榜仁恕，可是为了美人，他愿意承担暴君的骂名。
讨平吴国之后，司马炎的“寡人有疾”一发不可收拾。他将吴主孙皓宫中的姬妾、宫女五千余人全部据为己有，导致洛阳后宫猛增至史无前例的一万余人。这一举动使司马炎沦为历史笑柄，宋朝诗人邓林写有一首名为《晋武帝》的七绝，劈头两句就是“秋风铜爵曲池平，吴主宫娃满掖庭”。
而更大的笑话还在后头。因为后宫人数太多，繁花入眼竟然使司马炎不知所从，在这个时候皇帝变成了一个极富有闲情逸致的登徒子，他每天坐着无人驾驭的羊车随遇而安。羊车停在哪个美人房前，就在哪里过夜。宫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几只拉车的羊身上，纷纷学习牧羊人的本事，在房前插竹枝、洒盐水，以吸引羊群。司马炎因此成为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羊车”一物也经常被后世用来指代帝王的宠爱与临幸。
所谓“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说的是司马炎重用杨骏、杨珧、杨济三兄弟，其中杨骏是皇后杨芷的父亲。太康年间离晋朝开国已近二十年，许多开国元勋已经逝世，杨骏兄弟成为最得司马炎宠信的臣子。司马炎热衷于在后宫寻花问柳，杨骏等人就趁机专擅朝堂，任用私人，排挤卫瓘等功勋卓著的老臣。《晋书·杨骏传》中说：“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
沉溺于酒色会间接造成君主大权旁落，不过它最直接的后果却是戕害君主的身体。没过多久，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司马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
自从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学说杂糅，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之后，谶纬之学、阴阳之说就再次成为显学。数百年来人们很真诚地相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这句话，认为天地间各种现象都会与人世间的所有祸福得失相契合。两汉魏晋各朝的史官不厌其烦地记下天上地下各种异象，用来附会当时各种政治现象，这些史料后来被记入《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正史中的“天文志”、“五行志”等篇章。
按照那时的说法，皇帝是上天之子，动静都有天神庇佑，连皇帝的座位都上应天上的“帝座”星，上天会不时的降下昭兆预示祸福。
太康九年正月壬申，太阳在白昼突然消失，良久再现；六月庚子正午，太阳再次消失，暝色笼罩大地。观星者言：日食再现，不利于王者。果然没过多久，司马炎就病倒了。
皇帝的病情时好时坏，延续到太康十年，情况更加槽糕，天下妖异频现。
先是年初，江南会稽郡传闻，该郡的鱼蟹都变化为田鼠，数量巨大覆盖了原野；荆州南阳郡传闻，当地人捕获了一只老虎，这老虎只有两只脚，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后来又突然消失了；幽州塞北有死牛突然开口说话，说“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
然后，洛阳官道铜驼街旁一棵高十丈许二人围抱的大树无故折断。太康十年四月，宫城崇贤殿火灾，十一月，含章殿鞠室火灾。
恶兆频繁出现，司马炎无疑慌了。太康十一年春（公元290年）正月，他又一次改元太熙。熙者，光明、和悦。司马炎祈求身体的康健，重新焕发光芒，君临天下。
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人间天子。改元之后冬去春回，天气越来越暖，而司马炎生命的火焰却一天比一天微弱。
孟春、仲春、阳春，春天去过了，司马炎的病情丝毫不见起色；接下来是四月，孟夏草木长，处处欣欣向荣，而司马炎却已沉疴不起。许多人预料到，“太熙”很可能就是司马炎所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了。果然，熬到四月己酉，有消息传出：皇帝大渐弥留。
皇帝病榻设在宫城含章殿。殿上帷幕重重，还遮起了屏风，司马炎躺在屏风之后，连呼吸都显得万分艰难。太医还在煞有其事地把脉，痛苦地做沉思状，其实谁心里都明白，皇帝离列祖列宗不远了。皇后杨芷、太子司马衷以及在京的诸位皇子环侍在皇帝周围，默默地开始酝酿泪水。
殿下，不少被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职、有权出入宫廷的大臣闻讯纷纷赶来，按各自官秩爵位的高低排队，整整齐齐地跪好，只等里面一声号召，恸哭举哀。
殿外，数以千计的黄门、宫女匆匆穿梭往来，在沉默中有条不紊地筹备着国丧。皇帝大行（注：驾崩的另一种说法）后梓宫（注：即棺椁）已经放置妥当；皇后、太子、众皇子以及后宫诸嫔妃要穿的“斩衰”丧服（注：不缝边的粗麻丧服，这是最重的丧服）已经缝制完毕；太子守丧居住的倚庐虽未搭建，但是白缣帐、蓐草、素床等材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马上即可完工；负责唱挽歌的太乐队成员冠带整齐，表情肃穆，列队等候于偏厅之中；宫城外，也有专门的场所被清理出来，以供百姓哭祭。
总而言之，万事俱备，惟欠皇帝一死。
皇帝偏偏不肯死。
殿下群臣跪了一个又一个时辰，双腿发麻、发冷最后失去知觉，可皇帝还是不断气。
终于有人等不及了，最前排站起一个六旬左右男人，环视匍匐在地的同僚，然后背着双手跨出队列，傲然上殿，揭开帷幕走了进去。没人阻拦这个跋扈的臣子，因为这人就是当时权倾天下的国丈杨骏。
杨骏见到的司马炎已与一具死尸没多大差别。双眸紧闭，肤色灰暗，胸膛与喉结处都看不出一点起伏，这些体征似乎都说明皇帝已经驾崩。杨骏从袖中掏出一缕新丝绵絮，递给皇后杨芷，杨芷啜泣着将绵絮递向司马炎口鼻之上。这一举动叫“属纩”，“属”是放置的意思，细小的绵絮叫作“纩”。绵絮很轻，古人将绵絮放置到弥留者的口鼻，测看其是否断气，如果绵絮一动不动，则说明病人已死。后来这举动演变成丧礼的一个固定仪式，《礼记·丧大记》中说“属纩以俟绝气”。
杨芷的手刚靠近司马炎脸庞，司马炎猛一抽搐，双眼突然睁开，灰暗的脸上泛起一道红晕。杨芷吃了一惊，手一抖将绵絮握入掌中，不被司马炎发现。司马炎直直地盯着某一个地方，顺着这道目光，杨芷发现被司马炎注视的人是太子司马衷。
瞬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司马炎为何迟迟不断气，他是不放心身后事，因为太子司马衷竟然是个痴呆。
二、痴呆的太子
司马炎一生儿子众多，有二十六个，夭折过半，活到成年的只有九个。这九个皇子后来全部被卷入“八王之乱”，七人死亡，唯有先天残疾的司马晏与幼子司马邺侥幸活了下来。
这些儿子大多是在晋朝成立后出生的，在做皇帝之前，司马炎只有四个儿子：正室杨艳生长子司马轨、次子司马衷、三子司马柬，侧室生司马景。嫡长子司马轨活到两岁就夭折了，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年初，司马炎立次子司马衷为太子，这时司马衷才九岁。
时光荏苒，太子一天天长大。宫中传出这么一个流言：太子是个痴呆。有这么一个笑话作为佐证，说有一次太子在皇宫华林园游赏，有蛤蟆在叫，太子静静听了半晌，问左右随从：“此鸣者为官乎，私乎？”随从哭笑不得，只好蒙他说：“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太子听了这个答案，相当满意。
消息传了出去，百官哗然，司马炎也大吃一惊，觉得难以置信。
皇帝与太子的相处方式不同于寻常百姓家的父子。寻常父子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对彼此的性情、能力了如指掌，皇帝与太子则不同，皇帝、皇后、太子分别居住于不同的宫殿，彼此相隔甚远，按规定太子定时都要向父母请安，但那是例行公事，过程充满繁文缛节，未必对亲情有益，而且像司马炎这样的风流皇帝，一退朝就坐着羊车到处猎艳，国事都可以荒废，当然更顾不上对太子的教育培养，即使当时太子想与皇帝亲近加深了解，恐怕也找不到父亲在哪里。
太子成年之后都要搬出宫城，单独居住于东宫，每隔五日回宫朝觐请安。朝觐有现成的规矩可按部就班，请安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都会有东宫官僚事先叮嘱指点，所以这种觐见形式重于实质，目的是向天下人展示父慈子孝的姿态，实际上并不能增进父子间的了解与感情。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皇帝被自己的儿子蒙蔽欺骗，甚至死于儿子之手，这种扭曲亲情的父子相处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司马炎没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太子是个痴呆，这一点都不奇怪。震撼之余，司马炎不敢轻易相信这个传言，因为宫闱深处自古都是盛产谣言阴谋的地方，宫内嫔妃们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其惨烈不亚于战场，而目的不外乎争宠夺嗣。
司马炎潜心观察，他发现自己好似雾里看花，一方面有人不停地提出种种证据，来说明太子是痴呆，另一方面又有人不停地把太子粉饰成圣子贤君。
司马炎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终于确认传言是残酷的事实，这时候太子十岁刚出头，现在撤换算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君王家天下，撤换太子是国事，但首先是家事，司马炎先向太子的生母皇后杨艳征询意见。杨艳在司马炎还是曹魏臣子的时候就已经嫁入司马家，算是糟糠妻，她出身弘农杨氏，那是汉末以来资格最老、声誉最隆的名门望族，若不是司马炎做了皇帝，他绝对是高攀。史称杨艳“聪慧，善书，姿质美丽，娴于女工”，与司马炎成亲后“甚被宠遇”，生有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三个皇子与平阳、新丰、阳平三位公主。司马炎称帝之后纳了一个又一个的嫔妃，后宫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但他还是十分尊重这个皇后。
司马炎对杨艳表示，司马衷也许不堪社稷重任，为了江山永固，应该另选佳儿做皇嗣。比如说，可以另立杨艳的幼子司马柬。
司马炎未必有什么深刻用心，但是杨艳显然十分敏感。她出身书香门第，应该听说过汉武帝那有名的李夫人说过的一句有名的话，“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当时她已年过三十，自谓年老色衰，皇帝已经很少在她那儿过夜，而且皇帝三天两头的纳妃，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皇子，令她产生严重的危机感。
司马衷的皇嗣地位现在是她唯一的保障，也是弘农杨氏未来的唯一指望。即使皇帝答应立司马柬为皇嗣，她也无法感到安全，因为司马柬不是嫡长子，废长立幼这种铁的法则不能破了口子，如果发生了第一次，谁能保证不发生第二次？
所以杨艳坚决反对换嗣，她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
“立嫡以长不以贤”不是一句普通的话语，它出自《春秋·公羊传》，是被奉为圭臬的法则。司马炎没想到妻子的态度这么坚决，竟然搬出儒家经典来对付他。司马炎脾气超好，史书上称他一生“未尝失色于人”，也许他不想太拂了妻子的心意，也许他想太子还小，长大了就会慢慢变聪明。反正换嗣的事情就搁下来了。
到了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杨皇后病逝，那时候皇太子十六岁，已经加冠礼并与大臣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成亲。杨皇后临死，担心别的嫔妃做了皇后，太子的嗣位不安稳，于是推荐自己的从妹（注：堂房亲属为从）杨芷接替她做皇后，司马炎是重情义之人，他当时就“流涕许之”，并且果真在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册立杨芷为皇后。从此，司马炎每次动起换嗣的念头时又多了一个心理障碍，总觉得冥冥天际，杨皇后那对妙目正盯着他质问。
但是，虽说君王家天下，毕竟这天下是天下人居住的天下，君王的贤与不才，关系到悠悠苍生的福祉。朝中百官议论纷纷，有相当一部分臣子对太子感到失望与否定，时不时地来劝谏一番。
有一次皇帝召集百官在凌云台宴饮，司空、太子少傅卫瓘假装喝醉，走到皇帝御座前，抚摸着御座连连叹息，说：“此座可惜！”司马炎当然明白他想说什么，卫瓘是太子少傅，最清楚太子的情况，他说可惜，是觉得太子配不上这个御座。可是司马炎实在狠不下心来废太子，他只好装糊涂，说：“公真大醉邪！”——你看来真是喝醉了啊，一边凉快去吧，这事不是你该操心的！
另一个臣子，中书令和峤，就没有卫瓘那么含蓄了。他直截了当的对皇帝讲：“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司马炎被他说得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
人世间的诡异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一边有人说太子确实白痴，另一边又有人说太子成年之后。已经变得聪明起来了。说太子聪明的那些人，无疑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们看穿了皇帝的心理，他们知道这是皇帝最想听到的话。
果然，司马炎兴奋不已，他派和峤与中书监荀勖去东宫，看看太子是不是真的变聪明了。荀勖回来后，把太子大大的称赞了一番。皇帝很高兴，又接着问和峤的意见，和峤很扫兴的来一句：“太子圣质如初。”——太子还是老样子。
史书上说皇帝的反应是很不高兴，“帝不悦而起”，拂袖而去。
和峤未尝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皇帝很不想听到的，但是在这关系国祚江山的大事上，他不允许自己说谎。忠臣与奸佞的区别就在于此。
皇帝还在继续摇摆，在他心里其实并不想换嗣，但是，他又知道太子确实不成器，他需要借口来说服自己，来说服心怀异议的朝廷官员。
于是皇帝继续进行对太子的测试，他布置了一次考试，把一些难以处理的国事写在纸上密封，交给太子，让他写上处理方案。为了防止太子的从僚替太子捉刀，司马炎把东宫的大小官员都召到宫里来喝酒。但是即便如此，太子还是作弊成功，帮他作弊的是太子妃贾南风。皇帝没有意识到，关于太子的废立已经不只是他们父子之间的家事了，而是几大利益团体的斗争。已经有许多朝臣牵扯进来，如太子妃贾南风的家族、皇后杨芷的家族还有贾、杨两家的党羽荀勖等人，他们已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当然不容许太子的地位动摇。
皇帝拿到太子作弊得来的答卷，喜出望外，他把答卷展示给群臣看，那些说太子白痴的臣子明知其中有鬼，但也没有办法，只好随着大家一起向皇帝表示祝贺，山呼万岁。
最后促使司马炎在嗣位问题上一锤定音的关键人物，是太子的儿子司马遹。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太子与贾南风成亲，皇帝皇后担心司马衷年幼愚憨，不懂男女帷房中事，就派一个叫谢玖的才人去东宫侍寝。谢玖出身低贱，是屠夫的女儿，史称她“家本贫贱，父以屠羊为业”，但长得“清惠贞正而有淑姿”。她去了东宫，六年后，竟然怀了孕。
若非这意外怀孕，皇帝皇后肯定记不住谢玖这个人。晋代的后宫分七等十六级，凌驾众生之上的是皇后，皇后之下是三夫人，分别是贵嫔、夫人、贵人，位比三公；三夫人之下是九嫔，分别是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仪、容华、充华，位比九卿；九嫔之上算是后宫的大小主子，九嫔之下则都是服侍人的角色，这些人按官秩依次为美人、才人、中才人，处在最底层的是无官秩的普通宫女。谢玖谢才人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低级女官而已。
皇孙从天而降，这让司马炎喜出望外，但谢玖眼下却忧心忡忡。因为太子妃贾南风是一个暴虐凶残的悍妇，对宫女动辄鞭挞笞打，甚至亲手杀害。太子妃还没有为太子生下子嗣，当然容不得她人捷足先登，曾经有宫人怀了太子的骨肉，太子妃知道后，竟然用戟活生生剖开孕妇的肚子，落下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母子俱亡。
惊恐万分的谢玖请求回到西宫，司马炎知道太子妃的行径之后，龙颜大怒，打算废掉太子妃，打入金墉城。金墉城在洛阳西北角，是当年魏明帝曹睿修筑的，后来成为一个专门关押皇家重犯的监狱。
杨皇后、荀勖等人纷纷替太子妃求情，说什么女人善妒忌这是天性，太子妃年纪小还不懂事，长大脾气就变好了。而且太子妃的父亲贾充曾立下大功，他死去不久就废黜他的女儿，未免让人齿冷。
司马炎的耳根一向比较软，而且对于皇帝、皇后来讲，区区一两个宫人的性命是不足以打动他们的，他们心疼的只是少了一个皇孙。现在皇孙没都没了，再追究也没什么意义，司马炎派杨皇后去把太子妃骂一顿，教训一下，此事就算了结。
谢玖获准回到西宫，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她生下皇孙司马遹，司马炎将他密养在西宫中，司马遹一直长到三四岁，太子司马衷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
对于司马炎来讲，皇孙司马遹绝对是个傥来之喜。老天先降下一痴儿，然后又让痴儿生出一个机灵乖巧的孙儿，看来冥冥之中实有天意。作为后人，我们知道老天其实不怀好意，但是那时司马炎并不这么认为。
所谓隔代亲，司马炎越看越觉得这孙儿聪明可爱，他给司马遹取字“熙祖”，从这个字可以看出，司马炎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孙儿身上，打算让他继承祖先的遗业，并且发扬光大。
至此，司马衷的皇嗣之位就稳如泰山了。司马炎已不再犹豫，他有了绝好的借口来说服自己，并希望说服群臣。不错，虽然皇太子愚憨迟钝，但是将来会有太孙继承大统，太孙睿智聪明，是难得的佳儿，将来肯定是个贤君。
为了使这个借口更有说服力，司马炎开始给孙儿造势。他经常在百官面前夸司马遹聪明，说“此儿当兴我家”，还说司马遹的长相、气质都像宣帝司马懿。这完全是信口开河，司马懿生于公元179年，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见过司马懿的人大多已经作古，司马懿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当世不可能有人知道。不过既然皇帝开金口，说这皇孙长得好、长得像祖先，作臣子的难道还能反对？自然是山呼万岁，向皇帝表示祝贺了。
司马炎经常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皇孙司马遹不同凡响。
第一个例子，是有一次皇宫失火，司马炎倚着高楼看救火，年仅五岁的司马遹牵着他的衣角，走到暗处，对他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这个例子一来说明皇孙有孝心，二来说明皇孙机敏、沉着、处乱不惊。
第二个例子，是皇孙看到宫中园林里养着一些很大的猪，皇孙说：“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这个例子说明皇孙心忧天下，并且知道爱士。
经过司马炎的努力，还在冲龄的司马遹很快誉满天下。
皇帝的意图表现得如此明显，那些嚷着说“太子不堪使命”的臣子是否明白呢？
他们当然明白，但是他们不接受。
那些臣子不接受，是因为他们有人选，而这个人选恰恰是司马炎万万不能接受的。
三、兄弟怡怡
在平定吴国之前，张华是司马炎最最信任倚重的臣子之一。当时满朝文武不思进取，天下还没统一呢，就开始贪享淫逸，竞相奢侈。例如太傅何曾“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天光吃饭就要花费掉一万钱，何曾还嫌没地方下筷子，他的儿子何劭更厉害，“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驸马王济用人奶喂猪，国舅王恺用珍贵的赤石脂涂墙，外戚羊琇连温酒用的炭，都要先雕刻成奇珍异兽的样子，然后才拿来温酒做饭，洛阳的达官贵人纷纷向他学习。
司马炎很痛恨这种奢靡的习气，并在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下诏“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到了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有一个叫程据的太医马屁拍在马腿上，他向皇帝献了一件雉头裘，被皇帝借题发挥，在大殿上当着百官的面烧毁。皇帝下诏重申，以后谁还犯禁做这种奇装异服，一律问罪。可是皇帝的诏令扭转不了社会风气，况且皇帝自己也不能以身作则，他一方面倡导朴素节俭，另一方面却又不停的选秀女、扩充后宫。
群臣既然忙着享乐，就很少有人操劳国事。司马炎每次提到要对孙吴用兵，总会招来一大片反对的意见，只有羊祜、杜预、张华三人坚定地站在皇帝这一边，主张趁着吴国内乱频频国力大损，将其一举讨平，不要将这个难题留给子孙。羊祜、杜预相继都督荆州军事，在前线与吴军对峙，张华作为内援，在朝中任度支尚书，供应军需。
等太康元年吴王投降的捷报传到洛阳，羊祜已经病死一年多了，司马炎追思他的功劳，热泪盈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司马炎立刻封杜预、张华为万户侯，并封两人的儿子为亭侯。此前羊祜、杜预都已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恩宠，人们普遍看好张华，认为他也即将开府，并且很可能名列三公。
这个猜想落空了。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相当诚恳地向时任尚书令的张华讨主意，问：“谁可托寄后事者？”
张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
这太令司马炎的伤心了，张华的答案离他想要的实在相差太远。在这个世界上，司马炎内心深处最忌惮、最讨厌的人，莫过于他的同胞弟弟齐王司马攸了。
因此没过多久，张华就被赶出洛阳，到北方僻远的幽州找鲜卑人去处理民族事务了。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从小就表现优异，史书上说他“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对于司马炎而言，这个优秀的弟弟是极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因为世人普遍认为司马攸更胜他一筹，祖父司马懿对弟弟的宠爱也远甚于对他。
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绝望的认为皇帝的宝座已经离自己远去。他的伯父司马师有五个女儿，却始终没有儿子，司马昭便将次子过继给兄长。司马昭掌握大权之后，经常拍着身下的座位说：“天下是景王（注：即司马师）的天下，我只是代理摄政，我百年之后，这个是桃符的座位。”桃符，就是司马攸的小名。
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司马炎听到父亲说这番话时心情该有多么惊惶不安。为了得到世子的位子，司马炎请来贾充、裴秀、荀觊、何曾、羊琇、山涛等一大群有名望、掌权势的大臣替他说情。司马炎长发委地，手垂过膝，他曾经把自己奇特的长相展示给裴秀看，问裴秀：“人有相否？”暗示自己天生异相，是帝王的不二之选。据说裴秀因此而归心，对司马昭称赞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
而司马昭犹豫了好久，终于在死前半年，才确定司马炎的嗣位。
知子莫如父，司马昭知道司马炎心里对弟弟有怨恨，所以他临死特地讲了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魏文帝与陈思王曹植兄弟不相容，贻笑世人的故事，握着司马攸的手，托付给司马炎。
四年之后，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病死，临终也担心司马攸的命运，她对司马炎说：“桃符性子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这个王太后不是一般女子，当年钟会还在得势的时候，她就对司马昭说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后来钟会果然谋反。王太后这次也没有看走眼，司马攸最终没能逃脱与刘长曹植相似的命运，十五年后，三十六岁的司马攸在忧懑中发病暴卒。
司马攸的死因，固然是他太优秀，冒犯了兄长脆弱的自尊心，但这还不足以勾起司马炎的杀机。与鼠肚鸡肠并且毫不掩饰自己鼠肚鸡肠的魏文帝曹丕不同，司马炎好名誉，所以显得涵养非常好，即使被臣子当面批评，比做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有名的昏君，他依然可以“大笑”，不以为忤，世人赞扬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连父母都对自己不放心，那么其他人的看法可想而知，司马炎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即位之后他对司马攸的优宠无可复加。
泰始元年，司马炎做皇帝的当日就一口气分封了二十七位司马家族的成员为王。这二十七个藩王按食邑多寡可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食邑四万户，享有这种超大封国的只有一人，就是皇帝的叔祖、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他当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第二等级食邑一万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大国”（注：按咸宁三年设立的标准），“大国”藩王的主要是皇帝的叔父；第三等级食邑五千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次国”，“次国”藩王主要是离皇帝血缘较近的平辈；以上三个等级的藩王在爵位上是平等的，都是“郡王”，第四等级则要降一级，是“县王”，食邑一般在五千户以下，这些封国属于“小国”，“小国”藩王主要是宗室疏族与皇帝的晚辈。
在这次分封中，司马炎有三个弟弟同时受封，分别是司马攸、司马鉴、司马机。司马鉴与司马机都被封为“次国”藩王，司马鉴食邑五千户左右，司马机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唯有司马攸是“大国”藩王，食邑万户。司马攸不仅与嫡叔父司马干、司马亮、司马伷、司马骏并肩，比另外两个嫡叔父司马伦、司马肜还要高一等。
皇帝的优宠不止体现在封国广大、食邑众多，司马炎要向世人展示，他对弟弟真的毫无芥蒂。司马攸随即被请入朝堂，委以重任，《晋书·齐王攸传》说“时朝廷草创，而（司马）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所谓“总统军事”实际是句空话，司马攸根本没有真正接触过兵权，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司马攸始终官居一品，位极人臣。
司马攸先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注：“开府”是一种特权，指高级官员自主选址建立府署并且自选僚属，在晋朝之前一般只有三公才享有这个特权；“仪同三司”是指比三公之下的官员享有三公的待遇。），这项殊荣在当时连皇帝的嫡叔父司马伷、司马骏等都没有能够享受。司马伷与司马骏在晋朝建立后一直领兵在外，屡建战功，司马骏镇守西陲有功，司马伷参与平吴有功，他俩都是论功行赏才享有“开府”殊荣的，比侄子司马攸晚了整整十多年。至于那些不成器的叔父，如司马伦、司马肜等，司马炎至死都没让他们开府。
不久之后，司马攸又升迁为镇军大将军，皇帝还加赐他羽葆、鼓吹。所谓“羽葆”是一种装饰着五彩鸟羽的华盖，“鼓吹”是演奏乐曲的乐队，这两样东西是天子卤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马炎将它们赐给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时能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而来，吸引众臣羡慕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对弟弟的宠爱。
从泰始年间到太康年间，十多年来司马攸始终未变的一个职责就是培养教导太子司马衷，也许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后来又转为太子太傅。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司马攸升任司空，成为西晋最年轻的三公，不过依然他兼任着太子太傅，依然得每天去东宫陪蠢笨如猪的侄子司马衷打发时间。
司马氏标榜要以“孝礼”治天下，构成“孝礼”的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对父母之“孝”和对兄弟之“悌”。对于儒者来说，孝悌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根本，《论语·学而篇》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因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种种优宠也带有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榜样的意味。
无论是从臣子的角度，还是从弟弟的角度，司马攸的回应都十分得体。他“降身虚己，待物以信”，“以礼自拘，鲜有过失”，并且处处表现出恭谨、谦逊的姿态。当初司马炎授权诸藩王自主选择国内长吏，司马攸认为天下尚未统一，藩王权力不宜过大，主动放弃齐国官吏的任命权，交还朝廷；当时诸藩王的日常开销都由国库承担，司马攸认为食邑所得已足够承担开支，因此请求自给自足，减轻国库的负担。看到弟弟如此心系社稷、舍己利国，司马炎感动之余坚决不同意。兄弟俩推来推去，前后多达十几次，把天下人都感动坏了。
如果没有意外，当年司马昭与王太后的预感绝对不会成真，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俩将始终掩饰好心中的罅隙，戴着笑脸，把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戏善始善终。
然而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兄弟怡怡”变成了“兄弟相忌”，最终兄长不得不将弟弟逼迫至死。
这个意外就是痴太子司马衷。
司马攸比兄长小十二年，文帝死时他才十八岁，在朝中没有根基。文帝考虑以司马攸为嗣，主要是出于对景帝的怀念以及对幼子的疼爱。这种想法显然对社稷有害，所以贾充、羊琇一干人等纷纷反对，他们对司马攸个人并没有成见，如果论亲疏，贾充是司马攸的岳父，羊琇是司马攸的从舅（司马攸出继景帝，羊琇是景帝羊皇后的从父兄弟），他们拥立司马炎，完全是因为“国赖长君，不利冲人”。
但是随着司马炎在一天天衰老，司马攸也在一天天成熟，他被认为是宗室不世出的贤人。
因此，当太子是痴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惊朝堂，很多朝臣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谁当嗣君才真正合适？
从理论上讲，司马攸继承皇位丝毫没有障碍，他是景帝的嗣子，而景帝是宣帝司马懿的嫡长子，按道理这晋朝的皇帝就应该是司马攸，司马炎反而有篡位的嫌疑；
即使抛开景帝不论，光说司马攸以皇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也是有先例的，文帝不就是兄死弟及的么？太子是个痴呆，这江山社稷总得有人担当，国赖长君，让司马攸做皇帝才是正确的。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撂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
《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