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到了洛阳，首先拜访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张华。这个举动是有用意的，因为张华是众所周知的忠厚长者，古道热肠，史书上形容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
晋初受过张华恩惠的名人不少，比如左思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写完《三都赋》没人欣赏，就是张华给他出主意然后声名鹊起；许多远道而来的江南名士如薛兼、褚陶等人，都受到张华的款待和提携。
张华也没有让二陆失望，老人家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这句话是莫大的鼓励，把初来乍到的兄弟俩感动坏了，后来张华惨死，二陆都写诔文悼念，还做了一篇《咏德赋》歌颂张华的德行。
当时张华列了一份他认为值得拜访的名单，让二陆按图索骥。陆机陆云很快就领略到了北人的傲慢与故意而为之的侮辱，全洛阳的好人大概只有张华一个。
比如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当时名士之间拜访的标准模式就是玄谈，天花乱坠逞机锋争口舌之爽。此前陆云有一次成功的经历，他与颍川荀氏的荀隐在张华府上初遇，张华提议说：“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陆云举手行个礼，自我介绍说：“云间陆士龙。”荀隐回答：“日下荀鸣鹤。”（陆云字士龙，荀隐字鸣鹤）陆云一听对方自称鸟类，于是戏谑：“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荀隐当然也不甘示弱，回敬说：“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言下之意你自称云龙，凡兽而已。
陆机显然没有陆云那么幸运，王济是王浑之子，孙吴就是在他家族打击下覆灭的。王济可没有打算用名士的标准去招待陆机，在他眼里陆机不过是一个亡国降虏而已，他端出几斛羊酪，羊酪原本是胡人的食物，魏晋时期已在北方普及，但还没有传到江南去。
王济问陆机：“你们江南有这种好东西么？”陆机好不失望，不过他好涵养，趁机赞美一下家乡，说：“我家乡的千里湖里生产一种莼菜，用来做羹味道鲜美，不必加盐豉等调味品，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两人讨论了一番南北菜肴，陆机失望而返。
不久，陆机与陆云去拜访名士刘宝，又碰了壁，刘宝把陆氏兄弟冷落在一旁，好久才憋出一句话：“听说东吴有一种长柄葫芦，你们带种来了么？”令陆氏兄弟大失所望，后悔自讨没趣。
当时社会壁垒森严，以门阀评人高下。王济是太原王氏的后起之秀、还是皇帝的女婿，而且一向以狂傲著称，他的怠慢或许尚在预料之内；而刘宝出身低贱，做过渔夫樵夫，还曾经沦落为奴隶，他的无礼可能就会让陆氏兄弟大感挫折，并且心生恨意了。
但是还有更加伤人的，一天陆氏兄弟出席某个宴会，范阳人卢志公然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古代称呼对方父祖名讳是相当无礼的，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的还是“何物”这个词？陆机当场就怒了，他对卢志说：“如君于卢毓、卢廷。”拂袖而去。
陆云比较善良，他对陆机说：“卢志世居幽州范阳，离江南很远，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何必要翻脸？”
陆机回答：“我父祖名播四海，宁有不知？鬼子敢尔！”（鬼者，伧鬼也）
事实也是如此，卢志很明显在消遣陆氏兄弟，满座北人都等着看笑话。
以上种种冒犯并非个例，而是针对全部吴人。比如据《晋书·华潭传》（《世说新语》中说是蔡洪）中说吴人华潭在洛阳表现出众，引起某些人的嫉妒，于是有博士王济（此王济非彼王济）公然嘲讽华潭：“朝廷正在招贤纳士，征召那些隐居于山林草莽间的贤才俊杰。你不过是个来自吴、楚之地的亡国之人，竟然也敢应征。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才能啊？”
华潭也是尖牙利齿之辈，他反击说：“有个道理你不懂，好东西都产自边陲，中原从不出产好货色，所以明珠文贝出产于长江边上，夜光璞玉出产于荆山之下，以古人为例，则有周文王出生于东夷，大禹出生于西羌。至于你们洛阳人，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个历史典故？周武王消灭殷商之后，把那些顽劣不可教化的殷商遗民都迁居到了洛阳，你们这些人应该就是他们的后裔吧？”
但还是那句话，吴人的自尊只能在口舌上得到点挽回，大势如此只能认命。时间久了，吴人也以此自我解嘲。有人问吴人袁甫：“为什么寿阳以西总是干旱，而寿阳以东总是闹水灾呢？”
袁甫说：“很简单。寿阳以东都是吴人，吴国原是鼎足强邦，一朝覆灭，吴人愤叹不已，积忧成阴，这阴气太重就聚积成雨，雨下久了就闹水灾；寿阳以西都是中原人，新近平定强盛的吴国，擢取了江南的宝物，心得意满，《公羊传》里说‘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因为同样的原因，寿阳以西总是干旱。”
袁甫此言当然是戏谑的玩笑话，但其心中的愤懑与无可奈何则一目了然。
在这样充满敌意的环境里，陆机陆云如履薄冰地过着不得志的羁宦生涯。
他俩不可谓不用心，比如有人说陆机的口音楚味太重，甚至写文章韵脚都带有楚音，陆机就用心的去学习洛阳官话；比如洛阳名士好清谈，不通玄学的陆云就偷偷地钻研《老子》，不过陆云又以迎合北人口味为耻，于是编出了一个夜遇王弼鬼魂、得其真传的鬼话来掩饰形迹。二陆还加入了贾谧的“二十四友”，成为石崇金谷园吟诗唱合的常客。
虽然煞费苦心，二陆的仕族却依然十分坎坷，他们先后投靠了吴王司马晏、贾谧、赵王司马伦，这几人要么平庸昏聩，要么贪鄙短视，全都不是良主，而二陆与之周旋为其爪牙，一个倒了马上又投靠下一个，显得饥不择食急不可耐，“好游权门”“以进趣获讥”，惹来世人与后人无穷非议。
而二陆如此急切投机，如此自贱钻营，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与打击。一转眼，十余年光阴蹉跎而过，二陆不仅一事无成，陆机反而因为投靠赵王而引来了杀生之祸，幸亏有吴王与成都王的搭救，才大难不死。
陆机刚刚逃脱牢狱之灾的时候，朋友顾荣与戴渊就劝他返回江南。梁园虽好，终非故乡。
但是陆机留了下来，史书上说是因为“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
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固然，二陆才高八斗，一向以国士自许，如此铩羽而归情何以堪？
可是试言之，即使二陆当时想激流勇退超然世外，他们能否如愿摆脱这个乱世的旋涡呢？只怕也不能够。以顾荣为例，此人劝陆机早还乡，自己却一直留在洛阳与当权者虚与委蛇。顾荣在洛阳忧谗畏讥，说自己“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如此辛苦却不敢引退，好友张翰十分理解他的处境，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
顾荣尚且如此，何况名气远在顾荣之上的陆机陆云呢？名满天下者，终究会被盛名所累，就算陆机陆云回到江南，还是会被当权者一纸征令召到洛阳来的，到时候应征，则重入虎口；不应征，吴郡陆氏全族数百口都可能会受到连累。
所以当时二陆的处境实际是进退维谷，论人生的失意时刻，二陆当时的挫折感只怕更甚至于二十年前故国灭亡的时候。
八、华亭鹤唳讵可闻
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柳暗花明，正如日中天的成都王对二陆着力笼络，试图引为心腹。
成都王的垂青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二陆当然积极回应。《晋书》上说：“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
“委身”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词，当世人形容某个女子将自己托付于某个男子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委身。这个词十分准确生动地表明了陆机与成都王之间的依附关系，也道尽了所谓的“养士求贤”，与古代女子寻求男子庇护宠爱本质上无不同。古代女子无法自立，士人也一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的才华、他们的理想，都必须寄生于权势，才能够生根发芽，有实现的可能。
这是一种严重不对等的关系。“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种关系只约束了“士”与“女”一方，“知己者”与“悦己者”有着无尽的权力，却毫无义务可言。“士”与“女”的前途并非取决于自身的才华与美貌，而全在“知己者”与“悦己者”的爱憎一念之间。
平心而论，成都王对待二陆确实与其他权贵明显不同，此前赵王诸人视二陆为弄翰文人，倡优蓄之，而成都王是以“国士”对待二陆。
成都王首先给二陆升官，他将待罪之身的陆机擢升为平原内史，又擢升陆云为清河内史。晋朝的内史是替诸侯王管理王国内政的实权官职，俸禄二千石，三品官秩。这种官职在陆机的父辈祖辈眼里，当然是不值一哂，可是今非昔比了，三品官秩虽然差强人意，已经足够让二陆铭记在心。何况，这仅仅是成都王知遇之恩的开始。
不久，成都王任命二陆为参军，向他们咨询大政方针，言听计从。
再后来，成都王直接授以二陆戎马之职，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委以重任：当初讨齐王，以陆云为前锋都督；讨张昌，以陆云使持节、大都督；这次讨长沙王，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
士为知己者死，成都王如此知己，二陆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场宾主关系竟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收场。
成都王离开洛阳之后，二陆随成都王一同去了邺城。邺城是北方名都，其规模与繁华可与洛阳相媲美，但是邺城依然是北方人的天下，充斥洛阳的那种排斥吴人的地域偏见，这里也有。
不过在邺城再也没人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嘲笑陆机陆云，因为二陆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卒，他们是成都王的新宠、邺城的新贵，一言决人生死，春风得意。
福兮祸之所倚，威福背后，二陆在邺城收获了更多的嫉妒、更深的敌意，还有更多蓄势待发的暗箭。
最嫉恨二陆的，无疑就是成都王以前的谋士，在洛阳曾与二陆结怨的卢志，他争宠失败，视二陆为眼中钉。
此外陆云还得罪了成都王嬖爱的宦官孟玖，孟玖总是恃宠而骄干预政事。《晋书·陆云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孟玖想让他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知道小人难防，都表示同意，唯独到陆云那关卡了壳，陆云说：“邯郸县令历来都由公府掾属充任，怎能任用一个阉人的父亲？”孟玖因此对陆云恨之入骨。
历来内臣与外臣、宦官与士人之间的对抗，往往是以外臣、士人的惨败而收场。陆云不可能不知道秦末的赵高与李斯，也不可能不知道西汉的石显与萧望之，他敢于公然得罪孟玖，底气就在于陆云认定成都王不是那无知的秦二世，不是那愚蠢的汉元帝，也在于陆云认为自己对于成都王的影响力与重要性都超过孟玖。
作为后人，我们知道这是可悲的错觉。
成都王对于二陆的信任与日俱增，二陆得到的忌恨也与日俱增。此次成都王进军洛阳，二陆获得的恩宠达到了顶峰。
人人皆知这次出征不是普通的征讨，而是在改朝换代，为了能从邺城顺利到达洛阳，坐上皇帝的宝座，成都王倾其所有，招募来二十万军队。然后，成都王任命陆机为大都督，将这支军队交给了陆机，这即是说，成都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陆机。
这也意味着，如果成都王如愿以偿的成为皇帝，陆机将是新朝第一功勋，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卢志等人都得仰看他的脸色。对于卢志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众多心高气傲的北方士人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
卢志是文士，不能领兵上前线，所以即使忌恨而死也无法影响战局，但是成都王麾下的宿将也对这个任命极为不满，这就很致命了。
当时聚拢在邺城的知名将领有王粹、牵秀、石超等，都是出身名门并且功成名就之辈，他们依附成都王也远远早于陆机，在他们眼里，陆机只是被武力平定的敌国残余，一个雕章琢句的无用之人，在邺城寄人篱下乞食而已。此次出征战功唾手可得，成都王却把它送给了陆机，陆机此前没有尺寸微功，如今后来居上，怎能让人心服？
对于同僚的心理，处于风口浪尖的陆机心知肚明，所以他找了许多理由向成都王请辞都督，比如说三世为将不祥，比如说羁宦他乡资历不够，等等等等，搞得成都王很不解。成都王心想此役十拿九稳，多少人想当大都督争拥立的功勋而不得，我特意留给你陆机，你还推三阻四，不知是什么居心？莫非你向着长沙王？
一来二去，陆机发现成都王恼了，不敢再推辞。当时同在邺城的吴人孙惠不知内情，看到陆机要往火坑里跳，急忙赶来劝陆机把都督让给王粹。
孙惠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只有王粹才是都督的最佳人选。论官职，王粹是北中郎将，除了成都王，整个邺城就他官职最高；论出身，王粹的爷爷就是当年迫使“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城”的龙骧将军王濬（与陆机可算是冤家路窄）；论地位，王粹尚颍川公主，是惠帝的妹夫成都王的姐夫。如果此人来督军，无人会有异议，奈何成都王就是认准了陆机一意孤行。
对于陆机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接受任命出征，那是凶多吉少，打败了必死无疑，打胜了将招来更多的敌意，也未必是福；但如果继续推辞，则意味着失宠，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此前十几年的辛酸荣辱全部付诸东流，光耀门第从此成为妄想。
因此陆机对着孙惠苦笑，说不能再推辞了，否则成都王“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
陆机心中应该还有一番话无法对孙惠实话实说，此次出征是他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把握住了，不仅吴郡陆氏能实现复兴，他本人的功业也将超越父祖，流芳百世。
巨大的诱惑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陆机最后决定咬着牙赌一下了，富贵险中求。
出征之时，成都王再次勉励陆机，并许下重诺：“如果功成事定，当封将军为郡公，担任三公级别的官职。将军好好干，我不食言。”
但是陆机显然不敢太乐观，他说：“当年齐桓公信任管仲，才得以成为春秋霸主；燕惠王猜忌乐毅，导致功败垂成。今日成败，关键不在于我，而在于殿下对我是否有足够的信任。”陆机这话分两层意思，一是自比管仲乐毅，表示要为成都王立功；二是担心领兵在外后院起火，卢志等人趁机诋毁自己，所以给成都王打预防针。
卢志一听陆机指桑骂槐，心里老大不痛快，一转身就对成都王说：“陆机自比管、乐，却把殿下比做庸君暗主，像这种自视奇高、凌驾于君主之上的将领是很难成功的。”
《晋书》上说成都王听了卢志的话，“默然”，看来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王爷对自己知人善任的信心并不是很足。
在内部钩心斗争，军中人心不稳的情况下，陆机指挥着二十万无法统御的骄兵悍将启程了。
一离开成都王的视线，军中那些不安分不服气的跋扈将军马上给陆机来了个下马威。
孟玖的弟弟孟超当时在军中，麾下有一万多人，孟超部军纪涣散，还没交战却先扰民抢劫，陆机将为首几人捕获，准备军法处置。孟超竟然带着一百重装骑兵冲击主帅大营，将人劫走。临走，孟超还公然挑衅陆机：“貉奴能作督不！”
主帅没有威信肯定是无法带兵的，时任陆机司马的江南人孙拯劝陆机杀孟超以立威，但是陆机看着一屋子武将寻衅滋事的嘴脸，犹豫很久，选择忍气吞声。
陆机这么一忍，就不仅威信全无，连颜面也扫地无遗了。此后，各中层将领视帅令如废纸，自行其是甚至公然犯上，军中令出多门上下离心。这样的军队人数再多也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吃败仗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孟超的气焰更加嚣张，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宣称：“陆机将反。”他还写信给他哥哥孟玖，说陆机暗中与长沙王联络，首鼠两端，有意贻误战机。
孟玖收到这封来自前线的密报如获至宝，赶紧添油加醋向成都王渲染，成都王则将信将疑。
如果陆机最终凯旋，所有谣言都不辩自明。可是河桥一役，陆机战败了，孟玖不失时机的再次诋毁陆机有贰心；当时孟超不服节度，轻兵冒进结果战死，孟玖却指证陆机杀人灭口，死者为大，陆机的辩驳处于不利地位。
在成都王看来，战败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难以想象的事情竟然发生了，那就得找出原因，即使找不出原因，也得编造一个理由，将这战败变得合乎逻辑。
最简单直接最能让死人瞑目活人逃脱罪责的理由，就是主帅叛变。墙倒众人推，那些平时就忌恨二陆的人纷纷落井下石，裨将王阐、郝昌、公师籓，冠军将军牵秀都指证陆机暗怀异心。
人证有这么多，可谓铁案如山，事情发展至此，陆机是铁定要替成都王的一意孤行受过，也铁定要替部下的跋扈专横受过，非死不可了。成都王勃然大怒，派出牵秀去捕杀陆机，于是就有了上节开头的那一幕。
与陆机一同罹难的有孙拯，还有陆机的两个儿子陆蔚与陆夏。
但是卢志觉得还不够解恨，他提醒成都王除恶务尽。成都王于是下令将陆机“夷三族”，派人收捕陆云，以及陆机的另一个弟弟陆耽。
成都王的官属江统、蔡克、枣嵩等人都知道这是个冤案，连忙替陆云求情。他们说，陆机指挥不力导致败绩，应当受刑，但是通敌的罪名查无实据，“夷三族”的处罚太严苛了，用刑必须谨慎，万一杀错人后悔也来不及，不如先将陆云等人收押，如果罪名查验属实，再杀也不迟。
参军王彰则劝成都王冷静思考，他说：“今日之战，孰强孰弱显而易见，即使是庸人都知道长沙王必败，更何况陆机？陆机是吴人，而殿下对他过于宠信，北土旧将因嫉生恨，所以才陷害他通敌呀。”王彰就是当年推辞做杨骏司马的那一个匈奴人，冤案的迹象是如此明显，连这个匈奴人都看出猫腻来了。
诸人讲的都有道理，但在这种场合是讲权谋不讲道理的。卢志提醒成都王斩草要除根，他冷冷地说：“当初赵王杀中护军赵浚，却赦免其子赵骧。赵骧于是投奔殿下反击赵王，这可是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
蔡克一听这话，心知陆云很难幸免了，他在成都王座前不停叩头，直至头破血流，他说：“孟玖一向忌恨陆云，此事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陆云的罪行未经查实，如果贸然处死，必定会引来无穷非议，有损殿下的美誉。请殿下三思。”身后同僚数十人也刷刷下跪，流泪固请。
但是眼泪救不了陆云的性命，一旁孟玖看到成都王有了松动，急忙劝成都王入内休息，撂下群僚直挺挺跪在空堂之上。
到内堂后，孟玖拿来一份供词，上面是孙拯的口供，内容是承认陆机与长沙王暗中勾结。成都王原本正在犹豫，看到供词之后坚定了杀心，当即下令将陆云、陆耽等人斩立决。成都王还夸孟玖做得好，他说：“非卿之忠，不能穷此奸。”
成都王不知道，这份供词是伪造的。孙拯下狱后，孟玖示意孙拯做伪证诬陷陆机，遭到拒绝之后对孙拯严刑拷打，但直至两脚的肉都被打飞，露出白森森的踝骨，孙拯依然不肯就范。孟玖只好伪造一份供词去糊弄成都王。孙拯有两个门生叫费慈、宰意，四处奔走，替孙拯与陆机喊冤，也被孟玖偷偷处死。
陆云死时四十二岁，可怜他十几天前刚写完一篇《南征赋》，歌颂成都王“崇文德於缉熙，济武功而保定”，不料南征未遂，自己却受累身首异处。
门生故吏将陆云葬在清河国，修墓立碑，四时祠祭。
陆机兄弟的悲剧是整个江南士族悲剧的缩影，他们的失败并非仅是个人奋斗的失败，还标志着整个江南士族的失败。
伤心至极的孙惠写信给朋友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
不久，孙惠不堪侵辱，杀了成都王的牙门将梁俊，遁逃回江南；洛阳的顾荣、华潭等吴人也心灰意冷，纷纷返回江南。
成都王在江南民心大失，日后东海王传檄讨伐成都王，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枉杀陆机陆云。
成都王无疑也意识到这个不利情况，试图挽回人心。琅琊王氏的王澄当时担任成都王的从事中郎，他请杀孟玖以谢天下，成都王于是诛孟玖，消息传出人心大快，只是成都王的受损的声誉已经无法挽回。
千百年来，二陆的命运一直被后世嗟叹不已。
《晋书·陆机陆云传》中的“赞论”，也就是“人物盖棺定论”这一部分，是唐太宗亲自操刀写成的。唐太宗赞叹二陆的才华，认为他俩既是“百代文宗”，又是“廊庙蕴才，瑚琏标器”，但同时又认为二陆没有避祸保身的智慧。
唐太宗的这一评判很有代表性，李白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行路难》有这么两句：“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李白将陆机与李斯并列，也对陆机不能趁早避祸远害，汲汲于功名富贵，最终惨死他乡的命运表示遗憾。
其实李白只是旁观者清，因此才显得睿智从容。写完此诗的十二年后，李白就重蹈陆机覆辙，踌躇满志地加入了永王幕府，结果永王旋及垮台，李白因为“附逆罪”被捕，差点被杀，最后被流放。永王的声誉、权势都远不如成都王，永王对李白的重视也远不如成都王对陆机，从这一点来看，李白还不如陆机聪明呢。可见说人易说己难，今人一向苛求古人，却不知自己的行径也会被后人笑。
吴郡陆氏的复兴最终由陆机的族弟陆晔与陆玩来实现。
陆晔陆玩是与陆机陆云截然相反的人，他俩淡泊功名，孙吴亡国之后一直隐居江南，在西晋时期默默无闻。陆晔在东晋被封为江陵郡公，授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成为晋明帝的顾命大臣，以七十四岁高龄寿终正寝；陆玩的官职比陆晔更加显赫，他被封为兴平伯爵，历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又继王导、郗鉴之后，成为东晋的第三任司空。陆玩六十四岁的时候寿终正寝，皇帝特许“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可谓享尽哀荣。
陆晔陆玩的才华、声誉都远在陆机陆云之下，他们的处世态度也相差甚远，但是平庸淡泊的陆晔陆玩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陆机陆云这两个天才梦寐以求而未得、为之殒命的荣华富贵。这种愿望与结局的严重错位，只能让人感叹造化弄人，推给玄而又玄的“命运”了。
九、草木萌芽杀长沙
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晋文公通过此役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奇怪的是，晋文公打了胜仗反而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直到几天后楚国传来消息：楚将子玉战败而归，被恼羞成怒的楚成王逼得自杀了，晋文公这才喜形于色，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
如果长沙王当时从史籍上读到这个典故，他将露出会心一笑。河桥之战的胜利并不能打消他对东线战事的忧虑，成都王是倾巢而来，后劲十分雄厚，如果全军上下被惨败激起同仇敌忾之心，长沙王万难抵挡二次进攻。
但是陆机的死讯使长沙王彻底放了心，斩杀主帅说明成都王的锐气已经严重受挫，而更可笑的是斩杀陆机的理由竟然是通敌。陆机有没有通敌长沙王当然最清楚了，长沙王马上猜到成都王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估计短时间内无法再发起有效进攻，东线可以暂保无虞。
以长沙王的心机，当然不会仅仅求个消极防御，苟延残喘。长沙王的一贯战略是联合成都王打击河间王，即使后来战略受挫，兄弟间兵戎相见，长沙王仍然没有对成都王口出恶声，在征讨檄文中，长沙王也将全部罪恶推诿于河间王。
厚此薄彼是有用意的，长沙王料想此时成都王元气大伤进退维谷，正是媾和的绝好时机。他派中书令王衍、光禄勋石陋作和事佬，与成都王相约分陕而治。
长沙王智者千虑，但这回他却失算了，他低估了成都王的野心。如今的成都王已经不满足于做幕后操线的执政者，河间王许诺要拥立他成为皇帝，直接御宇天下。相比之下，长沙王给出的砝码太轻了，不值得成都王背弃与河间王的盟约，而长沙王又不可能像河间王一样拥立成都王为帝，在心理上长沙王不甘心、也无法接受弟弟成为皇帝，因此他成为了成都王的障碍，因此这幕兄弟阋墙的悲剧已经没有办法中止了。
果然，王衍等人一脸失望的回到洛阳，成都王拒绝了缔和。长沙王无计可施，他给成都王写了一封信，试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帝受天明命，统摄四海，勤身苦己，才成就帝业，从此天下太平万民以安，恩泽流于后世。后来孙秀作逆，犯上篡位，是十六弟（成都王排行十六）你招集义军，拨乱反正；齐王恃功骄傲肆行非法，没有忠臣之行，并且听信谗言，伤害至亲骨肉，陛下因此不满，令我将其正法。
“你我兄弟十多人同产皇室，被分封于外都，却未能阐扬王教，替陛下经国远略，已然心中有惭，不料你却还与太尉（指河间王）带兵百万，包围宫城。这太不像话了，洛阳群臣都感到很愤怒，陛下也授命我宣示国威，对你薄施惩戒。
“我并未将你当敌人，非要除之而后快。前日交战你丧失惨重，死者累积成山、填满深谷，并非陛下与我不顾骨肉亲情，下手毒辣，而是你的行为实在国法不容，因此你派来的将领陆机都不愿意为你所用，临阵倒戈所致。
“谋逆作乱不是儿戏，会令人身不由己，你明明只想向前跨一尺，结果却会不由自主的奔跑一丈。章度吾弟（司马颖字章度），趁你陷入还不深，班师回邺城去吧，不要再陷先帝的江山于兵火，不要再令我司马家先人蒙羞，不要再遗祸我司马家子孙。我顾念骨肉分裂之痛，所以写这封信给你，请三思。”
成都王的回信则老调重弹，要求长沙王杀皇甫商、让政归藩，以作为退兵的条件。这当然只是托词，说明成都王志在必得，他根本没有讲和的意图。
成都王回信如下：“我司马家在文帝、景帝时期，天命所归已经昭示，后来武皇帝受禅建国，功业比肩尧、舜，当时天下富庶安康，国力强盛。武皇帝广封藩王，期望各藩王做为朝廷屏障，拥护晋室百世不息。谁曾想，日后骨肉至亲纷纷为祸朝廷，先有外戚专权，杨氏、贾氏流毒天下，后有齐王、赵王夺权篡位。
“如今这些叛逆都已服诛，但是天下未安，我心忧王室，每念至此，心悸肝烂。羊玄之、皇甫商这两人都是赵王一党的余孽，不仅没被治罪，反而在洛阳兴风作浪，令人愤慨。所以征西大将军（指河间王）羽檄一出，四海云应。本以为六哥（长沙王排行第六）与我同心，擒拿皇甫商等使其认罪伏法。不料六哥竟然自为戎首，上矫君诏下离爱弟，妄动兵马任用豺狼。六哥行恶求福，南辕北辙，如何可能实现？
“前日我虽有河桥之败，但在温县打了个胜仗（注：此役不可考，估计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一彼一此，不胜不败。我麾下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这些精兵良将足以攻克洛阳，也足以与六哥协手整顿海内。六哥如能听从太尉（指河间王），斩杀皇甫商，缴械退让，我马上班师回邺。
“来信已收到，览信感慨不已。士度吾兄（长沙王字士度），请正视你的处境，深思进退。”
长沙王的信中提到了陆机的惨败，成都王则在回信中有意强调自己未落下风，只能算是平局。成都王只是嘴上逞强而已，直到长沙王死亡，他都没有能够再次发动进攻。
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西线。
张方自从损失了五千士卒，就打消了速战速决的念头，他撤出洛阳，驻扎在城西的十三里桥西。十三里桥在水之上，毗邻洛水、谷水，向北走数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谷涧，向西南走数里就是千金堨。此处是洛阳城西的粮仓，张方占据此处，就截获了长沙王一半军粮；更要命的是，洛阳地势西高东低，全城饮用水由谷水注入千金堨，再由千金堨流入城内，最后排放到洛水，张方掘开千金堨，断了洛城水源。
洛阳一下子陷入困顿，粮食告急，城内城外的水碓也全部干涸掉。水碓是古代用水利舂米的工具，水碓一干只能手动舂米，这需要大量人工，长沙王于是征发洛阳权贵家的奴婢舂米做军粮。长沙王又大量征兵，一品官员以下家庭、十三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应征，同时又有大量奴隶被赦免，招入军队，这些战斗力可疑的军队被称为“四部司马”。
在这种困境下，长沙王当然盼望速战速决。张方偏偏不来攻城，他知道此时长沙王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锐不可当，但是长沙王坐守孤城，力量消耗一分就少一分。张方的战略就是拖，耗你个灯枯油尽满城饿殍，到那时洛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张方既然不来，长沙王只好主动出城进攻，结果张方在十三里桥与洛阳之间一口气修筑了十几道壁垒。十一月辛巳，长沙王杀出城来，张方退守壁垒，长沙王攻坚不利，退回城内。
张方的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长沙王日渐被逼到悬崖边缘，成都王估计也是知道长沙王的真实处境，所以才有恃无恐，坚决不讲和的。
此时洛阳城内的士气依然很高涨，《晋书》上说“战久粮乏，城中大饥，虽曰疲弊，将士同心，皆愿效死”，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已是强弩之末。那个日后中流击楫名留千古的民族英雄祖逖，当时在长沙王幕府担任骠骑主簿，他对长沙王说：“雍州刺史刘沈忠义果毅，治下雍州的兵力足以克制河间王，不如下一道诏书给刘沈令他发兵。河间王必定召还张方，这是围魏救赵的良策。”
长沙王觉得这是条好计，在给刘沈下诏书的同时，长沙王还秘密派出皇甫商，携带另一份诏书去秦州找皇甫重。诏书的内容是让皇甫重、游楷等人罢手言和，然后联合出兵，与刘沈东西相应夹攻河间王。
皇甫商秘遁出城，向西日夜兼程。可惜天要亡长沙王，皇甫商混进关内，潜行穿越长安，刚想松口气，就遇上了他的外甥（注：即同族姊妹的儿子）。皇甫商平素为人肯定不好，据说这个外甥一向就很憎恶他，于是这个外甥向河间王告发，皇甫商被擒获，河间王将他拖到长安菜市斩首，算是替李含报仇。
皇甫商的离城、被擒、被杀，已是太安二年的年底。
一转眼又是新年到，洛阳的新年又一次笼罩在恐怖与鲜血之中。太安三年正月初八，丙午日，尚书令乐广在忧愤交加中病死，乐广的女儿嫁给了成都王，长沙王因此怀疑他里通外敌。乐广说：“岂以五男易一女？”意思是说我的全家老小，包括五个儿子都在洛阳城内，通敌是夷三族的罪名，我岂会因为一个女儿而赔上五个儿子的性命？
不过这个说辞并没有打消长沙王的疑虑，乐广惊虑之中竟然生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按杜延业《晋春秋》的说法，乐广是自杀的）。但凡内战，都会有这种骨肉分离的悲剧。
这时洛阳城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城里的粮食消耗殆尽，米价飞涨至一石万钱的天价，普通百姓吃不上饭，街道出现饿殍。
饥饿也许是世上最厉害的武器，它就像一只无形的硕大毒虫附在人体上贪婪吸食精气，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戕害，更是精神上的侵蚀摧残，任你是视断头如断发的英雄好汉，还是视贞节如性命的烈妇贞女，都很难熬住那如附骨之蛆一样切切碎碎的痛苦。
洛阳城内外绝隔，既已断粮，又无破敌出城的希望，还没有友军支援，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是绝境。长沙王犹在做困兽之斗，但是自己是否值得跟着陪葬呢？
一些禁军将领意志崩溃了，他们决定背弃长沙王，就像他们以前背弃历届执政者一样。这些怀异心的将领主要是殿中禁军及三部司马，他们与左卫将军朱默密谋发动一场小规模政变，废黜长沙王与张方媾和。
但是媾和也是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的，朱默等人地位低下，无法与河间王平等对话。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媾和无异于开门揖盗，张方可以肆无忌惮地赶尽杀绝，完全占领洛阳。所以仅凭禁军将领不足以成事，还缺少一位地位卓著的领袖，于是他们找到了东海王司马越。
东海王官任司空，兼领中书监，当时洛阳城内除了惠帝与长沙王，就属他权势最重。恰好他也担心张方破城之时玉石俱焚，自己受到连累，当即与朱默等人一拍即合。
当时长沙王还在焦急等待关中方面的消息，根本没有料到会遭遇手下的背叛，他永远等不到刘沈起兵的好消息了。太安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癸亥日），殿中禁军劫持长沙王，软禁在宫中；东海王随即逼迫惠帝下诏免除长沙王的一切职务，囚禁于金墉城。长沙王在囚所徒劳地上书：“陛下笃睦于亲，委任臣处理朝政。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鉴。诸王听信谬言，率众责难于臣，各朝臣出于私心，将臣收捕关押。臣不惜一死，只是担心大晋衰微，陛下至亲死亡殆尽，陛下将会陷入孤危。如果臣的死可以使国家从此安宁，使司马家从此不再有纷争，那么臣将欣然就死，但是事实显而易见，臣的死只能令乱臣贼子感到快意，对陛下毫无益处。”
废黜长沙王只是部分禁军的意愿，另一部分禁军有的依然还在犹豫，有的则对长沙王誓死跟随。政变消息一传出，洛阳城内部先已起了混乱，东海王派使者出城媾和，使者回城后宣扬说，张方的关中军也是灰头土脸士气不振，离崩溃不远。
于是殿中禁军后悔不已，有一些死忠分子就策划要劫狱，救出长沙王跟张方死拼到底。风声漏到东海王耳朵里，东海王大为惊恐，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长沙王如果得救，那他就必死无疑。
东海王打算处死长沙王，来个釜底抽薪，断了众人的念头，这作法很危险，万一众人在激愤之下不管不顾的据城反抗，那后果是灾难性的。黄门侍郎潘滔连忙制止，他说：“千万不可，杀长沙王者，自有其人。”潘滔示意东海王借刀杀人，让张方动手铲除长沙王。
东海王于是密请张方派兵入城，同时秘密告之长沙王的所在。正月丙寅，也就是长沙王被废的两天后，张方派亲信郅辅到金墉城，将长沙王转移到关中军军营中。
张方是贫贱出身的武夫，性格残暴，与董卓是同一类人，此前长沙王让他损兵折将，张方恨长沙王入骨，而且当时河间王、成都王还有东海王，都盼着长沙王死掉没有后患，张方因此更加肆无忌惮。
长沙王被转移到军营的当天夜里，张方将他绑在木架上，用文火慢慢烤死。长沙王临死前的惨叫传出数里远，让人愀然心悸，洛阳三军上下没有不哭的。
长沙王死时年仅二十八岁，他死于太安三年（公元304年）正月二十七日，正是草木发芽破土的时节，这个死期正好符合流传于洛阳的一个民谣：“草木萌芽杀长沙。”
长沙王是第五个殒命的王爷，“八王之乱”又翻过了血腥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