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入洛阳
太安三年（公元304年）正月，成都王的军队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洛阳城，此情此景初次上演是在赵王垮台的时候，那已是三年前的往事了。
这三年世事白云苍狗，昔日与成都王并肩作战的齐王、新野王孤坟野外，已化为一杯黄土；另一个兄长兼战友长沙王，如今作为失败者陈尸城东，无人敢为其殡殓，最后有个不怕死的故掾名叫刘佑的豁出性命，单独推着丧车，步行替长沙王送葬。刘佑边走边哭，悲痛欲绝，哀感路人。
败寇成王。在此刻，亲兄长的鲜血与刘佑的眼泪都无法在成都王的心中形成阴霾，三年前那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成都王已经死去，重新跨入洛阳的成都王是一个野心膨胀的征服者，矛头直指他另一兄长，司马衷的皇帝宝座，他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迈向那雄伟辉煌的皇宫大殿，迈向那梦寐以求的御座。
这是成都王的巅峰时期，一切似乎来得太早太顺利。这一年成都王二十六岁，这位皇子生命中的前二十一年在洛阳皇宫中优游度日，历练世事是从出镇邺城之后开始的，这短短五年也大致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他遇到过的最大挫折也许就是不久前的河桥惨败，但是这惨败马上就得到弥补，最终耀武扬威的胜利者还是成都王。
坊间俗语所谓人生三大悲，头一件就是少年得志。成都王春风得意马蹄疾，浑然不觉一路走来，脚下铺着累累白骨。那些白骨都不是陌生人，他们是兄长秦王司马柬，死时三十岁，楚王司马玮，死时二十一岁，淮南王司马允，死时二十八岁，长沙王司马乂，死时二十八岁；这里面还可以加上侄子愍怀太子司马遹，他与成都王同年，不过他已没有机会活到二十六岁了，司马遹入土三年，如今坟头木拱。
除了傻皇帝司马衷，武帝的嫡系子孙大多在鼎盛年华死于非命，已经所剩无几。作为幸存者，成都王显然没空去进行反思，也没有感到警醒，履尊称帝的欲望就是一枚致命的树叶，遮住了他的眼睛。成都王正逐渐接近顶峰，但他并不知道顶峰处就是一个断崖，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成都王正在重蹈诸位兄长的覆辙，他肯定没有料到自己的生命竟会与长沙王同样短暂，止步于二十八个春秋。
因为踌躇满志，成都王没有察觉洛阳人的态度也与三年前迥异。三年前，义军进城惠帝反正，洛阳百姓山呼万岁、响彻云霄，这种热烈感人的场景在三年后被凝重屏息的静默所替代，静默的背后是洛阳百姓深沉刻骨的仇恨。
播下这仇恨的倒不是成都王，而是张方，但是既然是盟友，成都王就少不得要替人受过。
张方此前与长沙王苦战，相持日久损失惨重，军粮也已告罄。张方为人暴戾，在用惨无人性的方式杀死长沙王之后，继续迁怒于洛阳百姓，他放纵士兵在洛阳杀人抢劫，掠夺财物。幸亏河间王及时传令张方班师，否则洛阳百姓的祸难会更加深重。
张方临走，还从洛阳宫中、诸公卿府中卷走奴隶、婢女一万余人，这一万余人只有部分活着抵达关中，因为关中军缺粮，于是半路上宰杀活人，掺杂在马肉、牛肉之中作为食物。
此时正值“五胡乱华”的起始阶段。“五胡乱华”对于汉人而言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后世都记得当时有一个野蛮凶残的少数民族叫羯族，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羯族皇帝叫石虎，有一个残暴的羯族太子叫石邃，以杀人吃人为乐。
但是细读史书令人惊竦，原来晋末首开屠刀，劫掠并杀戮同胞然后做成菜肴的，竟然是汉人军队，而且还是朝廷的正规军（《资治通鉴·晋纪七》记载了劫掠、吃人；《晋书·惠帝纪》记载了劫掠、人相食；《晋书·张方传》记载了劫掠，没有提到吃人；综上可知关中军劫掠百姓、宰吃活人是个铁案）。
张方匆忙撤军是个意外，按原计划不该是张方进关，而是河间王出关，与成都王会师洛阳，共襄废立大举。但是长沙王临死前的一个挣扎，不仅将计划搅乱，河间王甚至还险些遭遇不测。
这个挣扎的举动就是去年年底惠帝下给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的诏书，命令二人起兵攻击河间王。当时皇甫重正陷于重围，自身难保，刘沈则奉诏迅速传檄境内，试图集合雍州州兵以及七郡（七郡：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始平、新平）郡兵，不过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七郡之中，东北部的冯翊郡太守旗帜鲜明的站在河间王一边，其余诸郡也大多狐疑旁观，立场坚定出兵跟随刘沈的只有西北隅的安定、新平两郡，好在刘沈又集合了部分关中豪强的部曲，使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
刘沈以安定太守卫博、新平太守张光、安定功曹皇甫澹为先锋，从背后杀向长安。
当时河间王并不在长安，他带领着关中军后继部队，驻扎在离潼关不远的郑县，正准备出关。听说后院起火，河间王连忙回师布防，他进驻长安东北处的渭城，派遣虞夔率领步兵、骑兵合计万余人，迎击刘沈军。
虞夔与卫博等人在扶风国的好畴县发生遭遇战，虞夔大败而归。河间王惊恐之下放弃谓城，退守长安，同时召唤张方赶快回来救主。
刘沈占领渭城，又顺利渡过渭水，在渭水边构筑营垒，河间王数次进攻都无功而返。刘沈分兵五千给皇甫澹、卫博，命令二人进攻长安。仅凭五千士兵就去攻打名都长安是十分冒险的，不过那时刘沈军连胜之余，气势如虹，竟然轻易攻破城门，一直杀到河间王府邸前。长安城内的守军在数量上并不落下风，被逼至死角后激起斗志，拼命反抗。双方激战于河间王府门外，僵持不下。
按计划这时刘沈应该领着后继部队前来助阵，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沿途受到阻击，后援竟然没有及时赶到，河间王军看到对方是在孤军奋战，士气大增。而就在此时，河间王的援军先到了，冯翊太守张辅领着一支生力军从侧面袭来，皇甫澹与卫博的军队被击溃，五千人星散城内被杀戮殆尽。卫博父子死于战场，皇甫澹被擒获，河间王试图将其收降，但皇甫澹是皇甫重的族人，当然不肯为河间王所用，最后也被杀死。
经此一役，刘沈大势已去，他退出长安，驻扎在此前渭水边上的营垒中。此时张方率领关中军主力已逼近长安，张方派遣敦伟为前锋，深夜突袭刘沈营垒。刘沈军已成惊弓之鸟，当即崩溃星散，刘沈领着麾下亲信百余人向西南方向逃窜，估计是想逃入汉中。去汉中必经陈仓，陈仓县令在境内严加防范，最终将刘沈擒获，送到长安邀功。
刘沈自知必死，十分坦然，他对河间王说：“夫知己之顾轻，在三之节重，不可违君父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荠。”言下之意说我是奉诏来杀你，如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河间王自忖对刘沈不薄，刘沈却几次三番与自己作对，十分恼火。河间王的暴戾不亚于张方，他下令先将刘沈鞭打个半死，然后拖到长安菜市示众腰斩（河间王似乎对腰斩情有独钟，当年夏侯奭也是腰斩）。
新平太守张光也被河间王俘获，不过他的命运要好得多。张光是关中宿将，早在元康年间就先后在梁王、赵王的麾下用事，梁、赵二王屡战屡败，张光却是屡立战功，曾以百余人扼守孤营百余日，堪比东汉初年的名将耿恭。河间王自然听说过张光的威名，想收为己用，于是赦其不死，并且设宴款待，任命张光为右卫司马。张光败得不服气，他对河间王说：“刘雍州不用鄙计，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
对于功臣张辅，河间王论功行赏，现任秦州刺史皇甫重死后，他表请张辅为秦州刺史；此役金城太守游楷切断皇甫重与刘沈的联系，也有功劳，河间王表请其为梁州刺史。
河间王没有想到，他的回报反而断送了张辅的性命。当时蜀中绝大部分的领土已经落入流民军之手，梁州刺史的直接管辖区域仅剩下汉中郡，而且还暴露在流民军的攻势之下，因此游楷对梁州并不热衷，甚至都没有去汉中赴任。他试图割据陇上，于是与陇西太守韩稚联合起来驱逐张辅，将张辅斩杀于秦州遮多谷口。这是后话，略表不提。
回到洛阳。
刘沈、河间王交战示意图
河间王在关中出不来，成都王就成为洛阳的唯一掌权者。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消除长沙王执政的痕迹。太安三年正月，惠帝下诏改元为永安元年，大赦天下。这个年号又是一个谎言，此前惠帝已经用过“永平”“永康”“永宁”等诸多“永”字开头祷祝和平安宁的年号，结果统统全是战火纷飞的血腥岁月。
不久，惠帝再次下诏，任命成都王为丞相，封邑增加二十郡；又任命东海王为尚书令，东海王害死了长沙王，心里有愧，同时又觉得洛阳实在凶险不宜久留，正在向惠帝称病打算逊位，回东海国避祸，结果被驳回，被迫继续掌权。
此时的东海王，野心还没有彰显，对于权力的欲望也不显著，他是被动推上风尖浪口，然后因缘际会获得了此前诸王汲汲以求而未得的权力。永安元年正月的东海王，作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将来会如此大喜大悲，他当时应该与大多数人一样，在迷茫与惶恐中度日，不知道哪天就会有横祸飞来，使自己死于非命；他更不可能预料到，半年之后就有一场大风波将他卷走，从而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成都王加官进爵之后就决定返回邺城，临行前，他又做了一件令洛阳公卿咬牙切齿的事情。此前成都王在禁军手中吃了大亏，因此他打算消除威胁，成都王命令心腹石超率领五万人分别把守洛阳十二道城门，瓮中捉鳖秋后算账，成都王的士兵全城搜捕当初与之作对的禁军将领，逮到之后格杀勿论。随后，成都王又将自己的将领安插入禁军，任命石超为中护军，留在洛阳震慑大局。
当初是满城拥护长沙王，成都王采取血腥手段搞清算，自然令全城上下陷入恐怖，洛阳公卿纷纷去邺城向成都王谢罪，请求宽恕，侍中嵇绍等人因与长沙王走得太近，都被废黜免为庶人。
搞清算的同时，成都王与河间王一唱一和，有条不紊实施着改朝换代的计划。
永安元年二月乙酉，丞相成都王上书废黜赵王所拥立的皇后羊氏，将其免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同时废黜齐王所册立的皇太子司马覃，司马覃继承父亲司马遐的爵位，重新成为清河王。
三月戊申，即司马覃被废二十三天之后，河间王表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于是惠帝下诏，称“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立成都王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一如当年魏武帝故事。
又过了八天，丙辰日，惠帝下诏任命河间王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原先的太尉一职由刘寔充任。
刘寔早在司马昭当政时期就已经辅佐晋氏，是硕果仅存的元老，当时已经八十六岁，长沙王与成都王交战的时候，刘寔家遭受乱军洗劫，老头因此回到平原老家避祸养老去了。成都王特地挖出这个老古董，目的不外乎标榜一下自己尊贤养老，刘寔当然经不起这一番折腾，当即上书推辞不就。刘寔又活了五年，直到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三月，以九十一岁高龄逝世，比成都王、河间王、晋惠帝死得还晚。
二、御驾亲征
成都王想当皇帝，这已经路人皆知了。
储位既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不外乎惠帝突然宣布让贤，禅让给皇太弟成都王；或者，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惠帝突然驾崩，皇太弟顺理成章登基继位。
惠帝暴毙这种情况显得残酷，不过它的可能性比“禅让”来得高。比起“弑君篡位”，“禅让”的难度其实更大，对继位者的要求更高，因为它会留下一个致命的后患：禅位者即前任皇帝是一面旗帜，给所有异己分子提供动乱反复的机会。
所以只有在根基稳固万无一失的前提之下，继位者才会摆出高姿态，用“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和平更替，成都王显然没有强大到可以实现“禅位”的程度，他要做皇帝只有采取暴力方式。不止是成都王，晋末的乱世中没有一方诸侯能做到唯我独尊，这个背景决定了晋惠帝的结局不会太妙。两年后，独掌大权的东海王想让当时的皇太弟豫章王司马炽提前登基，他也没有采取和平的“禅位”方式，晋惠帝在一夜之间暴毙，据说是被东海王毒死的。
如果要成都王弑君，大概另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杀兄。不过长沙王一死，杀戒已开，为了帝业巩固，成都王可不惮于再死一个兄长。
平心而论，成都王做皇帝未必是一件坏事。惠帝御宇天下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是一场大灾难，过多的血泪冲刷掉“天子”身上原本神圣耀眼的光芒，肯定有无数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朝廷的无力、皇帝的无能，而且可以肯定，在痴皇帝治下晋王朝是没有未来的。这时有人提出，换一个年富力强的、有能力有声望的皇太弟来接替这个无能的痴皇帝，领导万民走出困境，有何不可呢？
只是成都王的时机并不好。三年前他的声誉如日中天，如果当时被立为皇嗣然后做皇帝，无疑是天下归心，可惜那时成都王并没有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声誉已大打折扣，如今的成都王是誉毁参半。
不过民意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中国历来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能表达美好的愿望，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民意。只要成都王与河间王联盟牢固，凭着关中、邺城两大军事重镇联手形成强大威慑，成都王的帝王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毕竟不是赵王，赵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抢族孙的皇位，篡位痕迹过于明显，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当时惠帝的子孙死亡殆尽，幸存于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长（吴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确实享有皇位继承权。当初齐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挠成都王变为储君。
因为具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的消息传出，诸强藩如豫州的范阳王、荆州的刘弘、扬州的刘准、徐州的东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东嬴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但他们都保持缄默。
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荡，履尊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谁曾想平地起惊雷，竟然从洛阳传来反对的声音。
洛阳发生异动，完全是因为成都王的疏忽。
按常规作法，执政者应该坐镇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将洛阳交给心腹石超，自己回邺城去了。成都王此举的原因，一来据说是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意离开，而成都王是个孝子；二来也许是吸取齐王的教训，不愿意放弃邺城这个大本营，这一策略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强大的政治权力确实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当年齐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后才变得不堪一击的。如此想来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远离洛阳的后果就是失去洛阳，这个代价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
受命留守洛阳的石超，祖父就是开国元勋、晋朝的第一任大司马石苞，叔父就是当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时人杰，偏偏父亲石乔是个凡鸟，曾经闯下大祸差点令石家血溅满门。
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当时石苞以大司马身份出镇淮南，与孙吴对峙。石苞听闻吴军将要进犯，于是在淮南修筑堡垒巩固防御工事，当时监军淮南的王琛与石苞不和，向晋武帝告密诬陷石苞将要以淮南之地投敌，晋武帝吃惊之余，将信将疑，于是派人去召唤当时在洛阳担任尚书郎的石乔。
按晋朝的惯例，出镇一方军事的统帅，必须留有家人在洛阳充当人质，石乔名义上是尚书郎，实际上是石苞留在洛阳显示其忠诚的人质。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去出游，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轻人不知轻重，反正晋武帝在皇宫里等了整整一天，石乔始终没有露面。
晋武帝认为石乔这是畏罪遁逃，石苞谋反确有其事，赶紧派出义阳王司马望、琅邪王司马伷两路夹击，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缘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马骏都替他担保求情，一场误会才没有酿成血战，不过石苞也因此被免职，召回洛阳。武帝与石苞见了面，擦擦额头的冷汗，说：“卿子几破卿门。”石乔从此被废黜在家，一辈子不得志，最后与弟弟石崇一起被赵王杀死。
石超是以战将的身份留名晋史的，对于政治，他似乎与父亲石乔一样低能，成都王派其留守洛阳可谓所托非人。历代京城都荟萃人物精华，洛阳的那些公卿游士都不是善予之辈，他们在石超眼皮底下聚集同志，筹划反抗成都王，而石超就像盲瞽一样，丝毫没有发现平静外表之下的汹涌暗流。
反抗成都王的中坚人物是那些前禁军将领，史上留名的有这么几位：右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将逯苞、成辅，还有长沙王故将上官巳。
这些都应该是上了成都王清算名单，早已被肉体消灭掉的人物，这些人却依然在招摇过市，这说明成都王的清算并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应该不是成都王的心不够狠，否则他不会这么招人恨，成都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洛阳人的阳奉阴违造就了这一群漏网之鱼。
陈眕等人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是站错了队伍的失败者，是失去故主的丧家之人，在成都王没有称帝之前，他们还有一线生机，等成都王一称帝，他们就是逆臣贼子，天下之大，再也无处安身了。
因此他们有足够动机进行反击，浓郁的仇恨气息弥漫在洛阳城内，这是绝佳的活动土壤，成都王的疏于防范也给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陈眕等人很快就联络上禁军旧部，同时还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士人，比如此前被废黜的嵇绍，就从荥阳老家赶回洛阳参与这惊天之变。
另一个掺和进来的重要人物就是东海王。半年前他试图逃离洛阳，但是不够坚决，没成功，如今灾祸自己找上门了。陈眕、上官巳表示禁军已经决定拥立他为首领，树立旗帜对抗成都王。对于东海王而言，惠帝的诏令也许还可以作一下抵抗，但是面对这群杀气腾腾的大兵，就很难拒绝他们的要求了。
于是，东海王在出卖长沙王半年之后，又一次成为反抗执政者组织的领袖。被架上火坑的东海王与陈眕等人商量：成都王已经更上层楼，成为了丞相、皇太弟，东海王区区疏族皇叔与司空的身份，不足于与之对抗，当今天下唯有皇帝一人可以压制成都王，不如将“挟天子以令诸侯”发挥到极致，让惠帝御驾亲征。
携带皇帝出征本是长沙王的专长，曾在战胜张方的一役中建立奇功。作为长沙王的故将，上官巳对于惠帝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记忆犹新。御驾亲征因此定计。可怜的皇帝司马衷，即将再次毫不知情的被推上战场，遭遇他人生的第一次惨败，并且平生第一次成为俘虏。
永安元年七月初一，丙申日，陈眕聚集禁军屯兵于宫城云龙门下，司空东海王庄严宣布洛阳戒严。接着，惠帝招集三公百僚到入殿议事，下诏任命东海王为大都督，随驾亲征讨伐成都王。大梦初醒的中护军石超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赶在城门关闭之前逃出洛阳，回邺城报警去了。
七月初三，戊戌日，惠帝将已在金墉城做了五个月囚徒的羊献容接回皇宫，重新册立为皇后；同时惠帝下诏褫夺成都王的皇嗣地位，复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七月初四，己亥日，六军誓师完毕，惠帝御驾亲征。东海王传檄天下向四方征兵，诸镇都督都接到诏令，被要求领兵赴义，随惠帝进攻邺城。大多数都督将这一诏令看作笑谈，真正采取行动的有镇守宛城的安南将军、高密王司马略和镇守晋阳的宁北将军、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此中原因不是这两人特别忠君，而是这两人与东海王休戚相关，都是东海王的弟弟。不过这两路援军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走在半道上，战争就已经结束。
皇帝亲征，随扈人员自然不能少，事实上东海王将大半个朝堂搬进了军营，使得三品以下官员进了军营都抬不起头。一干文臣往战场上冲，心甘情愿的估计不多，肯定有不少是被硬拉进来的，比如司徒王戎等辈，一向老奸巨猾明哲保身，此番奋不顾身必定是万不得已。
东海王拉此辈入营，显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此辈年老体衰弱不经风，去打仗分明是做好事，帮助敌方将士立军功；东海王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谋略，一来人多可以增加我方的声势，更重要的是东海王吸取了前人经验，知道此辈的忠诚靠不住，留在洛阳是个祸害，万一他们也学自己在背后捅刀子，据城归附成都王，那就万事皆休。
被胁迫上战场的战斗力肯定不强，心理上也比较悲观，在他们看来，此行就是去送死的。出征前，侍中秦准好心关照嵇绍准备一匹好马，吃了败仗好逃跑，他说：“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
没想到嵇绍是个坚定的忠君分子，他严厉批评秦准的消极思想：“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意思说此行有皇帝老大镇着，有征无战必胜无疑，不要担心。
话说得漂亮，其实嵇绍心里也没底。己方获胜的唯一指望实际就是皇帝亲征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赌的就是成都王与邺城守军对皇帝是否还有敬畏之心，如果他们良心未泯，那一切好办，成都王出降谢罪，王师不战屈人之兵；
但是，万一成都王甘为逆臣贼子，那怎么办？邺城驻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劲旅，就凭洛阳这些乌合之众……嵇绍倒吸一口凉气，话锋一转，继续说：“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意思是说万一皇帝老大镇不住，我们这些作臣子的大不了恪守臣节，一死了之，要骏马做什么？
当场围在嵇绍身边的人不少，听闻此言，大伙都默默叹息，为嵇绍叹，也为自己叹。叹完了气，大家垂着头，随军上路。
亲征军队刚从洛阳开出的时候，大家都还战战兢兢，士气参差不齐，互相鼓劲打气。
不过心里的阴霾很快一扫而空，因为惠帝的凝聚力立竿见影，一路上从各地奔赴赶来的援军络绎不绝。出洛阳时勉强拼凑出来的万余人的杂军，等过了黄河，发展成几万人，又过了几天，发展成十万人。这个景象太振奋精神了，当站在人堆里看己方阵营，向前看不到头，向后看不到尾，旌旗如林军鼓雷动，豪情盈荡于胸，谁还会产生诸如战败等悲观的念头？要知道，洛阳以北向来是成都王的地盘，如今他们纷纷投入反对成都王的行列，可不就说明了成都王众叛亲离，离覆灭不远？
如果有人理智一点冷静一点，应该就会想到，这十几万人战斗力参差不齐，各部之间没有协同作战的经验，甚至可能素不相识，凑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更加声势浩大的乌合之众而已，指望他们打劫也许有效，指望他们打胜仗只怕就很危险。而且，这十几万人中有多少是直正前来赴国难的忠贞之士，有多少只是攀龙附凤的投机分子，这根本无法统计，临阵脱逃或者临阵倒戈的风险有多高也就无法预料，反正就是浑浑噩噩地向前冲。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东海王、陈眕等既然没有办法知己，总得想点办法知彼吧。这方面陈眕倒做了一点准备，他的两个弟弟陈匡、陈规早已潜伏到邺城中从事情报工作，只是目前还没反馈。
没有反馈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先猜嘛。邺城在司州的魏郡最北端，与洛阳隔着一条黄河，还隔着河内、汲郡两个郡。如果成都王打算抵抗，他就应该在这两郡设防，可是王师一路走来畅通无阻。黄河天险，未遇敌军；河内郡的温县是当年成都王与赵王血战的地方，也未遇敌军；再向前，出河内郡入汲郡，有军事重镇朝歌，也未遇敌军；甚至进入魏郡，快逼近邺城成都王老巢了，敌人还是不见踪影。王师越走越开心，越走越信心百倍，种种迹象表明，成都王已经放弃抵抗，正在邺城等着束手就擒呢。
七月二十四日，己未日，经过二十一天的跋涉，王师抵达魏郡荡阴县，横亘在面前的是一道浅浅的荡水，涉过荡水再向北几十里，就是邺城。这时，盼望已久的陈匡、陈规终于出现在军前，他俩的情报证实了此前的猜测，情报说：邺城内的守军已经四散溃逃，邺城已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胜利果实正摇摇欲坠。
消息传开，一片欢腾山呼万岁，绷紧了二十多天的神经一下子全放松了，全军上下欢天喜地预先庆祝起胜利。
庆祝活动还没开始，就听营外马蹄声惊天动地，随即四周连绵响起恐怖而绝望的惨叫。
石超领着五万大军杀了进来。
三、荡阴之役
不能过分责怪陈匡、陈规的情报不准确，当时邺城的动向确实很难掌握。
像皇帝亲征这种事情，一般都发生在创业之初天下未平的时候，比如汉高祖亲征匈奴、英布，汉光武帝亲征隗嚣等等；守成之君亲历戎事冲锋陷阵，翻遍史书都十分罕见，偏偏今天就发生了。旁人还可以袖手事外看热闹，邺城内诸色人等都被平地惊雷炸晕了，《晋书》上说“邺城震惧”。
受打击最重的当然就是漩涡中心的成都王，朝为宰辅皇嗣，夕为皇帝指名点姓的头号逆臣，而且还有劳皇帝亲自操刀捉拿归案，这人生的起伏波折也未免太剧烈莫测了。
成都王心乱如麻，皇帝天威难拒，多年的苦心经营眼看要化为乌有，前途帝业终究春梦一场，怎么办？成都王慌不择路，第一个念头竟然是，逃。
一逃那就万事皆休，不仅富贵难保，性命也难保了。幸好当时身边有个下属叫步熊的制止了成都王的蠢动，这步熊据说有道术，神机妙算，他掐了会儿手指，很坚决的断言：“勿动，南军必败！”
成都王的母亲程太妃信奉神道，成都王是孝子，与母亲保持了一致的信仰。步熊的仙风道骨与斩钉截铁的吉言镇定了成都王的心神，同时他也从最初的震惊失措中平静下来。头脑一恢复运转，成都王就发现局势并没有臆想中的那么绝望，在军事实力上邺城并不落于下风，压力主要来自舆论。皇帝代表着不容置疑的正确，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与皇帝作战，压力首先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成都王觉得有必要在内部统一意见，安抚邺城惊恐迷惘的人心。
于是成都王召集邺城大小官员到丞相府议事，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官僚们都知道，这种场合与其说是用来问计献策，不如说是用来选择立场表忠心的，此时的一言一语都会影响仕途，稍有不慎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两年前在洛阳，油滑了一世的王戎就因言惹祸，最后只得跳粪坑。这段佚事广为人知，有这么个臭烘烘的前车之鉴，此刻谁都不敢言语。
当时东安王司马繇正在邺城替母亲诸葛太妃守丧，他是宗室前辈，也是朝中重臣，觉得有资格捋一下成都王的虎须，他说：“天子亲征，殿下应该放下武器，缟素出迎请罪。”
成都王心中其实早已拿定主意，此刻他只盼着群臣识趣附和一下，制造一个众望所归不得不然的样子，然后领兵出城把皇帝打个落花流水，没想到竟然跳出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反对者。东安王的封国东安国与其父的封国琅琊国都与东海国毗邻，仅这一关系就令成都王十分疑忌，但是东安王是族叔，成都王不便于大庭广众之下呵斥他，所以黑着脸隐忍不发。
东安王带了头，其他人就受到鼓励，胆大起来。折冲将军乔智明是鲜卑人，察言观色不如汉人那么机敏，他也劝成都王出城投降，迎接乘舆。成都王一肚子火气总算有着落了，他痛斥乔智明：“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主上为群小所逼，将加非罪于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义，正若此乎？”
成都王指桑骂槐，这话是说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听的，其中“共事之义，正若此乎”八个字分量犹重，相当于在质问乔智明：“你让我束手就刑，你是不是与我同一阵营？你是否对我忠诚？”
成都王如此态度，当然不会再有人不识趣，马上就有司马王混、参军崔旷表示成都王英明，我军应主动出击，从持驾的歹人手中救出皇帝，其余众人也都唯唯诺诺。成都王很高兴，拨出五万大军，给石超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率军出城迎敌、救驾。
荡阴，石超宛如天兵下凡，王师十万大军惊惶失措，狼奔豕突。
来时路上石超心中还很忐忑，不料甫一交战，胜利就已在望。各地方援军纷纷临阵脱逃，稍有抵抗力的只有洛阳出来的禁军，也是阵形紊乱毫无章法，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
惠帝坐在御辇上，周围杀声四起，头顶箭矢飞来飞去，身前身后不断有侍卫受伤倒下。敌军士兵步步逼近，充满杀气的脸庞溅有血污。打到最后，陈眕、上官巳也带着部分残军逃离战场，风声鹤唳日夜兼程，一口气逃回了洛阳城；东海王也撂下惠帝逃跑，他知道回洛阳依然会有灾祸上身，于是改向东南方向逃窜，目的是徐州下邳，寻找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的庇护。惠帝北征的时候下诏要求司马楙出兵，司马楙没有从命，这已经表明他不想得罪成都王，此刻东海王来投奔，司马楙当然也不会接纳，东海王走投无路，只好回到位于徐州中部的封地东海国，等候处分。
领袖们都逃了，随扈的百官也当即做鸟兽散，他们的命运各异，有的逃回了洛阳，有的死在战场，更多的是向成都王投降。惠帝被可怜而无助的撂在装饰华美，显示他帝王之尊的御辇上，辇身满是箭痕，周围横七竖八堆砌着死尸，惠帝身中三箭，脸上也受了伤，鲜血直流。当时留在惠帝身边护驾的只剩下嵇绍一人，嵇绍穿着朝服，下马登辇，用身体遮蔽惠帝。石超的士兵巡逡而至，看到伤痕累累的君臣二人，从服饰上辨认出二人身份，这些士兵当时正杀得性起，惠帝不敢杀，那就杀嵇绍。士兵将嵇绍从惠帝身边拉开，惠帝说：“忠臣也，勿杀！”
此刻圣旨已经没有用了，士兵回复惠帝：“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说完手起刀落，将嵇绍斩杀于御前，血溅了惠帝一身。惠帝吓得跌落草丛中，怀中六枚皇帝印玺（注：蔡邕《独断》：“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散落在地。
石超闻讯赶来，将惠帝接到自己营帐中。惠帝担惊受怕半天，又累又饿又渴，石超献上水，军中没有食物，就到附近摘了几个秋桃，给惠帝聊以充饥。
石超派人回邺城报捷。成都王大喜，如果惠帝死于此役，那就等于他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弑杀亲兄、弑杀天子，幸好惠帝无事，成都王派出中书监卢志去将迎接惠帝，石超派弟弟石熙随行护驾。
当天黄昏，惠帝被移到邺城外成都王的军营里，荡阴之役以王师惨败、惠帝被俘告终。
整个惠帝北征是一次混乱、拙劣的军事投机行为，失败是必然之势。在军事史上此役毫无称道之处，但是它在两晋政治史上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众所周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诱因是“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一派与成都王一派各自向胡人借兵，引狼入室。“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势力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摘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2005年修订版，P26）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五胡乱华”的前三十年可以视为东海王、成都王两个阵营冲突的延续、升级与失控。这一点可以从西晋末年的政治格局中看出端倪：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都与成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刘、石为敌的王浚、祖逖、刘琨、鲜卑段部，都曾是东海王的盟友，而在江南立足延续晋祚的司马睿政权，即日后的东晋朝廷，则更是东海王精心培育的结果。
这两个壁垒分明、相互仇视的阵营是何时形成的呢？就形成于公元304年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惠帝北征。两晋之交叱咤风云的人物，大部分参与了荡阴之役，所以此役是意义非凡的。不过在当时，它混迹在连绵不断的大小内战之中，所有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没有能够窥其全貌，必须等到二十年之后再来回顾，才发现此役提纲挈领，定下了今后二十年历史的大纲，并且早已给各个历史人物安排好了角色、立场。
且先看东海王的军营，前后走出三位皇帝，他们是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与晋元帝司马睿。当时怀帝司马炽的身份是皇弟豫章王，以抚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元帝司马睿继承了父亲的琅琊王爵位，以左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
此外，与此役有关系的还有另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司马邺当时只有六岁，因此留在洛阳，随扈出征的是他的父亲吴王司马晏。
除了皇帝，东海王阵营还有不少三公宰辅，比如说王戎，比如说东海王本人，比如说晋怀帝朝的太尉平昌公司马模（日后封南阳王），再比如说东晋名相王导。王导当时以司马睿幕僚的身份随军出征。
三公之后，复有名将，比如说苟晞，他是晋怀帝一朝在东线疆域抵挡匈奴羯人的柱石，一度被怀帝引为外援制衡东海王，当时苟晞担任北军中侯，统帅禁军，失败后投奔豫州范阳王；再比如日后中流击楫的民族英雄祖逖，当时他以豫章王从事中郎的身份随军赴邺。
成王败寇，东海王那边全是朝堂显贵，成都王这边则涌现诸多乱世枭雄。比如日后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当时就在邺城担任辅国将军，督北城军事，他的儿子刘聪也在邺城，担任右积弩将军，参前锋军事；再比如成都王的帐下督公师藩、汲桑，日后纵横中原，搅得并、兖、冀三州不得安宁，他们帐下有一个羯族将军，取了个汉族名字叫石勒，日后占领北方半壁江山，建立赵政权，一度成为威胁东晋朝廷最严重的敌人。
四、潜龙惊
永安元年七月二十五，也就是荡阴之役的次日。成都王率领邺城百官早早拜服在御道两旁，诸门大开，恭迎惠帝临幸邺城。
天子卤簿隆重无比，开道的旌旗如同一片树林在移动，后面有骑兵、步兵内外数重，排着方阵缓缓而行，环卫着惠帝所乘坐的由六匹骏马拉拖的金根车，豫章王司马炽与司徒王戎等人跟随其后。
隔着数千盔甲锃亮刀锋锐利、表情严肃虔诚的护卫，人们只能远瞻龙颜，但是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惠帝望之不似人君。他神情委顿，这是受到惊吓的缘故；眼睛红肿，这是哭了一夜的后果；惠帝身上的衮服光鲜夺目，实际并不合身，幸好坐在车中所以没有被发觉，惠帝头上的远游冠细看之下有破损之处，那是在战斗中被损坏之后紧急修补而成的，远游冠没有冕旒垂下遮住脸部，所以很轻易就可以发现惠帝的脸上带着伤。
如此庄重盛大的迎驾场面是成都王的有意安排，其用意一来是炫耀武功，向天下宣告惠帝在他手中；二来是圆谎，他此前的出兵理由是救驾，要从劫驾的逆臣手中救出惠帝，如今大胜而归，若是惠帝悄无声息地现身邺城，或者现身时狼狈不堪一身血污，难免会有人发诛心之论：进邺城的究竟是当今天子，还是成都王的俘虏？为堵悠悠之口，成都王必须向天下人昭示他对惠帝的忠诚与恭谨，不能失礼。
但为了惠帝这次亮相，成都王可煞费苦心，搅得半个邺城一夜未眠。皇帝卤簿按照护卫数量与副车数量的繁简，分为天子大驾、天子法驾、天子小驾三个等级。天子大驾最为隆重繁缛，三公九卿全部出动，属车八十一乘，护卫数万人，不过“天子大驾”只有在祭祖祭天等最神圣的场合才使用，按礼此处需用“天子法驾”。法驾相对简便，东汉蔡邕描述说“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晋朝这方面的制度与东汉相仿。
“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这些有现成的；护卫数千可以从邺城诸军里调拨；所谓“五时副车”，就是五辆安车，每辆车由四匹马拉掖，分别涂成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一定组合排列，邺城有现成的安车，连夜涂上颜色也可以炮制出来；难以准备的是皇帝坐的金根车，因为它不仅是一辆车那么简单，车身上还要装饰许多御用器物，当时惠帝的服御已经散落在战场上，除了身上穿戴的，其余都无从寻觅，而且御用器物都是违禁品，任何人擅自拥有、使用都是重罪，所以不可能从民间购买，赶制又来不及。
怎么办？金根车是整个卤簿的中心，总不能让皇帝坐裸车吧。成都王想起三年前惠帝曾试图给自己加九锡，自己虽然推辞未受，但是那“九锡”之物并没有带回洛阳，至今仍然躺在邺城府邸。成都王赶紧取来那九件礼器，吹去灰尘，装点在金根车上。
车的问题解决了，但还有更棘手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惠帝穿戴整齐。皇冠在战斗中摔坏了，左右请求摘下来修补一下，惠帝很合作；龙袍沾满了血迹汗渍，左右请求脱下来洗洗干净，这次惠帝不合作了，他揪住身上的衣服，好像生怕别人来抢，一再告诉左右：“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惠帝自从到了成都王军营就一直在哭，始终没停下，此刻傻劲一发作执拗无比，任谁如何哄骗都无济于事。成都王看着哥哥垂泪抱胸一脸憨态，可笑又可气，还可哀。
正一筹莫展，有精通掌故的聪明人提醒成都王，在邺城除了司马家，还另有一个皇帝。成都王一点就通，他马上派人到陈留王府，征用天子御用衣物。
原来三十九年前晋武帝受禅之时，仿靠前辈魏文帝曹丕的作法，以对待天子的方式对待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武帝封曹奂为陈留王，准许他在自己的封地继续做皇帝，行曹魏的正朔，以天子的规格进行祭祀，上书也不用称臣。曹奂此后一直居住在邺城，两年前（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刚病死，时年五十八岁，比晋朝大部分皇帝的寿命都长，晋朝廷追谥曹奂为“魏元皇帝”。如今的陈留王是曹奂的儿子，他必定不敢再自称皇帝，但是他府上必定留有曹奂的遗物。
这个猜测马上得到证实，陈留王当即送来天子纹衣，还有装饰皇冠用的貂蝉、鹖尾等物，惠帝这才得以穿戴整齐的在邺城亮相。
成都王的精心布置最后只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想借此扭转舆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当时也好，后人也好，都认为“荡阴之役”咎在成都王，都认为惠帝是成都王的俘虏，《晋书》中将北征的军队称作“王师”，成都王与“王师”作对，自然就是叛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