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邺都满城血
过了温县，再渡过黄河，就是洛阳了。
彼时洛阳与邺城一样，也已经历了一番兵火。陈眕、上官巳从荡阴前线捡回性命后，奉清河王司马覃为主，孤守洛阳。司马覃当时只有十二岁，只是一个傀儡，上官巳等日暮途穷，因此在洛阳倒行逆施，于是有河南尹周馥与司隶校尉满奋密谋诛杀上官巳，不料计划泄漏，满奋被杀，周馥逃走。
当初惠帝北征传檄四境，河间王在关中也得到了消息，他派出张方率二万人去援助成都王。张方走到半路，成都王就活捉了惠帝耀武扬威，张方接到的新指令是改道去洛阳。上官巳当然不欢迎张方的到来，他与部将苗愿带兵出城试图赶走张方，丢盔卸甲而回。早已心怀不满的洛阳公卿趁机挟持了司马覃深夜突袭上官巳，上官巳被逐出洛阳，从此消失在苍茫的历史里不知所终。
张方军临洛阳城西，司马覃亲自到广阳门外迎接，张方下车扶起这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十二岁幼童，一同进城。张方一进城，司马覃的皇太子自然是做不成了，复立没几天的羊皇后也再次被送进了金墉城。
幸亏张方占据了洛阳，否则仓皇而来的惠帝与成都王都没有容身之处。惠帝一行人在黄河边遇上了张方的儿子张罴，他正领着三千骑兵巡逡而来，搜索皇帝。见到了张罴，成都王终于找回了安全感，惠帝坐上了张罴带来的青盖车，在骑兵护送下驰向洛阳。
到了北邙山下，张方率领洛阳军臣万人恭迎在道旁。惠帝此时毫无天子的威仪，也不敢有天子的威仪，张方下马行礼，惠帝连忙跳下车来慰问张将军。
随后，惠帝车驾还宫，结束了连接五日的逃亡之旅，辛巳日，即八月十五日，大赦天下。
成都王与惠帝一走了之，将自己应当承担的罪责推诿给毫不知情的无辜百姓，王浚的军队攻入邺城，全城数十万生灵都在铁蹄下战栗。
邺城在春秋时期曾是魏国的陪都，汉末成为袁绍的大本营，袁氏灭亡之后，曹操以邺城为魏国王都，大兴土木，按帝王京都的标准来营建邺城。邺城内有宫殿、衙署、苑园等，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外城有七道城门，通达四面八方。经过曹魏的经营，邺城一跃成为可以与长安、洛阳相媲美的名都大邑。
当时邺城最著名的景观，是西城金虎、冰井、铜雀三台，高耸入云，由南至北以飞阁相联，实为人间殊景，当年建安诸子曾在此饮酒高会，赋歌言志。曹氏父子都曾作《登高赋》，曹丕曾用“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一句形容三台之高，曹植用“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一句形容三台高且舒适。从铜雀台上可以看到漳水像一匹白练，从西边极远处迤逦而来，经过城北，再向东北铺陈而去；从铜雀台上还可以鸟瞰邺城气势恢宏的全貌，可见宫城嵯峨威严，华屋美宅不计其数，城中果园葱葱郁郁，城中街市琳琅满目；如果是在日落时分，还可以看见袅袅炊烟升起，万家灯火渐明。
但是如果有人在永安元年八月初登上铜雀台，他将看到邺城无处不起火，邺城无处不在发生杀戮、抢劫等罪恶，黑烟遮蔽日光，临死者的哀鸣与施暴者的狂叫混杂在一起，声闻于天。那些鲜卑人、乌桓人生长于北方苦寒之地，何曾见识过如此繁华的人间，何曾见过如此富庶的都邑，一进城，他们就欢呼雀跃地杀人放火，四处劫掠。而他们的统帅王浚为了立威，也为了笼络这些异族人，纵容他们的滔天罪行，不闻不问。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这是曹植《登高赋》的最末三句。曹植肯定没有料到世事沧桑变化如此之巨，不仅曹魏家的天下短命而折，连接替曹魏的晋室江山也是日薄西山，昔日巍峨帝都，如今成为胡虏屠宰场。
鲜卑、乌桓大掠数日，收兵回幽州之时还从邺城卷走了大量妇女。王浚起先纵容不问，走到半道，也许是顾忌影响，王浚突然整肃军纪，下令不得在军中挟藏平民，违者斩首。
此项军令一下，众鲜卑无不扫兴，他们不敢违背军令，但他们没有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全部杀掉。当时他们正行军至易水之滨，从邺城劫掠而来的妇女八千人左右，全部被沉入易水之底。
“五胡乱华”在一开始就充满苦涩，充满血腥味。
与邺城相比，受荼毒更深的是并州。
晋朝的并州疆域与今天的山西省大致吻合，这块疆域在秦朝之前一直是晋国、赵国与东胡、林胡交锋的前线，秦朝以来则是两汉、曹魏与匈奴交锋的前线。
到了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与凶悍的祖先相比，这时的匈奴身上带有许多汉人的味道。他们已经舍弃了其祖先纵横驰骋的大漠，将匈奴王庭迁到了并州的左国城，他们也不再过逐水草而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他们与汉人一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靠春耕秋收来获得粮食，家境富裕的匈奴人开始学说汉语、穿汉人的衣服，模仿汉人的举止，匈奴中的贵族甚至开始读六经、通礼仪、学诗词歌赋。
虽然这些匈奴在心理上已经偏离匈奴传统，越来越向汉人靠拢，但是他们毕竟尚未被完全同化。在汉人眼里，这些人依然是我们的世仇，而在匈奴眼里，汉人也依然是他们的世仇。野心只与人性有关，与种族无关，所以东汉末年匈奴一看天下大乱了，也跟着浑水摸鱼，骚扰并州全境，甚至向南侵犯司州河内。后来魏武帝平定北方，认为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于是他扣留了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进行监督，匈奴就此亡了国。
亡了国的匈奴当然很不甘心，所以从曹魏到晋朝，不停有匈奴发动叛乱，但是当时魏、晋政权都很强盛，叛乱无一成功。
被成都王放虎归山的刘渊，祖父是於扶罗单于，即末代单于呼厨泉的兄长。匈奴自被分为五部之后大多取了汉人的姓名，各匈奴部帅相当于匈奴王室成员，都取刘姓，刘渊的父亲叫刘豹（此段观点来自《晋书》，按唐长孺先生的考证，刘渊出自匈奴屠各部，与於扶罗单于无血缘关系，此事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不予展开）。刘豹生前是匈奴左贤王，“左贤王”是以前匈奴王国内的官爵，匈奴亡国后只能在部落内延用，晋朝廷官方可不承认你是什么王，刘豹被官方承认的官衔是匈奴左部帅。
刘豹也是个枭雄，他在曹魏嘉平年间曾统一匈奴五部，成为事实上的单于，后来司马氏用邓艾的计策，重新将匈奴分为五部：左部居太原兹氏县，右部居祁县，南部居蒲子县，北部居新兴县，中部居大陵县。作为刘豹之子，刘渊在曹魏末年就作为人质到洛阳居住。
刘渊汉化程度很深，据《晋书·刘渊载记》记载，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仍保留着匈奴人好武善射的特点，“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
文武双全的刘渊在洛阳很受注目，许多有同郡之谊的权贵，如上党人李憙，太原王氏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代，都对刘渊青眼有加，特别是王浑，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替刘渊延誉，但是刘渊非凡的声誉并没有引来晋武帝的赏识，反而招来了更多的猜忌。据说齐王司马攸曾直言不讳地对晋武帝说：“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宁。”幸亏当时王浑在场维护，刘渊才逃过一劫。
刘渊在洛阳一住就是二十几年，归国无路渐渐绝望。曾有朋友王弥从洛阳回青州，刘渊给他饯行，痛哭着说：“恐死洛阳，永与子别。”
刘渊羁居洛阳期间，刘豹病死，刘渊继承了左部帅的官衔。到了武帝太康年间“部帅”改称“都尉”，刘渊转任北部都尉。后来晋武帝死了，新皇帝依然把刘渊扣在洛阳不放行，杨骏辅政时给刘渊加官进爵，任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名义上，刘渊有了统一调度匈奴五部的权力，但他人在洛阳，根本无法实行管辖。
元康末年，有匈奴部众叛逃出塞，连累作担保的刘渊被免官。元康九年，成都王出镇邺城，觉得刘渊很有利用价值，于是把他带到邺城，替他求得官衔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刘渊在邺城其实与在洛阳没什么两样，都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囚徒而已。
刘渊虽不在并州，但是有曾任北部都尉的左贤王刘宣积极奔走，筹备复国之举。刘宣是匈奴族的耆老，此人的汉化程度也很深，“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刘宣也曾到洛阳觐见武帝，被赐予赤幛曲盖，在并州汉、匈奴两族之间都很有声望。
刘宣眼看天下大乱，觉得复国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秘密会晤匈奴贵族，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
“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这就是亡国之后全体匈奴贵族心中的痛，如今有希望恢复往日威权，当然没有人不同意。秘密会议的结果是众人共同推举刘渊为匈奴大单于，伺机起事。刘宣派出亲信呼延攸去邺城，将复国计划告之刘渊，刘渊因此更加归心似箭。
这就是刘渊诓骗成都王，返回并州的背景。
二、匈奴建国
为了达到归国的目的，刘渊使出过不了少诡计，但都没有得逞。直到王浚兵临邺城，成都王病急乱投医，这才纵虎归山。
刘渊所谓“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明显是在扯虎皮，事实证明东嬴公好灭王浚难除，王浚的王牌利器就是鲜卑骑兵，汉化了的匈奴面对粗犷原始的鲜卑人在军事上丝毫没有优势可言；不过刘渊也并非完全在说大话，当时匈奴的势力也并不弱小。
按《晋书》记载，当时匈奴左部都尉有万余落，右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南部都尉有三千余落，北部都尉有四千余落，中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合计匈奴五部有三万落。“落”是指小部落，匈奴五部总共有多少户多少人已经不可考，即使按一落五户、一户五人计算，当时五部也有人口七十五万人，按一户出一个兵丁计算，五部可筹集匈奴军队十五万人。
刘渊回到并州，直接就去了昔日匈奴的王庭左国城，刘宣等人正式推举他为大单于。刘渊招兵买马，二旬之间，已筹集军队五万人，都城设在离石。
等刘渊拥师数万，整装待发的时候，成都王已经顶不住攻势逃之夭夭了。
刘渊手里有了兵口气就硬，他嘲笑成都王说：“司马颖不用吾言，溃败逃亡，真奴才也。不过既然有言在先，我不可见死不救。”
刘渊说是要实践之前救邺城诺言，当即命令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人率领步骑二万，做出讨伐鲜卑的样子。大军集合完毕却没有出发，因为刘渊在等人劝他收兵。
果然，这时刘宣等人就站出来了，他劝刘渊要分清敌我。刘宣说：“晋人无道，以对待奴隶的方式奴役我们族人，此前曾有右贤王刘猛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试图反抗，当年晋朝纲纪还没有松弛，所以右贤王事败身死。如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这表明老天爷已经抛弃了晋人，而将天命授予我族人。
“单于你是有德之人，连晋人也折服于你的风采，你应当领导我们复兴邦族，恢复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两族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我们怎么做抗拒盟友而拯救仇敌的傻事？
“如今老天示意我族代替司马氏，这是不可违背的天命。违背天命会有不祥，拂逆众心肯定难以济事，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单于你不要再犹豫了。”
刘宣这番说辞很有意思，因为没有一句是合乎事实的。
首先所谓分清敌我纯粹是胡扯，鲜卑与匈奴结下的仇怨一点也不浅，如今在漠北匈奴故土上纵横驰骋的就是鲜卑人。匈奴强盛的时候没少欺负鲜卑，如今鲜卑兵强马壮了，也并没有给匈奴好脸色看。刘宣的真心话不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鲜卑人太强大，惹不起，汉人内乱有机可乘，我们还是打汉人好了。
其次，刘宣在向刘渊呈说天命，而“天下有德者居之”这一套是中原士人的思维方式，刘宣的匈奴祖先可不信奉这个。尤其滑稽的是，刘宣呈说天命的结果竟然是“复呼韩邪之业”，需知当年呼韩邪单于并没有天命所归，他始终只是汉朝皇帝的北部藩臣而已，所以刘宣的话是有矛盾的，如果匈奴只是想“复呼韩邪之业”，他们就应该离开繁华富庶的中原，挥师北上去打鲜卑，夺回祖先的土地，而不是向南进发，与汉人为难。
由此可知，刘宣他们并不是要恢复匈奴故国，而是打算在汉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甚至取代司马氏成为天下人的共主。
如果他们是纯粹的匈奴人，则根本不用顾忌“受天明命”那一套，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如果他们是汉人，也可以学习陈胜登高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偏偏他们是汉化的匈奴，夹在中间不尴不尬，刘宣等人是读《毛诗》、《左传》等典籍长大的，吸收并且已经认同了儒家那套关于“天命”的说法，一说起称王称帝马上联想自己祖先的积德够不够。结果刘宣脸皮不够厚，忘不了自己的蛮族出身，追溯祖宗八代只有呼韩邪单于最拿得出手，于是就把呼韩邪推了出来，说出如此一番不伦不类的话。
相比于刘宣，刘渊的脸皮可厚多了。听罢刘宣的话，刘渊点点头，说：“祖爷爷（刘宣辈分很高）所言甚是，不过——既然可以作崇山峻岭，我何必又去作区区小土坡呢！自古帝王出生可没有固定的区域，大禹是个西戎，周文王是个东夷，但他们都因为有德而得到上天授命。如今我有军队十余万，都可以一当十，擂着军鼓南下讨伐晋国就如摧枯拉朽一般，上可以一统天下，成就与汉高祖比肩的伟业，下不失割据北方，作魏武帝曹操；呼韩邪单于区区藩臣，何足效仿？
“我虽然受天明命，但是晋人未必跟从。刘汉王朝曾统治天下四百年，恩德结于人心，百年前昭烈皇帝刘备凭借人心所向，崎岖于西蜀群山之中，以一州之地与中原抗衡。我是汉王室的外甥，并且我的先祖曾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如今兄亡弟绍，由我来继承汉室江山，这不是蛮合适的嘛？
“所以，我们新的国号就叫‘汉’，向天下人表明我是汉王室后人，收拢人望。”
从这番话可知，在刘渊眼里呼韩邪单于算是没出息的，刘渊巴不得自己是汉人，真的姓刘，最好真的是汉王室后裔。如果此时汉高祖刘邦与冒顿单于同时显灵，估计刘渊就背宗忘祖，直奔汉高祖而去了。
刘渊将都城迁回左国城。刘宣等人请他称帝，刘渊说：“当今天下未定，且可学高祖，先称汉王。”于是设坛在南郊祭天，刘渊发布诏书自称“汉王”，大赦境内，改元元熙。刘渊那诏书令后人忍俊不禁，因为他腆然以汉室后裔自居冒认祖宗，开口闭口“我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云云，对于匈奴祖先则不着一字——刘渊似乎忘记了，这些他要冒认的祖宗是他真正祖宗的世仇，曾杀得他真正祖宗亡国亡种，几乎灭绝。
因为冒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玄孙，汉高汉文汉武等人的神位消失了一百多年之后，又出现在人间的太庙里。刘渊太庙里供奉的刘姓皇帝，估计是史上最全的，除了两汉的三祖五宗，连蜀汉的昭烈帝刘备与后主刘禅的神位也都在。刘禅客死他乡没有谥号，刘渊做主追谥他为“孝怀皇帝”。
一年前张昌在荆州起事的时候就曾借用了刘汉的名号，一年后相似的事情又在并州发生，由此可见两汉王朝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汉”这一个朝代的国号最后成为我们民族的称谓，并非偶然。
并州原是东嬴公的势力范围，突然冒出个汉国汉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何况刘渊还是成都王的党羽。
东嬴公向并州北部的鲜卑拓跋部借兵围剿刘渊。鲜卑拓跋部从曹魏时期开始就向中原称臣，此时在名义上还保持着臣服的姿态。当时拓跋部分为三部，分别居住于幽并两州，东嬴公接触的那一部首领是拓跋猗戦，北魏建立之后他被追认为魏桓帝。
拓跋猗戦与东嬴公夹击刘渊，大败匈奴于西河、上党两郡，但在鲜卑人退却之后，东嬴公独立面对刘渊，则连遭败绩。当年十二月，东嬴公派将军聂玄讨伐刘渊，双方战于中部匈奴所在的大陵，聂玄大败而归；刘渊派养子刘曜进攻上党郡，得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县邑。
次年，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东嬴公之围。但是没过多久，拓跋猗戦就病死了，随后鲜卑内乱不止，东嬴公无法再求得援军，在并州每况日下。
东嬴公勉力支持了两年。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也就是“八王之乱”落下帷幕的这个月，弹尽粮绝的东嬴公（当时已增封为东燕王）弃州而逃，从狭窄的井陉越过太行山向东逃窜，跟随他一起逃亡的有并州官民二万余户。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形成了一股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在西晋末年的北方抗击匈奴、羯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顽强。这股军事力量的名字十分悲壮凄惨，叫“乞活”。
接替东嬴公担任并州刺史的是刘琨，刘琨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初到晋阳赴任，他如此描述沿途所见并州之惨状：“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好容易到达晋阳，刘琨发现那里已是一遍废墟，“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三、劫乘舆
不提匈奴荼毒并州，且说洛阳。
成都王的政治生命自从逃离邺城之日起就已宣告结束，所以洛阳虽然有皇帝，有皇太弟，有诸多王侯，有三公九卿，发号施令的却是张方。张方的军队早已是臭名昭著，此番二进洛阳丝毫不改恶习，反而变本加厉。关中军城内城外四处扰民，搞得洛阳鸡飞狗跳，一片乌烟瘴气。
随着齐王、成都王等最强藩镇的没落，原本力量较弱的豫州都督范阳王、徐州都督东平王等人有了话语权，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范阳王看到张方在洛阳胡作非为，实在不像话，于是就与东平王司马楙、河南尹周馥联名上书，要求张方撤兵回关内。
说是上书给惠帝，实际是写给张方与河间王看的。范阳王棒打落水狗，将一切罪过都推诿成都王，说成都王“受重之后，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诐宜远，而谗说殄行”。言下之意就是说成都王能力不强、亲近小人、猜忌骨肉、听信谗说，导致天下大乱。
骂完成都王，范阳王又将河间王与张方夸了一通，说河间王“惇德允元，著于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说张方“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这一贬一褒之间，就将昔日成都王、河间王之间的联盟给忽视掉了，河间王由罪臣一跃而成为功臣。
客套话说完，忠奸褒贬的基调确定之后，范阳王转入实质性话题。他说，张方虽然是忠良，但是这人性格有点瑕疵，“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意思就是说张方有点固执，不会变通，本意是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导致“纷纭”。所谓“纷纭”是范阳王有意轻描淡写，意思就是“导致洛阳乱糟糟”，张方的所作所为何止“乱糟糟”，他的部下劫掠宫女、挖掘皇陵、光天化日里抢劫杀人，按《泰始律》张方全家死十次都不止。
范阳王认为，张方就是因为罪恶深重，怕遭秋后算账，所以才不敢撤兵回关中。范阳王安慰张方你放心的走吧，你不过就是强奸了一些宫女，挖开几个坟墓，杀几个草民搞点钱花花而已，“原其本事，实无深责”，再说回到关中有河间王给你撑腰，谁能把你怎么样？你快走吧。
劝完了张方，范阳王又开始劝河间王，内容是老调重提分陕而治，潼关以西河间王说了算，潼关以东河间王就不要过问了。
那么潼关以东谁说了算呢？范阳王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他只是很笼络的说，朝政方面可以交给司空东海王、司徒王戎等人，至于军事方面……范阳王话锋一转，扯到王浚身上去了，他说“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远近所推。如今日之大举，实有定社稷之勋，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抚幽朔，长为北籓”。言下之意王浚这人出身好（太原王氏）、品德好、声望好，最今又立了大功（带领异族人将惠帝赶出邺城），这种忠良应该特别推崇，把幽朔地区交给他，让他长期做王朝的北方藩篱。
范阳王说着说着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当时他的地位与王浚相似，区别只在于一个是豫州都督另一个是幽州都督，朝廷既然可将幽州交给王浚，自然也可将豫州交给他范阳王，可将徐州交给东平王。
说完了王浚，范阳王下一句话图穷匕见，说：“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这个“臣等”自然就是指参与联名上书的范阳王、东平王，所谓“藩屏皇家”指的也是豫州、徐州。
由此可知范阳王是个笑面虎，他这份上书的真实意图是趁火打劫，趁成都王势力覆灭、长安与邺城的联盟实力大损的时候，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并且逼迫河间王承认这一事实，然后大家相安无事，共享太平。
这份上书递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
河间王原先的美梦是拥立成都王作皇帝，自己总揽朝政。如今可好，政权也没得到，地盘也没扩大，搞了半天依然是个“分陕而治”，关中地区原本就是他的势力范围，按范阳王的分割方式河间王其实是一无所得。
不过既然敢拔虎须，就不怕虎咬人，范阳王捏住了河间王的软肋，河间王近年黩武穷兵，如今已是强弩之末。
关中重镇在武帝末年是除了洛阳禁军之外的第一强藩，不过近十几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先有羌、氐叛乱引起的兵祸，然后是连年天灾，几年后刚恢复平静，马上派兵南下蜀中东入中原，不久后院又起火，秦州刺史皇甫重、雍州刺史刘沈先后起兵，连番折腾硬是把八百里秦川搞得地破人穷，关中军疲于奔命，损耗过半。
河间王如果不打算服软，依然有心要作执政，此时他就应该大举出关，直接控制洛阳与惠帝，然后号令天下。可如此一来，东海王、范阳王、高密王、东平王一干人等全都不会答应，仅这些人就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一个有鲜卑人做后盾的王浚，河间王那是有心无力啊，关中军倘若出关，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何况当时关中后患未除，秦州的皇甫重负隅顽抗，梁州的流民军声势正盛，河间王可不敢掉以轻心。
出兵是行不通的，但是依范阳王所言乖乖撤兵又实在心有不甘，河间王就来个装聋作哑，看你怎么办。
范阳王立刻用实际行动告诉河间王他想怎么办，范阳王将豫州军队从许昌移了出来，向北改镇荥阳。荥阳是著名的战略要地，秦末刘项在此处打过恶战，荥阳旁边就是著名的成皋关，过了成皋关，洛阳就暴露在前方了。范阳王的用意十分明显：河间王你撤不撤？不撤，我来帮你撤。
与此同时，王浚撤离邺城，将邺城交给了东海王的弟弟平昌公司马模；东海王的另一个弟弟，镇守宛城的高密王司马略也上书向河间王施压，高密王说他将要带兵移镇洛阳。
形势对河间王很不利，张方的两万孤军看似已经陷入包围，有被人吃掉的危险。
双方都不敢贸然动武，僵持到十一月，莽夫张方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河间王与张方是主仆关系，河间王是大脑，张方是爪牙，近年来随着河间王对张方越来越倚重，张方就日益显出骄横跋扈的苗头。张方在洛阳一待三个多月，该逛的都逛过了，该抢的也都抢过了，惠帝见了面反过来向他行礼，风头也出过了，文帝武帝诸位太后的陵墓他不敢碰，就把贾皇后早夭的女儿哀献皇女的坟给刨了一下，里面也没什么新鲜，一具小孩尸骸和若干陪葬财宝而已。眼看天气越来越凉，洛阳越待越没劲，手下弟兄们嚷着要回家过年，张方一挥手，走，启程回关中。
没有河间王的命令怎么可以擅自撤军？张方说，没关系，先撤着，回头知会一声就行。
如此自作主张，难道不怕河间王怪罪？当然不怕，此时河间王忌惮张方之心只怕要胜过张方对河间王的邀宠之心，而且张方觉得此举并无不妥，河间王派兵滞留洛阳，守的不是这座城而是惠帝，河间王只是生怕别人控制了惠帝然后对他不利，同时他又想控制惠帝对别人不利，如此而已。
张方心想，只要把惠帝带回关中去，河间王的目的岂不同样可以达到？况且，惠帝在长安可以比在洛阳安全得多。
被这个绝妙好计冲昏了头，张方轻率作出一个齐王、成都王甚至武帝都不敢想的重大决定，迁都。张方是个咄咄武夫，读书不多也不了解历史，否则他就该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董卓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做过，然后被人骂到至今。
张方尽管得意，也知道迁都的事情非同小可，公然提出肯定是举朝反对。他找来几个手下商议，武夫们的思维简单直接，那些大兵说，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找个机会骗皇帝出宫，然后夹起皇帝往关中跑，谁也追不上。
张方觉得这是个好计策，第二天他就进宫请惠帝去太庙看看祖宗。估计张方遇事不密，或者当时朝中有聪明人看穿了他的诡计，惠帝死活不愿意出宫。一来二去把张方惹火了，打算霸王强上弓。
十一月乙未，张方带着大队兵马气势汹汹地冲进皇宫，吓得那些公卿作鸟兽散，吓得惠帝逃出大殿，躲在皇家园林的竹林深处，抓着竹枝不肯出来。关中军士兵将惠帝拖拽出来，张方连马都没有下，挥着马鞭邀请惠帝到他的军营作客，张方说：“世道乱啦，洛阳附近的胡人、盗贼那么多，而宫中的护卫却那么少，请陛下搬到臣的军营去住，由臣来保护陛下的安全”
惠帝再愚笨，也知道这个邀请不怀好意，上次被挟持到邺城差点把命送掉，这次不知道又会有什么灾难了。惠帝吓得号啕大哭，眼巴巴盼着左右来救驾，当时大家都逃光了，只剩下中书监卢志，可卢志也无可奈何，只有劝惠帝委曲求全别吃眼前亏，卢志说：“请陛下听从右将军（指张方），臣没用，不能对陛下有所补益，但臣会竭尽全力保卫陛下，不离陛下左右。”
惠帝只有哭哭啼啼的搬进张方军营，随行的只有卢志与十二个黄门。三天后张方启程回关中，惠帝舍不得宫中的宫女宝物，令张方收拾收拾一同运到关中。惠帝果然是傻蛋，这道圣旨害死人了，张方的手下奉旨进宫抢劫，奸淫掳掠纷争府藏，将宫中帷幄、流苏割下来垫马鞍。《晋书·食货志》里说此时宫中还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被洗劫一空。
为了掩盖罪行，也为了断绝还都洛阳的念头，张方甚至打算烧毁皇宫太庙，幸亏有卢志劝他别学董卓，说：“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罢手。
张方带着惠帝西行，随行的有成都王、豫章王、卢志等人，大军走到弘农郡，河间王才得到消息，派出司马周弼来迎；河间王亲帅官属以及步骑三万，在霸上迎驾。河间王果然没有深责张方。
惠帝进入长安，以征西将军府为行宫，于是天下就有了两个都城，长安、洛阳被称为西台、东台。东台也称留台，仆射荀籓、司隶校尉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等人在留台主持大局，承制行事。
东西两台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斗法通过已被废黜的羊皇后来实现。
十一月辛丑，留台复立羊皇后，这已是她第三次被立为皇后了。又过了五天，十一月丙午，留台大赦，恢复之前的年号“永安”，
张方此举等同劫驾，但当时东海王蛰伏海隅，其余诸王实力也不强，一时竟无人谴责。不过河间王也心虚，另外也因为惠帝依然在手，意得志满，所以河间王乐得慷慨，摆出高姿态与关外范阳王、东海王等人讲和。
一讲和，成都王就倒霉了。因为河间王与关外诸王讲和的共识就是，成都王祸国殃民，一切罪过都是成都王犯下的，与河间王无关也与东海王无关，如今要惩奸扬善，继往开来。
于是十二月丁亥，惠帝下诏谴责成都王“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搞得天怒人怨，所以废黜皇嗣之位，“以王还第”，另立武帝的小儿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
在政权方面，惠帝命令东海王与河间王夹辅王室；安南将军范阳王、安北将军王浚、平北将军东赢公各守本镇；高密王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平昌公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军事，镇守邺城；镇南大将军刘弘都督荆州，镇守襄阳。
同时，惠帝委任河间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原是成都王的官衔，如今成都王既废，就被划给了河间王。惠帝又宣布天下大赦，改元为永兴，这已是公元304年的第四次改元了。论纷乱兵祸，“八王之乱”中以此年为最重。
总体来看，这几道诏书与两个月前范阳王奏章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河间王与东海王共同执政，各都督划分势力范围，差别只在于范阳王要求河间王撤出洛阳，交出惠帝的控制权，河间王却竟然将惠帝带到长安，依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河间王冒险得来的成果；
不过东海王等人也并非一无所获，高密王占领洛阳、平昌公占据邺城这些都是擅自兴兵的结果，此前河间王已经任命豫章王为镇北大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但面对这已成事实，河间王选择妥协，通过这道诏书承认平昌公占据邺城的合法性。
暂时来讲，关内关外都对这道诏书感到满意，永兴元年的年末因此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
唯一的小波折出在豫章王司马炽身上，豫章王此前从没敢生过做皇帝的妄想，突然听说自己被立为皇太弟，吓得不轻。有成都王的教训在先，豫章王知道这皇太弟不是好当的，而且侄子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于是犹豫着不敢接受这皇嗣之位。
这时有典书令修肃劝他不要犹豫，清河王还是个小孩不合众望，放眼天下已经找不到比大王你更适合的人来继承皇位了。修肃说：“河间、东海二王经营王室，志在使社稷恢复安宁，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借着皇嗣问题兴风作浪。储君人选非同小可，只有众望所归之人才能胜任，武帝的子嗣中以大王最有贤名，除了大王，谁还有资格做这储君？难道是清河王？国赖长君，清河王只是个孩子，无法担当重任，所以他此前即使被立为太子，最终还是被废黜。如今天下动荡，陛下流亡关中，胡人屡屡反叛，流民盗贼遍地都是，正是忠臣为国效力之时，请大王不要再推辞了。”
豫章王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觉得此言不虚，于是受诏作了皇太弟。豫章王称赞修肃：“卿，吾之宋昌也。”
宋昌是汉初汉文帝的属官，当初周勃等众大臣消灭吕氏，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也就是日后的汉文帝。刘恒起先也很犹豫，生怕这是个陷阱，经宋昌分析鼓励才下定决心到长安即位。
豫章王将修肃比做宋昌，那当然是自比汉文帝了，这两个皇帝前半生的遭遇倒也相似，都是在政治倾轧的血雨腥风中成长，通过韬光养晦幸免于难，但是这两个皇帝后半生的功绩则相差太远。汉文帝实现了汉室的复兴，开创了“文景盛世”；而豫章王即日后的晋怀帝，想扶晋室江山于既倒而不能。
四、关外羽檄飞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的最初几个月，是“八王之乱”末期难得的太平日子。上一年四次改元、皇帝两次迁徙、皇嗣两次册立，这种乱局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心力交瘁之感，所以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上年末达成的和解。
年初的时候，张方回了趟洛阳，又一次将羊皇后送进了金墉城。当时镇守洛阳的是东海王的弟弟高密王，张方能废黜皇后显然得到了东海王的默许。
羊皇后可谓“八王之乱”中命运最坎坷最无辜的一人。城头变换大王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但张方使劲与这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为难，其实也是不得已，皇帝、皇嗣在洛阳时是各方争夺控制的目标，如今皇帝、皇太弟都不在，皇后也就有了控制利用的价值，所以废黜以绝后患。
结果到了四月份，还是出了一件乌龙事件。
事件的主角叫皇甫昌，是秦州刺史皇甫重的养子。皇甫重在两年前起兵反河间王（事见第八章），不久之后就被围困在孤城与世隔绝，皇甫重以为弟弟皇甫商马上就会领着大军赶来支援，因此防守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场围城战竟然两年没出胜负。不过两年下来皇甫重也被消耗到弹尽粮绝，眼看守不住了，他派皇甫昌逃出来搬救兵。
皇甫昌出了孤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残酷，不仅叔父皇甫商已死，连靠山长沙王也已死去一年多了。皇甫昌在绝望中找出路，他先找到东海王请求进攻关中，时机不凑巧，东海王说刚与河间王讲和，不愿意出兵。
走投无路之下，皇甫昌只好使诈。他回到洛阳找老朋友杨篇密谋一次政变，这个杨篇当时在殿中任职，行事很方便，于是两人假称奉了东海王的命令，从金墉城里接出羊皇后迎入宫中，然后又招集留台百官，让羊皇后下懿旨，讨伐张方抢回惠帝。
这事突如其来，留台百官来不及反应，起先都信以为真，回过神来一琢磨才发现有诈，于是杀掉皇甫昌、送回羊皇后，假装这事没有发生过。
皇甫昌已死，但重围之中的皇甫重并不知道，他眼穿秋水，可该死的援军总不出现。
到了六月份，来了一个家伙自称是惠帝派来的御史，御史拿出一道说是圣旨的东西，说让皇甫重奉旨投降。皇甫重当然不乐意，而且对外面的局势很不解，惠帝怎么反过来帮河间王说话呢？这御史有假？
皇甫重不能确定御史的真假，所以不敢贸然抓起来问个究竟。但是御史不能动，御史随从可以动啊，皇甫重就把御史的车夫给逮起来拷问。皇甫重问车夫：“我弟弟皇甫商怎么还不来救我？”车夫说：“早被河间王杀了。”
皇甫重大惊失色，立刻杀车夫灭口，可惜消息已经走露，城内上下知道永远不可能有外援了，于是杀掉皇甫重，出城投降。
拔掉后院的那一颗钉子，河间王大喜之下将秦州改名为定州，可是他的好心情仅仅维持了一个月，然后就是个晴天霹雳。永兴二年秋七月，东海王传檄司、豫、徐、扬、荆、青、兖、并、冀、幽诸州，要与各州都督结盟，出兵进攻关中，相约“奉迎天子，还复旧都”。
原来此前东海王的种种低姿态并非真心，只是在麻痹河间王而已，自从去年八月荡阴之役后，他就蛰伏在东海国，看似超然世外实际是在运筹帷幄。这一年下来，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担任了冀州都督（平昌公司马模）、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司隶校尉（高密王司马略），幽州都督王浚、豫州都督范阳王与新任的兖州刺史苟晞，都是盟友，晋王朝半壁江山已经听命于东海王。
时机已经成熟，东海王猛虎出山。
东海国隶属于于徐州，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是无能胆小之辈，去年东海王失意之时投奔于他，结果被他拒之门外。东平王生怕东海王怀恨在心，十分担忧，长史王修于是劝他讲徐州让给东海王，王修说：“东海宗室重望，今将兴义，公宜举徐州以授之，此克让之美也。”
东平王听从了王修，于是东海王就以司空身份领徐州都督，而东平王则被打发到兖州接替苟晞为兖州刺史，东海王阵营里因此又增加了一个徐州。
扬州都督刘准与东平王一样也是无能之辈，此前他依靠度支校尉陈敏平定了石冰之乱，寿春大权实际就落入陈敏手中。东海王任命陈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扬州也加入了东海王阵营。
至此从北到南，除了荆州的刘弘态度暧昧，其余诸州已响应东海王。范阳王、王浚等人招集各路都督会面，大家一起刑白马立誓结成联盟，推举东海王为盟主。
这一幕场景是不是很眼熟？
百年前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引来关东诸侯盟津会师围攻关中，这段历史丝毫不差地复制到西晋末重演了一遍。“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之所以成为至理名言，就是因为不长记性的人太多了。
河间王眼睁睁被张方推进了火坑，事到临头后悔也来不及，好在东海王心中其实也没底，所以没有赶尽杀绝，给河间王留了一个机会。
当时担任太弟中庶子的兰陵人缪播，曾作过高密王司马泰的祭酒，东海王因为他是父亲的故吏，所以引以为心腹。缪播的从弟缪胤，是河间王前任王妃的弟弟，东海王派缪播、缪胤两人去长安作说客，劝河间王送惠帝回洛阳，承诺与河间王分陕而治。
此时河间王想当执政的雄心完全烟消云散了，只求能保住关中有个容身之地，他打算认输交出惠帝。结果张方不同意，他说：“今关中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服！”
张方这番豪言壮语说出来连自己都不信，关中的真实处境他与河间王最清楚，如今关外联军几乎就是战国六雄的联合，外加鲜卑，而自己仅有半个秦国的力量（秦国当时有大粮仓蜀中，河间王没有），这仗打起来必输无疑，但张方又不得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河间王抵抗到底，他张方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河间王放弃抵抗，他张方就是罪魁祸首，必死无疑。
因为张方的反对，也因为河间王对东海王的不信任，还因为河间王也存在侥幸心理，缪播、缪胤两人并没有完成使命，河间王表示坚决不交出惠帝，张方担心这两人继续游说会动摇河间王的决心，打算杀之而后快，缪播、缪胤吓得不敢再开口，滞留长安等待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