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凶狠的诏书
严格来讲，“八王之乱”是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三月那场政变开始的，直到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政权尽数落入东海王司马越之手，河间王司马顒被人扼死在赴洛的马车上为止。
这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旷日持久、流血千里，由起初的宫廷政变，逐步升级成为大规模的屠杀战争。持续的杀戮削弱了中枢的力量，激化了原本潜伏在社会表皮之下的各种矛盾，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土崩瓦解。紧随其来的永嘉乱世，开启了五胡乱华三百余年的分裂战乱之门。究其祸乱本身，残酷惨烈，空前绝后；究其后患，更是血泪盈河，无数人死于兵火流离，令后人千年之后想起，仍咬牙切齿。
起先，这场祸乱没有固定名称。“八王之乱”这一个名词来自《晋书》列传第二十九卷。《晋书》的编者把这主导这一场祸乱的八个诸侯王合写在一卷中，认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
在正史之中，《晋书》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史料杂芜，乱力怪神的东西太多。但是八王列传的写法得到了后人的赞赏，清代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晋书》）各传中叙事虽蔓衍无法，亦尚差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处，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为一篇。又其序次则以事之先后，不以辈行之尊卑远近，极得史法之变。”
于是“八王之乱”四个字涵盖了惠帝一朝那十几年血迹斑斑的全部。如果真有一字千钧的说法，这四个字重得令人窒息，附在这四个字之上的，是遮蔽原野的白骨，是盈盈成河的血流，是无数杀人者与被杀者癫狂的号叫、无助的哀呼呻吟。
名为“八王之乱”，实际参与其中的司马家儿远远不止这八个，选其罪恶最大的八人立为靶子鞭挞；而在这八王之中，也有罪恶轻重之分，对于在祸乱起始就殒命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史家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恨其无能。《晋书》中如此评论“汝南（王）以纯和之姿，失于无断；楚隐（王）习果锐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职参近禁，俱为女子所诈，相次受诛，虽曰自贻，良可哀也！”
这个评论十分到位，汝南王司马亮的无谋无能，在他与杨骏争做顾命大臣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是个不足忌惮之人；楚王司马玮则不仅表面性格果锐、行事狠辣而已，他年轻勇武的身躯内，跳着勃勃野心，他存着侥幸之心，凯觎着他哥哥的皇位。就此一念之差，利令智昏露出破绽，楚王落为贾皇后的手中屠刀，然后如过河小兵一般成为弃子。
三月政变结束不久，楚王与贾皇后之间短暂政治联盟立刻危机重重。杨骏消失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必须有人填补，在这个问题上，贾皇后与楚王各怀鬼胎。
诛杀杨骏整个过程的现场总指挥是楚王司马玮，急先锋是东安王司马繇，两人居功至伟。
论亲疏，楚王是先帝亲子、当今皇帝的亲弟弟。九年之后，皇帝的另一个亲弟弟淮南王讨伐赵王，他很理直气壮的高呼：“赵王欲破我家！”楚王也完全有资格将国事包揽成家事，不容他人染指，而且他是先帝临终特意安排、托以厚望的一个儿子，位高权重，楚王“性开济好施，能得众心”，人缘威望也不错。
楚王唯一的缺憾是很无可奈何的缺憾：他太年轻了，资历太浅，元康元年他才二十一岁。这个年纪的人“习果锐之性”完全在情理之中，况且楚王是年轻人中的那种狠角色，做将军犹可，但如果做为辅政大臣则肯定不能服众，而且肯定要坏大事。所以，当时朝廷里并没有声音提出让楚王司马玮辅政。
按着贾皇后的心态当然恨不得满朝公卿都姓贾，可是她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有心计之人，杨太后父女刚刚因为吃独食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骏坟上的土色还是新的，难道她想步杨骏后尘？楚王领着禁军三十六军就在宫城之外，冲进来只需要一盅茶的工夫。
贾皇后这边心存忌惮，在楚王司马玮那边，也觉得这个嫂子心机深沉得可怕，不像正常人。此刻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军事方面，楚王控制着洛阳的大部分禁军，但是最关键的殿中禁军掌握在贾皇后的手，她的心腹李肇、孟观已升为积弩将军，各领二千五百强弩手守卫在殿中；后军将军荀悝是贾后党人，右卫将军郭彰是贾皇后的从舅，车骑司马贾模是贾皇后的从兄。
在政权方面，郭彰、贾模还有贾皇后妹妹的儿子贾谧，与楚王、东安王司马繇共预国事。
暂时大家相安无事，但是很快双方都会感到不满意的。东安王虽然是宗室疏族，但是这人野心不小，并且对贾氏存有意见；贾氏这一边，贾谧是个轻浮子弟，宾客盈门，排场比皇室还大，而且行事张扬，早晚会惹出祸事来。
贾皇后未雨绸缪，于是就有了三月壬寅那份令天下人惊讶的诏书：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
仔细嚼嚼这一份诏书，就可感受到贾皇后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这个女人的心计，就如闹鬼山村中的一口千年老井，终年水气缭绕；这份诏书是一个井口，从中可以窥见井里黑沉沉的深不见底，贾皇后躲在最阴暗潮湿的地方露齿狞笑。
对于贾皇后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楚王对她的威胁，避免成为杨骏第二。但是，她的力量不足以与楚王抗衡，她现在对于洛阳、对于政权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及当初的杨骏，想要直接动武那是以卵击石，而想保持现状一来心有不甘，二来也不可能，以楚王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势态，双方交恶其势必然。
权力中枢实在是险地，智者不立危墙之下，那么不如以退为进。贾皇后索性卖乖，摆出高姿态让出政权，专门从外地找一个辅政大臣来，把她和楚王手里的政权全收了，到时候她无欲则刚，有矛盾则是辅政大臣与楚王之间的矛盾，与她无关。
反正贾家的势力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再不济也比杨骏当政时强。再说她对惠帝的控制这张王牌是谁都抢不走的，有惠帝在手，再加上她主动让权的良好态度，郭彰、贾谧在新的政权分配中占一席之地那是不成问题的，贾家的声音还是会有分量的。
那么，政权让给谁呢？这是一个问题，人选只能从宗室里面找，否则根本让不出去。杨骏血的教训摆在哪儿呢，不姓司马的谁敢接着这烂摊子？即使有不要命的蠢货敢接，他也拿不住，楚王一刀过来，连权柄带他的性命一块儿取走，这样一来就是间接让给楚王，到时候楚王两次立威，谁还敢与他争锋？
因此，只能从宗室里选辅政大臣，贾皇后很自然地想起了汝南王司马亮。
汝南王司马亮简直就是为贾皇后量身订做的一枚棋子，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做替死鬼的了。
首先，他是宗室元老，是先帝的顾命大臣，是楚王的祖父，宣他入朝辅政，绝对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楚王也没理由表示反对，只能吃哑巴亏；
其次，他与楚王等人的关系并不紧密，宗室虽然都姓司马，但是内部并不团结，这一点贾皇后观如洞火。汝南王在与杨骏的交锋中屡次败北，在宗室心中的形象大损，政变发生前他推三阻四不肯参与，政变成功了他赶来分杯羹，这肯定令楚王等人寒心反感；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汝南王与杨骏相似，也是老而昏聩不知死活的人，肯定不拒绝这天上掉下来的权力。他入朝之后，势必要与楚王争权，而楚王肯定不会因为他是祖父就自认孙子。两人做鹬蚌之争，贾皇后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贾皇后心思缜密，为防止汝南王入朝后与楚王协手联合，让她的如意算盘落空，她又让惠帝任命下邳王司马晃担任尚书令、东安王司马繇担任尚书左仆射。
尚书令秩千石，官职不高，但却掌握着实际政权，“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史书上对下邳王司马晃的评价不错，说他“孝友贞廉，谦虚下士，甚得宗室之称”，但是此人在朝议处置杨太后的时候，充当了贾皇后的打手，一心要置杨太后于死地。司马晃死于贾皇后当权的元康六年，生前历任三公，死后追赠太傅，享尽了殊荣。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下邳王司马晃是结党于贾皇后的。
尚书仆射也是重要的实权岗位，它的服秩印绶都与尚书令相同，有时置左、右两仆射，以左仆射为主。让东安王出任这个职务，一来是褒赏他在政变中的积极表现，二来是由他来扯汝南王的后腿。东安王是个狠角色，“性刚毅，有威望”，汝南王如今名誉扫地，让东安王来服从这个族叔的管教，看来十分困难。
按说安排了这两步棋，只需坐下来看好戏，但贾皇后灵感一来，心想坏事要做就做绝。于是她又在辅政的名单中加上了太保卫瓘，这一招看似随意，却是添花妙笔。
卫瓘，字伯玉，先朝老臣，早在文帝时就已被委以重任。当年邓艾、钟会讨伐蜀汉，出任监军的就是卫瓘，钟会图谋造反割据蜀中的时候，幸亏有卫瓘临危不乱，用计平定了叛乱。
卫瓘后来又多次出守方岳，先后都督关中、徐州、青州、幽州诸军事，入朝后又任尚书令、司空、太保等高官显职，“为政清简，甚得朝野声誉。”武帝封卫瓘为公爵，以卫瓘之子尚公主。卫瓘功勋重臣、家势显赫，遭世人羡慕，也招来了杨骏的忌惮，因此在武帝末年被废黜。
现在贾皇后重新起用卫瓘，在表面上是遵循先帝的遗愿，由重臣与宗室夹辅王室，其实是一石三鸟。
第一只被瞄准的鸟是楚王，他将被更加有力的排挤出权力中枢。试想，一个是叔祖，另一个是两朝元老，两人从政的年纪都比楚王的年龄长一大截，以后楚王的话语权就更小了；
第二只被瞄准的鸟是汝南王亮，虽然已经有了下邳王与东安王，但他俩是宗室疏族，并且都是后辈，制肘的力量不大。卫瓘是现存朝臣里资格最老的、声望最高的老臣，给汝南王这么平庸的领导派一个他无法驾御的精明副手，估计两人都会很憋屈；
第三只被瞄准的鸟是尚未知情的卫瓘，贾皇后想要杀他。
贾皇后有充分的理由想杀卫瓘。当初反对司马衷为嗣君的群臣中，卫瓘是最起劲的一个，而且是贾皇后眼里最阴险的一个。当年武帝突发奇想，设了考场测试太子的应对能力，幸亏有贾皇后帮着作弊才蒙混过关。武帝拿到太子的答卷后，笑吟吟地拿给卫瓘过目，卫瓘“大踌躇”，朝臣们才知道这场考试是卫瓘出的险招。
一计不成，卫瓘还不死心，又多次明里私里进谏“太子不令”，每次都吓出贾充一身冷汗，他偷偷传话给当时还是太子妃的贾南风：“卫瓘老奴，几破汝家！”这对父女对卫瓘忌恨无比。
即使抛开司马衷不论，贾皇后也有理由恨卫瓘。当年武帝给太子选妃，贾南风的最有力竞争者就是卫瓘的女儿。武帝一度钟意于卫瓘的女儿，还作出了比较，说：“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
虽然最后在杨艳、荀凯等人的帮助下，贾南风如愿以偿当上了太子妃，但是被公然说成“丑而短黑”，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卫瓘老奴实在可恶，竟敢把女儿生得“美而长白”，可不是该死？
史书上说“贾后素怨卫瓘”，现在有个借刀杀人的良机，贾皇后当然不会错过。更妙的是，仅从表面上看，卫瓘的复出表现了贾皇后胸襟开阔、不计前嫌。
贾皇后要微笑着将卫瓘推向断头台。
二、飞来横福
宣诏的使者从官道上奔驰而来，秦王司马柬收拾行装，黯然上路。
从洛阳传来杨骏倒台的消息，秦王柬就知道，他留在长安的日子已经为数不多，这份招他赴洛的诏书，完全在意料之中。
诏书中，皇帝哥哥很诚恳地表达了对他的思念，并且表示京城有骠骑将军，加侍中、录尚书事等一系列重要的职务非他莫属。惠帝还让他享有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这份荣誉曾经被赏给立有大功勋的羊枯、杜预，也曾经赏给被武帝猜忌的齐王司马攸。
秦王柬不想去琢磨自己属于哪种类型，他的心情是忧郁的。他的母亲姓杨，所以他不可以再占据被称为“天下形胜之地”的关中。接替秦王柬都督关中诸军事的，先是叔祖梁王司马肜，然后是另一个叔祖赵王司马伦。
关中以及关中以西的雍、秦、凉三州，是汉族、羌族、氏族、卢水胡等杂居的地方，也是晋朝最先起动乱的地方。在梁王、赵王都督关中期间，羌族、氏族叛乱频起，关中民不聊生。无数流民背井离乡，向南涌入蜀中，重重冲突之后，有氏族枭雄李雄割据蜀中，成立伪朝；为了镇压李雄，朝廷在江南大肆征兵征粮，结果官激民变，又引发荆州张昌叛乱。
天下之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八王之乱”未波及江南、蜀中诸郡，但是蜀中最先分崩离柝，江南三度发生叛乱。追溯起源，不得不怪罪于梁、赵二王的统驭无方，也不得不怪罪于中枢用人不当。这是后话，容后详表。
秦王柬到洛阳之后进位为大将军，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够干涉朝政。秦王柬在洛阳战战兢兢，整日忧虑，他屡次要求还藩，回到关中的秦国去，但他的请求如泥牛入海。
半年之后，秦王司马柬突然死去。史书上未记载死因，只写道：“元康元年九月甲午，秦王柬薨。”“时年三十，朝野痛惜之。”他的皇帝哥哥也十分悲痛，下诏“葬礼如齐献文王攸故事。”秦王柬生前死后，都享受了与他叔父齐王司马攸相同的待遇。
与秦王司马柬的心情截然相反，汝南王司马亮在赴洛途中，绝对是兴高采烈的。晋朝人把意料之外得来的东西叫“傥来之物”，汝南王就被一个天大的傥来之物给砸晕了。所以，他没有去仔细推敲这一份诏书，他也没有在意身边人的议论纷纷，他是到了洛阳之后，才发现这份诏书的不合理之处：
“嗯？为什么辅政大臣没有一点兵权？”
说完全没兵那是歪曲事实，汝南王手里还是有点兵的。多少兵呢？一百骑兵加一千亲兵，作用相当于仪仗队，这是惠帝给汝南王的优宠，“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增掾属十人，给千兵百骑。”卫瓘也享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同等待遇，武帝时他就被特许拥有一百亲兵，现在惠帝给他增拨至一千。
这种肱股大臣才能获得的浩荡皇恩羡煞旁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不知是否可以很恶意的揣测，这是观众贾皇后为了增加打斗场面的观赏性，而有意布置的背景。
不管怎么样，即使反应迟钝如汝南王，也看出来靠这一千兵马是成事不足的，想要让自己说话更有分量，必须手里握把刀。所以到汝南王施政的首要大事就是拉拢禁军，他老人家宣称要“论诛杨骏之功”，统计了参与政变的禁军将领人数，然后大手笔，一次性封侯一千零八十一人。
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就在不久前，还有人在先帝灵柩前大赏群臣笼拢人心来着。接下来还有眼熟的，还记得那个尚书左丞傅咸么？当初劝过杨骏不要滥封滥赏的那位，现在他已迁官为御史中丞了。
傅咸写信给汝南王，劝诫汝南王不要走杨骏老路。傅咸说，这次政变应该归功于皇帝的英明领导，殿下却如此滥行封赏，“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会使大家以后都希望国家有乱事，好浑水摸鱼。如此一来就很危险了，此前东安王司马繇行赏诛伐随心所欲，已经招来了不满，本以为殿下会矫正这种错误，没想到反而变本加厉，群臣“莫不失望”。我傅咸“愚冗，不惟失望而已”，还十分替殿下你担忧啊。
与当时杨骏的态度相似，汝南王对一切谏言都置之不理。这种态度可以用来对付傅咸这种文官，但如果将楚王也视为空气，那就很危险了。
汝南王偏偏就这么做了。
就如傅咸在信里所说的，“在讨伐杨骏的时候，（汝南王）远在许昌，许多事情并不了解”，现在风平浪静了，汝南王却来抢功，楚王肯定是有情绪的。而汝南王不仅不安抚楚王，还插手楚王的禁脔，试图到禁军里面去拉关系，这分明是在挖楚王的墙角。
楚王还没来得及发怒呢，汝南王又马不停蹄地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汝南王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宗师”。所谓“宗师”相当于司马家族的族长，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由于职务之便，汝南王对于司马家族内部的家长里短十分熟悉。汝南王知道哥哥琅琊王司马伷的两个儿子：东武公司马澹与东安王司马繇，兄弟俩一向不合。
东安王司马繇的为人，从他杀人如草芥就可见一斑，但是《晋书》还是替他找了一些好辞来掩饰，说他“性刚毅，有威望，博学多才，事亲孝，居丧尽礼”，言下之意，他还算是一个好人。
东武公司马澹比他弟弟更不如，连《晋书》都找不到词替他掩饰，只好实话实说，说司马澹“性忌害，无孝友之行”。据说他一直眼红司马繇在外面名声比他好，一直妒忌父母从小对司马繇的宠爱胜过他。因为这个可笑的原因，他对司马繇“恶之如仇”，经常到处造谣诋毁司马繇。
汝南王当政的时候，东武公正在洛阳担任中护军。中护军手中的禁军兵权是汝南王正迫切需要的，所以东武公也成为汝南王要重点拉络的对象。东武公见缝插针，向汝南王进弟弟的谗言，他说：“司马繇专行诛赏，欲擅朝政。”
汝南王也早就想处置东安王，东安王杀人如麻，罪行是人所共睹、记忆犹新的。可是，东安王毕竟新立了大功，这么早就过河拆桥，汝南王还是心存顾忌。
汝南王正在考虑找什么借口向东安王发难，东武公就将借口送上门来了。在傅咸写给汝南王的信中，早已经提到了东安王滥杀无辜，群臣有不平之声；现在连东安王的亲哥哥都看不过去，不惜大义灭亲，可见东安王确实罪恶滔天，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汝南王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嘴脸，要替文鸯等人报仇雪恨。
元康元年三月庚戌，汝南王进京辅政的第八天，惠帝下诏追究东安王司马繇的罪行，内容包括：矫诏、擅杀东夷校尉文鸯等。惠帝罢免了东安王一切官职，以公就第。后来听说司马繇不服判决，有大逆不道的狂悖言论，于是又褫夺东安王王爵，废黜为庶人，发配辽东带方郡（在今天的北朝鲜境内）。
司马繇遭贬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权力的胜利，它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谁的力量大，谁就掌握话语权；强者对于弱者，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这个法则将贯穿“八王之乱”的始终、贯穿整个两晋南北朝、贯穿中华几千年一切盛世与乱世。
东安王的被贬震动了楚王。楚王与东安王的关系就如当年的韩信彭越黥布，功戚一体，昔日彭越的死激起了黥布的谋反之心，如今东安王的下场肯定也会令楚王兔死狐悲。楚王也许不用担心鸟尽弓藏，但是原本就已愤愤不平的心情再被如此横拉一刀，依着楚王“狠戾”“刚愎好杀”的脾气，难免会有挥刀砍人的冲动。
不过楚王当时并没有什么大动作，这可以看做是他成熟了，懂得了克制；也可以看做他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或者，也可以猜测为楚王有动手的冲动，但一时找不到动手的借口，毕竟没有诏命擅动京城兵马，那可是谋逆的大罪。
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楚王与汝南王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而汝南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刀口上游走，他正心情大好的与卫瓘商议着如何重组政权。
也许是因为洛阳城中无可用之人，也可能是汝南王不得人心，得不到群臣的拥护，汝南王觉得人才紧缺。他的解决方式是让惠帝下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就是要从地方选拔官员入京任职。汝南王的动机一目了然，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亲信，但是这一措施必然会遭到洛阳那些京官的反感。傅咸就曾劝阻过汝南王，可惜汝南王又来个充耳不闻。
如此磕磕磕碰碰地过了三个月，汝南王大概认为自己已经在洛阳站稳了脚，他忍不住要对楚王下手了。汝南王与卫瓘决定，撤掉楚王的兵权，起用临海侯裴楷接任北军中候。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知是因为汝南王太昏庸，不知死活；还是卫瓘太精明，兵行险招。
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人，是一个风流名士，善于清谈，可以使“左右属目，听者忘倦”，为人“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称之为“玉人”。
裴楷是两朝老臣，但不是先帝的重臣，他更多是以一种名士的姿态优游于朝堂的。当初武帝抽签抽到晋朝的帝位只能传“一”，皇帝很尴尬，众臣大惊失色，谁都不敢吱声，只有裴楷侃侃而谈：“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马屁拍得高雅不俗，龙颜大悦。
启用裴楷来掌管洛阳禁军，他性格好是一个重要原因。裴楷“性宽厚，与物无忤”，这样的人肯定无害、让人放心。而且更可喜的是，裴楷与汝南王、与卫瓘都是儿女亲家，裴楷的长子娶了汝南王的女儿，裴楷的女儿嫁给了卫瓘的儿子。前面说过，裴楷还有一个儿子娶了杨骏的女儿，当时高门贵第之间的政治婚姻之多可见一斑。
但若说将兵权交给裴楷仅仅是为了自身安全，也许还失之表面。许多政治动作好比兰花拂穴手，看似无意缥缈，实则致命。先前说过裴楷是贾充的政敌，杨骏倒台时，裴楷险遭贾皇后的暗算，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让裴楷掌握洛阳禁军，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莫非汝南王打算一箭双雕？在拔除楚王这颗钉子的同时，埋下以后铲除贾皇后的伏笔？
因此这一份任命，不仅震怒了楚王司马玮，连贾皇后也快要在幕后坐不住了。
幸好裴楷本人的脑子还是清醒的，在杨骏主政期间，他担任着太子少师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悠闲职务，现在突然一跃而起要成为北军中候，别说旁人，裴楷自己都大吃一惊。他已过知天命之年，而且身体也不好，患有“渴利疾”，就是一直感到口渴要喝水的病，现代人估计实际就是糖尿病，汉代的司马相如也患有这种病。
五十病夫何所求？何必要掺和进杀戮场自寻死路？裴楷坚决推辞任命，他预料到内乱将起，为了避祸，他要求外放去做地方官，惠帝于是任命他去襄阳接替楚王，做安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一计未成，汝南王就打算蛮干，蛮干的策略很老套，当年武帝就曾玩过。汝南王直接上书惠帝，“奏遣诸王还藩”，矛头还是指向楚王，想赶他出京城。
贾皇后得知这一份奏折高兴坏了，这就是压垮楚王的最后一根稻草啊。贾皇后也使坏，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把这份奏折交与朝臣廷议。
朝臣们看到这一份奏折，脸色全都变了，此时乱表态站错队，小心日后万箭穿心。所以大家都噤口不言，只有卫瓘站了出来表示赞成。
那天朝堂上，楚王的脸色肯定阴沉得可怕，他已经忍无可忍，他仇恨的眼色已经锁定汝南王、卫瓘两人。贾皇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她已经成功的把火苗点上，现在只要轻轻煽点风，那烈焰就要冲天而起了。
三、洛阳六月又飘血
汝南王已走到人生的尾端，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由谁、在何时打开这扇末日的大门？
答案竟然是卫瓘。他原本要惩办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想到这个小人物是碰不得的导火索。
这个小人物叫岐盛，曾经与杨骏关系不错，现在改投在楚王门下，担任楚王舍人。岐盛据说人品不好，“薄于行”，卫瓘“恶其为人，虑致祸乱”，所以打算将他收捕治罪，不料风声走漏了。
岐盛情急之下狗急跳墙，小人物的能量可一点都不小，他与同僚、楚王长史公孙宏商议之后，决定替楚王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俩找到了风头正健的积弩将军李肇，假称是楚王派来的代表，向惠帝秘奏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要造反。
李肇收到秘奏，急忙回宫禀报，《晋书》上说“后不之察”，意思是说贾皇后没有察觉这是岐盛与公孙宏小人作祟，所以让惠帝下诏诛杀汝南王等。贾皇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确实受人蒙蔽，这个只有天知道了。
整个事件如果仔细推敲，其实布满疑云：
首先，卫瓘上书请求诛杀楚王官吏，这种机密怎么会走漏？
其次，李肇宿卫殿内，岐盛等人怎么可能说见就见？到底是岐盛、公孙宏主动去找李肇，还是李肇自己送上门来的？
再次，岐盛、公孙宏平时“为（司马）玮所昵”，得知了危险，为何不向楚王求助，却采用如此极端的方法，将楚王往火坑里推？
综上种种不合理，已经无法得到解答，只能永远沉入历史的河底。后人只知道，当天黄昏时，楚王收到了皇帝哥哥的密诏，密诏言简意赅：“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
楚王此时肯定是欣喜若狂，忍了多少窝囊气，今天终于要刺刀见红了。但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楚王心中闪过一丝疑虑。楚王说，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得复奏圣上，再次请示命令。
这时宣诏的黄门在历史上定格为一脸奸佞相，他故作神秘，光秃秃的下巴凑近楚王的耳朵，说道：“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皇帝给你下密诏，就是想让你衔枚而动、出奇制胜，你如果要复奏，这种机密可能就会漏泄，有违皇帝的本意啊。
楚王被吓到了，心想这机会确实可能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楚王仔细查看了诏书，确定真实无误，楚王于是传令集结本部兵马，并招集北军中候麾下洛阳内外三十六军将领。
楚王治军严整，诸军不久即已到位。楚王进行了一番战前动员，随后他矫诏下了两道圣旨，恩威并济。一道圣旨是罢免汝南王与卫瓘的官职，责令二人交还太宰太保的印绶、侍中的貂蝉帽，遣散所有属官，各自回到封国。
另一道圣旨是赦免汝南王、卫瓘的属官，说“二公潜谋，欲危社稷，今免还第。官属以下，一无所问。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能率所领先出降者，封侯受赏。朕不食言。”
最后楚王分配任务。他命令弟弟，担任步兵校尉的长沙王司马乂领兵把守东掖门；派遣公孙宏与积弩将军李肇带兵去围攻汝南王的官邸，收捕汝南王；派遣另一个弟弟，担任抚军大将军的清河王司马遐率领右军，去收捕卫瓘。
军令下达后，三路人马立即出动，消失在沉沉夜色里。
就当汝南王等人在贾皇后欲擒故纵的罗网中被越收越紧，楚王擂动战鼓、调兵遣将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老谋深算的政坛老手捕捉到了阴谋的气息。
公孙宏建议楚王：“当年宣帝废黜曹爽的时候，与太尉蒋济同车前往，以增加威重。如今大王要做大事，最好也请得朝廷耆宿同往，可以震慑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邀请其同车而乘，以正出师之名。”
楚王觉得有道理，所以准备拖六十八岁的司徒王浑一起下水。
王浑是几年前齐王攸事件里冲锋陷阵的先锋，并因此被武帝狠狠打了一顿屁股，之后他就变乖了。王浑的父亲王昶是魏曹的司空，王昶给哥哥的两个儿子取名，一个叫“沉”、一个叫“默”，给儿子王浑取字为“玄冲”。从这一堆名字就可以看出老爷子为人处世的态度，王昶还专门写了一篇家训，告诫子侄们要内敏外恕，推逊恭让。
面对楚王的邀请，王浑突然把老父的家训全记起来了。他推辞说自己突发疾病，要回府治疗，一进家门，他就急忙让家兵把大门封上，任何人不得入内。楚王被耍得没脾气，又不好过分勉强，只好作罢。
第二天楚王一死，王浑立刻开门奔赴宫中表忠心，因此没受到牵连。
司徒王浑靠嗅觉灵敏躲过一劫，另一个三公成员，时任司空的陇西王司马泰眼光就不如王浑。杨骏死后，司马泰统领了杨骏的营兵，他得知楚王在行动，马上集结麾下，打算响应楚王。
司马泰的三个儿子：即日后的东海王司马越、南阳王司马模和新蔡王司马腾，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如果他参与了这次政变，下场肯定与楚王相似，成为贾皇后的弃子，他的儿子们必定会受到牵连，那么整个“八王之乱”历史又将改写。
就在陇西王即将引祸上身的紧要关头，祭酒丁绥劝司马泰冷静，他说：“公为宰相，不可轻动。且夜中仓猝，宜遣人参审定问。”这一劝救了陇西王的性命，司马泰最终没有出兵，从而躲过一劫。
大概以为主动权在自己手中，汝南王不曾想到楚王竟然也会反戈一击。所以当公孙宏、李肇领着禁军包围府第，鼓噪呐喊的时候，汝南王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十分不理解。当时他并没有到束手就擒的地步，惠帝给他的一百骑兵和一千亲兵都还在，帐下督李龙对汝南王说，外面这些人来者不善，请求命令发兵拒敌。汝南王慌得六神无主，不置可否。
没多久，公孙宏等人展开攻势，禁军爬上府院的围墙，占据了制高点，张弓搭箭，另有一部分禁军已翻墙进入府内。汝南王一看这架势，也知道大事不妙。他很吃惊，对公孙宏说：“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其可见乎？”
公孙宏一听，这老头果然昏聩，死到临头了还没有认准冤家对头，还以为他们是宫里派来的。公孙宏这人也跋扈得厉害，他已经决心血洗这个府院，所以有诏书也不拿出来，对于汝南王的质问他置若罔闻，只冷着脸命令手下进攻。
这时汝南王的长史刘准说：“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可这时为时已晚，战斗呈一边倒的趋势，不多时，汝南王司马亮以及长子司马矩都被生擒。汝南王很委屈，他仰天叹息：“我之忠心，可剖示天下也，如何无道，枉杀不辜！”
依着公孙宏的愿望，汝南王最好死于乱兵之中，却没想到是被生擒，这就有点棘手了，公孙宏虽然是个狠角色，但是让他去亲手加害这位皇帝的叔祖、司马家的亲王、朝廷的宰辅，他毕竟还是胆怯。
他都不敢，手下人更加不敢了，于是汝南王父子被安置在一辆车旁坐着，公孙宏派人去请示楚王。
这一去时间比较长，等到东方既白天都亮了，请示的人没回来；日脚一点一点移向正中，请示的人还是不见踪迹。当时是六月，骄阳似火，汝南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太阳下暴晒，让人看了不由心生怜悯，有士兵把汝南王安置到阴凉处，还有人给汝南王打扇子遮阳。
公孙宏心里焦躁无比，他不知道楚王会下怎么样的指令，万一楚王要与汝南王和解，那他以后就危险啦。想到这，他又不禁有点后悔，不该掺和进这权力之争。
将近晌午的时候，楚王那边终于有回应了，来人老远就大声叫喊：“楚王有令，能斩司马亮者，赏布一千匹。”
公孙宏闻言，大舒了一口气。“赏布一千匹”这个诱饵分量可不轻，看来楚王是铁了心要取汝南王性命的。要知道晋朝承接乱世，币制混乱，铜钱等货币并不被人信任，很多场合大家还是以粮食布匹等实物来进行流通交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一千匹布是笔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东晋初年，整个晋朝国库的储备也不过四千匹布，东晋元帝悬赏石勒的首级也是一千匹布，汝南王的人头与敌酋同价。
利益当前，那些禁军士兵露出了狰狞本相，打扇遮阳的温馨场面瞬间变脸，一群士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将汝南王司马亮和他的长子司马矩乱刀砍死。
汝南王父子的尸体惨不忍睹，“鬓发耳鼻皆悉毁焉”，尸体被随意弃置在府第北门处的墙边。
就在公孙宏等人进攻汝南王府的同时，清河王司马遐也领着禁军直奔太保官邸。
与汝南王一样，卫瓘对迫在眉睫的无妄之灾也一无所知。当清河王手里拿着圣旨出现在官邸门前时，卫瓘和他的三个儿子卫恒、卫岳、卫裔，还有五个孙子围坐餐桌，一家人其乐融融，正在吃饭。
清河王是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据说他“美容仪”，幼年表现出色，所以“武帝爱之”，可惜他“长而懦弱，无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因此在这次收捕卫瓘的行动中，清河王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真正的决策权在他的助手右军督荣晦手里。
楚王给清河王配上荣晦这样的助手是别有用心的。荣晦与卫瓘有旧怨，当年卫瓘担任司空的时候，荣晦是他手下亲兵的帐下督，后来因为犯了过失，被卫瓘斥遣了。荣晦是睚眦必报的小人，一直耿耿于怀。楚王派他去收捕卫瓘，那是借刀杀人。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局中局，荣晦是楚王手中的一把刀，楚王又是贾皇后手中的一把刀，大家都提着寒刃屠戮弱者，谁都不是无辜的。即使是如今已沦为的案上鱼俎的卫瓘，在二十多年前也使过借刀杀人的诡计。
那是魏曹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不久，攻灭蜀汉的两大功臣邓艾与钟会，还各自带着军队驻扎在成都。邓艾这人绝对是个人才，但是他的为人处世远逊于他的治国才能。邓艾居功自恃，与同僚关系很僵，这个缺点虽然惹人讨厌但不致命，致命的是他竟然忠诚过度，擅自承制拜官。钟会一直盘算着要造反，因此他趁机向司马昭污告邓艾谋反。
同行是仇敌，司马昭立刻命令监军卫瓘逮捕邓艾父子，用槛车押送到京城来。
邓艾被捕，钟会没了心腹大患，马上原形毕露造了反，但他的叛乱随即被卫瓘讨平。卫瓘诛杀钟会后，控制了蜀中局势，当时邓艾还在押解的途中，许多邓艾的老部下纷纷替主帅叫冤。卫瓘当然明白邓艾是冤枉的，但是，当初污蔑邓艾造反他也有份，卫瓘担心邓艾日后会报复，于是决定斩草除根。
邓艾有个老部下叫田续。当初邓艾进攻江由，田续领着队伍没有及时跟上，差点被邓艾斩首。卫瓘知道田续怀恨在心，特意派他去追赶邓艾的槛车，悄悄地示意说：“可以报江由之辱矣。”结果邓艾父子被田续杀害在绵竹三造亭。
卫瓘杀了邓艾之后，心里也曾后悔。同朝为官的杜预在谈论此事时，批评说：“卫伯玉（卫瓘字伯玉）的结局堪忧！他身为名士，居于统帅之位，既没有德政，又不能御下以正。《周易》上所谓的‘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卫伯玉难逃此责，情何以堪？”
卫瓘回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杜预忏悔，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无法补救。
杜预的预言在二十八年后应验了。
公孙宏收捕汝南王是靠蛮力强攻，虽然是作恶，倒也不失磊落；相比之下，荣晦则完全是小人行径，他收捕卫瓘靠的是骗。
卫瓘与汝南王一样，也有一千亲兵在府内护卫，荣晦在大门之外，大声宣读楚王写的假诏书，要求卫瓘交还太保的印绶，免官回第，并一再保证不会伤害卫家人性命。
卫府中人都觉得事情诡异蹊跷，怀疑荣晦手中的诏书有假，都劝卫瓘发亲兵抵抗，等天明后把事情搞清楚再投降也不迟。他们说：“礼律刑名，台辅大臣，未有此比，且请距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也。”而卫瓘犹豫不决。
正在僵持间，卫瓘的儿子卫恒发现禁军中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叫何劭，是前太傅何曾的儿子，何氏父子因为生活奢侈而青史留名，实则人品也很差。何劭的女儿嫁给卫恒的哥哥，卫恒透过墙孔向何劭悄声询问凶吉，何劭明知卫家这次凶多吉少，却偏偏不说。卫恒素来有名士气质，以为这次不过又是免官，免官就免官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卫恒回到饭桌前，继续吃饭，卫瓘下令打开府门。
清河王等人涌进府第，荣晦站在中门下，再次宣读诏书，再次保证了只是承诏免官。
荣晦收走了卫瓘的印绶貂蝉，随即他脸色一变，严令卫瓘带领家人搬出府第。荣晦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抄录着卫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姓名。荣晦逐一点名，发现缺了两人，原来卫恒的幼子卫玠从小体弱多病，那晚他在哥哥卫璪的陪同下在外就医，兄弟俩得以幸免于难。
结局虽然不是大圆满，但谅那两个漏网的小孩子也兴不起什么风浪。荣晦一挥手，上来一堆士兵，两个挟持一个，把卫家人捆绑起来。
这时卫家的亲兵已经被控制，卫瓘的从僚们也都已投降。荣晦无所顾忌地露出了青面獠牙，他纵使士兵洗劫了卫府，然后，荣晦把卫家人拖拽到东亭道北围守，就着清风明月，不论老幼，全部斩首。
四、过河卒子
洛阳城笼罩在肃杀悲凉的气氛之中。
半年之内，前后三位辅政大臣遭罹灭门惨祸，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作为两次政变的直接指挥者，楚王司马玮的声威在这一晚达到了最高点。
但是楚王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欢愉。所有受到权力蛊惑的人都是欲壑难填的，这种欲望会使人一叶障目，看不到陷阱。杨骏已经倒下了，汝南王正在引颈就戮，楚王也已经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
推波助澜的依然是岐盛，《晋书·楚王玮传》里说他怂恿楚王：“宜因兵势，遂诛贾、郭以正王室，安天下。”
如果这段史料是真实的，那么岐盛实在是个可怕的小人物。他是引发这场政变的因子，现在他又要将这场政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表面上来看，他俨然是这一场政变的导演，他先骗得了贾皇后的诏书，逼得楚王对汝南王下杀手，然后，又趁着楚王骑虎难下，引诱他去杀贾皇后，独掌大权。
但岐盛真有那么大能量么？
未必！
岐盛再能折腾，也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劝王爷引兵向宫阙，这是离间皇家骨肉的重罪，是要被拖到铜驼街前活活打死的。
前面说过岐盛曾经党于杨骏，他竟然不仅没有受到杨骏的牵连，反而成为楚王心腹，可见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这个常人不能及的长处，就是他特别能揣摩人心。他之所以敢对着楚王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些话是楚王的心声。岐盛其实只是一张嘴，从这张嘴里说出来的全是楚王的心里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