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医院外不远一条小河边，贺虎说道：“你知道吗，二、六军团昨天批斗了夏曦，这个不可一世的家伙，终于低头认罪了。”
1935年初春，在湘西大庸的丁家溶，召开了一次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实际上是一场热火朝天的对夏曦的批斗大会，这次会议是应红二军团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召开的，与会的红二军团的各级干部对湘鄂西前领导人夏曦进行愤怒的批判。任弼时在会上作系统的发言：“在湘鄂西的肃反工作中，夏曦同志夸大反革命力量，认为部队中连长以上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组派，逮捕了二千多人，这里当然有一部分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大部分是忠实的共产党员，他们或是被反革命分子诬告，或是被严刑所逼而乱供的。对些同志夏曦没有作详细审查就逮捕枪决，或者开除了军籍。那时部队还有苏联学习回来，经中央派到湘鄂西的四十多个学生，有不少的产业工人，也都被认为是改组派而拘捕枪决了。这里面固然是有加入反革命的，难道几十个都加入了改组派？没有一个是忠实于党和苏维埃的吗？如果这样设想，这是对苏维埃、共产党的污蔑。夏曦同志同样认为，湘鄂西地方党、苏维埃区、县、省级的干部，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组派。照夏曦同志的估计，反革命改组派是完全统治了湘鄂西的党、政府和红军。如果事实真正是这样，那湘鄂西苏区不要国民党调动许多兵力来进攻，老早就已变成了白区，红军也早已成为白军，至少也会有部分的公开叛变，绝不会有今天这个力量存在。夏曦同志不能正确估计反革命，夸大反革命组织力量，而采取扩大化的、简单化的、错误的肃反路线，这正是帮助反革命达到破坏党、政府和红军的阴谋，上了反革命的当。在当时肃反中心论底下，把工作中同志们所有的错误缺点都看成是反革命捣鬼，因而取消了思想斗争，造成党和部队中严重的肃反恐怖现象，同志们有意见不敢说，甚至互相猜疑。这种情况的严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体的危险前途。我们必须纠正这个错误，改变这种严重的局面。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当前和今后的重要任务，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中必须全面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必须大力发展红军，必须坚决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必须坚决争取战争的胜利，用二、六军团的胜利支援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贺龙痛心疾首地说道：“夏曦肃反杀人走到了乱捉乱杀的发疯地步，我们创建湘鄂西苏区的干部，除的一部分战斗中牺牲的，其他全被自己人肃掉了，红三军所有师团领导均被肃过了一轮，甚至是好几轮，有的连肃掉了十几任连长。夏曦同志，你这是对革命的犯罪！正是由于夏曦一意孤行大肆肃反，导致了湘鄂西根据地的失败。在这种恐怖与不信任，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下面，没人敢说话，或自动去工作，人人觉得有被人认为是改组派而遭拘捕杀头的危险。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红三军的队伍中恢复党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员团员，许多同志由于恐惧而不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种事情发生在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里，是一个非常奇怪和可悲的现象。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
对比任弼时、贺龙的克制，卢冬生则干脆地得多：“在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里，曾经捉了无数改组派分子。改组派有没有，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有没有？我看是有的，但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夏曦！还有你的亲信、已经被处决的江奇，你们两个反革命分子沆瀣一切，干着破坏红军和苏维埃的勾当。我还记得段德昌临死前说的话：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你给杀掉了，苏区根据地被你搞垮了，你又取缔了烈士鲜血缔造起来的党的组织，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你是中央派来的领导，还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
会场内群情激愤，许多人喊着：“他是奸细，奸细！打死这个反革命分子，打死这个国民党特务！”参会的红军干部愤怒地冲上前要揍夏曦，担任会议警卫的贺虎等人受命拦住冲动的人群，但夏曦还是挨了很多拳头，甚至还挨了一块砖头。
任弼时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让夏曦发言，表态向大家承认错误。夏曦在围攻中终于开了口，他说道：“同志们，同志们！大家听我说，听我解释。对于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一切错误、一切罪恶，我负主要责任，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但是，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国民党派来的，我是执行路线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