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
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把徐州的典型推广到煤矿和钢铁业
徐州的整顿大获成功后，邓小平又利用徐州的典型经验推动其他地方的整顿。他在 3 月 25 日让万里汇报徐州的
进展，但不是向铁路干部，而是向国务院的全体干部大会。邓小平在这种汇报会上一般不说话，但这一次他却表现得很
急切，数次打断万里作一些补充说明。
此后，邓小平的部下从打击徐州的派性转向打击徐州所属的整个徐海地区的派性，然后又扩大到江苏全省。江苏
省在 1975 年是全国最乱的省份之一，1974 年末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江苏却下降了 3%。万里得到支持从
铁路转向对江苏全省进行整顿，就像在徐州一样，他打击派性，选拔能够带来稳定和发展的干部。不到三个月，万里就
报告说，在整顿江苏的新领导班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6 月 2 日中央发布 12 号文件，它实际上是在 9 号文件的基础上
通报了在徐州、海州和江苏其他地区取得的进展。邓小平赞扬这个报告说，江苏的经验也可以用于指导其他地方的工作。
[3-53]于是改革又从江苏推向浙江。尽管浙江的造反派仍在负隅顽抗，问题特别棘手，但是到 7 月 17 日就基本得到了解
决。根据浙江的经验出台的 16 号文件，使这一经验又成了其他各省开展整顿的样板。[3-54]
邓小平在 7 月 4 日概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整顿任务，即从铁路和地方政府扩大到其他部门，首先是煤
炭和钢铁行业，然后是其他行业和其他运输业，接下来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从经济部门转向文教部门、从国防科
技转向整个科技部门，从军队转向地方政府。
中国的基本能源供应是煤炭，房屋取暖、发电厂和工厂都离不开煤。运输是关键：煤炭运输大约占到铁路总运量
的 40%。但是在文革期间由于运输拖后腿，大量煤炭只能被堆积在矿区附近，使煤炭生产失去了动力。
铁路运输的难题在 1975 年夏天已开始得到克服，这使北京可以把更多精力转向煤炭生产。实际上，9 号文件出
台后，邓小平就给煤炭部长徐今强打气，让他利用运输条件改善的前景增加煤炭生产。1975 年春天，徐今强把工作重
点放在了铁路运输便利的产煤区：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和东北。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徐今强对派性发起打击，首先针对问题特别严重的省份。这些省份的煤矿所供应的煤炭数量
占华东地区的 40%，对这些省份钢铁厂的煤炭供应至关重要。整顿工作使它们的生产大为改观：1975 年二季度的煤炭
生产迅速增加，上半年结束时煤炭运输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 55.5%。[3-55]
在这个时期，化肥、轻工产品和电力生产也有所改善，但是钢铁生产仍然停滞不前。钢产量在 1973 年达到 2,530
万吨的峰值后，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1974 年降至 2,110 万吨。1975 年初确定的当年生产指标是 2,600 万吨。
[3-56]在 3 月 25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万里报告了如何把徐州经验运用于其他领域之后，邓小平说：「现
在解决钢铁问题是头等大事。」[3-57]
在当月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副总理余秋里直言不讳地说：「搞了 26 年，花了五六百亿投资，职工 300 万
人，只搞 2,000 万吨钢。」他说，为了增加钢产量，必须做到（1）保证煤炭的长期供应，要专列直达，定点供应，必
要的重油和电力供应也要得到保障；（2）发动群众，要让懂技术的管理人员担任负责人；（3）克服薄弱环节，特别是
鞍钢、武钢、包钢和太钢四大钢铁厂。不干工作的要免职，「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3-58]
5 月初，李先念副总理把 12 家大型钢铁厂和当地政府的党委书记召集到一起，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3-59]未完
成指标的钢铁厂的领导要向一群严厉的与会者解释为何没有完成指标；他们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挨批的干部害怕犯政
治错误，他们担心毛的政策会有反覆，如果不抓政治只抓经济和生产，他们又会挨批。
5 月 21 日，邓小平结束为期一周的访法之行回国三天后，主持召开了由国务院牵头的全国钢铁工作座谈会。[3-60]
邓小平不能公开谈论让很多干部担心的事枣毛泽东有可能变卦，在「四人帮」的怂恿下再次打击那些注重抓经济的人。
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曾在 1975 年 3 月和 4 月分别发表文章，公开批判「经验主义」，这是指只重视经济生产，忽视意识
形态的做法。邓小平当时心中明白却不宜公开说明的是，毛泽东曾在 4 月 18 日让他放心，并就姚文元 4 月 23 日的文
章写下批示，进一步表明他现在反对批判经验主义，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工作。
邓小平在 5 月份的这次国务院座谈会上说：「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冶金、电力、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
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解决老大难。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3-61]谷牧开始向与会者介绍钢铁问题的严重
性，但邓小平插话说：「这样讲还不够。应该说，这样继续下去，对钢铁工业是破坏！」他又说：「谷牧说每年增加 250
万吨钢没问题，我说每年增加 300 万吨也不难。 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
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3-62]
邓小平说，有四五十年资历的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闹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 如
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7 月 1 号以后就不客气了。 必要的话就把你调到乌
鲁木齐，妻子一闹离婚，他就听话了。」[3-63]他说，「更重要的是，要严格，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总
是等待。铁道部已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但在这里我看到很多人不喜欢。」他接着又说：「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
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 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
大把。」他说，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那么复杂，杂事很多，但是高层管理人员不能每天只抓技术性的小事。「公司必
须单独有一个班子，不是管油、盐、酱、醋、柴，而是指挥生产的。」[3-64]
在 5 月 29 日召开的关于钢铁工业的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企业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他把重点放在钢产
量占全国一半的八大钢铁厂上，并批评四家最大的钢厂枣鞍钢、武钢、太钢和包钢枣都没有完成指标。他说，鞍钢
的问题最大，关键是领导「软、懒、散」。[3-65]
1975 年 6 月 4 日，经毛泽东同意和政治局批准，向地方的钢铁主管部门下发了 13 号文件，内容与整顿铁路的
9 号文件相似。文件重申了 1975 年 2,600 万吨的目标产量。国家计委从各部委抽调人员成立了一个小组直接向国务院
汇报，保证钢铁生产指标的完成。为了给钢铁厂所需物资提供保障，电力、煤炭、交通、石油等各有关部委都向这个小
组派出了人员。要求各省市党委履行对钢铁厂的领导责任，确保它们完成指标。[3-66]
各大钢铁厂都召开了贯彻 13 号文件的职工大会，有些大会的参加者多达四万人。 [ 3-67]直属国务院的最高领导小组
也每周开会，讨论各项计划，确保指标的完成。[3-68] 不过领导小组在 8 月 1 日开会评估钢铁生产时，与会者承认，要完
成之前定的高额指标颇有难度。其中一个阻力是余秋里的突然病倒枣春天他还在大胆领导着推动钢铁行业的工作，可
是夏天生病以后，他无法再提供一贯的坚强领导后盾了。干部们仍然担心如果只抓生产，忽视极左政治，他们以后有可
能遇上麻烦。确实，「四人帮」当时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正在犯这种错误了。
中国在 1975 年生产了 2,390 万吨钢，与 1974 年的 2,112 万吨相比显着增加，但并未达到 2,600 万吨的目标。
邓小平接受了这一进步幅度，宣布工作取得胜利。从 12 月 15 日到 23 日（此时邓小平已在上层受到小范围的批判），
谷牧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负责钢铁生产的省级干部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会上仍在唱高调，但高层干部们已经知道，
在 12 月新的政治气氛中，邓小平受到围攻，地方干部对继续致力于抓增产已变得心有余悸。果然，邓小平在 1976 年
第三次下台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当年的钢铁产量下降到 2,046 万吨。
1975 年中国钢铁生产的改善与当时日本的钢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邓小平在三年后参观一家现代化的日本钢
铁厂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仅这一家工厂的钢铁产量就是 1975 年中国钢铁增产后总产量的数倍。邓小平在 1975 年的努
力，是他通过政治动员增加钢铁产量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在 1978 年 10 月参观了日本的大型现代钢铁厂以后，在提高
钢产量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这一战略转变带来了巨大收获。1980 年
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现代钢铁技术后，钢铁产量从 1982 年的 3,716 万吨猛增到 1989 年的 6,159 万吨，1996 年又进
一步增加到 1.12 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3-69] 到 2010 年，拥有现代技术的钢铁厂在中国遍地开花，
不用进行政治动员，中国就能达到 6 亿吨的钢铁年产量，几乎相当于 1975 年钢铁产量的 25 倍。
浙江问题和王洪文的失势
1975 年毛泽东支持邓小平选拔新的领导班子，让过去斗来斗去的人能够在一起工作。当时，分裂最为严重、最
须下大力气恢复团结的省份是浙江省。[3-70] 1974 年，随着秩序得到部分恢复，除了江苏和浙江以外，各省的经济都有
增长。浙江是一个人口多、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但是它的问题在 1975 年一季度仍很严重，工业
生产比 1974 年一季度下降 20%，全省财政收入下降 28.5%。由于邓小平和万里等人的努力，1975 年全国前八个月
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平均增长 17%，浙江却下降了 6%。[3-71]
毛泽东 1975 年 2 月 8 日从长沙来到浙江杭州美丽的西湖，在回京接待北韩领导人金日成之前，在那里一直住到
4 月中旬，对浙江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在杭州时有很多机会与省里的干部谈话，特别是党的老干部谭启龙和军队老干
部铁瑛，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毛泽东这时有恢复秩序的想法，因此觉得他们都是很能干的人。相反，他在杭州
时对翁森鹤印象不佳，翁过去是造反派头头，从 1973 年到 1974 年一直有王洪文为他撑腰。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中，浙江的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因为王洪文支持造反派，而谭启龙又控制不了他们。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在 1974 年也
开始出现不和，1974 年 10 月 18 日王洪文飞到长沙时，毛已经对他过分紧跟江青感到不快。
1975 年春，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怀疑进一步增加。浙江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北京的注意，于是派王洪文分别在 1974
年 11 月和 1975 年 3 月与浙江领导人协商解决问题，但他一无所获。从 4 月 27 日到 6 月 3 日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
王洪文和江青一起受到批评，部分原因就是他未能解决浙江的问题。王洪文为此作了检讨。[3-72]
1976 年 10 月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后，有人说他是个无能的激进派，既鲁莽又下流，沉溺于锦
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实际上，王洪文曾作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
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
窜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1975 年 6 月下旬宣布，王洪文暂时不再主持北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被先后派往上海和浙江。毛泽东支持周
恩来和邓小平的建议，让王洪文作为纪登奎副总理领导的工作组的一员，去解决浙江的问题。实际上，王洪文是被派去
接受教育和改造，他和纪登奎一起批评那些他过去支持过的造反派，这使他的处境颇为尴尬。但是他的到来也有助于解
决浙江的问题，因为这能使他过去支持的造反派看到，即使地位显赫的激进派王洪文也帮不了他们。[3-73]
纪登奎在浙江的工作跟万里在徐州的工作相似。他和工作组会见当地干部，了解问题，召开群众大会，选出以谭
启龙和铁瑛为首的新领导班子，用正式文件支持他们的工作。虽然邓小平是这项工作的主角，但是与徐州的问题相比，
当时仍在浙江、与现有负责同志谈过话的毛泽东对浙江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祖籍浙江、对那里很有感情的
周恩来也提供了意见。
纪登奎在浙江的最后几天，和其他干部一起起草了 16 号文件，它对浙江的作用类似于 9 号文件对铁路系统、13
号文件对钢铁工业的作用。1975 年 7 月 14 日，纪登奎、王洪文、谭启龙和铁瑛带着文件草稿飞到北京，邓小平第二
天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文件草稿，并作出了有关浙江省和杭州市领导班子的决定。铁瑛坐在邓小平的左边，使右耳听力严
重下降的邓小平能够听清他在会议上的发言。[3-74]文件于次日送交毛泽东，毛批准了这个文件和人事决定，次日就下发
了 16 号文件。
浙江的整顿工作因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坚决支持，达到了在这个最混乱的省份恢复秩序、增强团结的目的。谭
启龙在讲话中为自己过去一年的领导不力道了歉；并宣布得益于北京最高层的大力支持，已牢牢控制住了造反派。浙江
的干部在 1975 年底宣布，1975 年下半年的工业产量比上半年提高了 4%。[3-75]
毛泽东并不想突然宣布解除王洪文的正式职务，以免搞得党内人心惶惶。王洪文去浙江后又保留了半年已有的头
衔，直到那时，社会上对他的失宠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毛泽东再也没有让王洪文回到北京的领导岗位上。
重用邓小平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重用邓小平的第一个明确迹象出现在 1975 年 4 月 18 日，这一天他让邓小平陪同他一起会见
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过他，
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3-76]
在金日成访华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单独做过简短的谈话。邓小平提到了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大批经
验主义的担心。邓在恢复秩序和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功，使他们害怕邓对毛的影响力增加，于是开始批他只抓经济不管
基本原则枣这种论调曾经很合毛的口味。然而 1975 年 4 月毛泽东安慰邓小平说，这些批评太过分了。他说：「我党
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 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3-77]在知情者看来，毛的这些话意思很清楚：「有些人」是指「四人帮」，他们管得太宽了，现在更应该受到批评的是
他们。
确实，政治局不久后便开会讨论毛泽东在 4 月 25 日对「四人帮」写文章批经验主义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
叶剑英元帅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其他成员攻击经验主义。江青不得不作出检讨。想帮着江青阻止邓小平扩大权力的王
洪文在会后立刻写信给毛泽东告状说，周恩来对形势一贯抱有悲观情绪，现在有人替他说出来了。[3-78]读到这封信的人
都清楚，所谓「有人」指的就是邓小平。但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没有发生动摇。
5 月 3 日深夜，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召集政治局开会。毛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他有不同寻常的大事要商量，
因为很久以来他都是让别人主持这种高层会议。周恩来艰难地离开医院的病床去参加会议，这是前一年 12 月以来他第
一次见到毛泽东，虽然此后周恩来又活了八个月，但这是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以毛的身体状况而论，他是能够
去医院看望周恩来的，但他并没有去过。
在 5 月 3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只批经验主义，不批教条主义。毛从未与江青断绝关系，但在这次会
议上对她很严厉。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又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
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然后他指着邓小平说：「你就是毛派
的代表。」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3-79]
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叶帅等人也附和毛的意见，进一步批评了「四人帮」。他们说，毛主席 5 月 3 日的指
示很重要，教导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们还批评
江青夸大与周恩来的分歧，借批林批孔打击叶帅。
在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邓小平第一次取代王洪文主持了政治局会议。江青和王洪文在 6 月 3 日的会上被迫
作了检查。[3-80] 几天后，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时，把会议情况向毛做了汇
报，毛对邓在会议上的做法表示认可，因为他没有对江青过于严厉。邓小平向毛泽东证明了他能按毛的意愿做事，会继
续和江青一起工作。
毛泽东从未完全放弃王洪文，王洪文后来还协助华国锋筹备了毛泽东的追悼会，但是，自从去了浙江之后，王洪
文在党内的协商中事实上已经不起作用。王洪文被派往浙江时向毛泽东提议，请叶帅或邓小平代他主持党的会议。体力
衰退的叶帅在 7 月 1 日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年纪太大了，还是让邓小平领导党的日常工作吧，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
叶帅在 7 月 2 日起草了一个正式文件，宣布邓小平除了作为事实上的总理领导政府工作、作为军委副主席领导军队以外，
还要主持党的日常工作。最重要的是，大约就在这时，毛泽东还交给了邓小平一项外交领域的新任务：邓小平将成为第
一位对西方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官员。
与西方关系的突破：中法关系
邓小平于 1975 年 5 月 12 日至 17 日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出访一个西方国家，这使他
有机会着手为中国向西方学习作准备枣就像 1950 年代学习苏联一样。[3-81]毛泽东选派邓小平进行这次重要的出访，
使「四人帮」起了疑心，他们正确地看出这是邓小平权力增加的又一个迹象。这次出访对于作为领导人的邓小平确实有
重大影响。与他一年之前路过法国时不同，这次访问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能够更具体地了解这个他在半个世纪以前所
熟悉的国家发生了多大变化，思考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
为何是法国呢？毛泽东在一年前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把欧洲的发达国家看作第二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
说，它们是中国应该与之联合共同对抗苏美两大霸权的国家。在第二世界的所有国家中，法国又是最先主动与中国建立
友好关系的国家。它在 1962 年就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当时没有几个西方国家愿意这样做。法国总统庞比杜
（Georges Pompidou）在 1973 年 9 月正式访问北京，并受到良好接待，成为第一个访华的欧洲领导人。因此，当
1975 年法国向中国发出国事访问的正式邀请时，中国很愿意把这个机会作为对庞比杜访华的回访，并表明自己正在从
文革的自我封闭中走出来。
在 1975 年访法期间，邓小平受到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总统和希拉克（Jacques Chirac）
总理的接待。希拉克后来回忆说，邓小平直率而热情，十分了解国际关系。[3-82]在访法期间，邓小平表现了他个人对法
国生活的赞赏，游览了里昂和巴黎等半个世纪以前他去过的一些地方。
邓小平要向法国传递的主要外交政策信息是，请求西方继续给予支持，共同对抗最具侵略性的超级大国苏联。他
对同苏联搞缓和的价值表示怀疑，赞成西欧各国团结一致坚定对抗苏联。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说，学习现代化的经验至少
和磋商外交政策问题同样重要。他参观了一些农业和工业场所，就如何扩大中法贸易举行会谈。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访问
一个现代西方国家，在这里他看到了五十年前他离开之后法国发生的惊人变化，对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后感到震惊。这
些见闻体验和成功的国事访问带来的连锁反应有着深远的影响。三年以后，谷牧率领的中国经济官员将延续邓小平的访
问，在唤醒中共领导人对国外经济和外交机会的意识，为中国进一步向西方开放提供支持力量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3-1]参见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 197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页 25；张化：《邓小平与 1975 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3-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Carle Place, N. Y.: 明镜出版社，2003）。
[3-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Carle Place, N. Y.: 明镜出版社，2003）。
[3-4]对能看到毛泽东和江青之间通信的党史专家的采访。
[3-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78。
[3-6]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 年 1 月 13 日。见 Documents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our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5).
[3-7]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4-45；2002 年 4 月作者对唐闻生的访谈。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4），1975 年 2 月 1 日，页 14-16。
[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5 月 29 日，页 50-51；另参见 程中原、夏杏
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5-47。
[3-10]张化：《邓小平与 1975 年的中国》，页 70-74。
[3-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1 月 25 日，页 10-11；SWDXP-2, pp. 11-13.
[3-12] Jonathan D. Pollack, "Rebuilding China's Great Wall: Chinese Security in the
1980s," in Paul H. B.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3), pp. 3-20; Paul H. B. Godwin, "Mao
Zedong Revised: Deterrence and Defense in the 1980s," in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pp. 21-40; June Teufel Dreyer, "Deng Xiaoping: The Soldi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 (September 1993): 536-550.
[3-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1 月 25 日，页 10-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4），第 3 卷，页 4-6，1975 年 1 月 19 日。
[3-1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24-425。另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5 年 1 月 12 日，页 4-5。
[3-15]《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页 1-3。
[3-16]邓小平：〈当前军事工作的几个问题〉，此文是 1975 年 1 月 14 日邓小平听取总参谋部工
作人员的汇报后的批覆要点，见同上，页 1-3；邓小平：〈国防工业和军队装备工作的几点意见〉，此文
是 1975 年 5 月 4 日对军委常委会汇报的批覆，见同上，页 20-25；邓小平：〈要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
和科研生产制度〉，此文是 1975 年 5 月 19 日听取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七机部（主管导弹研发和制造）的
汇报后对军委常委会的讲话，《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页 26-27。
[3-17]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 308. 关于此次会谈的背景和谈话备忘录，见 pp.
265-321.
[3-1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98。
[3-19]例如在总参谋部的一次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宣布，军队不必急着备战。见《邓小平军事文
集》，第 3 卷，页 9。
[3-20]例如在总参谋部的一次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宣布，军队不必急着备战。见《邓小平军事文
集》，第 3 卷，页 9-13。
[3-2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04-405；《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5 年 1 月 19 日、25 日，页 8-9、10-11；《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页 6-8；SWDXP-2, pp.
27-28。
[3-22]《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页 1-3。
[3-23]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07-408。
[3-2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15-417。
[3-2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16。
[3-26]《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 1975 年 5 月 19 日，页 26-27。
[3-27]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08、412-415。
[3-2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94。
[3-2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07-108；《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5 年 5 月 19 日，页 46-47。
[3-30]2006 年对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的采访。
[3-31]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34.
[3-32]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5-56。
[3-33]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p. 333-334; Salisbury1987 年 10 月 7 日对万里的
采访。
[3-34]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安徽农村改革实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页
22。
[3-3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7-59。
[3-3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4-56。
[3-37]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7-61。
[3-38]中国各省省委书记（省一级党的最高职务）的称谓经常变动，各省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
1982 年之前各省都有数名省委书记，其中一名称为「第一书记」。有时其他书记也有排序，有时则都称
为「副书记」，有时又称为「书记处书记」。每一名书记分管一个「系统」，如政法、工业运输、商业或
文化教育。头衔的变化往往并不反映工作责任的变化。即使中国的作者也不总是采用准确的称谓。1982
年中共十二大重新强调集体领导以后，大多数省份都逐渐放弃了「第一书记」的称谓，1985 年后不再使
用，但仍有一名书记全面负责。我在本书中提到指职位最高的书记时，都用「第一书记」，不考虑时间因
素，其他书记简称省委书记。
[3-3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62。
[3-40]SWDXP-2, pp. 14-17. 邹谠在评论《邓小平文选》时说，与原始文稿相比变动很小。见
Tang Tsou, "Review: The Historic Change in Direction and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8 (April 1984): 320-347.
[3-4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8、67-68。
[3-42]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64、68。
[3-43]DXPCR, pp. 298-299.
[3-4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68-69。
[3-4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69-70。
[3-4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70。
[3-47]DXPCR, p. 299.
[3-4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70-71。
[3-4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71、77。
[3-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3 月 22 日，页 28-29；《历史转折的前奏》，
页 73-74。
[3-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4 月 18 日-26 日，页 36-37。
[3-52]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81-84。
[3-53]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29-445、465。
[3-5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56。
[3-5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76、82、126。
[3-5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13-114。
[3-57]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25。
[3-5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18-120。
[3-5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26-133。
[3-6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42-153。
[3-6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25。
[3-62]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47-149。
[3-63]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50-152。
[3-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5 月 21 日，页 47-48。
[3-6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5 月 29 日，页 50-51。
[3-6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63-166。
[3-67]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66。
[3-6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69。
[3-6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169-170。
[3-7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43-465；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245-251, 274-282;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2007 年 10 月对纪登奎之子纪虎民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