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处境却很严峻。1972 年尼克逊访华后不久，北京大学的行政领导周培源应邀向周恩来汇
报中国的科学现状。周培源鼓起勇气说，中国在所有 32 个科学领域都已经大大落后。[4-48] 此外，随着毛泽东在 1974
年元旦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者们恢复正常工作的一线希望也化为泡影。[4-49]科学的进步仍然有待来日。
周恩来在 1974 年 12 月与毛泽东谈话回京后，又燃起了恢复高等教育的希望。在这次会面时，他答应让「四人
帮」的人负责文化体育部门，但竭力争取让他推荐的人选周荣鑫主管教育，并且得到了毛的批准。周荣鑫过去与周恩来
没有什么关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党务工作，但是他上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1961 年短期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
他在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开始拟定真正的大学教育计划，但并未得到毛的批准，第二年他的计划便无果而终。
1975 年 1 月担任了教育部长后，周荣鑫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计划恢复高等教育。[4-50]为了减少毛
泽东提出反对的风险，他谨慎地重申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包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教导。但是他也试图进
行真正的改革。从 5 月到 9 月，教育部根据周荣鑫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多次讨论教育工作的座谈会。教育部还出版了一
个刊物《教育革命通讯》，周荣鑫借此向在高等教育方面真正有经验的人表达自己的看法。[4-51]他大胆指出，工农兵学
员在大学里上一年学，不可能学到过去的学生在三年里学到的东西。他还大胆地说，工农兵学员上完大学后再回到原来
的工厂或农村，无法满足国家对受过培训的干部和科技专家的需要。[4-52]
邓小平完全支持周荣鑫。他在 9 月 26 日的讲话中说，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需要受过高
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但中国的大学却下降到只有其他国家的中学的水平。一年以前，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小心翼翼地对
邓小平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
他希望他们把这种观点也讲给党的其他干部听一听。[4-53]
在 9 月 27 日至 10 月 4 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要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他说，为了响应
毛主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国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他还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为了让教师好好教书，
必须改善教师的地位。[4-54]这些话在几年之后听起来也许像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是很有勇气的，他
冒着让毛泽东发怒的风险。
邓小平在 1975 年甚至建议，学生不必中断学业参加两年劳动就可以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实际上，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在 1972 年 10 月会见周恩来时就提出过这种建议；1974 年 5 月 30 日李政道向毛泽东提出
这个建议时，毛泽东甚至也表示同意。然而，1975 年 11 月，这个当时被称为「周总理指示」的想法却成了批判邓小
平想重新使用「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理由之一。[4-55]只要毛泽东还在人世，邓小平是无法实现让大学恢复正
常教育这一目标的。
同时，周荣鑫在邓小平的鼓励下开始起草一份指导教育政策的文件。11 月 12 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时批邓已经开始，
但草稿的基本要点并没有变：对于从 1949 年到 1966 年上学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应当给予肯定（不应把他们划
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恢复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时间应当延长；要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
两天以后的 11 月 14 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4-56]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 1975 年 12 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
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五十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 1976 年 4 月 12 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
明前去世，年仅 59 岁。[4-57]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将邓小平撤职的前奏：1975 年秋
晚年的毛泽东很少把时间用在治国的具体事务上，而是花大量时间沉溺于他所喜爱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
的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1975 年 7 月 23 日动眼部手术之前，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从 1975 年 5 月 29 日起，北
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来给他读古典小说，并且与他一起讨论。芦荻在 8 月 14 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水
浒传》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4-58]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
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4-59]
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但在 8 月 21 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他试图使事态得到控制。他说：「就是文艺评
论，没有别的意思。」[4-60]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打算，他要让辩论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进行。毛已经在担心邓小平会像周
恩来一样热衷于解放对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干部。显然，人们很难阻止毛泽东的疑心日重。[4-61]由于直接谈论毛泽东
死后邓小平可能会如何对待毛的历史遗产在当时还过于敏感，「四人帮」便采取间接手段，讨论赫鲁晓夫如何抹黑史太
林。批邓的人警告说，他最终可能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既然邓小平以「打击派性」做幌子将造反派撤职，让老干部卷
土重来，难道他们不会抹杀毛主席的威望，对毛主席和打击过他们的造反派进行报复？
江青一直在寻找既能讨好毛泽东又能批邓的机会，她抓住了毛泽东评《水浒传》所提供的机会。从 8 月 23 日到
9 月 5 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诫读者《水浒传》中的义军领
袖宋江是一个反面教材。江青也开始更嚣张地指责邓小平等人从事的整顿工作。9 月 15 日，她利用一次大型会议（「全
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恶毒攻击。她借《水浒传》指桑骂槐，指责一些高级干部想架空毛主席。
然而，毛泽东在 1974 年秋天以后想实现安定团结，一直对江青加以限制。他觉得江青在大寨会议上胡闹，话说
得太过火。唐闻生把江青的讲话稿交给毛泽东过目时，他说这个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没有允许它发表。他还让
江青以后少说话。[4-62]很多高级干部猜测毛对不断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继续为老干部平反已经有所不满，但评《水浒传》
的运动当时还是平息了下来。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感到了评《水浒传》运动的压力，1975 年 9 月 20 日他进手术室之前把自己关在医院一个
小房间里，仔细阅读了有关 1931 年他从事地下工作时一桩案子（「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该案称他涉嫌向国民
党送情报。[4-63]他在进手术室之前对妻子邓颖超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把他的话告
诉了汪东兴，请他转告毛泽东。[4-64]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
关于清华大学的冲突：1975 年秋
1975 年 7 月 23 日动过眼部手术后，毛泽东开始阅读以前无法阅读的文件。他越看越觉得邓小平走得太快，已
经超出了恢复安定团结的范围。[4-65] 10 月份毛泽东开始关注清华大学，他早在 1969 年就把「六厂两校」枣两校是指
清华和北大枣树为全国的样板，因此心里一直想着该校。文革早期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人在 1975 年一批接一批受
到邓小平的批评，毛一直忍着没有发作。但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事情上走得太远了。[4-66]
邓小平这一代政治领袖中没有人上过大学，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和他那个时代另一些聪明的共产党人，如
周恩来、叶剑英、胡耀邦和赵紫阳，本能地愿意与知识分子相处，深信他们的帮助对现代化事业至关重要。邓小平知道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整顿使他对维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 1975 年末
开始尝试虎口拔牙：把整顿工作推向清华大学，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那里有着特殊的关心。
1975 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文革初期作为「工人宣传队」成员来到清华
的造反派。迟群原是军人，当过负责保卫中南海的 8341 部队（「中央警卫团」）的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在 1968 年
被汪东兴派到清华大学。这个铁杆的造反派后来当上了大学党委书记。他在清华的战友谢静宜从 1958 年到 1968 年担
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毛一直用通常称呼晚辈的方式叫她「小谢」。「小谢」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清华大学
党委副书记。迟群和谢静宜虽然有激进派的支持，但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视为难以忍受的意识形态狂。
邓小平在 1975 年 8 月扩大整顿范围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到了希望。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的部
下，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之下，他于 8 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毒化校园
气氛。刘冰在信中说，迟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见外人，工作不负责任；他经常酗酒，发脾气，辱骂别人，有时还大发
雷霆，往桌子上摔杯子，男女关系上也很不检点。刘冰向胡耀邦请教有什么适当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给毛泽东，胡耀邦建
议他先把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既没有答覆刘冰，也没对邓小平说什么。可是迟群知道了这封信。他立刻召开党委会，批判「清华的党委
内部支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即刘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后刘冰又写了一封信，把矛头也指向谢静宜。他说，身为党委
书记的迟群在谢静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内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指示（周荣鑫宣布学生不必再用三分
之一的时间从事劳动，要减少低学历的工农学生的数量，把重点放在培养科技专家上）。李鑫等人劝邓小平不要转交刘
冰的第二封信，因为毛泽东对两间样板学校十分敏感，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还是把信转给了毛泽东。[4-67]
10 月 19 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小平。主席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纯，
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小谢在 1968 年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毛泽东问，刘冰为何不把
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4-68] 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 10
月 23 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传达给了清华大学党委。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十年规划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
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
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纲」。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
乔木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是对的枣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着作中偶尔看到了
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4-69]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抱着遮羞
布不放，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邓小平却向这块遮羞布动手了。假如毛泽东仍在世时邓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
示，打击他在清华大学的宠儿，那么毛去世之后，说不定他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远新：1975 年 10 月-1976 年 4 月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疑心日益增长，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员「两位小姐」（唐闻生和他的远亲王海容）
的怀疑也有增无减。她们正在变得过于亲近邓小平。[4-70] 毛说，她们就像「沉船上的耗子」。[4-71]毛泽东已届风烛残年，
邓小平正冉冉上升，不能再指望她们忠实于他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了。确实，即使在失宠于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仍然不时
与她们见面。[4-72]
由于 1972 年尼克逊访华时唐闻生发挥过关键作用，因此当朱丽?尼克逊（Julie Nixon）和大卫?艾森豪威尔
（David Eisenhower）在 1976 年元月 1 日至 2 日访华时，毛泽东仍让唐闻生担任翻译。[4-73]但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给
毛泽东做翻译。几周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依靠另一个联络员枣他的侄子毛远新（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
物〉）。
毛远新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富有经验的干部，热衷于执行毛的指示。他在前往新疆（他父
亲成为烈士的地方）参加 1975 年 9 月 30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庆典的途中，于 9 月 27 日在毛泽东的北
京住所暂住。像往常一样，他向伯父详细汇报了东北的情况。他说那里有两派意见，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也有
人认为文革是七分失败。他说，否定文革的声音甚至比 1972 年林彪死后周总理批极左的调门更高。
参加了新疆的庆典后，毛远新回东北花一周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便到北京当上了伯父的专职联络员。毛远
新对伯父心存敬畏，与之有相同的激进观点。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干部和毛泽东的侄子，他的联络员角色要比「两位小姐」
权威得多。在毛泽东部署几乎每天开展的批邓运动时，他也比她们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一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后来说，是毛远新使毛泽东对邓小平起了疑心。例如，他让毛泽东注意到邓小平在毛已经批
准的文件下发前对其所作的一些改动。其实毛泽东在毛远新到来之前就已经对邓小平起了疑心。[4-74]还有一些干部确信，
毛远新在传达毛的指示时塞进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
不论是否如邓的拥护者所说，是毛远新将毛邓之间的问题升级，毛远新确实抱持激进观点。1974 年底他在辽宁
时就与迟群有过一段合作，两人一起推广「朝阳经验」，目的是向学校提供适合培养农村干部需要的教材，以此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4-75]因此，毛远新本人也同意迟群认为思想教育在清华大学很重要的观点；他像迟群一样，反对刘冰、邓
小平和周荣鑫重视学术质量的新做法。
毛泽东发动批邓：1975 年 11 月
邓小平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于是在 10 月 31 日请求与毛泽东见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见了他，
批评他支持刘冰。[4-76]但是毛泽东也给了他一些安慰。邓小平请求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一个评价，
毛说「对」。这等于承认了整顿的成绩。[4-77]毛泽东在过去两三个月与江青的几次见面中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
因此邓小平虽然明知有一定风险，仍对毛的继续支持抱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他高估了自己在未来几周内能从毛那里
得到的支持。
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向他的伯父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谈文革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也几乎不曾称赞以周恩来作为主要对象的批林批孔运动。毛远新说，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只抓生产。最后，也是
最令毛泽东担心的，他对伯父说，邓小平有恢复文革前的体制的危险。[4-78]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邓小平和毛泽东
之间的紧张迅速加剧。
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面见毛泽东「向他请示」，但是在 11 月 1 日见面之后，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如果邓小平
只在私下里对他说拥护文革，那么在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看过相关文件的党史专家相信，毛泽东
想让邓小平拥护文革的话被别人听到，或是写成白纸黑字，这样邓就无法公开否定文革了。例如，当毛泽东在 11 月 2
日与毛远新见面时，他让毛远新当天去见邓小平，在另外两个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邓小平。
虽然邓榕没有记下日期，但她讲述了父亲在家里与毛远新的一次会面，此事很可能就是发生在那个晚上。[4-79]她
写道，一天晚上，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到她家与邓小平谈话。她不清楚他们关起门来单独说了些什么，但她敢说毛远
新是「来者不善」，父亲则是「绝对不会动摇」。据她判断，「父亲和毛远新这次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
亲没有送客」。[4-80]据说，毛远新刚担任联络员时，对邓小平等党内老干部多少有些缺乏自信。但是当他讲话时有毛泽
东在背后全力为他撑腰，他便底气很足。不难想像，邓小平为自己取得的很多个人成就而自豪，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不愿意肯定文革，对于这个年龄小他一半的人对自己说三道四自然不会有好感。
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个人枣汪东兴和陈锡联枣在第二天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
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按你﹝毛远新﹞
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 这个话不好说。 我主持中央工作
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 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 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
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作检讨。[4-81]
这次见面之后，毛远新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毛泽东对侄子说，马上再开一个八
人会议，原来的四个人（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再加上张春桥（「四人帮」成员之一）和三名副总理枣
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他们都是文革期间维持着经济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说：「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
再讨论。」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作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
七分成绩，「﹝政治局会议﹞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4-82]
第二天，即 11 月 4 日，这个八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
同意文革是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作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
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毛还告诉侄子，要提醒「四人帮」
成员之一的张春桥，这些谈话的内容一个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4-83]因为她总是在伺机公开批邓。毛远新给伯父汇报完
以后，毛泽东指示八个人继续开会，他们也遵旨照办。毛远新在 11 月 7 日又向伯父汇报说，让邓小平作出让步的事毫
无进展。
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因而，他指
示毛远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内的全部 17 名成员开会。政治局成员要点名批评文化和科技部门那些支持邓小平的人：
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打击这些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邓小平施加更大压力的手段，
因为他知道自己拒不让步会给他的同道带来大麻烦。如前所说，教育部长周荣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和
陈云的助手，他一直大胆直言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现代化，甚至提出要减少思想教育的作用。[4-84] 因此，在 11 月 8
日进一步批邓时，分管教育的张春桥对周荣鑫说，他必须就鼓励学生只管学习、忽视政治斗争的行为作出检讨。
在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时，邓小平的拥护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观点也受到了公开谴责。当时邓
小平还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在 11 月 13 日，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前几次会上不作回答很不满意，于是给政治局下
达书面指示，要他们对邓小平进行「帮助」。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对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
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作出了答覆，他说，还是
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他没有再让王洪文恢复以前的工作，两个月以后他任命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
央工作。
11 月 16 日和 17 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像周恩来一样，邓小平
无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了批判自己的会议。毛远新作了关键发言，他批评邓小平不执行毛主席关于肯定「文化
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指示，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当时也被允许到会的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加入了批邓的合唱。
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他让批他的人说完后，把同样受到批评的人枣胡
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枣也叫到会上来，让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4-85]但是，当会议结束要进行总结发
言时，邓小平却推辞了，他说自己听力不好。
批邓的进程在 11 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级，于 11 月 20 日达到了顶点，这时的讨论已经转向对文革的全面评价。按
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再次主持会议。邓小平很少征求别人的意见，但是在召开这次会议前的几天，面对不断的压力，
他去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陈云的意见。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
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4-86]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这句
隐喻。然而邓小平这种自作聪明的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走进了
僵局。
四十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
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
令。那么，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图，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
去那样操控大局于股掌，事实上他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
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4-87]
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纪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
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
争划清界线，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据
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进行整顿时，他已经估计到有可能挨批和丢官，他已经作好了精神准备。[4-88]尽管邓
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 1977 年重新上台时，他在 1975 年与毛泽东划清界线、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
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毛邓两人都划出了自己的底线，但是在准备 11 月 24 日政治局的「打招呼会」时，他们的行动仍然有所节制。
毛泽东很清楚在邓小平领导下 1975 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本人也赞成邓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复安定的
能力上，没有人能比得上邓小平，况且他也没有替换邓小平的更好人选。此外，福特总统（Gerald Ford）就要在 12
月 1 日至 5 日访华，周恩来重病在身，邓小平上个月还与基辛格一起为福特的访华作准备，毛泽东不知道还有哪个熟悉
外交的领导人能够在美国支持台湾、拖延承认中国、与苏联搞缓和这些敏感问题上巧妙而强而有力地表达中方的观点。
在 12 月初与福特的第一次会谈中，邓小平借用古典名着《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比喻美国对苏联让步太多的危
险。他说，魏王曹操打了胜仗之后，大将军吕布愿意为他效劳，可是曹操疑心吕布不忠，说他「譬如养鹰，饥则为用，
饱则扬去」。[4-89]换言之，满足苏联的要求从长远看是没有用的，因为它的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还是会追求自己的利
益。
毛泽东在会见福特时说，中国论武器装备打不过苏联，只能放放空炮，「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
点」。[4-90]为了向邓小平施压，毛让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充分施展了「这种本事」。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仍然掌握着决定
他命运的大权，他必须与那些仍然敬仰毛泽东的干部共事，尽管文革造成了许多错误。由毛泽东准备讲稿、仍由邓小平
主持的定于 11 月 24 日召开的会议，是要提醒老干部牢记党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在会议召开的三天前给毛泽东写信，
就如何主持这次会提出了具体建议。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议。毛还指示说，也要请一些中青年干部，他们也要对
路线方针有正确的理解。但是毛邓两人都知道，大多数「中青年干部」都是过去的造反派，他们在会上会对邓小平施展
「骂人的本事」。但是毛泽东随后又改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说，不必急着给中青年干部打招呼，这可以等到以后的
会议再做。[4-91]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
11 月 24 日的「打招呼会」有 130 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听取毛泽东关于如何「避免犯新的错误」的指示，也就
是说，如何终止对邓小平的施政路线的追随。根据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邓小平大声宣读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评刘冰
想搞掉迟群和谢静宜，他说，刘冰的信其实是冲着支持迟群和谢静宜的我来的。他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刘冰的信是
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因此开会的人显然知道这是在批邓小平。会议要求邓小平对毛的信作出答覆，邓小平想找一条
脱身之计，既不肯定文革，又服从毛的指示。他说：主席希望干部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
是党的基本路线。[4-92]事实上他只承认了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党的政策，但并没有说自己同意这些话。〈打招呼的讲话要
点〉经毛泽东批准后，于 11 月 26 日下发给了全国高层党政军干部。文件虽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看文件的人都
清楚，他遇上了大麻烦。[4-93]
扩大批邓：1975 年 12 月-1976 年 1 月 8 日
11 月 26 日下发了 24 日会议的讲话要点之后，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
案风」，这是指他允许太多的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毛泽东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以他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会议。邓小平
在会上除了宣布「开会」、「散会」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凭江青及其激进派大肆攻击他和他的政策。《红旗》杂志
和《人民日报》等媒体随即也展开了批判。在这场批判中，坚定拥护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
张爱萍）都因为支持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受到批评。国务院政研室以及在那里工作的老干部，包括胡乔木、邓力群
和于光远，也因他们支持邓小平这一错误在批判会上挨了批。[4-94]
12 月 18 日，毛远新把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材料交给他的伯父，这是 10 月份以来他在辽宁省委、上
海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帮助下搜集整理的，激进派在这些地方有着雄厚的基础。毛远新还附上一份说明，请求允许下发
这些材料，毛泽东立刻同意了这一请求。[4-95] 两天以后，这些材料下发给了党内和军队的高层干部。[4-96]邓小平在同一天
简短地作了一个没有书面纪录的「口头检讨」。[4-97] 他说，他在 1975 年初恢复工作时，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停滞不前，
派性严重。为了解决派性问题，他首先抓了铁路，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然后又以同样方式抓了钢铁工业，使生产有了
增长。他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有八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革的态度。他的检讨，正如他女儿所说，
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4-98]
邓小平希望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 12 月 21 日给他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自己口头检讨的纪录，他说，这只
是个初步的检讨，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教诲。不出意料，毛泽东认为他的「检讨」太敷衍。他没有作出答覆，而是扩大
了批邓运动。[4-99] 1976 年元旦一过，汪东兴就让邓小平看由毛泽东批准的元旦社论。这篇社论说，抓安定团结不是不
要阶级斗争。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等待什么，他立刻动笔又写下一份书面检讨，于 1976 年 1 月 3 日交了上去。他在书
面检讨中重复了 12 月 20 日的话，仅仅补充说，自己有时不徵得主席的同意就宣布政策。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
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五天后
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会见基辛格和福特总统的插曲
在这期间，邓小平曾被批准暂时从受批判当中脱身，因为他要跟基辛格、后来又跟福特总统谈判。为了给福特总
统访华作准备，10 月 20 日至 22 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了三天漫长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几乎没有
让基辛格说开场白，就逼着他在关键问题上表态：你们卖多少粮食给苏联？你们给了苏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你
们如何评价赫尔辛基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力促西欧与共产党阵营搞缓和）？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
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对希特拉（Adolf Hitler）采取绥靖政策的经验教训：
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拉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拉进攻西方。他奉劝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作出强硬反应，而现
在美国却在示弱。他说，苏联现要比美国和西欧加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它缺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
方面施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4-100]周恩来曾被指责为投降派，而当这次会谈汇报
给毛泽东时，他很难找到以同样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的证据。
在与基辛格就全球问题举行的漫长会谈中，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他在整个会谈中
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作出更强硬的反应，基辛格则试图解释美国在对付苏联的威胁上已经做了不少
事。邓小平尽管咄咄逼人，但并没有超出外交礼节的范围。
基辛格会见毛泽东时有邓小平作陪。毛泽东像邓小平一样，也很重视美国不对苏联的挑战作出适当回应的问题。
基辛格在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会谈后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说，在访华期间的会谈中，暗含着一些可能让美中关系降温的
麻烦，这跟中方感到美国面对苏联攻势的退缩态度有关。基辛格认为，中方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
量对抗苏联。[4-101]
即使在漫长的会谈中也能始终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专注，这正是邓小平面对压力时坚毅刚强的性格的一种体现。
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当时正承受着来自毛泽东的沉重政治压力。事实上，基辛格从会谈的
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4-102]
11 月 4 日，即邓小平第一次在八人会议上挨批的当天，外交部长乔冠华召见美国驻京办事处主任乔治?布殊，
建议美方把福特总统的访华行程推迟到 12 月份，但是美国要求访问如期进行。中国在 11 月 13 日同意了原定的访华日
程。邓小平是福特总统的主要东道主，在 130 多名高官参与的会议上受到批评一周后，他去机场迎接了福特的到来。邓
小平举行了一次欢迎宴会、一次告别午宴，举行了三次漫长的会谈，并且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
中方官员对福特的来访并没有太多期待。他们认为，面对苏联的压力，尼克逊是个足智多谋的可靠领导人，而福
特则软弱得多，且刚上任，还没完全从水门事件中恢复过来。尼克逊曾承诺在 1976 年与中国恢复正常邦交，他们在访
问前就知道福特不会把关系正常化的计划提前。福特在外交事务上不像尼克逊那样老练。邓小平在第一轮漫长的会谈中
确实又向美国施压，要求其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当时对福特说：「我不想冒犯阁下，不过在跟苏联打交道方面，
我们也许比你们的经验更多一些。」[4-103]就像六周之前他跟基辛格会谈时一样，他把他对苏联的看法又强调了一遍。他
说，中国已经作好了单独对抗苏联的准备，尽管中国很穷，缺少技术，但中国准备「挖地道」，「用小米」养活它的军
队。邓小平虽然不满于美国向苏联示弱，但他并没有表示中国要增加自己的军费。
不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福特总统的态度要比六周以前他们接待基辛格时客气得多。邓小平对福特说：「我们相信
只要保持交往 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有时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么。」除了在苏联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外，邓小平还以其
迷人且好辩的个性，敦促美国重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文化交流和美国的对台政策。[4-104]邓小平还发现，福特
总统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其反苏态度也比他预料的要强硬得多。一周以后他对乔治?布殊说，他与
福特会谈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4-105]
福特回国后，批邓的会议也随即恢复，但是美方一直无人觉察邓小平受到了批判。福特访华一周后，当邓小平为
已经结束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任期、就要返回美国的乔治?布殊举行告别午宴时，布殊把这次午宴描述为「气氛轻松
愉快」。[4-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