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18 日，按照常规仍由王洪文枣他不再负责日常工作，但仍保留着正式职务枣主持追悼会，但最高荣誉
给了华国锋，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宣读悼词，赞美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估计有 100 万人出席了追
悼大会。同日，全国的工厂和列车鸣笛三分钟致哀。华国锋还宣布，毛泽东的遗体在解剖之后 ，将被保留并供人瞻仰。
后来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一座纪念堂，参观者在外面排队进去瞻仰毛的遗容。邓小平和 1975 年与他密切共事的干部枣
胡乔木、张爱萍、万里和胡耀邦枣被排除在参加悼念活动的党政领导人之外，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打击。不过邓小平在
家里设了一个灵位，与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泽东。[5-57]
追悼活动一过，高层政治领导人又恢复了各种政治运作，以树立和维护他们的公共形象，为必将来临的权力斗争
作准备。
抓捕「四人帮」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洛葛仙妮?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
[5-58]毛泽东去世后，她曾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一条狗。也许她还应当在「狗」前面加上「会咬人的」，这
更能说明她的特长：她在肆无忌惮地毁灭毛认定的打击目标这一点上无人能比。清楚她来历的有教养的人，私下嘲笑她
是一个专门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荡妇和不正当地发迹的二流戏子。她缺少那种自然而然获得权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风
度，表现出急于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为她工作的人也认为，她蛮横无理，从来不体贴别人。她对 1940 年代以来一
直躲着她的那些党内老干部恨之入骨。通过为毛泽东办事，她得到了反击的权力。作为毛泽东最坏的一面的化身，她很
容易在中国为千夫所指。毛泽东从 1974 年开始要恢复安定团结，因此把她视为需要加点约束的炮筒子。但毛泽东仍然
喜欢她的忠诚，关心她的生活，对她加以保护，以备自己的不时之需。
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曾经想让江青掌握大权。而每当她暴露出这种野心，毛就会管束她。毛正式任命华国锋担任
第一副主席和总理之后，她登上权力顶峰或在领导层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虽然她的野心并未随之
消失。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
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
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毛泽东在世的最后一年，江青力求巩固自己的地盘。她借助于党的宣传机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继续开展毛泽
东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她与上海民兵中能搞到武器的激进派保持着联系。将军们并不担心她有可能在任何关键性的
军事较量中取胜，他们担心的是一些军队干部会出于畏惧同她合作，担心她煽动激进派闹事，造成长期的争斗与混乱，
这只会放缓中国前进的步伐。
江青知道，最能帮上她的就是找到、甚或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确保更多的权力，并由她来阐释毛的遗志。
毛泽东一死，她便天天去找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求她把毛的全部文件转交给自己。她确实得到了一些文件，把它们
留在自己手中数日，但当华国锋坚持全部文件要由汪东兴保管时，她不情愿地把文件交了回去。其后她又对纪登奎施压，
想查看原来由林彪收集和保管、当时还封存于林彪在毛家湾住所的材料。[5-59]
华国锋致悼词后的次日，江青要求立刻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处理毛的文件，常委会中要有她的盟友王洪
文和张春桥，但不许叶帅到会。[5-60]华国锋感到别无选择，只好在当天下午召开会议。江青把姚文元和毛远新也带到会
上，她要求由毛泽东去世前十个月里一直负责管理主席文件的毛远新继续掌管他伯父的材料，并准备一份相关报告。由
于其他人对此表示反对，会议无果而终，结果材料仍然留在党中央。[5-61]
江青还试图加强对宣传部门的控制，她在文革早期个人权势达到巅峰时就控制着那里。此外她还动员年轻人继续
搞阶级斗争，批判官僚主义。10 月 1 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江青鼓励年轻人立下战斗到底的誓言。
当华国锋听说「四人帮」在一些会议上告诉他们的盟友 10 月 7 日、8 日或 9 日会有好消息时，他断定必须立刻
采取行动。虽然没有江青正在策划政变的证据，却有另外一些不祥的徵兆。10 月 4 日迟群向江青发誓效忠，而 10 月 4
日《光明日报》重点推出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北大和清华一些激进派的笔名）枣〈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声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影射华国锋〕，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出于对这些事态的担
忧，叶帅当天便去找汪东兴和华国锋商量，他们已经在担心「四人帮」会很快采取某种行动。[5-62]
没有人怀疑江青属于「你死我活」的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她会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都需要华
国锋代主席的果敢领导，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帅及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负责人汪东兴的配合。一切都要
面对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动迅速。毛泽东一死，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叶帅就向华国锋保证，他将全心
全意支持华国锋向后毛泽东时代顺利过渡。毛去世几天后，华国锋就曾派李先念去叶帅那里探听如何对付「四人帮」的
口风，李、叶二人都认为有必要抓紧采取行动。汪东兴后来讲述如何为逮捕「四人帮」作准备时说，华国锋和叶剑英都
是战略家，他本人仅仅是执行了他们的命令。[5-63]
叶帅力求避免在采取抓捕行动时军队之间发生冲突，造成进一步的混乱。「四人帮」在钓鱼台的住所都有自己的
警卫，因此应该避免在那里交手。但是时机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这三位策划者一致认为，必须
抢在「四人帮」之前动手。在看过 10 月 4 日的社论，又听说「四人帮」告诉其同党到 10 月 9 日就会有好消息之后，
华国锋、叶帅和汪东兴三人准备迅速采取果断行动。同时，汪东兴从他可以信赖的警卫团中逐个挑选了一小批可靠的人。
10 月 5 日下午叶帅分别与华国锋和汪东兴商量，他们决定由华国锋发出通知，在第二天 10 月 6 日晚 8 时在中
南海怀仁堂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也有常例可循）；宣布的会议内容包括三个重要问题：出版《毛选》第五卷，筹
建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过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
张春桥。这些议题都是王洪文和张春桥不肯错过的。姚文元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
关键人物，请他到会参加讨论也顺理成章。
10 月 6 日晚，汪东兴的一小批警卫人员已埋伏在室内，但是楼外一切如常。将近 8 点时王洪文从东门迈步走进
房间，立刻就被警卫扭住。他怒斥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这是干什么！」警卫把他摁倒在地拖进了大厅。华国锋起
身说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厅后，张春桥也提
着公事包准时到达。他正要从东门进入大厅，也被警卫抓住铐了起来。华国锋向他宣布要对他的罪行进行审查，他也乖
乖就范。姚文元一到，在楼外就被逮捕了。
与此同时，一小队警卫前往中南海中央委员会办公楼江青的住所，向她宣布要对她进行特殊审查。江青说她要去
一下卫生间，于是一名女警卫陪同她前往。回来后她便被押上一辆轿车带走。35 分钟之内，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
血，「四人帮」的威胁就被消除了。[5-64]
大约在同时，华国锋和叶剑英还派出一队特别人马前往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以确保「四
人帮」余党无法向社会传播消息，不公布任何新闻，直到把「四人帮」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为止。「四人帮」被捕后的
第二天，北京市委的谢静宜和清华大学的迟群也被隔离审查。[5-65]
接下来要抓紧解决的问题是，「四人帮」作为政治局委员一直抵制华国锋成为正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枣因为江
青也在觊觎这个位置。为此，叶剑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开了一次没有「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从晚 10 点一直开
到凌晨 4 点，会上一致推举华国锋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们还讨论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以防「四人帮」余
党制造麻烦。[5-66] 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还立刻宣布，将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枣邓小平曾与「四
人帮」极力争夺此事的控制权；它为华国锋提供了阐释毛泽东遗志的重要机会。[5-67]
「四人帮」余党制造动乱的最大危险来自于上海的武装民兵。[5-68]事实上，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对「四人帮」被
捕一事严加保密，直到他们确定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问题。据说曾长期担任南京军区（上海地区亦归其管辖）司令员的许
世友飞到北京向几位领导人保证说，部队对上海可能爆发的战事已作好充分准备。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四人帮」被
捕两天后，上海的余党因为与他们联系不上怀疑出了麻烦，开始为武力反抗作准备。
北京为了对付这种威胁，电召江青在上海的同党马天水等人去北京开会，这些人一到北京，就稀里糊涂屈服了。
到 10 月 14 日，仍打算在上海策划抵抗的人感到党的高层干部和群众普遍反对武装反抗，他们自知处境无望，没打一
仗就放弃了挣扎。中央随即派遣苏振华将军为首的一批老干部去上海稳定局势。[5-69]
同时，安全部门的干部也在甄别「四人帮」过去的部下中哪些人是最危险的。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北京
大约抓了 30 名「四人帮」的铁杆亲信。公安干部继续监视那些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人。[5-70]毛远新也被逮捕。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突然公布，让已经厌倦了无休止斗争的民众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们对那些人会卷土重来
的顾虑。10 月 18 日消息公布时，全国各地爆发了自发的庆祝活动。据观察到这些事件的外国记者报道，所有大城市都
有异常兴奋的群众涌上街头庆贺。[5-71]
华主席寻求党内支持
但是，对于是否应当逮捕「四人帮」，甚至对于毛泽东是否真心选择华国锋做接班人，党内是有怀疑的。毛泽东
事实上从未公开批评过江青，人们先前也从未听说过「四人帮」一词。高层干部认为，毛泽东从未想过要逮捕「四人帮」，
即便不喜欢「四人帮」的人也觉得应当服从毛泽东的遗愿。
为了巩固对华国锋统治的支持，叶帅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力挺华国锋。
他们历数「四人帮」的罪行，解释抓捕他们的必要性。大多数高层干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帮」，并且承认华国锋、
叶帅和汪东兴在行动中表现得机智而果敢。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第一次出示了毛泽东在 4 月 30 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给他潦草写就的纸条：
「你办事，我放心」。[5-72]此举有助于使各军区党委书记相信毛泽东确实选择了华国锋。与会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当选
的态度。华国锋与「四人帮」的斗争后来被一再说成善恶之间的伟大斗争，是追求正确路线的党与「四人帮」反党集团
的斗争。就像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很多故事一样，这其实属于成王败寇的老生常谈。不过，这一次就像 1949 年一样，
获胜者确实得到了真诚而普遍的拥护。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华国锋决定继续批邓，拖延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 10 月 26 日宣布，当前要批
「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5-73]党内对邓小平的批判虽然没有像当初「四人帮」那样极端，但仍持续了数月。华国锋
还没准备好让邓小平回来。邓太有经验、太自信，也随时能够掌控大局。叶帅也认为，华国锋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领导
地位，还是让邓小平晚一点回来为好。临近 1976 年年底时，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才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5-74]
邓小平一向愿意接受权力的现实，他是最早表示拥护华国锋的领导人之一。10 月 7 日，邓榕的丈夫贺平从叶帅
的家人那里听到「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立刻骑自行车飞奔回家，向邓小平一家报告了这个喜讯，因此他们是先于公
众知道此事的。[5-75] 邓小平在 10 月 10 日写了一封信，请汪东兴转交华国锋。他在信中祝贺党在华国锋同志领导下采取
果断行动，取得了对阴谋篡权者的伟大胜利。他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 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接班人。」[5-76]
12 月 10 日，即抓捕「四人帮」两个月后，邓小平因前列腺疾病住进了解放军 301 医院。12 月 14 日党中央通
过决议，允许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住院期间他拿到的第一份文件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
这也是为了使他拥护华国锋逮捕「四人帮」而预备的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一份。邓小平看过第一份文件后说，大量证据已
经说明采取行动是正确的，他不需要再看更多的材料了。[5-77]尽管如此，华国锋与叶剑英还是亲自请邓来玉泉山，向他
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5-78]
这时，另一些领导人已经开始推断邓小平将在某个时点回来工作。有些领导人认为，可能会给他安排类似于毛泽
东在 1974 年设想的，让邓小平取代周恩来领导政府、同时配合王洪文的工作。或许邓小平可以利用他的丰富经验和能
力，在党的首脑华国锋的领导下负责政府工作。其他人认为，可以让邓小平担任更有限的角色，只抓外交。还有一些人
则认为，可以在某个时候让邓小平完全接过党的工作，就像 1975 年夏天那样。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决定于 1977 年 1
月 6 日作出。而实际情况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毛泽东激进路线的终结
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谈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运时说：当儒家思想丧失活力时，它虽
然仍被供奉于庙堂之上受到人们祭拜，但是它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同样，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
之后，毛仍被供奉在神坛上，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但是他的激进思想、他的群众
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了。
其实，毛泽东激进思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分离过程，早在 1974 年毛泽东宣布支持安定团结时就已经开始了。 1975
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及 1976 年初华国锋掌权时期，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四人帮」被捕后，激进的毛主义终于
失去了最后的有力拥护者。宣布「四人帮」被捕之后自发的欢庆，以及先前「四五」运动时的民意宣泄，都是强大而明
显的象征，表明群众憎恨给国家带来严重混乱和破坏的毛泽东的激进思想。
后来的审判「四人帮」成了一次全民观赏的庙堂祭典，这次审判中对毛泽东激进思想的谴责没有针对毛，而是被
转嫁给了「四人帮」。其实，包括一些庆贺「四人帮」被捕收审的干部在内，很多人过去都曾信奉毛的激进理想，甚至
参与过实现这种理想的努力。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
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
基础。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4），1976 年 1 月 8 日，页 141。
[5-2]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页 7-8、
602-604。
[5-3]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6), p. 482.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5 日，页 140-141。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9 日，页 141-142。
[5-6]关于周恩来晚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参见《晚年周恩来》。
[5-7]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页 203-204。
[5-8]加塞德（Roger Garside）是 1976 年至 1979 年的英国驻华外交官；David Zweig 是加拿
大交流学生，两人都会讲汉语，那几天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天安门广场。参看 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5-9]吴德：《吴德口述》，页 203。
[5-10]关于不允许佩戴黑纱的禁令，吴德：《吴德口述》，页 204。
[5-11]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0-13.
[5-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2 日，页 142-143。
[5-13]Chaozhu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285；2002 年 4
月对冀朝铸的采访。
[5-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5 日，页 143-144；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p. 285.
[5-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13.
[5-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4 日，页 143。
[5-17]DXPCR, p. 372.
[5-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0 日。
[5-19]对党史学者的采访，无日期。
[5-20]DXPCR, pp. 372, 380-388;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414-415.
[5-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0 日，页 145。
[5-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1 日，页 145-146。
[5-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1 日，1 月-4 月，页 146。
[5-24]《人民日报》，1976 年月 1 月 26 日。
[5-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1 日，页 146。
[5-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2 月 2 日，页 147。
[5-27]DXPCR, pp. 380-38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5、21 日，2
月 2 日，页 143-147。
[5-28]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443-447.
[5-2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 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页 584。
[5-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2 月 2 日，页 147。
[5-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2 月 25 日-3 月初，页 147-148。
[5-3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8-24.
[5-33]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10-115. 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54.
[5-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3 月 26 日，页 148。
[5-35]吴德：《吴德口述》，页 204-206。
[5-36]Garside, Coming Alive, p. 115.
[5-37]关于邓小平告诉家人不要去天安门广场，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3 月
下旬—4 月初，页 148-149。
[5-38]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p.
154-158;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8.
[5-39]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6.
[5-40]吴德：《吴德口述》，页 207-211。
[5-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5 日，页 149。
[5-42]吴德：《吴德口述》，页 210-214。据 Garside 说，广播是从下午 6 点半开始，9 点 35
分时打了探照灯，在紫禁城里集结待命的民兵向广场进发。见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8-135.
「四人帮」被捕后，吴德多次为污蔑邓小平作过检讨，但他也替自己辩解说，4 月 5 日那天他别无选择，
只能服从毛主席和政治局的决定。尽管有人说 4 月 5 日那天有大量流血，但对这一事件的 3 份调查报告，
包括在医院和火葬场及其他几处的调查，都没有找到有任何人死于镇压的证据。吴德说，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所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中一些记述的混乱，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在
4 月 4 日和 5 日两次会议被混在一起，让人以为这两次会议都是在 4 月 4 日召开的，还因为一些「四人帮」
作出的批评没有被记录在案。见吴德：《吴德口述》，页 218-221。
[5-43]2006 年 10 月 21 日对章含之的采访。
[5-44]2006 年 1 月对一位熟悉毛远新观点的干部的采访。
[5-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6 日，页 149。
[5-4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308。
[5-47]即使是高层干部也不知道邓小平的去向，因此在外国人中间谣言四起，说邓小平避走广州，
被他的老友和支持者、1974 年 1 月至 1980 年 2 月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保护起来。不仅香
港的报纸，连一些西方分析家也报道过这些传言。见 Garside, The Coming Alive, p. 140;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67. 邓小平的女儿后来纠正了这些误解。
[5-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7 日，页 150；吴德：《吴德口述》，页
216-218。
[5-49]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 158.
[5-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下册，页 1778。
[5-51]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说毛泽东是在 4 月 30 日给华国锋写下这些话的。见 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 5.
[5-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7 日、8 日，页 150。
[5-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7 月 6 日，9 月 9 日，页 151。
[5-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9 月 9 日，页 151。
[5-55]吴德：《吴德口述》，页 197。
[5-5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90.
[5-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9 月 9 日，页 151。
[5-58]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449. 关
于「四人帮」被捕的背景和过程的简要记叙，见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8 卷：难以继续
的「继续革命」枣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第 647-716 页；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策划实施过程〉，《中华儿女》，2001 年第 10、11 期，
后收入李海文：《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49-1980）》（上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下册，页 248-281；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渖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吴德：《吴德口
述》。英文文献见 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p. 519-528;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and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0-45.
[5-59]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63-364。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p. 3-30, 615-625；2007 年 10 月对纪登奎之子纪虎民的采
访。
[5-60]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67。
[5-61]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69-370。
[5-62]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 524;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页 4-5；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51-594.
[5-63]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68。是华国锋还是叶剑英首先提议采取行动，以及两人
中谁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国学者中有不同看法。华国锋掌权时，中国媒体强调他起的作用更
大，他下台之后同一批媒体又强调叶剑英的作用。两人显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个问题讨论可参见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5-64]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77-380。
[5-65]Garside, Coming Alive, p. 154 与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74 都提到未
经证实的报道，称毛远新本想逃跑，在试图登上一架去东北的飞机时被捕。但是看过很多党内文件的范硕
没有提到这些传言，香港《明报》和《争鸣》杂志曾经将这条传闻和关于捉捕江青的戏剧化报道一同刊出，
相关的概要介绍见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2-167。党史专家也没有证实这些传言。另参见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0。
[5-6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2.
[5-67]Roderich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2.
[5-68]关于这些工人民兵的背景，见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5-69]程中原、李正华、王玉祥：《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11-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2-590.
[5-70]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4-167.
[5-7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0 月 21 日，页 15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65-166.
[5-72]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6-587.
[5-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0 月 26 日，页 152-153。
[5-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页 153。
[5-75]DXPCR, pp. 440-441.
[5-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0 月 7、10 日，页 152。转引自 Baum, Burying
Mao, p. 43.
[5-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2 月 7、12、13、14、24 日，页 153-154。
[5-78]《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 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