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国锋时期复出：1977-1978
1976 年 4 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后不久，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汤玛斯?盖茨（Thomas
Gates）与华国锋有过一次 1 小时 45 分钟的会谈。盖茨手下的人根据会谈写了一份评价华国锋的报告，上有盖茨的签
名。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
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
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 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 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
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 [6-1]中国的干部们绝不会有这样的公开评论，但美
国驻京联络处的官员无疑感觉到，他们中间也有人持类似观点。
按中国政治史写作中成王败寇的悠久传统，邓小平一向被誉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者，华国锋则因事事紧跟毛泽
东的决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责。华国锋过去一直在省一级工作，没有北京的经历，毫无外交经验，在军队事务上也没有多
少资历，这样一个人登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确实有些勉强。华国锋在会见外国人的第一年里谨防出错，因此不难理解，
他只好空泛地讲讲政策，说些语焉不详的话，喊几句不会出问题的口号。华国锋是个聪明的好干部，但就整体能力和领
导素质而言，他无法与邓小平相比。此外，他不主张让邓小平先前属下的老干部全面复出，他也不能提供稳健而大胆的
领导，或是像邓小平那样与外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但是，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的官方历史对华国锋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中国对西方实
行开放，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其实，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枣从 1976 年 9 月毛泽东去世到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
全会枣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而且抛弃了毛的激进思想，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更加强调现代化而
不是阶级斗争，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为正常。华国锋还派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出国学习现代技术。是他
枣而不是邓小平枣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并进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试验。华国锋确实想拖延邓小平在 1977 年
的复出，但他并没有推翻邓小平在 1975 年取得的进步，他赞成邓小平 1977 年复出后采取的改革措施。他不但推动了
国家的迅速开放，甚至因为在他的「洋跃进」中走得太远而受到尖锐批评。[6-2]
华国锋的权威：有名无实
华国锋的权威完全来自于毛泽东的选择和他在党政官僚体制中的官方职位。可是在 1976 年的中国，体制内的名
义权威仍然是根基不牢的。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 27 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
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
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
信。他对党的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有了解；他当过公安部长，1971 年（获邀参加政治局会议）和 1973 年（被升任政治
局正式委员）之后，他有大量机会了解全国的政治。但是，若论个人成就、眼界以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体地位，他都
难以跟那些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枣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或李先念等人枣相比。
毛泽东去世后，为了使华能够治国，政治局给了他相应的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委主席。叶剑英及其
同僚宣布，党应当加强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不再依赖某个领导者的个人人格。早在 195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建立稳
定的政权结构时，各部门便已制订出各种制度化的程序；在大跃进这场灾难后的 1960 年代早期和邓小平领导下的 1975
年，中共又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程式，以限制领导人任意作出决定。 [6-3]然而，要使这些正常程序和正在形成中的政府组织
结构取得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的法律效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级干部在阅读上面发来的文件时都知道，只要
一出问题，上面又会造出新的文件，使过去的文件变成一纸空文。
在 1976 年底和 1977 年初，叶帅和汪东兴努力树立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便加强其脆弱的个人权力基础。华
抓捕「四人帮」取得的非凡胜利被大肆吹捧，把他抬到普通优秀干部之上，也被大家广泛庆贺。在 1976 年 10 月以后
的几个月里，涌现出成百上千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和文章。 [6-4]大量歌颂他的领导的诗词歌曲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全
国各地都能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画像并排放在一起。当时电视尚不普及，但是从收音机和各个工作单位、农村的广播
喇叭里，可以听到对他领导国家的才能的歌颂。
不过，宣传华国锋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弹。很多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党内革命老干部，都瞧不起华国锋这种 1938
年以后才入党的年轻暴发户，认为对他的大吹大擂既过头又冒失。况且党内不少有影响的领导人也不想看到个人崇拜，
担心这会破坏党内民主。到 1978 年底时，华国锋因为允许他人将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势。人们对他并不信服，
认为他的领导职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实际上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个人威望。
华国锋温和的领导风格是他对北京这种环境的自然反应。不过他在湖南时就有这样的名声：和其他同级别的干部
相比，他是个谨慎的、瞻前顾后的人。 [6-5]人们觉得与他共事顺心舒服，因为知道他不会冒犯他们。诚然，华国锋认为「四
人帮」及其同伙做事太极端，但除了这些人以外，他尽量与大家搞好关系。
在 1949 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 20 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后应该做什么，华国锋却几乎没
有准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建国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
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华国锋在 1976 年 1 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为接毛泽东班的第一
候选人之前，他对担任最高领导人毫无准备。即便是在 1976 年 1 月成为代总理之后，他也一直忙于应付一些紧迫的问
题枣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之死、逮捕「四人帮」，几乎无暇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1976 年 10 月以后
华国锋面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就像刚登基的勤勉的小皇帝，需要两位元老臣枣叶帅和李先念枣的辅佐，而他们也愿
意为他出谋划策。
华国锋在 1976 年之前就认识叶帅和李先念，不过，在为实施抓捕「四人帮」的秘密计划而结成相互信任的小团
体之前，他与他们并无特别密切的交往。叶、李两人像华国锋一样，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相对而言也没有那
些被罢官并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情绪和怨恨。叶帅在文革前就未受重用，因此不属于文革初期受到毛泽东打击的当权派。
李先念是「业务组」成员，文革初期的派仗打得热火朝天时，这里的干部一直在从事管理经济之类的政府日常工作。华、
叶和李在文革前就与老干部有不错的共事关系，而且他们三人都能同时与文革的受益者和老干部一起工作。
叶帅和李先念既不是整过人的激进派，也不属于要求更多民主、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大胆尝试的人。与此相反，他
们打算协助华国锋，以务实的方式在失去航图的后毛泽东时代平稳航行。具体而言，叶帅能够为华国锋与军队的关系铺
路；李先念则能在经济问题上为华国锋提供指导。
华在毛的遗志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寻找平衡
从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刻起，华国锋就面对压力要向激进派证明自己遵循着毛泽东的遗志。但后者不难看到，华国
锋虽然自称毛的追随者，却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开始了一个「去毛化」过
程，这给华国锋造成了更大的负担要去证明自己忠实于毛的遗志。
逮捕「四人帮」在党的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快人心，但是这激怒了那些认为自己追随的才是真正的毛主义的
激进派。他们知道，毛泽东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为「四人帮」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异议使华国锋和他
的两个老顾问叶帅和李先念处于守势。他们得竭力证明抓捕「四人帮」与继承毛的遗志相符。华国锋搜集各种材料历数
「四人帮」的罪名，他下发的三份材料为逮捕「四人帮」符合毛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自从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一直宣称自己在继承毛的遗志，继续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传家和毛泽东的坚
定追随者，却不断批评他偏离了毛泽东为党制定的路线。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华国锋授意他的拥护者写一篇理论文章，
以证明他忠实于毛的遗志。由此而出笼的文章，便是 1977 年 2 月 7 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
社论。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
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 [6-6]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
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 20 年所奉行的路线。
对于华国锋来说，为了在新时期全面领导国家，他需要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像毛泽东在 1956 年召开八大、
林彪在 1969 年召开九大、林彪死后毛在 1973 年召开十大一样。一般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制定出经济计划、在重要领域
的政策上取得共识、为党代会准备必要的文件。毛泽东刚去世不久华国锋就立刻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于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大，随后又在 1978 年 3 月召开了旨在提供全面政府领导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于华国锋在掌权之后召开的这次党代会过于仓促，他只能把许多问题先放在一边。在向十一大做的四个小时的
报告中，他用意识形态和党的套话来掩盖政策分歧。但确实存在着一些需要领导人给予关注的实质问题，华国锋也试图
对其中一部分作出说明。像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华国锋继续强调四化建设。在选择最可靠的经济顾问时，他选的是「建
设派」（builders），即那些希望抓紧扩大新的基建项目并从国外引进工厂的人，而不是较为谨慎的计划派（cautious
planners）和财政干部（关于「建设派」和「谨慎的计划派」详见第 15 章）。华国锋尤其倚重大庆油田的杰出领导人
余秋里，让他领导用更高的指标去充实邓小平的十年规划的工作。华国锋也十分倚重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毛泽东和周恩
来在 1974 年 10 月就选他担任了副总理。
最初，华国锋在外交方面很外行。1976 年春天他在北京会见李光耀时，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政策细节，他在回覆
对方的意见和问题时，只能说些大而无当的套话和口号。但是接过毛泽东的位置后，他非常努力抓紧掌握外交政策问题：
当 1978 年 8 月他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时，与 1976 年时相比，对外交事务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
邓小平在 1974 年和 1975 年出国时，仍要受到毛的控制。与此不同，华国锋在 1978 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出
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是 1957 年（毛泽东去莫斯科）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华国锋回国后，对中国能
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学习什么做了报告：这两个国家都接受外国货币，与外国公司开办合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引
进外国技术枣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损害两国的主权。华国锋表示，他在东欧看到的工厂论规模比不上中国的工厂，效
率却要高得多。结论显而易见：中国应当以东欧为榜样，引进更多的外国技术。
改进农村组织的问题，是华国锋有丰富个人经验的领域，他不但尽力保留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这种社会主义制度，
而且开了几次学大寨会议。大寨是被树为全国农业集体化样板的村子，它投入大量人力从事生产劳动，并鼓励兴建大型
引水渠这样的农业工程项目。华国锋把全面改善农业的希望放在技术上。和邓小平一样，他也要抢回被浪费的时间，加
快发展，然而他在判断取得这些进步所必需的制度建设的速度上却经验不足。他急切地要在四年内（到 1980 年）实现
农业机械化的技术突破，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
邓小平在 1978 年底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华国锋对自己的冒进做法作了自我批评：他没有考虑到中国外汇短缺，
没有能力迅速吸收国外技术，中国的预算也不平衡。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例如，华国锋鼓动余秋里考虑在几年内开发
十个大庆油田，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他要推动中国快速发展、加快引进外国技术的整体目标，与包括邓小
平在内的其他许多领导人是一样的。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枣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枣源于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这些做法始于 1977-1978 年华国锋的领导，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
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 年 10 月-1977 年 4 月
邓小平是否回来工作，以及回来之后干什么，从「四人帮」被捕那一刻起就是个议论纷纷的话题。党的领导层一
致认为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已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把他视为他们认可的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一公布，香港和
西方媒体就开始揣测华邓两人之间即将发生权争。不过，在当时的中国，还无人敢向毛泽东挑选接班人或华国锋担任中
共主席的权利提出严肃挑战。当时的共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华国锋有权保留毛泽东为他安排的位置。
毛去世后的几个月里，高层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邓小平回来后是让他在华国锋主席手下当总理呢枣就像当年
周恩来效力于毛泽东、或 1974 年邓小平在王洪文手下工作一样，还是让他成为头号领导人？华国锋的资深顾问叶帅和
李先念主张让邓小平在某个时候回来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要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逮捕「四人帮」后不久，李先念去
看望当时在北京西山疗养的邓小平时，鼓励他为回来工作作好准备。 [6-7]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拥立领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
人表示，他们支持邓小平复出。[6-8]
华国锋从未明确说过不应让邓小平回来工作。但是他在 1976 年 10 月 26 日枣「四人帮」被捕刚过两周之后
枣作出指示，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及其让更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即所谓的「右倾翻案风」）。[6-9]
然而，在 1977 年 3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不再鼓励批邓了。邓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认为要对
「四五」抗议活动负责，很多干部对此都有意见。华国锋指示宣传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还承认，参加抗议的绝
大多数人都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没有参与策划此事。
1976 年 12 月 12 日出现了有利于邓小平的另一个突破。叶帅收到他的长期部下、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飙的一封信。
耿飙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证明「四人帮」篡改天安门事件报告中的证据，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叶剑英立即对他的部
下说，这个新的证据很重要，应当为「四五」事件平反。[6-10]叶帅收到这些材料两天后，邓小平便重新获准看中央文件。
这时有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复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尽管叶帅仍在说时机尚不成熟。1977 年 1 月 6 日的政治局会议
讨论了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决定应当让他重新担任一定的职务。
《人民日报》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枣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纲」指阶级斗争）枣在 2 月 7 日一发
表，立刻就成为高层干部争论的焦点。假如毛泽东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么对于天安门事件是反
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话。「两个凡是」的社论刺激了批评华国锋的人，而是
否让邓小平复出则成为争论的中心。《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
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6-11]邓力群是奋起反
对「两个凡是」的人之一，他把这个问题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请政治局给予注意。[6-12]
按照惯例，在预定召开的党代会之前要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允许比较自由的讨论，取得共识，以便获得参加
党代会的人一致拥护。1978 年 11 月至 12 月召开的著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加强了邓小平的地位，巩固
了对将在 1978 年 12 月三中全会上得到批准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2 日，在为筹备 8 月的
中共十一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开始大声疾呼。
在离中南海只有几个街区的京西宾馆召开的这次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会议议程：（1）研究处理「四人帮」
的下一步措施；（2）讨论 1977 年的经济计划；（3）筹划 1977 年下半年党的工作，包括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6-13]
这是在毛泽东去世半年后，中共领导干部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座谈会。但与 1978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相
比，1977 年 3 月的会议气氛仍受到那些认为坦率讨论毛泽东的错误还为时尚早的人的限制。即便如此，在某些问题上
还是取得了共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文革转向四化，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增加
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利用。
但是，在文革期间经受过身心折磨的老干部与这一政治运动的受益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许多在
文革中靠整人发迹的领导人，托庇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想让权力落入受过打击的人手中；已经恢复工作的老
干部则更愿意让他们仍未获准恢复工作的朋友回来。
这两派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 1972 年就已经开始向老干部一方倾斜，毛泽东本人在这年年初开始允许开展平反工
作。在 1975 年 1 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上，有 10 名在文革中受过严重迫害的人担任了部长。[6-14]这个趋势一直在
继续。在 1973 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77 年 8 月仍在世的 174 人中，有 59 人在十一大上没有重新当选（其
中很多是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在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 201 人中，除了 19 人之外，都是 1949 年以前入党的老干
部。[6-15]相比之下政治局的变化更缓慢一些。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都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其中只有
叶帅和李先念赞成让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和汪东兴则拖延着。
1977 年 3 月，华国锋在向中央工作会议做的冗长报告中解释了为什么抓捕「四人帮」之后他还要继续批邓，他
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因此要继续进行。」[6-16]他暗示邓小平不会完全拥护毛主席，
并且又加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6-17]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经常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他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华国锋想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遗产，他也意识到了处理「四五」事件引起
的消极反应，因此对代表们说，对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然而他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陈云和王震两人广受尊
敬，论资历和个人威望也远在华国锋之上，他们仍然敢于在自己的小组会上大胆直言，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
陈云是个冷静审慎的人，对党一向忠心耿耿，他由于为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享有崇高威望。当时他在西南组做了
有力的发言，倡议邓小平复出。陈云在准备自己的发言稿时一向很认真，他让胡乔木撰写草稿，发言之前，还在耿飙家
中与王震等人见面，以便确定讲话稿中是否还有任何可能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
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
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6-18]
「王胡子」（王震）暴躁粗鲁，但也是个讲义气的直脾气，在很多忠诚的党员看来甚至十分可爱。他在另一个小
组也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他的发言援引毛曾经对邓小平的赞扬，让毛派的处境尴尬，极难反驳他。他引用毛的话说，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是个能干的战士，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王震接着又说，在 1975 年领导中央和国务院
的工作期间，邓小平贯彻执行毛的路线，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是跟「四人帮」做斗争的先锋。王震说，现在全党、全军
和全国人民都热切盼望他早日回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6-19]
在小组讨论中很多人支持陈云和王震的意见，可是负责整理会议报告的汪东兴没有把陈云和王震的发言以及随后
的讨论收进去。汪东兴对他们说，只要修改一下发言，就可以收进会议简报。陈云和王震长期为党工作，资格远在汪东
兴之上，他们回答说，不把他们的讲话收进简报，那就随你的便。他们未经修改的发言虽然未被收入正式简报，但在会
上会下广为流传。[6-20]
开会期间，华国锋对很多想为 1976 年 4 月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他承认，是「四人帮」在
1976 年 4 月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是合情合理的。然而
他依然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并且说，有极少数参与者是反革命分子。他又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枣人人都知道邓
小平赞成翻案枣是正确的。[6-21]
华国锋意识到了人们普遍支持邓小平复出，他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的意思很清楚，时机一到，邓
小平的复出之路自然会畅通，但不必操之过急。不过，华国锋对邓小平的支持者也作出一些让步，他说，（十届）三中
全会和十一大（将在这一年夏天举行）适合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正式决定。
在发生着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华国锋力求掌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以便加强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
释权。4 月 7 日，中央传达了华国锋关于如何学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指示，其中提到毛泽东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一段话。一周后的 4 月 15 日，经华国锋正式批准，《毛选》第五卷出版。[6-22]但不论华的指示还是《毛选》第五卷
的出版，都未能阻止人们对邓小平重新担任要职的不断增长的支持。
在这期间，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 4 月 10 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
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6-23]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
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
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作出判断。邓小平随后感谢中央为
他洗清了名声，承认他没有参与天安门事件。他说，至于他个人的工作安排，「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
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他还建议把他这封信，连同 1976 年 10 月 10 日他写给华国锋表示支持其领导的信一起，
印发全党。[6-24]
华国锋在收到邓小平的信时意识到，必须对日益高涨的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作出回应，于是他派忠实于自己的
高层干部汪东兴和李鑫去跟邓小平商量他复出的事。[6-25]此时华国锋已经肯定了「四五」示威活动的积极意义，因此邓
小平对自己的好友说，他坚信天安门事件不久就会被看作一场革命运动。[6-26]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没有心情满足汪东
兴和李鑫两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为他的复出作准备时，他要肯定「两个凡是」。邓小平告诉他们，如果把「两个凡是」
奉为教条，为他平反的事就说不通，对天安门广场示威的肯定也说不通。[6-27]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
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
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6-28]
人们估计邓小平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会写信公开表示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也遂了他们的心愿。他在 1976
年 10 月 10 日的信中就已说过：「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
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6-29] 4 月 14 日邓小平对信作了稍许修改后，华国锋同意将其
印发党内。5 月 3 日这些信在党内印发，一直下发到县团级。[6-30]华国锋一度尽可能合理地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最终，
当邓小平写信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后，华还是向势力强大的老干部所形成的气氛作出了让步枣他们都希望邓小平回来。
虽然直到三中全会才正式宣布邓小平的复出，但是印发他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信等于向党内中层以上干部发出通
知，邓小平的复出已是指日可待。[6-31]党内人士对饱经考验的邓小平抱有很高期望，认为他能在维护秩序和实现现代化
上发挥重要作用。党内人士也在私下议论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将来的关系，外国媒体则在公开讨论此事。
到 5 月 12 日时已经很清楚，邓小平将恢复的一切职务，包括接过军队和外交工作。他将像过去一样担任副总理。
邓小平还自告奋勇承担起科技和教育工作，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是四个现代化中最关键的一环，能够促进另外三个现代化
（工业、农业和国防）。邓小平的请求被接受后，他把方毅和李昌叫到自己家中，讨论如何促进科技发展的问题。[6-32]
在中国当时的大气候下，他必须首先对付一些残留的反知识分子观点。他对方毅和李昌说，必须强调要把脑力劳动者也
视为政治上受尊重的工人阶级的成员。[6-33]
5 月 24 日，邓小平为了给自己的复出作准备，把他的密友王震和邓力群请到家中，讨论恢复他的写作班子以及
如何促进科技和教育的发展。邓小平依然很看重他当年网罗到政研室的那个写作小团队，他要跟其中一些过去的成员初
步讨论一下如何组建写作班子。在批邓运动中，有为数极少的人极其坚定地不参加批判，邓力群便是其中之一。他为此
受到了惩罚，被下放农村从事劳动。邓力群带来了邓小平写作班子前负责人胡乔木的一封检讨信，胡为自己参与批邓表
示道歉。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
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邓小平还称赞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此文已收入
《毛选》第五卷）。他说，他欢迎胡乔木回到写作班子。
叶帅和邓小平见面后，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意共同负责军队工作。邓小平重新拾起了他在 1975 年要解决的
问题：推动裁军，徵召受过更好教育的兵员，改进训练和纪律，提升军事科学技术，使军队为现代战争作好准备。他在
军队会议的讲话中这些仍是中心话题，但他也讲到了更大的政治问题：要「实事求是」。[6-34]不过，他用于军队工作上
的精力要比用在科技教育上的少得多。
邓小平也没有把很多时间用在外交上。他同意参与重要决策，但他表示不想承担对日常外交工作的领导，他说那
让他感到厌倦。邓小平还说，他真正想抓的工作是科技和教育，他认为这是现代化最重要的领域。
邓小平估计，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落后世界 20 年。例如，他提到中国当时大约有 20 万名科技人员，而美国是
120 万。他说，为了急起直追，中国必须承认自己已经大大落后，也要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他重新提出了他在 1975
年支持的政策，他说，必须通过考试选拔中小学的尖子人才，让他们在最好的大专院校接受最好的教育。[6-35]
邓小平提出接手科技工作，也是在表明他不会很快就在关键的政治领域挑战华国锋。但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触及仍然敏感的政治问题。与那些坚持「红」比「专」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胆宣布，对政治
不感兴趣的科技人员也是有用之人，军队也需要培养人才。[6-36]
邓小平的复出
7 月 17 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议需要得到一个月后召开的党代会的
正式批准，但邓小平在全会上已正式恢复了他在 1975 年 4 月 5 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
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邓小平排名第三，位于华国锋和叶帅之后，李先
念和汪东兴之前。[6-37]
7 月 21 日，在实际上是他的复职演说中，邓小平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
工作。」没有人对邓小平的选择感到惊讶：他是想做点工作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依然挥之不去的大气候，邓小
平在规划自己的事业时仍要当心。他首先重复了一句套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然后他才谈到他认为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是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其次是党的建设。他再一次提出，学习毛主席的教导
要有灵活性。他说，有人歪曲毛主席的思想，把一些话与当时的情况割裂开来，说它们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合，但毛泽东
对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的解决办法的，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把他的教导正确运用于每一种实际情况。他还说领
导集体要促进党内民主。[6-38]四年后邓小平的权力得以巩固时，批评者说他对党内民主已经不感兴趣，而是把权力全都
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7 月 23 日，邓小平讲话两天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宣布了他的新职务。社论
说：「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6-39]
民众在 1976 年清明节
时的感情宣泄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辩论，都证明这句话并非夸大其辞。邓小平复出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 7
月 30 日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上。当广播喇叭宣布他来到体育场时，全场起立对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6-40]
老百姓显然觉得，邓小平扎实稳健的领导让他们放心，基于他在 1975 年取得的成绩，他让他们感到有希望。
在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代表们欢迎邓小平的复出，也有一些毛派分子对此感到不
安。当时代表们对于如何看待毛的历史遗产，以及实行哪些具体政策，仍未达成明确的共识。党的领导层试图掩盖分歧，
展示团结，采用了一些肯定毛泽东遗产的口号，也泛泛地提到了现代化目标。大会宣布文革已经结束，但也肯定了它的
意义；尽管中国要学习国外的新技术，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要继续批判右倾主义。一些代表在小组会上表达了对华国
锋领导的不满，因为他在四个小时的报告中用套话来掩盖分歧。当然，大会文件并没有把这些批评意见记录在案。[6-41]
为迎合政治气氛，邓小平也讲了一些套话，以便安抚那些仍然坚持毛泽东路线的人。他在 8 月 18 日简短的闭幕
讲话中说，大会要「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
但是他也试图创造一个更加灵活的空间。他又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6-42]邓小平谈到毛的「真正路线」，以此表明他忠于毛泽东；但也强调「实事求是」，这就为自己留出了回
旋余地，使他可以采取符合当前形势需要的政策，主张毛的具体教导不会自动适用于一切情况。
邓小平此前在 8 月初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出保证说，他将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工作。他借用了一个军
事术语，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搞「后勤」。代表们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为司令员华国锋当助手。具体来说，他要「协助
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6-43]邓小平不想威胁华国锋的领导，至少暂时不想。
事必躬亲抓科技教育
中共十一大闭幕几周后，邓小平在对教育部干部的一次讲话中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
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6-44] 邓小平打算继续 1975 年他在胡耀邦帮助
下开始的工作，重新赢得科学家的好感。1977 年他对一名来华访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说，只要「马克思不召见」，他
打算在科技领域干十年。他说，他希望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大见成效。[6-45]
邓小平知道中国亟须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但他关注的是更高的目标：能够取得科学突破，推动
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研究。在他看来，「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6-46]
邓小平不断会见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提问的焦点始终如一：中国能为提高自
身的科学水平做些什么？邓小平对科学在中国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种近乎着魔的信念，并因此批准了一些相关项
目。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
必须向前看。
1957 年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时，邓小平曾是毛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本能地厌恶知识分子。毛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