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再想方设法羞辱他们，让他们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邓小平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
但是他曾走过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这条路，尽过最大努力想进一所法国大学念书。他的妻子曾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
学物理学，他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上大学，一个在北大学物理，一个学医，还有一个女儿因病不胜课业繁重的理科转而
学了艺术。此外，邓小平逐渐认识到，打击知识分子是在摧残中国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1973
年回到北京后，他再也没有像在 1957 年那样整过知识分子。有些领导人还会不时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邓小平
不再如此。他认为科学没有阶级属性，可以为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所用，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邓小平很快就提出了提高中国科学水平的计划：
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
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 一定要在党
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
[6-47]
邓小平认为，当中国需要青年知识分子推动科学发展时，把他们送去参加体力劳动是严重的浪费。虽然他没有用
过「精英治国论」的说法，但其实他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他力求吸引最好的人才，为他们提供条件，使其能够为国家贡
献最大的才智。
邓小平重用教育和科技精英的做法遇到很多抵制。当他对知识分子待遇表示不满时，明智地不提毛主席的角色
枣毛是那些政策的始作俑者，而是只讲「四人帮」。他说，必须摆脱「四人帮」的恶习，不要搞给知识分子扣「帽子」
的「帽子公司」和打击知识分子的「棍子公司」。[6-48]
邓小平复出之前，很多保守派仍然认为，建国后的前 17 年（1949 年到 1966 年）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
政策，应当进行批判。邓小平复出前夕，在 1977 年 6 月于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与会
者就未来的政策究竟应该以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前的政策为基础展开了热烈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仍然要以文革期间的
政策作为指导。[6-49]很显然，邓小平任重而道远。
邓小平后来上了年纪，开始减少工作量，但 1977 年复出时，72 岁的他仍然精力充沛地投身于工作。邓小平一
般只抓大事，只对他认为的头等大事才会事必躬亲。在 1977 年到 1978 年他认为科学和教育就是头等大事。他第一次
谈到这项工作时说：「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6-50]
邓小平不断会见各地领导，驳斥激进派对待知识分子的观点，就如何养成尊重人才、促进国家进步的新风气提出
具体建议。从 1977 年 7 月 27 日开始，即三中全会正式让他分管科技工作还不到一周，他用数天时间与中国科学院院
长方毅、副院长李昌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向他们提出加快科技现代化的工作计划。邓小平说，现在的
计划还远远不够，要把各专业最有学问的科学家列一个名单，确保他们得到必要的设备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工
作。1964 年和 1965 年毕业的大学生仍没有合适的工作的，要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工作。[6-51]邓小平又说，对那些去海
外留学的中国学者，要想办法鼓励他们回来，即使不想回来，也要把他们当作爱国人士，请他们回来讲学。学者要搜集
国外的教科书，用来更新自己的教材，教材必须做到简明扼要。教育部要选出水平最高的学校，通过考试录取分数最高
的学生。邓小平还说，要把国防科技作为整个科学规划的一部分，干部不必担心是否和其他科研工作发生重叠。[6-52]
如今，邓大司令成了事必躬亲的人。他下达命令，并对执行命令的干部说，我们不要「放空炮」。[6-53]尽管邓小
平言辞坚定，但反对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在 8 月 3 日至 8 日有三十几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
作座谈会上，他感到有必要再次批驳当时仍占上风的观点，该论点将教育视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认为，
不能再置理论专家于不顾，只赞扬那些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在邓看来，从生产单位固然可以选出一些科学家，但是
从事尖端科学和基础研究的大多数人肯定是出自大学。要想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必须从小学就打好数学和外语基础。大
学应当减少校办工厂的数量，增加实验室。[6-54]
邓小平认为，应当把中国一些最有才华的年轻人送到国外留学，他为此设立了出国留学计划。他坚信，发明了指
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中国有大量的聪明人。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落后，必须向西方学习。为了向国外学习，中国可以购
买其他国家的教材（用来改进中国的教科书），派学者去海外学习，邀请外国科学家来华访问。
9 月份，已经是邓小平敦促教育部干部采取行动两个月以后，他的努力仍然受到阻挠。毛泽东曾说部队里的人都
怕邓小平，现在邓大司令又把枪口对准了教育部：「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
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
看。 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6-55] 他又说教育部还需要 20 到 40 个人：「要找一些 40 岁左右
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搞 40 个人，至少搞 20 个人专门下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
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 不能只讲空话。」[6-56]
通过推行受学术界热烈拥护的政策，邓小平重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枣他曾因 1957 年领导反右运动而在他
们中间失去人心。这种好感对邓小平的公共形象大有好处，因为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为宣传部门起草文件，给报刊写文
章。尽管他们要在领导人划出的界线内工作，但仍有机会巧妙地润色文件和讲话枣它们随后会出现在报刊、广播和电
视中。有这些人的支持，对邓小平有益无害。
恢复高考
不论对邓小平还是其他人而言，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恢复高考。邓小平早在复出之前就认为，好的学
校录取学生，不能根据「阶级出身好」和「思想觉悟高」（这是毛的标准），而应根据学习成绩，必须通过有竞争的入
学考试加以判定。1950 年代的孩子是在学校进行考试，但成绩高低并不十分重要枣干部们不想令成绩较差的农民和
工人子弟难堪，因为其分数大多不如地主和资产阶级子女，后者在 1949 年以前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1970 年代初，一些大学在小范围内恢复教学后，也不是根据考试分数，而是根据工作单位的推荐，接受「阶级
出身好」的工农兵子女。干部们固然不能明目张胆推荐自己的子女，但他们可以写信推荐别人的孩子，再让别人推荐自
己的孩子。「阶级出身好」的人即使考试成绩不错，那些关系硬但能力不济的人仍能取而代之被学校录取。推荐制度变
得彻底腐败。
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因此「出身」不再是问题。他强烈感到，越早恢复从小学到大学
的各级入学考试，越能使中国领导层尽快着手改善国家的教育。邓小平尤其想恢复文革期间被终止的「大专院校统一入
学考试」。但是在 1977 年 8 月 3 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正在制定的大学秋季开学计划中录取学生仍然是
根据推荐。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的几周之内还有可能恢复高考吗？当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提出来时，邓小平转身问教育部
长刘西尧是否还有可能。从刘作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邓小平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 1977 年举行高考。他在
会议结束前宣布：「应当结束推荐制度，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培养人才、见效快的好办法。」[6-57]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变并非易事。要确定考试科目，挑选出考题的人员，公布考试计划，为数百万人举办考试，
组织和完成评分，确定哪些大学招生以及录取多少学生枣这是一项令人瞠目的任务。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学的开学
时间比预期晚了几个月，也不是事事顺利，但确实重新开学了。
1977 年以前，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从未在一年内开过两次会。8 月 13 日，邓小平作出决定没过一周，他们就
为筹备秋季入学考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他的政策变化作了进一步解释：
「过去我 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
间。」[6-58] 邓小平指示说，当年进入大学的学生，要有 20%到 30%直接从高中录取，将来大部分学生都要直接来自高
中。是要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的教育，但不必让他们中断学业。他正式下令在 1977 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但有些干部
抱怨说，这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邓小平不耐烦地回覆：政策已定，就在 1977 年举行高考，不能再变。[6-59]根据
会议内容准备了一份文件，政治局在 10 月 5 日进行讨论并予以批准，10 月 12 日经国务院同意后，刊登在 10 月 21
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刊登了如何报名参加考试的说明。[6-60]
共计约 578 万在过去十年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人枣其中很多人当时仍在农村劳动枣在那年冬天参加了高考，
但大学的录取名额只有 27.3 万。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参加高考者的实际录取率只有 5.8%。[6-61]自中共统治中国
以来，大学第一次不把阶级出身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录取完全根据考试成绩。
对大学来说，即使最终在年底开了学，为迎接新生作准备仍然是一个负担。要把已在大学安营扎寨的「工宣队」
请出去，要抓紧修好年久失修的设备，已经多年无法从事专业研究的老师要编制课程、准备教材。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抱
怨说，由于大学仓促上阵，生活条件和授课经验都不尽如人意。按一些学生的说法是：「80 年代的学生，用着 70 年代
的教材，听 60 年代的老师上课。」
邓小平在 1977 年采用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给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成果。就像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一
样，中国的高考提高了大学生和就业人口的素质。[6-62]尤其是在恢复各级教育的考试之后，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开始为自
己的独生子女（因为城市人口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学好数理化和外语而操心，希望他们能进入重点小学、中学和大学。
中小学也开始为学生参加考试作准备，使他们能够在教育阶梯上更上一层楼，大学则开始帮助一些尖子生去西方接受更
好的教育。
落在后面的人枣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的失落的年轻人中未能通过考试、或考分不够上重点学校而只能就读一般学
校的人枣对这种新制度未必高兴。但是，很多考试过关的人，以及重视教育素质的人枣父母、老师和用人单位枣
一直万分感激邓小平迅速恢复高考和坚决提高教育质量的做法。
推动科学进步
邓小平在 1977 年复出不久后便说：「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6-63]
不懈努力，很多知识分子并未获准回来从事有用的工作，因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受批判的科学家与批过他们的年轻造
反派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冲突。科学家就像大学教师一样，生活条件仍很恶劣。
尽管有胡耀邦在 1975 年的
科研人员几乎完全是在各自的科研单位从事自己的工作，而文革期间被派到大学「支左」和批判「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工宣队和军队，仍然占据着校园并对科学家发号施令。邓小平认为这种局面太不像话。他宣布：「工宣队的问
题必须解决。他们和派去『支左』的军队都要撤出来，没有任何例外。」[6-64]
邓小平对科学家不断发出的怨言也作出了回应。科学家们认为专业工作应当由内行来领导。邓小平作出指示，每
个科研单位要有三个最高负责人，党的领导抓全面的政策，但单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给懂科研的人领导，还有一名领导要
管「后勤」，负责改善生活条件，保证科研人员的工作有充足的供应。邓小平知道知识分子对仍要花大量时间参加劳动
和政治学习感到不满，因此作出一条规定：科技人员每周六个工作日中至少要有五天用于基础研究。
由于国家科委在十年前被撤销，1977 年时没有一个全面管理科学研究的部门。需要优先考虑恢复哪一些领域？
如何培养人才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对此，邓小平 1975 年曾让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小组起草有关科学发展的文件。但
他在 1977 年又指示说，要重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便协调科学发展的工作；还要制定一个七年规划，取代第六个五年
计划（1981 年-1985 年）中有关科学的内容。1975 年按邓小平的指示制定完成、曾被激进派打成「三株大毒草」的
文件又被拿了出来，成为新规划的基础。
1975 年的规划可能是邓小平的起点，但是在赋闲期间，他对国家的梦想又有所提高。他认为，中国已经增加了
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这使规划的制定者能够、也应该为科学发展确定比 1975 年更高的目标。为了雄心勃勃的新战略，
他不断从杰出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中寻求建议，并且与全面负责科学和教育发展的政治局委员方毅密切合作。方毅和国家
科委被指定负责抓工业、军事和其他部门的科学发展，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大学以及独立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
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和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6-65]
与社会科学相比，邓小平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但是他相信社会科学枣包括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对不同
社会的研究枣也是引导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 年 5 月，华国锋同意了根据邓小平 1975 年的指示成立独立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1977 年秋天中国社科院成立时有 2,000 人，邓小平复出后指派 1975 年拟定这项计划的胡乔木
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了直属国务院领导的部级单位。[6-66]它独立于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对摆脱宣传
的压力，学者们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不必去做传播现成知识这种相对普通的工作。
新的科学发展七年规划的初步方案包括 108 个项目，提交给了 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的开幕词中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枣这个说法曾在 1975 年给他带来麻烦，毛泽东认为这是把
科学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然后他介绍了从美国华裔科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说，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科技革命，
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领域：高分子、核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航天和激光等等。然后邓小平以他的典型方式，安抚并
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听众说，劳动总是与科技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进步具有普遍性，可以为全人类所用。
邓小平承认，一些科学家有必要从事工程学之类应用领域的研究，这可以使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加快进步。但是他关注的
重点是科学，他一再强调要学习国外的尖端科学。[6-67]
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他得玩点花样枣在与专家共同制订该领域具体发展规划的同时，还得打一场政治战。甚至在
领导挑选项目及计划工作时，他也必须继续挑战一些旧式毛派领导的认识。他说，科学十分重要，应当把它看作生产力，
应当把脑力劳动也视为劳动，要允许科学家专心从事专业工作，不必受政治活动的干扰。他虽然没有提到「红」与「专」
哪一个更重要的争论，但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专」更重要。为了能让专家去做对实现四化最重要的事，他随时准备打
一场政治战。
1977 年 7 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他的正式排名在华国锋主席之后。但作为总参谋长，他要
负责军队的规划工作。[6-68]此外，他有多年领导军队的经历，他要维持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以免落入华国锋手中。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希望军队的领导干部严格服从自己，他也随时准备要求他们严格服从。军队很清楚邓小平与华国
锋相比，对军队握有更大的权力。
「实践标准」挑战「两个凡是」
中央党校在 1977 年重新开学后，很快就成了党内立意革新的学者和学员的一个中心。研究党的理论和党史的学
者从 1977 年 3 月开始工作，学校则是在 10 月迎来它的第一批学员。这一级学员共有 807 人，其中大约有 100 名学
员是由各部委和各省选送的特别有前途的中年以上干部。他们要在一个「高级班」学习半年。[6-69]
在头几批毕业后有望跃升要职的学员中，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高级班的 100 名学员中，大多数人都在文革中受
过罪，他们既想分析过去 20 年出了什么问题，也想讨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当然，这些学员的批评和设想受到了限制，
但是在界限之内，他们对各种新思想持十分开放的态度。党校的教员和研究人员也分享着他们的热情，急切地想为确定
新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方向作出贡献。[6-70]
这种探索新思想的愿望得到了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中央党校的名义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但是作
为第二副校长的胡耀邦要比他们更经常地到学校里来，对学员、教师和他们的思想也有着更大的兴趣。他鼓励新思想，
教师学员对他的鼓励也反应热烈。中央党校很快就成了党内创新思想的中心，一些老干部也偶尔放下日常工作，来这里
跟教师和学员一起探讨新思想。
第一批学员来到中央党校之前，胡耀邦的部下就在 7 月 15 日创办了一份名为《理论动态》的期刊，它只供一小
批高级干部阅读，旨在探讨新思想，提出新解释，在形式上要比党的其他出版物更加自由：它是每隔几天就出一期的带
有序号的简报，不对外发行，只供内部传阅；但是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代表可以被党接受的新思想的最前
沿。
《理论动态》在 1978 年 5 月 10 日出了第 60 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71]该文已经酝
酿了数月，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枣他是中央
党校 1977 年秋季入学的学员枣数易其稿而完成。[6-72] 杨西光在 1978 年初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他一向注重为
读者提供新思想，在 5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安全起见，文章的署名是「特约评论员」。5 月
12 日《人民日报》和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
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作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出
错，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它是错误的，就应当加以改正。这样一来新的经验和实践可以带来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有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6-73]
文章问世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读者大加赞扬，但是政治局中负责抓宣传工作的常委汪东兴和《人民日报》
前主编吴冷西却十分恼火。一周前的一篇题为「按劳分配」的文章就曾让汪东兴光火，他要求查清发表这篇文章得到了
哪位中央领导的同意（后来他才知道是邓小平及其部下支持这篇文章）。
胡耀邦和几位自由派干部利用了一项规定的空子，才使这篇文章得以面世。这项规定是，《理论动态》由「特约
评论员」撰写的文章，可以不经汪东兴及其手下人的常规审查就由报纸转载。[6-74]否则，汪东兴及其手下一班保守派人
马在文章见报前就会将其扼杀。汪东兴和吴冷西准确地意识到，此文是在鼓励对他们所信奉的正统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
如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造成了灾难，那就应当加以抛弃。汪东兴和吴冷西也正确认识到，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
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的人枣华国锋和汪东兴。汪东兴认为，没有共
同的信条就无法维护党的团结，他亲自给胡耀邦打电话，批评他同意发表这种文章。[6-75]
邓小平后来对胡耀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他并没有注意，争论热起来以后他才找
来看了看。他说，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文章。他表扬了胡耀邦组织的《理论动态》理论班子，并且说应当
让它继续工作。胡耀邦希望跟汪东兴等领导人搞好关系，邓小平安慰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另一些领导人支持「两
个凡是」而发生一点斗争也是难免的。邓小平在争论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支持，这让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没有这种支持，
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许会心灰意冷地屈服。[6-76]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这两篇文章成了磁铁的两极，各自吸引着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双方的争论暴露
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后果，后者则要极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
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在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于禁忌，但文革的受
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团结了这样一批干部枣他们认为华国锋不足以担当领导国家大任，但又不
敢明说。它也有助于军队领导人站到邓小平一边，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他是文革中最早受迫害的人之一，
也是一位极为干练的领导人，曾与邓小平共事多年。[6-77]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随着围绕两篇文章的论战如火如荼地进行，
它也日益成为双方的一场政治斗争：一方赞成「实践是唯一标准」，认为邓小平才是最好的领导人；另一方则坚持「两
个凡是」，拥护华国锋。摊牌似乎无可避免。
[6-1]U.S. Dept. of State, "Ambassador Gates' Discussion in Peking," DNSA, doc.
CH00407, Secret, Action Memorandum, April 22, 1976.
[6-2]对华国锋当政两年的深入分析，见程美东：〈1976-1978 年中国社会的演化：兼论华国锋的
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6 期，页 32-41。感谢孙
万国提供给我的有关华国锋支持改革的证据。
[6-3]在另一些层级和部门，例如经济部门，个人权力仍然很大。参见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该书有中译本：《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
和权力结构》，华尔德着，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枣中文版编者注﹞
[6-4]叶剑英的传记作者认为叶在筹划逮捕「四人帮」上起着首要作用。一些党史研究者相信叶的作
用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华的作用大，泰伟斯和孙万国研究了这些看法后认为华的作用更大一些；他是领导
人并采取了主动。见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7), pp.
591-594. 类似的结论见高原明生：〈现代中国史の再检讨枣华国锋と邓小平、そして 1978 年の划期
性について〉﹝再论中国现代史：华国锋与邓小平，及 1978 年之划时代意义﹞，《东亚》，2008 年 9
月，第 495 期，页 32-40。
[6-5]例如参见于光远：〈我对华国锋的印象〉，《领导文萃》，2008 年第 16 期，页 68-70。
[6-6]「两个凡是」有多种英文翻译，作者采用的是 SWDXP-2 一书第 137 页中所用的官方译法。
[6-7]2005 年 10 月对程中原的采访。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4），1976 年 10 月逮捕「四人帮」以后。
[6-9]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3.
[6-1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下册）（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7），1976 年 12 月 12 日。
[6-1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页 331-332。
[6-12]2005 年 10 月对程中原的访谈。
[6-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下册，
页 1447-1450。
[6-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238-240.
[6-15]程美东：《1976-1978 年中国社会的演化》，页 34。
[6-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页 43。
[6-1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页 44。
[6-18]《陈云传》，下册，页 1447-14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
（上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977 年 3 月 17 日。陈云对上海代表团也说过同样的
话，见《陈云年谱（1905-1995）》，1977 年 3 月 13 日。另参见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沈宝祥：《真理
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4。
[6-1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4-45；另参见《邓小平年谱
（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
[6-20]《陈云年谱（1905-1995）》，1977 年 3 月 17 日。
[6-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页 156；程中原、王玉祥、
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5-46。
[6-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4 月 7 日，页 156-157。
[6-23]邓小平在 1977 年 7 月 21 日的三中全会上更全面地阐明了这些观点。见他的〈完整地准确
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SWDXP-2, pp. 55-60.
[6-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10 日，页 157。
[6-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10 日后，页 157。
[6-26]例如李德生：〈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收入于光远等编：
《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页
230。
[6-2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6。
[6-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页 159-160；SWDXP-2, pp. 51-52.
[6-29]〈中发十五号枣邓小平致华国锋的两封信（一）〉（1977 年 5 月 3 日，邓小平由汪东兴
转华国锋），未出版文件，藏于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6-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4 月 10 日，页 157。
[6-3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4-45。另参见《邓小平年谱
（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20 日，页 156。
[6-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12 日，页 157-159。
[6-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12 日，页 157-159。
[6-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页 53-87。
[6-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页 159-161；SWDXP-2, pp. 53-54.
[6-36]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页
86-96。
[6-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16-21 日，页 162-163；程中原、王玉
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7。
[6-38]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7-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7 年 7 月 16-21 日，页 162-163；SWDXP-2, pp. 55-60.
[6-3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47-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7 年 7 月 16-21 日，页 162-163。
[6-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30 日；与一些当时在场者的交谈，无日期。
[6-4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0。
[6-42]"Closing Address at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n The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1977), pp. 189-195.
[6-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4。
[6-44]SWDXP-2, p. 82.
[6-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10 月 10 日，页 221-220。
[6-46]SWDXP-2, p. 61.
[6-47]SWDXP-2，54 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页 160-161。
[6-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5。
[6-49]吉伟青：〈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炎黄春秋》，2003 年第 5 期，页
40-42。关于邓小平在 1997 年努力推动教育的概述，见夏杏珍：〈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当
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页 50-58。
[6-50]SWDXP-2, p. 85.
[6-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7 日，页 166。
[6-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1 日，页 169。
[6-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9 日，页 167。
[6-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4 日，页 172-173；另见他在 1977 年 8
月 8 日的讲话；英文版可见于 SWDXP-2, pp. 61-72.
[6-55]SWDXP-2, p. 82-83.
[6-56]SWDXP-2, pp. 83.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5-56；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