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见过邓小平的爱德华?考克斯（Edward Cox），和我分享了他的回忆。我还同一些前美国驻华大使交谈，包括恒安
石（Arthur Hummel，已故）、李洁明（Jim Lilley，已故）、洛德（Winston Lord）、乔?普理赫（Joe Prueher）、
桑迪?雷德（Sandy Randt）、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尚慕杰（Jim Sasser）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
已故）。伍德科克大使的遗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友好地与我分享了她丈夫的文件。我也有幸同一
些任职于白宫、国务院或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交谈，他们是阿马柯斯特（Mike Armacost）、克拉克（Chris
Clark）、费舍尔（Richard Fisher）、傅立民（Chas Freeman）、格里斯（David Gries）、希尔（Charles Hill）、
凯德磊（Don Keyser）、科雷斯伯格（Paul Kreisberg）、黎赫白（Herb Levin）、李侃如（Ken Lieberthal）、
麦卡希尔（Bill McCahill）、包道格（Doug Paal）、卜励德（Nick Platt）、容安澜（Alan Romberg）、芮效俭、
索乐文（Richard Solomon）、斯皮尔曼（Doug Spellman）、苏葆立（Robert Suettinger）、沙利文（Roger Sullivan）、
沙特（Robert Sutter）、宋贺德（Harry Thayer）和汤姆森（John Thomson）。我过去的两名学生李淑珊（Susan
Lawrence）和刘美远（Melinda Liu）曾多年在北京从事报道，十分慷慨地同我分享了他们的时间和见解。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的白丽娟（Jan Berris）一向是我获得各种有关人与事的信息的一个绝佳来源。我还访问过邓小平的四位翻译：
冀朝铸、施燕华、唐闻生与已故的章含之。
我还受益于仔细阅读过本书全部手稿的柯文（Paul Cohen）、傅士卓、谷梅、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凯
德磊、黎安友（Andrew Nathan）、赛奇（Tony Saich）和沈大伟。还有一些人细心阅读过部分手稿，也令我感到荣
幸，他们是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叶叙理（Ashley Esaray）、坦梅?戈尔斯坦（Mel Goldstein）、凯
博文（Arthur Kleinman）、蓝普顿（Mike Lampton）、拉里（Diana Lary）、李淑珊、李成、林重庚、林至人（Edwin
and Cyril Lim）、林培瑞（Perry Link）、麦卡希尔、芮尔登（Lawrence Reardon）、陆伯彬、芮效俭、撒母耳斯
（Richard Samuels）、索乐文、宋怡明（Mike Szonyi）、怀默霆（Martin Whyte）和赖特（Dalena Wright）。
（阅读过第 18 章手稿的人见该章列表。）中国的一些党史专家，如陈东林、程中原、韩钢、齐卫平、沈志华、萧延中、
杨奎松和朱佳木，也阅读过先前被译成中文的手稿，帮助改正了一些错讹之处。不过，只有我本人对尚未纠正或在他们
阅读后仍未发现的错误负责。
与哈佛大学同事的讨论让我获益匪浅，他们是安守廉（William Alford）、包弼德（Peter Bol）、张伯赓（Julian
Chang）、柯文（Paul Cohen）、科尔登（Tim Colton）、温奈良（Nara Dillon）、欧立德（Mark Elliott）、傅
士卓、谷梅、戈迪温（Steve Goldstein）、何晓清（Rowena He）、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萧庆伦（William
Hsiao）、江忆恩（Iain Johnston）、柯伟林（Bill Kirby）、凯博文（Arthur Klein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
奥格登（Suzanne Ogden）、欧伟伦（Bill Overholt）、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Liz Perry）、
陆伯彬、赛奇、宋怡明、戴胡慧心（Tam Tai）、杜维明、王甯、华琛/屈顺天（James L. Watson）、瓦特夫妇（John
and Anne Watt）、怀默霆、韦杰夫（Jeff Williams）、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沃尔夫（David Wolff）。
我也同其他地方的学者讨论过相关问题，他们包括白志昂、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陈广哲、大卫斯（Deborah
Davis）、杜芬、高尔德（Tom Gold）、坦梅?戈尔斯坦、桂本青、蓝普顿、林培瑞、赵文词（Richard Madsen）、
戴慕珍（Jean Oi）、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白鲁恂（Lucian Pye，已故）、赛缪尔斯（Dick Samuels）、
沈大伟、谢淑丽（Susan Shirk）、索林格（Dorie Solinger）、谢德华（Ed Steinfeld）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
我还得到过以下人士的帮助：安和丽（Holly Angell）、夏滴翠（Deirdre Chetham）、埃斯帕达（Jorge Espada）、
高申鹏、吉伯特（Elizabeth Gilbert）、罗索（Anna Laura Rosow）、索耶尔（Kate Sauer）、石文婴和张烨。同
在哈佛查阅 1949 年以后资料的所有学者一样，我对费正清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的馆长南希（Nancy Hearst）深怀
感激，她一向以对资料的惊人熟悉和似乎无限的热诚，去帮助学者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她曾数次纠正我的笔记，核
对我的手稿。随着中国在 21 世纪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在哈佛享有的特殊优势愈发凸显出来枣我们得以利用费正清中
国研究中心图书馆（Fairbank Center Collection of the Fung Library at Harvard）的特藏，它们对研究当代中国
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中很多文献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图书馆见不到，在中国也无法见到。
我还要感谢熊景明，她以同样的帮助学者的热诚，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搜集并创造性地整理了中国大陆
以外这一时期最完整的文献收藏。我也有幸得到亚特兰大卡特图书馆馆员的协助，他们帮我查找和使用了卡特政府的文
件。我的编辑伊尔?哈伯特（Earl Harbert）认真细致，逐行逐句地加工手稿，以便让那些不是中国专家的人更易于理
解。我的手稿编辑茱丽叶?卡尔松（Julie Carlson）既有创意又工作投入，不辞劳苦地帮我使手稿最后成型。哈佛大学
出版社的编辑凯萨琳?麦克德默特（Kathleen McDermott）也发挥其创造精神，热情勤奋地照料着与本书出版有关的
方方面面。
我的妻子艾秀慈是中国人类学专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始终是我的思想伴侣。她以最大的耐心为一个身不由己的
工作狂提供了平衡及精神支持。
虽然我在 1993 年到 1995 年担任过与东亚事务有关的美国国家情报官员，但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任
何保密资料。所有关于事实的陈述、表达的意见或分析，均出自作者本人。书中提供的任何材料都不反映中央情报局或
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官方立场或观点。书中任何内容都不应被推测为表明或暗示美国政府对作者观点进行过信息认证或
认可。这份材料已经中央情报局审核，以防保密信息外泄。
[0-1]SWDXP-3, p. 307.
[0-2]中文版为理查德?伊文思着（武市红等译）：《邓小平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枣中文版编者注
[0-3]中文版为阮铭着：《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枣中文版编者注
[0-4]中文版为钱其琛着：《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枣中文版编者注
[0-5]中文版为于光远着：《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枣中文版编者注
[0-6]中文版为马若德（麦克法夸尔）着（魏海平、艾平等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两卷本（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同书另有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9-1990 年本。枣中文版编者注
[0-7]中文版为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着（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
港：星克尔，2009）。枣中文版编者注
[0-8]香港版为《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台湾版为《国家的囚徒》（台北：
时报出版，2009）。枣中文版编者注
导 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1979 年 3 月，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飞往北京，就香港问题作出说明。麦理浩通晓
汉语，且广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将与一位高级官员见面，抵京之后才高兴地获悉，即将与他会面的是刚被任命为中
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 [0-9]这次不公开的会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麦理浩向邓小平谈到香港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双
方都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一直统治着香港这块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约将于 1997 年到期。麦理浩总督
采用外交辞令，字斟句酌地谈到有必要让港人放心，因为他们对 1997 年之后的前景深感忧虑。邓小平仔细听取了港督
的关切。当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个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
只有一米五几的主人对他说：「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0-10]
邓小平深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在上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大跃进已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国家仍因文革
的混乱而步履蹒跚枣在文革中，年轻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高级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们拉下马，使这个接近十亿人的
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占人口总数 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 40 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 1957 年的水
平。
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赶下台的老干部，但他们对自己占据的职位既无准备又缺少素养。军队变得臃肿
不堪，并疏于军务，有些在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享受着当官的特权，却不务正业。交通与通信设施破败不堪。大型工厂
的生产仍在采用 1950 年代从苏联进口的技术，设备也处于失修状态。
大学在过去十年里基本上被关闭。知识青年被迫下放农村，但让他们继续留在那里变得越来越困难。城市又无法
为他们提供就业，更不用说那些想进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万农民。再者，城市居民担心自己的饭碗，并不欢迎新来
的人。
一些大胆的干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泽东本人，但是邓小平认为，过去 20 年的失败不能全归
罪于一人，用他的话说，「我们大家都有份」。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
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
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文革前的十多年里，没有谁比邓小平在建设和管理这个旧体制上承担过更多责任。1969 年至 1973 年邓小平下
放南昌的三年半里，也没有哪个中国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过中国的旧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做些什么。
1978 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
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0-11]不过，他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他要让中国向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和新思想敞开大门，无论那个国家属于什么政治制度。他很清楚，
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枣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枣正以其他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邓小平
也明白，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整个制度，因为任何外来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枣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它
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而且十分贫穷。他认识到了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事情：单靠开放市场并不能
解决问题，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制度。他要鼓励干部开阔视野，到各国学习成功经验，带回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
通过试验来确定能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要帮助铺平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之路，使它们愿意与中国合作。
为使这项重建工作有序进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掌控这个过程的组织。在 1978 年的中国，最有经验
的领导，是那些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需要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要派年轻人去海外学
习，从世界各地带回最好的观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这些新的做法将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即使共产党也要从根本
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设计和建立新体制这一颠覆
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作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的过程中能够与他
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建立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
佳信息。他要给人们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泽东在 1958 年那样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他要向干部群众说明国情，也
要调整变革的步伐，使之能够被人民接受，使国家不至于分裂。虽然他掌握着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敏于观察他的同
事间的政治气氛，毕竟他要依靠这些人去贯彻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发生着根本改变，他仍要在就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维
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
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邓小平这个人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
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
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
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占美?卡特总统曾评论道，
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
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
一旦没有毛泽东在背后盯着他，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坦率而机智，并且
直言不讳。在 1979 年 1 月的华盛顿国宴上，莎莉麦莲（Shirley MacClaine）对他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
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番茄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邓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断她说，「他在撒谎」，然后向
她讲述了文革是多么可怕。
邓小平在 1978 年时已 74 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早上起床后，他会在家里的花园快步绕行半小时。
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很多中国领导人同客人坐在并排的沙发上谈话时都是目光直视前方，邓小平却喜欢转过身
来注视着与他交谈的人。他勤思好问，善于倾听。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
咄逼人」。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
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
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留有深刻印象，这使他们误以为他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他会将中国引向
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
式的民主。
到 1978 年时，邓小平右耳听力已经很差，这妨碍了他参加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会议。他更喜欢看报，每天上午
都会一个人坐着读各种报告；他的办公室主任每天为他拿来十五份报纸和所有重要报告，邓小平会从中选出那些值得花
时间去阅读的东西。会见外宾对他来说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译员可以直接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使他能够与客人自如地交
谈。邓小平讲一口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不过会讲普通话的人并不难听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语速。邓小平面对的
任务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难想像还会有什么人比他作了更充分的准备，或者是从性情和习惯上更能胜任。
邓小平有着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党献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邓小平的爱国思想形成于他
14 岁那年，当时他就读于广安县中学，他走上街头示威并感受到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年后他去了法国，分派给
华人的苦力活和求学前景的落空让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此后，直到七十多年后去世，他一
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他有机会观察一
个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在苏联的一年使他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应对现代化的。
在法国时，邓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思考整体战略的知识分子中。从那时起，通过和这些中国
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小平培养起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
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在法国期间，邓小平放弃了工厂的工作，为周恩来枣他比邓小平大六岁枣领导下的那个小
小的中共党支部干些杂活。他当时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国学生传播左派思想的宣传册，所以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
绰号。但他实际上变成了周恩来的徒弟，能够观察这位去过日本和英国、已是圈中青年领袖的人如何建立组织。尽管邓
小平是这个团体中年龄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进入了欧洲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执委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枣苏联刚刚
开始在这里培训中国人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枣邓小平被编入第七组，这个组专为培养国际共运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而设。他在中山大学有机会理解苏联如何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并了解他们对于在中国如何开展运动的看法。
除了短暂的中断，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权力的位置，这使他得以从内部观察最高领导人对形势变化的
反应。1927 年回国后不久，他又回到周恩来手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们过去的同事蒋介石正试图将共产
党斩尽杀绝，因此他们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战略。邓小平不但参与了筹划城市暴动的工作，而且年仅 25 岁的他还被派往
广西领导城市暴动。当毛泽东开始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时，邓小平也去那里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并学习到毛泽东
是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在长征期间，邓小平参加了关键性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为领导人脱颖而
出。在长征结束前，邓小平有幸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后不久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领
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政委。在后来的内战中他又参与接管上海，领导向共产党统治过渡的工作，之后又担任了全国六个大
区之一的西南区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是，由于邓小平从 1952 年到 1966 年一直置身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泽东近距离共事，思
考有关中国发展和外交问题的战略。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 1956 年
以后与其他五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他是筹划和建立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特点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区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社会主义结
构调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1978 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 50
年的经验。
邓小平当了 12 年军队领导人，后来也时常自称军人。虽然他是政委而不是司令员，但他是党的书记，负责批准
军事行动。他与司令员紧密合作，先是在小型游击战中作战，后来又在内战中打过大战役。在 1948 年的淮海战役中，
他担任总前委书记，负责指挥 50 万大军。这是军事史上最大的战役，也是内战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邓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负责落实，而不是理论。他的责任不断加大，在抗战期间先是领导江西苏区一个小小的县，
后来领导太行山区的几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则领导数省交界处的边区，1949 年后领导整个西南大区，直到最后领导
全国。
在 1950 年代，邓小平负责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当时中国与西方几乎还没有外交。文革期
间允许他恢复工作后，他担任了周恩来的助手，接手领导中国的外交工作。
有人说，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没有多少经验，但经济活动一向就是党内多面手的重要职责。此外，邓小平在 1953
年到 1954 年担任过财政部长，当时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阶段。
宣传向来是中共的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在法国时就负责印发宣传品。他在江西苏区受到批评后，被分配管理整
个苏区的宣传工作，在长征期间他再度分管宣传领域。作为部队的政委，他发现最具有说服力的办法是直截了当，为部
队提供大局眼光，把部队工作跟全局及其使命联系在一起。
总之，邓小平有着在地方、大区和中央工作的丰富经验可资利用。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构思宏观
战略思想的参与者。他在党政军都曾身居高位。1950 年代他参与过从苏联引进新工业和新技术的工作，就像他将在 1980
年代主持引进西方新工业和新技术的工作一样。
邓小平十分聪明，在班级里一向名列前茅，在 1920 年四川广安县赴法考试中，他是 84 名过关的学生中年龄最
小的一个。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时就很优秀，学会了背诵大段的儒家经典。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学会了不留下任何字迹，
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邓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分明的讲话。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大事当
前，邓小平喜欢独自一人静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当时机一到，他便能作出清晰、明确的表述。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于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
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肃：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 1966 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 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
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
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0-12]但邓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绵」的存在。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喜欢报复，但是只要他断定符合党的利益，即使是忠实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他也会将其革职。
邓小平之所以能挺过难关，固然是因为他和妻子儿女的亲密关系，以及以往克服艰难险阻而形成的自信，但另一
方面也是由于，他直到 1976 年都跟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毛毁了他的很多同志，但是自 1930 年代邓
小平作为毛派第一次受到整肃时，他便跟邓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毛泽东整过邓小平两次，但从没有把他置于死地。他
只是让邓小平靠边站，以便今后可能时再启用他。
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统治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
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于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
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覆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
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邓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泽东更易于接近；人们在谈到毛时毕恭毕敬，对邓却可以直
呼其名枣「小平」。他对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对客人说自己有三个坏习惯枣抽烟、喝酒、吐痰，而且从中自得其
乐。
邓小平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自 16 岁离家之后，他再没有回去看望过父母或回乡
探过亲。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代表某地、某派或某些朋友。他最亲密的同事都是为共同事业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不是在组
织的需要之外效忠于他的朋友。他和妻儿的关系特别亲密，但他严守党纪，从不向家人透露高层机密，尽管他的妻子和
四个子女也都是党员。作为严守军纪的军人，他接到命令就会勇往直前，即使他知道这会带来严重伤亡。
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邓小平。有人认为他独断专行，不尊重别人的意见。知识分子对他在 1957 年反右运动
中压制大胆敢言的人很反感。有人认为他过于急躁，太想冲在前面，太想强调纪律。就像任何出色的军人一样，他希望
下属有令必行。他欢迎别人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建议性意见，但是外国人和政治异见人士对党的批评则会让他勃然大怒。
他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作
为最高领导人，他准备按自己的日程表大胆实行改革开放。简言之，当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他是个严守纪律、经
验丰富的干部，决心为党和国家的需要而服务。
这个人的使命：建设富强的中国
在 1978 年以前的将近二百年里，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和邓小平一样，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0-13]
这个与罗马大约同时建立的帝国体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尽管经历过一些中断和调整，它不但在统治的人口之众、延续
时间之长上超过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度里，从这头到另一头要花上一
个月的时间，因而朝廷官员不可能严密监督每个城镇和乡村执行全国性法规的情况。朝廷发明了令人赞叹的科举制度，
择优选出官员，培训他们，并在予以监督的同时也赋予他们很大的地方自主权。
到 18 世纪末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和地区商业的发展，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到达中国沿海地区，帝国体
制遭遇到危机。当时中国有大约 1,500 个县，各县平均人口约 20 万，仅靠一个小小的县衙治理。军事、交通、制造业
和运输新技术枣例如火药和船舶枣的进步，促进了经济和新兴社会势力的发展，使有限的基层政府无力应对。在过
去二三百年里，朝廷一直限制地方经济，尽量不使其越出帝国的控制范围，而如今北京的统治者却不得不尽力使帝国体
制适应这些变化。
但是中国幅员之辽阔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在过去 200 年里又翻了一番，而且仍在
迅速增长。在这个时期，它的版图也向着西部和东北方向扩张。在沿海一带，甚至在内陆某些地区，中国军队挡不住外
国人的入侵，各地官员也无法阻止商业活动的扩张。
帝国体制受到的挑战日益严峻，但它仍难以让朝廷相信这个几乎延续了两千年的体制正面临着严重威胁。从 1861
到 1875 年，就在邓小平的祖父节衣缩食扩大自己的田亩时，同治皇帝手下的一批官员则试图平息有增无减的社会乱象。
他们没有认识到为了应付国内新兴社会势力和虎视于国门的外敌，需要进行何等深刻的变革，因此他们仍然竭力维护传
统的威严枣派兵平息叛乱，整饬科举，强化儒家教育，以及大举重修宗庙。
同治皇帝的继任者们相信传统体制已然动摇，甲午海战败于蕞尔岛国日本，尤其令他们感到震惊。1898 年，在
27 岁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有维新思想的官员急不可耐地在百日之内连下四十道变法诏书和谕旨，试图建立新秩序。
他们兴办新学，派员留洋研习西方的现代学问。但是，日本人学西洋、图改制用了二三十年时间，戊戌维新派却未能建
立为变法提供支持的政治或制度基础。被变法吓坏了的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终止了变法。虽然后来她也废科
举、练新军、筹备立宪，但她同样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本应用于扩建海军的银两，竟被她挪去建造石舫和奢靡的
颐和园。受制于既有的习惯和制度，错综复杂的帝国体制难以改变。
到邓小平 1904 年出生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国已是积弱难返，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1911 年，一小批
反叛者在武昌占领了湖广总督和第八镇统领的官署，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帝国体制随之土崩瓦解。1911 年的事
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倒不如将它称为「崩溃」更为恰当。它不是组织有序的革命力量带来的结果，而是对帝国体制
失效作出的反应。一些有才华的朝廷要员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作了很有洞见的分析，也提出了创新建议，但是从整体上说，
统治者无力完成使帝国体制应对挑战的使命。
与保留了天皇的日本和仍允许国王在位的英国不同，辛亥革命彻底废除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但
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有效取代帝国统治的政府结构。辛亥革命之后，相继登场的领袖枣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
泽东枣都试图建立一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的新体制。
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威望的军事领袖，他想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可是他无法赢得民间领袖的拥护，也无
力克服各地那些在帝制衰败之际为保一方平安而武装起来的地方军阀。
孙中山曾与兄长一起在檀香山读书多年，他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宣传家和筹款人。他先是鼓动革命，后又试图建
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辛亥革命之后，他最初担任的角色是与袁世凯合作组建政府枣为此后来在 1940 年被尊为中华民
国国父，但他很快就输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倒台后，孙中山于 1923 年在广州组建政府，希望使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
府。他还组建了国民党来为国家提供政治领导，在名义上建立了一个有民主框架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吸引了一批爱国
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人物枣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和林彪，这些人当时也是国民党员。他强
化了民族主义，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促进了大众媒体的发展。但是，面对混乱的国情，他既缺乏组织能力，也缺少建
立有效政治体制的必要支持。他于 1925 年怀着未竟的梦想去世。
蒋介石曾是一名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年轻军官，孙中山将他带到广州，让他担任刚成立的黄埔军校的校长。蒋在这
里培养了一批新式军官，他们将领导军队统一全国。蒋介石在 1925 年接过孙中山的衣钵，但他难以控制国民党内部的
共产主义者与右翼之间日趋激烈的斗争。这场党争后来发展成双方反目。蒋介石在 1927 年 4 月断然清党，屠杀了那些
拒绝放弃共产主义、拒绝宣誓效忠国民党的人。蒋介石是个颇有才华的军人，但是为了进行统治，他要和诸如大商人、
地主和军阀这样的权势集团合作，而那些人已经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并不稳固的军阀同盟的支持下，他成为了中
国政府的首脑，可是他无力控制腐败和通货膨胀，从而失去民心，在后来的内战中输给了更加团结的共产党；后者在抗
战期间建立了强大的党和军队，并利用城市居民对于物价飞涨的恐惧和农民想通过重新分配地主财产获得土地的愿望，
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毛泽东是个魅力十足、有远见和智慧的杰出战略家，也是一个精明狡猾的权谋家。他率领中共打赢了内战，在 1949
年统一全国，收回了外国占领的大部分领土。他在内战期间积蓄的军队足够强大，加上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宣传，使他
得以在 1950 年代初建立起一套政治结构，比帝制时代更深地渗入到乡村和城市。他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政权，
并在苏联帮助下着手建设现代工业。到 1956 年时，国家已稳定有序。毛泽东原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富强，然而他却把
国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导致严重的食品短缺，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非正常死亡。在他统治的 27 年间，毛泽
东不但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也毁掉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自己手下的老干部。1976 年毛去世时，国家仍然处在混乱和贫
穷之中。
邓小平在 1978 年上台时，具备许多他的前辈所没有的优势。在 19 世纪中叶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新技术和沿
海地区的发展给中国的体制带来了多么严峻的挑战。清末的维新派对于落实新观念需要怎样的制度变革也没有清楚的认
识。在袁世凯和孙中山时代，既无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能把角逐权力者团结在一起的政权结构。而毛泽东没有出国的经
历，他在掌权后由于冷战的原因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
邓小平上台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统治体系，引入了现代工业枣这些都是邓小平可以
利用的优势。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毛的群众动员体系已经失效，中国的科技已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
整个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能够依靠那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枣他们曾被打倒，但逃过了劫难。这些重返
工作岗位的老革命，愿意团结在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