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的不满越烧越旺。
中央工作会议进行的前几天，会议气氛就已经反映在了承担着维护北京治安责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动中。林乎加在
10 月 9 日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取代了曾经负责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吴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开始考虑何时以及
如何释放那些因参加「四五」示威仍被关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准备可能发表的声明草稿。
林乎加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并且是华北组的组长。在叶帅与华国锋见面和陈云发言之后，他充分意识到气氛
正在发生变化，并于 11 月 13 日召开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公报，其内容远远
超出华国锋有关「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让步。公报说：「广大群众在 1976 年清明节聚集到天安门悼念敬
爱的周总理 他们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犯下的罪行。这 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应当全部
予以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7-54]
北京市委属下、当时由林乎加负责的《北京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份公告。接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三位媒体干
部枣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们还同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枣大胆
地决定在各自的媒体上报道《北京日报》的文章内容。第二天即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以大字
标题刊登了《北京日报》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1976 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新华社也立刻宣布
不仅群众从事的是革命行动，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质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又在 11 月 16 日转载了新
华社的声明。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三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
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7-55]胡耀邦责怪他们三人不但不告诉政治局，甚至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涛回答说，他们
认为假如请示胡耀邦，他就要为这个决定承担重大责任。那还不如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先把它发表出来再说。[7-56]
公告的发表在会议上掀起一股兴奋的热浪。不难理解，林乎加会担心他的大胆举动将招来批评。11 月 16 日，文
章在两家报纸上登出后，他打电话问其中一个主编，那个头条新闻是由谁批准的。当得到答覆说转载《北京日报》内容
的决定只是由主编作出之后，林乎加说，他可以为《北京日报》的文章承担责任，但其他两个主编则要为自己报纸上的
头条新闻负责。林乎加害怕华国锋会生气，又打电话给华国锋作出解释，并请求他谅解。让他大感意外的是，华国锋并
没有责怪公告的发表。 [7-57]事实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三天后的 11 月 18 日，华国锋竟然为《天安门诗抄》这本歌颂「四
五」运动参与者的新书亲笔题写了书名。报纸还印发了华国锋题写书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
白了其中的含义：华国锋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华听从了叶帅的劝告：顺应正在变化的气氛，以免被人抛到后面。
[7-58]
11 月 25 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这篇讲话并不是检讨，而是宣布他接受党内的主流观点，并打算继续任
职，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代表与他先前赞成的意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同意 1976 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是一场真正的
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对参与者要全部给予平反。
华国锋承认，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继续对导致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他建议，给 1967 年 2 月
因抵制文革而受到陷害的人（「二月逆流」）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
陶铸案平反；摘掉给杨尚昆扣上的反党阴谋分子的帽子，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并重新作出任命；对康生进行批判。
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7-59]他还承认，大多
数与会者感到纪登奎关于农业的讲话仍不够充分。华国锋在讲话中也不再提大寨这个样板。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
欢迎。[7-60]
12 月 13 日他又做了一次讲话，承认自己也犯过一些错误。
通过对已经变化的政治气氛作出让步，并在一些问题上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华国锋避免了一场内讧。[7-61]如他
所说，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有不少人认为，由于气氛的决定性变化在当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并且在中央工作会
议的前三天变得十分明显，华国锋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他被允许保留党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
通常当新的政策路线被采用时，拥护以往路线（现在被称为「错误路线」）的人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宣布支持「正
确路线」。然而，华国锋的一些亲密同事并没像他那样圆滑地赶紧调头。时任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就
坚决反对为大批干部平反和打破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他当时仍掌管着「专案」和宣传工作。老干部们认为，汪原本是作
为毛的忠实卫士获得了他不能胜任的职位；而他在两年前逮捕「四人帮」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又让他保住了这个本来
就不应属于他的职位，并使他能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阻碍进步。华国锋在 11 月 25 日接受了党内的大气候以后，有两名
与会者确信风向已变，于是未经协商就开始点名批评汪东兴。他们斥责汪阻碍老干部复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坚持「两个凡是」，讲邓小平的坏话。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将汪看成给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摆脱僵
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障碍。
汪东兴拒绝作出口头检讨，不过他在 12 月 13 日会议结束时提交了一份书面检讨。[7-62]他承认自己在处理专案工
作上犯了错误：「我对纠正冤假错案重视不够，行动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决定，将中央专案组和「五
一六」专案组的材料转交中组部：「我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我恳求党中央免去我的这些职务。」[7-63]吴德和李鑫也
受到了批评，张平化则在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被撤职。吴冷西、熊复和胡绳这三个笔杆子枣他们跟华国锋和「两个凡
是」站在一边枣受到了严肃但较为温和的批评。
华国锋和汪东兴暂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的三个支持者枣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枣也留在政治局内。
迅速崛起的头号领导人邓小平对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变，但是他决定，已经作了检讨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员不必撤
换。[7-64]他要避免对抗，以免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权力斗争。
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地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
来新路线的论坛。在小组讨论中，一个又一个发言人介绍自己应付粮食短缺的工作经历，主张国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彻
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这些讨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舒解的机会，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不敢
正视的失败，这些失败造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大量苦难与死亡。即使他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上级，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责
任；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彻底愈合的伤疤。
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
映着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还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如果集体所有制管理不善，调动不起农民的热情，它也不可能有效
率。[7-65]这些话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对于把农业生产队分解成生产小组的普遍支持。不过，当时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
万里（他当时在安徽试验在生产队下面搞更小的生产组）在内，都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们知道，
这种讨论将在党内上层引起很大争议，动摇那些仍在试图维持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干部的权威。[7-66]
参加分组会的人也讨论了各种经济问题。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强调了政治稳定的重要。他
提醒人们说，1949 年以后有三个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建国后的最初几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年-1957 年）和
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1961 年-1965 年），这些也正是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他还提出，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更好
地满足对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认为，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他看来，应当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并降低
出口税以增加出口。[7-67]
工作会议快要结束时，与会者转向了另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
委。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人事决定，但以后将作出这种决定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工作会议。由于邓小平不想撤换政治
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因此与会者同意，为了在短期内补充新成员，只能扩大政治局。他们认为，以后只要有人
退休或发现不合适的人，政治局的规模就会再次缩小。与会者接受了邓小平「只进不出」的意见，以及新委员应当是「敢
做事」的人。[7-68] 西北组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荐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政治局。[7-69]在工作会议之后的正式会
议上，这些推荐都得到了正式批准。
会议上普遍认为，在经济工作摆到第一位的时代，应当对陈云这位经济上最有智慧和经验的专家委以重任。陈云
十分清楚，邓小平在外交和军事这两个重要领域里经验丰富，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说，就最高职位而言，邓小平是
唯一合适的人。[7-70]但是与会者热情推荐陈云担任党的副主席。
邓小平和陈云能够在工作会议期间团结一致，是因为两人都决心给老干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工作。邓小平实际上
成了集体领导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时他已经和叶帅一起掌握着对军队的权力。但是，陈云获得了人事问题
上的权力，几周之内又接过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就整体政治地位而论，也就是说，在决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选关键人
选方面，陈云与邓小平平起平坐。
邓为改革开放作准备
当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时，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五天，叶帅向他简单介绍了政治气氛的变化，建议他为自己的新工
作作好准备。叶帅德高望重，论资格可以追溯至 1927 年的广州起义，但他从不贪图个人权力，现在则成了「拥立领袖
的人」。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请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合作
共事，一起领导党和国家。叶帅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同意应当加强集体领导，对个人宣传加以限制。[7-71]华国锋也
接受了叶帅的劝告，在党的政策内容上作出让步，并且同意由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代言人。尽管没有举行任何公开的庆
祝，而且华国锋名义上仍保留着党政军首脑的头衔，但邓小平按叶帅的建议，已开始为自己的新角色作准备。
在为新工作作准备时，邓小平必须让他的同事们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发
言稿。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再次向同事们枣他们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枣保证，他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主席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党不应当像赫鲁晓夫抨击史太林那样批判毛泽东。他还向他们保证，国家要继续团结在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通过看每天的简报了解情况，邓小平观察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急切的乐观情绪。这位老练的
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资历较浅的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它的所有问题，不可以想
当然地急于求成。[7-72]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对此事进一步研究。
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
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7-73]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
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邓小平给政治局常委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成为了党的观点。会议几天之后，
他的讲话被印发给全体与会者。[7-74]
邓小平现在要成为头号领导人，因此他必须重写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到 12 月 2 日，华国
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作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工作会议
闭幕式上的讲话。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他当时正忙于结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在准备对越
南可能进攻柬埔寨作出强硬反应。不过，至少从 1969 年到 1973 年下放江西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思考这次讲话中所
要谈到的问题。胡耀邦和于光远得到了另外一些实际起草人的协助，并且像通常一样，由胡乔木作最后的润色。[7-75]
邓小平很少为讲话写提纲，但是为了这次会议，他在 12 月 2 日拿出一份有三页纸、共计 1,600 字的说明。他就
讲话的风格、内容和要点，向负责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对稿子的要求。他对起草人说，讲稿要简明扼要，句子要简短，听
起来铿锵有力。他要说明中国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改革。12 月 5 日邓小平读过初稿后，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
的意见。12 月 9 日和 11 日他又两次与起草人见面审阅新的草稿，并重复了同样的详细过程。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
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
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
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七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
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
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起草人说，他决定把后面几
个主题合并成一个，在最后的讲稿中只谈四个问题。
在 12 月 13 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
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 1957 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
论会。他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
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民主太少。 应当允许群众提一些意见，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
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
制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当人们开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把自己的观点张贴到墙上几天之后，邓小平就在 11 月 29
日表示，「民主墙」上张贴的一些言论是错误的。
邓小平既要赞扬毛泽东，又要为脱离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间。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
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 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 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 但是不
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犯过错误，他本人也犯过错误，任何想做事的领导人都会犯错误。
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枣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
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
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邓小平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与毛泽东依靠精神鼓励搞大跃进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说：「调动积极性不能没有经济
手段。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响应号召，但这种方法只能短时间内有效。」[7-76]邓小平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制度，通过提拔
和改善生活条件，奖励那些促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人。邓小平还特别提出，要给地方干部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发挥
主动精神。
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当
他在 1975 年对下级干部说要敢想敢干时，干部们担心毛泽东会在政策上变卦；而他在 1978 年再说这些话时，听他讲
话的人已经不必再为政策的变化担心了：他们觉得干劲十足，要努力为国家做事，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犯一些错误。
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
人「算账」。为了避免冤冤相报，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带水。「但是，」他说，「搞清楚每个细节既不可能，也无
必要。」不应纠缠于文革，因为他知道这只会造成分裂，可以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安定团结是头等大事。」对参与过
打砸抢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决不能重用。但是，对犯过错误但作了真诚检讨的人，要给他们机会。然而，邓小平
也特别提到一点：党对那些今后再犯错误的人将更加严厉。[7-77]
邓小平试图提前考虑一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并淡化那些将会对新政策不满的人的敌意。他知道不平等会增
大枣由于即将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多种需求，「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但是他说，其他人以后也会
有机会，先富可以帮后富。他告诫说，可能会出现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领导人都不熟悉的新问题，但是要以党和国家的整
体利益为重，要「不断学习」。[7-78]
邓小平虽然没有说得很具体，但是他打算开放一部分市场。他对同事们说，不要担心市场会带来经济混乱。他承
认，在负责整体计划的人和获得更多自主权的地方干部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利益冲突可能比以前更严重，但是他认为，
从长远看，生产力的发展会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7-79]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作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他具体说
明了应当如何评价干部：对经济单位的党委进行评价，主要是看它采用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情况，它在技术创新上取得进
步的多少，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润增长状况枣而这是以其工人个人收入及提供的集体福利作为部分
衡量标准的。与会者急切地想得到在这种新环境下的更具体的指示。通常每次工作会议最后的重要讲话之后，参加者就
会散会；但是这次邓小平讲话之后，会议又延长了两天，以便来自各个地区的小组继续讨论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讲话中
的新指示。[7-80]
邓小平讲话中的很多思想，对于西方的工商业管理者来说就像常识，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从中国 1949 年以前和
1950 年代初及 1960 年代初较稳定时期的政策中找到来源。但是对于 1978 年领导国家的人来说，邓小平这些思想代
表着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
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痛苦时代终于结束，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三中全会：1978 年 12 月 18-22 日
三中全会于 197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在京西宾馆召开，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五刚在这里结束。在参加中央全
会的委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也参加了工作会议。但是参加全会的还包括全体中央委员枣他们都担任党政军要职，而
出席工作会议的则包括另外一些能够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党内领导人。在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的委员们在其他人到来之前，聚在一起阅读了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便能够统一认识。接下
来的三天是中央全会的正式会议和分组会，担任组长的人与工作会议的分组会相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是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庆祝会，是向中国民众和外部世界宣布新路线得到正式批准的
仪式。通常全会的序号是与此前的党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变化是如此巨大，因此当中国
人只简单说「三中全会」时，听者都很清楚所指的是哪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人眼里，三中全会标志着使中国转型的「邓
小平改革开放」的开始。虽然改革开放其实是由华国锋启动的，但它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
按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致意见，华国锋保留了他的正式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则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外国媒体和外交界像中国民众一样，很快就
明白了副总理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头号领导人。早在 11 月 23 日，即华国锋 11 月 25 日讲话的前两天，香港记者就
向到访的美国专栏作者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说：「邓小平只是副总理，但他现在掌管着中国的集权政府。」
[7-81]
在三中全会上收获最大的是陈云。三中全会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他却成了政治局常委。全会最
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取代汪东兴获得了对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后
拍板的权力。不难理解，很多老干部的案件将在以后几年得到平反，使他们得以回来工作。
通常最高领导人都要在全会上做主题报告，但是由于华国锋是名义首脑，邓小平才是头号领导人，因此很难决定
由谁来做这个报告。全会的组织者解决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是取消了报告，但他们实际上把邓小平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看作是给党的工作定下了基调。虽然华国锋主持了最后的会议，但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两个在全体中央
委员面前相邻而坐，真正握有实权并且今后将领导国家的人物身上：邓小平和陈云。东北组的组长任仲夷说，就像遵义
会议代表着毛泽东思想对教条主义的胜利一样，三中全会代表着党内民主讨论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的胜利。[7-82]
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陈云用了另一个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就像延安整风带来了团结，使党能够在 1949 年以后领导
国家一样，中央工作会议也带来了团结，使党能够领导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7-83]
没有加冕礼的权力交接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成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权力交接
仪式。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
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
已经登上了最高职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它又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领导层想避免让民众和外部世界产生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权力斗争的印象。华国锋在 1976
年刚刚上台，最高领导层担心领导班子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国内的不稳定，损害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努力。在此后
的两年半里，邓小平确实把华国锋排挤到了一边，并成为了无可匹敌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是通过一个相对有序的过程一
步步做到这一点的，因而没有使中国民众和整个世界感到不安。
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让一人大权独揽的危险。他们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
就是由拥有全部正式头衔的毛泽东专断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不必有这样的担心。
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
的理由了。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跟他的导师毛泽东一样。于是他们
决定不给他全部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枣陈云枣之间维持权力平衡。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
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
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从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到 1979 年 12 月，当邓小平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开始架空华国锋时，他和华国锋
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谈起对方时仍然保持了相互的尊重。他们都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中国变得强盛，也都愿意采取
务实灵活的作风。但是在 1979 年华国锋毕竟仍是主席，而邓小平行使着非正式的权力，两人的关系难免特别尴尬。如
果摊牌的话，邓小平的非正式权力足以压倒华国锋名义上的权威，但邓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样，力求避免任何公开的不和。
华国锋继续主持会议，在公开会议上仍然代表党和政府。不仅他自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常委。他拥有
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老资格顾问的支持，他们担心一人独裁，主张集体领导。在 1979 年，用西方的话来说，华国锋是
个不能当家的软弱的董事会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观点也不能轻视。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成为高居于华国锋
之上的头号领导人，他尚未配备好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统治架构。但是邓小平有权有势，又具备削弱华国锋权力基础的
政治技巧。到 1979 年夏天，邓小平要收紧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统治架构，便开始逐步削弱华国锋并终于让他靠边站了。
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
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
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
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以何种尺度和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线？
[7-1]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7-2]《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传 1949-1992》（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下册，页 1049；Nina P. Halpern, "Learning from Abroad: Chinese Views of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c Experience, January 1977-June 1981," Modern China 11, no. 1 (January 1985):
77-109.
[7-3]Deng Xiaoping, South China Elites Weekly, August 17, 2004，转引自林重庚：〈序言：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载吴敬琏编：《中国经济 50 人看 30 年：回顾与反思》（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7-4]李向前韩钢：〈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纪录〉，《百年潮》，1999 年第 3 期，
页 4-11，收入杨天石编：《 邓小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 192。
[7-5]DXPSTW, pp. 55-56.
[7-6] 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对东欧改革的看法，可以参见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17-30.
[7-7]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rch 9 to April 6, 1978.
[7-8]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下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页 155-156。另参见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
《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页 4-11，后收入杨天石编：《邓小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页 203-204。
[7-9]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炎黄春秋》，2004 年第 1 期，页 3-5。
[7-10]徐瑷：〈不看不知道：访原国家轻工部部长杨波〉，载宋晓明、刘蔚编：《追寻 1978：中
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页 539。
[7-11]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7-12]徐瑷：〈不看不知道〉，页 540。
[7-13]《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 1949-1992》，下册，页 1050-1054。
[7-14]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页 203-204。
[7-15]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7-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页 263-266。
[7-17]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访原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全国〉，载宋晓明、刘蔚编：《追
寻 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页 558。
[7-18]徐瑷：〈不看不知道〉，页 541。
[7-19]同上，页 541；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页 558。
[7-20]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页 559。
[7-21]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页 156。
[7-22]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页 3。
[7-2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70；萧冬连：〈1979 年国民经
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大转折纪实之一〉，《党史博览》，2004 年第 10 期，页 4-10。
[7-24]萧冬连：〈1979 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
[7-25]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页 156-157。
[7-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8 年 9 月 20 日，页 387-388。
[7-27]萧冬连：〈1978-1984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4 年第 4 期，页 59-70；DXPSTW, pp. 53-61.
[7-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9 月 20 日，页 388。
[7-2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
卷，页 235。
[7-3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
卷，第 3 卷，页 252。
[7-31]苏台仁编：《邓小平生平全纪录：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4），页 625。
[7-32]这时很多地方还有「革委会」，即包括很多拥有军职的地方干部和被授予军职的地方干部的
政府机关。
[7-33]苏台仁编：《邓小平生平全纪录》，第 2 卷，页 623-624。
[7-34]王恩茂（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决定中国命运的「工作重点转移」〉，载于光远等：
《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
204-206；SWDXP-2, pp.141-144.
[7-35]李德生：〈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载于光远等：《改变
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31-235。
[7-36]DXPSTW, pp.131. 于光远的中文原着是《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
话纪录〉，页 190-200。
[7-37]DXPSTW, pp.131。另见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页 46-181。
[7-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0 月底，第 415 页；苏台仁：《 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第 2 卷，页 625。
[7-39]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话纪录〉，页 129-148；DXPSTW, pp.
128-148.
[7-40]DXPSTW, pp. 167-168.
[7-41]DXPSTW, pp. 18-22.
[7-42]DXPSTW, pp. 2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