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因而他们不想讨好苏联和越南的强权，愿意与中国合作对抗越南称霸这个地区。
为了营造出访之前的泰国舆论，并且及时了解泰国的关切，邓小平在这年年初泰国首相克里安萨访华时，与他举
行了几次会谈；10 月初又在北京接见过一个泰国记者代表团。[9-44]在克里安萨访华期间，邓小平对这位泰国总理说，他
希望同东盟合作，与印尼和新加坡实现正常邦交。两位领导人对国际问题持有共同观点，原则上同意加强合作对抗苏联
和越南的霸权。[9-45] 邓小平还同意支持克里安萨的努力，使东盟能够保持和平中立。[9-46]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 6
月在北京接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曾敦促泰国解决它与柬埔寨的分歧。一个月以后泰柬两国便宣布，原则上同意解
决它们之间长期的边界争端并互换大使。[9-47]
11 月邓小平在泰国与克里安萨的会谈中，再次表达了与东盟合作、与印尼和新加坡正式建交的愿望。他阐述了
自己对苏联的全球野心和越南的地区野心的分析。他说，苏联在越南的军事基地不仅威胁到中国，也威胁着这个地区和
全世界。在同克里安萨的一次私下会谈中枣只有一名记录员和一名翻译在场，邓小平警告说，越南军队正在准备入侵
和占领柬埔寨。泰国和柬埔寨有漫长的边境线，所以很快也会受到威胁。克里安萨于是同意让中国使用它的领空为柬埔
寨提供援助。[9-48]
对于泰国华人的忠诚问题，邓小平也再次向克里安萨作出保证。他说，中国鼓励海外华人成为居住国的公民，只
要他们选择了泰国国籍，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他进一步表示，他希望已经取得泰国国籍的华人遵守泰国法律，尊重
当地风俗，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那些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人要为泰中友谊和泰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作贡献。[9-49]
邓小平这些建立彼此信任的讯息，与仅仅十年之前毛泽东鼓动泰国人民闹革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在泰国，受
到毛泽东鼓动的大多是华人。在 11 月 9 日曼谷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对于他和克里安萨的私下会谈，邓小平对可能发生
的中越冲突不再那么直言不讳。他强调中泰两国共同对抗企图称霸的国家的必要性，尤其是加强中泰合作、维护东南亚
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他承认，中国和泰国共产党的历史关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结束，但是他说，这不会影响到两国政
府的关系。然而他也私下向克里安萨保证，中国将不再支持泰共。[9-50]他还说，只要他有机会能让跟中国合作的当地人
和中国国内支持他们的人作好准备，他很快会停止鼓动革命的秘密广播。八个月后的 1979 年 7 月 10 日，这些电台广
播消失了。[9-51]
就像其他出访一样，邓小平出现在公众场合，并饶有兴致地参与当地文化活动。邓小平访泰期间，在这个九成人
口是佛教徒的国家，他参加一个佛教仪式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他还拜会国王夫妇，观看体育比赛和军事表演，并且出
席了一个支持两国科技合作的仪式。[9-52]
马来西亚之行：1978 年 11 月 9-12 日
对于邓小平来说，马来西亚是比泰国更严峻的挑战。马来西亚的领导人确实担心越南和苏联对这个地区的觊觎，
然而他们更担心当地华人的活动。邓小平很清楚这一点，他不期望得到像泰国那样的热情接待。通过沿用传统的统战战
略，他顶多希望抵消越南向马来西亚示好的努力，让马来西亚向中国更靠近一些。
接待邓小平的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Datuk Hussein Bin Onn）有充分理由担心当地华人及其与中国的
关系。在 1950 年代，马来西亚这片英国殖民地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强大，以至于很多马来人担心马来西亚独立之后
会被共产主义者接管。[9-53] 1963 年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马来人害怕拥有强大政党的华人可能主导他们的政府。为了
避免这种情况，人口的 75%是华人、当时仍是马来西亚一部分的新加坡在 1965 年遭到遗弃，被迫变成了一个独立国
家。此后马来人成为明确的多数，但华人仍然支配着经济和大学，并且他们强大的政党一直是侯赛因?奥恩的心头大患。
华人还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1969 年 5 月爆发的种族骚乱一直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很多当地华人担心
自己的前途，选择保留中国国籍。当邓小平 1978 年 11 月到访时，马来西亚共产党（1983 年后改称马来亚共产党）
仍很活跃，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华人，他们的总书记陈平有时会到中国避难。
和越南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态度相比，邓小平对马共的态度更为中立。虽然他不能立刻关闭秘密电台的广播，但
他决心终止这类做法。（1981 年 6 月，华国锋在六中全会上被正式撤职的同时，中国终于关闭了秘密电台「马来亚革
命之声」。）[9-54] 但是邓小平也谨慎地避免过于疏远马共。例如，在他到访马来西亚的两个月之前，越南总理范文同枣
尽管他也是共产党枣向在镇压共产党叛乱时牺牲的马来军人纪念碑献了花圈。邓小平同样想得到马来西亚的支持，而
且中共也不再是个革命政党，因此邓小平本来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但是他既没有献花圈，也没有谴责当地的共产党。
邓小平向侯赛因?奥恩解释说，如果突然背弃过去的盟友，中国将难以吸引和维持海外的支持者。他说，中国政府希望
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但中共将继续与海外的共产党保持联系，包括马来西亚共产党。侯赛因?奥恩回答说，马来西亚
难以接受这种做法，但邓小平的态度很坚决。[9-55]因为他心中有数，马来西亚政府本来就不会全心全意与中国合作。并
且他知道自己不能突然抛弃中国过去的政策和曾经与中国合作过的人。[9-56]
中马两国在 1974 年正式建交时，周恩来曾宣布中国不接受双重国籍。邓小平重申了周恩来的政策。他说，已经
取得马来西亚公民身分的华人就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中国鼓励所有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尊重当地风俗。[9-57]在被问
到波尔布特这个在马来西亚臭名昭着的人物时，邓小平为他作了辩护。他承认存在问题，但他解释说，波尔布特是唯一
能够抵抗越南的柬埔寨领导人，而柬埔寨对中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不能仓促推动有可能导致其不稳定的领导
层变动。[9-58]
邓小平与马来西亚找到共同点的最大希望，来自于他支持马来西亚建立中立区的倡议。马来西亚领导人拉扎克
（Tun Abdul Razak）在 1971 年提出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的建议，旨在维护该地区相对于冷战中的大国的
独立。邓小平赞扬了这一倡议，敦促所有东盟国家团结一致，扞卫东南亚作为中立地区的理想，以抵抗越南的渗透和扩
张。侯赛因?奥恩总理也担心越南扩张的危险，他也知道中国是马来西亚橡胶的重要进口国，因此同意邓小平的观点。
尽管侯赛因只是间接谈到了越南的危险，但是他同意外国的入侵、干涉和控制都是不可接受的。[9-59]
在马来西亚的会谈中，邓小平并没有回避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坦率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访问结束时，侯赛因
?奥恩在评价这种新的开放态度时说，邓小平的访问是进一步促进两国相互理解的重要机会，两轮会谈「十分有益」，
他相信「两国关系将在未来得到发展和加强」。[9-60]鉴于当时的环境，这是邓小平所能期待的最佳结果。
新加坡：1978 年 11 月 12-14 日
邓小平很清楚，新加坡这个 75%人口是华人的国家，并不想在它更强大的邻国面前显得过于亲中。邓小平也明
白，新加坡作为一个只有 200 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面对苏联和越南在该地区的扩张势力，只能适应强权的现实。但是
他还知道，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对地缘政治的现实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并且在东盟和西方政府都很有影响。因此，
他希望李光耀帮助他说服东盟对抗越南，甚至说服美国在中越发生冲突时为中国提供帮助，或至少不给中国造成妨碍。
李光耀在 1976 年 5 月初次访华时，邓小平正赋闲在家，因此 1978 年 11 月 12 日他抵达新加坡时，两个人是
第一次见面。这两位背景迥异的卓越领导人都清楚对方的威望，他们互相尊敬，但也保持着一定距离。李光耀对中国的
了解更多地来自于学习，而不是个人经历。他在一个英式家庭长大，接受的是英国而非中国学校的教育，是英国剑桥大
学出类拔萃的法科学生。事实上，尽管他会讲四种语言，但他的汉语说得并不流利；他在与邓的会谈中讲英语，这既表
示他不受制于自己的种族背景，也表示他首先效忠于新加坡。而邓小平只会讲一种语言，那就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汉语。
他比李光耀大 18 岁，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李光耀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李光耀要应对选举，邓
小平则要面对政治局。当他们见面时，新加坡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是个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的城市国家，而巨大的中
国仍然贫穷而混乱。中国的人口是新加坡的 400 多倍，但新加坡是东南亚的知识和金融中心，它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具备超越其国土面积的影响力。邓小平和李光耀都态度谦和，希望淡化个人差异：李光耀事先简单了解了邓小平的习惯，
专门为他备好痰盂和烟灰缸（还在墙上专门安装了一个排烟管道）；但是邓小平也了解李光耀的习惯和过敏症，与他在
一起时既不抽烟也不吐痰。
在会谈中，邓小平用了整整两个半小时来阐述苏联和越南的威胁。他不用笔记，像基辛格和周恩来一样，全凭自
己的综合分析和长远历史眼光纵论地缘政治的大势。最让李光耀印象深刻的是，邓小平对苏联和越南的威胁给予严重专
注，犹如芒刺在背。他说，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0%，比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还多。它的军队人数已
达 450 万。俄国沙皇曾妄想得到一条南方通道，苏联领导人现在也希望向南扩张，首先在印度洋建立港口，然后控制往
来于中东的海上通道。邓小平警告说，苏联为达到这个目标已经装备了 750 艘战舰，而且在迅速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
同时苏联还到处寻找军事基地和寻求控制资源。但是，邓小平说，尽管战争看来不可避免，中国仍然决心对抗苏联的战
略部署。
邓小平接着讨论了越南的动向。越南人有个由来已久的梦想，希望通过成立印支联邦控制老挝和柬埔寨，从而主
宰整个东南亚。越南人已经控制了老挝，他们认为苏联的帮助对于统一印度支那这个当前目标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则
被视为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邓小平说，在这一背景下，即使中国继续援助越南，也不足以抵消苏联为它的霸权梦所提
供的援助，反而会帮助越南的扩张。因此中国决定停止对越援助。[9-61]
当邓小平专注地谈论苏越霸权的危险时，李光耀问邓小平，中国会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作何反应。邓小平只是说，
这要看越南走得多远。李光耀从这种回答中推测，假如越南跨过湄公河攻入金边，中国肯定会作出军事反应。[9-62]
邓小平知道李光耀在美国政界很有名望，因而他表示说，希望李光耀能在他访美之前向美国转告中国十分担心越
南入侵柬埔寨。李光耀后来确实这样做了。[9-63]接下来邓小平讨论了地区关系的远景。他特别讲到，中国让越南脱离苏
联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在未来八到十年可能会出现更好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估计极有远见。
次日，即 11 月 13 日的上午，李光耀向邓小平说明了西方对苏联军力的不同估计。苏联的军力无疑是世界上最
为强大的，并且还在增长中。但是尽管有的专家认为苏联已构成迫切的危险，也有人相信苏联已不堪重负。为了消除邓
小平对新加坡欢迎苏联进入该地区的顾虑，李光耀解释说，新加坡的外贸以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和西欧为主，对苏贸
易只占其贸易量的 0.3%（当时新加坡的对华贸易仅占其贸易量的 1.8%）。
李光耀说，东盟各国追求的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族融合。使邓小平感到意外的是，李光耀告诉他，东南亚
各国更害怕中国而不是越南。李光耀然后描述了东南亚国家如何担心中国那些鼓动革命枣尤其是在华人中间枣的电
台广播。这再次印证了邓小平已经从泰国和马来西亚领导人那里听到的忧虑。李光耀说，东南亚人也注意到，越南总理
范文同向在剿共中牺牲的马来西亚人的纪念碑献了花圈，邓小平却没有。让李光耀感到吃惊的是，邓小平接着问他：「那
么你和东盟各国想让我们做些什么？」李光耀答道：「停止电台广播。」邓小平说，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这让李光耀
很意外，邓小平不同于他遇到的任何其他领导人，他在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时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9-64]但是，他不会
考虑向剿共的马来西亚人献花圈这种事。他说，范文同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接着又说，中国领导人是说话算数的，
只要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办到。
当邓小平在 11 月 14 日离开新加坡时，这两位领导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就像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关系一
样，他们能够相互尊重，并且默契交流。李光耀和邓小平都经历过与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年代，并都在海外的殖民大国生
活过。他们在各自国家的革命斗争中都是敢作敢为的领袖，也都知道怎样才能在乱局中重建秩序。虽然李光耀接受的是
英国教育，但他学过中国史，能够体会邓小平的生活背景。他们都是坦率的现实主义者，对自己的国家忠心耿耿；他们
年轻时便担当大任，坚信强势的个人领导之必要；他们深谙权力之道，在战略思考中考虑历史大势。在中国大陆以外，
除了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创建人包玉刚，没有任何领导人，能够像李光耀那样与邓小平建立如此深刻的交往。邓小平和很
多外国领导人关系亲密，但是他和李光耀的关系反映着一种更深层的相互理解。从邓小平的角度说，李光耀和包玉刚吸
引他的地方，是他们在处理现实事务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都与世界级的领袖有着直接交往，了解国际事务，能够把
握大趋势，愿意面对事实，说话直言不讳。在李光耀看来，邓小平是他遇到过的印象最为深刻的领导人：邓小平对事情
有深入的思考，出了问题时他会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
邓小平赞赏李光耀在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李光耀则欣赏邓小平处理中国问题的方式。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前，
中国媒体把新加坡人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几周后，这种说法就从中国媒体上消失了。取而
代之的是，新加坡被描述为一个在环保、公屋建设和旅游方面都值得学习的地方。 [ 9-65]李光耀和邓小平此后又分别在 1980
年、1985 年、1988 年数次会面。
邓小平出访新加坡的目的，是为阻止越南和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争取支持，但新加坡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访问过纽约、巴黎和东京，对于这些地方比中国更加现代化并不感到奇怪。但是 1920 年他去法国时曾在新加坡停留
过两天，这让他对新加坡在其后五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进步大为惊叹，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在贫困中挣扎。邓小平当
时尚未决定在中国实行什么政策，但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曾感慨道：「如果我只管
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9-66]
尽管邓小平看过有关新加坡的报告，但其中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新加坡的左派。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并
未受到当地大批华人的热情欢迎，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不想屈从于中国。[9-67]显然，新加坡当地的共产党人就像在
中国大陆的一些党员一样，喜欢说一些北京爱听的话，因此他们的报告并不可靠。但邓小平要亲自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
结果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城市国家社会发达，秩序井然，大大超出他的预料。一年以后对越战争结束时，邓小平在国内的
一次讲话中，提到了他在新加坡看到的外国人开设的工厂的一些优点：它们向政府交税，提供就业机会，工人通过工作
获得报酬。他说，不要害怕外国的资本家。[9-68]邓小平觉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改革榜样，他准备派
人去那里学习城市规划、公共管理和控制腐败的经验。
向东南亚华人示好
回国之后，邓小平要继续解决促使他出访东南亚的难题：苏联和越南的威胁。但是由于这次访问，他对海外华人
的作用产生了更大兴趣，认为他们既可以为中国的四化作贡献，又可成为帮助改善中国与所在国关系的好公民。邓小平
及其同事开始更加关注如何让海外华人为中国大陆提供资金和国外发展的知识，在邓小平看来后者更加重要。
在 50 年代初，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因为海外的亲属关系而失去了土地和生意，有些人甚至丢了性命。很多幸存者
在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一些海外华人因中共对其大陆亲人的残暴而永远不能宽恕这些共产党人，但也有一些人的亲戚
没有受到如此野蛮的对待，因而愿意利用机会为家乡作贡献；作为对他们的回报，一些建筑和医疗设施会以他们的名字
命名。也有些海外华人看到了中国的商机。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出访东南亚的几周前，廖承志发起了对过去「四人
帮」的「华侨政策」的大规模批判，显示了上层医治沉痾的努力。要承认这些导致迫害的政策其实源于毛泽东仍然为时
尚早，但廖承志对以往错误政策的批判，使邓小平等领导人能与过去的苦难拉开距离，致力于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邓小平也支持对在大陆受过迫害的华侨亲属作出赔偿。其中一些移居海外的人还被请了回来，重新住进他们以前
被充公的房子。当这样的方法不可行的时候，很多人则因为失去工作和财产而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往往是通过提供较好
的工作和住房，以及给予其子女更好的教育机会。邓小平知道华侨的疑虑不会很快消失，但他着眼于长远，而他实行的
华侨政策在他当政的时期和退下来之后一直未变。邓小平希望能同时与东南亚华人和他们所在国的政府搞好关系。因此
当东南亚华人与所在国政府的冲突特别严重时，例如马来西亚的情况，中国很难挺身而出，为华侨争取公正待遇。但是
中国跟越南的关系恶劣，因此当越南政府把华人大批赶进拘留营或驱逐他们时枣这种做法导致大约 16 万华人逃离该
国枣中国政府给予了高调的批评。[9-69]
邓小平对东南亚的访问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决心，要鼓励东南亚华人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邓小平访问后的两年内，
中国对革命广播电台的支持停止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致力于同东南亚各国政府和执政党开展合作。这一变化也
伴随着中共在内政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甚至于「海外华侨」这个说法也不再时兴，因为它有着海外华人终究也
是中国人的含义。他们被改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或泰国人、新加坡人）」。
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促进了与该地区各国政府关系的改善。到 1990 年印尼和新加坡同中国建交时，中国已经与
该地区所有国家有了欣欣向荣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交流。当时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看到了与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好处，并
且主要以正面的角度看待那些祖籍中国的公民枣他们成了中国与他们居住国之间互惠互利的潜在桥梁。
解决问题以促进变革
邓小平对越南决定入侵柬埔寨作出的反应，鲜明地展示了邓小平时代很多变化的发生过程。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
在遇到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尽量搞清楚症结所在，然后才决定如何应付。如果他的行动引发一些新问题，他会逐个加以
处理。当邓小平看到苏联和越南扩张主义的威胁时，他决定为中国的军事反应作出准备；后来当中国军队的能力被证明
有严重问题时，他又专注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对越战争见第 18 章）。在思考如何对付苏联和越南的威胁时，邓
小平认识到他迫切需要东南亚邻国的合作，于是他安排出访这些国家，以便加强同它们的关系。但是到了那里之后他又
认识到，为了争取这些国家的合作，必须逐渐停止中国对当地革命分子的支持，鼓励华人对其居住国忠诚。为了对付苏
联和越南日益增长的威胁，也是为了给实现四化寻求支持，邓小平还将要寻求深化中国与两个有能力遏制苏联的大国的
关系，这两个大国便是日本和美国。
[9-1]邓小平正式接手外交工作是从 1978 年 3 月 10 日开始，但他恢复工作后不久就主持了与万斯
的会谈并处理与美国相关的事务，这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
[9-2]Hua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8).
[9-3]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93.
[9-4]Huang Hua, Huang Hua Memoirs, p. 289.
[9-5]Nayan Chandra, Brother Enemy: The War after the War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p. 259.
[9-6]Robert S. Ross,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7; Jian Chen, "China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54,"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3 (March 1993): 85-110.
[9-7]Henry J. Kenne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le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3), p. 218.
[9-8]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965 年 4 月 18、19、22、23 日。
[9-9]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 661.
整个援助计划可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5），页 549-570。美国的文献普遍低估了越战期间中国派出的军队数量。例如一个估计是五万人。
见 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p. 217; Donald S. Zagoria
and Sheldon W. Simon, "Soviet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in Zagoria, ed., Sovie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53-173.
[9-10]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p. 221-229.
[9-11]William J. Duiker, Ho Chi Minh (New York: Hyperion, 2000), pp. 541, 550.
[9-12]Che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229-237.
[9-13]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6-287.
[9-14]Chanda, Brother Enemy, pp. 13-18;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64-65.
[9-15]《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外活动大事记》，1975 年 9 月 22-25 日。
[9-16]《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外活动大事记》，1975 年 9 月 25 日。
[9-17]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67-68.
[9-18]Chandra, Brother Enemy, pp. 134-135; Kenne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pp. 26-28, 222-223;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 67.
[9-19]Chanda, Brother Enemy, p. 28.
[9-20]Ross, Indochina Tangle, p. 75.
[9-21]例如可参见 1976 年 5 月李光耀与华国锋长达七小时的谈话纪录：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42-650.
[9-22]Chanda, Brother Enemy, pp. 27-28.
[9-23]Ross, p. 68.
[9-24]Ross, p. 127; Chanda, Brother Enemy, pp. 88-89.
[9-25]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128-129.
[9-26]Chanda, Brother Enemy, pp. 187-188, 240-245.
[9-27]Ross, The Indochna Tangle, pp. 130-131.
[9-28]Chanda, Brother Enemy, p. 189.
[9-29]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1.
[9-30]范宏伟：〈周恩来与缅甸华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页 31-37。
[9-31]参见 Wayne Bert, "Chinese Policy toward Burma and Indonesia: A Post-Mao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25, no. 9 (Sept. 1985): 963-980; Bertil Lintner, "Burma and Its
Neighbors," in Surjit Mansingh, ed.,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98)；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页 70-72；《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 年 1 月 26-31
日；W. R. Heat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The Decline of Dual
Track Diplomacy,"in Asian Survey 22, no. 8 (Aug. 1982): 779-800.
[9-32]Xinhua News Service, February 4, 6, 1978.
[9-33]Xinhua News Service, February 6, 1978.
[9-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5 年 4 月 18-26 日，页 36-37。
[9-35]Don Oberdorfer, The Two Korea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96.
[9-36]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62, 391, n26.
[9-37]《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7 年 8 月 7 日。
[9-38]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 年 9 月 8-13 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8 年 9 月 8-13 日，页 370-373。
[9-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9 月 12 日，页 372-373。
[9-40]潘敬国：《共和国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4），页 379。
[9-41]Chanda, Brother Enemy, p. 318;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 208.
[9-42]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p. 207-208.
[9-43]Ross, p. 208.
[9-44]《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 年 10 月 3 日。
[9-45]《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
[9-46]Xinhua News Service, March 30, 1978.
[9-47]Facts on File World News Digest, July 21, 1978.
[9-48]Chanda, Brother Enemy, p. 325.
[9-49]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9, 1978.
[9-50]《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 年 11 月 5-9 日；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9, 1978; Chanda, Brother Enemy, pp. 325-326;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
662.
[9-51]Heat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p. 785.
[9-52]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9, 1978.
[9-53]Lucian W.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9-54]Heat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pp. 786-790.
[9-55]Facts on File World News Digest, November 24, 1978.
[9-56]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10, 11, 1978.
[9-57]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12, 1978.
[9-58]Chanda, Brother Enemy, p. 325.
[9-59]Stephen Leong, "Malay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80s:
Political Vigilance and Economic Pragmatism," Asian Survey 27, no. 10 (October 1987):
1109-1126.
[9-60]Xinhua News Service, November 12, 1978.
[9-61]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62-665. 另据作者 2004 年 11 月与新加坡官员
的交谈。
[9-62]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60-662. 另见 2004 年 11 月与新加坡官员的讨
论。
[9-63]2004 年 11 月与新加坡官员的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