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美国敞开大门：1978-1979
1977 年 8 月 24 日下午，邓小平作为政治局常委正式恢复工作一个星期以后，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邓小平希望能在任职的几年内完成一些大事，而这次会见的时间安排便反映出他将中美关系正常化看作重中
之重。作为党的主席和总理，华国锋在邓小平与万斯会面后的次日也接见了万斯，但是美国官员知道与邓小平见面才是
重头戏。
自从尼克逊 1972 年访华以后，中国一直期待很快就能和美国建交，然而美国政治总是横生枝节，这已经让中国
不耐烦地等了五年。被迫赋闲在家 18 个月后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特别希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且他有理由认为
万斯的到访能够为此铺平道路。水门事件早已过去，占美?卡特总统在 1977 年 2 月约见了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
镇，他对黄镇说：「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关系正常化取得重大进展。」他还提出请黄镇看一场音乐会或话剧。[11-1]此外，
在邓小平会见万斯之前，罗奈尔得?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到北京担任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他得到卡
特总统本人的授意，要进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此前，当周恩来和毛泽东为改善中美关系而会见基辛格和尼克逊时，双方的动机都来自苏联的威胁。邓小平在
1977 年会见万斯时，其动机也同样来自苏联的威胁。但是邓小平在 1977 年也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进行现代化。他知
道，日本、南韩和台湾进行现代化时都大大得益于美国的科技和教育；他还发现，欧洲生产的很多产品，其专利都是掌
握在美国的私人和公司手里，所以即便是来自欧洲的技术帮助，也需要有美国的合作。因此，为了与美国建立联系，以
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重要的第一步。
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枣台湾问题枣上，
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
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邓小平希望，随着「共同防御条约」的终结，台湾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与大陆重新统
一。不仅邓小平，很多美国官员也预期，这种情况会在几年内发生。
万斯的「开倒车」：1977 年 8 月
邓小平对万斯的来访抱有很高期待，美国政治却再次从中作梗。卡特曾告诉万斯，要为与北京在关系正常化上达
成协议打下基础，但是当万斯动身去北京之前同卡特见面时，卡特却表示，他担心《巴拿马运河条约》（以结束美国对
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控制权）会因得不到国会足够的支持而无法通过。如果把承认中国这样有争议的问题和巴拿马问题同
时提出来解决，支持台湾的强大游说集团会在国会动员足够的反对力量，让《巴拿马运河条约》泡汤。因此卡特认为，
有必要把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先放一放，等到《巴拿马运河条约》有了结果再说。一旦巴拿马问题尘埃落定，国会
对中美建交将会给予足够的支持。
万斯本人则认为，通过《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缓和美苏关系，在当时是比美中建交更为迫切的任务，此事也
占用了他很多精力。在万斯看来，如果美国在完成《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之前就开始与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
将会触怒苏联，从而导致条约谈判的流产。再者，由于卡特并不急于进一步行动，所以万斯觉得应该试试看在与中国的
谈判中，能否为美国在台湾的官方存在方式这一点上争取到比中日建交时更好的条件。
在万斯抵达北京之前，中国对他可能采取的立场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些迹象。依照中方惯例，黄华外长首先会见了
万斯，然后将万斯的打算转告邓小平，再由邓小平与他讨论关键问题。8 月 21 日在与黄华外长见面时，万斯解释说，
美国希望推动关系正常化，但要在台湾保留一些政府人员。他还说，美国愿意看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万斯预计中方会感到失望，却没料到他们会如此愤怒。次日上午万斯再次见到黄华时，黄华长篇大论地痛斥万斯
关于美国在台湾保留某种官方代表的提议，甚至说要「解放台湾」，这是在暗示大陆在必要时准备动武。[11-2]
当天下午邓小平会见万斯时，他首先以开玩笑的语气提醒万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1975 年他马上就要第三
次丢掉所有官职的时候。邓说：「我是个国际名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能力 而是因为我的三起三落。」[11-3]万斯后来
承认，邓小平在会谈中一直「表现着中国人的礼貌」，但他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对台立场。
邓小平在会谈中首先纵论国际政治大局，重点是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力量均衡以及双方在非洲、中东和东欧的相对
力量。他集中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付苏联的挑战，二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自从 1974 年他批评基辛格搞缓和以
来，就一直责备美国对苏联太软弱。他尤其不满美国从越南撤军后对苏联采取的被动姿态。[11-4]他指责美国关于苏联问
题的第 10 号总统备忘录是在姑息养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让苏联控制了德国的三分之一，其实是让它控制了巴尔
干地区，这又对南欧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没有提到围棋，但他实际上是在告诉万斯，苏联已经在南斯拉夫布下棋
子，也开始在奥地利布子，它还会在西欧其他地方布子。他对继续向苏联让步发出警告：「你们的结局将是敦克尔克。」
[11-5]
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提到了两份文件：一份是福特总统在 1975 年 12 月讲话的要点，另一份则是基辛格的一
个声明。邓小平让唐闻生把文件的内容大声念给万斯听。在这两份文件中，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美国准备接受关系正常
化的日本模式，在台湾只保留非官方代表。邓小平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现在占据着台湾，因此是在阻碍
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他又说，美国要求中国不使用武力收复台湾，这等于是在干涉别国内政。在回答万斯关于美方对台
湾安全的关切时，他对万斯说：「中国人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邓小平说，中国是有耐心的，不过美国
也要清楚，中国不会让这个问题的解决无限期地拖下去。[11-6]邓小平批评万斯想在台湾保留官方人员的建议，他说，这
其实是要搞一个「不插国旗的大使馆」。[11-7] 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仍想赖在台湾不走，中国也会等下去。[11-8]他最
后说：「我只想指出一点，你们现在的设想是在开倒车 坦率地说，我们无法接受你的设想。但我们仍然寄希望于进一
步的会谈。」尽管邓小平否定了万斯的立场，但当万斯在 8 月 28 日回到美国后，与他随行的官员还是想让美国公众对
会谈有一个正面印象。他们对记者说，万斯成功地传达了美国的观点。记者约翰?瓦拉克（John Wallach）听了一位
政府官员的解释后写道：中国将在台湾问题上软化立场。万斯费尽心机，也未能阻止瓦拉克的这篇不实报道公之于众，
而该报道随即引起了极大关注。[11-9]邓小平当然不想在台湾问题上示弱或容忍这种误解，他愤怒地驳斥了瓦拉克的报道，
称之为一派胡言。
邓小平仍想在对美关系上取得进展，因此他又开始尝试其他途径。邓小平认为万斯不是一个好的谈判对象，因此
他力求让白宫参与谈判，由布热津斯基做他的谈判对手。他还直接诉诸美国的媒体和国会，为关系正常化寻求支持。当
时中国刚刚开始走出孤立状态，中国大陆在美国还没有能和台湾人竞争的游说团体。事实上，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几乎
还没开始培养能够与国会或美国媒体打交道的人员。当时能够影响美国媒体和国会的最佳渠道，就是邓小平本人。他充
分运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机智和旺盛的精力。9 月 6 日，邓小平接待了一个以美联
社行政总编凯斯?福勒（Keith Fuller）为团长的美国高级新闻代表团，其成员包括《纽约时报》的出版人亚瑟?苏茨
伯格（Arthur O. Sulzberger）和《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萨琳?格拉姆（Katharine Graham）。
在内容广泛的讨论中，邓小平谈到了各种话题，从林彪和「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到派遣留学生接受先
进教育、帮助中国摆脱落后状态的必要性，再到给予中国工人物质奖励的必要性。但是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把注意力集
中指向台湾问题。他坦言，万斯关于台湾问题的提议是在倒退，中国无法接受。要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废
除与国民党的军事条约，与台湾断交，并撤出驻台美军。中国将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不会接受外来干涉。[11-10]
9 月 27 日，邓小平又接见了共和党领袖、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乔治?布殊。布殊在 1975 年担任美国驻北京联
络处主任时邓小平就认识他。邓小平对布殊重申了他向万斯说过的话，强调美国的对苏政策是姑息养奸的政策。《人民
日报》的官方社论里又补充强调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某些头面人物已经忘记了慕尼克的教训。」[11-11]邓小平对布
殊说，在关系正常化谈判中，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11-12] 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甘乃迪（Edward Kennedy）
和亨利?杰克逊（Henry M. Jackson）是关系正常化的赞成派，他们也受邀访问北京。邓小平在 1978 年 1 月 4 日对
甘乃迪强调说，他希望中美双方能尽快达成一致。他再次重申谈判的主要障碍是台湾，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不出北京所料，甘乃迪一回到华盛顿，便利用他和邓小平会谈一事，主张加快关系正常化的速度。1978 年 2 月 16 日，
邓小平又会见了参议员杰克逊，杰克逊的对苏强硬路线与邓小平不谋而合。与此同时，邓小平和他的外交团队也在继续
批评美国对苏联的姑息政策，批评他们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裹足不前。
伍德科克大使于 1978 年初短暂返美时，公开表示他对关系正常化没有进展已失去耐心。在他接受北京的职务之
前，卡特曾经给了他好几个内阁中的职位，都被他谢绝了。他同意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能够推动
美中建交谈判。1978 年 2 月 1 日伍德科克在华盛顿对汽车工人联合会演讲时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明显的谬
论」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全中国，其实它只能代表一个小小的台湾岛。伍德科克指责美国政
策荒谬的言论被广为传播，让他开始担心自己有可能会惹恼卡特总统，因为卡特仍在担心与苏联进行的《战略武器限制
条约》谈判。但是当伍德科克在演说不久后与卡特见面时，卡特私下告诉他，自己也同意他的看法。[11-13]
万斯担心的是，假如美国和中国开始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是否还能推动与苏联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
与他不同，卡特断定他的政府既能推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能和苏联进行《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但
是，另外一个潜在的障碍是美国与越南的关系。卡特政府中的一些人主张，美国应当对越南想与其建交的意愿作出回应，
但是当时中越关系正变得日益紧张，因此看来美国只能在中国和越南中选择其一来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卡特平息了这
个争论，他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批准了首先进行美中建交谈判。但是他担心台湾在国会
的游说团体会让谈判泡汤，因此坚持谈判要秘密进行。也就是说，谈判必须由白宫的一小批官员，而不是由国务院进行。
为了准备建交谈判，卡特向北京派出了一名官员，此人对苏联的强硬立场以及加快美中建交的愿望与邓小平相同。这个
人也正是邓小平最想要的谈判对象：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取得进展：1978 年 5 月
1977 年 11 月中旬，布热津斯基和他的中国问题助手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开始与中国
驻华盛顿的代表探讨他在 1978 年初访问北京的可能性。他最初宣布，他访华的目的是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与中方进行磋
商，而没有提到建交问题。[11-14]但是当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被告知布热津斯基的访华意愿时，邓小平马上回答说，中国
欢迎他的到来。布热津斯基立刻着手准备行程；只要美方一作好准备，邓小平就会接待他。[11-15] 1978 年 3 月 17 日，
即国会通过第一份《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当天，中国驻美联络处得到通知说，布热津斯基已在为出访作准备；4 月 19
日，第二份、也是最后一份《巴拿马运河条约》签署后的第二天，布热津斯基便定下了出访日期。[11-16]卡特授权他为关
系正常化的谈判铺路。从卡特总统的角度看，完成谈判的理想时间是 1978 年 11 月国会选举之后。他乐观地相信，成
功签定了《巴拿马运河条约》之后，在与苏联达成《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和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达成正式协议这两件事上，
他都能获得国会的支持。
当卡特总统私下告诉国会两党领袖，他打算与中国开始建交谈判时，他们均作出了正面回应，他们相信这样做最
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仍很敏感，正如一位国会议员所说，如果这个问题被公之于众，他将不得不持
反对立场。[11-17]布热津斯基在北京的会谈中将这种担心告诉了邓小平，他说：「我想建议会谈秘密进行，不公布任何进
展 这可以在我国减少一些政治麻烦。」邓小平回答说：「请放心，中国的保密条件要好于美国。」布热津斯基答道：
「我认为阁下所言绝对正确，这也是谈判最好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举行的原因。」[11-18]
万斯本人虽然担心中美会谈会惹恼正与美国进行敏感的裁军谈判的苏联，但他是一位服从卡特指示的忠实官员。
他让自己的手下起草了一个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方案。卡特总统在 1978 年 6 月 13 日收到万斯的这份备忘录后，在
上面亲笔批示：「走漏风声会使全部努力毁于一旦。我们应当严格控制来往电报和谈判信息 避免就进展程度作出任何
公开暗示。我不相信（1）国会，（2）白宫，（3）国务院，或（4）国防部能做到保密。」就像过去的共和党人尼克
逊和基辛格一样，民主党人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也都认为，即使在民主国家，严格的保密工作也是必要的。[11-19]就
像基辛格在白宫时一样，白宫与北京之间高度保密的渠道，加强了白宫国家安全官员在人事和制度上相对于其国务院同
行的影响力。[11-20]就邓小平一方而言，他也赞成利用白宫而不是国务院的渠道。
1978 年 5 月 21 日，布热津斯基抵京后的当天上午就会晤了黄华外长。就像基辛格和周恩来过去的做法一样，
布热津斯基和黄华就有关全球形势交换了意见，他们讨论了各大洲的关键问题，重点是苏联和西方之间当前的力量均衡。
布热津斯基在回应黄华的讲话时说，双方在广泛的问题上看法一致，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重要分歧：美国并不谋求建立霸
权，它接受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美国也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并没有纵容苏联，而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与它展开竞争。
布热津斯基知道，他们的会谈结果会被告知将在下午与他见面的邓小平，因此他对黄华说，卡特已经授权他表明，美国
接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个条件，但是美国保留作出以下声明的权利：应当和平解决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争端。[11-21]
当天下午，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晚饭后会谈继续。两人讨论了全球战略和为建交谈判
打基础的问题。邓小平知道布热津斯基刚到北京，客气地对他说：「您一路辛苦了。」布热津斯基则答道：「我兴致很
高。」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都坚定地阐明了各自国家的观点，但是布热津斯基后来写道：「邓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
精明而机警，理解力强，有很好的幽默感；态度坚定，直截了当。 我对他的目标感和使命感印象深刻。邓小平单刀直
入。 中方直截了当讲明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邓小平说：『理解中国并不难， 毛泽东主席是军人，周恩来是军人，
我同样也是军人。』」（布热津斯基对此回答说，美国人也喜欢直来直去。）和邓小平的会谈让布热津斯基十分兴奋。
5 月 26 日他向卡特作了汇报后，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兹比格 被中国人征服了。我对他说，他受到了迷惑。」[11-22]
在与布热津斯基的会谈中，邓小平想探明美国人有多大意愿与台湾断交。「问题仍然是要有决心。如果卡特总统
在这个问题上已拿定主意，我认为它就比较容易解决。 你认为实现关系正常化需要做些什么？」布热津斯基解释说卡
特决心取得进展，并且接受中方关于美国与台湾断交的要求，然后他提议双方在 6 月开始关系正常化的秘密谈判。邓小
平立刻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继续询问美国为落实台湾问题三原则会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邓说：「我期待着卡特总统拿
定主意的那一天。」布热津斯基回答说：「我刚才对您讲过，卡特总统已经拿定主意了。」[11-23]布热津斯基没有细说美
国会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只是再次重申美国接受三原则。他接着说，美国计划发表一个声明，强调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回答说，中国不反对美国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把它作为一个条件。台
湾是内政问题，是基本的主权问题」。[11-24]布热津斯基由此断定，假如美国作出这样的公开声明，中方不会公开反对。
布热津斯基还告诉邓小平，从 7 月开始伍德科克会准备与黄华进行一系列谈判，探讨是否能在双方都接受的条件下实现
关系正常化。[11-25]
邓小平表达了他对苏联军事扩张的关切，并再次重申他的观点：美国对苏联威胁作出的反应还不够坚定。他谈到
苏联和越南不断加强的军事合作，证据是武元甲将军最近分别在 3 月和 5 月初两次访问莫斯科。邓小平相信，使西方加
强在欧洲的军力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促使苏联将亚洲的军队调往欧洲。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说苏
联的主要目标是欧洲而不是亚洲。为了使美国对苏联的行动作出更强硬的反应，邓小平有意刺激布热津斯基说：「也许
你们有点害怕冒犯苏联，是不是？」布热津斯基回答说：「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并不怎么害怕冒犯苏联。」邓小平继续
紧逼，他指出了美国想跟苏联达成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将对美国产生的不利，并强调说：「只要你们和苏联达成了
协议，那一定是美国为取悦苏联作出让步的结果。」布热津斯基回答说：「我愿意跟您打一个小小的赌，看谁在苏联更
不受欢迎枣是你，还是我。」[11-26]
布热津斯基还利用这次出访在北京和华盛顿的官员之间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中方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带来了
几个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由他们与中国的同行进行更具体的谈判。例如摩顿?阿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
就是当时借调到国防部的资深外交官，他和中国的国防官员举行了会谈，就他们各自对苏联的分析进行讨论。
在与布热津斯基的会谈中，邓小平敦促对方使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他提到了高技术进口的三个案例：
美国的超级计算机、装有美国配件的日本高速计算机和扫描器。在这三个案例中，美国企业都很想把产品卖给中国，却
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挠。
邓小平在会谈中还暗示他有意访美。他说，他担任最高领导人大约只剩下三年时间了。布热津斯基断定邓小平对
发展中美关系有一种紧迫感。他知道除非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是不会访美的。为了表示对双方迅速完成关系正
常化过程抱有信心，布热津斯基邀请邓小平到访华盛顿时去他家用晚餐。邓小平一口答应下来。[11-27]
布热津斯基也鼓励邓小平深化中日关系。布热津斯基访华后，邓小平快速行动，与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布热津斯基在回国途中也作出了他的努力，他在日本停留，向日本官员通报了美国要与中国进行实现关系正常化
谈判的计划。布热津斯基回到华盛顿后，卡特虽然取笑他受到了中国人的迷惑，但仍然断定访问取得了成功。谈判很快
就会开始，关系也已升温：不久之后，美国要求北京停止对美国政策无休止的公开批评，中国马上就答应了。
为了继续向美国施压，使其加快建交步伐，邓小平在与布热津斯基会谈一天之后就对一个意大利代表团说，中国
乐意跟美国开展贸易和技术交流，但中国将优先考虑与其有正常邦交的国家。[11-28] 6 月 2 日，即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会
谈不到两周之后，黄华在华盛顿对万斯说，如果他想请邓小平访美，只有在完成关系正常化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双方得
加紧工作，因为邓小平年事已高，年龄不饶人。邓小平在 8 月 6 日再次说枣这次是对一个奥地利代表团枣中国将优
先考虑与那些同中国有正常邦交的国家开展贸易。[11-29] 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在 9 月 27 日又对布热津斯基说，
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步伐太慢。[11-30]
教育交流的飞跃
由于中美两国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实现关系正常化，邓小平立刻转向了他对两国建交最期待的领域：不是贸易，不
是投资，而是科学。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因素，而美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幸运的是，他主管了
多个工作领域（外交、科技和教育），这使他有权在三中全会之前就采取行动。在正式建交之前他不会向美国派遣留学
生，但是一旦建交，他就准备将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派往美国深造。
在 1978 年 3 月的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政府自 1950 年代初以来首次对科学家们说，政府不但允许、而
且鼓励他们与西方的科学家交往。[11-31] 美国华裔科学家那些仍留在中国的亲属，曾在 1949 年以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
受到迫害，现在则由政府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住房和工作条件。中国的科学家们也被摘掉了地主、资本家或右派的帽子。
虽然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被迫中断的职业生涯是无法弥补的，但政府对他们过去受的苦进行了补偿，高层官员也确实向
他们道了歉枣尽管也建议他们说，见到西方科学家时不要谈及政府过去给他们造成的麻烦。
邓小平不但鼓励美国的华裔科学家访华，而且鼓励西方的所有科学家访问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普适性深信不移的
美国科学家很乐于回应邓小平。1978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ess）率
领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华，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出访国外的最高规格的科学代表团。普赖斯过去是麻省理工学院地震科学
专业的教授，从 1975 年至 1977 年担任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因此对于和中国的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兴趣。
邓小平对普赖斯的代表团谈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并对美国限制高科技出口表示关切。他也提到了中国需要外国
投资。[11-32]
在邓小平讲话后的提问阶段，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问邓小平，他是否
担心中国留学生叛逃。邓小平回答说，他不担心这种事。他说，中国学生不同于俄国学生，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
去国外留学后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财富。当时普赖斯预计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会像过去一样，
继续严密控制科学家前往美国，对扩大科学交流也会十分谨慎。
邓小平却让普赖斯大感意外。邓建议美国立刻接受 700 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更大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接受数万名
留学生。[11-33]邓小平希望马上就能得到答覆，普赖斯将此事视为他的职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于是在华盛顿时间
凌晨三点给卡特打电话并把他叫醒，请他同意马上让 700 名中国学生赴美，并在未来几年接待数量更多的留学生。卡特
在担任总统期间很少被人半夜叫醒，但他给了普赖斯肯定的答覆，尽管他很纳闷普赖斯为什么要把他叫醒，因为他觉得
自己已经授权普赖斯答应这一类请求了。[11-34]
普赖斯的代表团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人民日报》很少刊登外国人的讲话，这一次却刊登了普赖斯在宴会
上强调全球化发展益处的讲话。布热津斯基的中国政策副手、和邓小平见过 14 次面的奥克森伯格说，他从未见过邓小
平在描述他对中国前景的展望时表现得如此求知若渴、专注而投入。[11-35]
事实上，除了尼克逊总统的访华以外，普赖斯在北京受到了 1949 年以来美国代表团所能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
[11-36]由于邓小平不会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派出留学生，因此中国的第一批大约 50 名留学生，是在 1979 年初两国关系
正常化不久后才飞往美国的。他们心情热切，但又担心自己以后会不会像老一代人那样，因为自己的美国经历而遇到麻
烦。在此后头 5 年的交流中大约有 19,000 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而且这个数量将持续增长。
建交突破：1978 年 6 月-12 月
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两国开始秘密协商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架构。双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台湾问题是决定谈判
成败的关键。万斯在 6 月 28 日将美方关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建议电传给伍德科克，让他转交黄华外长：如果美国人民
和台湾人民的文化与商业交往能够得以继续，同时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总统准备在中国宣布的三原则框架内实
现关系正常化。谈判将在北京每两周举行一次，依次讨论关系正常化之前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伍德科克还建议，在
北京的例行谈判中，双方首先讨论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和正式建交公报的性质。这就是说，双方首先
处理比较容易的问题，以便使谈判取得进展，然后再处理更棘手的问题，例如美国的对台武器出售。他们的目标是在 12
月 15 日之前，即美国国会选举几周之后达成一致。[11-37] 第一次会谈于 7 月 5 日举行，历时 40 分钟，双方协商了程序，
就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作了初步的一般陈述。[11-38]
在中国方面，邓小平虽一直关注着谈判过程，但直到最后才直接加入到谈判中。最初参与谈判的黄华外长在与美
国人打交道方面经验过人。1936 年他曾带着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从北平去陕北见毛泽东。他在毛泽
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风格迥异的领导人手下都工作过，文革期间他一度是中国唯一的驻外大使。他对没有得到授
权的事从不多言，能够如实传达邓小平的情绪，不管是愤怒还是善意。1971 年他赴纽约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
驻联合国大使。[11-39]在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他有两个助手章文晋和韩念龙，二人都是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的出
色外交官。
双方派到谈判桌上的都是一流团队。卡特选择伍德科克这个劳工领袖和专业调解人担任大使级的驻华联络处主
任，是因为他很看重伍德科克的谈判技巧，还因为伍德科克在华盛顿政坛人脉甚广，不管他与中方可能达成怎样的协议，
都将更易于得到国会的支持。伍德科克能利用他和华盛顿政治领袖的个人关系，协调那些一般官僚程序难以解决的政策
问题。伍德科克有着强硬而可靠的劳工谈判人的威信，素有诚恳正直的名望。万斯国务卿把伍德科克称为「天生的杰出
外交官」，说他具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周全的思虑、以及在这些谈判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精准措辞」。[11-40]国务院和
白宫都对伍德科克十分信任，因此认为没有必要让一名华盛顿高层官员来回奔波。谈判开始时，伍德科克已在北京担任
了一年的联络处主任，也得到了北京官员的信任，他们愿意接受这位谈判对象。
芮效俭（Stapleton Roy）于 1978 年到达北京，接替大卫?迪安（David Dean）担任了谈判团队的副手。他
在南京长大，其父是从事教育的传教士。他能讲汉语，精通中国历史，被视为国务院最能干的年轻专家之一。在白宫，
卡特总统、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布热津斯基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通过高度保密的渠道直接
与伍德科克和芮效俭联络。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事务助手奥克森伯格是一个大胆而视野开阔的战略家，也是一个有着无限
好奇心与热情、熟谙中国问题的学者。在华盛顿，白宫之外只有几个官员是知情人，其中包括万斯和国防部长哈乐德?
布朗（Harold Brown）。美方的谈判策略是在伍德科克提供的信息基础上由白宫制定的，白宫也同中国驻华盛顿联络
处的柴泽民及其副手韩叙保持着接触，但谈判全部是在北京进行的。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黄华与伍德科克的谈判（7 月 5 日、7 月 14 日、8 月 11 日、9 月 15 日和 11 月 2 日）以及
黄华生病期间韩念龙与伍德科克的谈判（12 月 4 日），后来他又亲自与伍德科克进行了谈判（12 月 13 日上午 10 点、
12 月 14 日下午 4 点和晚上 9 点、12 月 15 日下午 4 点）。在谈判期间，邓小平继续会见美国官员，向他们解释中方
的立场，并通过施压推动谈判。例如，7 月 9 日，即伍德科克和黄华举行第一次会谈四天后，邓小平对众议院外交事务
委员会主席莱斯特?沃尔夫（Lester Wolff）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说，同意与台湾维持全面民间交往的日本模式，中
国是已经作出了让步的。邓小平说：「我们会尽量创造条件，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解释说：「实现关系正常
化，对我们双方对付苏联都十分有利。」邓小平丝毫没有向沃尔夫暗示谈判已经开始。[11-41]
在谈判中，中方通常倾向于从一般原则开始，然后再转向细节。黄华在 7 月 14 日与伍德科克的第二次谈判中说，
中方建议不再一次只谈一个问题，美方可以首先把全部重要问题都摆到桌面上，由双方作出一揽子的评估。此后几天，
在华盛顿方面美方的意见分歧得到了解决，因为他们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议，即为了给下一步会谈创造良好气氛，美方
应当接受中国的提议。随后双方准备并互换了一些关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的文件。在第三次会谈中，美方概述了同大
陆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性质：文化、商业和其他交往将会继续，但是不会派驻美国政府官员。
谈判中最大的难题是：美国是否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1-42]美方明确表示它打算继续对台售武，但是每一次提出
这个问题，中方都回答说，他们坚决反对。邓小平本来希望，只要美国同意停止对台售武，台湾会感到现实的出路只能
是同意与大陆重新统一；他希望这件事在他当政期间就能很快实现。
在表明自己的立场时，中方坚持他们对《上海公报》的解释，即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尼克逊
在签署《上海公报》时只承认了海峡两岸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种观点不持异议。9 月 7 日，副国务卿理查德
?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对韩叙说，美国卖给台湾的任何武器都仅仅是具有防御性质的。韩叙则回答说，
「对台售武不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11-43] 卡特在 9 月 19 日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对他说：「我们将
继续与台湾开展贸易，包括有限地出售一些经过仔细挑选的防御性武器。」柴泽民说：「美国继续向蒋经国集团﹝1975
年蒋介石去世后，其子蒋经国成了台湾的领导人﹞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11-44] 10 月 3 日黄华在
联合国见到万斯时，又在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重申，继续把武器卖给「蒋经国集团」违反《上海公报》的原则。[11-45]
邓小平在 10 月初出访东京期间公开宣布，只要能够遵循日本模式，他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反对美
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没有动摇，但是他说，他不反对美国和台湾继续进行经济和文化交往。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在 10 月底开始担心，尽管他们小心地限制谈判知情人的数目，倘若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
走漏风声的危险将变得越来越大。布热津斯基告诉柴泽民，中国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由于政治纠纷，
在 1979 年年底之前将无法再对这些问题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没过多久，美国就宣布与台湾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向
台湾出售 F-5E 战斗机，但不会出售更先进的战机。[11-46]
这时双方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谈判，伍德科克在 11 月 2 日交给中方一份计划在次年 1 月公布的建交公报的草稿。
[11-47]
然而中国国内正忙着应对在 11 月 10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因此直到 12 月 4 日才作出回应。
邓小平本人在 11 月 5 日后一直在东南亚访问，14 日回国后又立刻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成为了
中国的头号领导人。
11 月 27 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接受了对他的立场的全部批评、并实际认可了会议对邓小平担任头号领
导人的共识的两天之后，邓小平接见了正在亚洲访问的华盛顿著名报纸专栏作家诺瓦克。自从 1971 年周恩来在尼克逊
访华前夕接见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以来，这还是中国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同意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邓小
平对诺瓦克说，中美两国应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不但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诺瓦克向美国民
众如实公布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他的结论是：「我相信邓小平花两个小时与我在一起，是要向华盛顿传递一个信息，
他要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却不会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11-48]诺瓦克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不久就会访问美国，而这次
访谈有助于美国公众对邓的到来有所准备。
12 月 4 日伍德科克与已成为外交部代部长的韩念龙（代替生病的黄华）的谈判，是 11 月 2 日后的第一次会谈。
中方已经知道、但美国还被蒙在鼓里的一件事是，华国锋在 11 月 25 日已将第一把交椅让给了邓小平，而且接受了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