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邓小平 1904 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的牌坊村。他虽然出生于一个小地主之家，但邓家的亲戚中却有一个让整个村
子都引以为豪的人物枣邓时敏。这个邓氏族亲邓时敏曾担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专为皇帝和朝廷大员写摺子。
[1-1]1774 年邓时敏告老还乡，村里为他立了一座牌坊，并就此更名牌坊村。邓时敏及其兄弟确实成就不凡。当时这个三
亿多人口的国家中每年只有一两千人能通过科考中举，邓时敏和他的两个兄弟却都通过了乡试。事实上邓时敏又连过两
关，通过了会试和殿试，当上了京城的大官。[1-2]
1926 年至 1927 年邓小平在莫斯科时，在自己的个人简历中说，他的父亲望子成龙，盼着他同样能当上大官。
这种梦想大概又因他母亲的因素而愈发强烈，因为她也有亲戚考取功名当上县令。在帝制中国，很多家庭，尤其是有亲
戚当过官的家庭，若是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都愿意含辛茹苦加以培养，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耀门楣。邓小平便是这
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虽然他的父亲邓文明很少跟儿子相处，却在他读书求学上花了不少工夫。
邓小平的父亲忙于村子以外的活动，很少照料家事。他的原配妻子无后而死，16 岁那年他又娶了比他大两岁的
邓小平的生母。邓母头胎生了个女儿，然后生下邓小平，接着是邓小平的两个弟弟，最后生的女儿在十岁那年夭折了。
邓文明后来娶的第三个妻子，生下一子后不久就死了。他又娶了第四个妻子夏伯根，她生了三个女儿。邓小平父亲最富
有时，拥有近四十亩地和几个帮他干农活及养蚕的长工。
邓文明在世时家道日衰。他是村里的秘密社团哥老会的首领，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在离牌坊村三四里路以外的协兴
镇和二十里路以外的县城度过。他在 1914 年当上了县警察局局长。他在协兴镇开过一家小饭馆，与一些长辈一起赞助
过一所学校，他的儿子邓小平便是在这里念书。但是，由于赌博输了钱，他不得不卖掉一些田地，几陷破产，再加上跟
一位上司关系不好，他逃到了外地。不过，他仍然资助邓小平念书。
据邓榕说，邓小平的母亲十分疼爱这个儿子。邓小平后来也回忆说，他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父亲不在家时她总
是悉心照料着家务；但是她在 1926 年便已去世，只活了 42 岁。毛泽东反抗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却没有，他只是疏远
父亲而已。邓榕回忆说，在后来的岁月里，爸爸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他死于 1936 年）。
当邓小平渐渐长大时，大人们并不清楚让孩子接受哪种教育最有利于前程。科举制在邓小平出生第二年便被废除，
邓小平六岁时发生的辛亥革命，又让朝廷的官僚制度寿终正寝。但是取代旧学的新式教育才刚刚起步，于是就像当时中
国农村很多有天资的孩子一样，邓小平五岁那年的开蒙教育，是在牌坊村一个有学问的亲戚家中学习儒家经典。第二年
他又转入协兴镇一家较大的私塾，继续学习那些经典，由此养成了背诵经书的能力。当时广安县有人口 20 万，但只有
一所公立小学为有天分的孩子教授现代科目。邓小平想必在这里学得不错：他在 11 岁那年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进入
了离牌坊村二十里以外的广安县高级小学，由父亲出钱成了那里的寄宿生。14 岁时他又考入广安县初级中学。当邓小
平 15 岁离开该校去重庆时，他在儒家经典以及数学、科学、历史、地理这些现代科目和写作方面，都已打下很好的基
础。[1-3]
一些进步教师提高了邓小平的爱国觉悟，1919 年他年仅 14 岁就参加了作为五四青年运动一部分的示威活动。
这场运动的起因是西方各国领导人在凡尔赛联手操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要把德国过去在山东占领的胶州半
岛转交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这激怒了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于 1919 年 5 月 4 日走上北平（1949 年成为
首都后改名为北京）街头，不但抗议西方列强不尊重中国，而且抗议中国政府颟顸无能，没有维护中国的利益。
五四示威活动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国内许多的大学和一些中学校园，在中国知识青年中掀起了了解世界大
势的热情，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焰。跟中国其他更为偏远的内地相比，广安与外界有着更多的接触，流经广安县城的曲
江水面宽一百多米，通过另外两条河与 90 公里以外的重庆相连，从重庆乘汽船五日便可到达上海。早熟的邓小平也加
入了这场运动，跟同学们一起走上广安街头游行示威。1919 年秋天，他还参加了重庆抵制日货的运动。邓小平对外部
世界的觉醒与中国知识青年民族意识的萌生完全同步。从这一刻起，邓小平本人便与中国人努力摆脱洋人欺侮、恢复其
伟大和强盛地位的事业分不开了。[1-4]
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初步认识，又因邓文明给儿子找到一个留学机会而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很多法国青年上了战场，一时造成工厂劳力短缺，于是招募了 15 万中国劳工赴法打工。当时西方各国几乎没有为中国
优秀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但也有例外：一些社会贤达在战前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希望能帮助中国学生赴法「勤工
俭学」，他们可以一边打零工谋生，一边到大学学习现代科技。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法国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国家，法
国便成了中国留洋学生所向往的目的地。一个曾经留学法国的四川富商成立了一个基金，提供补贴，使川籍学生能够加
入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之中。重庆成立了为期一年的预备学校，邓小平参加并通过入学考试，1919 至 1920 学年在
那里作留学准备。这一年年底，有为数不多的奖学金到位，使一些学生得以赴法。邓小平从未接受过专门的外语训练，
未能通过法语考试。但他父亲邓文明花钱通融使他过了关。一个比邓小平大三岁的堂叔是他的同学，与他一起动身，在
法国的头几个月里一直与他为伴。
革命家的诞生枣法国和苏联：1920-1927
1920 年，当 16 岁的邓小平登上一艘从重庆开往上海的汽船，开始他赴法之旅的第一段旅程时，他是 84 个勤工
俭学的四川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旅途本身对他就很有教育意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邓小平看到了洋人在他的国家
如何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中国人。当经过改装的货轮「鸯特莱蓬」号驶往法国，途经香港、越南、新加坡和锡兰（今斯
里兰卡）时，白人主子与当地劳工之间同样不平等的关系，也给邓小平和船上其他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学生于 10 月 19 日抵达马赛时，据当地报纸报道，这些学生身穿西装，头戴宽边帽，脚登尖头皮鞋；他们
默默无语地呆在那里，但看上去很聪明。 [1-5]他们先乘车去巴黎，次日便被分配到一些中学接受专门的法语和其他科目的
培训。邓小平等 19 人被安排到诺曼第的巴耶中学。
从 1919 年到 1921 年，经中国主办人及法国友人的共同安排，大约有 1,600 人赴法勤工俭学。然而他们来的
不是时候。1919 年，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法国青年人重返工作，导致法国就业紧张，通货膨胀严重。1921 年 1 月 12
日，即邓小平和勤工俭学的同胞来到法国不足三个月时，由于为这项计划筹措的钱很快就变得入不敷出，四川的基金会
与勤工俭学计划终止关系，3 月 15 日以后将不再为学生提供经费。 [1-6]法国政府建议巴耶中学想办法让计划继续进行，
但校方说它也筹不到足够的钱。邓小平和 18 位勤工俭学的同胞于 3 月 13 日离开巴耶，三周后他在南部城市克鲁梭的
施奈德公司枣法国最大的军械厂枣找到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
此时，巴黎的中国学生也因无法继续求学而深感失望，到中国政府驻巴黎使馆前示威抗议，要求政府给他们想办
法，因为他们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学习科技知识。中国政府派驻巴黎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法国警员也逮捕了带头示威的
人。法国各地的中国学生为失去学习机会而义愤填膺，他们加强联系，建立自己的组织，抗议法国和中国当局。中国学
生示威的一些领头人，如学生活动家蔡和森、后来担任了上海市长和外交部长的陈毅，因参加抗议而在 1921 年夏天被
驱逐出法国。
中国留法学生四处奔波，寻找辛苦低下的工作来维持温饱。他们看到法国的富商家庭过着优裕的生活枣这种生
活是邓小平在中国从未见过的，而工厂的工人则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着长时间的繁重劳动。 [1-7]中国学生大多来自殷
实之家，因学业优异而获选留学，都是些想学习现代科技以报效国家的英才。可在法国，他们只能找到连法国工人都不
愿干的工作，在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工厂和矿山做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活。此外，中国工人最初多半只能当学徒，薪水
甚至比普通工人还要低。
尽管备受屈辱，这些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却为中华文明而自豪，并将自己视为未来的领袖。他们成立了自己
的社团，还分成小组，探讨中国政府为何如此软弱，世界为何变得如此不公平。这些小组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了无政府主
义者，但邓小平等人则寻求发动一场运动，推翻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
邓小平来到法国时，十月革命已过去三年。在讨论小组中，他从那些好学的工友那里了解到更多有关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知识，这为他在法国生活时的见闻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欧洲帝国主义欺侮中国，资产阶级剥削工人，
华工的待遇比当地工人还要差。需要一批精英组成先锋队，通过开展运动去改变这种状况。1921 年底，就在这些留法
中国青年开始在工厂打工时，传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同年 7 月 1 日成立的消息。这个党最初很小，1921 年它在国内只有
大约 50 名党员，1922 年时也不超过 200 人。然而它的出现却对在法勤工俭学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2 年在法
国成立了一个组织，其成员称之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 年 11 月，学生领袖之一李维汉从法国火速回国，
想让这个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归属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这一请求得到了许可。
1923 年 2 月，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大会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部
分；周恩来当选为总书记。[1-8]
邓小平在施奈德军械厂时，被分派的工作是用大铁钳把烧红的大钢块从喷着火焰的鼓风炉里拖出来。邓小平当时
还不到 17 岁，只有一米五的个头，他干了三周便离职而去，回到巴黎另寻工作。（他的堂叔在施奈德又干了一个多月。）
几周后，邓小平在巴黎一家生产纸花的小工厂找到一份临时工，后来又在小镇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当时它雇用了大
约 1,000 名工人，大多都是外国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从 1922 年 2 月 13 日到 1923 年 3 月 7 日，除了短暂的
中断外，他一直在这里上班，工种是加工橡胶套鞋，一份不太费力的活。经过短暂的学徒期后，邓小平像其他工人一样
成为计件工，于是他学会了抓紧干活，并工作很长时间，一周长达 54 小时。他从工资中省出一些钱，又从父亲那里得
到一点钱后，于 10 月 17 日辞去工厂的工作，想办法进了附近的夏狄戎学院念书。然而他的钱并不够用，三个月后便
又回到了哈金森橡胶厂。3 月份他第二次离开该厂后，工厂档案的纪录中说，他「拒绝工作」，「辞职不干，不再雇用」。
[1-9]
邓小平最后一次学习机会落空后，便投身到激进（radical）事业之中。在第二次回到哈金森工厂时，他就在附近
的蒙塔日加入了由秘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基层组织成立的学习小组，其中有不少人是他在重庆预科学校的同学。有些
学生甚至在中共建党之前就已经很激进了。邓小平尤其为号召中国学生投身激进事业的杂志《新青年》所打动；该杂志
的主办人是陈独秀，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法国学习。
邓小平在夏莱特一直呆到 1923 年 6 月 11 日，然后去了巴黎，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小办公室里工作。他在哈
金森和蒙塔日的工友和激进派朋友大都是四川人，而在巴黎，他和来自其他各省的中国人一起参加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刚到巴黎时，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支部干一些杂活。他的主要工作是印刷该团体一份十页纸的小报。邓小平擅长写
字和刻版，因此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绰号。1924 年 2 月这份杂志更名为《赤光》，[1-10]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
和帝国主义。它的读者对象是留法中国学生，其中一些人一直信奉无政府主义或更加右翼的保守政策。邓小平在比他大
六岁的支部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曾在日本和英国与激进派有过交往，具有战略意识和团结各种人一起工作
的能力，因此成了中国青年的天然领袖。在周恩来的教导下，邓小平对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刻版和印刷《赤
光》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制订运动战略。[1-11]
邓小平在支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因而进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在 1924 年 7 月的会议上，按照中
共的决定，该执委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把中国和法国的加在一起
不足 1,000 人，而邓小平那时还不到 20 岁。
旅法中国学生的政治斗争，与国内那些年轻政治领袖的行动保持同步。1923 年 6 月，中共宣布加入孙中山领导
的国民党，法国的中共党员也立刻宣布他们会加入旅法的国民党。邓小平本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并在 1925 年成为国民
党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12]在为《赤光》撰写的文章中，邓小平反驳较为保守的国民党支持者，主张更激进的革命
性变革。
两个法国学者曾仔细研究过邓小平在法国五年期间的活动，他们说：「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劳工世界、党的组织工作、中国的地位、社会和地区差别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1-13]法国也影响了邓小平的嗜好，
他喜欢喝红酒咖啡，吃乳酪面包。更重要的是，当邓小平在 21 岁那年离开法国时，他已经成了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
革命领导人，他的自我认同已经与对党和党内同志的认同密不可分。从那时起直到 70 年后去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邓
小平生活的中心。
1925 年春天，邓小平因其能力和可靠的表现，被任命为里昂党组织的领导人。1925 年 5 月 30 日，中国国内
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上海的英国警员向中国学生的示威人群开枪，邓小平也和旅法的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法国政府
与镇压学生的中国政府沆瀣一气。[1-14] 1925 年 11 月，邓小平被派到巴黎的雷诺汽车厂工作，在那里从事组织工人的宣
传工作。1925 年底，参与示威的中国学生的上层领袖被驱逐出境，当时只有 21 岁的邓小平在组织内扮演了更重要的
角色，发表了主要演讲并主持会议。1926 年 1 月 7 日，有人警告邓小平说，他本人也成了逮捕目标，于是他乘火车经
德国逃往苏联。
在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更大作用。1949 年以后，从法国回来的人在建设国家上扮
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与中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枣包括 1949 年以前从未迈出国门一步的毛泽东枣相比，这些从法
国回来的人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在 1937 年到 1949 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从 1949 年到
1966 年的中共国家建设期间，不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而且其他一些从法国回来的人，在经济计划（李富春）、外
交（陈毅）、科技（聂荣臻）、统战宣传（李维汉）等各个领域都担任了关键角色。中共严禁在党内搞派系，这些从法
国回来的人也处事谨慎，以免被人视为派系，但是他们对于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都有着特殊的理解。
逃离巴黎后，邓小平于 1926 年 1 月 17 日抵达莫斯科，两周后进入中山大学一班。孙中山于 1925 年 3 月去世，
七个月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该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训国共两党的党员。
到莫斯科第一周，邓小平写了一份自我批评。就像所有侨居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一样，他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他在自我批评中发誓抛弃自己的阶级出身，终生做一名严守纪律、服从上级的无产阶级成员。他的能力很快就得到
了大学干部的承认。大约 300 名学生被分成 13 个小组，邓小平被编入第 7 小组「理论组」，成员全是被认为将来大有
希望成为政治领袖的学生。这个班里还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军阀冯玉祥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冯玉祥是一个难得地
具有进步思想的地区领袖，他当时与共产国际合作，也从共产国际获得资金。邓小平在班里被同学推选为党代表。[1-15]
在中山大学，中国学生在任卓宣同学（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叶青」）的领导下开展组织活动，邓小平在法国时
就认识此人。任卓宣要求严格的服从和军队式的纪律，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中国学生和学校领导的反弹。事实上，任卓
宣在 1926 年夏天被调离莫斯科，未久共产国际又宣布，在苏联的外国学生不得召开他们自己国家党派的会议，但可以
成为苏共见习党员，五年后有可能转为正式党员。
许多中国学生对不让中共党员开会有意见，但邓小平不在此列。在苏共保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报告中，邓小平
受到了表扬，说他有强烈的纪律观念，很清楚必须服从领导。邓小平最初接受任卓宣的领导，任离开后他便服从苏共的
领导。在苏联的日子临近结束时，苏共在 11 月 5 日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他是个严守纪律、做事一贯的人，而且学习
能力强。他通过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变得十分成熟。他积极参加政治工作。在与他人的
关系中他以同志之道行事。他属于最优秀的学生。」[1-16]
在莫斯科，邓小平每天上课八小时，一周上六天课。他修完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着作研究的全部课程，
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苏共党史和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国际希望与潜在的中国领导人搞好关系，为中国学生
提供了比一般俄国人更好的生活条件。
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鼓励小农、小工商业、
甚至较大企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致力于发展重工业。苏联也请外国人来投资。跟当时不少人一样，邓小平认为这
种经济体制枣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允许私人企业和鼓励外国投资枣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 1-17]「新
经济政策」的基础，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类似于邓小平 1949 年至 1952 年在西南局当政时实行过、后来又在
1980 年代再次采用的政策。
还在莫斯科时，21 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
不妨举个例子，他在 1926 年 8 月 12 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
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1-18]
反抗国民党：1927-1930
中山大学的正式学制为期两年，但刚过一年，即 1927 年 1 月 12 日，邓小平就和其他 20 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政
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往当时驻扎在陕西黄河谷地的军阀冯玉祥那里，以便利用冯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在国民党
内部，共产党和右翼之间的分裂日趋严重，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大大弱于国民党右翼，所以共产党为了应付看来已经无可
避免的分裂，试图寻找军事同盟。冯玉祥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关系，他在三个子女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访问过
那里。冯玉祥认为共产党的政治教导员可以为他的军队培养目标感，利用像邓小平这样有前途的领导人，能够让军队明
白打仗是为了什么。冯玉祥虽同邓小平及邓的共产党同志关系融洽，但到 1927 年 4 月国共分裂时，他清楚国民党的军
事力量要比一小撮共产党强大得多，因此断定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国民党结盟。冯玉祥客气地向邓小平及邓的同志道
别，请他们另谋出路。
邓小平在陕西按照党的指示向上海党的总部打报告，要求参加地下工作。蒋介石意识到与共产党的裂痕正不断扩
大，担心受到攻击，于是在 1927 年 4 月率先下手剿共，大开杀戒，很多中共领导人遇害。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过去的盟
友反目成仇，随时面临被揭发的危险，于是转入地下。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
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后，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
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邓小平和新婚妻子张锡媛一起来到上海。他们两人是在苏联读书时的同学。据苏联的上级说，邓小平喜欢这个女
孩子，但跟很多纠缠女同学的同学不同，邓小平举止适度，一直以学业和党的工作为重。[1-19]直到邓回国后，两人在武
汉一次会议上再次相遇，才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并结了婚。邓小平和张锡媛跟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成了邻居，一起从事
地下工作。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 21 名领导人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国民党的剿共。22 岁的邓小平并不是
正式成员，他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在后来的党史中，他被赋予「党的秘书长」这个响亮的头衔，其实他当
时只是个小角色，为这些共产党人做做会议纪录而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遇到了高大、自信而强而有力的
毛泽东，不过当时毛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
1929 年，党把邓小平从上海派往广西，这是广东西面的一个贫穷省份。当时邓小平只有 25 岁，他要联合那里
的一些小军阀建立中共的根据地。邓小平被选派承担这项任务，说明党的领导人对他献身革命的精神，他在迅速变化的
政治环境中处理与军阀、当地人以及和党中央的复杂关系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国共分裂后，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
指示，命令各地党员领导城市暴动。
一小批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以及在广西和邓小平一起工作的党员，与当地一些已经跟蒋介石以及实力更强的广西
军阀枣他们曾参加蒋介石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北伐枣决裂的广西小军官（李明瑞和俞作豫）建立了合作的基础。尽管
身处幕后，邓小平在广西取得的短暂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攻占了广西西部临近云南的百色和龙州
两地。
在中共党史上，这些进展被当作共产党的起义加以歌颂。但是当桂系军阀李宗仁从北伐中返回后，他的大军很快
就消灭了邓小平在百色和龙州的军队。邓小平的很多盟友被杀，红七军剩余的几百人先是在壮族人的帮助下逃往北部，
后又沿着粤桂北部的山区向东逃了数百公里。在撤退过程中，与当地军队的一系列战斗几乎让他们全军覆没。一场战斗
使邓小平与军队走散，他就此离开红七军回到了上海的党中央。他一到上海，就被要求就广西的失败写一份检讨。他在
检讨中解释了自己离开军队岗位的原因，说是红七军的领导同意他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这样做是得到了正式批准
的。他也承认，在危难之际离开部队，说明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不够。文革期间，他又因离开红七军返回上海一事受到批
判。
与他那些仅从军校里获得军事训练的同志不同，在广西，25 岁左右的邓小平是在与受过训练并有实战经验的同
志们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获得最初的军事训练的。在广西的一年，邓小平肩负着很多重要责任枣建立军事同盟、为军队
筹措给养、躲开武装精良的军阀、与当地壮族首领合作。但是，就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城市暴动、包括更著名的南
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样，广西的起义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与邓小平共事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被杀害，不是死于战斗，就
是因为被怀疑通敌而死于党内清洗。
邓小平在战斗期间离开广西后，去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医院的条件
很差，她在生产时染上产褥热，几天后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但他
立刻回到工作中。在这惨痛的一年间，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邓小平，又与上海一个既聪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
命家阿金（金维映）结为伴侣。[1-20]
江西、长征和西北根据地：1930-1937
上海的党中央在为邓小平安排工作上动作迟缓，但几个月后同意了邓小平去江西中央苏区的请求。在那里的崇山
峻岭之中，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个县，并且建立了一个有自己的地方政府的苏区，正在开展土改运动。他们
希望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等到足够强大之后再向国民党和军阀发动进攻。中央苏区方圆数百里，从赣西北风光秀丽但
条件艰苦的井冈山，绵延到东南部地势平坦的农业区。邓小平奉派前往东南部的瑞金报到，1931 年 8 月他和第二个妻
子阿金抵达目的地。
到瑞金几周后，邓小平在江西的顶头上司便决定让他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上任之初，国民党正在剿共，双方都想
派奸细打入对方。1927 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的干部害怕一些党员暗中为敌人提供情报；邓小平到达瑞金之前，已有
数百名共产党员被怀疑通敌，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遭到处决。邓小平一上任就花了数周时间仔细了解情况，最终确信
对疑犯的指控是错误的。关入狱中的人因此获释，杀害地方党员的领导人也被处决。邓小平的决定在当地党员中深得人
心，使他在瑞金的一年间得到了大力拥护。
在江西，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毛是带着一小批追随者从老家湖南逃离军阀、越过东部山区来到毗
邻的江西省的。邓小平曾试图在广西建立和维持共产党的根据地，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很理解毛泽东在建立根据地上
取得的成就。毛泽东不但要为军队搞到足够的给养，还要阻挡敌军入侵，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中央领导决定在那里建立全国性的首都。建都之前，在瑞金召开了共产党在全国各
地根据地的代表大会。邓小平虽然不是与会的 610 名代表之一，但在筹备会议以及在瑞金一带建立新首都的事情上，都
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瑞金工作一年后，邓小平又被调往瑞金以南的会昌县担任党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和安
远两县的工作。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足够的实力后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
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一名福建籍干部）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在后来所谓邓小平「三起
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并和三个同事（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严
厉批评，后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金也加入了批判
他的行列，和他离婚，嫁给了批他的人之一、在法国时就和邓相识的李维汉。幸运的是，邓小平的另一位在法国时的故
交、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在他下放几个月后把他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
据邓榕说，在 1930 年至 1931 年的一系列沉重打击枣第一个妻子和孩子去世、自己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和责
难、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枣之前，邓小平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但是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悲
剧和挫折后，他变得更加内敛，少言寡语。当时他还无从知道，从长远看，他因被指为「毛派头子」而受到惩罚其实是
他的运气，因为这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于自己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便在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
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
共产党建立的苏区根据地使蒋介石对中共的威胁深感忧虑，于是派兵围剿江西苏区。共产党在四次反围剿战役中
都击退了国民党，但在第五次围剿中，强大的国民党把共产党赶出了根据地，共产党从此踏上差不多长达一年的逃亡之
路，这就是著名的「长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从江西到达陕西的新根据地。长征给中共造成重创，从江西出发时军
队大约有 86,000 人，很多人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开了小差，1935 年 10 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 10,000
人，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当地一小股共产党武装。虽然缺少长征途中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交往纪录，但据邓小平的女儿说，
随着部队日益减员，在长征途中负责宣传以维持纪律的邓小平，有不少机会与毛泽东交谈。
长征开始几周后的 1935 年 1 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授权毛泽东领导军队，也为他成为中共头号
领导人铺平了道路。邓小平不是遵义会议的正式成员，但他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会议纪录没有留存下来，但邓小
平后来被赋予了会议「秘书长」这个响亮的名头。
在长征的最初几周里，邓小平负责出版《红星》报。没过几周，由于运输中不堪重负，油印机被丢弃。但作为宣
传干部，邓小平继续口头鼓励部队坚持斗争。长征途中他得了伤寒，几乎送命。他后来对客人说，自己是一半靠马一半
靠脚走完了长征。中共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后，侵华日军取代国民党变成了中共的主要敌人，因此当时除了有反对专制军
阀的诉求之外，又加上了爱国主义的诉求。
1936 年 12 月，军阀张学良的军队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总司令，给共产党带来良机。蒋介石为了使
自己获释，被迫同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事件消除了来自蒋介石军队的压力，共产党乘机于 1937 年
1 月转移到陕北延安一块更大的根据地。邓小平在这里作为红一军团宣传部长领导着文工团，并通过演讲教育军政干部。
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宣传方式：讲话简明扼要，把国际大势与当前工作联系在一起。演讲结束时，听众对自己该干些什
么都有了清楚的认识。
这一年夏天，日本人从东北向全中国发动侵略，占领了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只剩下农村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城
市仍在中国人控制之下。小规模军事冲突仍在继续，但日本人已经变成了占领军。
抗战时期：1937-1945
中共同意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其军队被改编为「第八路军」，成为全中国军队的一部分，形式上接受
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事实上国共之间仍然猜疑甚深，彼此很少接触。
共产党的八路军总部设在延安以东数百公里的山西，那里土地肥沃，部队可以得到充足的粮食补给，也更接近前
线，能够通过游击战骚扰日军。
1937 年，毛泽东任命他最得力的将军之一刘伯承为八路军主力部队第 129 师师长。不久之后，1938 年 1 月，
就像其他单位一样，毛泽东又给刘伯承选配了政委，就是邓小平。不过和其他政委不同的是，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
承任第二书记，这使邓小平享有更大的权力，包括有权对部队的战前政治准备和周围环境作出判断。刘伯承比邓小平高
出一头，年龄比他大十岁，一只眼因作战负伤而失明。他们两人将在工作中密切配合。邓小平到达 129 师在太行山区的
驻地后，立刻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因为刘伯承恰好短暂外出，邓小平代理了他的职权。
从 1937 年到 1949 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先是共同抗日，抗战结束后又在内战中一起打国民党，他们配合紧密，
使「刘邓」成了一个固定的称呼。刘伯承有善待部下的名声，邓小平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在处决那
些被怀疑给国民党做奸细的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小平更加慎重。
在抗战期间，129 师为了躲避日本人，不断在太行山区变换驻地，但驻地总是设在一天之内可以骑马赶到八路军
总部的地方，以方便领导人参加重要会议。不管驻扎在哪里，他们都不时对装备更好的日军开展游击战，集中兵力向那
些为控制城市和交通干线而分散驻扎的小股日军发动攻击。延安既是个足够大的根据地，又离敌人相当远，这使毛泽东
既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相比之下，住在太行山区一个较小根据
地的邓小平政委，更加接近日本人的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他得担起实际责任，处理和当地居民有关的各种问
题。实际上，邓小平在八年抗战时期成了山西太行山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
和部队提供足够的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的经济作物，并使当地简陋的工业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布匹和其他日用品。他
还要为正规军徵募兵员，评估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这是他在广西时就已学会的本领。作为鼓励地方经济的举措之一，
他设计了一种鼓励当地生产的税收制度。他写道：「向老百姓徵税要根据当地最近几年的平均收成，超出这一平均数的
部分完全归生产者所有。」[1-21] 为了使支持正规军的当地民兵随时作好对日作战的准备，他还在这个地区秘密巡视。[1-22]
1939 年邓小平第二次回到延安，并在那里与卓琳结婚。卓琳是延安聪明伶俐的革命三姐妹之一。她们的父亲是
以制作云南火腿闻名的富商，死于后来的土改。在卓琳那个年龄的人中，能考入大学的人已经是百里挑一，受过教育的
女性更是凤毛麟角，三姐妹却都念过大学，并在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卓琳更是被竞争激烈的北京大学录取，在物理系
就读。她曾经说，邓小平在大多数共产党干部中是个出类拔萃者。她认为他们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卓琳比邓小平年轻 12 岁。他们的简朴婚礼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到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和其他几
个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西北时见过多少次面，并无可靠的纪录，但在邓小平结婚时他俩显然已是至交。毛泽东后来曾
以赞赏的语气，谈到邓小平在江西时受过的罪（指邓是「毛派分子」）。毛对邓无疑抱有好感，这不仅由于邓的能力和
行动决心，还因为邓对毛早期创建农村红色根据地的成就深怀敬意枣邓本人也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没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