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15-64]
邓小平深知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没有向很多听众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其中一定会有毫不留情的批评者；他只
告诉两个笔杆子，让他们把他的意见传播给广大群众。
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讲话四年后，有千百万农民饱受饥馑；毛泽东讲话近 30 年后，集体公社被解散。与之相反，
在邓小平谨慎理性地对他的笔杆子说明自己的观点四年后，中国大多数农村都实行了农户经营，农业产量飞速提高；邓
小平讲话 30 年后，他所实行的体制仍在强而有力地运行着。
政策变化也伴随着人事变动。在 1980 年初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建立了他的领导班子，由胡耀邦和赵紫
阳领导国家，万里担任了副总理、农委主任和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得到邓小平的同意
后，将农户经营的样板推广到了全国。反对包产到户的领导人华国锋、陈永贵和王任重，在 1980 年 8 月分别被正式免
去总理和副总理的职务，宣传部门也开始批评大寨样板是极左表现。
1980 年夏天万里开始准备支持新政策的正式文件并于同年 9 月下发。在讨论农业问题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万里
找来在农业方面极有威望的专家杜润生，杜是国家农委副主任，兼任农业政策发展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在发言中分析了
安徽的成果，然后各省的省委书记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黑龙江，那里有适合种植旱地作物和采用
机械作业的大片农田，分田到户并不容易。那里的一些地方选择了不实行包产到户。
对于农户经营应当采取的形式也有不同意见。最终选择的「包产到户」方式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地方干部
为每户规定一定的生产指标。在和农户签订的合同中，由村干部具体规定农户要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向政府上缴的定额。
合同中规定，地方干部同意为农户提供土地和农机，收获之后农户上缴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作物作为回报。如果农户
不再有下地干活的足够劳力，村干部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词是由杜润生提出的，跟
其他提法相比，它可让保守派放心，集体仍是承担责任的一级地方单位。[15-65]从北京当局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保证了
国家对粮食、棉花和其他作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农户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种地，只要按合同交够了数量，剩余产品便
可以自用或拿到集市上出售。
根据省委书记会议的文件和讨论，万里和手下的人起草了第 75 号文件，于 1980 年 9 月 27 日公布。[15-66]文件
的起草十分认真，它允许农村集体将生产责任分散到户，尤其是那些需要防止饥荒发生的特别贫困的地区。到 1981 年
10 月，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选择了某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到 1982 年结束时，98%的农户都与生产队签订了某种
形式的承包合同。[15-67]
为动员农民参加大型公共项目和集体农业大生产而在 1958 年成立的公社，于 1983 年 10 月根据中央 35 号文
件被正式解散。作为三级集体所有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中最高一级的公社当初把经济和政治功能集于一身。它被
解散后，其政治功能转移到乡镇政府或大的行政村，公社的工厂和其他经济单位则变成了独立的「集体」企业。
化肥产量从 1978 年到 1982 年也翻了一番，1979 年粮食收购价提高了 20%，这都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和农
民收入，尽管不像承包到户的作用那样大。[15-68] 农民收入在 1978 年到 1982 年大约翻了一番。[15-69]
一些观察家认为包产到户的想法是农民自己的发明，但事实上很多干部都知道这种想法，有些干部甚至从实行集
体化以来就一直在考虑它。更确切地说，如果让农民在家庭生产和集体农业之间选择，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家庭生产。
怀疑家庭生产的干部也逐渐改变了立场。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对宪法作了修改，确保农户享有无限期的承包权。[15-70]
取消集体制度实行农户经营之后，要用几年时间对供需作出调整，稳定全国有效的农作物生产销售体系。在几年
时间里，农业专家每年都要起草处理这些问题的文件，如农业组织、农机、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等等。这些文件每年 1 月
初作为中央政府 1 号文件公布。在 1982 年的 1 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和类似做法都被认为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
意识形态之争也随之结束。
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生产持续快速增长。到 1984 年时粮食产量就超过了四亿吨，而 1977 年时还只有三亿吨。
1981 年以后，粮食供应的增长导致政府鼓励农户改种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据官方估计，1977 年到 1984 年的人均
粮食消费从 195 公斤增加到了 250 公斤，猪肉、牛肉和禽蛋的消费增长得更快。[15-71]
政府对 1984 年的大丰收完全没有准备，结果是没有足够的仓库收储粮食，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收购打
下的全部粮食，只好给农民打白条。在此之前，政府由于担心城里人的不满，没有把从 1978 年开始多支付农民的价格
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这种补贴给政府预算造成了紧张。从 1984 年开始，政府才将这种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1985
年 1 月 1 日政府宣布，不再义务收购农民打下的粮食。种地的农民在 1985 年因担心卖粮拿不到全款而减少了粮食种植
面积，使这一年的粮食产量下降了 2,800 万吨，降幅为 7%，但比刚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 1980 年仍高出 6,000 万吨。
1985 年以后经过几年的调整，粮食生产又恢复到 1984 年的水平，使农业产量保持了稳定，而 1989 年的产量再次超
过 1984 年的峰值，此后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15-72]这时粮食产量已很充足，于是政府取消了粮食配给制，消费者
已能够买到他们需要的任何粮食。
包产到户并不是包治农村百病的灵丹妙药。有些地方，尤其是有大片旱地、不种稻米只种小麦和高粱等作物的东
北地区，那里的农民使用拖拉机耕种大片田地，这是单个农户无法做到的。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选择了保留集体农业。
在集体制度下，经营得很好的生产队能够为没有家人照看的老弱病残提供一定照顾。但是由于公社的消失，为基层社区
提供福利变得很困难。25 年的集体化农业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走极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农村集体化也比较容易
扩大灌溉体系，发展扎根于集体所有制的强大的地方党组织枣在包产到户之后，这种组织并未完全消失。[15-73]
除了结束粮食短缺、提高农民收入之外，包产到户也导致了经济作物的增加，如棉花、亚麻和烟草。1981 年时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的棉花进口国，四年后它开始出口棉花。农户愿意卖力干活以完成他们答应的粮食生产指标，这使年
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农民也进城叫卖农副产品，从而改善了城市消费者的食品数量和质量。即使反对取消集体化
农业的干部也发现，他们的妻子儿女很高兴能有更多选择，市场上有了质量更好的蔬菜、水果、鸡肉和猪肉。在 1980
年代，随着冷冻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蔬菜、肉类和水果的品种继续迅速增加。千百万农民脱离了贫困线。增长的收入又
为正在扩张的轻工业提供了销路。不过，除了城郊地区，大多数农民一般说来仍比城市居民穷很多，卫生保健和教育水
平都相对落后。
1981 年完成了包产到户的转变之后，邓小平继续关心着每年农村政策的调整，但他投入的精力和参与程度，已
不像 1978 年到 1981 年他亲自过问的「去集体化」过程那样多。邓小平让万里告诉农村的地方干部，他们要允许农民
想办法解决饥荒问题，然后他又让人宣传取得的成果，由此达到了他要缓解中国粮食短缺的目标。邓小平对家庭农业并
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他允许这样做，是因为它能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户生计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不得不将
农业「去集体化」。邓完成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既没有在党内引起破坏性的分裂，也没有使自己变成保守派干部攻
击的靶子。群众对农村改革的成果普遍充满热情，无论是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收入的农民，还是享受着更多类食品供应
的城市消费者。这大大加强了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
乡镇企业
邓小平在 1987 年与南斯拉夫官员会谈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
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5-74]邓小平并没有启动乡镇企业的试验，
但这符合他的治国理念：只要是行之有效的事，就给予支持。它也与赵紫阳的研究班子的建议相吻合：继续实行计划经
济体制，但只要市场不干扰计划，就让市场发展。
1982 年撤销公社后，公社的小工厂和商店自动变成了由刚成立的乡镇政府领导的企业。公社的小工厂依靠人力
和原始机械，除了拖拉机和水泵之外，这些机械几乎都是在当地制造。由于交通体系很落后，公社企业要自己修理拖拉
机，维修用于灌溉农田的水泵。有些公社的工人编织藤条篮子，还有一些小铸造厂和机床被用于制造犁锄等简单农具，
供水牛、小型拖拉机或青壮年使用。很多乡镇有简陋的食品加工厂，用来打稻米、生产酱油、烘乾瓜果或腌制蔬菜。一
些公社有简陋的砖窰，烧制低品质的砖块，也有混凝土厂，用沙石制成供当地使用的水泥预制件。一些村子有生产或缝
补衣服的缝纫机。丘陵和山区地带的乡镇采集中药材制成简单的中药，很多乡镇挖坑沤制有机肥，有的地方还有简陋的
小化肥厂。[15-75]
虽然乡镇企业不在计划之内，但它们发展成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社的小工厂因公社取消而成为乡镇企业后，不
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可以随意生产产品，按自己的愿望把它卖
到任何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它们有适应需求的灵活性；也不同于仍受着雇工不得超过七人这种限制的个体户，它们
被看成「集体」性质，在意识形态上更易于被人接受，因此规模也不受限制。公社社员干活没有积极性，在生产队分给
自己的地里干活的人则很卖力，这就减少了种地所需的劳力，有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随着棉麻和烟
草一类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乡镇企业可以把这些收成转化成棉制品、帆布、烟草等各种产品。
境外涌入的投资也为乡镇企业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在整个 1980 年代，乡镇企业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五个沿海省
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15-76] 而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技术又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见第 14 章）。
广东的很多乡镇企业引进外国技术，与当地官员合作，建设日益现代化的工厂，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简言之，正如杜
润生所说，取消公社和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了。到 1980 年代
中期时，面对政府要求国营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一些国企甚至把合同转包给乡镇企业，让它们帮助自己完成生产计划。
与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有很多优势。国营企业，包括基础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国防工业的所有企业，
要按年度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工资分成若干等级。原材料的购销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以反映
计划中的轻重缓急。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作出灵活反应。此外，国营企业要
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
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1978 年只有 2,830 万人在农村的集体企业中就业，到 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雇用
了 1.058 亿人；1978 年农村集体企业总产值是 490 亿元，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的产值是 17,980 亿
元，几乎增长了 50 倍。[15-77] 公社集体企业在 1978 年的全国工业产值中只占 9%，1990 年乡镇企业已占到 25%，1994
年更是达到了 42%。[15-78]
乡镇企业也开始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人力。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正常工作日在厂里按
计划从事生产，周末则赶到上海以西不远的无锡、苏州和崑山的乡镇企业干活，企业的效率远高于一般国营工厂。
到 1980 年代末时，乡镇企业消耗国有企业所需原料，小型乡镇企业浪费了本可以被国有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燃料，
轻装上阵的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营企业更难以赚钱和为老职工及退休职工提供福利，这些情况已经让陈云感到不满。于
是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平衡派开始要求对乡镇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它们从国营企业吸走太多的资源和人力。
个体户
乡镇企业独立于政府，但仍受制于地方干部的领导。与个人所有的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被视为「集体企业」，
更易于被中共的保守派所接受。但是，对于各类适合于个体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社会上存在着巨大的被抑制的需求。
1955 年至 1956 年实行了集体化之后，城市私有企业被消灭。因此当 1970 年代开始改革时，人们很想经营饭店、便
民店、修理铺和出售各种商品的小商店。邓小平和他的同事知道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但是，如何才能让保守的干部
同意恢复这种小企业呢？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到 1978 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
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失业，甚至使用「失业」一词在当时都很敏感，因此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业」。在 1977 年
后的最初几年，配给制使知青很难擅自回城，但是随着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给票
证也能想办法养活他们的返城子女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悄悄返回城市，虽然他们回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再
者，从 1977 年开始，在农村考上大学的青年可以回城读书，仍留在乡下的人心生妒意，也开始设法悄悄回城。
在 1978 年和 1979 年，估计有 650 万年轻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15-79] 到 1980 年代初，估计共有 2,000 万知
青和工人枣他们大多数原来是城市居民枣回到了城市。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国营企业没有钱雇用他们。到 1979
年，有关「待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有增无减，让领导人愈发感到不安。因此，邓小平就像过去以饥荒作为藉口允许农民
「自己找活路」一样，他在 1979 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说服其他领导人，让这些年轻人做「个体户」。[15-80]
只要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就应当把他们看作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邓小平说，应当允许他们开饭店、修理铺
或其他「个体企业」。于是在 1980 年初，城镇开始涌现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摊。
但是，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八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
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七人，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一旦得到允许，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镇里出现了各种小摊：理发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车
的、卖饮料小吃和各种手工或制造的商品的。有些地方只允许这类活动在晚上营业，于是变成了「夜市」。国务院在 1981
年 7 月颁布了指导个体经营发展的管理条例。地方政府开始就经营地点作出规定，并要求他们进行登记。城市服务业的
复兴就像包产到户一样大受欢迎，无论对于能挣钱养活自己的人，还是能得到所需服务和商品的消费者都是如此。
1982 年，由于发现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八人，立刻引起了争论。但邓小平说，怕什么呢，难道这会危害到社会
主义？[15-81]他用了一个朴素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民养三只鸭子没有问题，那他又多养了一只鸭子就变成资
本家了？给私营业主能雇多少人划出一条界线在当时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由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人亲自拍
板。邓小平对陈云说，如果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会让人担心允许私营企业的政策有变。因此他建议「雇工问题，放两年
再说」。一些企业害怕树大招风，但也有一些企业在继续发展壮大。这段时间邓小平继续避免公开表态，他的策略是允
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使其引起保守派的警觉。在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干部正式同意了个体户可以雇用七名
以上的员工。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15＊-1]为求合乎作者本意，本书将「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直译为「建设派」、
「平衡派」，不采用「改革派」、「稳健派」等译法。枣中文版编者
[15-1]这是 1990 年底邓质方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贸易参赞（1989-1992 年）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说的话。
[15-2]关于计划派（the planners）和建设派（the builders）之间的分歧，可参见陈志凌：〈姚
依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 72 辑，
页 1-120。
[15-3]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5.
[15-4]Dorothy J. Solinger,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sian Survey 22, no. 12
(December 1982): 1238-1275; Hua Kuo-Feng, "Unite and Strive to Build a Modern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Peking Review 21, no. 10 (March 10, 1978): 24-26.
[15-5]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
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上册，页 773；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7; Thomas
Rawski, "Reforming China's Economy: What have we learned?" China Journal, no. 41
(January 1999): 139-156.
[15-6]汉语的「规划」一词不同于「计划」，虽然两个词通常都翻译成「plan」。「规划」只提出
目标，类似于日本通商省的「规划」。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不同于「规划」，它具体规定投入的来源以及
资金和资源的具体用途。十年规划是由国家计委一个单独的部门制定的。
[15-7]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 70-71.
[1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0），1978 年 12 月 10 日， 页 228-230；SWCY, 3:237-239.
[1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9 年 1 月 6 日，页 465-467；萧冬连：〈1979 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
《党史博览》，2004 年第 10 期，页 4-10。
[15-10]Denis Fred Simon, "China's Capacity to Assimilate Foreign Technology: An
Assessment,"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Selected Papers, 2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1:523; 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47-49.
[15-11]《陈云年谱（1905-1995）》，1979 年 3 月 14、21-23 日，页 240-243；SWCY,
3:248-254. 全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2），上册，页 109-147。〔本段由作者摘编枣中文版编者注〕
[15-12]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下
册，页 8；Barry Naug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15-13]Gene Tidrick and Chen Jiyuan, eds., China's Industrial Re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
[15-1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页 143。邓力群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是会议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对无锡会议的记述见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62-68.
[15-1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44。
[15-16]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8-9。
[15-17]允许各省「分灶吃饭」（父母去世后兄弟常常会分灶各自吃饭）的过程，见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62-175.
[15-18]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92-96.
[15-19]容生：〈邓力群谈陈云经济思想〉，《争鸣》，1981 年 5 月 1 日，第 32 期，页 43-44。
英译文见 JPRS: China Report, Political, 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no. 200 (JPRS 78410),
June 29, 1981, pp. 35-40.
[15-20]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册，页 776。
[15-21]本刊特约记者：〈改革初期的工业学大庆活动：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 年第
8 期，页 9。有关康世恩的情况，见温厚文：《康世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
[15-22]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100-109.
[15-23]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办 公 厅 研 究 室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文 献 资 料 汇 编
（1949-1990）》（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页 785。
[15-24]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00.
[15-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 1561、
1600。
[15-26]《陈云年谱（1905-1995）》，1980 年 11 月 28 日，页 262-263。邓小平在 1979 年
10 月 4 日对经济工作的批示中同意陈云的意见，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9 年 10 月 4
日，页 563-564；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2nd ed., 1995), pp. 201-208.
[15-27]《陈云年谱（1905-1995）》，1980 年 12 月 16 日，页 263-265；SWCY, 3:275-280；
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25。
[15-28]SWDXP-2, pp. 335-339. 邓小平在 11 月 28 日的讲话中也强烈支持了陈云的调整政策。
见《陈云年谱（1905-1995）》，1980 年 11 月 28 日，页 262-2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80 年 11 月 28 日，页 695-696。
[15-29]Lee, China and Japan, pp. 49-50.
[15-30]《邓小平年谱（1975 -1997）》，1980 年 9 月 4 日，页 670。
[15-31]Lee, China and Japan, p. 62; Ryosei Kokubu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Plant Cancellations with Jap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5 (March 1986): 19-4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 年 2 月 12 日，页 712。作者也
利用了 1983 年 8 月与大来佐武郎的交谈。
[15-32]Okada Takahiro, "Interview with Okita Saburo," Chuo Koron (April 1981):
116-121; 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8-121.
[15-33]Lee, China and Japan, p. 64; 《人民日报》，1981 年 3 月 13、14、15 日；《邓小
平年谱（1975-1997）》，1981 年 3 月 18 日，页 722。
[15-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 年 4 月 14 日，页 732-733。
[15-35]宝山钢铁厂的发展见 Lee, China and Japan, pp. 30-75.
[15-36]2004 年 11 月与 Sugimoto Takashi 的交谈，他是会讲汉语的新日铁官员，因与中方谈判
钢铁厂引进事宜在中国住了数年。
[15-37]World Steel Association, "World Steel in Figures, 2009," at www.worldsteel.org,
accessed April 13, 2011.
[15-38]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366.
[15-39]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 229.
[15-40]《邓小平年谱（1975 -1997）》，1979 年 3 月 23 日，页 497。
[15-41]SWDXP-2, p. 172, March 30, 1979；《邓小平年谱（1975 -1997）》，1979 年 7
月 28 日，页 539-540；Grennhalgh, Just One Child, p. 357 n6.
[15-42]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页 72、
78。
[15-43]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安徽农村改革实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页
28。
[15-44]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载于光远等编：《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 281；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L. Parish, ed.,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对农村
政策变化的全面描述，尤其是研究部门的作用，见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19-56.
[15-45]万里的女儿万叔鹏曾随父亲访问过安徽最贫穷的农村地区，她多年后谈到自己当时的所见所
闻时仍然心存不安。2003 年 10 月与作者的交谈。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
页 281-289。另参见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香港：开益出版社，2001）；万里：《万里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2006）。
[15-46]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页 283。
[15-47]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80-82。
[15-48]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83。
[15-49]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80。
[15-50]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页 284-286。
[15-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2 月 1 日，页 261-262。
[15-52]杜星垣（当时是赵紫阳在四川的副手）：〈民意如潮，历史巨变〉，载于光远等编：《改变
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18-223；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83。
[15-53]《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31 日，China News Analysis, no. 1149 (March 2, 1979),
in Jürgen Domes,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Rural Societal Policies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London: C. Hurst, 1980), p.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