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了严重的预算赤字、超额使用外汇储备和严格控制开支的失败。他作出结论说，计划优先于市场的政策并没有过时。
[16-37]陈云利用年底的数据，想把大胆向前闯的邓小平拉回来。各省领导人被召集起来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结果是大规
模削减基建、银行信贷紧缩、严控涨工资和外汇使用。[16-38]按照中国标准而言的严重通胀，甚至使赵紫阳也转向了加强
控制和限制投资。面对这种大气候，邓小平最后也加入了努力给过热的经济降温的行列中去。[16-39]
就像 1980 年代初期一样，陈云再次利用他的中纪委书记一职，限制广东和福建的改革试验。他和他的支持者公
开了与走私、倒卖外汇、投机倒把和色情有关的案件。陈云也很清楚，北京的各部委都在向经济特区进行非法投资，这
使执行党的纪律变得更加困难。[16-40]
作为限制经济过热的努力之一，胡乔木去了福建，批评该省干部让 19 世纪不平等条约下的通商口岸死灰复燃。
姚依林去深圳时说，用国家的钱给深圳「输血」已经太多，现在是「拔掉针头」的时候了。[16-41] 此外，1985 年夏天中
纪委通报了海南干部为促进当地发展滥用特权，将进口汽车卖给内地牟取暴利的走私案。[16-42]谷牧宣布，国家只会优先
发展 14 个沿海开发区中的 4 个——上海周边、天津、大连和广州。[16-43]在对特区不断升温的批评气氛中，甚至邓小平
也不得不改为守势。他对自己 1984 年初提出的经济特区政策加以限定说，如果特区被证明并不成功，那就只当是一次
试验好了。[16-44]
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5 日为制定「七五」计划（1986-1990）的基本政策而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
陈云宣布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定为不超过 6%或 7%（大约是 1984 或 1985 年增长率的一半），尽管实际增长率可能要
高一些。他又说，应当限制乡镇企业夺走国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他还警告说，如果不加以限制，将会造成能源的严重
短缺和交通运输的瓶颈。[16-45]
这种新气氛中邓小平采取了守势。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他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教育」，让干部
更好地抵抗抗腐败和违法乱纪。邓小平说，他完全支持把「七五」期间的增长率定为 7%，这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
同意。其实他对这个数字没什么不满，因为他心里清楚，由于过去两年的高增长率，只要一直保持 7%的年增长，还是
可以轻松实现让国民生产总值到 2000 年翻两番的目标。[16-46]
情况可能会更好；也许可以避免伴随着中国经济过热而产生的通胀和腐败问题。
但是批评邓的人仍然认为，如果邓在 1984 年不那么急躁，
通货膨胀的恐慌与反击：1988
正如陈云在 1980 年至 1981 年的经济调整政策为邓小平加快发展和改革铺平了道路那样，陈云在 1985 年至
1986 年的紧缩政策再次为邓小平继续向前闯提供了条件。1987 年 2 月，在为即将于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制定指导
路线时，邓小平直接跟陈云的主张唱起了反调：「﹝过去﹞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6-47] 在 1987
年同一些外国领导人会谈时，邓也表示要在自己退休前留下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
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 1987 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这又是一个
巧妙的概念，使邓小平和赵紫阳可以对保守派说，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但他们补充
说，高级阶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后。「不再以计划为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新提法为继续向市场经济前进提
供了框架。赵紫阳宣布，「商品交换」要遵循「价值规律」，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供应不足，价格就会更高。赵的讲
话还明确允许私营企业雇用七人以上。赵紫阳又说，将来股东可以分红。陈云在赵紫阳讲话的过程中离开了会场。改革
派认为他的离去是为了避免公开冲突，也是在表明他对赵紫阳的讲话有看法。[16-48]
1988 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正如他在 5 月中对北韩人民武装力量部
部长吴振宇所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改善，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16-49] 在邓小平的强大压力下，5
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邓小平多年来一直在了解物价改
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场价格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他对同事说，「长痛不如短痛」。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告诉他，即
使物价上涨也只会是暂时的，市场的力量可以让更多的供应者进入市场，价格自然会回落。
邓小平此举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增无减的腐败，而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
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这个根源。
[16-50]于是邓小平像一位无畏的战士一样决定义无反顾地取消物价管制，宣布要在三到五年内完成物价改革。7 月份烟酒
价格放开，导致价格猛涨了 200%以上。[16-51]但这并没有挡住邓小平闯关。
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16-52]在放
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暴涨。邓小平没有被这个警告吓住。在北戴河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88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上，对是否取消物价管制进行了激烈辩论。邓小平最终占了上风，政治局同意了他的全面放开
物价的计划。这次会议刚结束，《人民日报》就在 8 月 19 日公布了这一决定。社论一发表，已经疲于应付通货膨胀的
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慌恐。人们纷纷取出银行存款疯狂购物，以防未来价格上涨。商店的东西一售而空，群众也开始上街
示威。
邓小平深知改变党的决策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
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 8 月 30 日作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
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 1978 年 12 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邓小平宣布进行全面物价改革计划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价最高昂的错误。他对于从长期来看
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熔基选择在 1990
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熔基设法避
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邓小平的错误出在对民众情绪的短期评估上。他错误地以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民众接受放开物价。83 岁的他
已经远离了群众，触及不到普通中国人的感受。邓的家人在使他了解百姓感情方面起着一定作用，但他们的交往对象大
多是其他高干家庭，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他们要比对普通受薪阶层的影响小得多。
邓小平的错误不但使他失去了民众支持，也导致他在党内高层的权威受损。他的闯劲和使人服从的能力大为下降。
但是作为军人的邓小平多年练就的本领是：他知道如何重整旗鼓。1988 年 9 月 12 日，邓小平把赵紫阳、李鹏、胡启
立、姚依林、万里、薄一波和乔石——改革者和谨慎的计划者兼而有之——叫到家中商量物价改革问题。他承认：「现
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
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 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16-53]邓小平虽然只能选择
在放开物价管制上作出让步，但是他清楚地表态，他对整个改革方案仍然深信不疑。
民众对放开物价的反应也削弱了赵紫阳的地位。虽然这一次赵并不赞成取消物价管制，但他曾有过放开物价的先
例，也曾允许通货膨胀的压力超出陈云认为明智的程度。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他认为一定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
经济增长。然而，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已经大大高于 1949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1988 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 1987
年高出 18.5%，1988 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去年上涨了 26%。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其他数据显示的通货膨胀
率甚至更高。[16-54]
谨慎的计划派完全不同意赵紫阳在 1987 年和 1988 年初所作的允许通货膨胀加速的决定。在 1988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赵紫阳因为年初导致通胀失控的政策而受到了批评。他同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承认年初时用来指导决策的一些假设是错误的，而通货膨胀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经济过热和需求总量过大。[16-55]有人认
为应当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赵设法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但陈云给了他一些有关经济政策的训导。1988 年 10 月 8
日陈云尖锐地批评赵紫阳说：绝对不能搞财政赤字，货币流通量已经太大；此外，应当一直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不然
就会引起混乱。[16-56] 这些警告听上去十分严厉，但与 1983 年陈云批评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开的大会上作出的。此
后经济决策权转交给了李鹏，他在 1987 年 11 月被任命为代总理，1988 年 3 月成为总理。赵紫阳是个主张搞市场化
的坚定的改革派，李鹏却要贯彻陈云的紧缩政策，不消说，两人的关系不会顺畅。
赵紫阳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他还没有作好彻底丢卒保帅（邓小平）的准备。他没有明确公开地宣布放开物价的决
定是由他作出的。据知情的中共官员说，尽管邓小平此后继续支持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但两人的关系有所紧张，因为高
层官员和群众都认为邓小平要对物价失控负责。
在 8 月份的民众恐慌及邓和赵的权力被削弱后，谨慎的计划派很快重新掌握了对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国务院于
1988 年 9 月 24 日颁布文件，宣布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经济环境」。熟悉陈云在 1979 至 1981 年的经济调
整政策的人，都不会对 1988 年谨慎的平衡派掌权后采取的经济政策感到奇怪。1988 年不再进行任何价格调整，企业
和工作单位被告知不得涨价。一直以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将存款利率
与通胀挂鈎。各地被要求缩小基建规模。[16-57]投资受到压缩，物价也被严加管制。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暂停向乡镇
企业贷款。朱熔基 1990 年代控制通货膨胀时力求实现软着陆，但陈云在 1988 年底终止通货膨胀的胆略，却并不亚于
邓小平取消物价管制的气魄。不出所料，1988 年底出现了硬着陆。这从随后几年的增长率骤降中即可看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转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9.
1988 年至 1990 年期间在经济管制和政治决策的双重作用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1%骤降
至 1989 年的 4%，工业增长率从 15%下跌到 5%。1990 年最后一个季度零售价格指数的增幅降至 0.6%。[16-58]消费
支出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上升，很多城市出现了骚动迹象。计划派仍然致力于减少财政赤字，然而由于税基太窄，预算
赤字实际上不降反升。但是，尽管有这些令人不安的经济指标，在因放开物价而引起强烈反对之后的三年里，邓小平一
直未能在党内争取到足够支持，向陈云的紧缩政策发起挑战。
中苏改革的比较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最先是由苏联采用的，之后又进入中国，旨在帮助后发展国家追赶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它
使中国能够积累资本，并将资源用于最优先的领域。就像早期苏联的情况一样，这种计划体制使中国得以在 1950 年代
推动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到 1970 年代时，中苏两国的经济都远远落后于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体制。然而，当 1991
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制度崩溃时，中国却能自豪地宣称，它在 1978 年以后取得了平均 10%的年增长率。是什么因素
使中国在 1980 年代的表现远优于苏联和东欧？
中国与苏联相比具备很多优势。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可以利用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运输。过去 200
年来，移居香港、台湾、东南亚和西方的华人及其后代有 2,000 万之众，他们可以作为资本和知识的来源为中国所用。
此外，中国大陆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众多商人，他们愿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帮助，以便今后能够进入这个
有十亿消费者的市场。政治动机也发挥了部分作用：中国在 1978 年实行开放政策后，很多西方国家想使中国进一步疏
远苏联，愿意向中国慷慨提供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国的学生和游客。
地理和种族的同质性也对中国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稻田耕作的性质，中国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农民种地的热
情空前高涨，农业产出大幅提升，这在拥有广阔的旱地、更宜于采用大型拖拉机耕作的苏联是不可实现的。与各种少数
民族超过人口一半的苏联相比，人口中 93%为汉人的中国也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苏联由于在过去 100 年里不断扩
展到广阔的新区域，新纳入的少数民族一直在积极或消极地抵抗着苏联的统治。与此相比，中国对它目前的大部分疆域
都已经统治长达 2,000 多年，它也没有通过占领反抗其统治的国家来进行过度扩张。
中国的统治者从国家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中国乃是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苏联的领导人长久以来一直觉得苏联大大
落后于西欧各国。再者，中国与其邻居——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而后者不久
前已成功转型为富裕的现代国家和地区，可以作为中国效仿的榜样。
然而，不论中国有哪些内在的固有优势，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作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邓的选
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被证明要成功得多。[16-59]首先，他坚持共产党的权威。苏联的戈巴卓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
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
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
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 20 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
一脉相承。
但是邓小平也务实地面对需要作出的改变。他知道他在 1978 年所继承的中共臃肿而僵化，无法提供现代化所需
要的领导力。他确信党的很多资深干部，尤其是在文革的政治斗争中发迹的人，是不足以领导现代化的无能之辈。他没
有把他们大批清除出党，因为这样做会带来破坏，导致党的分裂，使党不能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但是他确实
悄悄地把他们赶下了最重要的岗位，将位置留给那些有能力领导现代化的人。邓在为高层领导岗位选拔人才上十分用心，
而且鼓励下级干部也这样做。这些领导班子选定之后，就会给予他们相当大的空间使其进取。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 1991
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
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
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
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邓小平知道，19
世纪的日本和后来的其他东亚经济体，都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建立使其可以追赶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现有的国营
企业，必然引起大范围的失业，这从政治和社会角度都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
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使人们获取经验，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邓小平没有强制推行新的体
制——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而是让地方开展这类试验，然后宣传成功的经验，让其他地方按自身条件加以
采用。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苏联领导人对于
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联开工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苏联学生去海外留学。邓小平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
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他的一些同
事担心外国人和各种外国做法会把中国搞得晕头转向，但邓相信中共足够强大，能够对事态加以控制。邓大力支持派遣
官员和学生出国，翻译国外的书籍和文献，欢迎外国顾问和商人来华。有人害怕外国人的竞争会危及中国的生活方式和
利益，他对此类批评也有充分的准备。他认为外国公司的竞争非但搞不垮中国经济，反而能使中国人的生意越做越强。
他也不担心出国的人会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国外，因为他相信他们会继续帮助自己的祖国。
中国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巨变式的对外开放过程，并不是由邓小平启动的。事实上，毛泽东在 1969 年的中苏
冲突后率先打开了国门，周恩来和华国锋又延续了毛所开创的路线。然而，邓小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使国门大开，接
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无论经历了何种挫折，他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
程。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他们所能学到的一切。
[16-1]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2]这次会议记录在案的召开日期是 8 月 26 日。见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香港：泰德时代出版社，2007），下册，页 537-538。
[1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80 年 7 月 17 日-20 日，页 656-657；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页 537-538。
[16-4]Yizi Chen, "The Decision Process behind the 1986-1989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ol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138.
[16-5]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 186。
[16-6]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广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 93。
[16-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编：《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七册本）（北京：无出版社，
2000），第 7 册，页 204-205。
[1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0），1982 年 11 月 4 日，页 309。
[16-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编：《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 7 册，页 247。
[16-10]对林重庚 2008 年 8 月、Ross Garnaut 2011 年 6 月、刘遵义（Laurence Lau） 2007
年 3 月的采访。世界银行的林重庚与赵紫阳的交往超过任何外国人，Ross Garnaut 在 1985 至 1988 年
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是曾与霍克（Robert Hawke）总理一起推动澳洲经济自由化的专业经济学家。刘
遵义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后来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16-11]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543.
[16-12]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34-41.
[16-13]对这些智囊团的讨论见同上。作者也曾采访过杜润生（2006 年 9 月）、卢迈（2006 年 8
月）、姚监复（2006 年 8 月）和邓英淘（2003 年 10 月）。
[16-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2002.5）》（修订版）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982 年 3 月 18 日。
[16-15]孟禛：〈出国留学 30 年〉，《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 年 6 月 26 日，第 6 版。
[16-16]邓小平也支持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加强中国与国际金融界的联系。1981 年 10 月
25 日，邓小平会见了国际货币组织总裁 Jacques de Larosière，表示赞成双方开展合作，见《邓小平年
谱（1975-1997）》，1981 年 10 月 25 日，页 780。
[16-17]Edwin Lim, "Learning and Working with the Giants," in Indermit S. Gill and Tood
Pugatch, At the Frontline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from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5), pp. 89-119；林重庚：〈序言：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收
入吴敬琏编：《中国经济 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Pieter Bottelier,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How the Partnership Was Built," working paper 277,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ril 2006; Robert McNamara, Oral History Recording,
October 3, 1991, pp. 16-18. 当中与林重庚有关的部分，来自 2009 年 8 月对林重庚的访谈。关于中
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银行的谈判的大背景，见 Harold K.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16-18]这个团队的官方领导人是 Shahid Husain, 他是世界银行东亚区业务副主任，但中国的工
作，包括在中国的团队，都由林重庚领导。见 Jacobson and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16-19]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0.
[16-20]Edwin Lim et al.,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Sent to China by the World Bank (Baltimore: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这个报告包含教育、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经济
项目和经济结构几个分册。
[16-2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7. 这次莫干山会议召开于 1984 年 9 月 3-10
日。
[16-22]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2-123. 1991
年 8 月作者与下河边淳的交谈。
[16-23]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页 125-126。1987 年至 1988 年我参观中国工厂时，见到工厂里贴有很多布告牌，有关基本管理原则，
以及根据员工遵从日本范例的表现而进行等级评定。
[16-2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页 125-126、156。
[16-25]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 138;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16-26]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下
册，页 152-153。
[16-27]《陈云年谱（1905-1995）》，1983 年 6 月 30 日，页 328-329；《邓小平年谱
（1975-1997）》，1983 年 6 月 30 日，页 918-919。
[16-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3 年 12 月 22 日，页 949-950。
[16-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6 月 30 日，页 987；SWDXP-3, pp. 72-75.
[16-30]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16-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中册，页 610-619；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545-557；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137-138.
[16-32]Xiaokang Su and Luxiang Wang, 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16-33]SWDXP-3, pp. 90-99.
[16-34]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357-369; 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
册，页 310-311。
[16-35]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57.
[16-36]Barry Naughton, "False Starts and Second Wind: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p. 223-252; David Bachman, "Implementing Chinese Tax Policy," in
David M. Lampton, 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19-153; Penelope B. Prime, "Taxation Reform in China's Public
Finance,"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p. 167-185.
[16-37]《陈云年谱（1905-1995）》，1985 年 2 月 18 日，页 375-376。
[16-38]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311-312；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p. 363, 949-952.
[16-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 年 1 月 23 日，页 1027-1028。
[16-40]对广东干部的采访，无日期。
[16-4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1-182.
[16-42]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1-294.
[16-43]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3.
[16-4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 年6 月29 日、8 月1 日，页1055-1056、1063-1065。
[16-45]SWCY, 3:340-344; 《陈云年谱（1905-1995）》，第 3 卷，页 383-384。
[16-46]SWDXP-3, pp. 144-150.
[16-47]SWDXP-3, p. 203.
[16-48]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