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 1950 年代曾与藏民建立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他在 1951 年让刚满 16 岁的达赖喇嘛在统治西藏上享有
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和汉人聚居的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在只占人口 7%的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愿意暂缓对控制权的掌
控。而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也愿意给藏人更多的耐心，希望能争取到达赖和其他藏族领导人的积极合作，最终
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当达赖及其追随者在 1959 年逃跑时，毛泽东甚至下令中国军队不要向他们开火，希望最终能让
达赖回心转意。
1950 年 5 月中国军队占领西藏（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东部后，毛泽东把西藏领导人请到北京，与汉族官员
签订了西藏「十七条协议」。据此协议，西藏接受中国对西藏的政治控制，但允许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藏人可以从事
他们的宗教活动、保留寺院、使用自己的语言、维持自己的风俗。[17-104]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框架，规定藏人接受中国的主
权，但中国同意达赖喇嘛无限期治理西藏本土（即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大约 400 万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这里。毛泽东
同意，只有在西藏地区的宗教和贵族精英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对自治区的社会和宗教进行变革。西藏「十七条协议」之
后，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仍然可以徵税、调解纠纷、使用自己的货币、甚至保留他们自己的军队；共产党则控制着外交、
军事和边防。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西藏在 1950 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为其宗主国时的特点，基本上是藏人治
藏，中国政府只管外交。
1954 年至 1955 年，达赖喇嘛去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时会见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
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以极大的敬意对待达赖，因为他不但是伟大的宗教领袖，而且是与北
京签订了正式协定的西藏政府首脑。当时，达赖喇嘛同意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同意将军队减少到
1,000 人并不再使用自己的货币，尽管事实上最终西藏的军队规模并未被减少，而毛泽东也允许西藏继续使用自己的货
币。1948 年至 1950 年，中共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成立了过渡政府，并在一两年内建立了正式政府。1956 年 4 月
16 日，已从北京回到拉萨的达赖喇嘛以隆重仪式欢迎北京代表团的到来，他们将帮助建立临时政府的框架，并计划在
两到三年内变成正式政府。[17-105]
中国政府与藏人之间的问题爆发于 1955 年以后，这一年全国各省领导人被要求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毛泽东
说，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开展包括集体化改革在内的「民主改革」，但在西藏暂不实行。西藏本土以外的 200
万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等地。四川领导人搞了一个计划，不但要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而且开始在
四川的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主改革」。1956 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集体化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
这很快在当地引起严重的流血反抗，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数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区。由于康巴的血腥报复和劫掠事件一向
层出不穷，当地几乎每个藏民家中都有枪支并知道如何使用，因而这里引发的流血反抗尤为严重。康巴藏人最初取得了
成功，但很快便被更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击败，于是他们在 1957 年到 1958 年带着武器逃入西藏本土。1957 年正值冷
战高峰，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科罗拉多训练一小批康巴人，然后派他们潜回西藏搜集情报。[17-106]北京要求达赖喇嘛将
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达赖所拒绝。印度早先曾邀请达赖去印度定居，于是 1959 年 3 月达赖率领众多骁勇好战的藏人
翻山越岭逃往印度。此后的两三年里又有藏民追随他而去。
1979 年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他在争取藏人积极合作时所面对的困难要远比 1950 年代的毛泽东严重。
1959 年以后北京为加强控制，向西藏派去大批中共干部，此举激起了当地的反抗。文革期间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红卫
兵都被视为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而在西藏，由于红卫兵捣毁寺院和喇嘛庙、破坏艺术品，他们的行为则被看作汉族青
年对西藏文化的毁灭。
1979 年之后，邓小平力求弥合文革在西藏以及其他地方造成的创伤。他理解藏民对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有着极
虔诚的崇拜。他知道达赖喇嘛被藏民看作观世音菩萨转世，因此被视为一个神。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一个两岁的男
童在 1937 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于是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他精研西藏文化，后来成了极其虔诚而又博学的人。邓小
平 1978 年时希望通过藏族中间人与达赖喇嘛建立联系，达成一定的和解，减少中共干部和藏民之间的对立。
邓小平本人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就与西藏有过交涉。1951 年派往西藏取得军事控制权的中共军队，就是邓小
平麾下的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当时藏族军队过于弱小，几乎没有进行武装抵抗。1950 年代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
既贯彻过毛泽东对西藏本土较为「宽大」的政策，也执行过在四川等地的藏人中间强制搞集体化的政策。
1978 年，有很多原因促使邓小平努力减少汉人与西藏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更加安定的民族关系可以加强藏人
与中国的纽带，形成一个堡垒以对抗苏联可能对西藏的渗透；可以减少因藏族反抗汉人而触发其他少数民族连锁反应的
风险；可以减少因为不断与藏人冲突而给国家资源造成的紧张。大概最重要的是：当邓小平要为实现现代化而与西方搞
好关系时，良好的汉藏关系可以缓解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的批评。邓小平在 1975 年 12 月会见福特总统
时，福特就提到过达赖喇嘛。他在 1977 年 9 月 27 日会见乔治?布殊时，布殊不但特别关心西藏和达赖喇嘛的命运，
而且提出去西藏访问的请求。由于布殊是「中国的老朋友」，邓小平特准布殊成行。[17-107]
1978 年底邓小平开始联络达赖喇嘛的中间人。居住在印度的八万藏民最不认同汉人统治——他们成分复杂，达
成一致并不容易，而且与留在中国的很多藏民相比，他们更不愿意在重要问题上作出妥协。此外，由于汉人不允许中国
境内的藏民组织起来表达自身利益，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这个流亡团体便成为全体藏人的代言人，并且采取强硬的反华
立场。
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沟通的最佳渠道是达赖喇嘛的胞兄、会讲汉语的嘉乐顿珠。邓与嘉乐顿珠的会面是由新华社香
港分社第二社长李菊生安排的，李之前在香港已经与嘉乐顿珠接触过几周。邓小平在会见嘉乐顿珠时说，他希望达赖喇
嘛能回来看一看西藏，如果愿意也可以留下来。达赖喇嘛也可以先派代表，回来考察一下国内的形势。邓小平答应嘉乐
顿珠，在达赖喇嘛回来之前，中国会做一些政治工作。[17-108]
1979 年 3 月 17 日，邓小平会见嘉乐顿珠几天后，新华社宣布「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决定对所有参与过（1959
年）西藏暴乱的人给予宽大处理」。[17-109]同日，在召开了西藏四个地区的会议之后，宣布为文革期间受到错判的许多西
藏干部平反。但是邓小平在推动和解时依靠的是西藏中共干部的报告，因此他并不清楚藏人反抗的严重程度和达赖喇嘛
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在 1979 年 8 月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邓小平对他说：「至于达赖嘛，这是一件小事 达赖
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邓小平又说，达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不过是空想。[17-110]
当时邓小平有理由期待西藏的局势将得到改善。他会见嘉乐顿珠后就作出了安排，由达赖喇嘛派达兰萨拉流亡者
代表团回来考察形势，会见当地干部。在此后几个月里，又有两个达兰萨拉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然而，给邓小平出主
意的汉族干部严重低估了藏民对汉人的抵触情绪和达兰萨拉藏人的到访可能激起的对汉人统治的反抗。流亡藏人的一个
代表团访问青海省时，受到当地大批藏民的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地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拥护，这让北京的官员既吃惊又尴
尬。为避免再有不愉快的意外发生，汉族干部马上去问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前将军任荣这个代表团访问拉萨时会
发生什么情况。任荣预言不会出任何问题。然而，在拉萨爆发出的对达赖喇嘛的拥戴甚至更强烈。
任荣的误判导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职。胡指示让任荣离开西藏，以免影响与藏人搞好关系的努力。取代任荣的是另
一个同为将军出身的汉人阴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邓小平在西藏的亲信。阴法唐在西藏工作了 20 年，十分关心西藏的建
设，从党委书记一职退下后仍留在当地帮助建设学校。
达兰萨拉藏人的三个代表团来访的效果适得其反。邓小平本来以为，在中共的领导下，西藏自 1959 年以来取得
了相当不错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流亡藏人代表团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会给他们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更
加严厉地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的方式。
尽管三个代表团的访问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仍然努力弥合与藏人的分歧。他继续执行修复西藏寺院和其
他文化设施的政策。他指示新上任的总书记胡耀邦及副总理万里带领重要代表团到访西藏，力求修复汉藏关系。
经过一两个月的准备后，胡耀邦率领一个 800 人的代表团在 1980 年 5 月 22 日抵达西藏，准备于次日参加毛泽
东在 1951 年作为怀柔政策提出的西藏「十七条协议」签署 29 周年的庆典。胡耀邦花了一周时间了解情况并与当地干
部座谈后，在一个 5,000 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与会者多数为藏族干部。他在题为「努力建议团结、繁荣、
文明的新西藏」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党让西藏人民受苦了。我们十分难过 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显着改善，我们
难辞其咎。」他提出了六项任务：（1）让西藏人民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2）减轻经济负担，三到五年内对西藏人免
税，免徵购；（3）农业生产实行承包到组；（4）努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5）促进教育，着手筹办西藏大学；（6）
加强汉藏团结，把大多数汉族干部调离西藏，培养更多当地藏族干部。[17-111]
胡耀邦的讲话是改善北京和西藏关系的一次大胆努力。胡耀邦讲完话后，会场上对他这位新来西藏的英雄报以热
烈的掌声。胡耀邦表现得十分诚恳，他真诚地看待西藏遭受的伤害，代表中共为西藏经受的苦难承担责任，并说明了将
来改进工作的方式。在 1987 年下台之前，胡耀邦一直支持与西藏和解的政策。
在胡耀邦去西藏之前，分布于各省藏区的军工厂垄断着藏民所喜爱的氊帽、皮靴和其他货物的生产。胡耀邦的西
藏之行后，军队的垄断被打破，西藏政府下属的工厂也得到允许生产这类产品。在胡耀邦 1980 年访问西藏后的几年里，
在提拔藏族干部、改善藏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步。1978 年时西藏的干部中只有 44.5%是藏人，1981 年这
一数字上升到 54.4%，1986 年时达到 60.3%。[17-112]寺院获准接纳少量僧人，藏语得到了正式认可，对祈祷、朝拜和
各种宗教仪式的压制也减少了。
尽管胡耀邦试图以诚恳的态度解决西藏问题，一年后他的努力仍以失败告终，这既是因为他同时激起了西藏当地
和北京的汉族干部的抵制，也因为他的努力仍然未能让藏人满意。邓小平受制于汉族干部，达赖喇嘛则受制于达兰萨拉
好战的流亡团体，两人难以架起沟通的桥梁。
在那些努力维持西藏秩序的汉族干部看来，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评他们对藏人过于严厉。为了给当地藏族干部让
路，一些汉族干部被调到其他地区，仍留在西藏的汉人大多反对胡耀邦的政策——汉族干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学藏语，还
要倾听藏人的意见，这使他们难以保持维护政治秩序的权威。负责西藏治安的汉族干部特别担心藏人的喇嘛庙，它们在
获得更多的自由之后，成了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藏人反抗的中心。（据 1950 年代末期的数字，在西藏自治区的
全部 200 万人口中有 15 万僧人。）北京那些谨慎的干部也像西藏的汉族干部一样，高调批评胡耀邦没有认识到在外国
人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危险。[17-113]
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所要求的自治程度比台湾得到的条件尤有过之，这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关系的另一个因素。
他们要求在西藏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们还要求建立「大西藏」，将中国的所有藏区合并成一个政治
上的新自治区。即使在最开明的北京干部看来，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因此，谈判毫无结果。
共产党在 1980 年代给予藏人比 1950 年代更多的自治权，允许当地藏民使用自己的语言、服饰，在人民代表大
会中有一定的代表。此外中共允许藏人比汉人多生孩子。藏人上高中和大学的入取分数也低于汉人。但真正重要的决策
权掌握在拉萨的中共汉族干部手中，而他们则要听从北京的指示。
另一个难以克服的分歧是，藏人要求把西藏的疆域扩大到其他省份的藏人居住区。藏人在 7 世纪曾控制着几乎和
当时中国一样大的区域，此后一些较小的藏民社区便一直保留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各省。即使是最开明的汉族干
部，也反对这种藏人对疆域的巨大扩张。
达赖喇嘛看了他派去考察中国藏人状况的三个代表团的报告，在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后，他于 1981 年 3 月 23 日
致信邓小平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好的相互理解，发展藏汉人民的友谊。」但是他又说：「实际上有 90%以上的藏人
都受到身心摧残，生活在焦虑之中。这种情况并非自然灾害所致，而是人为的。」[17-114]北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对此作出
答覆。
北京的官员拖了大约四个月，直到 1981 年 7 月 27 日胡耀邦在北京会见嘉乐顿珠时，才表明了他们对达赖此前
来信的观点。胡耀邦在 1980 年去西藏时被授予相当大的自由度，以赢得藏人的善意。但是这次会见的情况不同：他接
到的指示是传达中国的新政策，要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加强控制。胡耀邦向嘉乐顿珠列出了北京欢迎达赖回来的具体条件：
达赖喇嘛可以享有 1959 年之前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访问西藏；他可以担任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
藏人知道，接受这些条件可以使达赖喇嘛得到荣誉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政治权力仍牢牢掌握在汉人手中，
因此他们拒绝了。达赖喇嘛决定不回国。邓小平要促成双方更亲密、更积极的关系的努力落空了。但他和达赖喇嘛都不
想把关系搞得更僵。达赖在当年 10 月派了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北京，这个小组虽然也未能弥合分歧，但避免了达赖喇嘛
和北京领导人公开决裂。[17-115]
1981 年至 1982 年的沟通失败后，邓小平把西藏问题放到了一边，直到 1984 年中国国市场化进程得到更广泛
的民众支持，这为处理西藏问题提供了新的前景：经济增长和西藏与其他省份不断加深的联系——其中也包括市场联系
——将成为新的着眼点。1984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四年之后——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正值邓小平在广东宣布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肯定了进一步开放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获准去西
藏的游客和外地商人寥寥无几，而在这次会议之后，商人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去西藏做生意。邓小平希望，通过把藏人
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能像其他地方一样，增加藏人对政府的拥护。他确实把发展西藏经济
放在了全国重点工作中很优先的位置。中央鼓励富裕的省份为西藏提供财政援助，派遣懂经济的干部帮助推动西藏发展，
由此加强西藏和各省政府的联系。
作为减少分裂主义危险的一种努力，1985 年有 4,000 名西藏的优秀中学生被送到其他省份的学校以获得更好的
教育机会，俾使西藏和全国其他地方进一步联系在一起。1984 年北京与西藏流亡团体也举行过若干次会谈，但未取得
任何进展。
这些会谈失败后，达赖喇嘛为打破与北京关系的僵局，试图通过向西方寻求支持对北京施压。他向各国派出信得
过的年轻人介绍西藏的境况，例如洛地嘉日被派往华盛顿，数十年间都在推动藏人的事业。然而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能
与达赖喇嘛本人的影响力相比。达赖喇嘛会讲英语，能够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动西方人，让很多西方人觉得那正是他们在
自己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质。他们把达赖视为一个为争取民族自由而与中国压迫者不懈斗争的和平主义者。没
有任何其他亚洲领袖赢得过那么多虔诚的西方追随者。达赖喇嘛的名望，使只占中国人口 0.3%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
极大关注，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那些人数远多于藏族的少数民族。不过，尽管有外国对达赖喇嘛的普遍
支持，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正式承认西藏。而在中国政府看来，达赖喇嘛偶尔高调承诺愿意接受中国的主权，却不愿意达
成对他有约束力的协定。中国逐渐认为他因受制于流亡印度的八万极端分子而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通过中共宣传工具
了解西藏的中国汉族民众则相信，中国政府已经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援助，西藏人却不知感恩。随着矛盾的加剧、西藏的
汉族干部收紧控制，藏人更把汉族视为压迫和反对西藏的人。
达赖喇嘛在争取欧洲人、美国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西藏的僧人
变得头脑发热，他们大胆施压要求更多的自治。1987 年 9 月 27 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话
后不久，拉萨僧人的示威演变为一场骚乱。很多藏人乐观地以为，他们在西方人的支持下能够强迫中国政府让步。然而
恰恰相反，北京的官员进一步加强了控制。1988 年 6 月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演讲时重申藏人应当有权决定与西藏有关
的一切事务，没出几个月，拉萨就在 12 月又发生了一次严重骚乱。1989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也让
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导致中共领导人收紧控制。
达赖喇嘛在国外的成功使得西藏僧人的反抗有增无减，这促使中国领导人想方设法利用外国团体孤立达赖喇嘛。
有些外国团体对中国的压力作出了让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外国人对达赖的关注，加强了外国对中国
的批评。在西藏，僧人日益增多的反抗导致中国官员强化西藏的治安力量，对寺院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
中国官员指责外国人权团体的援助是出于削弱中国的目的。当外国人批评中国不给予藏人更多自治权时，有的中
国官员则反唇相讥，说他们的政策要比美国当年驱逐和消灭美洲土着居民的做法人道得多。
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双方都想避免全面冲突。1988 年初北京释放了数位因从事政治
活动而被捕的僧人。中国在 1988 年 4 月宣布，只要达赖喇嘛愿意放弃争取独立的做法，他就可以回西藏居住。达赖喇
嘛则继续说，他接受中国的主权，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人获得更多自由。
1989 年 1 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
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
动的严密控制。1989 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1989 年初，当西藏的另一位宗教领袖、在藏人中信徒人数居第二位的班禅喇嘛去世时，又出现了一线希望。达
赖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领袖身份前往北京参加葬礼的邀请。北京的判断是，达赖总体上比藏人流亡团体态度更灵活，邓小
平或许可以在达赖喇嘛来访时与他启动有益的会谈。但是达兰萨拉的流亡团体明白北京的领导人想拉拢达赖，说服了达
赖喇嘛不要前往。这次邀请被拒绝后，邓小平和他后来的接班人便放弃了与达赖合作的努力，使打破僵局变得遥遥无期。
有观察家认为达赖喇嘛错过了一次在消除分歧上取得进展的良机。此后，虽然达赖喇嘛数次派代表去中国磋商，但双方
都没有在基本立场上让步。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种一直延续至今的恶性循环：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名望鼓舞着当地藏人反抗，从而导
致北京的镇压；而外国人知道了镇压的情况后会谴责北京，这又鼓励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复不息。但是，藏人和汉
人都很清楚始于 1980 年代中期的对外部市场的开放以及对西藏的经济援助给西藏带来的长期后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
经济独立性的衰落。在 1950 年代，定居拉萨的外地人多为北京派去的中共汉族干部和军队。1980 年代中期以后，居
住在拉萨的外地人几乎全都是商人，他们都想利用中国对西藏的经济援助所带来的商机。很多人是来自邻近穷困省份的
回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过去外地人几乎从来不住在西藏的农村，但是到了 1990 年代末，外地人的数量大有超过藏人之
势。[17-116]由于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学习汉语和接受汉族教育，无论是藏人和汉人都能看到，长远的趋
势是将有更多的藏人学说汉语、上汉族学校、接受汉族文化的方方方面、并融入外部的经济，虽然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
藏族身份和忠诚。
自从邓小平 1980 年派胡耀邦去西藏以来，中共再没有作过重大努力使藏人和北京达成和解。流亡藏人与北京领
导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续，前者决心建立拥有真正自治权的大西藏，后者则相信通过发展经济、推动藏人接受汉族的教育
和文化，将使西藏进一步融入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一些外国人和北京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也在继续，前者想帮助藏人得到
更大的自治，后者则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对阻止外国人这些做法的能力变得更加乐观。
[17-1]关于中国领土纠纷的说明，见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2]关于台湾和中美关系的一般背景，参见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1994);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Michel Oksenberg,
"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p.
53-96;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9 年 1 月 1 日，页 141。
[1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9 年 1 月 9 日，页 151。
[1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9 年 1 月 16 日，页 164-166。
[1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9 年 1 月 9 日，页 467-468；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London: John Murray, 1993); LWMOT, tape 19, p.21.奥克森
伯格和伍德科克卸任后，在 1981 年秋天到 1982 年夏天间聚谈了 39 次，记录下他们在美中关系正常化
过程中的经历。
[17-7]Robert A. Madsen, "Chinese Chess: U.S. China Policy and Taiwan, 1969-1979,"
Ph.D. thesis, Trin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1999, pp. 274-275.
[17-8]Tucker, Strait Talk, p. 108.
[17-9]与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的谈话，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3
年 9 月 10 日，页 931-932。
[17-10]Tucker, Strait Talk, pp. 132-133.
[17-11]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18-220. 另参见 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197-198.
[17-12]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2nd ed., 1995), pp. 371-372;《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页 181-185。
[17-13]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199-201.
[17-14]新华社，1981 年 9 月 30 日。
[17-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 年 6 月 16 日，页 748-749。
[17-1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 182.
[17-17]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527-531.
[17-18]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4-185;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1-215;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17-19]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1-215;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6-187.
[17-20]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5-222.
[17-21]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22-226. Holdridge 陪同布殊访华。
[17-22] 类 似 的 解 释 见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 240;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90-258.
[17-23]关于协议具体内容的谈判是在恒安石大使和中方对等官员之间进行的，中方将谈判结果送邓
小平批准。
[17-24]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30-241;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9-200. 三个公报收入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265-272 及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63-279。
[17-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4 月 28 日，页 971。
[17-26]2008 年 12 月与美国国防部官员 Eden Woon 的访谈。
[17-27]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77-679.
[17-28]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页 66。
[17-29]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页 66。对香港工作的一般
介绍，见宗道一等编：《周南口述：身在疾风骤雨中》（香港：三联书店，2007），页 265-267。我关
于香港问题的讨论大大得益于卫奕信爵士、Sin Por Shiu 和 Dalena Wright 对香港局势的深刻见解。
[17-30]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页 56。
[17-31]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32]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Sino-British
Negotiation over Hong Kong," unpublished paper,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006; Steve Shipp, Macao,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Colony'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7).
[17-33]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页 56-57。
[17-34]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页 248。
[17-35]作者 2008 年 11 月对 Edgar Cheng 的采访，他是包玉刚的女婿，经常陪同包玉刚拜访邓
小平。
[17-36]后来写就的文件强调邓小平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有些文件甚至认为他已经作出香港回归
的决定。但当时公布的文件不支持这种观点。当时尚未就这个作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