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卓琳育有三女（邓林、邓楠、邓榕）二子（邓朴方和邓质方）。除了邓在危险环境中作战时两人不在一
起外，直到五十八年后邓小平去世以前，他们一直共同生活，是中共领导人中比较稳定的家庭之一。邓小平并不亲近自
己的父亲，可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是他面对繁重工作压力时的避风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延伸到政治事务上。邓小
平严守党纪，从不把党内高层的议论告诉家人。
内战：1946-1949
抗战之后，邓小平成了中共在晋冀鲁豫边区事实上的最高长官，这是一片有着几百万人口、地跨数省枣河北、
山西、山东和河南枣的边区。在这片远离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城市的山区，为了不可避免的国共内战，邓小平整军备战。
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年轻人中寻找和培养有前途的共产党组织人才，其中有两个人枣赵紫阳和万里枣在 1978
年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结束不到一年，国共内战爆发不久，刘伯承和邓小平便奉命率军进入华中平原一侧的大别山。毛泽东这一调
动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军队赶出西北地方，因为它正威胁着延安的中共总部；但不止如此，毛还希望在华中平原
附近建立一块根据地，因为纵观中国历史，那里一向是兵家决战之地。向大别山进军注定伤亡惨重，因为刘邓大军缺少
御寒衣被等各种给养，而该地区的敌军又十分强大。
作为一个坚忍不拔、严守纪律的军人，尽管邓小平很清楚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仍然义无反顾地进军。刘邓大军
中很多人要么战死，要么死于饥寒交迫。幸存的士兵处境艰险，极易受到敌人攻击，或因缺少给养而蒙受进一步损失。
尽管困难重重，刘邓余部和新补充的部队还是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建立了一个鸟瞰华中平原的根据地。不同于抗战时
期的游击战，在内战期间规模浩大的战役中，双方都投入了千军万马。这个根据地将在未来的淮海战役枣国共内战中
的三大关键战役之一枣中发挥其作用。
淮海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初打到 1949 年 1 月，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国民党的参战军队大约
为 60 万，由精明强干的将军指挥；中共投入的兵力大约为 50 万，此外中共还动员了一百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
需，徵用了七十多万头牲口作为运输工具。中共的战略是引诱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打一场歼灭战，以减少渡过宽阔的
长江时可能遇到的抵抗。提出这个战略的人是华东野战军（后来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副手、才华出众的粟裕将
军。虽然邓小平在淮海战役期间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毛泽东留给中共地方司令员自行决策的空间要远远大于蒋介
石给其将领的空间。此时蒋介石已经对中共军队的高昂士气深感忧虑枣他们都是贫苦农民，盼着打了胜仗之后自己家
里就能分到田地。淮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的军队在东北被中共的军队打败，也使他对内战的结局产生了悲观情绪。[1-23]
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人数上多于刘邓大军，在淮海战役初期的战斗中歼敌也比受到敌军重兵围困的刘邓大军
更为成功。时称「中原野战军」的刘邓大军（不久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在投入战斗后伤亡惨重，需要粟裕的华东野
战军及其炮兵前来增援。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下令成立总前委，将 50 万中共军队纳入邓小平总书记的统一
领导。
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领导作用并非没有争议。刘伯承担心部队的安全，试图挖掘更多的战壕以抵御国民党军队
的优势火力，邓小平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小平说，他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
伤亡，也没有让部队挖筑更多的防御工事。
但是，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领导的 50 万中共大军，在战役的后期还是占了上风。这一场大战既是军事上的
胜利，更是士气的胜利，此后蒋介石的军队便退居守势，共产党的军队则继续向南和向西推进。事实上，淮海战役之后，
国民党已经难以集结大军抵抗共产党的进攻了。中共军队轻松击溃抵抗，渡过宽阔的长江，迅速地西进、南进。日本首
相中曾根康弘曾在 1984 年问邓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么时候感到最幸福，邓小平回答说，是他们克服兵力装备都不如
对手的双重障碍，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三年。他特别提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1-24]
随着中共军队的节节胜利，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取，部分军队需要留在城市建立军管会，以便管理城市和开始政
权过渡工作。中共军队攻占上海后，邓小平有几周的时间亲自负责接管上海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军管会工作。过去一直不
暴露身分的上海中共党员和支持中共的「进步」青年协助共产党接管了城市。邓小平会见当地各行各业的领袖，解释党
的政策，选拔和任命下级部门的领导，以便在短暂的过渡期能够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持。他还大力发展新党员，以扩大上
海地区的领导力量。上海市民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普遍欢迎共产党的到来。但是，中共还是用了
数年时间，才克服了内战造成的破坏和混乱。在领导了上海的政权过渡之后，邓小平离开上海返回自己的部队，开始向
大西南进军。
在西南地区建立中共政权：1949-1966
从 1947 年夺取东北到 1949 年年底控制全国，中共只用了两年多时间。每占领一个大区，中共就会成立一个「局」，
领导该大区。1952 年以前，在北京逐渐建立起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期间，一直是由这六个大区的局承担着统治中国的主
要责任。为了给这些大区的中共统治打下基础，毛泽东通常会挑选当地出身的人担任大区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四
川人，而四川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省份。战时政委要服从司令员，和平时期则是司令员服从政委。因此邓小平便成了西南
局枣共产党最后收复的六个大区的最后一个，有一亿人口枣的党委第一书记。邓小平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 1952
年，直到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奉调回京，其职责也被转移到北京。
在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邓小平要平定全区，把国民党的统治转变为共产党的领导；他要招募和训练党员，
使之能够领导政府与社会；他要克服战时的混乱局面，领导整个大区的经济发展。[1-25]随着共产党在社会扎下根，他要
承担起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责任枣治安、经济、工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
平定西南农村地区的工作比其他地方更为困难，因为自抗战以来，这里一直是国民党的全国总部，国民党在这里
拥有大量支持者；并且，对于逃到这里或融入当地民众的国民党军人来说，这个地区是他们的最后防线。他们中间有些
人继续或被动或主动地反抗中共统治。为了确保肃清这些麻烦制造者，平定该地区，贺龙将军及其第一野战军也从西北
来到这里，以便加强刘伯承军队的力量。共产党最后控制的省区是西藏。1951 年，邓小平从西南和西北军区抽调兵力
控制了该地并建立了秩序。藏人缺少强大的军队，加之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前他们在川西的失败，使得对西藏的军事征服
变得相对容易。邓小平明白，从长远看，西南地区的成败取决于能否选拔和留住精明强干的部下。因此他重用二野那些
在维持部队士气、处理军地关系方面富有经验的政委，但也允许留用很多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只要他们愿意跟共产党合
作。他还监督部下招募和培养有能力的年轻人，以充实地方党政机关。
邓小平对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和拥护极为重视。在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他向当地政府官员和民众解释共产党的
统治。他还组织招募和培训干部，让他们开展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土改。华南局的叶剑英曾受到批评，说
他对当地的地主手太软；与叶剑英不同，邓小平在土改中成绩斐然，他斗地主，处决了一些大地主，把田地分给农民，
动员地方农民支持新的领导，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邓小平还大力推动成渝铁路的建设。他认为这个连接该地区两座最大城市重庆和成都的项目，对西南地区的发展
至关重要，而且这也是他父辈就想做的事。鉴于当时施工设备十分原始，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是邓小平和工人们百
折不挠。1952 年，在离开西南局回京任职之前，邓小平自豪地参加了这条铁路的竣工仪式。
建设社会主义：1952-1959
1952 年，各大区的领导人奉调回到已经统治了全国的中央政府，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副总理。不久毛泽东
又下达书面命令，指示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小平过目。这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及其回京后协调各项工
作的关键角色深表信任。1956 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秘书长枣这是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关键职位枣和政治局常
委之一。先前，他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会议，研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把个体农业和小工商业集体化、把大工业国
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
1953 年，财政部长薄一波丢掉了职务，因为毛泽东认为他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毛任命邓小平接替了
他。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的一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他主导着与各省进行协商的政治过程，以确定各省要
上缴多少粮食和税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虽然最后拍板的不是他，但在国家依然很贫穷的时期，他必须
作出有重大影响的判断，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各省完成粮食配额和上缴税收的能力。[1-26]当时，毛泽东经常和高级干
部开会，邓小平每个月都要和他一起开好几次会。1953 年底，邓小平和陈云（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向毛泽东密报了中共统治早期面临的最严重人事问题：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警告。邓小平和陈云
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1-27]
邓小平在担任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主角时，得以亲身观察毛泽东如何判断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作出影响
全国的决策。毛虽然在晚年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但他当时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领袖。另外，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说周恩来总理是他遇到过的最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在巴黎和上海时就与周恩来相识的邓小平，也有
机会观察到这位大师如何处理外交事务，如何全面领导政府工作。通过和毛、周一起参加会议，邓小平得以学习他那代
人中这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此外，作为建立新组织的参与者，邓小平也有机会了解作出重大决定的
理由，思考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大框架，这些经验对于他后来在 1980 年代重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有莫大帮助。
1960 年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不过，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对付列强。从 1952
年到 1955 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也要参与有关外交事务的讨论。而在 1956 年到 1966 年担任总书记期间，
他还要处理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不含非共产党国家），在这个时期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共产党国家。
例如，1956 年 2 月他是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正是在这次会
议上谴责了史太林（Joseph Stalin）。与出席大会的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同志一样，邓小平也未被允许出席赫鲁晓夫做
秘密报告的会议，但第二天他便获准看了讲话稿。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此事不但关系到苏联国内，而且会产生国际影
响，他指派两名翻译连夜译出讲话，但在毛泽东决定如何作出反应之前他谨慎地避免谈论这篇讲话。回到北京后，他把
讲话的内容向毛泽东枣毛也难免史太林受到的很多批评枣做了汇报，由毛泽东决定如何应对。[1-28]邓小平很快就意
识到，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将殃及那些和史太林一起工作的人，削弱苏共的权威。
在实现了农业手工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之后，中共于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
1945 年内战前夕确定党的任务的七大之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党代会。大会作了全面而周密的准备，为这个负有统治一
个大国责任的政党提供了远景规划：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已经完成，五年计划已在实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
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希望，党今后能够集中力量使工作步入正轨，推动经济的有序发展。[1-29]
邓小平在八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提拔为总书记；作为政治局常委，他是党的六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之后）。他在 1954 年担任的秘书长一职有党内管家的性质，这使他能够深入参与所
有重大决策过程。但是 1956 年当上总书记枣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文革之前枣以后，他成了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领
导。他既要抓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还要同各省的领导打交道。在毛泽东的全面领导下，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为
政治局常委提供工作指导，由政治局作出决定，然后交邓小平执行。
当邓小平在 1957 年 11 月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邓小平有理有据地严辞反驳了苏共的大理论家苏斯洛夫
（Mikhail Suslov），令毛泽东大为激赏，会议结束时他指着邓小平说：「看见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有见识，前程远
大。」[1-30]
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认为他是领导层中最有前途的成员」。[1-31]
从 1957 年春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鼓舞下畅所欲言，批评
的严重程度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资本家虽然已被消灭，但他们还是脱不掉自己的阶级
本性。毛泽东在 1957 年夏发动「反右运动」，羞辱所有那些严厉批评中共的人。毛泽东带头整了大约 55 万名知识分
子，把他们划为右派，并吩咐邓小平具体操办这场运动。邓小平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党的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
意见，不要打击报复。可是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地批评那些任劳任怨的干部让他感到恼怒。
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力挺毛泽东，维护党的权威，打击敢言的知识分子。这些打击迫害以及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直
让中国的知识精英耿耿于怀。
反右运动毁掉了中国大批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远了中共。本来有可能阻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批评
者变得噤若寒蝉。毛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大跃进，要以蛮干的方式在短短几年内彻底改造中国的经济和社
会。大跃进开始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时征求身边干部的意见，很多忠实于毛的人也变得沉
默不语。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
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邓小平很清楚大跃进时的毛泽东
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此外，他和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作出的决策往
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作
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走入歧途的大跃进在全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饥荒很快就蔓延开来。农民被组织成公社后，公社使更多的农民
参加草率上马的建设项目，或在田间干活；但是看到不干活的人跟别人吃得一样好，这让他们失去了劳动热情，结果导
致严重减产，很多食堂也断了炊。
另一个问题是对环境的破坏。由于鼓励各地建「土高炉」，人们四处砍伐山林充当燃料，炼出不合格的金属。大
型新建工程用光了水泥，使计划更周全的项目无水泥可用；各地党委书记在压力之下，罔顾现实作出粮食生产的承诺，
来年只好动用库存兑现承诺，而不顾当地百姓正在忍饥挨饿。虽然难以估算在最糟糕的三年枣从 1959 年到 1961 年
枣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但按大陆官方统计，估计有 1,600 万到 1,700 万人死于非正常原因，外国分析家的估计则高
达 4,500 万。[1-32]
1959 年以前，邓小平在贯彻毛的大跃进计划时一直是个听话的干部。但是当乌托邦式试验的灾难性后果显露出
来时，他却承担着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他要掩盖乱局，向党的地方干部发出指示，让他们想方设法度过难关。在邓小平
每天的日程上，晚上一般是和家人休闲的时间，然而在大跃进的混乱时期他却无暇休息。大跃进进行了一年后的 1959
年夏天，邓小平在玩桌球时不慎滑倒摔断了腿，医生的诊断是他几个月内难以恢复工作；有些知情人认为，邓小平这是
有意避开会议，因为他知道自己会被要求支持毛泽东继续搞大跃进，他要避免陷入这种处境。
病假开始时，邓小平的观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1-33]几个月后邓小平重新工作，他继续听从毛的命令，表达对毛
的忠心。但是大跃进的灾难拉大了不可救药的浪漫幻想家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距离。邓小平仍在贯彻毛的指示，但他
扩大了自己的回旋余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毛泽东唯命是从了。从 1960 年到 1961 年，邓小平积极参与了对工业、农
业、教育和其他部门的务实的调整，以缓和大跃进的极端做法。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批评这些措施，但他后来发牢骚说，
他讲话时邓小平坐在房间最后面，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他抱怨手下的干部把他当成已经作古的人，虽然敬着他，却把他
的话当耳边风。
虽然在国内问题上革命浪漫派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裂痕在 1960 年代初日益加剧，但毛泽东仍全力支持邓小平
主持中苏论战。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分别于 1960 年 8 月和 10 月至 11 月两次前往苏联，为中国在共产主义运动
中争取更大的自由。他还主持了中共「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写作。1963 年 7 月，毛泽东对邓小平与苏斯洛夫的交
锋枣这次激烈交锋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枣大为欣赏，乃至亲自前往北京机场迎接邓小平回国，给邓小平以殊荣。
确实，中苏论战中毛对邓的信任使两人的关系依然牢固，尽管他们在国内政策上存在分歧。[1-34]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在一次政变中被他的同事赶下台。毛泽东本来就对那些不对他言听计从的部下感到不
放心，这一事件后更多地谈到接班人问题，也越发坚定地要求对他个人的彻底效忠。1965 年 2 月，毛泽东让妻子江青
引发批评，说党的干部没有完全拥护毛的革命路线，并在 1966 年 5 月中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亲自带头批判「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看来，「走资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没有完全服从他领导的人。他动员红卫兵和造反
派批斗当权派，在高级干部中巧施离间计，同时依靠林彪控制军队，将一大批老干部整下台，让他们下放劳动接受再教
育。
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泽东怒气冲天。例如，刘少奇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指责毛泽东要为大跃进的失败
负责，并且拒绝为自己当初的支持承担全部责任。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决心把他除掉。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后继续和
刘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快。因此当 1966 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1-35]
毛泽东的攻击猛烈且具有报复性。从 1966 年底开始的批判日复一日地持续了数月，报纸广播对刘邓的批判铺天
盖地。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和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却与家人天各一方，病中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疗，在软禁中死于开
封；他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1967 年，毛泽东把邓小平夫妻软禁在中南海（紧邻天安门，是党的高层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
被赶走以后，他们便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不知孩子们的下落。他们把时间用于读报、看书和听广播，每天打扫门
前的道路。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整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
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必需品。毛泽东既要在邓小平的个人效忠问题上给他点教训，也为日后重新启
用他留有余地。
邓小平的子女却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他们受到红卫兵的批斗，被迫交代父亲的罪行。大女儿邓林在艺术学院受
到批斗，在北京大学念物理的长子邓朴方也在校内受到迫害。1967 年，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邓榕和邓质方（和邓小平
的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赶到北京拥挤的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红卫兵经常不事先通知就闯入家门，强迫他们低头
弯腰站着，搜罗有关其父罪行的材料，向他们大声喝斥，在他们的墙上贴大字报，有时还摔东西。后来，三姐妹和邓质
方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
1968 年，成立了一个调查邓小平「罪行」的「专案组」。他们向认识邓小平的人提问，调查他脱离红七军、与
被毛泽东批判的彭德怀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等罪行。作为调查的一部分，邓小平写了一份自己八岁以后的履历，一一罗列
出他的全部个人交往。幸运的是，他早就养成了不留任何字迹的习惯，而他的工作也从未使他与国民党官员有过密切接
触。在 1969 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江青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被毛泽东拒绝。毛继续保护邓小平，以防他受到
激进派的攻击。
1969 年 3 月第一次中苏边境冲突后，10 月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级干部疏散到地方去，以便苏联一旦
入侵时他们可以在当地组织抵抗。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广东，叶剑英去了湖南，聂荣臻和陈毅去了河南，陈云、王震和
邓小平分别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事实上，他们下放农村后，并没有在组织地方作抵抗准备中发挥任何作用。一些敏锐
的北京观察家认为，是林彪害怕潜在的对手，而以苏联进攻的危险为藉口说服了毛，把可能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北京高
干流放到外地。确实，1971 年林彪坠机身亡后，这些领导人纷纷获准从地方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也是由于体制的深层缺陷枣是它造就了毛
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 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于建设新政权和社会
主义制度。当他动身去江西时，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此时，他已经在最高层积累了有关党政军各方
面工作的不同寻常的深厚经验，熟知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这构成了他反思中国如何进行改革的基础。
[1-1]邓小平出生时，牌坊村这个小村落叫「姚坪里」，属于更大的行政村望溪乡。后来它们分别改
为「牌坊村」和「协兴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下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904 年 8 月 22 日，页 1。
[1-2]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毛毛）在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中，记述了她的家庭背景。这部分内容也利用了我对广安县的两次访问，其中一次去过邓小平的家和当地
的博物馆；还有与当地历史学家和邓榕的交谈，时间为 2002 年至 2006 年。
[1-3]《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15 年，页 5。
[1-4]同上，1919 年 11 月 17-18 日，页 7。
[1-5]Geneviève Barman and Nicole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aises de Deng
Xiaoping,"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o. 20 (October-December 1988): 19; 《邓小
平年谱（1904-1974）》，1920 年 10 月 19 日，页 10。邓榕也讲述过父亲在法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见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pp. 58-79。
[1-6]《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1 年 1 月 12 日，页 11。
[1-7]《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1 年 4 月 2 日，页 12。
[1-8]《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3 年 2 月 17-19 日，页 17。
[1-9]《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3 年 3 月 7 日，页 17-18。
[1-10]《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3 年 6 月 11 日，页 18；1924 年 2 月 1 日，页 19。
[1-11]《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4 年 7 月 13-15 日，16 日，页 19。
[1-12]Marilyn Levine, The Guomindang in Europe: A Sourcebook of Documents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90-93; Barman and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0; interviews with Marilyn Levine, n.d.
[1-13]Barman and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4.
[1-14]关于中国学生在法国的生活和活动的记述，见 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Genevieve Barman and Nicole Dulioust, "The Communists in the Work and 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Republican China 13, no. 2 (April 1988): 24-39;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1-15]Alexander V. Pantsov and Daria Alexandrovna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Lessons from Bolshevism," trans. Steven I. Levine, 译稿现存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Pantsov 和 Spuchnik 可以看到有关留苏中国学生的全部苏共档
案。另见对 Alexander Pantsov 的访谈，无日期。
[1-16]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1-17]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2.
[1-18]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1.
[1-19]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1-20]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1-21]Teng Hxiao Ping [Deng Xiaoping],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Taihang
Region," in Stuart Gelder,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46), p. 201.
[1-22]作者对太行山区党史专家的采访，无日期。
[1-23]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1-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邓小平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页
1。
[1-25]对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见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6]《邓小平年谱（1904-1974）》，页 1065。
[1-27]《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53 年 9 月 16 日，页 1133。
[1-28]Vladislav M. 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52-162; Jian Chen, "Deng
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 Split: A
Rejoind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62-182.
[1-29]关于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各项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55
年 8 月 17 日，页 1249-1250；1955 年 10 月 14 日，页 1261；1956 年 2 月 6 日，页 1272；1956
年 8 月 10 日-9 月 28 日，页 1303-1318。大会文件见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pp. 1-390.
[1-30]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53.
[1-31]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81.
[1-32]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Frank Dik?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2010);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上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1-33]对邓榕的访谈，2002-2006 年。
[1-34]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 pp. 152-162; Chen,
"Deng 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
Split," pp. 162-182.
[1-35]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