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先搞好民用经济的责任。杨得志承认：「广大官兵 希望迅速改变我们的经济、军事技术和装备落后的状况 这种感
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 国防现代化迅速取得很大进步是不可能的。」[18-58] 曾短暂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耿飙和 1982
年被邓小平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张爱萍（1975 年后一直主管军事科技工作）也得向不满的军队干部解释邓小平的战略。
张爱萍在 1983 年 3 月说得直截了当：「军队要考虑其他部门的需要 把预算严格控制在有限的资金所能允许的范围以
内。」[18-59]
因此，整个 1980 年代中国政府一直在减少军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尽管中国的数据不完整——因为它不包括军
事工业的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但根据官方数字，军费开支从 1979 年开始改革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6%不断下降到
1991 年的 1.4%。[18-60] 1980 年代，中国购买外国武器的花费只及越南的六分之一、台湾的一半，但中国的人口却分
别是越南的 20 倍和台湾的 50 倍。[18-61] 此外，考虑到 1980 至 1989 年的通货膨胀为 100%，美国分析家估计这十年
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增加了 30%，但军队可以使用的资金其实是下降了的。[18-62]
邓小平的军队领导班子
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不断说「党指挥枪」，但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清楚，在关键的权力斗争中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忠诚
至关重要。因此邓小平既要通过正式制度控制军队，也要抓个人控制。他对自己未被任命为总理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
但他认为在制度上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十分重要。1980 年 12 月华国锋靠边站后，邓小平成了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
位使他对军队事务掌握着无可挑战的控制权。1987 年邓小平放弃了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一直保留着中央
军委主席一职，直到 1989 年秋天才把它转交给江泽民。
邓小平选拔党政官员时任人唯贤，不管他们的来历、亲疏或是由什么人推荐。对军队高级职务他也是选贤任能，
但个人忠诚也同样重要。军队中最可靠的人际关系是内战时在同一野战军服役的战友关系。就像林彪用了很多四野的人
担任军队最高职务一样，当邓小平在 1980 年能为各军兵种任命自己的班子时，11 个大军区中有 5 个司令员是他在二
野的同志，包括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18-63]邓小平在担任最高军事首长期间一直依靠自己过去的部下。
1980 年代后期的中央军委六名非文职成员中有一半是二野的人，包括国防部长秦基伟和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另外三
个位置中三野和四野各有一人。[18-64] 邓小平在 1988 年授衔的 17 名将军中有 10 人来自二野。
担任军队关键职位的，即便不来自二野，也是对邓小平抱有个人忠诚的人。华国锋正式卸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1980 年 12 月）后，邓小平任命杨尚昆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也是四川人，比邓小平小三岁，1956 年到
1966 年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与邓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长久以来达成的信任使他与邓交往自如。
杨尚昆在 1982 年 9 月被提拔为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他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实际上成了邓小平在中
央军委的代言人，他代表邓小平的观点，向邓小平汇报军委其他成员的看法。邓小平相信杨尚昆能管好军队，这使他得
以脱身去处理其他问题。
1980 年 2 月，邓小平完成权力过渡、任命了自己的人以后，遂辞去总参谋长职位，将军队的日常工作交给了杨
得志。杨得志在攻打越南时曾指挥昆明军区的军队，对邓小平忠心耿耿。1982 年邓小平任命张爱萍担任国防部长；由
于林彪坠机后国防部长一职的权力被削弱，又任命张担任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5 年张爱萍在邓小平手下工作时曾
经卓有成效地搞过军事科技计划。他对高技术武器研发的战略意识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使他成为为中国军队遴选重要项
目、为高技术研发打基础的最佳人选。
扩大国防战略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国防战略，严重依赖于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人民战争」和核武器。「人民战争」
是指动员地方民众骚扰和消耗装备更精良的入侵之敌，这在抗战时期曾被有效地用于对付日本的长期占领。它也使苏联
在 1969 年进攻中国时不敢长期占领，而且确实仍是让苏联不敢再发动进攻的一种有效方式，从而使苏联进攻的可能性
变得更低。由于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不能指望在所有领域实现军事现代化，所以他把资源集中用于他认为最关
键的领域：导弹和核武器（中国于 1964 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7 年试爆第一颗氢弹）。[18-65]毛给自己的继承人留
下了一个不大的核武器库，它在数量和技术质量上都无法与美国或苏联相比；还有一些中程导弹和卫星技术（中国在
1970 年发射了第一颗卫星）。[18-66] 导弹、卫星和潜艇的研究在文革期间普遍受到保护。[18-67]尽管如此，中国的军事技
术在文革时期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大大落后于互不示弱而有巨大军事投入的美国和苏联。
邓小平上台时，苏联在远端战机和导弹上取得的进步，使毛泽东从边境迁往内地的「三线」工业顿显其防御能力
不堪一击。但和过去的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相信即使敌人拥有占优势的军事技术，「人民战争」和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降
低中国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也要针对苏联的技术进步作出调整。[18-68]邓指示中国军队要作好准备，打一场「现
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这一概念由淮海战役的功臣、后来领导研发先进武器的粟裕于 1977 年提出。在 1980 年秋
天的一次会议上，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地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
为积极的防御。[18-69] 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在 1981 年 6 月比较具体地阐述了「现代条件」的含义。在受到全面军事入
侵的情况下，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要用人民战争去消耗敌人。但是宋时轮说，还要有另外一些对策，因为中国不能放
弃城市，也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长的供应线、对工业基地的保护、陆军和空军等多兵种的协作、更强的专业化。因此，
（ 1）解放军要用阵地战阻击敌人，使其无法深入中国腹地；（2）不但要以步兵，而且要用包括空军在内的多兵种对抗
敌人；（3）要准备保护战场之外漫长的后勤补给线；（4）军队应当放弃毛泽东时代由政委承担的政治工作，把这些工
作移交地方，军队只集中精力完成军事任务。这些分析并不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但是他支持解放军为了适应这些「现代
条件」，而对现有指导思想、体制、训练和徵兵方案进行调整的努力。[18-70]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没有参加美国与苏联的专家投入大量精力开展的那些关于如何阻止核战争的复杂讨论和计
算。但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赴国外攻读西方战略思想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陆续回国，开始向国内介绍这些更加深奥的
新知识。自从发展出核武器以后，中国一直在计划获得二次打击能力。随着新知识的引入，现在他们拓宽了思路。中国
不再只强调「人民战争」和核打击，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
[18-71]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儿继承下来一支海军，它规模很小，而且已经完全过时。1975 年邓在毛手下主政时，苏振华
领导的海军提出过一个新的发展计划。1978 年之后，由于对外贸易尤其是石油、无烟煤、和铁矿石进口的大幅增长，
中国的计划干部开始更加关心保障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中国还开始了在渤海湾和南海扩大海上能源的勘探，这使得
保护有争议海域的勘探成为必需。[18-72]但是当中国开始考虑发展应对这些新挑战的能力时，邓小平却要求有所节制。他
在 1979 年 7 月对海军干部的讲话中，仍对发展海军的计划作了限制，他说，海军的作用是防御性的，旨在保护中国近
海，中国没有任何称霸的野心。[18-73]
甚至在十分优先的军事领域——导弹、卫星和潜艇——重点也仍是放在技术研发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上，只期望
在必要时能够迅速生产更多武器。1980 年中国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开始部署。中国早在 1958 年
就开始了研制核潜艇的工作，1982 年成功试射了第一枚潜基弹道导弹。[18-74]在邓小平时代，这类系统的部署一直以适
度的规模进行。[18-75]
1984 年之后，由于苏联在阿富汗越陷越深，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也让它不堪重负，中央军委正式表达了邓小平本
人早先得出的结论：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很低。邓小平在 1985 年对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总结了他对全球性威胁
的看法，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他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能力发动大战，
但不用担心，它们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18-76]这使邓小平可以继续压低军费开支，把资源用
于发展民用经济。
尽管与超级大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但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担心，随着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小
范围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日本、印度、越南、南韩和欧洲加强了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因此解放军要
把计划和训练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上，与和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相比，中国的军力更适合应付这
一类冲突。大军区经过裁军之后从 11 个减为 7 个，它们要针对边境地理和气候以及潜在对手的性质进行计划和战备。
军队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
军事战略家在制定计划时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所偏爱的速决战。他们仔细研究了其他国家运用这种战略的经验，尤其是
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作战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快速反应可以使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来不及对结果作出反应。[18-77]
邓小平时代结束后，针对李登辉总统 1995 年试图搞台独的举动，此类研发和生产的步伐愈发加快。
精简军队
1980 年 3 月 12 日，邓小平确立领导地位后不久，向中央军委常委说明了他对军队问题的整体看法。他说，军
队面临四个问题：第一，「消肿」；第二，改革体制；第三，训练；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军队要提高战斗力，
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 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
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 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
的是减少干部。」[18-78]
中共领导层早就在考虑为军界和政界的高级干部规定强制性退休年龄，但一直未能建立这种制度。邓小平说：「要
有退休制度 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18-79]退休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干部没有任
期限制，并且他们因为「对革命的贡献」而觉得自己理应享有这样的待遇。虽然所有重要的军事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拍板，
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解释说，就军费而言，「世界各国军费用到人头上的并不
多，主要是用在装备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我们指挥机构的人太多，战斗部队并不多」。
[18-80]实际上，邓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在几乎所有军队干部会议上都会谈到退休问题。
在整个 1980 年代，邓小平继续从事着他在 1975 年开始的工作，让干部制订新的裁员编制表，然后落实政策，
堵上那些精明的干部可能为规避政策而发明出来的漏洞。他鼓励地方单位为军队的退休老干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
工作。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愿让老干部保留他们在军队中享有的很多特权——住房、用车、医疗，甚至优厚的
收入。邓在 1982 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
1985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将解放军裁员 100 万，有人认为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在
冲突中处于劣势。邓小平回答他们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了使部队有效地作战，缩小规模也是必要的。[18-81]但是
他要保留很多召之能战的老兵作为预备役部队。大规模的军队裁员始于 1985 年，到 1988 年基本完成。从 1980 年到
1989 年，地方单位在上级的要求下总共为 154 万名军人提供了地方上的职位。[18-82] 1982 年农村公社制度的终结，使
很多过去能为复员军人提供机会的职位也随之消失。[18-83]为了帮助复员军人就业，邓小平提出由军队提供更多的职业培
训，使军人退役后能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18-84]
为了给复员军人找到就业机会，邓小平提出了特殊培训课程。他在 1980 年 3 月对中央军委常委说：「我建议组
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18-85] 邓小平还继续他在 1975
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其中最顶级的院校是 1985 年 9 月成立的中国国防大学，用于培养有前途的军官。
1980 年 3 月邓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重要讲话中说，「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但是与美国和苏
联军队相比，中国针对高技术战争开展的部队培训计划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18-86]
军工企业的「军转民」
邓小平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时，深知生产大多数军用装备的地方工厂和直接受军队控制的军工企业都是靠政府财
政过日子。这些企业效率低下，无法生产能够与先进的军事大国相媲美的武器装备。因此他关闭了效率低下的工厂，并
对另一些工厂加强监督使其提高效率。
为达到这些目标，邓小平鼓励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生产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邓甚至在三中全会以
前就提出了这种战略，他说，中国应当摆脱严格划分军事与民用产品这种无效率的苏联模式。[18-87]新政策要致力于满足
受到抑制的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为那些原本可能会下岗的人继续提供就业岗位。
这些企业受到的竞争压力反映在大量工厂的关闭上：从 1979 年到 1982 年，接近一半的地方军工企业要么关门，
要么开工率大幅降低。[18-88] 1980 年代后期仍在开工的企业成功地转向了民品生产，尤其是电子消费品，但也生产其他
各种商品，如钢琴、冰箱、洗衣机、婴儿车、猎枪，甚至客机。[18-89]为了使军工企业对市场作出更好的反应，很多企业
获准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营利性公司。[18-90] 1978 年，与军工相关的国营企业生产的军品占其全部产值的 92%，民品只
占 8%；到 1982 年这些工厂生产的军品比重下降到 66%；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又进一步降至 20%。[18-91]
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发展民用经济。例如，邓小平在 1984 年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召
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军用机场可以向社会开放，海军港口可以军民两用。随着新政策的落实，部队单位把食堂变成了餐
馆，招待所改为酒店，供应中心成了商店，军队医院向地方开放，接受平民付费看病。从 1985 年到 1990 年，军队企
业的产值增长了 700%。[18-92]
为单一军工向多样化转变提供机会的另一个领域是农业。军队的国营农场受到鼓励开展多种经营，在市场形成后
把其部分产品在地方食品市场上出售。由于军队占用着数量可观的土地，它们也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和其他政府单位或
企业，甚至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当外国公司寻找设厂地点时，很多部队农场用它们价值不菲的地产作为资本入股，成
立可以得到西方技术的合资企业。[18-93]
军转民的商业活动使部队干部有机会改善单位的住房、医疗和娱乐设施，离退休人员也可以获得住房补助和其他
好处。军事单位赚了钱，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18-94]这些新的收入来源可以使官兵也成为邓小平改革
的受益者。
邓小平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让内地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处于中国腹地的工厂运输
成本太高，几乎不可能让它们变成能够在开放市场上与沿海企业竞争的营利性企业。1978 年时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位
于内地的「三线工厂」，这是当年毛泽东为降低受到外来攻击的威胁而迁过去的。现在中国已经与各国建立了和平的关
系，有些工厂、或至少是工厂的一部分，获准搬回沿海地区，这使它们不但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商业
机会、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方式。[18-95]例如，为军队生产电子产品的内陆工厂在深圳成立分支机构生产收音机、电视机、
计算器以及其他内销和外销的电子消费品，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引入外国技术、打入民用市场，还可以把新技术转移到仍
留在内地的工厂。
在 1978 年，中国的军事技术远比民用技术发达，但是邓小平很关心技术军转民的「溢出」作用，也关心国外发
达的民用技术如何向中国的军事工业「溢入」。例如，邓小平很想学习日本二战后如何迅速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
[18-96]但是他也从日本的经验学到了利用「溢入」效应。1978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他建议中国学习日本在二战后对
造船技术的利用：日本通过生产过程的转型在民用船舶制造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使之后的日本不但能造船，而且能够
为海军建造现代军舰。[18-97]
1982 年中共十二大后，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分，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 1985 年以后有助
于减小军队的规模。例如，大批铁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铁道部和首都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在十年内把深圳从一个小镇变
为大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筑公司，主要就是由过去军队的建筑单位在军转民之后成立的。
在这些变化发生之前，制订科技规划相对容易，然而向国际民用技术开放所导致的复杂性却要求全新的更为广泛
的协调能力。1982 年一个新的机构「国防科工委」成立了，以便为规划民用和军用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全面协调。1986
年又制定了「863 计划」，协调民用和军事先进技术的研发。[18-98]
1980 年代军队运作的商业化是个混乱无序的过程，它对试图控制这一过程的官僚机构而言无异于一场噩梦。但
它最终也带来了邓小平所设想的很多好处。它减少了军队对政府财政的需求，满足了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使企业变得
更有效率，改善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为复员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民用技术的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
被应用于改进军工生产。尽管如此，这仍然仅仅是个开始。虽然邓小平在 1980 年代对国防工业和军企的调整取得了一
定进步，但军企从内陆地区向沿海的转移、克服官僚作风和提升人员水平的过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
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
使命的精神。很多军队领导人对非法敛财的行为及其对爱国主义战斗精神的侵蚀深感担忧。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年之后，
较下层的军事单位收到了禁止参与商业活动的命令；然而较高层的、专业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尽管有很多解放军企
业以失败告终，也有一些在改革开放早年成立的合资企业发展得非常成功，少数企业后来还成了世界级的国际公司。
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1991 年的波斯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看到，外国的军事技术在 1980 年代取得了多大进展、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
后，而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却限制军事预算，将资源转向民用经济。但是，通过把军事冲突的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上，邓小
平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
然而，在 1995 年，当邓的接班人面对李登辉总统可能会宣布台湾独立这一切实的可能时，他们断定这一危险已
足以促使中国必须作好军事准备，不仅要攻打台湾，还要阻止美国在可能的冲突中支持台湾。中国需要阻止美国的军舰、
飞机和军队接近台湾，以增加美国武力干涉的成本。从 1995 年开始，由于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军费
的增加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于中国的能源
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既不是这一过程的启动者，也没有为
他的接班人制订建立现代军队的计划；但是他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
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18-1]作者感谢以下研究中国军事的专家的意见：Kenneth Allen, Dennis Blasko, John Corbett,
Andrew Erickson, David Finklestein, Taylor Fravel, Paul Godwin, Ellis Joffe（已故）, John Lewis,
Nan Li, David Shambaugh, Eden Woon, Larry Wortzel, and Xue Litai。对中国军队的一般介绍可
参 见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2). 对中国战略思想的全面评估见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对 80 年代中国国防的一般介绍见 Paul H. B.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 有关中国军队的一般性着作见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4-165。支绍曾、雷渊深：〈中央军事委员会〉，收入《中
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18-3]SWDXP-2, p. 75.
[1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7 年 8 月 23 日，页 62-69；程中原、
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 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 417-419。
[18-5]《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1977 年 8 月 23 日，页 53-72。
[18-6]见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2).
[18-7]参见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18-8]SWDXP-2, pp. 75-79.
[18-9]SWDXP-2, p. 74.
[18-10]《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1978 年 3 月 20 日，页 95。
[18-11]《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1979 年 1 月 2 日，页 144-145。
[18-12] 这 些 数 字 引 自 Ji You, The Armed Forces of China (London: I. B. Taurus,
1999); http://www.chinatoday.com/arm/index.htm,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10; "The
'Inside Story' on the Reduction in the Size of the PLA," Wen Wei Po (Hong Kong), April 29,
1987; Ellis Joffe, "Radical Reforms Underwa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9, 1985; John D.
Friske, ed., China Facts and Figures Annual, vol. 17 (1993) (Gulf Breeze, 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93), p. 61.
[18-13]Harlan W. Jencks,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 Military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20, no. 10 (October 1980): 965-989. 越南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见 Henry J. 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3), pp. 217-240; Edward C. O'Dowd, 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ocuments on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1979 (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2,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9): 3-100; and Edward C. O'Dowd, 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ocuments on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1979 (I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9): 3-116. 对这场战争的政治视角的比较，可参看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pp. 119-143。
[18-14]Edward C. 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Chinese Cadres and Conscripts in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1978-1981,"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p. 132.
[18-15]邓小平在总结这场战争的讲话中说，他们在筹划战争时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苏联可能的反应；
他们的判断是，苏联介入的可能极低。见〈邓小平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1979 年 3 月
16 日，未公开的讲话，藏于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8-16]John Wilson Lewis and Litai Xue, 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7-133.
[18-17]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
Vietnam,"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 no. 3 (Summer 2010): 3-29.
[18-18]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99, 106-109, 171.
[18-19]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对这场战争的概述见 Edward C. O'Dowd and John
F. Corbett, Jr., "The 1979 Chinese Campaign in Vietnam: Lessons Learned," in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Pen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pp. 353-378.
[18-20]与 Mark Mohr 2007 年 10 月的通信，他当时是国务院官员，也是曼斯菲尔德与邓小平会
谈时除黄华外长和译员冀朝铸之外唯一在场的人。
[18-21]Lewis and Xue, Imagined Enemies, p. 127.
[18-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底、1979 年 1 月 2 日，页 459-460、462-464。
[18-23]Michael Leifer, "Kampuchia, 1979: From Dry Season to Dry Season," Asian
Survey 20, no. 1 (January 1980): 33-41.
[18-24]King Chen, "China's War against Vietnam, 1979: A Military Analysis," occa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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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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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Xiaoming 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A Reassessment," Th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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