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 年 8 月 18 日，一位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作出了严词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
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
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
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位公民是谁？邓小平。[19-1]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
部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当邓小平在 1980 年 8 月说这番话时，东欧的共产党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讲话前一个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
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很多中共领导人最初同情团结工会，认为工人应当有自己的组织，但他们也担心如
果中国工人罢工会发生什么情况。邓小平和胡耀邦试图打消干部们对出现类似混乱的担忧，他们说，中国的领导层不同
于东欧，不必屈服于苏联不得人心的要求。此外，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欢迎。[19-2]但是
邓小平和胡耀邦也非常担心，所以他们决定要降低这类问题在中国发生的风险，他们要扩大自由，使人民有机会对干部
表达合理的意见，努力解决使群众有意见的问题。
邓小平 8 月 18 日的讲话是他对允许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调表态。在讲话中，他对民主作了积极评价。他没有走到
主张实行投票选举或改变中共角色这一步。事实上，他用「资产阶级思想」、「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类
套话批评了西方民主。但是，邓小平将批评的锋芒主要指向了「封建主义」——极左思想的代名词——及其对敢讲话者
的迫害。他主张扩大自由，要求党的领导人倾听批评意见，这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期待，以至多年以后他们仍把这篇讲话
视为希望的灯塔。
讲话过了几周后，波兰的乱局仍在持续，中共上层的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层担心邓小平给了抗议者太多鼓
励，中国的局势也有可能很快像波兰一样失控。邓小平讲话刚刚一个月，胡乔木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希望明
确支持对骚乱作出更坚定的回应。胡乔木的信也反映了陈云的观点，虽然陈云从前当过上海的工会领袖，但他在江西苏
区时就对工人说，现在是无产阶级掌权，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加生产。胡乔木在信中警告说，独立的工会可以使异
见分子团结在一起，造成大麻烦。
胡耀邦较为同情中国独立工人组织的发展，没有给胡乔木答覆。他仍然相信波兰给中国的真正教训是必须加快改
革开放。[19-3] 然而风向已变。10 月 9 日，胡乔木的信发出两周后，中央书记处将此信稍加修改后下发各单位。保守的中
宣部部长王任重指示说，不要再讨论邓小平的 8 月讲话。在 1980 年 12 月 25 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也
变了卦，宣布进行政治改革要慎重。[19-4]
邓小平对 1980 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 1956 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
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
导，就要进行压制。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 1957 年开展无情的反右运动断送了知识分子的拥护，因此他在 1980 年试
图走温和路线，既要限制言论自由，又要让知识分子继续积极支持现代化。
邓小平没有像 1957 年的毛泽东（在邓的帮助下）那样开展全面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但他显然进行了压制。在
1980 年 12 月的讲话中，邓小平没有直接否定自己 8 月的讲话，他继续从正面使用「民主」一词，但他仍旧坚持「民
主集中制」，即党的决定一旦作出，党员就要执行。此外，胡乔木的信下发后，邓小平小心地不再像 8 月那样宽厚，他
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邓并没有放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但只有在断定时机成熟后他才会重提此
事，而这个时机直到 1986 年才到来。
老干部退休
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的讲话中，邓小平还谈到了另一个容易引起分歧的问题：「﹝老同志﹞现在第一位的任务，
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 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19-5]当时还没有关于退休
年龄的规定，很多老干部在找接班人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他们在事业高峰期赶上文革，被革职近十年，因而认为自己为
党的事业作出了个人牺牲，现在终于能让他们发挥渴望已久的作用，但剩下的时间又没有几年了，因此不想放弃权力。
再者，这些老干部也不想放弃官员的特权：住房、带司机的专车、勤务人员、重要会议上的座次和气派的宴会。
此时中共还没有为高级干部建立全面的退休政策。如何处理下级干部的退休事务不是问题：上级干部制定规章，
下面执行就是。麻烦在于如何对待北京的高层领导人。关于需要制定有关退休的一般原则，党的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
但是棘手之处在于细节：中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需要这些老干部训练和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如何处理这几百名老干
部的退休问题？
在 8 月 18 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对他的计划作了说明。成立一个地位很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让老干部担任荣誉
职务，继续享受与职务挂鈎的各种特权。老干部不难看出邓小平是要让他们变得「有名无权」——早在 1975 年 7 月邓
小平就对军队的退休问题提出过类似方案。后来，政治局的老干部确实变成了中顾委的核心成员。
此时，邓小平本人也打算在几年内退休。8 月讲话的几天后，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他是否会辞去副总理职务，
邓小平说：「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 过去 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 ﹝这个﹞制度上的缺陷
在 60 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 所以我们说，老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19-6]
几周以后，邓小平又对老一代不「开明」表示气恼。12 月 25 日，在为筹备六中全会和十一大而召开的一次为期
十天的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说：「中央在最近一年中多次强调，老干部要把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第一位的、庄
严的职责。别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作自我批评，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9-7]
1982 年 2 月中顾委正式成立，邓小平希望其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正式职务。规定中顾委成员要有 40
年的党龄和领导经历，邓小平是第一任主任，有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特权。[19-8] 中顾委的全部 172 名成员保留全薪、
级别和各种待遇，但不再在正式决策部门任职。[19-9]邓小平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释说，之所以成立
中顾委，是因为它的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要的特殊革命经验。
邓小平让老干部有名无权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很多老干部，包括陈云、王震和宋任穷，都成了中顾委委员，
但仍然保留着过去的职务。他们退休后，赵紫阳说，在 1980 年代，他和胡耀邦虽说是总书记，其实只是大秘书，因为
在这十年里实权一直掌握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六人小组」（薄一波、彭真、邓颖超、宋任穷、杨尚昆和王震）
手里。邓小平虽然位高权重，但也没有绝对权力强迫其他所有人退休。事实上，1982 年 3 月，面对来自老干部的压力，
党刊《红旗》杂志宣布，由于党和国家规模之大，让「二三十名老同志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是必要的。[19-10]但
是邓小平确实确立了在这些老革命辞世后将取消中顾委的原则。以后所有的职务也都会有任期限制。中顾委按原定计划
于 1992 年解散，它给了老干部荣誉地位，减少了他们的权力，但并没有使他们完全放弃权力，直到邓小平在 1992 年
完全退休。
《苦恋》和文化限制
胡乔木在 1981 年 7 月请邓小平拍板决定，刚拍摄完成的电影《苦恋》是否可以公映。提请邓小平注意是因为它
的内容很有争议性，而且有可能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影片之一。这部影片根据同名剧本拍摄，电影剧本《苦恋》于 1979
年 9 月刊登在《十月》杂志上，讲述一名艺术家在日本占领时期被迫逃离中国，在海外过了一段好日子后，1949 年决
定回来报效祖国。因为有海外经历，这名艺术家总是受到怀疑与迫害，但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国家。艺术家的女儿打算出
国时，他不愿让她走，失望的女儿对父亲说：「你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两人谈话
后不久，这位艺术家死在逃避红卫兵迫害的路上。在邓小平观看的电影版本中，父亲思考着女儿的问题，在雪中蹒跚而
行，最后倒地而死，他的身体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邓小平看过电影后说，它「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他承认电影拍得不错，
但这只能使它更加危险：「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19-11]邓小平的这个结论，为那些试图
对文革受难文学进行区分的宣传干部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19-12]给整个党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个人不好的可
以放行。
邓小平想制造一种比毛泽东时代更自由的气氛，因此剧本作者白桦尽管受到批判，邓小平仍允许他留在党内。当
时，另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以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写下有关腐败干部的文章，邓小平也允许他保留党籍。甚至
胡乔木这位正统思想的扞卫者也说，中央的文件要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让很多知识分子反感的说法，他的替代
说法是「文学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这扩大了可以接受的作品的范围。[19-13]
但是，描写过去的小说数不胜数，要把可允许的作品和不能允许的作品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分歧依然严重。邓
小平批评《苦恋》十几天后，在中宣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邓力群和胡乔木试图借助邓小平对《苦恋》的评
语，筑起一道抗击批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文学作品的强大防线。但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1950 年代的「文艺沙皇」
周扬却发表了赞成文艺多样化的讲话，讲话令人振奋，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文革期间受过冲击的周扬，如今倡导的
是他 25 年前作为「文艺沙皇」会批判的文学。他在座谈会上问，是让文艺变成死水一潭好呢，还是让它成为滚滚长江
好？他自问自答：当然是滚滚长江好，尽管会带来一点儿泥沙。
与会者对周扬的热烈支持使胡乔木处境难堪，他承认同志们有不同观点。但他坚持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是他本人、邓力群和邓小平在整个 1980 年代用来批评那些他们认为过分迷恋西方自由的领导人的概念——是一
项重要的任务。[19-14]
王震强化对中央党校的控制：1982-1983
中国的年轻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在 1978 年以后感受到了西方吹来的令人振奋的自由之风。但是高层官员对于应该
让民众享有多大自由却存在着内部分歧。他们中间很多人受过政治迫害，谁也不想回到 1949 年之前或文革期间的混乱
状态。在高层官员中，胡耀邦最同情想得到更多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希望有更多灵活性的地方干部，但他不断遭遇保守派
的压力，后者害怕宽松氛围带来的后果。邓小平则是只要认为必要的时候就会加强纪律，但他继续支持胡耀邦，哪怕在
胡受到保守派批评时。
一个重要战场是中央党校。1978 年 12 月以后，作为中央党校实际校长的胡耀邦很少有时间过问那里的事，但
是得到他支持的教员以及他所倡导的党校的自由探索精神，继续滋养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的成长。党校理论部的学者因
在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批评「两个凡是」中发挥的作用而享有盛名。三个声誉正隆的学者——吴
江、孙长江和阮铭，在副校长冯文彬的支持下继续推动言论自由，这让担心党的纪律和原则受到损害的党内老干部深感
不安。去党校讲过课的邓力群向王震和陈云汇报了党校的情况，他们对在宽松气氛中不断增长的对中共的批评尤其不满。
1981 年 8 月中组部派了一批人去党校调查上述三位学者，陈云也给党校培训部主任写信说，黄埔军校培养出了纪律严
明的青年军官，他希望党校也要培养纪律严明的党员干部，而不是鼓励批评中共的人。
1981 年中央党校需要任命新校长时，胡耀邦支持任命项南，他是个思想开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共干部，后来
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一职；陈云则支持任命王震，以对学校的宽松气氛加以限制。[19-15]让王震这样一个对外部世界所知
不多、被看作粗人的人来领导国家最开明的一批学者，这让有求新思想的党员感到愤怒。[19-16]但是邓小平批准了对王震
的任命，于是王震在 1982 年接管了党校。
王震一上任就将冯文彬、阮铭和孙长江撤职。阮铭获准移民美国，他在那里详细地写下了这段经历。[19-17]孙长江
被安排到首都师范大学这所二流学校教书。（有一次，孙长江开玩笑说，他要感谢王震让他去了最小的大学，而没让他
去最大的小学。）[19-18]吴江则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震清除了他认为思想过于宽容的教员后，并没有在党校发挥多少作用。陈云虽然政治上保守，但他也重视教育
水平，让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蒋南翔担任了党校事实上的负责人。蒋南翔既提高了党校的知识水平，也对思想表达
的自由作出了限制。人们普遍认为，对党校教员的整肃和思想路线的转向是对胡耀邦的间接批评，因为正是他首先创造
了更为宽松的气氛。
王震和陈云也支持对中宣部加强控制。陈云说，搞不好经济工作和宣传工作这两件事，党的领导就难以为继。王
震和陈云认为接替胡耀邦中宣部部长职务的王任重是个合格的保守派，可是王并没有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领导人，于是
邓小平在 1982 年 3 月 23 日任命邓力群，取代了王任重。
毛泽东曾在 1975 年支持「四人帮」进行严厉的思想控制，同时让邓小平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与此类似，邓小平
在 1982 年让邓力群抑制对党的批评，同时让胡耀邦继续主持党的工作。[19-19]尽管邓小平并不在意要一丝不苟地坚持意
识形态的正统性，但他决心避免让宽松的环境招致人们发表文章和小说诋毁党的作用。
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
另一个战场针对的是胡耀邦给予地方干部灵活性的做法，这场斗争因陈云在 1983 年 3 月 17 日批评胡耀邦而达
到顶峰。1983 年 1 月赵紫阳出访非洲 11 国，为期一个月，胡耀邦接过了赵紫阳在政府中的部分工作。胡的作风比赵
紫阳随意得多，例如，他知道煤炭短缺后，便跑到矿区鼓励人们尽其所能增加产量。他没有考虑到采煤时可能发生的问
题，比如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也没有预料到私人矿主经常不采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结果发生了许多矿难。在慎重的计
划工作者看来，胡耀邦是个不守纪律的鼓动家，他不充分考虑行动的后果，也不严肃看待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计划。
陈云听到胡耀邦不够尊重经济计划的汇报后很不高兴。他在 3 月 14 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邓小平。[19-20]第二天
邓小平便把胡耀邦、赵紫阳和胡乔木叫来，批评了胡耀邦不严谨的领导方式。[19-21] 1983 年 3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
委和书记处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紫阳没有点胡耀邦的名，但严厉批评了他的活动，认为这干扰了有序的经济管理。胡
耀邦的友人认为赵在 1984 年 5 月写给邓的信里对胡的批评大大超出必要，尽管赵后来对此予以否认。[19-22]
在 3 月 17 日的这次会议上，陈云还谈到了十个问题：
（ 1）1980 年提出调整经济是对的，没有调整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
（ 2）2000 年之前的这个时期要分成两个十年，头十年是打基础，后十年振兴。如果前十年不谨慎，后十年就困
难了；
（ 3）可以利用银行贷款或出售黄金暂时弥补预算赤字，但不能年年出现赤字；
（ 4）必须严肃看待各部委，尤其是综合部门，有关经济形势的意见；
（ 5）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 156 个项目走了弯路是不对的；
（ 6）与李先念协商后在 1973 年至 1974 年购入的黄金储备是必需的，不算多（陈云当年年初作出的购买黄金的
决定被视为一项极为明智的决定，因为此后十年黄金价格暴涨）；
（ 7）国家计委要从各部委和地方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
（ 8）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对财经工作都要管，但重点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 9）对乱上项目、乱用基建投资的现象，必须制止；
（10）中央书记处（当时由胡耀邦领导）对经济问题要研究，但方法要改进，特别要了解综合部门的情况。
仍然支持胡耀邦的邓小平显然对陈云批评胡耀邦感到不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就说，今后由赵紫阳领导的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全面负责经济工作，其他人不要插手。[19-23]
虽然陈云的十点意见都是针对保持对经济的控制提出的，但最后几点也是对胡耀邦的强烈批评，而且是在间接批
评邓小平推动经济过快发展的政策。邓力群未经授权，当天就把陈云的讲话内容透露给了新闻单位。邓小平把邓力群叫
去，批评他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然而危害已经造成：胡耀邦在党内的权威被削弱，有些干部开始怀疑胡在自己的位子
上还能呆多久。[19-24]一些和胡耀邦一起工作并且同样赞成扩大言论自由的干部对邓力群十分气愤。
胡耀邦处境艰难。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处在他们的压力下很难真正控制党组织。他有名义上的权力，也
有邓小平为他撑腰；他仍在主持会议，领导日常工作。但是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北京以外。他去全国各地视察，鼓励当
地干部努力克服现代化的障碍。在胡当政的几年里，他总共走访了 1,703 个县，占全国全部县的 80%以上；走访了全
国 183 个地区中的 173 个。1987 年 1 月被革职之前，他还打算视察余下的 10 个地区。[19-25]
在这段时间里，要避免使陈云和邓小平的严重分歧被他们手下的要员觉察到是不可能的，两人不和的谣言也传到
了香港的媒体。对于自己的得力干将遭到痛批、开展工作的权威被削弱，邓小平不可能感到愉快。[19-26]陈云当初是支持
任命胡耀邦当总书记的，但当他看到胡耀邦更愿意回应邓和邓的政策而不是他本人的，心中自然不悦。但是这两位党的
领导人都知道，公开闹翻会招致外界的强烈攻击，这将毁掉党，因此两人都很节制，不把他们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
反对精神污染及其反响
1983 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论家再一次从哲学角度主张扩大思想自由的范围，令保守派担心共产党的权威受到
了那些不把对党的忠诚视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战。《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 1983 年 1 月写道：「社会主义的人道
主义 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话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
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19-27] 不久后，在 3 月 7 日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的会议上，周扬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干部滥用
权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异化。胡乔木和邓力群试图阻止发表周扬的讲话，但它还是刊登在 3 月 16 日的《人民日
报》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28]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
的根本挑战。在西方观念中，超验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
邓小平没有匆忙终止一切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但他在 1983 年 9 月份决定对宽松的气氛加以限制。他让
胡乔木准备一篇讲话，对他称为「精神污染」的观点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19-29]邓小平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各种问
题，但是他宣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异化」是指工人因为其劳动受到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产生的一种感受，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这种问题。邓小平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攻击中共权威的人。[19-30]
邓力群批评胡耀邦把爱国主义放在共产党之上，但邓小平本人并未区分两者的先后。假如让邓小平表达自己的看
法，他也许会说，在数百年的时间跨度内爱国主义会绵延不绝，但至少近几十年内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共产党，对党的完
全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邓小平说，有些在文革中受过罪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暗中搞秋后算账的活动，有些人充满狂妄的野
心，对这些人必须撤职和开除出党。基本问题是什么？「党的纪律松弛，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
思想工作者要帮助教育人们「正确看待过去，理解当前，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信念」。[19-31]北京的干部知道，
就像陈云在 3 月份的讲话一样，邓小平的讲话也包含着对胡耀邦含蓄的批评，因为胡耀邦一直主张为知识分子扩大自由
的范围。
1983 年 10 月 12 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把批评扩大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邓
小平很不愿意搞政治运动，这会打乱正常工作，让所有可能受到批评的人产生对立情绪，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运动以外
的办法去遏阻「精神污染」。这是邓小平 1978 年上台以来发动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为了避免重蹈过去政治运动极
端化的覆辙，邓小平一开始就警告说：「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
法，决不能重复。」[19-32]
尽管邓小平发出了警告，一些奉命搞运动的干部还是采用了他们所熟知的恐吓式批判。但是也有一些富有同情心
的干部试图淡化批判。当一些局级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反驳「人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同样会存在「异化」的观点时，
农村问题的重要顾问杜润生问他们是否知道「异化」的含义。大多数人承认不太清楚，杜润生对他们说，那么你们怎么
能让农民明白什么是异化？杜润生说，在农村搞这种批判运动是很荒谬的。万里也认为不应当在农村搞这种运动。赵紫
阳说，不要让运动干扰经济。方毅则认为不应让运动干扰科技领域的工作。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
在军队中开展这场运动。这些干部成功限制了运动的范围。邓小平既觉得有必要限制对党的批评，又知道对政治运动存
在着普遍反感，他想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因此没出一个月他便让这场运动偃旗息鼓了。1984 年 1 月 3 日，胡乔木
在一篇长文中对异化作出权威阐述，基本上结束了这场运动，但此文也为言论自由设定了界线。[19-33]
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邓力群要对这场运动负责。结果是他退居守势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被批评为又一次反右运
动的始作俑者。[19-34]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以及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批评邓力群把这场运动搞得
超出了邓小平的本意。邓力群明确表示，发动政治运动的人是邓小平。他拒绝保护上级领导的行为并未被迅速遗忘：15
年后给邓小平开追悼会时，邓朴方明确表示不欢迎邓力群参加。在敢言的知识分子的压力下，胡乔木后来甚至承认反精
神污染运动是一个错误。其实邓力群也认识到反精神污染的斗争没有达到目标，他在 1984 年 3 月 14 日对胡乔木说，
「反对精神污染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19-35]
为了让那些被已经终止的运动灼伤的知识分子放下包袱，从 1984 年到 1985 年邓小平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因坚定的信念与勇气而受到很多知识分子敬佩的王若水得以继续撰写人道主义的文章，甚至在 1984 年 1 月受到批评后，
他仍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直到 1987 年夏他才被开除出党。
邓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宽容态度使作家们受到鼓舞，他们再次信心大增。1984 年 12 月 29 日至 1985
年 1 月 5 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竟然敢不邀请胡乔木和当时仍是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到会。
胡启立在会上发表讲话，照本宣科地表达了党要限制言论自由的观点，但他到会的事实本身就给了与会者一定信心。不
出预料，胡耀邦与会、加之会议没有制止直言不讳的批评让保守派感到愤怒。大胆的作家们选出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评
过的、1930 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说家巴金担任作协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过去的右派、也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
敢言的批评者之一刘宾雁当选副主席。刘宾雁利用这次会议批评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攻击过他的人。
夏衍在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宣称，这次大会堪称作家们的遵义会议。就像毛泽东在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
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一样，中国作家在这次会议上摆脱束缚，宣告了自身的独立。[19-36]这类言论激怒了保守派。出席会
议的很多人都是党员，但李先念从他的女婿、与会的部队作家刘亚洲那儿了解到会议情况后，把它斥为一次反党会议。
胡乔木和邓力群也被作家们的叛逆精神所激怒。邓力群称之为一次「群魔乱舞」的会议。1985 年 1 月 2 日会议仍在召
开时，得知会议进展的邓小平把胡耀邦叫去作了一次私下谈话，要求他对这些风气加以控制。[19-37]
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放肆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于宽宏大
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使邓小平显得像是一个专横的、过分严厉的专制主义者。[19-38]
同时，为了让保守派和知识分子取得一定共识，胡乔木协助胡耀邦起草了一篇发言稿（〈关于党的新闻工作〉），
由后者在 1985 年 2 月 8 日中央书记处的报刊工作会议上发言。[19-39]这篇讲话稿的基调是保守的，但胡乔木试图在保守
派和知识分子之间取得平衡。胡乔木写道，既要反对精神污染，又要避免使用或尽量少用「精神污染」这种说法。[19-40]
据说邓小平对胡乔木改变调子，及其在限制对中共权威的挑战方面作出让步也感到不满。[19-41]
在这种更加自由的气氛中，30 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于 1985 年 3 月发表了〈第二种忠诚〉
一文。他在文中对两种党员作了对比，一种党员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另一种党员具有良知、献身于党的理想。刘宾雁
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那些曾经为是否执行党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政策而受到内心煎熬的人，对试图摆脱中共的、富于
理想的青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贯坚信党的纪律至关重要的邓小平认为刘宾雁的观点是在挑战党的领导，结果，刘宾
雁在 1987 年被开除出党。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喜好报复的人。他在 1988 年允许刘宾雁和王若水出
国。同时，邓小平也完全知道邓力群的所作所为让知识分子离心离德的程度，于 1985 年 7 月撤去了邓力群的中宣部部
长一职，取代他的是当时在家乡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朱厚泽。[19-42]
朱厚泽不能完全控制中宣部，因为那里仍有许多保守派，但是他的任职对于追求更多自由的人来说是一次重大胜
利。熟悉中宣部的干部说，谁当了中宣部部长谁就会变得保守，因为他的职责是维护党的正统思想——但只有朱厚泽是
个例外，他宣布了新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这让希望表达不同意见的党员为之一振。
朱厚泽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都挨过整，但由于他在领导贵州这个落后省份上取得的成就，被选定为有前途的省
级领导人。1978 年中央党校重新开学后他参加了第二届为期一年的培训班，而当时领导中央党校的人正是胡耀邦（朱
在党校的同学之一，是 2002 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朱厚泽到北京上任后，支持思想开放的、有创造性的
著名作家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19-43]邓力群等保守派理论家认为，朱厚泽允许方励之、王若望和王若水等人享有更多自
由，会让事情变得更糟。[19-44]他们担心这终将导致混乱。朱厚泽的做法让大胆敢言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却让邓力群及
其支持者心灰意冷。
邓小平继续做着一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既要坚持党的纪律，又不彻底疏远知识分子。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
至 23 日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作了比较。[19-45]他说，通过保
留土地公有制和企业国有制，中国能够「消除资本主义 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19-46]但是他仍然试图阻止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批判。他说：
「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
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19-47]
准备交接班：1985
1985 年到来之前，邓小平为了解决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的上层交接班问题，提议在 1985 年召开党的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这比规定的时间 1987 年提前了两年。由于其他人强烈反对更改党代会的正常会期，邓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3 日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布重要的人事退休与潜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会议的共有 992
名干部，规模几乎和党代会一样大。[19-48]
由于会议没有选举中央委员的正式权力，因此在 9 月 16 日，即代表会议开幕
之前召开了中央四中全会以接受辞职，又在代表会议闭幕后的 9 月 24 日召开五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任命。没有人公开讨
论过邓小平的交接班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四个月前的 5 月 10 日胡耀邦接受陆铿——过去的右派、香港半月刊《百姓》
的副主编——采访时，就已经有各种传闻了。
采访刊登出来后，邓小平让乔石转达了他对胡耀邦的不快。他对乔石说，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明的领
导人。[19-49]此外，当陆铿问胡耀邦「邓小平为何不在自己身体尚好时就把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你」时，胡耀邦没有断
然否认他想从邓小平手中接过这一可以使他成为第三代领导人的关键职务，而是回答说，邓小平一句话就能解决军队的
问题，我得说五句。[19-50]
邓小平虽然让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虑退休，但他不想让别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调行事。他知道胡耀邦过
于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虑全盘计划的平衡，因此已经失去陈云等保守派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胡耀邦以他的宽容大度
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人心，却把限制知识分子的任务留给别人去做。胡耀邦的对手私下蔑称其为「蟋蟀」——「瘦小，机
灵，总是上窜下跳」。[19-51]胡耀邦的支持者以为，胡耀邦可能确实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了，只是他
没接受罢了。[19-52] 邓小平后来对杨尚昆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这个错误就是看错了胡耀邦。」[19-53]
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没有明确讨论接班问题，但在很多与会者看来，邓小平当时已经决定让比他年轻 15 岁（而胡
比邓年轻 11 岁）的赵紫阳作为主要候选人。赵紫阳在城市经济改革上成绩斐然，而且他不疏远保守派领导人，具备领
导人的气质。邓小平很少公开表扬哪一个干部，但是他在会议期间接见几位作家时公开表扬了赵紫阳，还特别提到他拥
护四项基本原则。[19-54]
在代表会议之前的四中全会上，总共有 64 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老干部宣布退休，约占全部委员的五分
之一，其中包括 9 名政治局委员。这 64 人中有 61 人都过了 67 岁。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由于没有提名其
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 6 人减为 5 人，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有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
在选拔新的高级官员时，主要的考虑一是年龄，二是教育程度。由政治局和书记处操办的选拔过程十分慎重，从
1985 年 5 月份开始持续了数月。在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 64 名委员中 76%有大学文凭，平均年龄 50 出头。政治局实
际上以那些老干部的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追随者取代了他们本人：姚依林与陈云关系密切，胡启立跟胡耀邦关系很
好，田纪云是赵紫阳的人，乔石是彭真的人，李鹏则是邓颖超的养子。[19-55]
在这些较年轻的新高干中，58 岁的李鹏和 57 岁的胡启立，被视为总理和总书记的潜在人选。水利工程专业出身
的李鹏确实在 1987 年 11 月当上了代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理并且一直干到 1998 年 3 月。胡启立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
系，1980 至 1982 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后回到北京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会讲英语，眼界开阔。
[19-56]他于 1951 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当了五年共青团书记，1977 年清华大学恢复教学后他成为校党委副书记。
在当选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中，还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 1985 年后能够出席政治局会议，只要党认为他们
有前途，不犯大错误，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职位。
邓小平要求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和其他新领导人学习老干部们建设党、团结国家、至今仍在为
四化努力工作的精神。他要求他们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公私分明，学好马列，研究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19-57]
事实上这些新的领导人成了老干部的学徒，他们会受到培养和考验，以便将来担任更高的职务。
这一次的大输家是邓力群，知识分子都把反精神污染运动归罪于他（虽然有人认为邓小平才是始作俑者）。党的
